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分析

第一篇：对外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赵洋 学号：05222077

绥靖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前的欧洲外交分析

绥靖（appeasement）政策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起到的反作用而声明狼籍，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所声讨。但绥靖政策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它的失败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多组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包括当时欧洲的国际局势，英法和德国各自的国内局势以及各国领导人的特质等。因此，对于一种外交政策，不应当简单地判断它是“好”或“坏”，而应当判断它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绥靖政策不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是出现在历史上其它某个特定的时期，也许它就会成为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绥靖政策的可悲之处也在于它出现在了最不该出现的时代，以至于为后世的人们所诟病。

1二战前的欧洲国际形势

当代的学者已经将绥靖政策定义为“二战前，英法统治集团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所采取的姑息退让，以牺牲弱小民族利益换取大国之间的和平，避免武力冲突和对抗的一种

1外交政策。”因此绥靖在现代已经成为对法西斯侵略者妥协退让的代名词。其实绥靖政策的本质就是一种以妥协为主的政策，但是在二战前的特殊条件下，这种妥协政策失败了，并且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妥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应当采取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但是二战前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这种妥协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国际体系层次的变量可以包括两个内容：结构和过程。所谓的结构就是体系中的权力配置，即国家依其国力在国际系统中相对位置的排列；而过程则是指单位（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互动方式。2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重束缚。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而言是一个极为苛刻的，带有严重的掠夺性的条约；凡尔赛和约不仅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限制德国的军备，分割德国的领土，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义上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德国，而后者则更加难以令德国接受。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相反还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凡尔赛和约》一方面太苛刻，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又太宽容，让德国拥有对抗该条约的能力。3作为一个带有严重不平等条款的和约，凡尔赛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来确保和约的条款得以执行。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因为即使是一战的战胜国也认识到这个和约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心理上便失去了维持该和约的信心，从而导致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但任何一个国际条约都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无论其条款是苛刻或者是宽容，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凡尔赛和约的毁灭可以说是缔造和约的战胜国们所一手造成的。正如基辛格所言，“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定下了宽大为怀的和约，但也不忘组织四国同盟，以示保护此约的决心不容质疑。一次大战的胜利者定下惩罚性的和约，继而自行创造出修约最大的诱因，最后又同心协力将自己的杰作加以摧毁。”4凡尔赛和约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这是一个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条约，因此它的崩溃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极大的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则更加速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本是国内层次上的因素，但它也是由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点在一战后的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主义的本意是“热爱国家”，然而一战后德国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即认为其他1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第20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第148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4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304页，海南出版社，2001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低劣的和危险的。1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台。希特勒大肆攻击以史特瑞斯曼为代表的魏玛共和国的“软弱”的政策，向饱受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的赔偿义务之苦的德国中下层人民宣传纳粹主义的思想。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与当时欧洲的国际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凡尔赛和约直接促成了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

20实际30年代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明显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英法。尽管在一战后初期德国的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但它在30年代之后迅速地恢复，其经济实力超过了除苏联之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20世纪30年代主要大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可如下图所示：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到1938年为止，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苏联；而此时这两个国家依旧游离于欧洲的均势体系之外，并没有加入到 欧洲国家之间的争端之中。因此，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英法。

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体系的过程缺乏缓和性。3德国是一个力图改变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传统的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当时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他们惧怕共产主义苏联的情绪甚于惧怕法西斯主义的情绪，从而导致他们不肯与苏联合作。然而从上面的统计数据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苏联，单独凭借英法的力量已经很难遏制德国的扩张。由于英法和苏联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彼此之间的互动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导致了英法和苏联各自为自身的狭隘利益行事的局面，没有遏制德国的侵略扩张，而这种缺乏有效互动的最终结果就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以及1941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生效。，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将国家看成是一个“黑匣子”，即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只在于国际体系的层次，而国内层次的因素则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不用将这个“黑匣子”打开。但是在研究一项外交政策产生的原因的时候，国内层次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外政策是内政和外交结合的产物，任何一项对外政策都是有其国内的背景的。约瑟夫.奈认为有三个国内层次的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西方民主国家由于阶级分化和意识形态分野而四分五裂，几乎无法通过协商一致来制定对外政策；第二，20世纪30年代1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The Atlantic Monthly ,August,1990 数据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第32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第148——14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23的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崩溃；第三，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1绥靖政策的产生可以说是这几个国内层次的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危机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即使是战胜国的英法等国的民众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导致了一种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产生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泛滥。2在英国，随着国力的衰弱，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风光早已不在，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和失望；而法国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更是记忆犹新，由于法国在大战中遭受的损失在战胜国中是最大的，又有诸如“马恩河战役”一类的经历，所以从官方到民众对于战争都有一种畏惧之感。另一方面，法国自知自己的国力较弱，无法独自抗衡德国，只有求助于集体安全政策。但是巴黎和会上美国对法国的安全保障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告吹，使法国在维护自身安全方面又面临严重的挑战。为了获得暂时的安全，法国甚至放弃了黎塞留的传统，它不再求自保，只盼望获得德国的善意回应，以解除本身的危机。3其实法国在此时面临着与黎塞留时代类似的局面——四邻可能都是敌对的国家。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政府不及这位伟大的前辈，他们惊慌失措，无法判定是所面临的危险还是接触危险的手段更令人害怕。4对战争的惧怕导致了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并且产生了一种希望避免战争，力图实现和平的“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权力政治并没有过时，因此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序言中说，“本书旨在反击1919——1939年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

5论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中都存在这种错误。”一战后的二十年和平时间的确是充

满危机的二十年，而造成这种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态度也是绥靖政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恢复问题，在国内推行“新政”，因而较少关注欧洲正在发生的危机。从1935年，美国推出了《中立法》，之后又多次修改。《中立法》的目的是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的争夺之外，但这也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情绪。1938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防疫隔离》的演说，提出在一个安全和秩序已经被破坏的世界中，美国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是一个最初的信号，表明他将对独裁国家采取经济制裁。6但是此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而罗斯福总统也在不断地同孤立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才彻底摆脱孤立主义。3 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变量是决策者个人层次的因素。推行绥靖政策的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张伯伦和达拉第等人的个人因素，但他们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英法领导人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他们害怕战争甚于担心均势出现不平衡，7同时，他们也错误地估计了希特勒的意图。由于从心理上对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严厉惩罚感到内疚，因此英法的领导人认为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也是情有可源的，于是对此采取了妥协和让步的政策。战胜国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做出微小得到让步就会满足希特勒的要求，从而对希特勒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而且他们在起初还相信希特勒的行为是出于维护自我安全的考虑，因而没有对希特勒的扩充军备和1同上，第149—150页。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第3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297页，海南出版社，2001同上，第298页。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轮》，秦亚青译，序言第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第32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284页，海南出版社，2001

冲破凡尔赛和约的行为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但结果适得其反。决策者相信对方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就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对待对方的军备和敌意。1英法领导人的心理弱点被希特勒恰当地利用，从而使德国能够逐步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但是希特勒的目标正在于发动战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战胜国领导人的微小的让步，而战胜国的领导人直到慕尼黑协定时都没认识到这一点。

从希特勒的角度而言，也有两个错误是显著的。第一个就是他对自己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打断了之前的魏玛政府所推行的渐进式的政策。在希特勒之前的史特瑞斯曼时期，德国所采取得是一种“顺应”政策，即德国主动履行凡尔赛和约中的赔款规定，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治与军事条款。2这种一种现实主义的渐进式的政策，它符合政治上的妥协和理性原则。这种政策已经显著上取得了成功，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但是这种渐进式的政策被纳粹的激进式的政策所打断。希特勒所采取的是一种与史特瑞斯曼完全不同的政策，这主要取决于希特勒个人的特质。在希特勒的推动下，德国迫不及待地走上了重新武装的道路，而这于战胜国的妥协政策相结合，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的讹诈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利用了战胜国在心理上对于德国的愧疚感，而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的继续扩张则冲破了战胜国的道德底线，因此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战胜国没有继续对希特勒的讹诈采取绥靖的政策。

希特勒的另外的一个固有的缺陷则更是致命的，那就是他的种族主义情绪。这种所谓的“理论”将人类的种族分为文化的建设者，文化的维持者和文化的毁灭者三类，而雅利安人是唯一可以代表文化建设者的民族。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以此来征服和消灭劣等的民族。3他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所谓的“生存空间”的学说，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生存空间太狭小，德意志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要摆脱危机，使德意志民族永远成为统治民族，必须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德国必须通过战争和流血来获得“生存空间”。这是一种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生物学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种荒谬的理论。但希特勒正是以这种种族主义理论为基础，对内蛊惑民众，对外对战胜国采取步步紧逼的态势，而这种态势再和战胜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惧怕和对德国在心理上的愧疚相结合，于是产生了绥靖政策。

4小结：绥靖政策的是与非

如上所述，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是在各个层次上的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条件下所产生的互动的结果。随着慕尼黑协定的签署，绥靖政策从此也成为了妥协和退让的代名词。慕尼黑协定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后代的政治家们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不可取的。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解读。4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慕尼黑协定对于后代的政治家们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从此在国际关系中再难以见到绥靖政策的踪影。

但是绥靖政策的失败只能说明它不符合二战前特定的国际环境，而不能证明这种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二战前的战胜国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也并不能避免战争的爆发；因为希特勒的真正意图就在于发动战争，因此他不可能被战胜国所威慑。但是后世的政治家们从慕尼黑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绥靖政策是不可取的，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后来所采取的政策。如果二战后的政治家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绥靖政策，那么冷战有可能会被避免，或者美苏之间的对抗不会那样严重。这种“慕尼黑阴影”的影响包括：以一种先知先1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8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260页，海南出版社，2001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第1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22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觉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事雾并将国际对抗人格化和妖魔化的强烈偏好；外交政策分析变成了不断寻找新的希特勒的过程；以及国际道义沦为仅仅发现邪恶并与直斗争。1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于是苏联和斯大林也就成为了第二个希特勒。如果杜鲁门和乔治.凯南之类的西方政治家能够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可取之处，那么二战后紧张的东西方关系是有可能避免的；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二战前历史的惨痛教训。

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绥靖政策本没有对与错，而关键在于要在恰当的时机实行这种政策。由于在二战前这个错误的时期采取了绥靖政策，使得这种政策从此被世界所遗弃；但是冷战的历史又恰恰证明绥靖政策是有可取之处的。因此，这种不应当简单地对这种外交政策下定义为“错误的”而将它彻底抛弃。在外交实践中，妥协和让步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也要客观和历史地来评判绥靖政策，肯定这种政策的合理之处。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在恰当的时候采取绥靖政策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第二篇：对外担保政策问题解答

对外担保外汇管理新政策问题解答

2010年7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39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就《通知》中涉及的部分政策问题作以下解释。

一、对外担保的外汇管理范围有多大？

担保是指担保人在信用基础上或通过设定物权抵押、质押等方式，向受益人承诺，当被担保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受益人履行某项义务时，由担保人代为履行相关义务。担保项下义务通常是按照约定方式计算的现金付款义务，其性质通常是支付交易对价或进行赔偿，但也可能是某种不属于现金付款的履约行为。这样宽泛的概念导致很多承诺行为均可纳入担保的范畴，除保证、抵押、质押、留臵、定金这些常见担保形式外，根据各国法律规定、业内产品创新和行业监管分工等原因，担保还可能以其他形式或名目出现，如财产负担、债账担保、风险参与（分担）、信用违约调期（Credit Default Swap）、赔偿承诺、信用保险、信用证、承兑、背书、共同监管等。

从资本项目管制角度看，外汇局主要关注可能引起国际收支交易、担保项下责任可折算为现金付款义务的那些跨境担保行为，有市场需求的跨境、跨币种担保交易，目前可以归纳出十四1 种之多。对外担保只是跨境、跨币种担保业务众多类型中的一种。在有较多资本项目管制的条件下，除非相关领域已经存在较为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如银行开立的各类信用证），外汇局通常会出于国际收支调节考虑，将实际具有跨境担保性质的各类交易纳入担保的管理范围，无论其形式或名称。对外担保只是跨境担保行为的一种，也是迄今为止跨境担保交易中规范最为详尽的一个类型。只要担保人注册地在境内，而担保的另外两个（或一个）当事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外的，均须纳入对外担保的管理范围。

二、对外担保与其他资本项目交易是什么关系？

境内机构对外担保与外债、对外放款和境外直接投资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担保合同签约生效后，在债务人发生违约前，担保人对债权人存在或有债务，对债务人存在或有债权；如债务人发生违约，在担保人进行担保履约前，担保人对债权人承担直接债务，对债务人享有债权；担保履约后，对债务人享有直接债权；若担保人为境外被担保人的股东，则为股东贷款，与跨境直接或股权投资的效果类似。因此，从政策的宽严角度看，对外担保的监管力度需要与其他领域的资本项目管制政策相适应。

跨境担保交易的结构和定价相对复杂，各国关于担保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差异，担保与其他资本项目交易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当前条件下由监管部门出台十分详细、明确的跨境担保规范性文件，将存在很大困难。从目前的立法状况看，在跨境担保领域，2 政策相对明确的主要是对外担保（或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这两项。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均应理解为不能做或外汇局有明确答复口径后再做。

三、《通知》与《办法》、《细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现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框架主要由1996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997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以及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汇发（2005）61号]，以下简称61号文）等文件组成。

从法规之间形式上的关系看，此次《通知》取代了61号文和部分规范性文件，与办法、细则同时有效；但从具体法规条文的内容看，凡《通知》中相关规定与《办法》、《细则》相关条款有冲突的，应以《通知》为准。《通知》发布之前已经签约的对外担保合同，登记（备案）、履约、清收等手续，均按照《通知》规定的方法执行。

四、改革后的对外担保外汇管理方式有哪些主要内容？ 外汇局按照担保人类型确定了不同管理方式，不同类型的担保人在提供对外担保时，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1、规模管理方式：（1）银行融资性担保实行余额管理，有数量限制；非融资性担保有“中国背景”限制，但无数量限制。（2）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以逐笔审批为主、余额管理为辅，3 均存在数量限制；确定管理方式时，不区分融资性和非融资性担保。

2、确定对外担保余额上限的依据：（1）法人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本外币合并的实收资本的一半为指标上限；非法人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本外币合并营运资金的一半或外汇净资产为指标上限。（2）企业以净资产的一半为上限。

3、被担保人资格限制：银行没有限制，其他机构有股权关联限制。

4、担保履约管理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可自行办理，其他机构实行逐笔核准。

5、担保登记备案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定期备案，其他机构实行逐笔登记。

除上述管理框架外，《通知》还针对过去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新增了部分适用于所有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的管理原则，如取消外汇收入限制和按比例提供担保、限制担保项下资金调入境内、消除境内中外资企业政策差异等。

五、总局采用什么方法首次集中核定对外担保余额指标？ 2010年8月，总局根据各分局报送的指标核定申请，按照《通知》对银行类金融机构担保指标进行了首次集中核定。为了维持指标核定方法的一致性和各银行之间的大致公平，确定了以下指标核定方式：

1、按照合理方式确定指标上限，即法人制银行类金融机构4 按照实收资本的一半确定指标上限，非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选择营运资金的一半或外汇净资产中较大的数额，作为确定指标上限的依据。根据2009年底和2010年6月底的对外融资性担保实际余额的较大值，确定该银行当前担保实际余额。

2、对于单家银行，按照其担保实际余额的2倍核定指标，但实际核定指标最低取上限的50%，最高取上限。如担保实际余额超过上限，则按担保实际余额核定指标；银行实际申请指标低于上述核定标准的，从其申请。

六、对外担保交易中主要涉及哪些风险？

与对外担保交易相关的风险主要有三类，一是境内担保人的偿付（履约）风险，这类风险引起的大额对外支付将对境内担保人的偿付能力构成较大压力（能够获得全额现金反担保的情形除外）。二是担保交易中的合规风险，这类风险来源于未能妥善遵守与担保交易各环节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以及临时性行政干预措施而引发的行政处罚风险。由于国内担保法规空白较多，担保涉及的境外投资、外债、对外放款、债券发行、衍生交易等领域的管理法规过多或者不清晰，这些因素导致对外担保交易的合规性风险比较突出。三是由对外担保引起国际收支风险，即因对外担保履约而引起的我国外汇资金流出压力。

在逐笔审批的管理方式下，审批部门需要承担上述三类风险的大部分责任；此次对外担保管理政策调整后，对于银行作为担保人的情形，外汇局只需要通过指标核定重点关注银行对外担保5 可能引发的国际收支风险，而偿付风险以及合规风险则主要转由银行来承担。

七、银行在提供对外担保时应当关注哪些合规风险？ 在取消与股权关系、净资产比例和盈利状况等资格条件限制的情况下，银行在对担保进行内部风险审核时，需要关注以下合规风险：

（一）资格条件规定不清晰引发的风险。现行规定对于担保的形式及标的类型等规定得不是十分清晰，银行在合规方面应当采取相对保守的审核标准：

1、关于对于担保形式，应采取从严原则进行界定，无论对外承诺的具体名称是什么，凡是具有担保性质且可能纳入对外担保管理范围的承诺，除监管部门明确表示不纳入对外担保管理外，均主动视同对外担保进行管理。

2、关于对外担保标的，应尽量局限在传统的形式范围内，如综合授信、普通贷款、债券等，或质量、招投标、完工、贸易信贷等。对于目标交易可能涉及其他领域的限制性规定（如跨境衍生产品下付款义务），以及可能引发合规性争论的那些交易，应当避免参与。

3、对于被担保人资格，境外投资企业有直接股东在境内的，应当经过境外直接投资审批程序审查或登记；境内机构通过境外机构在境外进行项目收购的，特别是涉及到资源、能源行业且单笔金额较大的项目，即使目标企业的直接收购方未在境内注册，6 也应当经过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查；由境内自然人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即使在外汇局办理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由于目前外汇局认可的其唯一功能是进行返程投资，且由于担保项下资金不能通过股权或债权形式调回境内，因此一般情况下这类公司不能成为对外担保的被担保人。

4、关于担保项下资金用途，按照规定，担保项下资金不得以借贷、股权投资或证券投资等形式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间接调回境内使用。由于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担保人必须证明已在前期评估中做到尽职审查，并善尽了事中与事后必要的监督义务。另外，在没有明文规定允许之前，银行应当将下述情形纳入禁止提供对外担保的范围：担保项下资金用于归还境外企业过去的贷款，而原贷款资金的用途是以股权或债权形式调回了境内；贷款资金用于境外企业向另外一家企业购买在境内企业的股权，而原股东已在过去完成了对境内企业的出资义务等。

（二）履约率过高的风险。在有境内反担保人全额现金抵押的情况下，尽管银行自身没有明显的偿付风险，但由于使用自有资金或者客户资金办理对外担保履约都将纳入银行监管部门和外汇局的相关业务考核指标，银行在前期审核中应当尽量发现那些有明显违约意向（境外被担保人）或有明显反担保履约意图的境内机构，并避免为这类项目提供担保。

（三）指标不足的风险。监管部门可能将对外担保余额指标作为对银行授信业务或整体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种调控手段，这7 意味着监管部门可能不会将银行的业务发展需要作为核定对外担保余额指标的唯一参考因素。在指标可能存在稀缺的情形下，银行应当综合考虑，尽量选择有长远价值的客户办理担保业务。

八、对外担保发生要素变更后，是否需要重新核准和登记？ 经外汇局逐笔核准的对外担保，相关要素发生实质性变更的，如担保当事人之一发生变化，或担保项下主债务金额增加等，须按照规定重新履行核准手续，并办理对外担保（变更）登记手续。相关要素变化为非实质性变更，如担保项下债务进行展期、担保项下主债务金额减少、展期时被担保人财务指标发生不利变化等，担保人不需再次履行核准手续，但应当办理对外担保（变更）登记手续。

九、如何处理多层担保（保函转开）业务中涉及的外汇管理问题？

在担保交易中，如果最终受益人（放款人）认可的担保人（第一层担保人、直接担保人）与愿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第二层担保人、间接担保人）不是同一家机构，且第一层担保人愿意接受第二层担保人提供的担保，则会出现多层担保（间接担保或反担保，但非共同担保）的情况。第一层担保人也是第二层担保行为的受益人。

1、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内，而债务人或受益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外的，则纳入对外担保管理范围进行规范：（1）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均在境内，则将第一层担保人作8 为管理对象；（2）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只有一方在境内的，则将在境内的那层担保人作为管理对象。（如果第二层担保人在境外，则包含了外保外贷的因素。）

2、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外，而债务人和受益人均在境内的，因交易结构包含外保内贷的内容，而外保内贷政策目前限制较多，原则上不允许办理此类业务。

十、为信用证加具保兑是否纳入对外担保管理？

银行对外开立的信用证，在承兑后属于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付款义务。外汇管理上，即期信用证被视为特殊的贸易结算方式，未从资本项目管制角度进行数量限制；远期信用证则视为短期外债，需要办理外债登记并按一定要求（目前为90天以上）纳入规模管理。由于认定“融资性担保”的标准为“按照当前外汇管理规定担保项下付款义务是否被认定为跨境融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保兑行为另一家银行开立的即期信用证、90天（含）以下远期信用证加具保兑，应视为保兑行的非融资性担保，为90天（不含）以上远期信用证加具保兑应视为如融资性担保，并纳入指标控制。

（资本项目司外债处，2010年10月20日）

第三篇：美国对外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初），是美国海外扩张的产物。

目的：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为迟到的美国向中国扩展其政治、经济势力打开方便之门，根本不是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20世纪初—一战前）

背景：美国垄断资本势力迅速膨胀。进一步向海外扩张、尤其是经济扩张，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

金元外交（一战后）

背景：一战中美国本土损失轻微，并利用战争机会使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欧洲传统强国由于一战的破坏，经济实力一落千丈。美国企图借此机会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孤立主义政策（20世纪20—30年代）

背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美国攫取世界霸权的失败。

表现：1935年8月31日，在孤立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绥靖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抗战初期）

背景：美国坐观成败，鹤蚌相争，可坐收渔翁之利；认为自己在华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但日本在经济上终归要依赖它，暂时不利的局面不难挽回，不应刺激日本，以免它进行报复；美国对日贸易有相当的利益可图。

开始摆脱孤立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

背景：法西斯势力的日益扩张，为遏止和反对法西斯，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表现：1939年底，修改中立法（现款自运）；1941年3月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全球霸权战略（二战结束后）

背景：二战结束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扩张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政治野心也同时膨胀起来；庞大的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向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所以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20世纪二战结束后—50年代）

背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提出；防止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利益。

肯尼迪、约翰逊继承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和平战略”（20世纪60年代）

背景：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国战略核武器方面落后于苏联。

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

背景：美国地位下降，西方阵营中的法、德、日等国在经济上开始摆脱美国，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苏联地位的上升；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加强。

里根的新遏止政策（20世纪80年代）

背景：苏联势力的一度的大肆扩张。

第四篇：对外合作经济扶持政策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来源：商务部合作司发布日期：2006-05-22 14:27:0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商务局，各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各中央管理企业：

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落实《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企[2005]255号，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精神，中央财政对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予以支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法》所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具体包括的内容

（一）境外投资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管理权或产品支配权等权益的经济活动。

（二）境外农业合作是指我国企业通过开办企业、购买或租赁土地等方式在境外开展的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方面的经营活动；境外林业合作是指我国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协议）、购买林权或采伐许可证、兴办企业等方式在境外开展的林木种植、采伐、更新及木材加工等方面的经营活动；境外渔业合作是指我国企业通过签署合同（协议）、购买捕捞许可、开办企业、派出渔船等方式，在境外从事的渔业捕捞、养殖、加工、销售及相关产业的开发等方面的经营活动。

（三）对外承包工程是指我国企业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承揽、实施境外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安装调试和工程管理等经营活动。

（四）对外劳务合作是指经商务部核准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我国企业在境外开展的劳务合作活动。

（五）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是指我国企业以各种方式在境外设立、购并的从事基础研究、产品应用研究和高科技研究等研发活动的研究开发和实验发展机构。

（六）对外设计咨询是指我国企业在境外承担地形地貌测绘，地质资源普查与勘探，建设区域规划，工程设计、生产工艺、技术资料和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项目的前期环保评估、可行性考察、研究和评估，工程融资方案招投标模式的制定，工程监理，技术指导，项目管理，运营维护评估，项目后评估，设施管理及境外企业建立方案的制定等经营活动。

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

（一）直接补助。

1.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发生的前期费用；

2.企业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发生的运营费用。

（二）贴息。

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业务发生的贷款利息。

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支持内容

（一）直接补助。

1.前期费用是指我国企业为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

平台业务，在项目所在国注册（登记）、购买资源权证之前，或对外承包工程、对外设计咨询和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签订合同（协议）之前，为获得项目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聘请第三方的法律、技术及商务咨询服务费，勘测、调查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购买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等资料费，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的翻译费用等。

2.运营费用包括：

（1）对外劳务合作。

——境外企业（机构）办公场所租赁、购置费。

（2）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

——境外企业（机构）办公场所租赁、购置费；

——境外实验室、实验设备等租赁、购置费；

——境外高新技术信息资料收集费。

（3）对外设计咨询。

——境外企业（机构）办公场所租赁、购置费；

——开展设计咨询业务所必需的设备租赁、购置费；

——境外设计软件等信息资料收集费。

（4）境外突发事件处理费。

包括相关企业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工作人员的护照、签证、国际旅费和临时出国费用（包括住宿、伙食、公杂和出国人员国外零用费）。

境外突发事件指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业务的企业派出的人员因恐怖、战争、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发生伤亡等紧急事件。

（二）给予贴息的银行贷款是指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业务而从境内银行取得，用于项目建设及运营的一年以上（含一年）的中长期贷款。

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

（一）直接补助支持项目的注册（登记）或项目签约时间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

（二）贴息支持的项目，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项目合同及贷款合同有效，并在此期间支付的贷款利息。

五、申请企业除应具备《办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条件

（一）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对外设计咨询、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应具有经商务部门核准的对外承包工程或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二）按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和《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业务统计制度》的规定报送统计资料；

（三）接受国家有关部门、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的指导和有关商（协）会的协调。

六、申请项目应符合《办法》中所规定的条件。其中，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当年在一国（地区）累计合同额原则上不低于50万美元（或等值货币）。

七、申请专项资金除报送《办法》规定的申报材料外还应报送的材料

（一）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境外企业注册文件复印件或合作项目合同副本；

（三）申请前期费用企业须提供外汇核准文件和资金汇出证明（在当地或第三国融资、企业内部从第三国调动资金等方式的，可不提供外汇核准文件和资金汇出证明，但须提供相关证明）、项目所在国有关机构的验资证明、以设备等实物投资的须提供海关报关单复印件、前期费用支出情况说明、前期费用支付凭证、记帐凭证及费用支付合同复印件；

（四）申请运营费用的企业须提供运营费用支出情况说明、运营费用支付凭证、记帐凭证及费用支付合同复印件。境外突发事件处理费用还须提供我驻外使领馆或经商机构、有关政府部门或商（协）会要求处理境外突发事件的书面意见、我驻外经商机构对突发事件及处理情况的说明（需列明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工作人员名单）、相关工作人员护照、签证复印件；

（五）申请贴息企业须提供项目基本情况及银行贷款付息一览表（详见附件3），银行贷款合同副本和贷款银行的书面说明（包括贷款的起止日期、用途、金额等），银行贷款、支付利息及归还贷款的结算凭证复印件。

八、2003－2005年已经获得过前期费用支持的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以及已经获得过中央财政贴息的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项目，不予重复支持。

九、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人员的国际旅费和临时出国费用资助标准不超过《财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1]73号）的规定，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十、项目申报及资金拨付程序

（一）地方企业于2006年7月15日前将申请材料报送至注册地省级财政、商务部门，各地省级财政和商务部门应按照《办法》及本通知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于2006年7月31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请资料联合向财政部、商务部申报；

（二）中央企业将申请材料于2006年7月31日前报送财政部、商务部；

（三）中央企业由财政部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将资金拨付到企业；地方企业由财政部将资金拨付地方财政部门，再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拨付到企业。

十一、企业于收到专项资金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填写专项资金收入回执（详见附件4），并报送至财政部、商务部，地方企业同时抄送所在地省级财政、商务主管部门。

十二、本通知由财政部、商务部负责解释。

附件:

1.企业申报说明

2.驻经济商务参赞处（室）意见

3.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合作项目基本情况及2003年至2005年银行贷款付息一览表

4.专项资金收入回执.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 ○ ○ 六 年 五 月 八 日

第五篇：政策分析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

正文：

公共政策是一个内涵极广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派生出很多分支，如经济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教育政策等许多方面。它们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其共通点是，是统一在公共政策概念中。

（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现状

经过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我们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下，在政策执行方面都习惯采取“自上而下”模式，注重上级对下级的指挥与控制，地方政府只是严格的去执行，没有自主权，强调的是政策制定者的优越地位，政策执行者只有被动地接受，被动地实现上级的意图。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央开始放权、分权，体现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一些“自下而上”模式，强调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互动性，注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注重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政策执行上也偏向于自身利益，由于相对地融入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使得政策执行出现较大偏差，对于国家来说，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试点，效果好的就在全国推广，不好则做出调整指导。但是，也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上的诸多问题，表现为有较大的偏差。出现这些偏差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政策执行失真失范、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执行主体素质欠缺、目标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执行环境不够完善等，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通过对政策执行而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与和谐程度依赖于其政策执行的效果。而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政策甚至歪曲政策，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上普通存在的一种现象，主要与政策本身缺陷、利益追求、执行主体局限、环境因素制约有关。

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是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下进行的，而这个环境又是复杂多变、各有差异的，也受到这个环境各个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以上所列举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现状可以看出，政策执行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偏差，有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对上述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存在问题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地方利益追求失范从以上政策执行现状可以了解，有些地方政府妄顾中央政策，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频繁发生，如地方政府在执行活动中常常出现自利行为，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及其政府成员追求地方或个人利益，从而引起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东阳市政府新圆明园项目工程也反映出地方利益至上的倾向。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运用手中权力收取各种形式的管理费，从而衍生出众多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发生。造成这种现象，有主客观的原因。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全由国家及中央政府控制，形成一元化利益格局，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央政府逐步放权，地方也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利益格局也随之打破，形成利益个性化、多元化格局。改革开放后，承认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既维护全局利益，又代表地方利益；既是中央政策执行机构，又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但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缺乏合理的调控机制，如果为了局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那么代表全局利益的中央政策就不能贯彻实施。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已不再是中央的“传声筒”，而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主体，通过资源配置可相对自主地决定和管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这种角色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出现了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地方利益张、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这一方面与地方政府利益驱使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与现实中中央权威弱化、宏观调控力度下降力配置有关。2.政策欠缺科学合理性一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公共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有两个标准：首先，它是否针对当前的政策问题，是否反映人们的政策需求，即政策目标是否科学性。其次，公共政策中的各种措施、方法、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下政策目标的实现，即政策措施是否具有有效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要进行反复论证，评估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评估要求对政策文本和政策出台所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对政策可行性、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做充分的预测，从而排除主观性影响，科学制定政策。东莞市治摩政策、发放临时生活补贴政策，由于对所处社会环境、目标群体估计不足，政策执行显得滞后。这与政策本身不完善、前缺乏科学评估有很大关系。可见，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目标得当与否、执行方法可行与否、预期效益满意程度如何、影响好坏与否都缺乏系统科学的评估，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评价，缺乏正式评估组织与正确的评估标准与方法，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政策评估制度上的缺失。对于公共政策本身，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其质量，因此要重视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合理性。公共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公共政策本身的优劣是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大小的先决条件。

3.执行主体意识淡薄、水平不高政策执行主体，是指负责落实政策的人或组织，主要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执行组织。在我国，执行主体主要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主体担负着政策执行的重任，是政策执行的基本资源之一，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执行水平便显得尤为重要。任何政策都是通过一定的政府机关及其执行人员来执行的，专职机构的人员、职责的明确、人员的素质，都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4.目标群体缺乏政策认同感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对象，即政策目标群体。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想当然的，它与政策目标群体有着直接关系。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有明确的目的，是因特定目标群体而产生的，公共政策能否顺利执行，不仅取决于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与目标群体有莫大的关联，这是因为他们是直接接受方，这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又一个关键因素。5.政策执行环境与制度不完善

公共政策是依据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而制定的。它的制定、执行与成效，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执行肯定也会与社会各因素相互发生作用，也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环境，是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因素。影响政策执行的环境与配套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心理环境，也包括制度方面的保障，如监督机制等。因此，适宜的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政策如愿达到预期目标，反之则起到障碍作用。地方政策执行无疑与地方的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环境、执行环境、政策配套有着极大关系。综上，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存在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有主客观的原因，表现在政策本身、政策主体、目标群体、环境等的不完善上。这些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现实政策执行中需要加大力度作进一步的改善，以保障政策执行有效进行，从而使地方政府更好地管理地方公共事务。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

机单08—1

王前

080769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