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敖包的文化价值
敖包的文化价值
——以鄂托克敖包为例
敖包是具有显著草原民族特征的原生型信仰文化截体。从相关的考古学资料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在高山顶部或台地上建造圆形,方形祭坛祭典天地,祖先诸神的信仰习俗。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在“高处”设坛祭祀的天地崇拜,祖先墓冢崇拜习俗广泛影响后期草原民族文化,演化成北方游牧族群信仰文化的一大传统和特征。古代匈奴、鲜卑、高车、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均有过祭典“圣山”、“祖山”或以高山竣岭为祭坛祭拜天地祖先的“高祭”习俗和“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带林,课校人畜”的夏祭秋祭传统。据考古发现,在长城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和东至长白山,西到中亚的广袤草原地带相继出土建于山丘台地顶部的青铜器时代三重圆锥形石质祭坛遗址和为数众多的圆形石堆墓,石圈墓,石栅墓等古游牧人的墓葬和祭祀遗址。综观考古学、民俗学资料,敖包是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天地祖先崇拜的原生型信仰形态,与当时草原族群原始宗教信仰和萨满教文化有着诸多的渊源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敖包和敖包祭祀不断吸纳不同文化因素,逐渐演化成集祭祀、娱乐、聚会、商贸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载体,从而其原有宗教祭祀功能被消弱,社会文化功能日渐突出。如今,除蒙古族外,鄂温克、达斡尔、锡伯、哈萨克、图瓦等阿尔泰语系民族仍旧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祭祀敖包的传统。当今的敖包和敖包祭祀不只是昨天的记忆,而且也是新时期草原文化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对草
原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传承,弘扬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
鄂尔多斯地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多的地方之一。尤其在祭祀文化方面,诸如成陵祭祀,苏力德祭祀,敖包祭祀以及成吉思汗八白室、白骏马、阿拉担嘎达苏(金马桩),夏季祭典等宫廷和民间祭祀,祭典较完整地延续至今,成为鄂尔多斯文化的一大亮点。其中,敖包祭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其它地区相经比较,鄂尔多斯的敖包和敖包祭祀无论数量、种类,还是保存、恢复状况都是首屈一指的。据阿日宾巴雅尔,曹纳木编著的《鄂托克敖包》一书,在鄂托克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近600多座大小不同类型的敖包,是内蒙古地区敖包数量最多一个旗。鄂托克敖包是鄂托克文化的一个综合载体和一面镜子。透过敖包,可以看到该地区文化的今昔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鄂托克敖包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较多、较全。大至有行政区域性质的旗敖包、哈喇敖包、驿站敖包、村落敖包、官员敖包;有佛教性质的寺庙敖包、喇嘛敖包、甘珠尔敖包、尼姑敖包;部族、氏族性质的部族敖包、氏族敖包、家族敖包;边界地界性质的边界敖包、标志敖包和诉祷牲畜平安繁生的五畜敖包、镇邪敖包、泉水敖包;祭祀神灵、旗纛的天神敖包,龙神敖包、苏力德敖包;与历史人物有关的英雄敖包、纪念敖包及妇人祭祀的可敦敖包(夫人敖包)等不同性质、特征的敖包。鄂托克地区拥有如此多数量和种类的敖包,应与其历史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鄂尔多斯蒙古族是守护成吉思汗“白八室”和陵寝的达尔哈特部族的后人。约在13纪世中叶起开始驻牧
于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十五世纪中叶北元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后,将鄂尔多斯部划入右翼三万户,并设“济农”官统领右翼三万户。由于他们世代守护成吉思汗“白八室”,奉命从事成陵祭奉事宜,所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以“白八室”祭典为中心的各种祭祀,祭典礼仪才能够传承到今天。在当今的乌审、鄂托克、杭锦、伊金霍洛等各旗蒙古族当中依旧保留和延续着不少有别于其它蒙古旗地区的祭祀礼仪和信仰习俗。就敖包而言,从外在的形制到祭祀的内涵、形式、时间,次数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原鄂托克旗地处内蒙古、陕西、宁夏三个省区交界地带,是当时内蒙古土地面积最大的牧业旗。由于这种地理特征在鄂托克旗与陕西、宁夏二省和乌审、杭锦、阿拉善等邻领盟旗的接界地带曾经有过近100处边界敖包和其它地界性标志物。此类边界,地界敖包是在清朝以后才出现的区域性敖包。一般很少有祭祀,只是在某一规定时间双边人员前来共同或各自添置石块进行修缮。此外,在陕西省靖边县,大马兴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陶尔胡县及内蒙古的乌海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杭锦旗境内还有近50座原鄂托克旗所属敖包。其中的部分敖包当年随鄂托克蒙古人北迁时被迁移到现在住地外,大多数敖包留在原建造地。这些遗留在外省、外盟、市、旗地界的敖包,如今已经演化成两旗蒙古族群众和两地各族民众共同朝拜、祭祀的圣地。尤其是对陕西、宁夏境内的部分敖包,仍有原鄂托克旗相关哈喇、氏族后人每年都前去祭祀外,所在地的汉、回民众按着蒙古族习俗在农历5月13日等规定日子举行盛大的祭典仪式。他们在焚香祭拜敖
包神、关老爷、财神爷、药王神等诸神的同时按着汉族传统开展占卜间挂,唱大戏、集市等活动。目前,在原鄂托克敖包中由蒙汉民众共同祭祀或当地汉族人继续祭祀的敖包约有近30个。这种有趣现象在乌审、杭锦等地的遗留敖包祭祀中也普遍存在。2008年6月我们在陕西省榆林市的榆林区、神木县、靖边县等地考察原乌审敖包时也看到两地蒙汉群众共祭敖包的奇特情景。蒙古族的传统敖包祭祀一般都禁止外地、外姓、外族等“外人”参加。而在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出现的这种两地民众和各族群众共祭敖包的独特现象,不仅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是与敖包文化本身的演化有关的新的发展动向。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和谐共存的时代音符。也是敖包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的研究课题。
鄂尔多斯地区是受佛教文化影响最深的蒙古族地区之一。自土默特部安答汗于1578年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领首索南嘉措会盟后右翼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便成为格鲁派黄教的最早根据地和主要传播地。一时寺庙林立,喇嘛成群,对该地区的文化曾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在原鄂托克敖包中曾有过100余座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寺庙敖包、喇嘛敖包、甘珠尔敖包、尼姑敖包、经文敖包等名目繁多的敖包,约占敖包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查巴干其敖包(尼姑敖包)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佛教传入蒙地后,对敖包祭祀等萨满教信仰进行竭力改造,使之最终演化成佛教与萨满教相互融合、僧俗共祭的综合性祭祀场所。敖包文化的这种佛教化演变在鄂尔多斯敖包中尤为突
出。一是,敖包的形制发生变化。蒙古族原生型敖包的外在形制一般都以三重圆锥形为主。这里的“3”和“圆”来源于萨满教的“天圆”宇宙观和生命宇宙“生—死—再生”运行理念。而在鄂尔多斯敖包中有不少方形、塔形敖包,与佛教的灵塔和西藏苯教的山神祭坛十分相像。并且这种方形、塔形敖包多见于寺庙敖包。二是,敖包的数量有了一定变化。蒙古族原生型敖包以“1、3、5、7、9、13”等奇数敖包为主,很少有偶数敖包。在鄂托克、乌审等地的敖包中有部分“2、4、8”等偶数敖包,并多见于寺庙喇嘛敖包中。三是,敖包的祭祀时间和祭祀次数。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在畜群膘肥体壮、水草丰美的夏季、秋季进行夏秋季祭典活动,祭祀天地祖先诸神,祈求人畜平安繁生的传统。蒙古族地区的传统敖包祭祀同样都在夏秋两季举行,而且多数在农历5月、6月祭祀,很少有一年多季多次祭祀。但是鄂托克的敖包普遍有一年中多次祭祀习俗。其中,大部分敖包在农历5月13日举行“大祭”外,还在正月初3、5、8、13和农历5月25、6月21、8月13、9月13、10月13进行“小祭”,甚至有些敖包在每个季度的初月初
一、每月初一都要举行“小祭”仪式。鄂托克敖包的这种一年多祭现象与别的地方有着较大区别。可能与佛教的月祭、日祭理念和成吉思汗“四时祭典”传统有渊源关系。四是,祭祀形式、内涵的变化。佛教对敖包祭祀进行改造时首先将建造敖包时候以活人、活畜、兵器、铠甲等作“松”压于敖包底的萨满教殉葬式的“压松”仪式替换成以五谷、五宝、五畜鬃毛,佛经等作松的佛教化的“压包木”仪式,并将原来的血祭改变成为白祭,用喇
嘛的经文替代萨满的咒语,祝文。鄂托克的敖包中除极少数氏族敖包外几乎所有敖包在祭祀时都要请喇嘛主持或请喇嘛来念经做法,并按佛教教义僧俗共祭。其中的大型寺庙敖包、行政区域敖包、家族敖包还专门供奉佛教神仙,并在祭祀时举行3~5天的念经做法和修练“金钢经”、转“甘珠尔经”等纯粹的佛教活动。五是,在鄂托克敖包中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寺庙敖包、喇嘛敖包,而且还有与****和修行喇嘛、坐禅喇嘛故事有关的为数不少世俗敖包。由此可知,佛教对该地区文化的影响力之大,渗透之深。
由于鄂尔多斯蒙古人坚守鄂尔多斯高原,世代守护和供奉成吉思汗“白八室”圣地的特殊历史原因,在鄂尔多斯地区自古有诸多有关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祭祀礼仪,禁忌习俗,神话传说和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在鄂托克敖包中有不少与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时的战争经历及成吉思汗八匹黄骏马,成吉思汗哈喇苏力德(黑纛),哈撒尔阿拉格苏力德(花纛)相关连的祭祀敖包、苏力德敖包。在乌审敖包中也有诸如“金肯敖包”、“特木尔敖包”、“萨冈陵敖包”、“小坟滩敖包”等与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有关的原生型敖包。再如“敖包”和“苏力德”结合成一体的现象只有在鄂尔多斯地区才能看到。敖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坛。而“苏力德”则是古代的纛。在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曾拥有黑白两纛。其中的白纛为国旗,象征皇权和和平,黑纛为战旗,象征征服和战争。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多数敖包中央一般都立置一个黑苏力德或酷似苏力德的铁制三叉矛状物。而在其它地区的敖包中央则立置一个叫做“陶克”的神杆,该“陶克”神杆是一个在
顶端雕有红色、黄色桃状物的木杆,类似满族、赫哲族的“索伦杆子”、“祖宗杆子”,具有明显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迹象。在敖包上立置黑苏力德,并将“苏力德”和“敖包”一同祭祀的这一鄂尔多斯地区独有习俗,应来源于该地区发达的祭祀文化,是敖包祭祀的一种地方变体。除此之外,在鄂托克、乌审敖包中还有与六世**,九世**,清末宁夏回民暴动,早期革命者希尼喇嘛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部分敖包。这些纪念性敖包不仅是鄂托克地区历史沧桑的记忆,而且也是鄂尔多斯人敬重祖先,爱护和平,崇尚自然的特有传统和人文精神的真实写照。
敖包和敖包祭祀作为草原民族特有的信仰文化载体,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鄂托克敖包是鄂托克传统文化的一个典范和标志。丰富多彩的敖包文化是该地区宝贵的历史财富和精神文化资源。对敖包文化的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将对鄂托克地区社会文化建设,尤其是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事业的全面建设和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构建等都具有独到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作用。
第二篇:敖包会·鄂尔多斯文化蒙餐
敖包会·鄂尔多斯文化蒙餐
简要概括
敖包会· 鄂尔多斯文化蒙餐,是内蒙古东联控股集团在首都北京全新打造的鄂尔多斯文化蒙餐新品牌,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主题,以情景演艺与餐饮互动为亮点。餐厅所推出的蒙餐融食、饮、乐、礼、歌、境、情、器于一身,体现了民族特色浓郁,文化氛围浓厚的全新餐饮文化。敖包会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0号,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
敖包会·鄂尔多斯文化蒙餐内部装修呈现蒙古宫廷式风格,豪华大气,色彩富丽堂皇。场地中央为圆形舞台,每晚上演大型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华丽唯美。剧院式高档自助餐就餐形式可以边观看表演边品尝蒙古美食。餐厅结构介绍
敖包会内部结构共有三层,剧院式环型设计。
一、二层为自助式餐厅,可容纳350人同时就餐;三层8个特色蒙古包包厢52个餐位;一层极具中国书画特色的中式包厢可坐10人;二楼天骄盛宴10人,共有422个餐位。敖包会既可满足普通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又可举行婚宴订餐、宴会预定、商务洽谈和商务宴请等大型活动。
敖包会大厅中央的圆形舞台,配以国际标准灯光、音响设备,效果卓越。唯美的舞台设计完美地契合了大型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的演出需要。餐厅· 美食
敖包会·鄂尔多斯文化蒙餐既融合蒙古民族的美食、文化及表演,又与中原地区文化有机结合,呈现出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体现了中国蒙古族餐饮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敖包会的就餐选择丰富多样,独特的蒙餐自助、蒙古包式的静雅包厢、蒙古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书卷气息浓郁的包厢、享誉世界的天骄盛宴另人耳目一新。
餐饮品类既有纯正、豪放的蒙古菜系,又有特色鲜明、大众喜爱的川、鲁、苏、粤菜系。蒙古民族传统的红食、白食、谷物,做法新奇,营养丰富,口味独特,色彩也极其诱人。特色菜品有烤全牛、烤全羊、烤全羊、扎马全羊、羊洋扬、羊背子、蒙古烤肉、手把肉、驼峰丝、拔丝奶皮、两吃奶豆腐、酥皮奶羹等。就餐环境
敖包会的就餐环境别具一格,餐桌围绕圆形舞台错落摆放,可以从各个角度清晰观看大型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表演。餐厅内部设计由清华工美设计师一手完成,既有蒙古皇宫贵族的奢华气息,也有蒙古民族的民风民俗写意。从餐桌设计到用餐碗碟,无不体现民族风情,古董、特色工艺品展览,在北京,徜徉于敖包会就如同进入一个蒙古文化博物馆,美不胜收,流连忘返。天骄盛宴
天骄盛宴是用蒙古族最高规格的迎宾接待礼仪、最具特色的草原民俗形式、最为完整的古老艺术系列和最有游牧特点的美味大餐,盛情款待至尊至贵的远方宾朋。
天骄盛宴融宴饮、歌舞、游戏、蒙古族礼仪、蒙古族服饰为一体,蒙古式军帐的建筑、星级酒店的服务,令贵宾们穿越时空,享受帝王的尊崇。天骄盛宴不仅菜品精致、味道鲜美,而且将蒙古民族的风土人情、膳饮食俗融于一体,再现了蒙元国宴重礼仪、重服饰、重武备、重食飨的文化氛围。
品尝天骄盛宴能够真切的体味蒙古族的气血高昂、英雄气概,地道的蒙古烤全羊、浓香的蒙古奶茶、香醇的蒙古奶酒,让每一位座上嘉宾赞叹不绝。《鄂尔多斯婚礼》 由内蒙古东联艺术团编排的大型舞台剧《鄂尔多斯婚礼》每晚八点在敖包会上演。该演出浓缩了蒙古民族结婚、娶亲的全过程,寓情于歌舞,场面热烈欢快、诙谐喜庆,内容健康,品格高雅,集中展现了蒙古族人民粗犷剽悍、豪爽热情、讲究礼仪的民族性格。整场婚礼表演囊括了蒙古族传统的盅碗舞、银碗舞、宫廷舞,激情四射的马舞,悠远深情的古筝弹唱,神圣的祝颂,祈愿各位朋友福寿安康,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环节就是蒙古文化的浓缩。此外,互动环节,让顾客身临其境,感受蒙古族热情、豪迈、奔放的民族性格。鄂尔多斯婚礼集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崇尚文化、祭祀文化、宫廷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礼仪习俗、民族歌舞之大成,以幸福、吉祥、喜庆、热烈的情绪贯穿始终,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第三篇:论文化价值
论文化价值
2011-04-11 第06版:文化教育 作者:李洪峰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679
文化特征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因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认识文化就是认识自己,尊重文化就是尊重自己,发展文化就是发展自己。
文化是什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成绩,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成就的总概括,是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总记录。
认识文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文化的进步。任何一个民族的觉醒,都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都要靠文化的发达。历史反复证明,文化始终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之中。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而唯有文化资源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促进、保障和提高作用。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文化缺位的发展,不可能是健康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国际竞争,始终离不开文化竞争,文化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本质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日益发展的时代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作用日 益凸显。谁创造了先进文化并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文化之为文化,是因为它同自然的天空、大地、阳光和水一样,无时无处不在地渗透、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关于文化与人的关系,孔子在讲儒家经典时讲过一段话,他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也说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和庄子,讲的都是文化对于人的发展的培育和完善作用。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完全不受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从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一致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我们应该从文明发展和民族进步相统一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我们应该从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
康德在他的巨著《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指出:“人不只是一种自然的目的,而且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作为自然最终目的的人,应当是文化——道德的人。因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能使其产生自由抉择目的能力的,只能是文化。”康德所揭示的,是更本质的文化价值。文化是国家形象的基本元素和最主要标志。文化价值,不仅表现为其自身,而且表现在国家各项建设和各方面工作上,表现在民族素质和国家形象上。人们观察、认识、了解一个国家,总是首先从文化上着眼。一个国家的文化标记,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最突出象征。党的十七大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的国家形象,指出:“到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国家形象的树立和演变,同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发展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长期努力。而中国要真正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华民族要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尤其刻不容缓的,是要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上取得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
尊重文化
从国家发展和民族素质建设的长远战略来思考,必须广泛、深 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因为文化是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人的生活、发展、提高、进步的最基本因素。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的进化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进而造就和提高了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欧洲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谈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时写道:“让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照搬照抄,拜倒在古人脚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见解。他认为,西方轻视东方文化,是偏见。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轻视东方文化,则是短见。如果看问题能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则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季羡林先生的见解,很值得重视。
中华文化同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比较,都毫不逊色,而且有着 自己无与伦比的独特风采。尊重历史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历史。尊重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文化。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我们要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新的历史文化,创造新的历史文化高峰。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性格。中华文化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国内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才造成了中华文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宏大气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实现各民族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实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蓬勃发展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的神圣事业,也是推动和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神圣事业。经过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会迎来各民族文化争奇斗艳、获得新的巨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断,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什么是文化规律,什么是文化建设规律,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不断进行实践和认识。必须对理论学术有深入系统的学习整理,必须对历史经验有深入全面的总结提炼,必须对现实状况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必须对时代发展趋势有深入准确的判断把握,必须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仔细倾听历史、实践和群众的呼声。任何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社会总得不断发展,文化总得不断进步,人类总得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发展文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当代性和人民性。党的十七大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强调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也是一个战略部 署和战略指导。从而把我们党的文化自觉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全党全民族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把思想统一和提高到十七大精神上来,切实增强发展文化的紧迫感和主动性,通过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扎实而不是飘浮的、持续而不是短暂的努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文化离不开交流。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四大发明走向世界,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取得巨大成功,是中外文化交流新的里程碑。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中国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中国。深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交流好,大有益,互借鉴,相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迈出了重要步伐,对于促进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名片。以文化形象塑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形象,以文化发展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发展,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成功实践。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期。我们一定要有长远战略谋划和切实可行的实际步骤,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使中国文化在同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更好地贡献和影响于世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靠投入、靠政策、靠环境。首先是投入,必须形成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其次是政策和环境,必须形成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文化事业欠账过多问题。尤其要下大气力加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电视难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克服重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轻群众文化权益的现象,真正把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摆上重要日程,扎扎实实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办好事、多办实事。
文化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文化的未来即人类的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领域是知识和人才最密集的领域之一,也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之一。文化创新对各方面创新都有重要影响。中国5000年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优良的创新传统。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的就是创新传统。以文学为例,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创新高潮迭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创新传统,尊重创新 思维、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探索、宽容创新失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文化。积极稳妥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传播手段创新。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未来。
第四篇:集团价值文化
集团价值文化
统一集团价值文化
培育“厚德和谐、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全集团共同遵守的的价值理念。集团公司各单位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本单位的整体核心价值观,做到统一思想、统一形象、统一标识、统一目标、统一精神、统一宗旨,以集团整体利益为重,以集团大局为重,凝集共同力量,追求大事业,谋求大发展。
二、建设集团人本文化
以人为本,关爱职工,将职工从以工作作为谋生手段的“企业的人”转变为视企业如家的“企业人”。推行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制度,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进无边界沟通,畅通职工群众反映意愿和问题的渠道;保障人才待遇,在薪酬分配上向开拓型、效益型、创新型人才倾斜。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水平,让职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确立集团诚信文化
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确立诚信的道德信仰和价值取向,建立诚信制度规范,树立诚信经营、诚信立业,诚信做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集团文化品质。
四、推进集团制度文化
开展企业制度的清理和完善工作,对集团总公司历年制定的制度进行清理,对已不符合政策和企业实际的制度予以剔除,对不完善的制度加以修改完善,对需要进一步建立的制度尽快建立起来。通过制度的清理和完善,规范企业和员工的行为。
五、建设集团廉政文化
将廉政思想、廉政信仰、廉政规范内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建立健全廉政制度,确立“顶得住歪理、经得住诱惑、守得住小节”的廉政文化品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六、推进党建科学
发挥党建工作在国有企业产业链中的三大保证作用。首先是政治保证,通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集团公司的决策、决议和重大部署,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其次是组织保证,通过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提高领导班子的战斗力。通过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工作,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更好地服务企业中心工作;第三是人才保证,通过党管人才,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人才工作的新优势。通过发挥好三大保证作用,真正把党建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使之成为企业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
第五篇:中医学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中医学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中医的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过程中,并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它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
中医不仅仅是治病的医术,而且还是治人的医道。《大医精诚》有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里强调了医德的重要性,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大医体现了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最核心的就是要怀有仁心,要行忠恕之道。“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医人之病与医国之病道理相通,故范仲淹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慨。传统文化称儒术为仁术,同样亦称医术为仁术,二者同具仁爱之心。中医是治病的人,不单是治人的病。这些都是中医人文精神之所在。所以说蕴含着极其丰厚的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气候对生产的影响非常的大,为了很能够很好的掌握气候变化规律,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就是二十四时节和气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二十四节气。中医药文化是包含和超越中医药本身的一种文化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融为一体,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掌握了农事季节与气候变化的规律后总结出来的。根据节气和气候总结的农业谚语,对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中医的天人相应理论和它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中医治病讲究“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养生在中医体系中显的格外重要,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二十四节气养生,它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统一。立春揭开了春天的序幕,表示万物复苏的春季的开始。此刻“嫩如金色软如丝”的垂柳芽苞,泥土中跃跃而试的小草,正等待着“春风吹又生”,而“律
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形象地反映出立春时节的自然特色,内经有言: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所以此时养生要顺应春天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着眼于一个“生”字,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文化,她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中医治病也讲究“以平为期”,过犹不及,体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中医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中医学又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实践的作用,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动性。
中医药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除文学艺术、饮食起居外,民风民俗中也具有中医药色彩,如端午节家家将菖蒲艾叶插于门楣,饮雄黄酒,佩香囊以避邪驱瘟。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现代实验研究证明,艾叶也具有抗菌及抗病毒作用。艾叶本身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等功效。艾草还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特殊的香味具有驱蚊虫的功效,所以,古人在门前挂艾草可用于避邪,也用于赶走蚊虫干枯后的株体泡水熏蒸以达消毒止痒。达到了未病先防的目的,这种看似迷信,但的确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重阳节登高远眺、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茱萸香味浓,有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并能消积食,治寒热。民间认为九月九日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辟邪求吉。从医学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补肝气、治头昏、降血压。从这些传统民俗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健康的渴望。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
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因此重阳节又多了一层新含意。中医药已形成一道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景线。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儒、道、佛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