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读书报告
档案学的理论火种
——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有感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15国防班级
学号2015202051 手机:*** 电子邮箱:929787351@qq.com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的作者是新中国档案学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前档案系的吴宝康老师。该书宏观地研究了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理论,为我国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为四部分,共二十讲,四部分分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档案学及其历史、建国以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和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该书充满了历史与哲学的气息,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我国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当中的各种问题,为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档案事业应当坚持党性原则
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一类,按照毛泽东同志对于知识的理解来说,档案学的知识属于阶级斗争知识。档案学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而发展。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一门科学,档案可以包括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档案工作则包括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管理和利用等活动。各个国家都有档案学,但是各个国家的档案学又不一样,这是由各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其发展应当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带有阶级性和政治性,也即吴宝康老师在书中所提到的档案学的党性。
档案和档案馆更明显的具有阶级性,档案馆又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是科学文化性质的机构。①科学文化性质的机构往往承担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而统治阶级往往会控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其有利于统治,档案馆更是属于统治阶级管理的机构,因此档案馆和档案是有明显的阶级性的,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执政党,因此说当今档案事业是为了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的,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所以说,档案事业应当坚持党性原则。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持党性的档案事业也就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在研究档案学或者说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时,就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和档案工作的历史实际与工作实际相结合,依据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研究和分析档案工作历史发展和和业务实际中的一切现象和问题。②
二、运用《矛盾论》的原理分析档案工作中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档案工作中的矛盾是普遍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 ①②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档案工作肯定也是存在矛盾的,而且矛盾肯定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每个环节之中的。档案工作的收集、整理、鉴定、保存、管理、利用等各个工作环节之间存在矛盾,如保存和利用之间的矛盾、收集和利用之间的矛盾等等。档案每个环节的本身也存在矛盾,如收集的分散和集中的矛盾、保存中的公开与保密的矛盾等等。基本矛盾对档案工作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社会的发展一样,因为基本矛盾是从始至终贯穿事物发展的。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矛盾肯定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若是不看清档案工作中的基本矛盾,就会费时费力,档案工作还得不到很好的开展。作者在书中指出归根到底,档案工作的众多环节可以归结为档案的管理和档案的社会利用两大方面,正是这两大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方面构成了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推动着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的管理包括收集、整理和保存等,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将档案更好地提供给需要的人,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档案的利用势必又会给管理带来问题,但是档案的管理和利用都是只要一方存在,另一方就必定会发生的,因此这一对矛盾伴随这档案的存在而存在,贯穿档案工作发展的始终。同时,这一对基本矛盾也会彼此促进,档案管理得当能够方便档案的利用,而档案的利用情况又会反过来改进档案的管理。把握住档案工作中的基本矛盾是推动档案工作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抓主要矛盾提高工作效率。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影响或决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基本矛盾贯穿始终,但是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因此我们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出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将主要的工作致力于解决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的次要矛盾,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过去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
上述两个方面只是《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所研究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该书给现代档案事业的建设留下的理论财富还有很多。该书虽然老,却不过时,许多地方为现代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指明了方向。档案馆作为国家和社会重要的科学文化机构,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当重视理论研究,同时善于结合社会实践,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贡献。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1、我们需要逐渐明确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才能更为系统理性地看待和分析问题。
2、物质决定意识,所见所闻决定我所想。因为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较多,因此在思考问题时,我才会运用这些理论而不会想到其他理论。
3、事物本身是存在规律的,这个世界也是靠一定的规律来运作的,而矛盾论只是我们解释这些规律的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在一定条件下看来是真理,被绝大部分人所接受,在不同的条件下,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种学说就有可能被推翻。
读后主要困惑与问题:
1、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又是如何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呢?
2、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马克思在写下《资本论》的时候是否是建立对自然科学的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第二篇:710《传播学理论与历史》考试大纲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传播学理论与历史》考试大纲
二、考试的内容
(一)传播学史
1、传播学诞生的时间、地点
2、传播学诞生的主要背景
3、传播学的思想来源(学科、人物)
4、传播研究早期重要人物及其贡献
5、当代传播研究的主要发展
(二)传播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2、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3、定量研究方法
4、定性研究方法
5、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差异与结合
(三)传播
1、对传播的思考
2、传播的类型
3、人类传播演进的过程
4、人类传播演进的规律
(四)信息、符号与讯息
1、信息及相关概念
2、三论
3、信息的特征
4、信息革命与信息社会
5、符号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6、有关符号的理论
7、讯息
(五)传播类型
1、内向传播的定义
2、人际传播的定义、特征及相关理论
3、群体传播的定义、相关概念及相关理论
4、组织传播的定义、形式与功能
5、大众传播的定义与特征
(六)传播的功能
1、大众传播功能研究的发展历程
2、大众传播的正功能
6、受众的权利
7、关于受众的各种理论
(十二)传播效果(上)
1、传播效果研究的发展历程
2、早期重要的传播效果研究
3、传播效果的类型
4、认知理论与传播效果
5、态度劝服研究
6、宣传研究
7、两级传播论
8、创新扩散论、网络分析
9、群体规范、群体压力、群体动力及社会认同研究
10、舆论研究与沉默的螺旋
(十三)传播效果(下)
1、议程设置、铺垫作用、议程建构
2、知识沟、数字沟
3、媒介对现实的建构
4、涵化理论
5、电视暴力研究
6、性别研究
7、媒介效果理论的新发展
8、对传播效果研究的批判
(十四)传播研究的新领域
1、新媒介研究
2、全球化与大众媒介、发展传播学、文化依附
3、国家形象与大众媒介
4、媒介事件
5、公共新闻学、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6、健康传播学
7、媒介素养
8、消费主义与大众媒介
9、阶层、社会公平与大众媒介
10、其他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
三、考试的基本题型
主要题型可能有: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第三篇:历史读书报告
历史读书报告——《1898年中国故事》
本书的内容正如其标题一般,描述了发生在1898年的中国的那件大事——百日维新。在历史上,这是一次失败的维新,在守旧的清廷压力之下,这场堪称思想启蒙运动的维新变法运动,纵使得到了当朝皇帝光绪的支持,也最终流产。主导这次维新的青年俊才们惨被迫害,朝廷中开明有为的大臣遭贬,一股新兴的改革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可这也是一场成功的运动,他带动了中国原本老态龙钟的思想,让革命的潮水涌向了这篇干涸的土地,最终他间接造成了那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维新运动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理念。
本书着重描写了当年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活动的人们在这短短的百余日里的经历。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康有为开展这次维新的最初的中间人——翁同龢,亦新亦旧的张之洞,已经当时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在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活跃在京城皇宫,创办各种学会,挥洒这自己的才华力图给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最终失败,但是这些风云人物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如今正繁荣向上的中国不能忘却的。
在书中,详细描写了康有为上京之初的事情。那是的康有为仍是一个无名小卒,却因为清廷软弱守旧的态势几次上书朝廷力图改革。甚至在未入京前便开始为了中华存亡开始了看似荒谬实则饱藏着爱国之心的巴西移民计划。“欲开巴西以存吾种”虽然是现在看来及其可笑的移民计划的理由,但是这种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远虑至此的精神却是当朝许多大官绝对无法拥有的胸襟。考虑到时代变迁以及当时的时局和思想的不同,康有为在初入京城时的言论虽有许多过于激进甚至空想的成分在内,但是有许多观点在现在仍值得我们深思。《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分析的关于中国面临的危机时他提到:德国占领胶州湾势必给了诸位列强开了一个头,引起了瓜分的风潮。即使是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却也免不了面临着周边国家带来的领土威胁,在当时一个软弱的政府顽固守旧听人列强开先河瓜分国土,如今倘若有一个国家成功的在中国的领土纠纷中占得上风,中国无疑也会面临更多的领土纠纷。国土的完整,的确需要强盛的国力,然而即使当今世界舞台上强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领土的纠纷。那么对当时并不昌盛的中国,政府的强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政策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充分的暴露了它的不足,康有为在此时提出的变法维新无疑的完全正确的选择。
但是,康有为的确为中国提出了极为明智的变法之路,却也避免不了一些观点上的不合理。如他同样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到的策略: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也是使国家完整的下策,但是从如今看这实则也是不可行的理论。中国幅员辽阔,这也使得统一成为了每个当权者的同等大事。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多少混乱的时代都是因为群王自治,称霸一方而导致,如果听任疆臣自治只会带来同样的效果,使得原本混乱的中国更加衰弱。更不用提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如果盲目自治只会使得本来就不多的国力分散,更加容易被列强殖民统治,这样所谓的:大清王朝不至于尽亡“就成为了空谈。可见康有为尽管有着当时一般文人没有的觉悟和胆量,但是终究是一人之力微薄,亦或是救国之心急切,难免有激进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发表。但这瑕疵掩盖不了康有为为国家做出的努力以及他的爱国精神。
再说张之洞的《劝学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朝廷忙着跟洋人签条约,京城却因为来了一群维新派人士而兴起了学会风潮。各大学会打着传播新思想的旗号张扬的开始在京城传经布教。这时候,因为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的高调已经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人士的保护,张之洞写出了《劝学篇》。这个曾经在洋务运动上大放光彩的朝廷要员并不赞成康有为等人的活动,但是他却有着一个和维新派有着极大相似处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写《劝学篇》,无疑是因为康有为的势力在京城一般读书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位重臣虽然思想开明,却对目前这个看似稳定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安稳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对康有为等人的不满大概便来自于他们激进的思想对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是的社会开始浮动,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的安定着。无疑,希望社会安稳国泰民安的确是一位臣子应该想的,张之洞稳中求变的思想不得不说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在那个年代已经接近了战火的洗刷,政局再不像从前那般稳定。此时维新变法,对本就不平静的中国造成的影响一定会更加的巨大。然而这位朝廷的臣子在《劝学篇》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封建主义的思想。尽管他西学为用的思想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事实证明,张之洞只能是守旧派里的先进人士,而不是维新派中得守旧党。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过了洋务运动这样的大面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却在紧接着到来的战争中,继续了颓势。事实证明,仅仅西学为用是不够的,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改变这个已经逐渐衰弱的国家。而张之洞在改革大潮中宣讲中国经典文化,看似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存根留底,为保留国家的底蕴而“劝学”,不过实则是守旧派的思想罢了。如今看来在那个时代中,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和平的维新没有成功,于是武力斗争的改革时代紧随而来。
无论是谁,都随着历史的车轮淹没在了过去。那场乱世中的维新虽然失败,却留在了我们心中。纵使思想有多么不成熟,纵使结局有多么惨烈,但是百日维新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维新派人士那爱国的心。他们没有高官厚禄,甚至与朝廷中的皇室成员,守旧派重臣为敌。但是他们依旧一封封的起草着文书,顶着压力上奏,为了中国的富强策划全新的政府,以前热血的成立学会传授新思想。那个人人只求自保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一切的为了心中的祖国梦奋斗。我们古老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浸染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每个人心中的旧文化旧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倘若我们活在那个年代,帝制大概就如家常便饭一样让人习惯。然而就是这样的思想浸染中,青年才俊们为了国家的未来,大胆的去打破这几千年的叹息之墙,与在中国堪称绝对权利的皇室斗争,只为改革国家,与列强作战,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精神,我们应当学习,不能忘却。本书的最后,用“那原本充满希望的1898年中国故事终于在极度失望中落下帷幕”作结,实在让人感伤。当戊戌六君子献身维新运动,当百日维新终成梦,我们也只能感叹命运弄人,让中国只能走上充满血泪的武装革命之路。但是维新成功与否,在看完了这本书后,我已觉得并不重要。看着这群拥有先进思想的文人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奔走劳累,宣讲自己的思想感化大众,书写一封封奏折企图唤醒朝堂上的人们的热情,一次次慷慨激昂的面见尽管激进,却让人感受大这群:狂妄“的年轻人为了祖国的未来挥洒热血的热情。在随后到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彻底推翻了帝制的辛亥革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次百日维新的影响,这些运动或许不都是正确的,但是都有一个目的——保家卫国。正式从百日维新开始,为了维新奔波的人们唤醒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求生渴望,让新文化开始萌芽,推动了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业。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混杂的时代,充满着侵略,反侵略,改革,守旧,战争…….但正所谓乱世出人才,在这激昂的年代,无数的才俊出现,留下了他们的墨迹,他们的辉煌,也间接造就了我们如今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出现在百日维新中得人们只是这个时代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用他们燃烧的心感染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时代,不因为它的屈辱亦或是荣耀,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孕育出的人们。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带给中国无数精神财富的人们,我们不仅梗不应该忘记,还应学习他们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做有目标有理想,有热情的新一代人,让自己成为能让时代记住的人!
第四篇:历史读书报告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历史学读书报告
作者:
尹艺钧(竹居)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荣新江教授。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古中国与一些外来文明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应属于荣教授的学术大成之作。
荣新江教授主要是通过栗特人这一线索来阐明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而荣教授本身就是研究栗特人与沃教的学术专家,在此书中他引用了很多学术资料与观点。
本书一开始便引入了丝绸之路的话题,点明了中外之间联系的条件,并把它当做是“对话之路”。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
其第一篇介绍的是胡人的迁徙与聚落,但主要介绍的是栗特人(即昭武九姓)。栗特人是一个来自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在商业为主要诱惑条件下,大批栗特人迁往中国内陆,并在迁徙沿线形成了一系列的栗特人聚落,开始了逐步“汉化”的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胡化中国)。其第二篇介绍的是胡人与中古政治,不过侧重点依然还是在栗特人身上。其中包括高昌与中西交通的记述,突出了高昌在西域诸国中的地位。另外在此篇中还特别详述了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问题(如果我们根据陈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观点来看安禄山的话,他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粟特人)﹑在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和敦煌归义军的问题(其曹氏政权,荣教授认为是栗特起源)。
其第三篇介绍的是“三夷教”在中国的流行。三夷教即指沃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里,荣教授详细探讨了“三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以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
其第四篇介绍的是荣新江教授对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的评价。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论,成一家之学。
中古时期的西域,不只民族众多,而且语系复杂。但最关键的是它又在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这中西方四大文明和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这东西方五大宗教的中心。荣新江教授研究西域史,用的是实证史学的方式,而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无疑荣教授是非常杰出的。
写出这本书,是需要大量的资料搜集的,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资料的繁琐复杂会让人难以承受,这也正是实证史学的难度所在。虽然荣新江教授在引述资料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纰漏(比如说,吐鲁番文书所记“垔吴”即史籍所见“伊吾”,是王素于1983年最早提出的,而并非如论集所说是姜伯勤先生),但这丝毫也降低不了荣教授在此书上所下的心血。
本书紧紧扣住栗特人这个中心,把中国内陆与西域(包括中亚和伊朗地区)很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是此书成功的一大因素。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栗特中心论也是此书的一个致命缺陷。要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如果单纯从栗特这个民族出发的话,往往会遗失很多方面。的确栗特在整个西域民族中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这并不能代表中西交流的全部。
为了能够更好的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我认为荣教授应该增加一点篇幅用来介绍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与中古中国的关系,并且也可以详细地研究论述一下栗特人与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以及突厥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更好的延伸一下中国内陆与西域的关系,甚至可以更好的向南延伸到印度,更好的向东延伸到波斯与叙利亚,向北可能会延伸到古罗斯人。这样的话,《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厚度将大大增加,内容的拓展性也将更为完善。
关于《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确有很多东西让我不能认同。
其第一点,书名问题。刚开始看到书名的时候,我以为里面指的“外来文明”肯定有西域文明(今新疆地区)、北部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北非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欧文明„甚至是美洲文明。但当翻开目录之后,吾大呼上当。里面只着重介绍了西域文明(新疆和中亚地区),捎带脚的提了一下西亚的波斯与北部草原的突厥。开玩笑的说,这就是典型的欺骗消费者(如果不是这本书好看的话,我早就打电话给“消协”了)。最后给荣教授提个建议,下次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希望能把书名改成《中古中国与西域文明》,这样会更好一点。
其第二点,安禄山的种族问题。安禄山出生于突厥,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且阿史德氏在突厥国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族姓。由此可以推断,安禄山的生父应为突厥的一大显门望族,荣新江教授在此忽略了安禄山的生父问题(只是简单了附和了一下安生父是栗特人的观点),而转向了安禄山的养父。安禄山母亲的地位高贵,再嫁之人也应是富贵身。安禄山的养父是胡将军安波注兄安延宴,是一个依附于突厥的胡人部族。关于这个安姓部族,很多史学前辈(也包括荣教授)都认为它是属于栗特种族的。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时在突厥的栗特人又很多,很多史料与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意大利富安敦教授在所著《质子安世离及其后裔》一书中,因新、旧《唐书》记安重璋在请求改安姓为李姓时,说他所自出的武威安氏与安禄山“同姓”或“同宗”,从而怀疑安禄山是武威安氏的亲属,而富安敦教授认为武威安氏是东汉人质的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裔,这样一来,安禄山就成为波斯人而不是栗特人了。
虽然富安敦教授的观点有不少漏洞,但这种说法我们也值得研究一下。唐朝时,的确是存在过安世高一支的后裔,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但也许有人会说,安禄山是营州人,与河西相差千里有余,怎么又可能说安禄山就是武威安氏呢?其实不难理解,突厥曾经控制过河西地区,安氏被胁迫进入突厥也是有可能的。
武威安氏,主要在河西地区,而栗特人在河西有一系列的据点,说武威安氏是栗特种裔,似乎也不为过。但栗特与波斯都在中原以西,河西走廊又是一块沃土。试想一下,东汉安世高一支经历过东汉末年与西晋末年的动荡以及十六国时期的战乱,他们还会本分的呆在两京地区吗?相对而言,西北地区或许更为安全,而且更靠近他们自己的家乡波斯。
对于武威安氏的种族问题,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前提是建立在我比较勤奋的基础上的)
或许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只不过还没有发现而已。说实话,我只花了一个下午去看这本书,所以也算不上是什么精读,因为我只在里面找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史学界不乏大家。像我国的陈垣、陈寅恪、唐长孺、张广达、姜伯勤、陈国灿等先生,还有日本的桑原骘藏先生和藤田丰八先生,加拿大的蒲立本教授等等。荣新江教授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却是很优秀的一个。
这本书里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应该是目前比较权威性的。在这里或许会有很多人不解,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栗特人的地位。
其实随着近年来对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研究的不断升温,史学界越来越开始关注栗特这个处在“十字路口上的民族”了。
栗特这个民族原先是在中亚地区,后来随着经商的需要逐步东迁。而在东迁的过程中,栗特人在中原不断的被汉化,同时栗特人也参与到了汉人胡化的过程。
所以说,栗特这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研究它,不管是对于中国史来说,还是对于世界史而言,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神秘地带”。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著作,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文明关系的大成之作,无疑对后来的史学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示范作用。
它的意义与价值或许早已经超过荣新江教授对其的预估了,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总会证明某些东西的价值的。
第五篇:关于“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一些考虑
老卢:前天与沈、陈两人商定:中古史、近现代史及世界史三个方面,每个方面负责四个教学单位时间,这样加起来这门课总共讲12次。老陈认为所列参考书不能太多,并且都得确保学生能找到这些书。至于这个,我看只能用电子书的办法来解决,或者复印。我所坚持的是:不能空洞地讲理论,须得据实际事例来讲解。此事已与吴铮强及杜正贞都交待过,烦你再与他们商量一下吧。谢谢!包伟民
沈坚、老陈,我今天在准备“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课的相关内容,想到几点: 1)课程内容的安排,我想大约共计18讲足够,而且实际授课时间一般在15-16周差不多。不过我们还是准备18讲吧。每个方向(世界史、古代史、近现代史)各6讲。等到实际讲授时视情形删减;
2)课程的设计当包括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两个方面为好,即方法与假说两方面均涉及一些;
3)由于“方法”的讲授(包括读物)常常太过抽象,尤其是对没多少实际经验体会的学生来更是如此,因此建议每一讲均以研究实例着手,如讨论社会史方法,即选一本社会史方面的著作(倒并不一定得最好的,有缺陷的反而可以引发讨论)来读,在讨论实际案例中让学生了解“方法”;
4)一般每一讲让学生读一本书(或重要的论文)。当然不能太厚。总计一门讲下来读十几书。由于浙江大学图书馆基本不能为教学服务,所我们以还得考虑替学生找一些电子文本。
5)三个方向由我们三人负责,具体授课则可以请几位年轻教师也承担一些。以后这门课得移交给他们。
6)我大体拟了一个大纲的格式,请看一下合适否(下文);
7)大纲与资料准备最好在四、五月份完成,我请研究生李如春制作一个网页,将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下学期就可以用了。
8)我已收集的电子本书籍如下:
于沛主编,《史学理论卷(二十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兰州:兰州大学,2000)。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英)巴勒克拉夫,上海泽文
《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上海三联,1999)《历史的地理枢纽》(哈·麦金德,商务印书馆)《历史年代学》(唐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
《历史学方法论》(波兰)耶日·托波尔斯基
《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常建华,北京大学出版社)《史料和历史科学》(荣孟源)《史学方法论》(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丛》(黄俊杰编译)《史学理论大辞典》(蒋大椿、陈启能)《台湾史学五十年》(王晴佳)
《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一卷)《新史学》(鲁滨逊,商务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新史学》(朱希祖译本)《中国历史通论》(王家范)《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
以上考虑当否,请批评。包伟民
09-3-1
第×讲 关于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讨论主题:有关论文实例分析。主要参考文献:
(1)刘森《宋代刻印书籍法初探——读〈宋会要辑稿〉札记》,载《中国史研究》1990/1(参见:《宋辽夏金史研究论著索引》甲编下册P370;尧公《宋朝对于书报的管制》,《文献》1979/1;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文史》14辑,中华书局1982年);
(2)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载《历史研究》1998-1 讨论题一:关于宋代刻书问题的研究,是如何被提出来并逐步深入的?刘森文章主要的问题何在?这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史学要加强规范化建设,目前主要应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讨论题二:就葛剑雄、曹树基等(或下文“其它参考文献”所列之某一篇文章)批评的著作,参考批评、答辩双方的意见,阐述你对所涉及问题的看法。
讨论题三:你认为学术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学习历史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中国文化“学以致用”的传统?
其它参考文献:
1)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学术经典》,载李慎之等《中国的道路》第187-206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
2)《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载《史学理论研究》98-2,转载于《新华文摘》98-8;
3)李伯重《“何亚伟事件”和“亚伯拉罕案件”——从“人口史**”谈学术规范、学术纪律与学术批评》,载《中华读书报》98-10-7]; 4)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1;
5)《学术讨论应当是科学、积极和健康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载《历史研究》1998-6。又可见《中华读书报》1999-4-7,《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科学讨论应当是科学的健康的——评葛剑雄曹树基〈是科学创新,还是抵水平的资料编纂?〉》; 6)葛剑雄《我对学科批评的态度——答〈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载《中华读书报》1999-4-7; 7)曹树基《关于“学术研究规范”的几点思考》;
8)孙周兴《实践哲学的悲哀》,《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 9)邓正来《评〈南极政治与法律〉》,《中国书评》1994年创刊号; 10)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
11)伍铁平《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发表;
12)葛剑雄的《“传记”还是“神话”?——评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22日;
13)陈克艰《“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学术界》2000年第1期;
14)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兼评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读书》1999年第11期和2000年第2期;
15)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第×讲 什么是“封建社会”
讨论主题: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学术史,能够给我们哪些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钢主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叶文宪《古史分期新说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1,PP.2-6 讨论题一:叶文宪认为,迄今为止有关古史分期的讨论“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但始终未能分期问题,“这表明古史分期的研究以三论五说的形成
为标志已可告一段落了。既然三论五说不可能统一,那么只有突破三论五说的束缚,古史分期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进展”。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久而未决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
讨论题二:你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应当接受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提法是否合理?假如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提法,在史学理论方面新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你能否找出一些史学研究中的具体例子(中国史的或世界史的),来说明上述提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其它参考文献:
1)林甘泉等编《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冯天瑜等编《中华文化史》第四章第三节《中国的“封建制度”辨析》(页226-230)
3)叶文宪《古史分期新说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1,PP.2-6 4)胡钟达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5)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
7)罗荣渠的《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历史分期》,《史学理论》1989/2 9)张广志《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0)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