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理论研究 2

第一篇：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理论研究 2

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理论研究

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相互交融的管理形式，具有政府行为和社会基层群众自治相统一的特点。没有政府行为，社区管理就不能成为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无力实现促进社区变迁、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因此，实现社区管理创新无论是从现实上，还是从理论上都要把我政府与社会相融合这一要点。

一、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理论基点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社区作为整个社会缩影，其稳步健康的发展也受到政府职能、政府角色定位等具体情况的影响。然而，政府的高效执政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怎样把握、如何认识这一理论模式就成为我们研究社区管理理论的关键。

（一）“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理论内涵

首先，对“小政府”的理解不能只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认为这一理念主张政府规模越小越好。“小政府”的理念实质上只是针对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的趋势，提出了限制政府规模的要求，主张一种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适度的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必然性，但却是有其限度的，这个限度是必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否则将会带来危害，这一点已为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其次，“大社会”并不是仅仅指规模上的大小，“大社会”是指社会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具有了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能够通过社会自身的能力，能够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与机制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社会对政府的诉求减少。同时由于社会主体性力量得到充分发展，是社会形成了对政府行为的巨大约束力。

第三，“小政府”与“大社会”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政府高效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写作，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政府予以放权得到适当的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扭曲、畸变和失衡：政府对社区管的过多过死，社区缺乏应有的升级和活力；政府用超强制的行政手段管理社区。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变，政府管理模式与职能必须随之转变。在根据实际明确划分政府职能的前提下，适当地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即家里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模式。

（二）我国的社区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策略。主要是基于几个特殊的背景和原因：其一，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政府计划体制，全能政府的影响深远，因而在城市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到位的情况下，政府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基层社区消失。其二，我国传统的“官本位”行政文化积弊太深，市民期待和依赖“父母官”的心里甚浓，普遍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缺乏参与动力和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培育市民的社区观念和社区意识，提高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三，我国社区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基层注释缺乏推进社区建设的大量启动资金。这就需要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支持。其四，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社区流动人口总量太大，流动太过频繁，这给城市社区管理带来额外的任务和负担，非常需要城市睹借助行政的力量，加强管理和控制。其五，现代社会，社区的公共事务变的纷繁芜杂，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社区无法应对和有效解决，这也需要政府的帮助。

（三）我国的社区建设需要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以 实现基层民主的回归

首先，社区政府是社区建设中制度创新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另外，政府组织结构的输入也是一条低成本、低风险的制度变迁路径。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也似有风险的，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政府，他们对中国政府组织运作机制较为熟悉，有着信息资源的优势恶化运用的技巧，通过模仿与改造，可大大的降低制度变迁中的信息成本、协商成本、实施成本和监督成本，也可避免制度变迁的政治风险。最后政府自治结构的输入也是整合社区资源的需要。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资源的调控，社区内部事务的协商，以及社区自身监督规范都需要一个民主协商机制，这与政府组织运作机制相似，因此引用政府组织结构对其进行规范治理。

二、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

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在创立社区管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比较和借鉴国外社区的管理经验无疑对我国现行的社区建设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但是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国情，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联系本国实际，创造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国内外社区管理模式大致分为三类：自治性管理模式、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和混合型管理模式：

（一）自治型管理模式

社区自治型管理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市政体制采用的是“议政合一”或“议政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城市社区没有政府基层组织或派出机构，实行高度民主自治，一览社区自治组织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社区组织组织不仅享有社区发展规划与目标、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还享有对政府的社区行政管理以及专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管理的建议权、监督权。社区公共卫生和公共环境等物业方面的管理，有社区委员会聘用的专业社区管理公司负责。而大量的、具体的社区服务内容和项目的开展，则又非政府非盈利的社区服务组织承担和实施，社区服务组织在美国第三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享受美国政府的资助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体系，给美国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和保障，同时在提供充分就业、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这一类型管理模式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紧密结合，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为直接和具体，并在社区设有各种形式的派出机构，社区发展特别是管理方面的行政性较强，官方色彩较浓。在新加坡，政府中设有国家住宅局，负责对社区工作的知道和管理。

第二，社区管理具有非常完善的体系。由政府组织自上而下管理，机构职能分明、结构严密，对社区的管理竟然有序。在新加坡，社区内主要有三个组织：居民顾问委员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其中居民顾问委员会地位最高，主要负责整合社区内的公共福利，协调另外两个委员会和其他社区内各组织的工作。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下设妇女委员会、青年组等组织，这些组织对社区内居民完全开放。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下层组织，它主要承担治安、环卫、组织本小区内的活动等任务。

第三，公众很少主动参加社区管理，社区居民民主观念淡薄。这是由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背景决定的。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的历史不够长，各项工作主要由政府主导，社区居民很少参与社区活动的发起、组织以及各项法规的起草与决定。

（三）混合型管理模式

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干预较为宽松，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规划、指导并提供经费支持，官方色彩与民间自治特点在社区发展的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

第一，政府指导、支持和监督。在日本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与社区工作部分分开，但政府仍指导监督社区的建设工作，并且提供社区建设的资金。在政府系统中，由自治省负责社区工作，地方政府也没有“社区建设委员会”和“自治活动科”等相应机构，这些都是带有行政色彩的自治组织。社区建设的资金由政府拨款，而且资金的使用有明确要求，支出严格按照预算和规定条例的标准执行。在城市基层社区层面，日本设有“田丁会联合会”和“田丁会”，对社区的各项工作负责，其主要职能包括环卫管理、青少年教育、社区治安、社会福利等。

第二，城市社区管理趋于民主化、自治化。政府对城市社区的管理基本上采用间接手段，居民开始主动参加社区部分领域的管理。日本为适应东京特大城市发展的需要，设立了地域中心体制管理社区居民工作，这以机构主要负责收集社区居民对地域管理的意见，对市民活动和民间公益团体活动给予支持和援助等。社区居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要求提出申请，由地域中心人民在集会场所组织社区居民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地域中心所长在某些范围内代区长对居民的问题和意见当场解释、解决，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处理，而政府只是定期对地域中心人员进行考核。

第三，培养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以及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日本社区管理模式的总体设想和规划、资金的投向、机构的设臵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为社区居民服务作为出发点，特别对社区内的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给予重视和关怀。各级区政府到社区管理中心都设有相应规模的防灾机构和设施，很多的公共场合有醒目的指示以及定期对社区居民进行防灾演示和演习等。

以上三种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产生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并在社区管理上形成不同的政府——社区关系，产生了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结果。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管理之路。

三、传统社区管理式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制度背景发生根本 变化的同时新的社区管理模式的产生

1999年，民政部拟定了《关于建立“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实施意见》，并在北京、上海、沈阳、杭州等十个城市中确定了一个城区为“社区建设实验区”，许多社区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以政府主导与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为主导思想，模式分为政府指导层与社区自治层。在政府行政层建立专门负责指导社区发展部门，包括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区社区建设指导小组，街道社区建设指导小组。在社区中拥有自己的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成员大会，社区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主办、社区群众做主，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共同推进社区建设。

（一）政府行政指导

1、市社区建设指导小组

市一级均设有社区建设指导协调小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担任正、副组长，成员一般由人大、政协、市委办公厅、税务、教育、卫生、公安、工商等部门的领导组成。市级社区建设指导机构的基本职责是：负责制定、审核全市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研究、制定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政策措施；提出加强和改进社区建设的意见，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指导机构下设办公室，统一抽调有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一般设在民政部门，主任、副主任由民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担任。

2、区级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

市辖区一级大都设有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它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驻区单位代表参加。区级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根据市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制定本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研究、决定社区建设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加强对社区建设的指导，推动社区建设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定期分析研究社区建设形势，协调辖区内有关部门和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理顺条块关系，充分调动街道办事处开展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性；主持开展社区建设示范活动等。同市级一样，区级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也是本级民政部门，设有办公室，由民政部门主要领导主持，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

3、街道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

街道一级一般设有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由街道办事处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正、副组长，辖区内有关部门、驻区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和居民代表参加。街道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社区建设的决定、决议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街道范围内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并付诸实施；发动和组织辖区内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工作；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中介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社区建设活动；综合协调辖区内社区建设工作。

（二）社区自治组织层

1、社区党组织是社区领导核心。他由社区党员大会或社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有规定的任期。社区视其党员人数分别 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的支部委员会或党支部。社区党组织的主要责任是：第一，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领导广大党员、群众，完成社区所担负的各项任务；第二，领导社区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机构等组织，并支持和保障他们按照各自的章程依法履行职责，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第三，做好社区工作者的教育、培养、考核、和监督工作；第四，抓好党组织建设，对党员进行管理、教育和监督；第五，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培养和教育；第六，开展积极有效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第七，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做好群众工作；第八，组织社区内的力量，及时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为社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社区内各类服务机构、小型民营企业、各种民办非企业单位、物业管理公司的党组织，社区内的离退休党员，下岗超过六个月的职工党员，尚未就业的退转军人、大学毕业生党员等，由社区党组织实行属地管理。党的关系不在社区的党员，要在社区登记并参加社区党组织的活动，积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接受社区党组织的监督，发挥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组织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考核。

2、社区成员大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社区的决策机构。社区成员大会由全体18岁以上的社区居民或户代表和驻社区单位选派的代表参加。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和驻社区单位推选的代表组成，设定规定任期。社区居民代表原则上每10至20户居民推选1人，其中楼房区的每个单元至少应推选1人；社区单位代表则由每个驻社区单位推选1人，其总数不得超过全部代表总数的五分之一。社区有成员大会的职权主要包括：第一，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依法罢免、撤换、补选其成员；第二，聘任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依法罢免、撤换、补选其成员；第三，讨论决定本社区的社区建设规划和涉及全体社区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第四，听取并审议社区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就某些具体问题提出批评和质询；第五，制定或修改社区自治章程和居民公约；第六，变更或撤销社区居委会的不适当决定；第七，对社区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进行民主评议；第八，讨论和答复社区代表的提案等。

3、社区委员会是社区成员大会的办事机构，也是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他对社区成员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社区委员会由社区成员大会或成员大会代表选举产生的人员、户籍民警和物业公司负责人组成，拥有规定的任期。社区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3-9人组成，一般每200-300户配备一名成员。作为社区自治管理机构，社区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社区成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4、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是社区的协商议事机构，经社区成员大会选举或聘任产生，主要有社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以及驻社区代表组成，拥有规定的任期。其职权只要包括：第一，在社区成员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议事职能，并受大会委托，代行社区成员大会的部分职权；第二，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涉及社区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提请社区成员大会讨论决定；第三，审议社区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第四，代表社区成员，协商驻社区的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第五，受社区成员大会的委托，监督和评议社区委员会和社区内其他工作机构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遇到重大问题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员的提议，可随时召开。

四、强化社区管理理想模式的若干对策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理想模式”，是指城市社区体系的结构及运作方式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程度。城市社区作为居民自己的家园，无论是从其本质还是从其发展来看，走向自治应该成为城市社区管理建设的基本方向。尽管政府管理的作用在现代任何国家的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我们目前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也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社会管理的责任，但是，城市社区最终的母的还是要实现它的自治即由城市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区事务。当然，实现城市社区自治，不可能一步到位，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说，这一目标模式的实现途径有：

（一）明晰社区作用。在纵向上要突破“街道”行政区的限制，合理进行分权和放权。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多数学者将社区的范围等同于街道行政区。这样使社区发展被简单地演绎为加强街道办事处的组织作用和职能。本文认为，今后应该将社区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进行联络和整合的民间组织，应将“街道”行政区与社区区分开，经行政管理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区分开来。这就要转变社区管理方式，政府要合理进行分权和放权，即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分权，各职能部门向社会放权。这样，不仅社区内的街道办事处和各类职能部门具有更确实的管辖事权，还赋予了社区社会组织更多的权力与影响力，使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平衡发展。

（二）发展社区要素的社会性功能。根据我国国情，社区社会性组织的构建包括以下组织的培育：一是议事、决策型组织。这类组织的功能在于调动社区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统一规划社区发展与社区服务的方向、内容、资金和行动，协调其他各组织的关系，作为决议并监督规划实施情况。二是咨询、智囊性组织。如社区事务评议会、社区事务咨询协调委员会等，对社区起舆论监督和咨询服务作用。三是有偿服务型组织，包括物业公司、修理服务公司、求助中心等。它们主要是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发挥服务与中介作用，不能等同于经营型组织。四是联合经济组织，如企业联合、产学联合、商家联合等。这类组织主要是为了增强社区的经济整体功能和提高社会效益。以上这些组织可由社区决策型组织统一协调管理，其他组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

（三）健全社区管理法规制度。一要以法律形式确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等决策组织的法人地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要依法规划其与政府行为的边界，否则很容易被行政部门再次变味“腿”。二要通过法规和规章，赋予社区各类执行机构以定的权力。如在社区的治安、卫生、公共设施保护等方面建立法律制度，使相应的职能机构行使管理、检查、监督、处罚等权力，不再出现过去居委会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管不了”的状况。三要对组织内各类组织建制，明晰各组织相互之间的职权范围，特别是要建立对各组织机构工作的内外监督制度，使社区一方面开展工作具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受到合理的限制与约束。

另外，出台全国性的法律之前，可以先根据各地的特点和发展情况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作为起步；也可先由社区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自行制定一些具体的社区管理条例与规章制度，确立居民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加强执法力度，维护大多数居民的合法利益。

（四）提升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社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参与和发展。公众参与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要使社区工作从政府管理变为广大居民的自我参与和管理并最终形成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必须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积极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如通过“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委员会”等机构，让居民表达自己对社区建设的要求和建议，加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合作；通过社区的娱乐设施与文化活动来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陶冶居民的情操，增进居民之间的交往，提高居民的素质；还可以通过建立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加大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提升居民的公益精神和奉献精神。

此外，根据我国国情和现代化社会的一般发展经验，应把我国城市社区重建视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并以此为基石推动我国整个社会民主政治的进程。因此，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不仅要体现民众自治、自助、自为的一面，还要体现党的领导与影响力。具体到我国城市社区可以通过党组织的属地化管理和党员精英的社会感召力来发挥作用，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社区与选区实质性的联系，如实行按社区区域人口配额产生人大代表的方法，真正使人大代表能代表社区单位和居民的利益参政议政。

参考文献：

1、《社区矫正导论 》贾宇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2

2、《城市社区管理》范耀登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5

3、《城市社区发展调查研究报告》潘欣、冯媛媛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1

第二篇：我国社区管理模式

我国社区管理模式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社会学家给社区下出的定义有140多种。普遍认为一个社区应该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总之，社区就是这样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服务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最早起源于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迈向了新阶段。英国的社区照顾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服务工作的一个范例。它作为一种运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针对“住院式照顾”提出来的。社区照顾有两层含义：一是社区内照顾。亦即不使被照顾者离开他（她）所熟悉的社区，而是在本社区内对其提供生活服务。二是由社区来照顾。也就是动员本社区的人力资源，运用社区支持体系开展照顾服务。至70年代，社区照顾在英国各地已相当普及。

“社区”是我国社会学者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社区”的概念，其后，美国人罗密斯将德文“社区”英译为Community有公社、团体、共同体等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又赋予了它地域性的含义。1933年，燕京大学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翻译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首次将community译成中文“社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看成是最为经典的“社区研究”之作。

我国的社区服务建设是从以关注城市基层特殊民政对象的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服务”开始的。1987年9月起，全国各地民政部陆续开始了社区建设的探索。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区服务工作的发展，社区工作的内容不断扩展，社区服务的概念已无法涵盖社区工作的全部内容。为了更好地推动社区建设的开展，自2001年起，民政部着手构建社区建设的激励机制。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之前，我国的社区建设通常只限于城市社区。但实际上，以社区自治为内容的社区建设早在90年代初就在农村地区开始了。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一）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① 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② 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

③ 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

（二）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① 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

② 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③ 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

（三）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① 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

② 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

③ 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④ 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加强社区建设，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整个社会格局正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国家制”正日益向“社会制”演进。从微观角度看，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是适应人们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以及建立科学有序、先进高效和结构合理的社区管理新模式的先决条件。社区建设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社会的稳定，而且它还是政府和公民的一个交流平台，是解决城市下岗与失业、扶贫、帮困、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护网”，也是防止突发事件的第一道“防火墙”。

公共12340128

褚世昆

第三篇：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情况汇报

关于我区社区管理模式创新调研情况汇报

为探索更为有效合理的社区管理模式，使我区的社区管理模式既适合国家大环境又能与地方背景高度协调，为社区居民群众提供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近段以来，我们通过各种媒介详细了解了外地在社会管理方面一些好的做法，同时结合我区实际，认真开展了调查和了解。现将我区社区管理模式创新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区社区管理现状及分析

（一）我区基本情况

目前我区共有城市社区45个，居民89933户，262103人，目前社区有社区工作者274名，各类协管员189名（其中劳动保障协管员144名，流动人口协管员45名）。

（二）“四级网络”管理模式

2008年以来，我们在北大办事处西湖社区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区逐步推行了“四级网络”的管理模式。即根据每个社区的管辖范围，原则上将300-500户、1500人划分为一个小区，80-100户为一个楼院，20-40户为一个楼栋，选出热心社区工作的居民担任负责人，建立起了社区、小区、楼院和楼栋四级工作网络。2009年，“四级网络”管理模式在全区城市社区全面铺开，依托“四级网络”，实现了全区社区、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信访稳定、城市创建等30余项工作在社区的全覆盖，提升了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

2010年以来，社区党建工作在运用“四级网络”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提升，由区委组织部在社区统一制作了“社区党建四级网络”版面，运用社区“四级网络”管理模式，提高了对辖区党员的管理力度，并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有以下五点：

1、管理不够精细

在“四级网络”中，社区、小区两级负责人实际是由社区工作人员兼任，他们既要负责社区办事大厅窗口服务工作，又要负责分包小区工作，平时还要应对各类检查考核和评比，到小区具体走访时间有限，对分包小区不易做到精细化管理。

2、网络负责人管理难

尽管小区内有楼院长、楼栋长、居民代表等热心参与社区工作的人员，但由于楼院、楼栋负责人没有任何报酬，都是凭觉悟、凭热情开展工作，因而出现了人员变动频繁、召集难、管理难等问题。

3、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有限

由于楼院长、楼栋长与社区是松散型关系，所以社区很难对他们定责任、定任务，工作大多靠他们的自觉主动，同时，他们缺乏对突发事件发生的预见性、敏感性，结果是社区、办事处由于信息不够及时、畅通，容易错过处臵突发事件的黄金时间。

4、社区工作力量相对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社区目前承担大致有全区各部门的120余项工作，而每个社区平均只有6个工作人员，除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配备有专职协管员外，计生、民政、消防、安全、城市创建等占社区工作量较大的部门，都纷纷要求在社区配备专职协管员。目前我区城市社区虽然有劳动保障和公安部门配

际工作中的信息不畅通和滞后、各部门在处理问题时推诿扯皮等情况，大大降低了办公效率。

二、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构思与设想

为探索更为有效合理的社区管理模式，使原有松散型社区管理模式向紧密型社区管理模式转变，强化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功能，近一个月以来，我们对北京市东城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焦作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网格化管理模式等外地经验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又在东大街道办事处的4个城市社区进行了调查摸底，结合我区社区“四级网络”管理的实际，特“网络化”社区管理模式。

（一）试点调查情况

东大街道办事处地处老城区东部，位于文峰路以东，建设路以北，南大街以东，健康路以南，总面积1.7平方公里。全辖区共有居民5829户，16817人，下辖春秋、平安、兴隆、文惠4个社区全部为城市社区。

自今年5月中旬起，东大办事处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80余人，用一个多月时间，把辖区内4个社区划分为16个工作网格，对每个网格内的基本情况开展了一次全面的排查摸底，对每个网格的管辖面积、小区楼院（自管小区、物管小区、单位小区、庭院）、居住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计生对象、下岗职工、贫困家庭、残障人数）、驻区单位、共用设施（广场、绿化带、公厕、公共停车场等）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摸底，建立了网格基础资源信息库，为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提供重要详实的基础依据。

成各部门工作合力，主要突出以下六项功能：

一是信息联通功能：准确、快速地获取和反馈网格内各类信息。二是处臵快速功能：对网格内事件的快速调解、执法和处臵。三是资源配臵功能：用活资源，对党的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四大资源进行调控。四是社会保障功能：为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创造就业机会；五是便民服务功能：社区居民能够就近、及时、便捷地获得多样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民主自治功能：通过制度的形式，稳定有序地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三）配备网格人员

整合街道和有关部门工作力量，统一在每个网格配备网格责任人（党支部书记）、网格管理员、网格警员，同时整合网格内院长、楼栋长、居民代表等共同参与网格管理，形成街道办事处、社区、网格管理员以及网格内各种社会力量相互联系、良性互动的局面，从而提升社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社会综合管理与执法的能力。

1、设网格责任人1名，兼任网格党支部书记，由街道办事处机关干部担任，全权负责社区网格党建、网格内各项工作问题的巡查发现和处理、上报工作；

2、设网格管理员1名，按一岗多责的要求，网格管理员不分专业、不分条口，承担网格中所有信息采集、日常事务、便民服务和简易问题的处理。这样既解决了各个部门要求在社区分口、多头设臵协管员的难题、又有效的节约了管理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网格管理员可参照社区委员待遇标准执行。

3、设网格警员1名，由各派出所干警组成，主要负责网

4、规范工作流程。各街道办事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以基础台账、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报告、有人负责、有人解决、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机制，实现事在网中办。对一般性工作：网格管理员现场处理，登记备案；协调性工作：网格管理员现场受理，带回社区商处，处理结果报街道相关科室，反馈服务管理对象；突发性工作：网格管理员立即上报，区街相关部门紧急处理，网格管理员现场跟踪，迅速处理突发事件，形成快速反应机制；审批性工作：网格管理员掌握信息，社区受理界定，街道审核，区相关部门审批，同时实行区、街、居三级公示。

5、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一是综合考评排名制度。制定考核办法及评分标准，对网格管理员是否准确掌握并及时上报网格内各种信访、治安、维稳动态，信息更新是否及时、准确、真实，协调网格内各类事件是否积极主动等情况进行量化打分；网格责任人和网格警员在责任网格内事务的举报投诉量、事件处臵回复率、当事人满意率等情况量化打分，进行综合考核排名。二是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内容，使考核与应用科学有机结合，充分调动“块”与“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意见及建议

1、认真开展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建议按照试点先行、分步实施、点面结合、循序渐进、逐步延伸的基本原则，利用一年时间，做好东大街道办事处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为下一步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全区全面铺开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篇：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窗口和缩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抓手。社区管理模式，一般是指社区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突出特点和经验。加强社区管理创新，形成富有特点的社区管理模式，对于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需要，壮大基层力量，夯实基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积极推进社区内部组织结构创新。当前，影响和制约社区管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社区居委会与街道职责不明，政社不分，导致在行政事务上错位，自治功能上的缺位。为破解这些难题，北京市在社区原有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增设服务站，专事居委会在组织群众自治过程中剥离出来的行政事务，成为政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依托和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场所。同时，居委会复原自治职能，发挥了解居民需求、提供便民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协助社区服务站提供社区公共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和以居委会为自治服务体系、以服务站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三驾马车”式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三者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进基层社区协调运转。

围绕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积极推进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完善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社区工作者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的不职业，职业的不专业，难以承担复杂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应加快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的录用、考评、培训和使用等各项制度，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围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资金经费保障机制创新。将社区服务配套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对符合固定资产投资支持范围的项目，应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吸引社会力量兴办社区基础设施，在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围绕培育壮大社区参与主体，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协会、舞蹈协会等这些非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在丰富社区生活、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管理不善，地位不合法，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应借鉴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经验，将性质相同、业务相近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改革设立审批程序，实行“一站式”审批，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围绕社区管理健康运行，积极理顺居委会与各参与主体的关系。推行社区服务站与居委会分设，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和服务半径，推行一个服务站对应多个居委会，开办“一门式”服务窗口，方便服务居民。推进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对应，在设立居委会时，不必拘泥于小区户数的多少，尽量单独设立居委会。推进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整合，在“居站分设”情况下，二者范围重合起来，将会实现两种居民自治力量的联合，成为基层民主新的增长点。

关于社区管理创新的调研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探索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优化社区环境，整治社区治安，推动基层党的建设、环境建设、文化建设、平安建设以及社会管理的全面发展，创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街道1个、示范社区1个，自治区和谐社区4个、自治区级文明示范社区6个、自治区级“绿色环保社区”2个、市级“绿色环保社区”6个、市、区级文明社区28个，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社区管理现状及主要做法

(一)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健全机制。社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狠抓落实，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支持。市委、市政府将社区建设工作列入每年的考核目标和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并与各区、各部门签订责任状，充分调动全市上下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健全了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社区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立了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将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配备了编制。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将社区建设与创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市和我市每年举办一届的文明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结合起来，以会促建设，以会促发展，以会促管理，通过有效的载体来推动全市社区建设。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进一步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拓视野。先后出台了《乌海市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目前正在草拟贯彻落实《内蒙古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内党办发[2011]7号)的具体意见，将明确建立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项目管理等社区管理办法，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二)整合资源，完善功能，构建“大社区”格局。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整合资源、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科学规划社区布局，实施行政区划调整，将292个社区(村)调整为86个，使社区功能更加集中和突出，资源配置较为优化合理，管理职责较为明确。将社区规模扩大到3000户左右，有效整合各部门在社区的机构、人力、财产，实行资源共享，构建社区“十分钟服务圈”，设立社区文化站、卫生计生服务站、综治工作站、老年人谈心室、老年人日间照护室、老年学校等服务功能。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设立民政救助等七个社区服务窗口，基本满足了居民劳动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服务需求，居民不出社区即可享受到各类基本服务。

(三)建立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之间的新型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由街道管理体制向社区管理体制转变，统一规划建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承接街道办事处和各相关部门服务功能延伸到社区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与居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从行政事业单位选

派年轻优秀党员到社区任党组织书记，兼任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主任，并通过民主选举兼任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管理引入社团与社会组织管理，社区文体、曲艺等各个协会、社团负责管理部分社区事务。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站、家政服务、便民超市等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由市场运作。

(四)丰富社区活动，创新和谐社区建设的载体。丰富社区文体活动。按照“一居一特”的要求，社区成立了秧歌队、武术队、健身队、夕阳红合唱队、门球队、曲艺队等社区文艺团体，举办社区邻里节、社区文艺汇演、社区运动会等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增进社区居民间的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打造各具独特的社区文化景观。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区结对开展“平安创建”、“帮联共建”，驻社区单位与社区开展共驻共建，使和谐社区建设活动更加丰富。各个社区根据各自特色，勇于探索，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如：海勃湾区墨香梨园社区发展社区各色文化协会组织，由社区文化协会自己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各类健康有益的活动;乌达区爱民佳苑社区“1+3”服务模式，让困难群体，只需进入社区一道门，由社区工作人员为其代办应由社区、街道、区三级办理的各类服务事项;海南区拉僧仲街道新桥社区实现网格化管理，组建社区、片区、楼院、栋、单元网格信息员体系，及时掌握社区内各种信息，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户的全覆盖无缝式的管理。

二、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是社区管理行政化严重的趋势并未缓解。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在开展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同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在承接着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劳动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管理工作。这就造成社区管理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社区工作内容日趋增加;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弱化，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需要从体制和机制理顺，从现实来看，要加强社区建设规划、机构、目标任务，特别是统筹、协调、配合的作用。街道办事处的政府公共服务部分职能随着社区工作服务中心(站)的建立，被划拨到社区，街道办事处成为了“传话筒”，降低了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

三是加强各部门配合协调，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各部门在将服务工作延伸进社区的过程中，都从自身工作的角度出发，没有实现资源的共享，不利于社区的规范化建设。如社区居民基本信息库建设，公安、计生、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各自开发、使用不同软件，社区居委会为此做了许多重复性的工作，加大了社区的工作负担。

四是社区建设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乌海市委、政府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乌党发[2009 ]11号)规定“社区组织工作经费按l000户以下的每年l万元以上，1000一2000户的每年3万元以上，2000户以上的每年4万元以上，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社区干部的生活补贴不低于我市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并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上所需经费列入区财政预算。”特别是随着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面积的不断增大，各项开支的增多，社区经费更加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的开展。

三、创新社区管理的建议

(一)社区行政管理职能与社区居民自治分设、分治。明确社区服务中心(站)的行政职能，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承担城市基层公共行政事务管理和服务，完成好社区工作准入目录的工作任务。凡依法应由社区协助的事项，必须为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委托给社区办理，应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可以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实现政府“购买服务”,即：政府出钱，社会中介组织或政府机构监督评估、社会专业组织或个人实施的运行模式。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面向社区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自治活动，丰富社区文体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

(二)优化管理层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借鉴外地社区管理先进理念，开展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管理体制和民主自治机制，如外地的撤销街道办事处的试点，区直接管理社区，区政府(或区委组织部)下设社区办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社区建设工作。

(三)建立新型社区管理服务组织体系。一是配套服务组织，在社区建立统领社区各项工作的社区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开展居民自治活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二是理顺管理体制，树立“大社区”理念，社区办领导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开展公共管理服务，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居民自治。三是改变政府投入方式，变政府向街道办事处下拨资金为政府购买服务，使出资主体、服务主体和评价评估主体分离，受益人参与评价过程。四是加快发展对专业社工购买服务、民办社工机构和社区协会组织登记管理，促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岗位配置，发挥其自助助人的作用。五是建立健全社区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制度、居民会议制度、居民议事协商制度、民主听证、社情民意商办制度，实现居务公开、民主评议。

第五篇：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窗口和缩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抓手。社区管理模式，一般是指社区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突出特点和经验。加强社区管理创新，形成富有特点的社区管理模式，对于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需要，壮大基层力量，夯实基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积极推进社区内部组织结构创新。当前，影响和制约社区管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社区居委会与街道职责不明，政社不分，导致在行政事务上错位，自治功能上的缺位。为破解这些难题，北京市在社区原有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增设服务站，专事居委会在组织群众自治过程中剥离出来的行政事务，成为政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依托和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场所。同时，居委会复原自治职能，发挥了解居民需求、提供便民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协助社区服务站提供社区公共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和以居委会为自治服务体系、以服务站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三驾马车”式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三者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进基层社区协调运转。

围绕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积极推进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完善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社区工作者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的不职业，职业的不专业，难以承担复杂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应加快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的录用、考评、培训和使用等各项制度，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围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资金经费保障机制创新。将社区服务配套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对符合固定资产投资支持范围的项目，应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吸引社会力量兴办社区基础设施，在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围绕培育壮大社区参与主体，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协会、舞蹈协会等这些非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在丰富社区生活、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管理不善，地位不合法，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应借鉴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经验，将性质相同、业务相近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改革设立审批程序，实行“一站式”审批，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围绕社区管理健康运行，积极理顺居委会与各参与主体的关系。推行社区服务站与居委会分设，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和服务半径，推行一个服务站对应多个居委会，开办“一门式”服务窗口，方便服务居民。推进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对应，在设立居委会时，不必拘泥于小区户数的多少，尽量单独设立居委会。推进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整合，在“居站分设”情况下，二者范围重合起来，将会实现两种居民自治力量的联合，成为基层民主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