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第一篇：如何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如何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些关于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的重要政治判断，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论的基础或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重要的依据是发展。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走过了有些国家用1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文化影响力显著扩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这一判断，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巨大发展，很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位，生活用品短缺状况已根本改变。在此基础上，人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同时，我们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里讲的“变”和“没有变”，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的不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经的初始阶段，而是我们落后所决定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至少上百年。今天，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却仍处在世界比较靠后的位置，其他不少方面也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所以，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变”和“没有变”，着眼点都是强调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就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先用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十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报告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军队建设、国家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所作的部署，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具体举措。这些新思想、新方略、新目标、新部署，都是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发展中国家等重要判断而来。因此，读懂十九大报告，必须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变”和“没有变”。

第二篇：深刻认识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深刻认识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17-10-29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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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四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判明发展形势、正确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前提，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新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践遵循。

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革命时期，我们党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据此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践深刻昭示，只有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正确政策，采取正确行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深刻认识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改革开放近４０年快速发展，我国总体上实现小康，正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事物的运动发展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继续奋斗。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推动生活前进”。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认识新矛盾、顺应新形势、展现新作为，紧紧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打赢脱贫攻坚战，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顺应人民新期待，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必将书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答卷。（新华社评论员）

第三篇：浅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浅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的科学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变,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新论断的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科学内涵,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新要求,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历史定位以及主要矛盾新变化新论断的重大意义,对于正确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不仅为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为实施新时代“两步走”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撑。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沿用了这个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党的十九大做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矛盾的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和提高。今天的中国，不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制造大国地位，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但发展当中依然存在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矛盾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生活需要也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硬需求”，而是更加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软需求”。如此矛盾两方面对立统一，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必然演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新要求，还必须看到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蕴含的“不变”，那就是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个“不变”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因“变”而忘记了“不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谋划“五大建设”，必须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上。为此，要坚决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式的传统发展方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下大力气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做好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法”，继续加强实体经济建设，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完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最终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提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新的发展方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参考文献：

[1]张恒赫.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向度[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1):10-13.[2]金民卿.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N].解放军报,2017-12-04(007).[3]张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应对策略[J].甘肃理论学刊,2018(01):15-19.

第四篇：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是对近40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也是对五年来我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未来我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加以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历史逻辑。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来看，对社会矛盾做出正确判断共有三次：一是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二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是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需要我们对阶段性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及时准确、科学理性的判断，认识超前或滞后都会干扰社会发展进步，甚至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现实逻辑。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社会生产力有了历史性飞跃，我国社会生产今非昔比，在很多领域，如高铁、航天、钢铁、道路、桥梁、计算机、通信、天文观测等，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生产了丰富多彩的商品，基本满足了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因此，“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表述已不符合实际。同时，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加广泛，呈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特点。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硬需要”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其衍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原有的“硬需要”呈现升级态势，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生的“软需要”呈现急需态势，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求日益迫切，对实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发生了新变化，就需要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和表述，并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和需要的主要因素。十九大报告认为，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和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既有城乡、区域、领域、行业等硬指标的不平衡，又有观念、机制、状态等软行为的不平衡。比如，同样处于改革大潮中，有的人能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有的人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机制建设的完善程度不一样，发挥作用的效率也不一样；人的状态存在差距，有的人不用扬鞭自奋蹄，勇作改革弄潮儿，有的人却在等靠要、消极懈怠、不思进取。软行为的不平衡，是更深层的不平衡，将极大影响城乡、区域、领域、行业不平衡，拖延不平衡问题解决的进程。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发展总量还不够多、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发展动力和活力还不够足、发展保障还不够全、发展韧劲还不够强等等。不平衡和不充分相互关联，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客观基础，经济社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发展又不够充分，在不科学的发展理念、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驱使下，就会产生发展不平衡、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平衡会反过来加剧不充分。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会过多占用发展资源，从而加剧处于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主体发展不充分，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中做好“如何做大蛋糕”和“如何分好蛋糕”这篇大文章，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发展、筹划发展，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深刻认识“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此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加以重申。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顺应“变”，促进“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适时进行调整变革，以“变”应“变”；另一方面，立足“不变”，坚守“不变”，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继续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经济基础。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思维逻辑。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不是纯概念的改变，也不是短期判断，而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党和国家制定各项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依据。是以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时间为节点，要管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工作导向，还有很强的历史适应性和时间张力。

面对新时代新矛盾新要求，我们应及时调整工作着力点，顺势而为，聚焦发力，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者为黑河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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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文/ 文 扬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6、要用综治的力度处置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努力构建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格局。要健全工作网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矛盾调处和维护稳定工作网络，真正做到有队伍、有阵地、有经费、有制度。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使综合协调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职能。要强化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把这项工作与干部的经济利益和升降去留挂起钩来。要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责任制，实行党委成员包块、行政干部包线的制度，使每位班子成员自觉按照职责分工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大力推行领导包案制度，在对矛盾纠纷普遍梳理的基础上，把重大矛盾、重点问题及有关的疑难杂症，分别包保到班子成员的人头，明确包案领导、办案责任人、办案标准、结案时限、督导责任人，实行一个重点案件，一名以上包案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个办案标准时限，一份总结分析材料。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要加大投入力度。要千方百计解决好各级维稳和矛盾调处机构的实际问题，添置必要的现代化办公设施，解决好办案经费不足的矛盾，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