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

第一篇：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

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专化

范明林 徐迎春

（范明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徐迎春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社会》2007年2期

在国内,应用研究通常被视作“下里巴人”而难以登堂入室,这种状况也在本文的文献搜集过程得以体现。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工作,主要从事的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方案订定和具体扶助输送的工作,但在学术思想和学术声音发表的领地里,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却基本属于“弱势群体”,主要的媒体空间都被宏大的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所占据,诸如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这类应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夹缝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且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献除了在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载的很少一部分外,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也只能从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文献。对于这种困境和无奈,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本文把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文献放在一篇中讨论,因为从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中发展的历程来看, “社会政策”决定服务的理念、原则和方向, “社会服务”决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而“社会工作”则是把根据社会政策订立的社会服务之内容输送到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过程,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综述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政策研究的述评,以从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政策的行动体系三个方面作为逻辑线索;第二部分则是2004~2006年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文献回顾,以专业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为论述主线“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问题提出,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发展方向和行动体系

在过去的三年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的治国方略和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社会政策的意义凸显,以致有学者提出中国即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4),加强政府社会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设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呼吁(王思斌,2004!2006;徐月宾,2005;杨团)。与此对应,学者们从政策规范、价值选择、福利制度和行动体系的四维视角,以及从表里!动静等两种关系来理解和认识社会政策之类的理论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徐道稳,2005)。(一)灵魂的追寻: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

社会政策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唐钧,2004)”。社会政策制定的起点不是社会问题和需要,而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和信念,是社会发展(童敏,2004)。既

然社会政策涉及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动追求,涉及人们期望的社会生活状况,这就必然与利益、价值、信仰等发生联系,因而社会政策本身必然具有价值取向的特点,这正是社会政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伟民,2004)“可以这样说,价值选择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徐道稳,2005)。

在谈到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时, “公正”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唐钧,2004;吴忠民,2004;顾昕、李海燕,2005;徐月宾,张秀兰,2005;夏学銮,2006)。但是,公正本身是个极其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它往往由一些次级的价值观念体现,而这些价值观念之间又可能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存在着价值观缺失的问题(杨团,2006),缺乏相应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理念,形成“有政策框架,无价值基础”的状况(刘继同,2006)。同时,社会福利观念的更新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是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困难和关键的领域(刘继同,2004)。因而,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进行研究,就成为学者们的诉求之一。1.具体政策的研究

吴忠民(2004)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发展脉络、特征和走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

李春成(2004)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个案,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的基础作用”他认为:(1)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2)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竞争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政策的安排;(3)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选择不同的信息基础,配以不同的社会问题视景,偏好不同的社会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会评价;(4)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福利“场域”,各种价值观念的现实表达存在某种优先顺序;(5)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导致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现“ 2.福利思想的反思钱宁(2004)试图从福利哲学、福利思想的高度,通过对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理论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对我们深入了解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起到理论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他剖析了社会福利思想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的发展,指出在现代社会福利的理论与实践中,公民权利观念的确立是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变革,它把社会福利从一般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使福利脱离了慈善救济的人道关怀的局限性,使之成为人人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的形成,将现代社会福利与传统社会福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另一方面,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观对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福利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和多元发展的福利集体主义价值观,维护社会福利的公正作用(钱

宁,2005)。3.文化视角的考察

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属于文化的范畴,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是社会政策学科特性的内在要求(毕天云,2006)。毕天云(2004)把对社会福利进行文化透视的理论观点归纳为“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论”等五种,展现了价值观念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更进一步,他以具有包容性的“福利文化”这一概念来描述福利实践中的深层,即价观念的作为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用,认为福利文化在福利系统中起着维系功能,为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同时也是解释不同福利制度(模式)差异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影响和塑造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任何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都必须充分考虑本国民族的福利文化传统(毕天云,2005)。

二、两种分析框架: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

梳理国际流行的社会政策理论,并以之为鉴,对中国的社会政策或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进行反思,提出方向、原则或框架性的指导,是学者们在2004~2006年期间比较关注的一个论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1.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

彭华民(2006;彭华民、黄叶青,2006)系统梳理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分析范式,认为该范式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共同完成。由于各国的经济环境!意识形态的差别,福利多元主义的构成及其功能的侧重点有所差别。福利多元组合部门互动所产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会排斥,也可能形成社会融合。

在福利多元组合范式的框架下,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市场、家庭、民间组织等不同主体在福利体系中的适当定位、相互关系和分工互补。作为对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一种应对方式,西方国家在这种范式下强调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的减退和新的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国学者借鉴这种范式,对中国福利多元组合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进行了反思。

徐月宾和张秀兰(2005)认为,导致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初期,忽视了国情的差异,不恰当地学习了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经验,在认识上陷入了“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市场机制的高效率”误区。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的退出和缺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还必须在社会福利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承担起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角色。在没有相应的承接载体和尚未对载体进行有效监控、评估的手段与能力之前，政府只有先进入才有退出的条件。

1990年代初期大力推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是福利多元主义(刘继同2005)。有学者在对这场改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定位”对/社会化0的错误理解,是造成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存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福利社会化不等于社会福利市场化,也不是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责任,而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福利的机制和环境。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积极培育和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民间资金进入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采取适用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福利管理工具,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把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起来,或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或过分强调个人与家庭的福利责任的观念(张秀兰、徐月宾,2006;易松国、丁华,2006)。徐道稳(2006)在讨论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时认为,在西方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政府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因为中国政府在农村的福利责任一直以来都是坚守最后的底线,都是以最后施舍者的角色出场,如果再往后退,政府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就有可能受到质疑“相反,政府要积极、适度地介入农村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变为责任政府,从市民政府转向公民政府,同时政府应当构建积极的家庭政策,使家庭在社会福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从再分配到社会投资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共识,这也代表着当今社会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模式。社会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社会政策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社会政策不只是促进社会公平,对经济效率也有重要贡献。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应该实现二者(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梁组彬,2004;徐月宾!张秀兰,2005)。把社会政策看作生产力是近年来社会政策基础理论最具突破性的进展(徐月宾,张秀兰2005),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发展型社会政策都可归入这个范式中。

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在对这种社会政策范式进行借鉴时,张秀兰(2004)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具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操作化模式。构建我国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是:(1)投资现在和未来的劳动人群,这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最根本的立场;(2)增强全社会抗击风险的能力;(3)在政策设计中逐步纳入并强化“发展”的维度;(4)建立发展型的公共支出体系。

但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总是嵌入在社会中发展的(彭华民!宋祥秀,2006),其表现就是社会政策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过程,有它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徐道稳,2006)。因此,学者们在借鉴这种新的

社会政策范式时,也试图从更广的层面上设计政策嵌入的社会框架。

彭华民、宋祥秀(2006)借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超越构想的整体性,首先设计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新社会框架:(1)责任提倡,特别是要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2)推动建立能动性政治,推动多元部门的发展;(3)社会政策议题对话,建立对话民主,通过对话过程产生社会政策;(4)从消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转化为积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在这个新的框架下,彭华民进一步构想了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发展的原则路径

徐道稳(2006)从社会政策建立的政治前提的角度出发,提出作为社会政策中更为基本的东西,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几条原则是构建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应当强调和遵循的,即:以公正为基础,以民主为手段,以自由为目的。

三、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行动体系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必须在政策过程中才能确定和实现它的价值,这是认识社会政策的动态视角(徐道稳,2005)。学者们也从这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从行动和过程的角度,王思斌(2006)提出“社会政策实施”的概念,指的是一项社会政策变为社会现实,即它在实际上被呈现的社会过程。这是一个行动与过程的概念,与传统社会行政!、社会政策执行过强的目的性、预先设定的程序性不同,社会政策实施更强调复杂的事实,它包含了社会政策执行者、社会政策对象及政策实施环境中的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政策的制定、政策实现的组织体系、社会政策变为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方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各方的互动有直接关系。

从过程的角度看,社会政策的制定是社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方式逐步多元化,但是多数利益表达渠道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徐道稳,2006),社会政策在制定程序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规范性,民主参与!公开性和技术手段方面都存在问题(吴忠民,2004)。我国社会政策中最基本、常见的政策决策模式是“无过程决策”，决策权力通常集中在极少数权力精英手中,普通百姓和广大公民没有充分参与决策的过程”不过,这种“无过程决策”模式出现了向“咨询式决策”模式的转变(刘继同,2006)。此外,社会政策的执行不到位和忽视政策评估也是我国社会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刘继同,2006;吴忠民,2004)。

从行动体系的角度看,社会政策实施中的工具和技术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顾昕、李海燕(2005)强调政策实施中的筹资渠道和服务递送方式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政策的实施依赖多种筹资手段的相互配合,政府应该灵活运用税收和收费、借贷、彩票、保险、强制储蓄和动员民间融资等多种手段进行筹资”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筹资中的定位来看,中央补助金制度是一个

基本方向“在服务的递送方面,把服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安排者加以区分,政府公共服务的递送从各种直接的方式转向为间接的方式,注重间接性政策工具的开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顾昕!李海燕,2005;杨团,2004)。杨团以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和公共服务产业”来指称一方式(杨团,2004)。此外,李培林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社会技术,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李培林,2004)(四)简评

从2004年到2006年,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社会政策的认识,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概念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研究者们对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核心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使用。由于学术背景、学术旨趣的不同,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涵盖了从狭义到广义的不同层次,有的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两种涵义,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不加以严谨的界定和区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顺利进行。因此,营造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和讨论,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需要。

2.本土化的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相当匮乏。

2004~2006年间,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具体领域的社会政策的对策研究,而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匮乏,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欠缺。这与社会政策的介入性和实践取向有一定关系,理论研究的欠缺必然对社会政策的整体和长期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社会政策的内涵、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政策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以及“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杨团,2006)等。

3.国外理论的借鉴及对中国实践的反思。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与做法是发展自身的一个重要渠道,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往往是零散的,指向不同的面向,有注重政治前提的,有注重社会框架的,还有强调社会政策本身的理念及走向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对中国学者智慧的考验(李培林,2004)。如何进一步把国外的先进的理论及范式与中国的实践进行整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包括不同范式之间可供借鉴之处的整合,理论范式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以及最终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构建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和面向的、指导中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的框架。

二、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

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 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等,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得不面临着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一)对西方论述的醒觉: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及其反思

西方社会工作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条件。在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比较系统和规范地介绍最新和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则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情形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会工作的留学生逐渐回国投入社会工作领域之缘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有国外社会工作评估模型的探讨(吴伟东,2004;陈钟林,2005);有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的介绍(郭伟和,2004);有对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阐述(何雪松,2004;陈树强,2005);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的诠释(熊跃根,2006),也有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的详细阐析,即实践方法的嬗变;认识论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介入聚焦的转移;专业关系的重构;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何雪松!陈蓓丽,2005)。

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相比较,2004~2006的文献更加注重反思这些西方论述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乔世东,2004;何雪松,2005;熊跃根,2006)”这些反思引出对专业化的一个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还是为了人为设置专业篱笆以建立专业霸权?熊跃根(2006)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影响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中国而言,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艰难的跋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对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国内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下,2004~2006年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文献(范斌,2004;顾东辉,2004;刘华丽,2004;郭景萍,2005;郭伟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陈钟林,2006)。

王思斌(2006)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的分析和对国内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的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而且又有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于是,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他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的需要结构、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等层面来展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尝试。

童敏(2006)从社会工作实习和督导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

“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斌(2004)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并结合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范斌,2004)。

陈钟林(2006)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工作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问题。她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理念-伦理;人类多元化议题;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范畴内,社会工作研究首先是对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伦理为指导的助人活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观念,强调研究必须注重人类群体在民族!性别!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在这些要素中,人类多元化议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倡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为研究背景,在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实践了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确和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导;“人类多元化”视角的警觉和遵循;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架构的操作化;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的单一运用和整合运用。

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经被国内的研究者有意识地放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领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讨论,这和若干年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论,实在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不过,这样的讨论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的涉及和讨论,比如国内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议题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紧要;(2)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3)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

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4)对以权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行政架构和组织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三)在处境化中追索:社会工作本土服务模式的实践和探寻

此处所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系指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妇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体的且比较经常化和固定化的帮助方式。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2004~2006年关于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大幅度增加之趋势(刘继同,2006;童敏,2006;邓锁,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许这是医务领域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缘故,其中,刘继同和童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刘继同(2006)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卫生部门等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以增进健康公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为核心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中最紧迫和最关键的议题。有鉴于此,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与服务内容中,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专业地位,提高服务质量,将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而医务社会工作长远的优先领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社区组织动员!社区健康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对象是各类高危人群(刘继同,2006)。邓锁(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义,认为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我们看到医疗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时也是镶嵌于医疗健康体制领域内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童敏(2006)较长时间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复服务是与非院舍化和社区照顾运动紧密相关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服务的场域和服务手法,而是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发掘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中国大陆急需精神病康复服务,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方式与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基础上深入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愿望和意义,调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在发展中结合治疗,通过整合内部心理调适和外部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除了医务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讨论外,2004~2006年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及服务手法等话题也有提及。赵海林、金钊(2006)认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王瑞华(2006)讨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费梅苹(2005)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概念“她认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

四、简评

综观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可以作如下评价: 1.与2004年以前相关文献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老人等传统的社会工作领域这样一种状况相比较,2004~2006年社会工作研究文献涉及到更多的领域,如企业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等等。这种态势说明,国内社会工作被社会的认同程度正在逐渐提升,社会工作为大众接受的迫切性也在增强,这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推广和专业化发展实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2.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经验总结,缺失理论概括和指导(哪怕是很薄的理论)而成为泛泛之谈。虽然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已经在尝试摸索和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一种低概括度的理论),但是仍然很不成熟;也有些研究试图引用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以作为实践和研究的指引,但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国处境下的深刻反思,这些情形自然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尚不够充分发育和发展的这样一种现实。3.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对2004~2006年国内社会工作文献研究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领域中的研究)的探讨,可以发现国内社会工作界仍然存着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偏差或缺陷,即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社会工作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没有领悟到基本上社会工作知识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来自于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一句话,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默会知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工作知识的性质具有比较深刻的体悟和掌握,那么,这种缺陷始终会影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乃至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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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定稿）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摘要: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在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诸多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西方近现代以来巨大的国情差异所造成的。由于专业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所以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要注意发展中国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实务，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 社会工作 本土化 结构性社会问题

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

专业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在美英等国发端。社会工作最初是作为社会学的应用学科，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力衰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许多中国有志之士试图通过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来拯救贫弱的中国，振兴国家。社会工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传入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及其实务进入中国后即逐步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走上了实用化的道路。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20世纪上半叶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传入、传播阶段。进入20世纪后,一些传教士和受过西方专业教育的中国教师在中国的 大学开始讲授社会学、社会工作等课程,一些大学师生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各种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团体纷纷建立。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为救国图强，,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等，虽然受战乱影响而中断，但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中国西方社工先进理论同中国社会的有效结合，表明了社工在中国有着巨大的适应力和发展潜力。此时期中国涌现了大量的世界级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家，比如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社会工作实务在中国得到了显著发展。第二,1950年代——1980年代。此时的中国进入了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在30多年计划经济与“单位体制”实行时期,政府通过其代表者———各种社会组织与单位,并通过国家干部,以行政程序与手段向特权阶级提 供生存资源。传统的社会学及社工被取消,从而形成靠行政框架解决社会问题的行政性非专业化的模式，中国的社会工作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第三,1980年代以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恢复阶段。1979年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社会工作课程作为应用社会学也在一些大学恢复起来。随着“政企分离”的改革政策的推行和政府、群众团体职能由 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民政等部门对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提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的要求得以恢复。1986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 大学等学校设立社会工作业。与此同时,民政等部门对干部进行在职培训,讲授社会工作内容,与管理专从而形成了 以往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与现在的专业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发展格局。19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此阶段的专业发展由于前几十年的中断，多为简单学习和模仿西方的理论。鲜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本土化理论产生，社会工作实务限于纸上谈兵的情况。

(二）中国社会工作现阶段的发展情形及问题

改革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环境的逐渐宽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工作的需求渐增。原先计划经济时代被高压压制而得不到显现的社会问题得以凸显出来，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又带来来新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新旧社会问题错杂交织，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显著特性。对于目前正在倡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急切要求专业社工的介入，以消弭社会矛盾，缓解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具体国情不同于西方社会，建构于西方的一些社工理论并不能够适应于中国的需要。因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社工理论以推动社工实务在中国的发展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就目前情形而言，当代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社工理论，缺乏人才，这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偿社会变迁损失、修正市场失败、追求社会公平和改善人类福利的重要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转型期，社会转型速度快、范围广、冲击大、影响深，以至于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失范现象比比皆是，越轨行为屡见不鲜，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社会管理成为头等重要大事，对我国社会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生活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居民生活由温饱迈向小康，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基本需要内容与层次发生结构变化。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处境下，全球化福利处又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增加了新动因。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工作通则接轨，如何与国际社会工作界交流合作已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在消除贫困、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弱势群体基本需要，在追求平等、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中国社会工作还面临着以下问题：第一:城乡在社会工作资源上的分配差异。由于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变态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重城市，轻农村，通过对农村实行剪刀差以供应城市并实行户籍歧视。城乡在资源分配上严重不均。1980年代后，二元分治的情形虽有所改善，但城乡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少反而成扩大的趋势。

农村在各个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城市，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歧视依然存在。农村的贫穷落后已成为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定局面。只有解决好农村的问题，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教育的普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思想素质日益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民智渐开。如果继续实行以前的歧视政策而不加以变通，待到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矛盾激化，势必激起民变。现在政府倡导的所谓新农村建设，表明政府已意识到农村之重要，对于缓解农民的不满情绪起着重要作用。当此时，在新农村建设的契机下，加强农村的社会工作，将有效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然而现在农村社会工作并未有效展开，农村社工资源严重匮乏。政府应当加以重视，予以政策及资源上的扶持。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亦应努力加强研究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对新农村建设予以理论支持。第二，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理 解与社会理解充满歧义，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度低，很多人不知道有社会工作专业以及社工的功用。高等专业教育呈超常态发展，但是毕业生却缺乏清晰的就业市场，以至于学无所用。专业地位无从谈起，社会工作“理所当然作为”与可预期的兴旺局面并未出现，形成社会需要与社会工作发展本身严重分离的病态现象。这种病态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质和政治体质密切相关。

第三，社会福利组织员工年龄老化、知识陈旧、专业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专业训练的社会工

作者，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上难以进入福利机构，形成了福利机构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作为实现社会工作行政重要职能的单位比如民政系统，劳动和社会 保障系统等政府部门，严重缺乏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人才，而专业社工人员则很难进入。第四，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几乎大部分应当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和责任都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包办，而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仍然以内部利益为主要取向，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办社会”，大量事业单位更是自成一体“事业办社会”，导致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滞留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内部，社会福利机构缺乏资源现状——福利资源短缺、福利资源的单位占有、福利资源的行政配置。以上三点归根结底是由于落后的政治体制造成的。不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中国的社会工作就难以全面推广实施，中国的社会问题将难以解决。第五;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综观西方各国的社工发展，背后都有着一个重要力量支持，即政府。而目前我国政府对社工的发展还不够重视，既没有相关的立法支持，也没有具体行动来大力扶植社工的的发展。各级与社工有关的政府部门缺乏社工人才，而社工人员又无法进入这些社工行政领域，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矛盾。

(三)趋势预测：第一，中国本土化社工理论的有效建构。社工学科在中国得以恢复后，必将有着一个简单学习模仿西方理论继而创立本土化理论再而成熟的过程。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积淀，独特的国情。社工实务在中国的逐渐发展必将催生中国化社工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亦将涌现一批自己的社工理论专家。随着中国化社工理论的发展成熟，中国社工界必将毅力于世界社工理论之林。

第二：农村社工的发展普及。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趋向势必会重视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而社工的介入将有效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农村社会工作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进行。第一，参与新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上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农村社会工作者。乡村建设运动的很多目标目前尚未实现，在新世纪，新一轮乡村建设运动正在到来，这一运动也呼唤更多人的参与，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更为重要。

2，参与政府或社会中间组织对农民的培训。政府开始注重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者可以承担起培训组织者的角色，同时在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增加对 农民的“组织”培训，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必须经过一定的载体，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这种载体就是“农业生产中各种合作组织或农民社区自治组织”。

3，参与社会中间组织的参与式扶贫开发。各种国内、国际的农村发展援助机构、一些外国政府的援助机构以及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开展的公益活动，多是用参与式方法进行各种扶贫开发，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其中，为这些扶贫开发提供各种服务，并总结、推广其成功的经验。4，为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提供智力服务。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正在兴起，社会工作者可以为这些组织提供培训、信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这些组织的成长也需要更多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各 种农民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的成长必然增加对组织、管理人才的需求，这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就业提供就业机会，也一定会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中 国农村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应该是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首要选择，就是把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方法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面向中国的广 大农村。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依赖。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工作的及时开展也会给我国农 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添新的动力

第三：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从2008年开始，中国以开展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中国社工已开始迈向职业化道路。在未来，中国社工必将充分发挥其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者 曹建成

第三篇：社会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经验

社会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经验——杭州“上城模

式”研究

童志锋

2012-9-29 16:47:39 来源：《社会福利》，2012年第6期

[摘要]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创新社会工作管理的必由之路。杭州市上城区是国内最早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试点地区之一，通过创新社会工作的组织架构、制度与机制，推动了社会工作体制变革。上城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经验实质是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是在特定文化与制度下发展出来的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社会工作模式。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工作本土化 杭州 上城模式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如何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一支庞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加快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社会工作管理的必然选择

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曾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有过经典论述，“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用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学术取向”[1](P333)。同样，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指外来社会工作的合理的理念、制度和方法与本土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形成适合于本土文化社会工作模式的过程。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当代特征

1978年之后，在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化过程中，外来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等才逐渐被引入我国。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我国也发展出来一套本土性社会工作。所谓本土性社会工作是指“对某种助人模式（包括理念、过程和方法）的判断和认定，即指那些土生土长的、发挥着有效的助人功能的制度化的行动过程”[2]。在目前阶段，我们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重点在于如何把专业社会工作与职业化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实践。社会工作本土化要把握下面几个原则，“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郑杭生语）。

1.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都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走自己的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立足于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社会工作模式。对于1949年以来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经验，王思斌教授曾用“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进行概括，所谓行政性，主要是指由政府负责和推行福利性、服务性、公益性的活动并提供诸如生活必需品、就业机会等资源，强调的是政府负责社会服务。所谓非专业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以往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一种专业的职业，二是指从事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人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的社会工作的专门训练。实际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背景。[3]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要立足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是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即“行政性非专业化社会工作”。如果抛开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与实践，而简单的移植外来社会工作模式，是不切实际的。

立足现实，更是要立足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要从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实务中提炼适合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由于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差异较大，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其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也必然会有所差异，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在尊重各地文化制度差异的前提下，提炼适合于本土的、地方性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2.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社会工作的思想极为丰富。孔子讲“仁者爱人”（《颜渊》），孟子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孟子希望在社会上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良好风气。现代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与孔孟的思想一脉相承。对待传统的社会工作思想，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开发，吸取其精华；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所超越，为其赋予现代的含义。郑杭生教授称之为“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即可也通过重构（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新构（对传统进行重新构建）来实现“传统的被发明”[4]。通过“传统的被发明”，实现基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为传统思想赋予现代解释。开发传统，超越传统，有利于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推进社会工作管理创新。

3.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借鉴国外，跳出国外”。西方社会工作在专业化与职业化方面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比如西方社会工作者长期奉行的指导其实践的专业价值观，主要包括公平正义、自我决定、知情同意、真诚、自我实现等。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操作方式各有不同，但又紧密联系，是西方社会工作者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工作者要善于运用这些理念与方法，创新社会工作模式。但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也不能照搬照抄，毕竟西方社会工作模式是基于西方现实的背景下的提炼，中国的文化制度背景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学习借鉴的时候切忌囫囵吞枣，盲目运用，而要认真领会其基本精神与方法，把合理的成分导入到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另一方面，必须跳出国外，去开发适合本土的地方性的，适合自身传统与背景的社会工作模式，去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来看，专业化与职业化是无法回避的路径。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较为薄弱的方面。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同样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更要在这两个方面大力探索。但是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不是西方社会工作的中国版，而是立足于中国现实、传统，吸收西方社会工作合理成分的选择。

（二）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变革，贵在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从单一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协同管理的转变。政府亟需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并将公共事务交由社会自行管理。社会工作作为组织开展现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和实现手段，对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5]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要通过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形成一支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要遵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立足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建设为依托，探索推进政府与社区协同管理的社会工作模式。

二、社会工作管理的杭州“上城经验”

早在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社区居委会，成为新中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生、发源地。60年来，上城区发扬“追求卓越、品质至上”的上城精神，在社区工作方面不断创新、屡引潮流，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扮演着社区建设先行者的角色。尤其是2007年上城区成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之后，上城社会工作年年都有新创新，成为杭州、浙江社会工作的标杆。上城区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源于上城区社会工作组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

（一）创新组织架构，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变革

构建一个高效的领导机制，是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变革的基础。上城区通过创新区级社会工作领导体制、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健全社会工作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工作发展。

1.成立区社会工作领导机构，推进社会工作整体发展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首要在于组织保障。在推进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诸多城市在进行探索与创新。如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社会建设和社会工作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2008年10月16日，嘉兴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上城区的做法不同于北京和同省的嘉兴市，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在区级层面上成立了协调性社会工作领导机构。2007年9月，区委、区政府发文成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常务副区长、区人大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任副组长，区委组织部、区委人才办、区民政局、区人事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及街道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加强对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各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的日常事务。同时，在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增设社会工作科，配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定期召开相关部门、街道、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的会议，解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问题。

2．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社区社会工作是目前县（市、区）社会工作的核心，上城区通过探索在社区中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承接公共服务与社会工作职能，创新了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2008年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对创建社区管理新体制作出了部署。《意见》要求“探索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承当社区公共服务职能，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三位一体’、交叉任职、合署办公的社区管理新体制。”其中，对交叉任职作了这样的规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副站长由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任，书记、主任‘一肩挑’的社区，副站长由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任。”有学者指出，“社区管理新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顺社区工作站与政府部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的关系。[6]”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全面承担了社区社会服务，成为社区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

3．成立社区工作者协会，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行业管理体制

上城区通过成立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促进社工的自我管理。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全都由社区工作者担任，定期开展各项活动。2010年8月17日，上城区选举产生了社区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并修改完善了协会章程、制度。目前社区工作者协会成立了“信息报道组”、“文体活动组”、“综合服务组”等工作小组，在推进专业化社会工作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社会工作制度是指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过程中形成，并保障指引其运行发展的一系列规范规则的统称。”[7](P44)社会工作制度包括了教育制度、评价制度和使用制度等。

1.探索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夯实社会工作发展基础

社会工作教育制度是对社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它一般包括对大专院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教育和对目前实际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上城区根据民政部《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精神，结合区社会工作人才“135”培养计划，开展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上城区确立每年3月份为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月，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接合的方式，运用专家授课、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外出考察（包括赴香港、澳门、上海、深圳等地考察学习等）等形式，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一是实施社会工作者职业素质提升工程。按照“终身学习、全面发展”的理念，以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为契机，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分区、街道、社区三个层面实施社会工作者素质提升工程，重点加强在社区项目化管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心理咨询技巧和接待礼仪等方面开展培训。二是开展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提升工程。为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社区自治、提升居民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2008年6月，选送了5名同志参加了杭州市社会工作实务教育高级研修班，学习美国、香港等地开展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参加人员均取得了由香港中文大学签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2.探索社会工作评价制度，确保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

“社会工作评价制度是指通过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评价来认定社会工作者的资格及其层级层次的规范总和”。[7](P45)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职业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2008年6月，首次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举行。

上城区积极鼓励社区工作者通过考试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称资格证书，并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08年，上城区有136名同志参加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131名同志参加了社会工作师考试。截至目前，上城区共有社会工作师169名，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122名，社会工作师47名。[8]在社会工作岗位人员招考中，上城区优先录用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优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

上城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社区工作者管理规范》，明确规定了岗位设置、基本职责、录用程序、考勤值班、突发事件处置、教育培训等内容，做到事事有据可依，实现规范操作，该《规范》经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并发布，成为杭州市的地方标准。[9]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使用制度，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社会工作使用制度主要包括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领域、机构、岗位以及薪酬待遇等。

（1）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制度。基于《推进上城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上委[2008]39号)，上城区根据科学合理、精简效能、按需定量、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的原则，明确把设置了四类社会工作岗位：一是公务员系统岗位，具体指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中从事社会政策制定、执行等有关工作的岗位；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类事业单位相关岗位，包括老年人社会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社区服务中心、收养服务机构等机构开展社会服务的岗位；三是与社会保障或社会服务相关的群团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的相关岗位，包括为儿童、青少年、妇女、老人、残疾人等人群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岗位；四是社区居委会工作岗位，在社区范围内，从事动员社区资源、服务居民群众、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发展与和谐工作的岗位。

（2）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薪酬制度。如何把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才范畴，建立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社会机构和组织之间相对统一的社工行业薪酬体系，充分体现社工的专业人才价值。上城区的基本思路是：确定“以岗定薪、以绩定奖、按劳取酬”的指导性方案，采取学历、资历、资格、业绩、岗位等多种指标相结合的方案，设置多层次、多类型的社工职业成长阶梯，做到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激发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工作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上城区积极贯彻《关于提高杭州市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的意见》（杭财预〔2008〕1057号 杭民发〔2008〕242号）文件精神，落实了由职务年限工资、奖金福利、补（津）贴、住房公积金缴费及社会保险缴费等五部分构成的社区社会工作者薪酬制度，此举有利于稳定社区工作者人员队伍。如在职称津贴补助方面，上城区明确规定对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资格证书，并从事社区社会工作的，每月分别给予300元、200元、100元职称津贴。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机构的培育、扶持制度。2009年，民政部发布了《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民办社工机构是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是有效整合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重要渠道，是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重要阵地。近几年来，上城区涌现了诸多较有影响的社会工作机构，如“望江社会工作服务社”、“帮一把为民服务社”、“湖滨晴雨”工作室、“陈峰工作室”等。

（三）转变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和机制。只有通过机制构建，才能进一步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经过长期实践，上城区逐渐形成了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和校社互动合作机制等三大机制。

1.多元资金投入机制

在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中，一方面，政府要负责规则的制定，承担社会立法功能，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财政保障。上城区为确保社会工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不断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确保社会工作各项工作“有钱办事”。

（1）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上城区明确将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10年全区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达180万元，其中用于扶持奖励社区社会组织100万元，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47万。同时，积极保障社区社会工作者工资福利待遇，平均每人每年已达5.8万元。[8]

在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中，上城区通过政府“终身教育券”工程，给予社会工作者经费支持。一是按照每人每年200元和年增5%的标准落实人才队伍教育经费，2011年的培训经费已达15万元。确定每年3月为社会工作者培训月，通过集中培训、轮岗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再教育培训。二是专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明确规定在取得学历证书后，学费按照区、街道、个人2：2：1分担。近两年共为9名社会工作者报销学费20966元。2009年，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专升本学历教育班，目前已有69名社会工作者成为学员。三是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规定报考者有5天的复习假期，对考试通过者给予800元——1200元的奖励，并100%报销培训费用。2010年，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开设考前强化培训班，共有176人报名参加，培训费用由区、街道、个人按比例承担。[8]

（2）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浙江省中长期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输送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领域的合作互动机制，创新委托服务和购买服务的‘经费给付’制度。”截至2010年，上城区共有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543家，涉及居家养老、家庭护理、家电维修、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纠纷调解、青少年教育、妇女儿童维权和治丧殡葬等众多领域。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工作管理人才，2010年，上城区用于扶持奖励社区社会组织方面的财政经费达到了100万元。

2.激励保障机制

调动社会工作人才的积极性，需要不断加强人才的激励保障机制。上城区在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和人才晋升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

一是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上城区实行了“两个一批”发展战略，即“提升一批，引进一批”。“引进一批”是指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招聘、公开考试、公开录用的方式，引进一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优秀人才。2009年，上城区录用的8名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专业大学毕业生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2010年以来，上城区加大了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的选拨力度，在社区专职工作者招聘公告中，对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或持有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采取笔试成绩加5分的优惠政策，这一举措吸引了大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人报考。

二是创新人才晋升机制。首先，建立了优秀社会工作者上挂锻炼制度，每年选调6位同志到区民政局各个科室上挂锻炼。此举为社会工作人才晋升创造力条件。其次，上城区对表现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突破年龄和任职时间的限制，作为社区主任或副主任的候选人，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提拔。同时，建立副处级领导职位和区属事业单位岗位定向招聘机制，公开选拔社会工作者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或进入事业单位工作，目前，上城区已有6位曾在基层社区工作的同志走上了副处级领导岗位，3位同志进入区属事业单位工作。[9]

3.校社互动合作机制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柳拯指出，“通过与高校建立联动机制，充分依托社会工作专业高校优势开展产学研合作，带动指导本地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是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10](P141)。在信息时代，大学是推动社会变革、技术革新的轴心之一。如何巧借大学的智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工作，是当前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上城区对此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与浙江高校社工系联系极为紧密，并探索出了校社互动合作的创新机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上城区本着“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原则，已经与浙江财经学院等高校社会工作系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一是建立社会工作督导队伍。上城区以高校专家学者为依托，在加强一线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指导的同时，逐步培养了一支富有上城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督导队伍，确保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二是与高校共建社会工作实习基地。三是选送优秀社会工作者前往高校深造。上城区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选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进入高校研习，积极培养社会工作高端人才。

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合作，加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加强高校学生与社会工作者交流互动交流，促使双方在实践中共同进步。

三、讨论与结论

目前，我国涌现了一些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结合模式，又称“上海模式”。其特点是针对社会工作不同领域，分别利用政府资源和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二是社会运作模式，又称“深圳模式”。特点是在党委、政府搭建社会工作制度平台基础上，充分运用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三是政府运作模式，又称“万载模式”。特点是在缺乏外力与经济欠发达情况下，通过党委政府领导，职能部门运作，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资源开展社会工作服务。[10](P184-185)如果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划分，“上城模式”也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但又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结合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上海模式”是区、街道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社会工作，在机构（福利服务机构）通过调整机构、开放岗位、配备人员或提升转化等方式实施社会工作的模式，也就是说“市上抓条、区上抓块、社区与机构抓实务”。上城区社会工作是在基于自身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下，探索出的独特的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职能主要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其他社会组织辅助。社区公共服务站是与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分立的三大机构之一，其人员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也有一定的交叉。所以，它既不完全是政府运作，也不完全是社会运作，同时也不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别在不同领域运作，而是一种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第一，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一种嵌入式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语境，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一是本土社会工作，或者称之为传统社会工作，二是专业社会工作，或者称之为现代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是“中国学者对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广泛发挥作用的社会服务实践及制度的命名”，它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存在的一套系统化的，由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帮助其成员解决现实困难和做法的制度化做法。”[11]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为基础，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的社会服务”[11]。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结合，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比如，在社区中设置社会工作岗位。

第二，同时兼具传统社区工作者本土方法优势和现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不需要另起炉灶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而是紧紧抓住社区做文章，重点着眼于把现有的社区工作者转化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因此，社区工作者既熟悉本土社会工作方法，也能够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开展工作，兼具两者的优势。

第三，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立足于当前的制度与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但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直接联系，也与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有关。”[11]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框架、文化传统等来讨论社会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契合现有社区体制下的一种选择。

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既能够获得政府资源的大力支持，同时又能够发挥社区及其自组织的积极性。由于长期工作于某一社区，社会工作者对本社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利于社会工作活动的开展。对于上城区这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背景的老城区，只有社会工作者较深的扎入社区、理解社区，才能较好的开展社会工作。由于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大规模的社会工作试点探索不到5年的时间，包括“上城模式”在内的诸多探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还远没有定型。“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各异，形成的社会工作模式多样。”[10](P23)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只有在不断地相互学习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作者：童志锋，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2）.[3]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特点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95（2）.[4]郑杭生.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J].社会学研究，2011（4）.[5]文军.社会工作：和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革力量[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陈雷.关于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构想和实践——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J].社会工作·学术，2010（5）.[7]将昆生、戚学森.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09-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明确目标谋发展拉高标杆促成效上城区努力创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首善城区.2011-4-29.[9]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目标明确 保障到位 措施有力 积极探索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专题研究班发言材料.2011-7-12.[10]柳拯.规律与模式：从制度视角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1]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2009（5），128-140.

第四篇：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

一、选题依据

1，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论断。

2，这是一个重大的新判断，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新的认识起点以求社会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

3，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重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1，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贵清教授：

在他的论文《科学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提到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正确分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充分掌握基本国情,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有效完成历史使命的前提条件。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正确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5元,居民消费水平184元,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排名都比较靠后,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全社会范围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比较贫乏。这就决定了尽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供给,迅速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人民群众需求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主要因素。首先,体现为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成就较为显著,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内生产总值等多项经济指标跃居世界前列,而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则相对滞后,既尚未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体现为社会各群体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主要矛盾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的不同是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新时代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了现阶段的新特点,反映了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依据。正确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而非对原有主要矛盾判断的全盘否定。

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完成党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应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2，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斌认为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矛盾规律的深刻把握。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有其时代主题与社会主要矛盾，只有精准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接地气、利长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有许多经验与教训。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人民向往的真切回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社会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民的需求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时代问题的勇于面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时代前行的动力。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降，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的现实，更加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即需求端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与多样化”的变化与供给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三、研究成果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动力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我国优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高度契合了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更替的第一决定力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所以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个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就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国家的工作重心也相应要进行调整，而不能死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第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看，正是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不断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创新与安排，就是着眼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实践活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素，优化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证明了我国各项上层建筑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基础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

第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使得中国人民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13亿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2012年11月15日，总书记就任伊始就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中国从生产力的欠发展到当前的部分产品、产能的过剩，促使社会基本需求结构在物质产品满足之后越发立体化，需求本身有了超越于生理需求的权力意识、美德意识、价值自诉、享受意识等，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今天，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理解制造假粮票、倒卖粮票等行为，他们只需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实现所有的交易与消费，微信、支付宝等新功能正在改变人民的需求内容和方式，但前提是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的富有。

第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非物质化的需要必然引发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经济产品的增长与供给具有量的有限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而人民的需要则表现“质”的无限性。在单纯的“量”的有限性的需求满足之后，还会有包括受尊重、被敬仰、求平等、要正义、爱艺术、多道义、好环境、有民主、行法治、给自由等不同“质”的需求。

（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谨防几个误区

第一，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共建才能共享，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和被满足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仅仅理解为单向供给。人民既是提出美好生活需求的主体，也是参与为他人和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需求的客体，在自己日益增长的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互惠互利，而不是单向索取。不能为他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建设性工作的人，最终也无法享受自己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人民群众作为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必须是他人美好生活的提供者。

第二，国家在努力实现生产力均衡发展，驱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方面，责无旁贷，但绝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应断然拒绝“炫耀性”攀比消费的需要，必须谨防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奢侈浪费行为的出现。国家顺应人民的消费理念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一回事，满足人民群众的“所有需求”是另一回事。有些低俗的需求不仅不能满足，更应该禁止。

第三，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等方面的美好需求，必须服从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国情。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等方面的需求都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遵循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而不是大谈西式民主、宪政民主、表达自由、链接自由、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党大还是法大、公民伦理、普世价值等虚伪理念。

第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两个没有变”的关系不能错位。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结合起来统筹考量，必须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世情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否则就会犯冒进的错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的定位，是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依据，是开启新时代必须遵循的逻辑起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仅仅是重大的政治论断，更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必须从国情的历史贯通、国际地位的全局性角度加以把握。

（三）如何应对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一，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落实以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断释放出更多生产力，努力化解生产不充分难题，全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才逐步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要解决两大层次的协调：一个是要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充分问题；另一个是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以促进平衡。

第二，面对国家整体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重振东北重工业基地，依托各省资源和地域优势，改进国家“梯度发展战略”，加大实施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先富起来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部署。我国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东西南北中共同繁荣、工农商学兵共同富裕，把满足中西部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落到田间地头、乡镇村落、账单上菜篮里。

第三，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精准扶贫、技术扶贫，兜底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难题，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力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重点还是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入手。小康路上，扶贫路上，乃至今后的共同富裕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这是党和政府的决心，也是制度赋予党和政府的使命担当。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起点，它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第四，准确把握人民对物质、精神、尊严、养老、信息、住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五位一体”方面综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释放更多发展潜能，积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无视这些新变化，则无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法实现人民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可视技术、云端技术、3D技术和精细化加工不断提升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力。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17)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个性化发展，使得消费者与生产企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如款式、颜色、外观、尺寸等要求提供定制化产品，而消费者则不单纯是消费者，而是变成了产品的设计者和生产的参与者。

四、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第一，我们认为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将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将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正能量。

第二，我们认为按照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我国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将为国外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环保技术、高端制造业产品和现代服务业提供巨大市场。我国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这将为外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新机遇提供巨大投资机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促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扩大。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将不断增加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出境旅游、购物和跨境网购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第三，同样，我们认为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这决定我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无疑将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五、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体会

1、研究性学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凭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合作，是整个团队，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这让我们深有体会，在这次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也看到了合作的巨大力量，组员之间取长补短，相互激励，克服了许多困难，比如每个人对课题的理解都不一样，在团队研究过程中我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每个人所擅长的事也各有不同，比如有人擅长操作电脑，有人擅长撰写文章，有人擅长纵横思维，在集大家之所长后得此论文。

2、我们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激发了自由创新的热情，培养了独立思考、探究新事物的科学精神，同时提高了我们协作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正好填补了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不足。我想这是研究性学习的最大意义。

3、另外，此次研究性学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这次研究性学习虽然在资料的搜集上做的很全面，但是，所搜集的资料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学习的速度和效率，总结可能不是很到位。而对于此次研究性学习的成功之处，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一定会积极借鉴，而对于那些有待于提高的不足之处会多加留意积极改善。

第五篇：浅析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现状及趋势

浅析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现状

摘要：从八十年代中国恢复社会工作教育以来，社会工作在我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发展，其发展有着本身的特点，同时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使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不断成熟，而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色。本文将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1.社会工作及本土化概述

1.1社会工作概述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的助人服务活动。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的活动，其特征是提供服务。更确切一点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行善活动。这个定义还指出，社会工作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并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以达到助人的有效性。

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

1.2本土化概述

社会工作本体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劲儿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作为一种专业的本质属性，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区别于西方国家，但在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不受任何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共享部分。这部分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是超出国界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因此，在引进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同时，必须寻求其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契合。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直接系统地孕育出社会工作的价值思想，但是以上各种相关价值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充足的诊释和归宿，如我国的先哲们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点，提出“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正是博爱观最直接的体现。传统文化保持着巨大的发展惯性，现代的文化整合中的纵向整合也主要是通过对本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吸收、融合而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既然社会工作主要的价值思想完全可以在我国的文化中找到归宿，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吸收、同化，以推进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

2．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

改革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环境的逐渐宽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工作的需求渐增。原先计划经济时代被高压压制而得不到显现的社会问题得以凸显出来，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又带来来新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新旧社会问题错杂交织，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显著特性。但是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具体国情不同于西方社会，建构于西方的一些社工理论并不能够适应于中国的需要。因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社工理论以推动社工实务在中国的发展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不足

3.1城乡在社会工作资源上的分配差异。由于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重城市，轻农村，通过对农村实行剪刀差以供应城市并实行户籍歧视。城乡在资源分配上严重不均。1980年代后，二元分治的情形虽有所改善，但城乡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少反而成扩大的趋势。农村在各个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城市，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歧视依然存在。农村的贫穷落后已成为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定局面。只有解决好农村的问题，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即使现在政府倡导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的契机下，加强农村的社会工作，然而现在农村社会工作并未有效展开，农村社工资源严重匮乏。

3.2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理解与社会理解充满歧义，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度低，很多人不知道有社会工作专业以及社工的功用。高等专业教育呈超常态发展，但是毕业生却缺乏清晰的就业市场，以至于学无所用。专业地位无从谈起，社会工作“理所当然作为”与可预期的兴旺局面并未出现，形成社会需要与社会工作发展本身严重分离的病态现象。这种病态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质和政治体质密切相关。

3.3社会福利组织员工年龄老化、知识陈旧、专业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

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上难以进入福利机构，形成了福利机构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

3.4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几乎大部分应当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和责任都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包办，而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仍然以内部利益为主要取向，大量事业单位更是自成一体，导致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滞留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内部，社会福利机构资源匮乏。

3.5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综观西方各国的社工发展，背后都有着一个重要力量支持，即政府。而目前我国政府对社工的发展还不够重视，既没有相关的立法支持，也没有具体行动来大力扶植社工的的发展。各级与社工有关的政府部门缺乏社工人才，而社工人员又无法进入这些社工行政领域，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矛盾。

4.中国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趋势

4.1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我国将来的社会工作要突出强有力的社会管理的优势，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从整体和全局出发来控制、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各种社会人际关系，规划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高效的社会管理系统，是我们进行社会服务优势之所在。管理就是服务，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结合将是形成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优势之所在。

4.2发动公众促进社会化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具有相关政府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和居（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分工协作的特点，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具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工作、社会服务事业需要公众的参与，必须继续发动群众参加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4.3提高专业化水平。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活力之所在。提高专业化水平一是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恢复于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必须进一步通过量的扩充和质的提高加以发展，以培养一大批具有现代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社会工作者；二是制定专业化服务的标准，促使社会化的社会服务工作尽快提高到专业化的水平，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结合。

4.4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还要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工业化国家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研究起步早于我国，不论是实践经验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才可能发挥我国社会工作事业起步晚的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国际社会工作的先进水平。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在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诸多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西方近现代以来巨大的国情差异所造成的。对当今中国来说,社会工作本土化不但要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要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解决问题方式的实质性影响,考虑到在集体主义和福利主义影响下人们的心态。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社会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这些因素交织影响下的助人活动,发现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亲和性,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