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与对策5篇范文

第一篇：浅析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与对策

浅析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

社会工作是一种从西方国家传来的新文化，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专业。作为一种新来的文化，对其吸收和消化过程中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许多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人活动在西方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然而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比较晚，至今也才有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产物，一个舶来品，要想在与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里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就必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许多的问题，遇到了不少的困境。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国家制度与社会工作价值的冲突，社会工作教育的投入不足，社会理解和公众认同度较低等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中国社会。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及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困境；策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种社会问题陆陆续续的涌现，如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贫富分化、虐待儿童、残障人问题等。这些问题影响着社会安全、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是一种大政府，全政府，一直以来，所有问题都是由政府来解决的。但是很多问题是政府解决不了的，就需要社会工作来解决。社会工作是应用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科学、有效地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社会成员为目的，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说角色重要，但社会工作毕竟是个才引进不久的外来文化，它的本土化是个必由之路，在本土化过程中不免会面临诸多的困境。只有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难解决了，社会工作在中国才得以很好的发展。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

（一）社会工作的定义

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助人的方法，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

（二）社会工作的起源

社会工作产生于欧美国家。首先，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希伯来的思想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思想源头。在古希腊人看来，幸福是在与他人的分享中获得的，富人将自己的财富分与穷人是获得幸福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成为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其次，基督教文明所宣扬的“博爱”观念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第三人道主义思想观念成为社会工作专业产生于发展的最直接的思想根源。社会工作起源于贫民救济或慈善事业。是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问题而产生的，它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由教会或者私人举办的、无组织的施舍或慈善。

（三）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现状

社会工作的助人思想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萌发了，我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中，对贫弱者的救助被看作是统治者德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在民间，守望相助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的生活发生。我国古代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为现代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和实践经验。

虽然社会工作在我国思想根基渊源，但作为一项国家的职业制度建设从2006年才开始的。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宏达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人事部、民政部联合颁布了《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开始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化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2008年6月我国首次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资格考试如期成功举行。同年10月，明确了社会工作岗位的设置，但存在着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定位不明确等问题。一般的说，一种专业的发展是职业化与岗位开发紧密联系的。但在我国“行政主导，教育先行”的模式里，社会工作教育作为一个“舶来品”，没有具体的本土化实践就直接西体中用了，这使社会工作未能在我国实现较好的本土化转变，出现了专业无岗位的尴尬。同时，在专业教育过程中也缺乏了非常重要的专业实习与实践，使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没有与社会需求合上节拍，发展比较困难。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困境

（一）何为“本土化”及“社会工作本土化”

“本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不但有地理学的含义，指人们原本生活的地方。而且有社会及文化的含义，指浸润于那个地方的文化、社会制度。按照这种理解，本土化指的就应该是外来的东西进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与原有的社会制度相配合，共同支持人们共同生活的过程。本土化对外来者来说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对“本土”来说则是文化选择、融合与接受的过程，它反映了两种行为模式、处理问题方式之间的互动。本土化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适应的过程，它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东西进入到本地方并适应这个地方的要求而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本土化不但强调外来者对本地方的适应和变迁，更强调的是本地的主体性，即是站在本地的立场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理念及方法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生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工作模式、理念及方法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制度体系相适应，以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一种文化想要在另一只文化中生存和发展，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是避免不了的。怎样使这种文化在新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并服务于我们社会，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社会工作价值观源于西方中教理念和工业主义文明发展的结果，它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受助者个人价值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主张个人自决，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也明显受到了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主张以人为核心，强调人的个人价值，主张个人的独立性和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交换为重。基督教的爱、关怀和责任三个重要要素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价值。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个人伦理修养和家庭观念，强调个人对家庭成员的责任。儒家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大，以至养老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很多老人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去养老院，而在家里生活他们的孩子都忙于工作，没什么时间照顾老人，这使老年人的生活问题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如何判定社会需求的问题上，西方的价值观同中国社会存在差异，中国社会在界定需要的内涵和方式上与西方社会存在一些差异。中国的文化十分强调个人对集体、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以至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公民民主的参与精神没那么受到注重。

（三）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畸形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如果从院校的规模和招生数量来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就有200多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这真的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实际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还有待完善。

首先，社会工作还没有真正的走上职业化道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没有合适的单位进行实习与实践，大多都只是在教室学习课本理论知识。每年培养了很多多社工专业人才，但是，社会上却没有对口的专业岗位，特别是内陆地区。民政部、公安司法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都是公务员编制，妇联、共青团基本也是公务员编制，当前国家机构人员精简的情况下，进入公务员系统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而政府基层组织、街道、区一级也没有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机制。总的来说，我国的社会体制还没有创造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社会环境。

其次，社会工作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经验不足。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几乎是没用经过系统训练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陆续开设后，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大部分是自学或者进行简单的培训后就纷纷上岗了。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都没有从事过前沿社会工作，没有社会工作的实际经验。上课也只能讲一些理论性的知识，或者是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不能结合中国事例，很难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

（四）社会理解和公众认同度较低

一种文化想要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扬，就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公众的认可。只有得到理解和认可了，人们才会去研究、学习、发展它。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舶来品”，引进中国也就几十年的历史，由于宣传不够，人们不是很理解和认同它。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人活动的工作人员，一说到它，人们就想到社区的老大妈、老大爷，慈善组织的人员等。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人员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这个职位。每当有人问我学的什么专业，我说是社会工作专业，都带着疑惑的表情问社会工作是什么东西，竟然还有这个专业的。可见，人们对社会工作第理解和认同有多低。社会的不理解，公众的不认同，这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策略

（一）西方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虽然西方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西方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同中国社会不是水火不容的。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和伦理同中国文化在很多地方是可以融合的，这有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第一，在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目标上，中国文化所强调的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中促进社会整合的观念是相契合的。第二，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近年来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政府和公众意识到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第三，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和互助的理念，中国文化强调个人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由此产生的“推己及人”观念也逐渐发展起一种公民的责任意识。第四，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上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一判断，同中国文化中的个人对集体、国家的责任也是想吻合的。我们把这些中西方文化的相融合之处根据本国国情发展起来，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

（二）实现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多方联合，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第一，优化政府和社会工作的合作关系。强化国家在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角色，强调政府在社会工作建设中的责任，协调好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对社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第二，发挥群众团体协同作用。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民办社会服务机构的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层次上有分工、工作内容上有交叉的连续服务体，形成既发挥传统资源优势又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元素的责任共担完整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相应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生存和本土化的进程。

（三）发展合理的教学方式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与外国、港台的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促进教师素质的提高。从当地社区挖掘具有社会工作教学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通过与他们交流，让教师进入社区等相关工作单位锻炼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其次，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机构要与政府、社会团体结成合作关系，拓宽社会工作的实习基地。以便在教学过程中，很好的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工作教育质量的提高。

（四）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和公众的认同感

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讨会、培训班等方式，以促进政府及用人单位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可以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宣传社会工作的理念及方法，以提高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同时还可以宣传一些社会工作过程中的成功案例以及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新闻事件，从而让公众对社会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工作取得的业绩充分的认可。还可以多举办一些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活动，引导群众的积极参与，以便群众能更好的体会到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对社会工作的深入了解。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参考文献：

①徐怀楚，春天的脚步【J】,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22期

②倪勇，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向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③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④史伯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N】中国政治学院学报2004 ⑤林霞，《探讨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N】海淀走读大学学报，2004

第二篇：社会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经验

社会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经验——杭州“上城模

式”研究

童志锋

2012-9-29 16:47:39 来源：《社会福利》，2012年第6期

[摘要]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创新社会工作管理的必由之路。杭州市上城区是国内最早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试点地区之一，通过创新社会工作的组织架构、制度与机制，推动了社会工作体制变革。上城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经验实质是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是在特定文化与制度下发展出来的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社会工作模式。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工作本土化 杭州 上城模式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如何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一支庞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加快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社会工作管理的必然选择

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曾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有过经典论述，“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用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学术取向”[1](P333)。同样，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指外来社会工作的合理的理念、制度和方法与本土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形成适合于本土文化社会工作模式的过程。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当代特征

1978年之后，在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化过程中，外来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等才逐渐被引入我国。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我国也发展出来一套本土性社会工作。所谓本土性社会工作是指“对某种助人模式（包括理念、过程和方法）的判断和认定，即指那些土生土长的、发挥着有效的助人功能的制度化的行动过程”[2]。在目前阶段，我们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重点在于如何把专业社会工作与职业化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实践。社会工作本土化要把握下面几个原则，“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郑杭生语）。

1.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都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走自己的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立足于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社会工作模式。对于1949年以来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经验，王思斌教授曾用“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进行概括，所谓行政性，主要是指由政府负责和推行福利性、服务性、公益性的活动并提供诸如生活必需品、就业机会等资源，强调的是政府负责社会服务。所谓非专业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以往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一种专业的职业，二是指从事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人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的社会工作的专门训练。实际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背景。[3]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要立足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是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即“行政性非专业化社会工作”。如果抛开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与实践，而简单的移植外来社会工作模式，是不切实际的。

立足现实，更是要立足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要从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实务中提炼适合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由于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差异较大，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其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也必然会有所差异，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在尊重各地文化制度差异的前提下，提炼适合于本土的、地方性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2.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社会工作的思想极为丰富。孔子讲“仁者爱人”（《颜渊》），孟子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孟子希望在社会上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良好风气。现代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与孔孟的思想一脉相承。对待传统的社会工作思想，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开发，吸取其精华；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所超越，为其赋予现代的含义。郑杭生教授称之为“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即可也通过重构（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新构（对传统进行重新构建）来实现“传统的被发明”[4]。通过“传统的被发明”，实现基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为传统思想赋予现代解释。开发传统，超越传统，有利于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推进社会工作管理创新。

3.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借鉴国外，跳出国外”。西方社会工作在专业化与职业化方面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比如西方社会工作者长期奉行的指导其实践的专业价值观，主要包括公平正义、自我决定、知情同意、真诚、自我实现等。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操作方式各有不同，但又紧密联系，是西方社会工作者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工作者要善于运用这些理念与方法，创新社会工作模式。但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也不能照搬照抄，毕竟西方社会工作模式是基于西方现实的背景下的提炼，中国的文化制度背景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学习借鉴的时候切忌囫囵吞枣，盲目运用，而要认真领会其基本精神与方法，把合理的成分导入到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另一方面，必须跳出国外，去开发适合本土的地方性的，适合自身传统与背景的社会工作模式，去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来看，专业化与职业化是无法回避的路径。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较为薄弱的方面。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同样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更要在这两个方面大力探索。但是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不是西方社会工作的中国版，而是立足于中国现实、传统，吸收西方社会工作合理成分的选择。

（二）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变革，贵在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从单一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协同管理的转变。政府亟需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并将公共事务交由社会自行管理。社会工作作为组织开展现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和实现手段，对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5]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要通过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形成一支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要遵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立足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建设为依托，探索推进政府与社区协同管理的社会工作模式。

二、社会工作管理的杭州“上城经验”

早在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社区居委会，成为新中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生、发源地。60年来，上城区发扬“追求卓越、品质至上”的上城精神，在社区工作方面不断创新、屡引潮流，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扮演着社区建设先行者的角色。尤其是2007年上城区成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之后，上城社会工作年年都有新创新，成为杭州、浙江社会工作的标杆。上城区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源于上城区社会工作组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

（一）创新组织架构，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变革

构建一个高效的领导机制，是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变革的基础。上城区通过创新区级社会工作领导体制、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健全社会工作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工作发展。

1.成立区社会工作领导机构，推进社会工作整体发展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首要在于组织保障。在推进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诸多城市在进行探索与创新。如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社会建设和社会工作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2008年10月16日，嘉兴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上城区的做法不同于北京和同省的嘉兴市，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在区级层面上成立了协调性社会工作领导机构。2007年9月，区委、区政府发文成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常务副区长、区人大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任副组长，区委组织部、区委人才办、区民政局、区人事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及街道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加强对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各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的日常事务。同时，在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增设社会工作科，配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定期召开相关部门、街道、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的会议，解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问题。

2．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社区社会工作是目前县（市、区）社会工作的核心，上城区通过探索在社区中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承接公共服务与社会工作职能，创新了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2008年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对创建社区管理新体制作出了部署。《意见》要求“探索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承当社区公共服务职能，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三位一体’、交叉任职、合署办公的社区管理新体制。”其中，对交叉任职作了这样的规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副站长由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任，书记、主任‘一肩挑’的社区，副站长由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任。”有学者指出，“社区管理新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顺社区工作站与政府部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的关系。[6]”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全面承担了社区社会服务，成为社区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

3．成立社区工作者协会，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行业管理体制

上城区通过成立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促进社工的自我管理。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全都由社区工作者担任，定期开展各项活动。2010年8月17日，上城区选举产生了社区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并修改完善了协会章程、制度。目前社区工作者协会成立了“信息报道组”、“文体活动组”、“综合服务组”等工作小组，在推进专业化社会工作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社会工作制度是指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过程中形成，并保障指引其运行发展的一系列规范规则的统称。”[7](P44)社会工作制度包括了教育制度、评价制度和使用制度等。

1.探索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夯实社会工作发展基础

社会工作教育制度是对社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它一般包括对大专院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教育和对目前实际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上城区根据民政部《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精神，结合区社会工作人才“135”培养计划，开展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上城区确立每年3月份为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月，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接合的方式，运用专家授课、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外出考察（包括赴香港、澳门、上海、深圳等地考察学习等）等形式，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一是实施社会工作者职业素质提升工程。按照“终身学习、全面发展”的理念，以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为契机，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分区、街道、社区三个层面实施社会工作者素质提升工程，重点加强在社区项目化管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心理咨询技巧和接待礼仪等方面开展培训。二是开展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提升工程。为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社区自治、提升居民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2008年6月，选送了5名同志参加了杭州市社会工作实务教育高级研修班，学习美国、香港等地开展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参加人员均取得了由香港中文大学签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2.探索社会工作评价制度，确保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

“社会工作评价制度是指通过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评价来认定社会工作者的资格及其层级层次的规范总和”。[7](P45)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职业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2008年6月，首次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举行。

上城区积极鼓励社区工作者通过考试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称资格证书，并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08年，上城区有136名同志参加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131名同志参加了社会工作师考试。截至目前，上城区共有社会工作师169名，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122名，社会工作师47名。[8]在社会工作岗位人员招考中，上城区优先录用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优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

上城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社区工作者管理规范》，明确规定了岗位设置、基本职责、录用程序、考勤值班、突发事件处置、教育培训等内容，做到事事有据可依，实现规范操作，该《规范》经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并发布，成为杭州市的地方标准。[9]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使用制度，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社会工作使用制度主要包括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领域、机构、岗位以及薪酬待遇等。

（1）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制度。基于《推进上城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上委[2008]39号)，上城区根据科学合理、精简效能、按需定量、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的原则，明确把设置了四类社会工作岗位：一是公务员系统岗位，具体指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中从事社会政策制定、执行等有关工作的岗位；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类事业单位相关岗位，包括老年人社会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社区服务中心、收养服务机构等机构开展社会服务的岗位；三是与社会保障或社会服务相关的群团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的相关岗位，包括为儿童、青少年、妇女、老人、残疾人等人群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岗位；四是社区居委会工作岗位，在社区范围内，从事动员社区资源、服务居民群众、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发展与和谐工作的岗位。

（2）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薪酬制度。如何把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才范畴，建立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社会机构和组织之间相对统一的社工行业薪酬体系，充分体现社工的专业人才价值。上城区的基本思路是：确定“以岗定薪、以绩定奖、按劳取酬”的指导性方案，采取学历、资历、资格、业绩、岗位等多种指标相结合的方案，设置多层次、多类型的社工职业成长阶梯，做到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激发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工作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上城区积极贯彻《关于提高杭州市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的意见》（杭财预〔2008〕1057号 杭民发〔2008〕242号）文件精神，落实了由职务年限工资、奖金福利、补（津）贴、住房公积金缴费及社会保险缴费等五部分构成的社区社会工作者薪酬制度，此举有利于稳定社区工作者人员队伍。如在职称津贴补助方面，上城区明确规定对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资格证书，并从事社区社会工作的，每月分别给予300元、200元、100元职称津贴。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机构的培育、扶持制度。2009年，民政部发布了《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民办社工机构是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是有效整合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重要渠道，是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重要阵地。近几年来，上城区涌现了诸多较有影响的社会工作机构，如“望江社会工作服务社”、“帮一把为民服务社”、“湖滨晴雨”工作室、“陈峰工作室”等。

（三）转变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和机制。只有通过机制构建，才能进一步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经过长期实践，上城区逐渐形成了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和校社互动合作机制等三大机制。

1.多元资金投入机制

在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中，一方面，政府要负责规则的制定，承担社会立法功能，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财政保障。上城区为确保社会工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不断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确保社会工作各项工作“有钱办事”。

（1）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上城区明确将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10年全区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达180万元，其中用于扶持奖励社区社会组织100万元，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47万。同时，积极保障社区社会工作者工资福利待遇，平均每人每年已达5.8万元。[8]

在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中，上城区通过政府“终身教育券”工程，给予社会工作者经费支持。一是按照每人每年200元和年增5%的标准落实人才队伍教育经费，2011年的培训经费已达15万元。确定每年3月为社会工作者培训月，通过集中培训、轮岗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再教育培训。二是专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明确规定在取得学历证书后，学费按照区、街道、个人2：2：1分担。近两年共为9名社会工作者报销学费20966元。2009年，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专升本学历教育班，目前已有69名社会工作者成为学员。三是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规定报考者有5天的复习假期，对考试通过者给予800元——1200元的奖励，并100%报销培训费用。2010年，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开设考前强化培训班，共有176人报名参加，培训费用由区、街道、个人按比例承担。[8]

（2）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浙江省中长期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输送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领域的合作互动机制，创新委托服务和购买服务的‘经费给付’制度。”截至2010年，上城区共有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543家，涉及居家养老、家庭护理、家电维修、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纠纷调解、青少年教育、妇女儿童维权和治丧殡葬等众多领域。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工作管理人才，2010年，上城区用于扶持奖励社区社会组织方面的财政经费达到了100万元。

2.激励保障机制

调动社会工作人才的积极性，需要不断加强人才的激励保障机制。上城区在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和人才晋升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

一是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上城区实行了“两个一批”发展战略，即“提升一批，引进一批”。“引进一批”是指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招聘、公开考试、公开录用的方式，引进一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优秀人才。2009年，上城区录用的8名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专业大学毕业生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2010年以来，上城区加大了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的选拨力度，在社区专职工作者招聘公告中，对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或持有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采取笔试成绩加5分的优惠政策，这一举措吸引了大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人报考。

二是创新人才晋升机制。首先，建立了优秀社会工作者上挂锻炼制度，每年选调6位同志到区民政局各个科室上挂锻炼。此举为社会工作人才晋升创造力条件。其次，上城区对表现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突破年龄和任职时间的限制，作为社区主任或副主任的候选人，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提拔。同时，建立副处级领导职位和区属事业单位岗位定向招聘机制，公开选拔社会工作者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或进入事业单位工作，目前，上城区已有6位曾在基层社区工作的同志走上了副处级领导岗位，3位同志进入区属事业单位工作。[9]

3.校社互动合作机制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柳拯指出，“通过与高校建立联动机制，充分依托社会工作专业高校优势开展产学研合作，带动指导本地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是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10](P141)。在信息时代，大学是推动社会变革、技术革新的轴心之一。如何巧借大学的智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工作，是当前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上城区对此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与浙江高校社工系联系极为紧密，并探索出了校社互动合作的创新机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上城区本着“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原则，已经与浙江财经学院等高校社会工作系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一是建立社会工作督导队伍。上城区以高校专家学者为依托，在加强一线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指导的同时，逐步培养了一支富有上城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督导队伍，确保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二是与高校共建社会工作实习基地。三是选送优秀社会工作者前往高校深造。上城区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选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进入高校研习，积极培养社会工作高端人才。

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合作，加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加强高校学生与社会工作者交流互动交流，促使双方在实践中共同进步。

三、讨论与结论

目前，我国涌现了一些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结合模式，又称“上海模式”。其特点是针对社会工作不同领域，分别利用政府资源和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二是社会运作模式，又称“深圳模式”。特点是在党委、政府搭建社会工作制度平台基础上，充分运用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三是政府运作模式，又称“万载模式”。特点是在缺乏外力与经济欠发达情况下，通过党委政府领导，职能部门运作，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资源开展社会工作服务。[10](P184-185)如果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划分，“上城模式”也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但又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结合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上海模式”是区、街道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社会工作，在机构（福利服务机构）通过调整机构、开放岗位、配备人员或提升转化等方式实施社会工作的模式，也就是说“市上抓条、区上抓块、社区与机构抓实务”。上城区社会工作是在基于自身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下，探索出的独特的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职能主要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其他社会组织辅助。社区公共服务站是与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分立的三大机构之一，其人员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也有一定的交叉。所以，它既不完全是政府运作，也不完全是社会运作，同时也不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别在不同领域运作，而是一种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第一，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一种嵌入式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语境，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一是本土社会工作，或者称之为传统社会工作，二是专业社会工作，或者称之为现代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是“中国学者对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广泛发挥作用的社会服务实践及制度的命名”，它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存在的一套系统化的，由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帮助其成员解决现实困难和做法的制度化做法。”[11]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为基础，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的社会服务”[11]。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结合，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比如，在社区中设置社会工作岗位。

第二，同时兼具传统社区工作者本土方法优势和现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不需要另起炉灶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而是紧紧抓住社区做文章，重点着眼于把现有的社区工作者转化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因此，社区工作者既熟悉本土社会工作方法，也能够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开展工作，兼具两者的优势。

第三，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立足于当前的制度与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但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直接联系，也与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有关。”[11]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框架、文化传统等来讨论社会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契合现有社区体制下的一种选择。

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既能够获得政府资源的大力支持，同时又能够发挥社区及其自组织的积极性。由于长期工作于某一社区，社会工作者对本社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利于社会工作活动的开展。对于上城区这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背景的老城区，只有社会工作者较深的扎入社区、理解社区，才能较好的开展社会工作。由于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大规模的社会工作试点探索不到5年的时间，包括“上城模式”在内的诸多探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还远没有定型。“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各异，形成的社会工作模式多样。”[10](P23)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只有在不断地相互学习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作者：童志锋，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2）.[3]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特点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95（2）.[4]郑杭生.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J].社会学研究，2011（4）.[5]文军.社会工作：和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革力量[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陈雷.关于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构想和实践——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J].社会工作·学术，2010（5）.[7]将昆生、戚学森.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09-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明确目标谋发展拉高标杆促成效上城区努力创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首善城区.2011-4-29.[9]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目标明确 保障到位 措施有力 积极探索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专题研究班发言材料.2011-7-12.[10]柳拯.规律与模式：从制度视角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1]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2009（5），128-140.

第三篇：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选择的案例分析讨论

一．案例涉及的伦理问题

保密原则:

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向他人，如校德育处透露服务对象关于某年级个别学生再收保护费的事.自决原则:

社会工作者应该尊重案主决定,未经允许不向校德育处和老师告发此事.保护生命原则:

若告发此事或是与收保护费的学生接触没有预期的效果,案主或是被收保护费的学生是否会受到人身威胁,涉及生命安全.个人优于团体的原则:收保护费时间若被披露调查,案主的利益和学校的利益是否会造成冲突,学校管理或是声誉会受到影响.二．可能的应对方案和利弊评估

首先,若要找出应对方案,要分析服务介入的各个过程及参与其中的各方.虽然服务对象是固定的案主,但是所牵连的利益群体众多 ,如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学校老师,校德育处,收保护的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等.其次,从各个群体角度出发分析不同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方案一: 从服务对象案主方面介入

1.询问案主是否愿意将其提供的某年级学生收保护费一事透露给校方德育处,若案主同意,则可以和校德育处或是班主任老师直接联系,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在这过程中,虽然已经求得案主同意遵守了保密自决的原则,但案主保护生命安全的原则仍须注意,并应处理好案主利益和学校利益的关系.2.案主可能希望青少年社工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将事件透露给校德育处或是班主任老师.并不希望暴露自己.面对这一情况社工可以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向学校反映此事.若采取该种方案,不仅可以保护案主隐私,而且也可以帮助校方了解此事并寻找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也要分析到,此事揭发后学校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学校没有用适当合理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可能会受到威胁,其中可能包括案主,学校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青少年社工此时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情景。

3．案主并不希望将此事通过社工透露给校方，如果是这种情况社工就要寻找其他解决方式。

以上三种可能都是先通过案主同意，都遵守乐了案主自决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案主隐私。

方案二：从校德育处或是校方老师方面介入

如果未经案主同意向校方透露此事件。不仅违背了保密原则，案主自决的原则。如果案主知道是社工透露的话，很有可能摧毁社工与其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服务关系，导致社工工作难以进行。

故此在没有严重危害到案主生命安全时可以尝试通过与校方其他老师闲聊来了解学校对这种事情的了解程度和解决程度和相应的解决方法。若学校知道这件事，社工就可以协助学校了解调查处理此事。这种情况不仅保护了案主也让学校可能会有较好的解决方案，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情况。

如果学校的确不知道有这种现象，可在社工与学校有较好的契合关系，校方可以保护社工的前提下向熟悉青少年社工工作服务原则的老师通过闲聊等方

式透露有关情况。但仍需要保护案主隐私，生命安全。方便社工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案三：从收保护费的学生介入

该方案可能需要了解收保护费学生的具体情况，包括学生在校的表现，家庭背景等信息。较为保险的方式是能通过一些私下的方式先对这些学生信息有所掌握，通过收集分析这些学生的具体情况在采取进一步工作。

如果没有做一些相关学生的功课，直接与其接触，可能他们并不会理会社工，更不会配合社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社工不仅“出卖”了案主，被收保护费的学生也可能受到威胁，可能包括案主。这种行动方式虽然看似避开了案主保护到案主隐私。但收保护费的学生的反应会直接影响事情的发展，再加上如果社工对其没有充分的了解，各方利益都会受到牵扯，很有可能加重事态的发展。所以这种方式是较为不明智的做法。

另一方面，社工从收保费的学生入手也可能会有积极的回应。他们知道收保护费这事不仅是违反学校规定，损害他人利益，也不利于他们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可能是出于一些情况不得已做出的行为决定。如果是这一种情况社工就可能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学生和其生活环境，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时收保护费的学生也会成为与该事件相关的另一个案主。收保护费这事也会较为顺利的解决。方案四：

社工或许可以通过对一些收保护费信息的了解制造一种情况，造成一种“无意”遇到收保护费这事。但如果社工没有充足准备也没有相关的危机或是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该方案也是比较冒险的。但不得否认的是，这也是问题解决得一种思路。

以上提出的各种方案，从不同介入角度分析了采取不同措施可能遇到的伦理困境，也进行了相应的利弊评估。不论是哪一方案，社工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伦理困境，方案的制定也会对事情的发展有一些较为理想的假设，另一方面，该事件涉及的群体较多再加上个群体的具体反映也有多种情况，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假设控制变量的方式提出一些行动方案，但在实践中的真实情况会或多或少的超出预期计划，这一点也要求社工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事件处理能力。

面对这一事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式，整个事件的发展可能还会牵涉到更多人或是相关机构，社工也可以根据情形发展形成多种其它介入方式，多方入手，共同协作处理此事。在伦理问题方面我们不可能有绝对好的处理方式，只是追求相对合理，将风险将到最低，合理可行的方案。所以对事件的了解风险的评估在此显得至关重要。再加上问题的对象也属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虽然他们做的事是违反校规，不利于他人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改正促成其健康成长。

三．做出伦理选择并且确定实施方案

在较为充分的小组分析评估之后，青少年社会工作者按照基本的伦理选择原则，案主的生命权由于其他利益保障。虽然在案例中没有涉及到会有对案主直接人身安全的危险。但在行动中予以重视。其次自决原则就要求最开始是需要与案主进行协商的，不论案主是哪一种决定，社工都需要予以尊重并告诉其透露信息可能存在的风险利弊，另外案主透露给社工此事可能是希望社工能解决此事，可能是出于对自己隐私利益的保护不希望被牵扯。在案主隐私方面无论是采取哪种行动都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

如果案主拒绝信息透露社工只能寻求其它渠道，但从案主入手可能是

较为保险的方式。

在具体的案例中，案主，学校系统，收保护费的学生及其家庭系统，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已经发生的收保护费事件等因素都会影响社工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社会工作者因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风险，灵活应运专业技能，协调各个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求各方配合，较好地处理此事。

第四篇：救助管理工作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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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管理工作困境与对策

救助管理工作困境与对策

[提要] 救助管理是一项“以人为本”的社会救助制度，是党和政府关心弱势群体、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新时期救助管理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石家庄市救助管理工作实际，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救助管理；困境；建议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救助管理工作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3月6日

200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同时废止了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强制性的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的人文关怀，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形势下救助管理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急需探索和解决。

一、救助管理工作困境分析

（一）对职业化乞讨人员管理的法规不健全，亟待整合。坚持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是《救助管理办法》的核心，是与收容遣送办法的本质区别。但救助管理制度是一项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措施，不能持久解决问题，正如一位乞讨人员所说：“救助站里再好能管我下半辈子吗？能给我钱花吗？在家里如果有办法生活，我何必要出来呢？”对于另外一些长期流浪乞讨人员来说，乞讨本身已经成为一门职业，甚至是回报比较丰厚的职业，他们已经成为职业化乞丐，自然不会去自愿接受救助，更不愿被送回流出地。职业化乞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经济欠发达省区，这些省区的部分农村有集体结伙外出乞讨的传统陋习，当地流传着“城里磕头，回家盖楼”等顺口溜。

据调查，多数职业乞讨人员不属于“生活无着”，不需要并且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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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政府的救助，但他们实施的有害行为确实需要加以约束和管理，而现有《救助管理办法》多为关爱性救助的规定，在社会“管理”方面还有不少缺失。对职业乞讨和有害乞讨行为的管理因法律并未赋予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相应职能和手段，而导致各有关部门在实际执行中常处于进退两难、束手无策的尴尬处境。职业化乞讨人员普遍采取“告知不听，救助不去，劝阻无效，制止不服”的态度，“职业乞丐”已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二）救助条件难以把握，求助人员的甄别核实缺乏规范性操作。按照民政部《实施细则》规定，救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是，实际上真正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人员比例很小，以石家庄救助站为例：在2012年实际救助的6，589人中，长期在以流浪乞讨为生的人员118人，仅占救助人员总数的1.79%；因钱物花光、丢失或被偷、被抢、被骗等造成生活一时无着，自愿求助但尚无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5，788人，占救助人员总数的87.84%；其他原因如公安部门送来、接群众热线等救助人员为683人，占救助人数的10.37%。因此，如何从工作实际出发，合理界定救助对象，做到“应该救助的得到救助，不应该救助的不予救助”还有待研究。

此外，求助人员成分复杂，动机多样，有的为了求得救助而隐瞒个人真实情况，编造谎言；有的随身带有现金，因工作人员无权检查，求助人员骗取救助时有发生。如何对求助人员进行有效甄别，有关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落实救助管理经费有困难，人员编制不足。一是工作经费紧张。流浪乞讨人员往往是跨区域流动，在安置和跨省接送问题上，民政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特殊困难救助对象跨省返乡工作的通知》指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要求，落实救助管理工作经费，省级财政部门应根据跨省救助任务量对跨省救助管理站予以补助。财政部督促省级财政部门落实救助管理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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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央财政通过一般转移支付对中西部救助管理工作予以补助。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困难，兴办救助站并维持救助日常运转就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有限的经费往往只够维持机构基本开支；二是人员编制不足。救助管理站的人员编制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核实的，在收容遣送时期还能适应，改为救助管理后，由于工作性质由强制性管理改为人性化的服务型管理，需要24小时值班、街头救助、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及肢体残疾人员等特殊困难人员护理、跨省接送等大量业务工作，人力调配十分困难。

（四）对特殊人群的救助面临困境。首先，对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救助管理及安置是救助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难题。作为特殊的救助管理对象，街头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救助，具有多元性、复杂性、敏感性、风险性等诸多难点。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入院治疗的主要途径是经公安部门护送而来，占到80%以上，其他是热心群众护送来站和接市政府值班电话、群众热线电话后由救助管理站接回的。目前，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经费问题突出，他们的治疗过程复杂而漫长，需要较大的医疗费用；而且救助渠道单一，目前这部分人员的救助和治疗由政府承担，民间慈善机构功能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近几年，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以石家庄救助站为例：2010年329人，2011年378人，2012年403人。救治经费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其次，对流浪乞讨人员中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和管理教育工作也有待加强。由于大多数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常年脱离家庭在外流浪，生存环境也使他们养成了一些不良行为习惯，挫折和磨难往往造成他们心理健康状态不佳。如石家庄救助管理站在救助新疆籍未成年人时，由于管理人员与新疆籍未成年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在身份鉴别、与接领人关系的核查和日常救助管理上都存在较大的困难，新疆籍未成年人曾经出现过绝食甚至自残等过激事件，为促使他们以健康的心态回到社会，需要在救助管理过程中，由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

二、对策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时期，少数社会成员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选择乞讨以维持生存具有一定必然性，乞讨现象一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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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乞讨群体规模一度扩大，在所难免。面对这一社会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更不能退回到“收容遣送”的老路上去。既要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观点，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更要着手当前，做到以人为本，积极救助，正视问题，依法管理。

（一）完善《救助管理办法》，加快救助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1、建议有关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救助管理办法》，使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应修改受救助条件，扩大救助覆盖面，将虽没有流浪乞讨行为，但因各种原因已经处于生活无着境地的求助人员列入救助对象，积极予以救助；要尽快建立省际受助人员接送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员接送的程序和规范，健全管理制度。

2、建议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及时总结执行《救助管理办法》工作实践基础上，紧密结合各地实际，重点解决好以下问题：（1）成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当地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政府相关部门（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财政局、卫生局、交通局等）为成员，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制定相关部门的职责，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以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城市公共秩序；（2）更多的发挥街道、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在救助工作中的作用，通过增加相应条款，赋予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当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基层组织可及时告知、进行临时性救助，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反映、积极开展协助性工作。发现乞讨人员违法行为时，应及时举报，协助公安部门调查处理，共同维护社会秩序；（3）增加加强救助管理站防病防疫工作的专项条款。要强调卫生部门的检查督促、防病指导的责任，加强站内工作人员自身防病保护的措施，制定救助站对求助人员要进行身体检查的规定程序和项目，筛查传染性疾病的患病人员。制定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的设施设备标准，并确定达标时限，严防流行性传染病在受助人员中传播，确保站内不出现卫生安全事故；（4）尽快明确救助管理站的基本建设标准、机构编制、救助标准、经费保证，以及责任划分、经费结算等方面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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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细则。保证各项救助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以确保救助管理工作协调、高效地开展。

3、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社会化参与机制。要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宗教组织和广大市民，通过义工服务、捐款捐物、告知引导和直接救助等多渠道、多形式参与救助工作。号召、引导市民将钱物捐赠给慈善团体和公益组织用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使市民的爱心既有施放之处，又能防止受骗上当，还能压缩职业化乞讨人员的生存空间。呼吁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支持、参与救助管理事业，建立有效而又稳妥的社会化参与机制。

（二）加强救助管理队伍建设，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开展救助服务。救助管理工作是服务型的管理工作，救助管理工作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为了适应新的救助管理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加强救助管理队伍建设，使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素质。

1、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职业能力。作为一名合格的救助管理人员，首先要准确理解、掌握国家有关救助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毫不动摇地按照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办事，自觉维护受助对象的切身利益；其次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热爱本职工作，富有爱心，责任感强，尊重人格，保护受助者的权利；最后还要具备较强的职业能力，救助管理工作的工作对象十分复杂，对象的复杂性要求救助管理工作人员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及决断能力。

2、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救助管理工作是一种典型的助人工作，搞好这项工作，工作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关于社会与关于人的知识。要站在较高的水准上观察、认识、分析人的行为与心理。此外，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开展救助服务，总结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的本土理论和方法，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

（三）创新工作方式，与时俱进，积极有效地开展救助管理工作

1、创新工作方式。救助管理站要从特殊困难群体的特殊需求出发，逐步探索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方式，丰富救助内容，实施人性化的救助。除日常救助外，要针对不同类型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进行必要的物质帮助。综合运用社会工作、心里辅导、技能培训、文化教育、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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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工作方法，争取逐步做到“分类救助，按需施救”，帮助流浪乞讨人员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2、拓展服务功能。救助管理站要坚持“以人为本”，拓展救助管理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为受助人员提供更多的服务。如开通救助服务咨询电话、实现街头救助经常化、在市区繁华路段交通要道设立救助引导牌、发放救助引导卡以及成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对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实行保护性救助；通过为下岗失业等人员提供公益岗位，让他们参与到救助工作中，既有效地解决了救助管理机构人员紧张问题，又保障了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扩大了救助服务网络覆盖范围。

（四）积极发展城乡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源头上根治乞讨现象。治理乞讨问题还要从治本上下功夫。从源头上，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必须切实负起责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快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同时，加大扶贫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引导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城市，应当逐步给予符合相关条件的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他们在城市就业的门槛；而当他们失业或陷于生活无着时，应当纳入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范围。解决乞讨问题的最根本之道，则在于加快社会结构的转型，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通过完善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政策，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主要参考文献：

[1]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81号.[2]齐建辉.职业乞讨亟须治理[J].社会福利，2010.2.[3]汤秀娟，王霞.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8.------------最新【精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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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农村妇女参政困境与对策

小议农村妇女参政困境

建国60多年以来，新中国为妇女参政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一）1949年 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其中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选举法 》的第四条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三）1954年颁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第八十六条和第九十六条又再次重申:“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四）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尽管通过以上种种努力，中国目前的妇女参政状况仍然很不乐观。我们知道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各国纷纷采取行动提高妇女参政，我国妇女参政尽管绝对数有所上升，但在国际社会的排名却从1995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04年的第37位。这说明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近年来我国妇女参政的进展速度缓慢。现实政治生活中妇女的参政权利受到很多限制，即使妇女获得选举权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按照仅仅有法律所认可的那个选举权，并不能够自动地变成实际的权利，而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仍然是不平等。而我国农村妇女的参政现状则更是令人担忧。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有21％的无土地农村妇女，有占全国90％的妇女文盲，有近65.7%的低收入妇女群体。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农村妇女的参政议政。总的来说，制约我国农村妇女参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妇女弱，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家庭暴力方面，2010年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已婚女性为 5.5%，而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占到7.8%。这个数字之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21世纪的中国农村，还有这么多的女性同胞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农村妇女愚，在农村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则更为的低，2010年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中西部农村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 年，比京津沪和东部地区农村妇女分别低2.2 年和0.8年，比该地区农村男性低0.5年，中西部农村妇女接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只占10%，远低于京津沪和东部地区农村妇女，也比该地区农村男性低4.6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有8699万文盲，文盲中73％是妇女；妇女文盲占妇女总数的24％左右，90％分布在农村。在农村，由于长期重男轻女封建观念的影响，以及关于男孩的受教育回报率高于女孩的观念的的深入人心，女孩的受教育，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男孩。

农村妇女穷，在我国，女性劳动收入相对较低，两性劳动收入差距较大，同样的，我国农村妇女的劳动报酬则相较而言更低。

而以上这些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着我国农村妇女参政。弱、愚、穷构成当今农村妇女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农村穷、农民弱、农业真危险，我们就要说农村妇女更穷、更弱、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和帮助她们，让她们能够走出这种困境！在农村，她们有繁重的家庭家务负担，她们受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制约，她们要面对尚不全面公平的选举机制，于是她们对于农村政治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迷离的政治现象望而却步，她们选择回避政治倾轧和贪污腐败，她们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不敢站出来竞选。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做的是贯彻宣传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观念，妇女平等参与决策，不仅是要求单纯的公平和民主，也可视为是使妇女利益得到考虑的一项必要条件，如果各级决策进程没有妇女的积极参与，并且没有吸纳妇女的观点，就不可能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目标。更要推动政府各部门积极参加到促进农村妇女参政的活动中来，妇女参政没有政府的支持，将举步维艰，尽管宪法上有保证每个妇女参政选举的基本权利，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一个国家的妇女参政程度和这个国家的政府支持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农村妇女参政议政意识的培训，她们需要支持，她们更需要自信，而我们能做的最多的，我想应该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宣传支持她们，让她们能有自信站上竞选台，说出自己的竞选词。

宪法赋予每个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了60余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中国妇女的参政议政状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村很穷，农民很苦，而农村妇女更需要我们的关注。人人生来平等，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靠一种性别的努力或者政治垄断就可以的，人类的发展更是需要全人类的共同推动。解决农村妇女的问题，保护好她们的这一权益，不仅关系到调动她们投入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平安与和谐。

—— 张朝娟

10人力资源管理2班 学号：100701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