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学德育工作的困惑和解决的思路

第一篇：新时期小学德育工作的困惑和解决的思路

新时期小学德育工作的困惑和解决的思路

一、当前小学德育工作存在的困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小学生的思想也变得复杂了，学校的德育工作令教师们普遍哀声叹气，甚至出现素手无策的现象。我认为就现在来说，小学德育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困惑。

（一）对小学德育地位评价的困惑

1．对小学德育地位的困惑。理论上要把学生德育工作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但事实上是可抓可不抓，评价教师和学生的好坏主要还是看学生成绩，它是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普遍关心的重要内容。因此，它也成了一个长时期以来一直争辩不休的话题。在对德育地位的认识上，出现了一种“理论上越辩越明白，实践中越做越迷茫”的奇怪现象。

2﹒对当前德育评价的困惑。小学德育工作的评价问题是一个让教育界，乃至于整个社会困惑已久的老问题，它严重阻碍了小学德育的健康发展。其困惑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生品德评定系统如何确定。近年来，不少地区都在探索“学生政治思想品德评定”的研究与实践。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力量，也难以形成在较大范围内具有推广价值的评价方案。

二是如何看待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对于小学校长来说。如何评价一所学校的德育工作比思考和规划学校的德育工作更难。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学校艰苦努力一年甚至于数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某一学生偶发事件，“一票否决”、“一落到底”、“前功尽弃”；三是学校、社会“两重天”。比如，为什么“学校里的好学生”，到了社会并未能成为好公民？一些“好学生”在课堂上口若悬河，有理想、有觉悟，但在公交车上老弱病残我不让、在家里“自己的事情父母做”、社区里他人困难别找我。教师困惑，怎么好好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变坏”了呢？社会困惑，这些起码的事都做不到，学校是怎么教育孩子？为此，小学德育工作经历种种挑战和困惑。

（二）德育教学在各个环节存在的困惑

学校德育工作应是学校、社会、家长共同完成的过程，达到培养学生良好品德的目标。但我们在实践中往往达不到这种配合的过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德育工作未能走近生活，深入学生心灵。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无论是思想品德教材还是小学生守则，无论是校纪还是班规，无论是课堂上的讲解还是各种场合的训练，无论是花草丛中的告示还是校园及教室墙壁上的名人名言，以及教师在教给学生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等等的各种教育，效果总是让人不满意，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在学校能说也能做，走出校门及回到家里则不说也不做或很少去做。因为，在学校里说教式的东西太多，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东西太少，不准学生去做的事情很具体，如：不准在墙上乱涂乱画，不准随地吐谈等，而准许学生做的事情却很模糊，如：在家孝敬父母长辈，在学校团结同学等。学校教学中，德育课程长由班主任教，大多数教师认为德育工作是班主任的事，与科任教师无关。任课教师若发现学生有不道德的行为，往往只是简单的斥责两句话后告诉班主任，班主任有空就批评、教育，没空就算的现象非常突出。上德育课时，前半节课匆匆讲完大道理，把大道理抄在黑板上，后半节课为了考试就让学生去背、去记。所以，现在的德育往往集中灌输多，启发诱导少；理论讲得多，投身实践少；消极应付多，解决实际问题少；政治教育多，品德内化少。所以，德育工作未能深入学生心灵深处解决实际问题。

2．德育工作受应试教育和德育教师素质偏低的影响，使德育工作达不到目的。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语、数学习成为教学安排的重中之重，德、体、美只是一纸空文，一句空话。为了升学一切均得让步，德育也不例外，德育教育成了名副其实的丑角、配角。据调查，有些学校为了升学考试比高低，拿名次，到了六年级下学期，居然把德、体、美等副课全砍掉了，干脆不上，只上语文和数学两科。因而，应试考试、分数、升学，这一系列耀眼的字眼无形中束缚着小学教育，使得我们的孩子一入学便瞄准了考试、升学这一目标，学校及教师也被考试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制度牵着鼻子走，造成学校德育工作的整体优势遥远？老师讲的例子，我怎么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些时候甚至出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脱离的现象，得不到家长的配合，如老师在学校里讲先人后己的道理，回到家里家长却把它说成是“憨包”的行为。因此，学生做人的道理难以得到提高，道德情感难以培养，良好行为习惯难以养成。

二、新形势下小学德育建设的思路

学校教育历来是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阵地，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接班人的主要途径。但是，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一方面学校并非独立于社会，学校德育工作，也必然要受到社会各种因素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脱离社会现象，脱离学生实际的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也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成为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加强教师德育队伍建设、更新观念、合理考评 1．切实加强教师德育队伍建设。邓小平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①因此，广大教职工都负有育人职责，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努力提高师德和业务水平，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

2.更新德育观念。当前德育观念的转变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德育工作要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小学德育工作不仅是广大教职工的事，还要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与家长的配合，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样，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才有待提高；二是德育的质量观，要由单纯地看分数转变为主要看品德的素质，德育的能力，德育知、信、行的统一；三是德育的功能观，要坚持辩证法，即要符合社会需要，同时又要贴近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将培养学生思想品德、政治方向的社会功能，与进行个性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少年儿童精神发展的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3．应建立合理的考核评估制度。学校应根据不同的年级特点，分别制定评估细则，把它与教育教学组合成综合评估制度，确保学校德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二）循序渐进，实现德育内容的序列化

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遵循小学生心里发展基本规律，运用生动感人的题材，形象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按不同的年级，把各序列分解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又由若干个教育单元组成，形成目标明确、阶段特征突出、循序渐进，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德育内容序列，扎实有效地推进学校德育工作。关键在于：

1．突出德育工作的阶段特征，做到目标明确具体，以“爱国主义”这一贯穿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要点”为例，小学一年级德育目标是党和祖国的好苗苗，德育内容是认识国旗、国徽、国歌、祖国版图、首都等；小学五年级德育目标是做祖国的好少年，德育内容是知道四大发明、长城、长江、黄河等中华民族的象征，了解祖国建设的突出成就。这样形成了随年级从低到高、目标由小到大、内容由浅入深的体系，有序而扎实地推进了德育工作。

2．德育单元实施过程中，突出两个“统一”，即讲道理和实践相统一，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统一。以“爱学校”教育单元为例，其理想目标是“爱学校”；道德内容是向学生讲述爱校与爱家、爱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做一个“爱校如家的好学生”；其纪律要求是做到不损坏学校财物、维护学校荣誉等；教育活动是举行“我爱校园”征文活动，组织“我为学校添光彩”等活动。“两个”统一突出了教育单元的特点，有了“两个”统一，学生接受教育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寓德育于各种教学之中 学校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因此，不仅要高度重视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的教学，也应该发挥德育在各种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各学科的教学，即要实现本学科的教学目标，又不失信一定的德育目标。语文课要贯彻文道统一的原则；数学课要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培养学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思维的习惯﹔科学课要对学生进行爱科学、讲科学、信科学和用科学的教育；音乐、美术课则要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审美情趣，培养良好的性格；体育课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组织纪律性，以及团结合作、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精神；劳动课要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工作的责任心。

因此，要在全部教学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良好的意志、品格，促使学生养成文明行为习惯；要根据各科教学课程中关于思想品德要求和教材中的德育因素，按各科自身的教学特点，自觉地、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四）创新德育方法

1．正面导向，积极鼓励，树立楷模。小学生可塑性很强，而且较为乐意接受老师的教育，同时也容易受周围环境和榜样的影响，因此，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地、正面地引导学生，热情地鼓励学生，以身边的楷模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情操。

德育着眼于素质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人，向做人的楷模学习是最有效的途径。当年的雷锋，今天的杨立伟、许振超、任长霞等，在社会和少年儿童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充分说明树立人生楷模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可以为小学生选择若干个认识楷模有计划地开展学习。人生楷模的选择要侧重当代，侧重少年，侧重具备做人的教育的内容。

2．开展德育活动课。变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德育转变为以学生活动为中心，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三个结合的德育模式。德育活动课寓思想品德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其特点是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在积极的活动过程之中，获得知、情、意、行的德育熏陶，得到思想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

德育活动课形式多种多样，如穿插在日常教学中的生动活泼的小品及各种文艺表演；围绕某一主题或中心的专题教育活动；德育竞赛系列活动，涉及德育内容的知识竞赛，读书征文、书画比赛等；结合实际，走向社会的德育实践活动，如远离毒品，不让艾滋病进我家等。相互学习，重在鼓励，体验成功的德育评优系列活动等等。德育活动课，既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广泛地用于思想品德课和各科教学之中。

总之，学校对学生道德、行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极为重要。强调德育在各科教育环节的渗透，各门课程要结合自身特点，对学生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等方面的教育。加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德育工作不再是单一的班主任工作，而是学校、社会、家庭共同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只有齐抓共管，才能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

第二篇：文言文教学中的困惑和解决思路

文言文教学中的困惑和解决思路

要想真正改善文言文教学，必须要弄清楚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当前文言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是：那就是文言文学不明白，对于一些特殊的文言句法更是手足无措，即使课堂上老师讲了一遍又一遍。当然，由于文言文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再加上和现代汉语语法的差异，学生有这样的生活比较远，再加上和现代汉语语法的差异，学生有这样的困惑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语文课程的改革，我们注重于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语法知识的讲解，特别是现在初中阶段基本上不学语法。初中的文言文相对简单，学生语法知识的缺失还不明显。到了高中阶段，随着文言文学习的数量和难度的增加，语法的薄弱就很严重了。你可以说学生理解能力增强了，自然就会明白文言文的意思了。但是语法的不通，通过老师的讲解和课本的注解以及一些参考资料，可以做课内文言知识题，但如果一旦拿到课外文章便束手无策，不知从何入手，迁移能力差。最终还是会造成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厌烦。

由于我们现在的教学基本上是为了高考而设置的，在文言文的教学上，侧重于传授与高考相关的知识，基本上是一些文言字词和句式，因此教学方法往往采用串讲法，老师讲的乐在其中，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师生的互动，学习的乐趣，在课堂上全无体现，语文教学失却了其原来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特质。这种在高考压力下的教学观念和方法的陈旧，是影响文言文教学的重要因素。

那么该如何改变文言文教学面临的现状呢？我觉得首先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无法摆脱高考的束缚，但可以通过其他的努力引导学生，让学生喜欢上文言文。

首先，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今天段老师在讲《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时候就让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前提下积极地参与文本的解读，使课堂显得活泼有趣，不在沉闷。学生的理解得以表达，也增强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其次，指导方法，授之以渔。

古人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知识的机械学习只能让学生走进学习的死胡同，而让他们学会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是为了不教。那么如何将这种方法教给学生呢？文言文阅读，作为一种能力，它的养成需要主体“多读”的实践，在感性经验不断积累、丰厚的基础上，经独立思考后自己“悟”出来。因此学习文言文必须要求学生认真的去读。这种读，不仅仅是早自习上为了高考默写的苦苦朗读，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与古人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文言文语言生动凝练，节奏富于变化，最适宜于诵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诵读除了要语音准桷，句读准确，字正腔圆外，还要掌握音调、语气、停顿、重音等诵读技巧，尤其是读出文章的内在节奏，感知文章的“气、味、声、色”。

课内的文言文篇目有限，学生在学习了必修的文本后，必须能够灵活运用，举一反三。否则就是文言教学的失败。

第三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

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

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年份农民收入(元)市民收入(元)城乡比乡为1农民消费(元)市民消费(元)城乡比乡为1农村市场()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

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

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

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原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第四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

第五篇：新时期班主任德育工作策略

新时期班主任德育工作策略

洪江市职业中专

易晓春

班级是学校的主阵地，班主任是实施德育工作的直接负责人。那么，班主任采用什么策略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呢？根据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积累，谈一谈自己的体会仅供大家交流。

一

建设良好的班风

班级是学校教育和管理的基本单位，也是班主任进行德育工作所依靠的力量和组织保证。一个良好的班集体对每个学生的健康发展都有差距大的教育作用。班主任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千方百计建设良好班风，始终使自己的班级保持经济健康向上的状态。一旦良好的班风形成，班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这是班主任德育工作上台阶的第一秘诀。

二

身教重于言教

作为德育工作的实施者，班主任必须培养自己高尚的德育情操，树立良好的师表风范。班主任与学生朝夕相处，是对学生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源。班主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班主任应当‘‘既美其道，又慎其行’，时时处处做学生的表率。利用中小学生“向师性”强的特点，以德立德，以行导行。如果教师只停留在道德说教上，言行相悖，表里不一，就会渐渐失去学生的信任，而且会使学生对教师所给予的教育产生怀疑，认为它虚假失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班主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为人师表，做一位恪守道德和践行道德的人。

三 爱心温暖学生

情感是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的纽带。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任何没有了爱的教育，都是苍白无力的。爱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教师对学生怀有真诚的感情，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自觉愉快的接受教师的教诲。“亲”的程度越深，师生心灵距离越近，交流的渠道就会越畅通，心里疏导工作就越容易取得效果。班主任要善待每一个学生，用用真诚的爱对待每一个孩子。对优等生，不能掩饰他们的缺点，积极引导他们扬长避短，努力使其达到卓越。对后进生，不能歧视他们，不能放弃他们，从思想上给予更多爱护，从生活上给予更多关心，从学习给予更多帮助。教师要用爱心温暖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把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四

理解尊重学生

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不能单纯采用说教灌输式，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做到理解学生，尊重学生。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只要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和学生交流思想、知心交谈。对于有缺点的学生，决不能一味的训斥，伤害学生的自尊。老师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学生的自尊和人格。只有做到尊重学生，才能更好地开展德育工作。尊重学生、理解学生，是提高德育实效的保证。

五 方式灵活多样

班主任在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时，采用最多也最实用的方式是说服教育。班主任的说教要掌握“少而深”原则。要把握学生的心理实际有的放矢，看准时机，击中要害。同时还要采取其他方式。如可以采用观看影视作品，阅读名人传记、进行辩论会、有奖征文等具有直观感性、生动活泼的形式使学生受到启迪和感染，从而使其明是非、辨善恶、懂美丑。

六 坚持立体教育

班级德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协同作战，要形成以班主任为中心的上有学校党团支部、政教处、下有学生，左有家长，右有社会的立体教育结构。班主任要在学校、社会、家长的配合下去引导学生，其中每一种教育因素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班主任的积极争取。班主任就是这支“协同作战部队”的主将。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对班级德育工作谈了谈自己的见解，里面定有不足之处。诚望教育界的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201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