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途径

第一篇：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途径

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途径

学校名称：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庄河分校 年

级： 王锦澎霖 专 业： 王锦澎霖 学 号： 王锦澎霖 论 文 作

者： 王锦澎霖 指导教师： 王锦澎霖 工作完成日期： 王锦澎霖

目 录

论文摘要....................................................I 关键词......................................................I 正文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1

二、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现状............................1（1）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1（2）我国行政伦理存在问题的原因.......................2

三、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3（1）行政改革的应有之义，政府行政公正性的保障.........3（2）预防和防止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途径...........4（3）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效政府的重要措施...........4

四、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途径............................5（1）加快行政伦理立法.................................5（2）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6（3）加强行政伦理教育.................................6（4）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7 结束语......................................................9 参考文献...................................................10 论文摘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党员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并把德的要求贯穿于干部培养使用的全过程，做到“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一句话，就是“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实际上是阐明了行政管理领域建设中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的影响，行政管理领域的建设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行政伦理问题。随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推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健全的形势下，在公共服务型政府背景，如何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并应用到现实的行政管理领域中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本文就此问题着重讨论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途径。

关键词：行政伦理 道德 行政改革 公共管理 政策 制度 途径

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途径

王锦澎霖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所谓行政伦理，就是伦理在公共行政关系、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体现；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在实践执政为民，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应然关系以及调节这种应然关系的伦理规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由于内化伦理规范而形成的伦理品格。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政府过程中的伦理，是关于治国的伦理；不仅属于精神文明范畴，而且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伦理渗透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等，直到行政管理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之中。行政伦理具有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导向功能。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常修为政之德，长思贪欲

［1]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关于行政伦理基本问题的深刻阐释。行政伦理建设的核心理念是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增强公仆意识”。

［2]

二、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发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及相关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使得我国公务员制度更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是，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相比，我国公务员制度还没有提升到法制国家基本制度的高度，部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存在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严重败坏了党风污染了社会风气，是当前行政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点：我国对行政伦理的监督虽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缺乏完整、严密的监督制度和相应的法规；对一些违反行政伦理的行为处罚太轻，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个；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一手遮天、以权压法，阻扰，压制有关部门的调查、报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官官相护的现象的存在和对权力的监督往往陷入复杂的人情网，权利网中无法自拔；机构臃肿造成僧多粥少，不利于提高公务员待遇，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容易滋生腐败；人浮于事现象严重，使得一些公务员空虚无聊、寻求刺激，最终走向腐化；干部的升迁任免机制不健全，出现走后门、拉关系、跑官、要管等问题，使的一些德才兼备的公务员得不到重用。

（二）、我国行政伦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行政伦理理论与行政改革现实分离。行政管理应以实现伦理价值为目标，行政管理的过程应体现行政伦理理念并受行政伦理规范的约束。理论上说，行政改革，无论是政府机构的调整，还是政府职能的定位，都离不开行政价值观的指导，行政伦理理论应当为行政改革提供价值目标和理论引导。但现实的状况是，我们行政伦理理论研究落后于行政改革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反映行政改革现实发展的需求，不能对行政改革起到应有的理论引导作用;现行的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用规范伦理学的研究框架，对行政与伦理发展的内在联系研究不够，对现实中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和冲突研究不够，没有概括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对行政人员有现实引导性的道德规范。

行政伦理规范与政策和制度相分离。行政伦理规范与制度相分离表现为行政规范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3]公共行政活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的合理调整和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的组织体系，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始终把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视为其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行政改革基本上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进行的重塑政府体制的改革。因而行政改革主要是以效率为目标，没有把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作为改革的目标。官民关系这一对基本的行政伦理关系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和体现。以

就是以公正和服务作为政府行政的宗旨，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公务员正确处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权力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一句话，就是要正确处理各种行政伦理关系，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

（二）、预防和防止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途径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预防和防止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表明中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转到了“惩”与“防”并重。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制和管理制度中的漏洞，对于促进、保障和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进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全球范围的行政改革一方面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给行政伦理和行为标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政府职能转移;公务员与公民关系的变化;全球一体化以及对其它伦理和文化规范的接触;社会道德观念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等等都使原有行政伦理规范变得模糊，这是导致许多公务员走上职务犯罪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加强行政伦理规范建设，可以使模糊的道德规范明确化、稳定化，使公务员明确自己行为的“应当”与“不应当”，从而对于腐败起到预防和警示的作用。

（三）、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效政府的重要措施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效政府的重要措施。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从建国初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上始终严格要求，与时代同步。但是由于缺乏法治环境，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制度，随着领袖崇拜和政治人格化的神圣性的消解，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约束力。特别是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各种弊端的暴露，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重叠臃肿、职责不清相伴随的是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责任意识淡漠、缺乏进取心等严重违背行政伦理道德的现象，其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务员行为规范。公务员行为规范致力于解决公职人员私人利益和行使权力时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它分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并有道德规范法律化的趋势。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行为

5为的善恶价值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养的心理道德活动过程。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行政人要主动发挥行政良心的自律作用，需要不断地“关注自我”和内省。

（四）、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当前严峻的行政伦理失范的形势下，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逐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就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实现“三大转向”：一是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防治为主；二是由权力防治为主转向制度防治为主；三是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2.科学合理设置职权。对要害部门、实权部门和重要岗位等“事故多发地带”的权力要适度分解，合理分配，实行职能交叉，使单个人不能形成对权力的垄断，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关键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主要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加工作透明度，使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另外，还要实行并健全重要岗位轮换制度、异地交流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

3.强化公众参政能力培养。在我国目前传统实践中，由于受专制主义、官本位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领导干部置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于不顾，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要实现还权于民，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并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渠道，增加行政的透明度，使行政官员真正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还必须强化公众的参政意识，强化他们的伦理行政意识，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

总的说来，行政伦理与公共责任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于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来说，如何设计和构建一套合理的或合乎理性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并输入到现实的行政系统之中，是至关重要的。行政伦理的构成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行政伦理实践更为重要，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措施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使行政伦理建设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结束语

时光匆匆如流水，转眼间两年的大连广播大学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在此，我想对电校和电校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表示我由衷的谢意。感谢大连广播电视大学庄河分校给了我两年的深造机会，让我能继续学习和提高；感谢电校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两年来的关心、鼓励和陪伴，是你们让我轻松愉快的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回忆起来这两年里到处充满了感动。同

第二篇：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研究

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研究

[摘 要]行政伦理状况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及办事效率,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安定团结。我国社会正经历由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型，这段转型期使新旧两种社会运行体制和结构要素的痕迹并存,从而使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和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行政伦理 制度建设 研究

一、加强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行政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引发了诸多行政问题,而这些从根本上都反映为行政伦理的失范。鉴于此,加强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已成为了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首先,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建立。行政主体是政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表现者,同时又是道德的表率者和伦理目标的焦点。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能够反映出社会道德面貌,同时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内涵。因此,行政主体的道德行为与风貌是社会注目的中心和仿效的模型,是社会伦理目标,直接对社会民众起示范和导向作用,影响着民德和民风。其次,有助于决策的正确制定。行政决策的正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主体的道德水平,即必须能够在多重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伦理责任,并依据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恰当地权衡和选择自己应如何决策。最后,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市场中各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严格依诚信规则进行。市场竞争中-1-

诚信规则的确立、维系单靠竞争者的自身行为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依赖于行政主体的诚信。

二、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宗旨颠覆。有些行政人员热衷于比物质享受、比个人财富,头脑中充满了享乐主义思想、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借招待上级领导以及接待外商之名,大吃大喝,虚开发票,中饱私囊。经常用公款招待亲朋好友吃喝玩乐,大摆阔气,铺张浪费。公费旅游、购买豪华轿车、办公楼豪华装修等奢侈浪费之风也越刮越烈。

（二）权力滥用。有些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收受回扣,贪污公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有的挪用公款,或是用来炒股、赌博、借款生息,或是放贷、搞投资办公司,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套取暴利,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

（三）作风不良。有些行政人员对待工作不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是该自己做的不做,该自己管的不管,造成工作事务在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相互推诿,效率低下。许多单位、部门干部损公肥私,靠山吃山,财税部门乱减免,乱优惠,截收瞒报,创收提成;公安部门以钱代罚,以钱代刑,私了成风;工商部门巧立名目,滥收费用等等。

（四）政绩不实。有些行政人员为追求个人“政绩”,在决策中不根据本地实际、盲目跟风,造成大量资产浪费、劳民伤财。同时,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窃取荣誉已不是个别现象。许多单位玩数字游戏,年初层层下达目标任务,年末层层上报虚假数字,以骗取“先进单位”荣誉。许多领导干部夸大工作业绩,虚报完成目标任务数,捞得政治资本,以达到晋升之目的。

三、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价值取向多元化。行政人员也是“经济人”,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政治市场上,他们会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权力、地位、金钱、待遇、名誉等,从而把公共利益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伦理问题出现。

（二）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 我国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已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我国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虽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缺乏完整、严密的监督制度和相应的法规。同时,与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层出不穷的问题相比,这些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

（三）行政体制存弊端。我国的行政体制生成于特定的传统制度环境和制度遗产中,而又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的行政体制显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滞后性。

四、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研究

（一）以“为人民服务”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

1、改善行政伦理制度设计中的缺陷。人类虽不乏向善之心,但其本性中总是潜藏着某种作恶和不道德行为的基因,制度既然是“集中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其设计和建设自然不能以人人是君子为前提,而必须立足于人人是小人。只有使国家行政人员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损失惨重,深入人心,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合作博弈比非合作博弈更有利的普遍预期,人们才会看到良好的政府行政伦理状况。因此,必须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的改善,使行政伦理规范尽可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能够落到实处,而不是空洞的“理想”或者“本份”。

2、强化行政人员“人民公仆”意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管理者,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压迫者,而是服务

者——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公仆的义务和天职。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因此,应通过示范、评价、鼓励、教育等方法手段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能力,做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充分体现行政人员“人民公仆”的本色。

（二）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1、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使监督机构享有广泛的授权并具有独立性,它只向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接受它们的领导,而不从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其编制也不纳入公务员系列。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行政伦理监督的实效性。在确保人大核心监督地位的前提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一个“中央伦理监督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监督机关,专门监察和追究政府行政人员违反行政伦理但又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同时,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地方伦理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地方政府工作,并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地方伦理监督委员会只接受上级伦理监督委员会领导和地方人大指导,不隶属于行政部门领导。该垂直式专门监督委员会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行政处分权外,还要有独立的考核权、弹劾权、罢免权等,以保证该委员会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

2、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应有作用。要最有效地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必须从社会监督入手。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一方面,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使人民民主得到具体体现。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与一切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作斗争,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行政行为和信息置于新闻、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广泛监督之下,用舆论压力来约束并促使行政伦理的合理运行。

（三）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1、建立现代行政体系。尽管伦理可以有超前性,但新的行政伦理要作为整体存在并在行政活动中起主要调节作用,是不能没有行政制度和体制作为基础的。因此要消除行政伦理上的消极、落后等不良现象,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宣传和教育上,要同时坚决推行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完善而和谐的现代行政体系。

2、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完成政府角色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行政管制向行政管理转变,从围绕权力运转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使政府职能从微观调控转变为宏观调控,克服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关系不顺等弊端。

第三篇：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

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

孔凡宏

【专题名称】伦理学

【专 题 号】B8

【复印期号】2003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2002年08期第54～57页

【作者简介】孔凡宏 厦门大学

【内容提要】 行政伦理建设近来是世界性潮流。本文以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为突破口，对由这些核心观念而引发的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并对转型期中国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提出了理性的建议。

【关 键 词】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员的服务对象的分析

在中国，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我国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宪政原则。这个宪政原则要求行政人员的服务主体只能是人民。但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类重要社会资源实际的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注：金太军《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公共行政》，2001.1，第12页。）而作为工作于政府组织内的行政人员，其工资福利的直接来源是政府；其行政活动中心似乎是围绕着政府展开。而且中国深受2000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封建政府职能主要是统治职能，要求全国上下都一致服从政府的统治，要求全社会的资源都服从政府的统一支配，政府的意志主导一切。所有大小行政官员都是为政府组织的统治服务，为皇帝服务。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现今人们的观念。以上诸种因素容易造成一种错位，由“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它还导致了一种行政实践评价标准的倒错，凡是适应政府行政组织系统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注：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第60页。）所以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本位的原则，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政府本位思想仍有残留。

在西方国家中，契约观念历史久远，并且深入人心。契约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消除原始状态的办法是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24页。）所以在西方观念中，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公民也自然期望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包括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这里不存在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体现着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就容易产生一种为公众而服务的观念，容易体现“公民本位”这一思想原则。

二、传统观念差异而导致的中西行政伦理建设特点的分析

中西方由于传统上存在道德人和经济人假设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对行政个体伦理建设期望值过高，且只注重内在约束；西方对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比较平稳，既注重内在约束，又注重外在约束。中西方在传统服务对象的差异上，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只注重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官员道德与组织伦理建设的联系，以及导致的行政职业道德太笼统、一般化；而西方既注重行政人中的伦理建设，也注重到了组织伦理建设，以及注重行政职业道德的具体化，可操作化。

（一）中西人性假设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的差异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一直是很高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94-1095页。）张闻天同志也认为“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勤务员与主人），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我们的一切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注：《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9页。）由上观之，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具有纯粹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由道德人假设所承认的人的善性的一面的积极作用是使人们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的精神。建国至今，确实涌现了一大批清官、好官。但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人性的缺陷也会走向极端，那就是道德要求很高，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境界”来要求所

有的行政人员。而大部分人由于实际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反而使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在西方由于“经济人”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保持冷静和审慎态度的。尽管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因其职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的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美国学者认为，在18世纪晚期以后的美国，把公民个人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的从属地位的观点已不再普遍。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则是公民个人利益应受到尊敬。“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被认为是现代公民的品德。“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作为公民的品德明晰而确定，契合人类的弱点和缺陷。它虽不具有传奇式的崇高，却得体、有效、可行，适合民主社会。这个道德原则可能会阻止一些公民达至高超境界，但却阻止了更多的低于此水准的公民的品德的堕落。（注：De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v2(New York:Alfred A·Knopf)PP121-123Recite from Tarry L·Cooper:An ethic of citizenshi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Prentice Hall,Inc 1991)P153。）这种道德原则要求个体可以有自我利益，不过要有能力在给定的情境下使个体利益契合于群体利益，而总体利益应反映群体利益。（注：Clark E·Cochran,“Yves R·Simon and the common good:A note on the concept”Ethics,88(1978)PP229-239。）库珀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因为公共行政人员不仅仅是一般公民，同时也是特殊的受信托公民。所以除了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以外，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还要求行政人员具备其他三种品德。即公共精神、谨慎、实质理性。这些品德其他公民也有，但它们对于行政管理角色中的行政人员功能的发挥的支持是尤其重要的。”（注：Terry L·Cooper,An ethic of citizenshi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Prentice Hall,Inc1991)P163。）由上可见，西方对于行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并不是要达到某种至高境界，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受经济人假设所导向的结论。

中西行政人员约束途径侧重点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人性本善”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就万事大吉了。中国的宋明理学，不论是程朱（程颐、程颢、朱熹），还是陆王（陆象山、王阳明），对于中国道德修养的理论贡献都是很大的。他们集中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行动。所有这些传统的德育理论被继承并发展用以加强对行政人员的内部约束。通过文件传阅、会议学习、榜样示范等多种方式来使行政人员达到廉洁自律。并从道德接受主体的接受这一角度出发对道德教育进行创造性研究，培养一种行政人中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表现出一个人能够把对社会、他人的献身、贡献和给予当作是一种崇高的义务和责任，并能够在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时感到愉快、高兴。”（注：《罗国杰文集》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基于这种片面的“性善论”的人性理解，难以产生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所以中国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没有强制性制度约束就无法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行为不滑向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在西方，人们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注：［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这种制度约束就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外部约束，主要包括道德立法、职业规范、组织变革等等。如果说内部约束规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外部约束则更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制度一旦产生就引导个人逐步地通过他律实现自律，自律在许多时候是他律的习惯成自然。制度性伦理规范是集体理性，不管在层次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最普遍地对各级行政官员起到约束作用。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所以亨廷顿认为：“在一个国家要肃清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人员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58

页。）

（二）行政人员服务对象的观念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国的行政人员伦理建设与西方的行政人员、组织伦理共同建设的特点分析。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本位意识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了组织本身也存在伦理问题。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导致公众的影响力较小，行政人员对于公众的回应性程度较弱。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仅仅只是行政人员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纠正失范。力图通过使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为行政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以达到更好地按照这些原则和规范来调整行政个体的行政活动。人们与此同时却没有想到政府本位思想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对于行政人员的影响，它也会使有德的行政人员作出不道德的行为，成为组织的替罪羊。在西方，由于契约论思想而形成的公民本位意识，使得人们敢于对于引起道德失范的原因作广泛的探索，其中包括敢于怀疑官僚组织本身的伦理问题。库伯举了一个案例，说有一警察局长没收违规商人的物品而不交公，据为己有。一试用期警察发现后要局长作出解释。局长反而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以此说明组织的制度性权威经常被用来压制道德行为。他还对组织的有分散个人责任的倾向进行了论述。（注：［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人们于是着手两方面的伦理建设。一方面是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包括个人品德和行政职业道德建设。其中个人品德建设又分成思想态度和思想品德（乐观、勇气、仁慈的公正）建设两部分。（注：［美］斯蒂芬·K·贝利《道德标准与公共服务》，转引自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李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434页。）另一方面组织伦理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后，组织层面的行政伦理日益受人关注，威尔本、但哈特、鲍曼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3页。）张国庆教授把这些人的行政组织层面伦理的内容概括为“程序公正、组织信任、民主责任和制度激励”四个方面。（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美国的但哈特认为政府的伦理建设就是进行组织改革。他认为可能的组织改革的类型从广义上可分为：培养一种组织良心；改变组织的任务分工和分权状况；保护违反组织政策和程序的有道德的人；提高作为组织活动一部分的道德讨论的水平四种。（注：［美］凯瑟琳·但哈特：《公共伦理学—解决公共组织中的道德困境》，1988年，转引自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2-474页。）

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特点的分析。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政府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被降为同其他行业一样的组织实体，行政人员同其他职业人员混同起来，从而导致行政职业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混同。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注：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385页。）这种涵盖一切职业的职业道德体现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敬业乐群、克己奉公的精神。所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就几乎能把所有行业的职业道德都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明确意识到行政管理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日报，1986年9月28日。）此后行政职业道德渐渐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分离并不断深化，但仍较为笼统，内含一般职业道德的普遍性成分较多，特殊性成分较少，经常发和职业道德错位。在西方，受契约论思想的深远影响，使得政府及其行政主体被认为是受全体人民之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这种思想使人们极容易认识到行政道德的层次高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这极大地促进了行政职业道德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的分离。如美国国际城市协会1987年5月就通过了12条职业道德规范。比如：向民选官员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坚持并执行民选官员制定的政策；牢记民选代表是负责制定城市政策的，协会会员的任务是执行政

策，回避参与当地立法机关的选举活动，回避一切可能影响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党派政治活动等。美国公共行政协会也在1985年通过了12条规范。（注：马国泉《美国公务员制和道德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101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行政职位分类比较严格。每种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责任和权力都规定得比较清楚，并且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与之相对应，很具有针对性。另外，针对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性进行行政职业道德评价就具有可操作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三、对转型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一）反思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观念有它的积极一面，即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精神。但过于强调它则会忽略人的缺陷的一面，从而导致轻视制度建设的片面做法，有时会导致起码地道德要求也难以保障，最终不利于道德建设。中国现阶段残留的政府本位思想脱胎于2000多年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所以我们当前的做法是：对人性的理解既要承认道德人的一面，也承认经济人的一面；坚决摒弃政府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

（二）加强制度约束

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即外在的制度约束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升华时期；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是自律和他律完全统一的升华时期。（注：王伟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教育可谓投入很多，但制度短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外部约束确实有降低道德要求之嫌，但它具有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所以现阶段的中国既要保持道德教育的力度，又要尽快出台道德法案，形成内部和外边约束的合力，促使官员行政人格的尽快形成。

（三）重视组织改革

以往我们都太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没有关注组织的性质。没有意识到使人难以以道德方式行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然而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确实可能会产生助长组织成员非道德行为的无意的，然而确实的结果。我们今后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径用以强调组织层面的道德并追问什么是鼓励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什么是挫败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在此基础上实施组织变革，如改变组织的分工与分权状况；建立行政人员揭发腐败内幕的保护机制；建立激励组织员工道德讨论机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组织办事程序等等。

（四）完善职业道德

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行政职业规范的改革将个人方法和组织方法联系了起来。当职业规范影响了管理者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了管理决定时这便是一种个人的方法；当专业行政组织建立和实施道德准则时，这些组织向个人提供了一套可以对组织产生强大影响的规范体系、程序和奖励结构。我们现阶段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主要就是使这种“官德”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完全脱离出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行政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既有总体规范，又有针对特殊职业的具体约束，使其真正成为连接行政个体道德与组织伦理的桥梁和纽带。^

第四篇：行政伦理论文

学习行政伦理后的感想

通过对行政伦理的学习和授课教授的案例精彩的讲解与剖析，使自己对行政伦理这门课程有了了解和认识。对行政伦理的起源、概念、定义和延伸的理论有了了解，也明白了政府公职人员如何去树立行政执行，如何在开展工作中树立服务意识。同时对于现实存在的问题有了肤浅的看法。

现对学习后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

伦理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持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行政伦理就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行政伦理是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是行政权力的重要制约机制之一。

伦理与行政伦理界定：伦理（道德、法律），伦：人伦；条理；顺序；类别。理：条文；道理；管理；整理。伦理：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外）。道德：尊奉“道”的一种德行内省（内）。法律：以国家意志为形式的强制性规则总称可视为伦理之“底线”。行政伦理：国家意志执行中的道德理念总称。

行政伦理的基本内涵：不同视角下的不同结论（主体性角度、政治性角度、层次性角度、职业性角度、现实性视角、体系性视角）；基本范畴（八大范畴：理想、态度、义务、技能、纪律、良心、荣誉、作风）。基础：廉政，价值体系的核心：勤政目标：行政人格。

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鉴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公共行政伦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规范论或美德论等的传统论域之中，必须从制度基础层面做出澄清才能获得共识，从而保证公共行政伦理的有效进行，这正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的薄弱环节，也应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依照行政学首创者威尔逊的设想，将政治与行政区分开可以保证行政队伍的稳定、行政活动的专业化以及行政程序的持续性，这是基于他对政治包含不同层面活动形式的深刻洞察。他认为民选的代表(政客)通过政治程序决定政府应采取何种方案，行政官员则负责具体执行这些方案。也就是说，将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划分成不同的类型，由两类人群分别去担当。所以，他主张，一旦一个机构的使命得到确立，立法机关通过了行政机关的预算，那么政治过程便结束了，行政过程也随之开始。在他看来，行政活动的本质就是实施决策。不难看出，威尔逊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印记，简单地将行政活动当作纯粹技术化的活动，行政人员必须完全摈弃个人好恶，持价值中立立场进行工作。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几十年政治、行政二分的实践证明，完全无视价值和道德原则的行政人员是冷冰冰的行政工具，不仅无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反而会伤害公众的利益。

行政伦理涉及的是行政活动的价值导向之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价值导向一经确认就可以成为政府内全部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日常行为的整体价值目标，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由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在西方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之出现了公共行政伦理的吁求。与前者相比，公共行政伦理突出的是公共性、公众性和社会性，制度基础不再是传统的行政机关或政府官员，还扩展到市民社会、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更大的范围。

公共行政兴起后，人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强调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价值信守的责任，否则，公权就容易沦为私利的手段，行政活动就会背离其初衷。而且行政活动决策，即政府公共决策是根本不同于私人决策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最终是私人自己来承担，但公共决策的后果最终却要由公众来承担。一个有钱的人如何支配他的钱只是一个私德问题，但政府官员如何支配财政预算就不能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偏好，而必须服从公共意志。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许多学者在行政伦理研究方面做出了探索，提出了有关公共行政道德基础、清晰而简明的主张。无论如何，他们都坚持了宪政这一基本理念，宪政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制度基础。

中国现代行政可上溯到民国时期。此前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只有“家政”或“朝政”，而无行政。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无从产生。

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行政实践，充分总结了中国历史教训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失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论述加以实践化运用，开始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革新，创造了新天地。

在近30年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充分意识到了现存的行政体制对市场、对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进行了多次改组、重塑，并展开了较为深人的行政机构改革。然而，不可否认，成效远比预期的小。若做横向比较，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行政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究其根源在于缺乏为公共行政伦理设置切实可行且有足够稳定性的制度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的快速传播，使得部分政府人员在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偏颇。如影响比较的孟连事件等，使得政府在处理一些问题时，缺乏从行政伦理的角度看待和解决。

其实，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分赃制、寡头制、黑金政治等也曾困绕他们多年，但随着逐渐确立起宪政理念的核心地位，公共行政伦理才走上了正轨。

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是其社会职能的体现，这样的社会职能又受制于不同的公共行政体系的制度安排。概括地说，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在当代有三种主要形式:(1)在党政一体的制度设计中，公共行政人员主要是政治的代言人;(2)在普遍民主的政体中，公共行政人员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者;(3)在代议制政府下，公共行政人员是各种利益的协调者。我国正在实施的包括政体分开的行政改革力图突破党政一体的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制度又要避免代议制政府的动荡，因此，行政改革的目标是确认普遍民主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公共行政活动中由于“委托人缺席”，不存在完备的委托代理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公共行政活动缺少制度激励，使得普遍民主的政治理念追求仅仅维系于公职人员的思想觉悟之上，必然变得非常脆弱。在全国的人大代表中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其它行业的人员占据多数，基层农民占据很少，反映农民真正问题实质的不多。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有的脱离实际，也是造成对政府不满的一些成因。如何看待政府人员的不道德行为和现象，如何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伦理水平和观念，也是需要政府不断去摸索和提高的方面。

可以说，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伦理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不明，政府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定位，政府的公职人员如何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如何去代表民众行使权力等等，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伦理的主体定位不是很清，也正是角色不明或错位才导致了公共行政活动中不道德现象的大量发生。行政行为的最终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有令人满意回答的问题。由于制度基础不明确、不切实，这就给行政活动留下了太大的伸缩空间，造成了行政活动的随意性。

效益和功利这样的可视、易于量化的目标就受到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们的追捧。现代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支柱是其政绩，但若仅仅为了追求政绩，可能会驱使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择手段，这就根本背离了公务活动的初衷，所以必须对政绩进行价值引导，给出经过道德辨思的政绩观。

目前，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这就意味着行政伦理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和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社会信念。所以，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应有两个层次，在较低层次上，努力建成以服务为基点、以公正为目标、以合法为方式的伦理体系。要充分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切实落实公务活动中的职责，促使公务员以专业化和职业精神从事公务活动。这样的行政伦理要求应借助各种立法、程序等成为日常行政活动常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制精神，形成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较高层次上，要做到以人类理想目标为宗旨，追求普遍的平等、幸福的实现。这一点要体现在行政精神上，成为裁断具体行政冲突和行政道德规范冲突的终极价值体系。

第五篇：行政伦理《民主》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行政伦理学

课程作业

行政伦理观为什么是以民主为政治哲学基础

专业及班级：行政管理09级3班 学生姓名：朱鹏飞学号：200930553052 修课时间：2012年3月—2012年6月 学生邮箱地址：102509351@qq.com 课程成绩： 教师签名：

《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从两百年前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就可以看出。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也逐渐被提上了日程。现代政治主要有两种形态——民主与专制，而民主的崛起却是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这一点通过近年来的中东政治暴动、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会遵循一定的规律，结合自身国情逐步向民主迈进，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大多数威权型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倒塌并确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然而，中国的民主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中国式民主的样貌是怎样的呢？中国距离真正的民主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形态，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现阶段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方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我国党政军各级机关普遍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看似合理的制度设计，在保障中国人民基本权益的过程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得到绝对的执行。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间接选举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并在此制度下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从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从“98抗洪抢险”到“汶川抗震救灾”。民主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国家精神，集体意志，却很难在普通个人的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

中国的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生活在贫困线周围的广大弱势群体丝毫没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没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当代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创造着成群结队的福布斯富豪榜名单，而与此同时又通过大额的国家转移支付去慰藉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由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正形成着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并在基础上滋养着形形色色的权贵势力。政府与民争利的事件时有发生，国家法律部门化、部门权力私人化的现象普遍化。中国式民主正蜕变为政府部门、权贵集团谋利的工具，价值理性不再体现，工具理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存在民主吗？中国距离真正的民主到底有多远？这个答案恐怕见仁见智，但在我看来，民主既是一个客观指标集合，也是一个主观概念，不同立场的人群对民主也会有着不同的感受。在这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潮流下，我国的民主恐怕是不堪一击，这也可以从近年来发生于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得以体现。或许人们会怀疑，民主真的就那么好吗？绝对的民主是否存在呢？美国式的民主放到中国的国情下是否适用呢？面对这些疑问，我也只能是说见仁见智吧。诚然，民主是潮流，放权与民、保障民权是社会趋势，但是民主应该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则，绝对的民主也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自由下的不平等”、人们也会偏好“做奴隶的平等”，凡此种种也绝不是我们所倡导的民主内涵。

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更易于管理的同时也难免会更易于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所谓的人大选举也只不过是走个过程，中国设立这些

机构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骗外国人的，让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也很民主、很公平。就拿北京市为例，有北京户口的孩子读北大、清华等一些高校就可以比标准线低一百多分。凭什么？政府给出我答案是为了维护地区的稳定。这样的解释合理么？那如何按照这种逻辑，那那些好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如：南开、复旦、武汉。那为了维护当地的稳定是不是武汉、天津、上海户口的孩子也应该享特权，低一百多分的标准呢？在北京的大学里，往往在学校里成绩靠后的都是北京的，抽烟、喝酒、打架闹事的也大都是北京人，当然也不乏外地的同学。毛主席还说过：“地方包围中央，农村包围城市呢”！从我们出身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不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总量早已超越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也大步向前，不可置否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发展缓慢，人民民主尚未真正实现。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不公平、人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了社会的焦点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悲剧或重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广大人民的福祉，也是中国特色体制下人民民主的最好体现。近年来，随着城镇强制拆迁与农村强制征地事件此起彼伏，广大人民与政府机构的矛盾与日俱

增，再加上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行政不作为与执法不当、徇私枉法等现象的发生，人民的权益主要体现为与强大政府的利益抗争。

人民民主的实现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我们今天讨论美国的民主，不得不想起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为美国式的民主创造出的“三权分立制衡模式”，所以一个好的民主形式必须建立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上。目前我国正积极推进政府大部制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改革，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等系列政治体制探索对于我们有效实现民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人民民主的实现还必须具备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在“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下，美国的政治机构权责分明且相互制约，政府行政受到强有力的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在我国，由于政府部门的权限过于强大，政府与民争利，行政不作为或是行政不力、行政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且缺乏监管，直接导致了我国现阶段人民民主得不到有效地保障和实施。

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积淀，几千年的官僚体系已经根深蒂固，想改革，一下实行民主还不切实际。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的改革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虽然让与我们老百姓来讲还不满意，还远远不够，但是可以看见制度还是在慢慢完善，我们应该多给我们政府一点耐心还信心，相信我们能在党的带领下生活能幸福起来，同时监督和鞭策我们的政府加快改革的步伐。

人民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改善并健全一个好的实行方式。我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按照我国选举制度“平

等、公平、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等额选举与差额选举相结合”的要求，我国目前的选举方式仍存在不足之处，选举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不够，组织意愿太浓。现阶段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可在一些已具备直接选举经验如四川雅安市、深圳市等地开展直接选举试点，使广大民众更能感受民主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利，真正实现民主选举，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把权力下放给人民，人民才是主人。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在他的同名著作中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只有真正认识到了民主的本质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可能问题才能真正了解民主，用好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愿经济成果和政治文明并蒂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