第一篇：中国官僚主义的缩影——苏联官僚体制
政法学院
刘常友
2009214392
中国官僚体制的缩影——苏联官僚体制
中国现行的官僚制度与当年苏联的官僚制度是何其相似。当看到关于苏联官僚制度的文章时，隐约能看到中国官僚的现行。在八十年代，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变革当中，中国选择了经济改革，选择改革中的软柿子，并取得成功，苏联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导致自乱阵脚，走向消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善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中国将获得更加长久的安定与繁荣，否则矛盾不知何时会转成解决矛盾最终行动。下面将大篇幅的介绍苏联的官僚制度，处于中国国情的人，也将在其中看到很多的现行状况。
从政治方面看，苏联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偶然因素与苏联长期存在并生长的官僚体制这一必然因素有关。
一、苏联官僚体制的形成官僚主义是指贪图富贵，脱离民众，铺张浪费等等贬义词。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有两种社会组织态度：官僚的和民主的。第一种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第二种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一种态度代表党和国家官僚阶层的利益，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社会主义为幌子，为自己牟取利益。第二种则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为人民服务。
列宁当政时，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但是斯大林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完全公开性和一切职位经过选举的两个必要条件均被抛弃。在30~40年代，极权制度的具体表现为对意识形态进行统治和垄断、社会生活国家化及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党制，实行三权合一的国家体制，实行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机制。自此列宁的民主模式演变成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模式，初步形成了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套政治阻碍机制，伴随其后苏联历史直至解体。
实际上列宁的民主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倾向，当政权一旦稳定，就倾向于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套权力机构，政策由上层制定，下面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一模式逐渐从政党中扩展到整个社会。这些官僚阶层完全依附于上一级管理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形成了苏联特有的管理体制。
二、苏联官僚体制的顽固发展
斯大林模式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甚至强大到改变斯大林模式也变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但是斯大林模式在以后的的实践中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的权力。这就严重阻碍了政府的视野，使他变成了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极力批判斯大林，并对官僚机构的臃肿和腐败有一定认识，精简苏联的政府机构，但是到执政后期，官僚机构再次膨胀，官僚主义生命力强大，仅仅是起到了某种冲击和修补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官僚机构并没有继续改革，反而倒回到斯大林时期的形式，实行干部领导任命制和终身制。这使领导干部老化，不正之风盛行，官僚体制得以更加顽固的发展。
苏联官僚体制是苏联政治体制严重变形的表现之一。一方面，权力代表机构从 属于权力执行机构，权力执行机构发生了官僚化，致使整个国家系统都在官僚主义的阴暗中;另一方面党与国家相对应，一党执政，党的等级制及国家的等级制，形成了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专制制度。滥用权力，虚假道德成了党的官僚制度典型特征。苏共党内实行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官僚体制——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限制公民的自由，政治经济都是有上层决定，决策是少数处在核心的高级官员决定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出发，但是受到官僚体制的制约，从而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而这正是官僚体制所不能容忍的。改革遭到官僚体制的抵制，并加以利用，蚕食公共财务，把社会主义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中国现正处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关键时刻，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政府人员腐败层出不穷，体制使无商不与官府勾搭，优秀科研人员看到中国大学的官僚化，叹息而跑到海外等等，官僚主义压制社会发展潜力。当这种官僚体制自身受到威胁，就会进行反抗，产生“森林效应”。官僚体制改革形成决议，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官僚主义的层层行政机构消耗殆尽。现实中中国政府上层制定的决策，往往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偏离预先制定的目标。某些官僚把自己的家属搬到国外，自己却在不断的开凿中国共产党这个船，这个船的破与不破对其影响不大，船在他们可以继续挖，沉了就到国外，未来拿着钱回到中国还是华侨受到尊重。也怨不得“凿船人”，制度设计中存在漏洞，在任何个人面前放个肉，只有极少数人会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坚守个人操守，而不去拿此肉，这种先拿肉，不出意外不断拿，秋后算账的事情大多都愿意做。但是想对中国官僚制度进行改革，又会受到已有官僚的反对，不改革则直至消亡。另外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符合党内官僚的利益，因为决定党的领导班子及其政策的，不是党本身，更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已在政权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官僚。
解决这种官僚体制，需要强硬人物的出现例如邓小平，并且改革应具有连续性。苏联有勃列日涅夫的倒退，也有戈尔巴乔夫仓促改革而导致的党内混乱，直至苏联解体。所以官僚体制的改革应循序渐进的进行，其反抗力量强大，所以不可一次性解决，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打头阵，改革中保持国内稳定，以后的领导人逐步进行改革。我们敬爱的朱镕基总理，曾进行过精简机构的努力，在打击官僚腐败方面，也做过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并被我们永远敬爱。但是机构改革就像弹簧一样，又会膨胀起来。希望即将上任的李克强总理，能够做些努力，对我们现行的官僚体制进行改革，让共产党这个“船”充满活力，带着中国人民航向美好的未来。
第二篇：官僚体制读后感
《官僚体制》读后感
米塞斯一生都在坚定地捍卫自由市场原则，因为他相信，正是自由市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文明，使人类、尤其是普通大众第一次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富裕的生活。事实上，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是唯一能够正常运转的组织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官僚体制》一书写于1944年，当时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却普遍激烈的反对自由市场，而急切地希望以全面的计划取代市场，而这必然导致官僚制的大幅度扩张。米塞斯指出，在人类社会框架内处理各种事物，亦即人们之间的和平的合作，存在着两种方式，其一是官僚体制的管理，其二是利润管理。
在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不存在利润管理的问题，只能用官僚的管理。官僚体制本身不好也不坏。它是一种管理手段，可以被用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有一个领域，即政府机构的管理官僚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警察局不能按盈利企业的活动所采用的方式运行。面包房只为范围明确的一部分人——它的消费者——服务，把它烤制的面包卖给他们。面包房的消费者掏腰包，为面包房的生意提供了社会正当性——盈利能力。警察局不能出售它的“产品”，它的成就不管多有价值，甚至必不可少，然而它没有市场价格，所以也无法与它所造成的开支进行比较。
今天的许多人视为罪恶的东西，并不是官僚体制，而是官僚管理领域的扩张。这种扩张，是日益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经济社会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精神这一内在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当时的时代特点是政府对工商业和许多公民事物的干预范围扩大。这导致了利润管理被官僚管理所取代。在民主制度下，官僚管理意味着严格遵守法律和预算的管理。应当为公共福利做些什么，应当如何使用公共资金，不能去询问行政人员和法官。这是享有主权的人民及其代表的任务。法院、各行正分支机构和陆海军，屡行着法律和预算要求它们履行的职责。决策者不是他们，而是主权者。官僚管理是一种运用于行政事务的手段，是对无法用经济预算进行监督的事务的管理。
官僚管理是必须服从上级机构制定的细致的规则和条例的管理。官僚的任务，就是履行这些规则和条例命令他做的事情。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做出决定的权力，受到这些规则和条例的严格限制。官僚的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服从规则和条例，这样必然会导致官僚机构办事效率的低下。官僚管理是一种运用于行政事物的手段，这种行政的结果，不具有市场上的现金价值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也不能用会计方法进行核查，不能进行经济核算。官僚体制对于官员履行职责的表现缺少确定无疑的成败标准，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扼杀了抱负，毁灭了开拓精神和超越最低标准的激励因素。它使官僚只看命令，不在乎实质和真正的成功。这些原因造成了官僚管理的失败。
相比较官僚管理，利润管理更加自由。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决定着谁应当拥有资本和管理工厂。他们决定着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产品的质量。他们的态度决定这企业家的盈亏。怀着利润动机的企业家，必须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最需要的商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使整个市场活跃起来不受死板的规章制度和条例命令的束缚。
利润管理中的经济核算可以核实利润、核实盈亏，从而使计划或实施的项目是否最适合于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得到反映，激励企业家们寻找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法，使成败的前景变得光明。
一切商业交往，都用核算盈亏进行评估。盈亏账目反映着整个生意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是否能够盈利。分类账目中的数字，为整个生意及其每个分支提供指南。不挣钱的部门被终止，盈利的部门得到扩张。利润体系中的工商业管理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总揽全局及其各部分的方法，不必纠缠于细枝末节。每个部门的部门经理要对自己部门的运行负责，他的自利心使他极为关心他的部门的表现，不仅仅只是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而是自己发挥自己的才能是自己的部门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光荣的业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企业的发展。在不受管制的市场社会里，对消费者负责是工商业的生命线。驱使企业家竭尽全力为消费者服务的利润动机，同时也是任何商业和工业企业内部的第一组织原则。它把整个企业的集权制同各部门的完全自治结合在一起。它使中央管理的全面责任同各部门的完全自治结合在一起。它使中央管理的全面责任同部门、分部和分支机构的下级经理的激励因素取得了一致。它赋予自由企业制度以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结果是永不停歇的改进趋势。
在不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对每个人的工作的评价，是同任何人格考虑分开的，所以它能够摆脱各种偏见和厌恶，它是一种根据每个人向至高无上的消费群体、也即他的同胞们提供的服务，对他自动做出评价，所以利润管理中的人事管理也更加客观公正，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所以用政府管制代替自由创业，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公共管制，实行彻底的政府计划，工商业的国有化，政府全面控制教育和医疗专业的社会化，对于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要使其服从当局的统治，这些做法只会使经济陷入僵局，无法前进。
第三篇：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1］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2］为，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
［3］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
［4］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
［5］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6］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2］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 《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 《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有学者对我国的官僚制现状进行过分析，认为我国的官僚制发展不足，某些方面又发展过度。然而，我国的官僚主义问题却十分严重。从政治方面来说，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算在近代进行了制度的重构，但是仍然摆脱不了人治的因素；从经济方面来说，我国封建时代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在我国发展并不充分。人们自给自足，社会阶层的差异明显，又因官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所以官僚制更显僵化；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人民的忍耐力相当坚韧，不仅对于自身的权利没有明显的诉求意识，也缺乏对官员的合法监督，更加助长了官员的不良的官僚主义作风。由此看来，各国的官僚制、官僚主义皆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而官僚制也并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
韦伯的官僚制和官僚主义都有其弊病，我们对官僚制和官僚主义应有清醒的［1］理解和认识。有学者揭示出了官僚制的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性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认为官僚主义是由官
［2］僚制的反功能所引发的。但是，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科层组织
［3］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弊病的组织机制。当代的官僚制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保守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天生就是抵制变革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摒弃官僚制，因为我们暂时找不到更好的组织形式来替代它。官僚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毕竟能够保证一定的行政组织效率，也以严格的等级来促进政治的稳定。我们要做的，是以合理的方式来促进官僚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人们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鼓励人们积极参政。当一个政府的人事流动性比较强时，权力就不会轻易地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手里。这样的话，政府的严格的僵化的等级制也会被一定程度地撼动。
第二，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监督，让法治多于人治。强化法律的作用和群众的监督，可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不至于慵懒成风。这样也可以相对地抑制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官员应强化独立的人格。在现有的官僚制下，官员似乎成了政府机构［4］的附属品。“在官僚体制中，一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让位于制度，个人的最高道德就是无我和祛除主观任性。”可是，当官员的独立人格弱化后，官员
［5］也会陷入一种保守的境地，得过且过。虽然他们并非是为了保守而保守，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如果官员的独立人格能够彰显，政府部门将会更有活力，至少领导们的“面子工程”会大大减少，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大有裨益。
虽然有人说韦伯的官僚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官僚制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并没有发展到废弃的地步。所以，辅以合理的方式，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的弊病是可以得以克服或改善的。
［1］［2］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理论探讨》第148期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 《官僚制对话官僚主义》王博，出自东京文学，2011年02月 ［4］ 《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5］ 《官僚制内幕》唐斯
第四篇：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蔓延的土壤
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蔓延的土壤
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教授 张丰清 2013年06月24日08:57 来源：南方日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上，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看到，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官僚主义作为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需要解决的重要内容之一，又一次摆在了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面前。
官僚主义产生的深厚根源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痼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官本位”意识和官场文化是酝酿官僚主义的土壤。我国漫长的历史特别是以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历程，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形成了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等封建糟粕。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流传甚广，至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几千年中国官场形成了一套做派，并成为一种文化，包括：说话要讲究，要显出“城府”；开会发言必须按照“头头”的定调子来说；汇报、评比、总结要恪守“报喜不报忧”的规矩等，诸如此类的陋习糟粕，既造成了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更对社会风气和实际工作造成危害。“官本位”意识、官场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党员干部。
体制不完善是官僚主义得以延续乃至蔓延的重要原因。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现象，官僚主义在历史上几乎每一种社会制度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正在深化，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许多方面的体制还不够完善，制度还不够健全，这为一切不切实际、形式主义、机构膨胀、以权谋私等违背群众意愿的官僚主义提供了空间，使官僚主义现象不仅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反而以各种形式蔓延，以至于形式主义花样翻新，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效率低下随处可见。现实告诉我们，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除了单位性质、公务员素质等因素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因素，完善制度也是转变作风的关键性因素。
官僚主义的克服与清除
官僚主义误国误党，历来为我党所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一直高度重视抵制干部队伍中滋长的官僚主义作风。然而，官僚主义作风不仅仍然广泛地存在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归根到底在于其产生原因极其复杂，因而官僚主义的克服与清除，必须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首先，要站在避免亡党亡国的高度来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害己、害党，也误国。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甚至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只有高度重视官僚主义的致命性危害，才能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与清除官僚主义。
第二，党员干部加强学习，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官本位”意识。因此，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加强学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摒弃“官本位”意识，才能不断地清除和摒弃私心杂念，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要抓住关键点和领域来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一些部门的领导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监督、责任追究等关键领域的机制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之处。因此，要大力清除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进一步理顺和健全领导体制，不断扩大竞争性选拔干部范畴，积极推进官员履职问责机制，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更为严格规范“三公”经费使用管理等等。
第四，健全制度，加强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狠刹官僚主义的歪风，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长期性。要健全制度，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基础之上培育一种制度环境，让人们敬畏规则，而不是害怕权势；让人们按制度办事，而不是看领导眼色，根据领导喜好行事。要使官员与民众实现正常的交流沟通。大张旗鼓地宣传那些踏实、实干的干部典型，公开曝光、谴责、处理那些弄虚作假、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者。
第五篇：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2007-08-02 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
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邓小平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乖戾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这就是说,我们真正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那种不断转型的变迁状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中,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型塑力量就变得相当醒目。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意指的就是人在创设新制度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
无疑,目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27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所达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晚期,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僚渐次崛起,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批人大都学历完整,通晓专业,历练丰富。他们或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谢平、易刚者,或者有完整的基
层和部门历练,如李荣融者,而其中最为扎眼的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更是集多种优势于一身,成为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指标性人物。受改革开放之惠,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僚群体,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批技术官僚精英成为后改革时代掌舵中国宏观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逐渐上位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是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应对复杂局势时可资凭借的一笔宝贵资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大多会经历一段威权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力量的消解,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僚总是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惟是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能够适应日趋复杂的现代经济、管理、技术问题,更是因为技术官僚的这种能力能够部分屏蔽和缓解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冲动。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转轨时期的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经常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暗含的正是技术官僚这种对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技术官僚不仅能够在转轨时期为威权政治提供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为威权治理提供某种合法性替代。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由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技术官僚的这种功能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他们的这种功能可能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更加直白一点说就是,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
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这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精英们的困境所在。这种困境在国有银行改革的最新一次争论中凸现得格外明显。
在经过数次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最新一次银行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贱卖”争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改革主要设计者的技术官僚们备受压力。从逻辑上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改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种较优路径。就此而论,技术官僚们的自我辩护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反对者所质疑的远远不仅仅是“是否贱卖”这类技术性细节,而是这次改革的程序正义、透明程度等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在国有银行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之后,在中国改革本身都已经备受争议的今天,反对者的观点无疑是相当具有威慑力的。很显然,反对者与技术官僚所争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又是作为改革主事的技术官僚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种悖论,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们身在琼楼但却处境脆弱的诡异之处。
就性格和禀赋而言,技术官僚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技术官僚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而对一个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更是力不从心。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官僚们一
展长才的困局。显然,技术官僚的优秀与他们的历史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
不过,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既然被历史推到这样一个关键位置,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肩负起不期而至的英雄使命,在历史的围城面前展现勇气,飞跃中国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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