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读后感

第一篇：《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读后感

《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读后感

长期以来，主流法学理论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只能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环境法学受此主流法学理论的制约和困扰，其理论研究一直难以有所突破。1999年，蔡守秋教授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点研究课题《环境资源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在200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该课题的研究。2003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以下简称《调整论》）。该书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实践出发，博览并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有关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主张、观点及反对意见，重点研究了法律特别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方法和机制，富有较强的学术性、前瞻性、论战性和创新性。

蔡守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环境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国际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可持续发展法和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参加《环境保护法》等10多项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的立法起草研究工作。已发表190多篇论文、20部著作或教材。多次组织和主持召开全国性环境资源法学会议及环境资源法学国际会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0年12月授予他“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他勇于开拓，率先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观点和创新性的理论，引领了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的学科发展。他最早关注环境道德，率先研究环境权，提出了原创性理论——调整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理念。他是建立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所谓调整论，是指有关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观点的总称。调整论建立在法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强调法律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同时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论从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入手，全面阐述了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关系理论、主体论、客体论、行为论、权利论和义务论，阐明了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研究分析了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机制和制度，将整个环境资源法学理论推向了系统化、逻辑化，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社会与和谐社会，提出了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指导、参考和支撑。

反对调整论的反对者的反对理由很多，主要包括“狭隘论”、“现象、本质论”、“目中无物论”、“直接、间接论”、“原因、结果论”等，而“调整论”认真考察了人与人关系发展的历史，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类型、特点等作了认真研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与人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发展变化的，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在历史上由法律确认为人与物的关系，后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在法律上确定为人与人的关系；而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法律上都是人与物的关系，那么随着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法的发展、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成为社会关系。这样，在法学和法律中，自然就凸显出来，从而大大有利于“将不理想的、不好的人与自然关系调整为理想的、好的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环境法得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正如蔡守秋教授在前言中所写“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尽管《调整论》写完第一章就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调整论”的成立，且该书每一个方面的论证成立，都足以确立“调整论”，但蔡守秋教授为了建立全面系统的“调整论”，对法理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仍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

关于“调整论”的意义，蔡守秋教授自己作了专门阐述，指出：“调整论在整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并从其他法学分科吸取合理成分；它以其新的、独特的理念和观点对传统的法学理论发起冲击、变革，为整个法理学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做出贡献，并使暂时没有纳入法学基本理论的环境资源法基本理论逐渐成为整个法学基本理论中一个新的、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组成部分。”它启示我们重点要扬弃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和“主、客二分法”，采用“主、客一体化”或综合的研究方法，即“将现有的自然法学、分析法学、历史法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可取观点和有益成分统一起来，避

免陷入单一学说、单一理论、单一方法、单一要素的窘境，力求走综合性法学、统一法学的道路”。

《调整论》是著者对自己20多年环境法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环境法学界20多年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和升华，是对中国20多年来主流法理学的重要批判和补充，是世界环境法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调整论》将人与自然关系纳入社会关系范畴，增强了科学性，对现代法理学做了非常有意义的补充。《调整论》的问世，建立了全面系统的“调整论”，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法学理论宝库，同时标志着中国环境法学派正式开宗立派，一个新的环境法学时代开始了。

第二篇：文档格式要求的补充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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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读后感

【内容摘要】“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博登海默对法律的独特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其本质上就是对法律、权力、权利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解读。要使权力支持和尊重法律，国家制度必须蕴涵权力制衡机制，并进一步扩大权利保护机制。只有权利和权力的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转型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关 键 词】法律；秩序；正

义；权力；权利

《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是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花费30年心血完成的法理学著作，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其综合法理学的观点。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法律哲学的历史导读、法律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法律的渊源和技术。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按时间线索叙述了西方法律思想发展脉络，这种历史的介绍在主要是描述性的，除结论一节外并未对各种学说做出评价，并指出“这些学说最为重要的意义乃在于它们组成了整个法理学大厦的极为珍贵的建筑之石，尽管这些理论中的每一个理论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页198）第二部分在前面对法理学的历史进行综合的基础上，论述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充分展示了其综合法理学的理念。而第三部分主要就普通法系法律的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法律与科学方法及司法过程中的技术作了比较客观的探讨。作者主要从美国法律制度的现实出发，以事实为根据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间列举了大量真实发生的案例，并以法院的判决说明问题，雄辩有力，令人信服。

一、本书核心思想概述

不难看出，该书第二部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则是全书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处处闪烁着博登海默的智慧之光。作者从秩序的需求、正义的探索出发，深入浅出，谨慎周密地运用包括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内的多种方法提出了自己对于法律这一复杂的人类文化现象的独特看法，即“法律——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页318）并结合法律与权力、行政、道德、习惯的区别，指出了法治的利弊。

正如作者所说，“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页318）,它包含两个元素，即秩序和正义。作者从自然界中秩序压倒无序的普遍性着手分析，又从人类社会对秩序的寻求及其心理根源进一步深入论证，指出人们具有“将社会交往置于规则支配下的倾向”（页228），而法律正好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力之行使的一种限制”（页233）。正如作者所论述的那样:

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一个完善且充分发达的法律制度，对于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这两种截然相对的形式来讲，处于居间的位置。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可以界定私人或私人群体的行动领域，以防止或反对相互侵犯的行为、避免或阻止严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所有权的行为和社会冲突。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可以努力限定和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以防止或救济这种权利对确获保障的私人权益领域的不恰当侵损、以预防任意的暴政统治。（页233）

然而，要在上述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之间维持一种折中或平衡，“若没有规则就无从实现”（页234）。此时作者转入法律形成秩序应具备的普遍性条件的论述，主要从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自主性方面展开。“一个法律制度，从其总体上来看，是一个由一般性规范同适用与执行规范的个殊性行为构成的综合体。他既有规范的一面，也有事实的一面。”（页238），“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页239）因此，我们说，“法律的自主性只能是一部分的自主性。试图把法律同外部的社会力量……完全分隔开来的企图，必然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页242）而且，由于秩序所关涉的只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实质，因此，仅仅包含一种秩序的规则在博登海默看来是不能够被称之为法律的，只有当这种秩序所追求的目标是正当且可欲时，也就是实现了正义时，它才有了法律的资格。

虽然“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页252），但是“社会秩序中的正义问题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可以进行理性讨论和公正思考”（页264）。而且，从正义的概念范围来看，“正义概念有意义的适用范围仍是极为广泛的”（页270）。此外，从正义与自然法以及正义与自由、平等、安全的比较中，博登海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页297）也唯有如此，才能打开通向人类“共同福利”的幸福之门。

由此可见，法律乃是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的综合体，“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页

318）。

二、法律、权力、权利——对本书核心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力之行使的一种限制。……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页233）“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可

以被视为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人们的权力欲的一个工具。”（页363）而法律的实现又依赖于权力或强制力的保障。可见，社会有序性的实现，本质上就要求法律与权力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再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页252）就是正义的目标；正义的要求还包括了“防止不合理的歧视性待遇、禁止伤害他人、承认基本人权……确立一个公正的奖惩制度等。”（页270）而上述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以及正义要求所包括的一些合理需求，我们今天的法理学称之为“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博登海默所说的正义，就是人们的权利得到合理地实现。可见，社会正义的实现取决于法律对权利的合理配置。

因此，关于博登海默法律定义中秩序和正义的解读，其实在另一种层面上就是在阐述法律、权力、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法律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行为准则的办法来建立和维持一种社会秩序，限制无限膨胀的权力，保障合理权利的实现，从而使法律、权力、权利达到一种平衡。正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会试图阻止压制性结构权力的出现，而它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以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平衡。”（页361）可以说，法律是权利与权力的调节器。

三、理论层面的思考

如上所述，社会有序性的实现，要求法律与权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社会正义的实现，取决于法律对权利的合理配置。那么，博登海默认为的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法律，其本质上就是寻求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于是，当国家选择法律作为调整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时，法律框架下的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就成为了法律世界和政治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问题。

（1）法律与权力

虽然关于权力（power）的概念，人们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博登海默认为要恰当地认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纯粹形式的权力上，这个意义上的权力“旨在实现对人的绝对统治”（页358），即是一种毫无拘束的权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与权力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法治实践表明，“权力与法律的相互依赖是不可避免的：法律像一台精致的过滤器 ,净化权力并证成权力；法律则借助权力克服其自身的固有缺陷，与社会变迁相联结。这样，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就不仅是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而是复杂的双向互动。”诚如博登海默所言: “一个政治国家的典型事态，既非以无限权力的统治为特点，亦非以严格的规范控制为特点。……一种社会秩序的典型情形，表现为权力与法律的某种相互渗透。”（页359）虽然依然存在着权力失控的地带，但法律一直在努力，“对无限制行使权力的作法设置了障碍，并试图维持一定的社会均衡”（页360）。而法律实现这种均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页361）。

（2）法律与权利

根据博登海默在对正义的概念，可以看出正义的要求很广泛，“在某种程度上都同人类的共同需要有关系”（页271），而这些需求与权利的概念不谋而合。因为，权利在英文中一般表述为 right，就是指正当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合理需求。“只要一个现行的法律制度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和要求，社会就会认为该法律制度是正义的，或者其合理的程度至少是能为人们所接受的。”（页324）也就是说，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至少是确认和满足了人们基本权利的，否则，就会妨碍它成为一种法律制度。此外，博登海默还认为，正义的三个基本成分（安全、自由和平等）“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所以在它们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就是一个法律制度真正成功的标志”（页325）。所谓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就是指安全、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一个法律制度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否合理分配和平衡人的基本权利。

（3）权利与权力

关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法学的基本问题，“在法律的规范、条文、制度、体系以及法律活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等)和法学研究，乃至法学流派的形成中，始终贯穿着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

那么权利权力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通说认为，“权利和权力是对立统一的”。首先，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无权利便无权力。卢梭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其全部“自然权利”而获得的。其次，权力又是权利的后盾，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例如，如果没有权力通过强制手段使义务得以履行，公民的权利将难以实现。第三，权力与权利此消彼长，相依共生，共寓于法律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公权规定太多且限制不够，对权利的规定和保护规定不足，就极可能造成公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从而侵害私权利。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权力不应过度集中 ,而应适量分散，从而达到权利权力的相互制约。正如博登海默所说，一个纯粹的和最为完善的法律形式，将“成功地排除了私人和政府以专断的或暴虐的方式行使权力的可能性”（页234）。

四、回归现实的反思

读完此书，掩卷沉思，在感叹作者博大精深的创作之时，也不免产生了一些困惑。虽然博登海默先生将秩序和正义综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对法律的独特见解，也提供了一个在各种社会利益的冲突中解决法律理论问题的折中方法。但是，先生却未能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制度设计中秩序与正义的冲突，亦未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使权力、权利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平衡。

回归现实，面对众多被遗忘的权利和被滥用的权力，我们不得不沉思：权利与权力将如何博弈？

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家权力始终处于至上地位，“法律的目的和功能是‘以法纠民’、‘以法限民’甚至‘以法弱民’，法律是镇压、控制和威胁个人的暴力工具”近代以来，我们曾经试图改变传统，移植西方的法律方法和法律制度，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但始终因摆脱不了行政主导的命运而徒有虚名。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中最为致命的弱点。有些学者指出，法律与权力的一体化，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造成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和消解，也是权力腐败和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可是，法律本来是而且应该是社会权利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得以制衡国家权力最有力的手段。诚如博登海默所说“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页358），“所以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必须把法律视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限制力量”（页361）。

因此，要使法律在权利与权力间达到平衡，首先，要使法律回归社会，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和实现人民权利和利益、促进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使权力来源于社会，它才会尊重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这也是法律正义性的本质要求。其次，在法治观念上，把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作为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个体自由平等权利的实现出发来诠释国家权力的运作；充分发挥法律对权利权力的平衡、调节功能，从而使权利与权力在博弈中平衡。最后，应正确处理权利权力的互动关系。我们应逐步从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向权利为主导的社会过渡，最终实现由权力制约、控制权利走向权利产生、制约权力；权力限制权力；权力保护权利的互动平衡。

上述三个方面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弱化权力在法律过程中的作用，强化公民对法律过程的参与，增强民众基于法律的自主性，减少其对权力的依赖；同时，要使法律真正有力量、有权威，关键还在权力。法律必须得到权力的支持和尊重。要使权力支持和尊重法律，国家制度必须蕴涵权力制衡机制，并进一步扩大权利保护机制。只有权利和权力的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转型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第四篇：历史教学的反思与调整

历史教学的反思与调整

【摘 要】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沉淀，作为高中必修课程，重要性举足轻重。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学会系统学习，而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统筹把握，思路清晰。历史是一门全面的课程，要求学会的知识融会贯通，本文会以太平天国的历史事件作为切入点，分析如何上好历史这门课程。

【关键词】历史教学；全面；太平天国

历史的教学在高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一门意义深远，知识含量丰富的学科，我们应该在不断的教学中时刻反思焦虚的不足，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丰富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

一、历史教学的定义

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历史，就是一门浩瀚的文化课程，汇聚了一个国家上万年的历史遗产。教学就是教与学，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教师在上课时，要提前备好课，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备课就是备学生，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历史这门学科，对学生而言，既熟悉又困难，他们喜欢的是其中精彩未知的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困难的是要想学好历史，要记得东西比较多，他们容易混淆。如何上好历史课，让学生爱上历史课，是一个教学重点。

历史教学其实就是要把已经过去的事物拿出来客观公正的评价，让我们了解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轨迹，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客观的评价，不能把个人的情感作为教师教学的出发点，这样子很容易会让学生在看待历史时带有个人情感色彩。

二、高中历史教学的反思

所谓上一课得一悟，教学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只有不断发现问题，才能改进，取得进步。

1.历史课程的重要性

虽然历史不想语数英一样，在高考所占的比例那么重，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好历史，不仅是对高考考试的有力加分，更是提升个人素养的良好途径。历史，是国家文化的荟萃，我们掌握了它，就让我们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用更加客观地眼光去评价每一件事，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时，也是一大帮助。

历史，内容丰富但是也比较多，如果不能系统性的把握，很容易会混淆。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公民，如果对自己的国家历史都不清楚，难道不是一件悲哀的是吗？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变迁不知道，走出国门，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又谈何发展？

2.高中历史教学的瓶颈

高中历史作为综合科的性质，较之以往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掌握的历史知识信息已经大为减少，更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历史的基本技能、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现在的历史课，许多老师都把它当成复读课，也就是单纯的自己在讲课，完全撇开学生，把一大堆的历史知识丢出来，没有系统性的整理分析，也没有归纳总结的重点，只要求学生牢牢记住考试知识点，内容繁多而乱。这样子的话，学生完全不可能养成一个自己深入探究了解的习惯，也不会对历史学习增加任何兴趣。老师要做的，其实主要不是教，而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多参与到课堂上来，《历史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中指出：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基础，对历史有一个规划性学习，避免让学生死记硬背。而这却是最容易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往往愿意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分析、强调，这恰恰违背了新课程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要求能够让学生“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历史知识、从积累历史知识到理解历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的自主性，也没有体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多传达丰富的历史知识，让学生自己学习，形成自己的观点，有自己学习的方法，适当的引导学生的情感态度，培养他们的学习技巧与方法。

3.历史教学的客观分析

举例来说，关于太平天国这一历史事件在高中历史课程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教学内容。在太平天国史上，杨秀清是个不可磨灭的形象，作为太平天国杰出的将领，作为一个成功带领农民革命的英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功业为太平天国史上增添了璀璨耀眼的一页。杨秀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意义深远，有着令人瞩目的业绩。自古以来，评价褒贬不一，在教学中，老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一个历史人物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以个人的观点任意雕琢和臆测，要从实际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问题。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客观公正，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喜恶就先入为主的给学生下定义这个人好坏与否。在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事件李，老师要注意把更多的事实罗列出来，和学生一起分析，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学生从整体出发，回归细节，这样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历史学习习惯，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外，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衰灭亡，在历史的昙花一现，逃离不开灭亡的宿命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的原因，我们无可定义，毕竟是过去的历史，谁也不是当事人，没有绝对的发言权，连专家也不敢轻易下结论。老师在历史课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客观引用，从旁观者的角度引导学生评价这个历史事件，不可在学生形成与自己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反驳或否定学生。

三、历史教学的调整

高中历史教学应该有一个新的进步台阶，老师应该反思现有的教学方法，制定适应学生学习发展的新计划。注重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形成自我学习的能力，老师才能从不厌其烦的讲授中解脱出来。例如春秋时期的商鞅变法，只有结合整个春秋时期，从经济、政治、农业发展等方面的系统分析，才能让学生更加清楚的了解到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改革以及这个改革的内容和作用。如果单单让学生记住商鞅变法的内容和作用，学生会容易脱节，与之前所学的内容联系不上，记忆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在历史常规课的教学中，对基本的历史知识信息进行归纳，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的。

【参考文献】

[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人民出版社，1995

[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人民出版社，1978

[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M].中华书局，1991

第五篇：论法学三形态——法哲学、法理学与法社会学（法律论文）

引言　法学的知识形态的有机联系，构成一定的法学体系。我国目前的法学体系是以法律体系为参照的，除法学基础理论（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法理学）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以外，往往是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学科确立的根据，从部门法中引申出部门法学。例如，法被划分为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不同部门，与之相应就有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法学。我国法学理论虽然也论及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法学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与上述部门法学的关系并论及。我认为，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首先应当确定其自身的层次，这就是法哲学、法理学与法社会学。各个部门法学，例如刑法学，又可以分为刑法哲学、规范刑法学和刑法社会学。因此，在一般意义上确立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对于所谓部门法学的理论层次划分具有指导意义。

一、法哲学

法哲学是以法的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价值法学。法不仅表现为一种规范，而且表现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规范存在的根据，是一种实质合理性。因此，它是法上之法，即法之为法的本原。法的这种价值，在历史上曾经以各种方式存在，例如自然法中的自然，理性法中理性等，这里的自然与理性包含了正义、自由、平等这样一些人之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尤其随着价值哲学的兴起，出现了博登海默所称的价值取向的法理学（value　oriented　jurisprudence）。例如，德国学者鲁道夫　施塔姆勒把法律观念分解为两个组成部门：法律概念和法律理念（the　concept　to　law　and　the　idea　of　law）。这里的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正义要求所有的法律努力都应当指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实现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所可能实现的有关社会生活的最完美的和谐。（1）价值法学通过揭示法的价值内容。为法的规范设置提供了根据，是对合法性的一种合理性拷问。正如黑格尔指出：在法中人必然会碰到他的理性，所以他也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这就是我们这门科学的事业，它与仅仅处理矛盾的实定法学殊属不同。（2）黑格尔在此所说的我们这门科学，指的就是法哲学。法哲学将法规范围于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审问，对法进行价值的审视。例如美国学者罗尔斯将正义规定为首要价值，并以正义作为衡量法的合理性的一般根据，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因此，法哲学所确定的价值标准，具有对实在法的批判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法哲学是对法的一种反思性考察。这也正是法哲学对于价值研究与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对于价值研究有所不同的地方。哲学，这里主要是指价值哲学包括政治哲学，是以一般价值为研究对象的，确立价值的一般概念。而法哲学是在价值哲学的基础上，以法为出发点，对法所应当体现的价值内容的揭示。因此，法哲学就成为哲学与法学之间传递人文蕴涵的一种中介，一座桥梁。正是通过法哲学，使法学内涵一种人文精神，从而融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法哲学研究的主要功用，一种没有法哲学思考的法学知识体系，必定是一种封闭的、自足的、因而是墨守规范而缺乏人文性的知识体系，体现不出法学的批判精神，难以与社会发展的脉搏相合拍。在这种意义上的法学家，就难以担当得起知识分子的使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法律工匠。

法哲学是对法的一种反思，因而它具有思辩性。法哲学的这种思辩性，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黑格尔法哲学研究采用的是辩证法。黑格尔指出：概念的运用原则不仅消溶而且产生普遍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做辩证法。（1）这里的消溶，是指法的外在性状的消解，这里的普遍物是指从法的存在形式中抽象出其内在特性。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内在特性就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2）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所采用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思辩。这种思辩，是一种法思辩，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所谓法思辩一方面是指主体在对于法与法律现象观察的基础上，即在法与法律经验的基础上，对法与法律现象的本质性和终极性思考；另一方面是指主体探折法与法律之本质问题与终极问题的方法。（3）谢晖认为，法思辩是法哲学的本质精神，也是法哲学与其他法学知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相对于法哲学的思辩性而言，法社会学是观察性的、法理学是描述性的、法史学是记载性的、实用法学是解释性的。对于这一观点，我大体上是赞同的。可以说，没有思辩，就没有法哲学，如果说，价值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思辩就是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法哲学的这种通过思辩确立法的价值的特殊，表明法哲学是对法的形而上学的考察，具有本质主义的性质。随着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本质主义的性质。随着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本质主义受到严厉批评。（4）本质主义所具有的抽象性、普遍性受到排拒，实在性、个别性受到推崇。我认为，形而上学对于事物本质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永恒的冲动。形而上学谓之道，这种道是自然与社会之本。尽管历史上的玄学，尤其是宗教神学，将道归之于天命与神意，使形而上学蒙受耻辱，但这决不能成为否定形而上学的理由。只要我们承认事物本质的存在，在法现象中，对于法的终极性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就不能否认对法的形而上学研究、对法的规律的揭示。法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法学知识形态，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法的感悟与体认的最高水平。因此，没有法哲学的法学知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我国当前法学理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法学提升到法哲学的高度。

二、法理学

法理学是以法的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规范法学。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没有正确地将法理学与法哲学加以区分，换言之，法哲学的内容与法理学的内容搀杂在同一理论体系之中，因而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厘清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为法理学的研究廓清地基。

法首先表现为一种规范，因此规范是法的最基本的存在形式。显然，事实与规范是有区别的，事实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规范则是一个“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德国学者位德布鲁赫以“所有人必然要死亡”与“你不应杀人”为例向我们说明了鲁赫以“所有人必然要死亡”与“你不应杀人”为例向我们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法则：必然法则和应然法则。（5）规范就是这样一种应然法则，它包括道德、习惯与法律。因此，以法律规范为对象的学科就具有不同于以事实对象的学科的性质。瑞士学者皮亚杰在考察人文科学时，将法律科学与正题法则科学加以区分。正题法则科学是指探求“规律”的学科，这里所谓的“规律”是以日常语言或以多少是形式化的语言（逻辑等）来表达的。它的意义有时是指能以数学函数的形式来表达的相对常量关系，但也指一般事实或序数关系、结构分析等等。法律科学则是一种规范学科。这是因为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而规范在原则上同正题法则科学所寻求的称为“规律”的、多少带有一般性的关系是有区别的。诚然，规范不是对存在着关系的简单确认，而是来自另外一个范畴，即“应该是”的范畴。因此，规范的特点在于规定一定数量的义务与权限，这些义务与权限即使在权力主体违反或不使用时仍然是有效的，而自然规律则建立在因果决定论或随机分配之上，它的真实价值完全在于它与事实的相符一致。（1）因此，以法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是规范法学或者实在法学，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法理学，它与法哲学的区分是极为明显的。如果说，法哲学以法的价值规律为研究对象，因而是有皮亚杰所说的正确法则科学的性质；那么，法理学就是典型的规范学科。

法理学揭示的是法理，即法原理，这种法理不同于法哲学所揭示的法哲理。法原理与法哲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内容迥然有别。法原理是指法规范的设置与适用的一般规则，尽管规范内容涉及的是“应当”与“不应当”，而法理学揭示的是规范内容的“是”与“不是”。例如，“杀人者处死刑”这一规范，其内容是告诫人们“禁止杀人”，这是一个“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法哲学陈述的是禁止杀人的理由，从而涉及人的生命价值这样一些价值内容。而法理学，这里指作为具体法理学的刑法学陈述的是什么是杀人，即具备什么要件即构成杀人这样一些规范内容，这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法规范中所含的这种价值内容，可以说是一种规范性价值，是一种形式理性。瑞士学者皮亚杰将价值区分为规范性价值，是一种形式理性。瑞士学者皮亚杰将价值区分为规范性价值与非规范性价值，指出价值由规范强制甚至确定的限度内，人们可以称之为“规范性价值”，而在自发或自由交换中，人们可以说是“非规范性价值”。对于规范性价值来说，人们又会问：价值和规范或结构是否混为一体？皮亚杰认为，规范一方面包含有它的结构（认识的），另一方面又包含有它的价值。（2）由此可见，规范性价值是规范所确认的价值。如果说，法哲学所揭示的是实质价值，这种价值是正义，这种价值是理性，就是形式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黑格尔曾经指出：自然法或哲学上的法同实定法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曲解这种区别，以为两值得是相关对立、彼此矛盾的，那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其实，自然法跟实定法的关系正同于《法学阶梯》跟《学说汇纂》的关系。（3）上述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关系同样可以适用于解释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

法理学可以分为一般法理学和部门法理学。一般法理学是法的一般理论。在一般法理学的视野中，法规范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因而揭示的是法规范的一般特征及其构造原理。通过一般法理学研究，为部门法理学提供理论指导。由于一般法理学面对的是抽象的法规范，而不是具体的法规范，因此这是像部门法理学那样揭示法规范的确切内容，而是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这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研究上往往采用实证方法，而就其理论表述而言，采用的是描述方法。关于法规范的知识通过一定的逻辑安排形成一个体系，然后加以描述。通过这种描述，揭示众多的法及法律现象，反映主体的法及法律观念。（4）部门法理学，例如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与诉讼法学，是以具体的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其使命在于揭示这些法规范的内容，因而采用的是注释或曰解释的方法，因而也称为注释法学。注释法学在我国即使不说臭名昭著，至少也是名声不佳。究其原委，一方面是由于对注释法学的误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注释法学尚未确立其学术规范与理论范式。其实，注释法学是法学知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其社会功效也极为明显。通过对法的注释，使法规范的内容得以揭示，从而为法适用提供根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体现出其重要价值，这就是其应用性。因此，注释法学也往往被称为应用法学。我认为，这种应用性不能成为其理论的浅露性的理由。部门法学应当在注释法学的基础上建构一种部门法理学，唯此才有出路。

三、法社会学

法作为一种事实，是指规范性事实，以此为研究对象形成法社会学。瑞士学者皮亚杰指出：法社会学的目标与法律学不同，它根本不是研究规范有效性的条件，而是分析与某些规范的构成和作用有关的社会事实。因此，这一学科的专家们，引入了“规范性事实”这一丰富而普遍的概念。其目的正是为了表示这种对于主体来说是规范，而同时对于把这一主体的行为，以及这一主体承认的规范作为事实来研究的观察者来说是分析对象的东西。（1）法社会学的提出，打破了规范法学只满足于对法规范的注释演绎的法条主义的樊篱，建立了一门以事实观念为基础，以经验认识为内容的关于法的独立学科。法社会学大大拓展了法学的视界，不是将法局限于表现为规范的法，而是看到了行动中的法，这种所谓法，不仅包括国家权威机关正式确认的官方式，而且包括民间法、社会法、习惯法等以各种以非正式形式存在的非官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在法与社会的关联中把握法现象，从而更为深入地揭示了法的生成过程与运作机制。法社会学在我国虽然起步晚，但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为法学研究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3）我国学者认为，行为法学以法行为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被认为是法学与行为科学的交叉学科。（4）尽管行为法学与法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均有所不同，但两者又有极大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在我国进行的法文化的研究、法人类学的研究，由于它以法的生成事实为出发点，同样是一种以法事实为对象的研究。由于法事实的生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而法文化与法人类学的研究更注重的是法事实的历史进化机制的描述。因此，我国学者梁治平明确地把法的文化解释归之于法律史的领域。（6）在我看来，法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法在现实社会中的运动，具有当代性；而法文化与法人类学的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法在社会历史中的演进，具有历史性。在这个意义上，毋宁把法文化与法人类学的研究视为是一种法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当然，这一论断本身是极为粗糙的，因为以法文化与法人类学相标榜，必定具有其研究上的特点，例如法文化研究是奠基于文化的概念之上的，更为注重对法的文化解释；而法人类学是以人类学为理论资源的，注重的是民族性、地方性和历史性。如果用法事实学将法社会学、行为法学、法文化与法人类学加以囊括，也许是更为恰当的。当然，在广义上，法社会学可以包括行为法学、法文化与法人类学以及其他对法事实研究的法学知识。因为上述研究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关注法实际是怎样的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梁治平指出，法的概念可以分为应然与实然两种类型。法的研究亦可以作上述分类。从学科分类上看，法的概念可以是出自法学，也可以是出自社会学和人类学。通常，前者更多是对法的本质所作的哲学思考，后者却只是对于法律现象进行的经验描述。大体上可以说，“应然”的法的概念是法学的特殊贡献，“实然”的法的概念则主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产物。实际上，真正以应然的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是法哲学。法理学与法社会学都是以实然的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前者是法规范的实然，后者是法事实之实然。更确切地说，法社会学是现实法事实之实然，法文化与法人类学是历史法事实之实然。瑞士学者皮亚杰指出：如果说法学属于规范性质，那么就象在其他一切规范学科霍领域里一样，就有可能做事实的研究和对与所考察规范相关的个人或社会行为的因果分析，而这些研究就必然具有正题法则科学的特征。由此可见，法社会学的研究具有皮亚杰所说的正题法则科学的性质，是对法生成、存在与运作的机制与规律的探究。因此，法律规范虽然包含“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内容，是一种应然律。但它同样存在一个“是什么”的问题。法理学研究的是规范内容“是什么”，而法社会学研究的是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法学的命题称为“自然律”，表现了存在于行为类型与它们对生活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恒久联系。正如德国学者包尔生指出：法律无疑是表现着应当是什么，而且在现实的实践中是存在着例外情况，通常法律是表现着公民的实际行为的，我们的确不应在国家的法律中挑剔一条没有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条文。它是一个真实的法律，不是因为它被印在一些纸上，而是因为它是行为的统一性的一种表现，即使这种统一性不是绝对的。加之，虽然国家的法律在人的意志中有其根源，但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事物的性质的基础上，是依据于行为类型与它们对生活的效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你勿犯伪造罪、勿偷窃、勿纵火，或象法律上所载：无论谁犯伪造、偷窃、纵火罪，都要得到如此这般的惩罚，这些法律是根源于这类行为会损害社会的事实的。这种自然是法律的最终根据，法律是一种为一个团体的成员定下的行为规则，目的在于确保社会生活的条件。（1）因此，法社会学是法事实之实然的研究，具有事实学科的性质。

我国学者梁治平提出了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的命题，这一转变是从律学向法学的转变。律学是指中国古代紧紧围绕并且仅限于法律条文而展开的智识活动。而法学是指从古罗马法中生长起来的，其特征是运用所谓“系统的和创制性”的方法的努力，包括使用归纳、演绎以及分类和系统的方法，以便把他们提出的命题置于有说服力的逻辑关系之中，使法学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统一体系。社会进步，法治发展，的确带来一个法学知识的转变问题。对此我深以为然。但这种转变并非以强调法的创造性的所谓法学取代以注释法条为特征的所谓律学。这里关系到法治建设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同意苏力的下述观点：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法学家或法律家的实践，其构成必定也同时需要这三种知识，思辩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思辩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知识的分类，在传统上往往将法学归入实践理性。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实践理性具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们用以做出实际选择或伦理选择的一些方法；二是指大量依据研究或努力的特殊领域内的传统来获得结论的一种方法论；三是指使不轻信的人们对不能为逻辑或精密观察所证明的事物可以形成确信的一些方法。（2）波斯纳是在第三种含义上使用实践理性一词的，指法律推理的方法。我认为，在法治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法学知识，即法哲学（思辩理性）、法理学（实践理性）以及法社会学（难以归入思辩理性与实践理性）。上述三种法学知识在我国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厘清三者的知识界限，确立各自的理论领域、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并且使三种法学知识产生良性的互动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在上述三种法学知识中，法理学即规范性的、注释性的、应用性的法学知识是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侈谈法哲学与法社会学都是危险的，无益于法学研究发展的。我这样说，只不过强调规范性法学知识的重要性，丝毫也没有贬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之意。

（1）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2）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页。

（3）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页。

（2）同上，第36页。

（3）参见谢晖：《法思辩：法哲学的本质精神》，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4）关于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参见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拓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著名学者宾丁提出规范论，将规范与法规加以区分，例如“杀人者处死刑”这是法规，而这一法规背后蕴涵的“禁止杀人”这一命题是规范。因此，犯罪不是法规之违反，而是规范之违反。宾丁认为，刑法学的出发点不应当是“刑罚法规”，而应当是作为其前提而存在的“规范”。刑法学的任务首先是应当研究存在于罚法分则各个条款之中的“规范”，明确把握其内容及意义。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的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2）参见［瑞士］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3）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4）参见谢晖：《法思辩：法哲学的本质精神》，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1）参见［瑞士］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关于法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研究情况，参见李盾：《面对中国的法律社会学》，载李盾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代序，第12－14页。关于法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行为主义法学，即行为法学，借助一般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现象，特别是法行为，是西方最晚近的法学流派之一。参与吕世伦主编：《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中(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美国行为法学的代表人物是布莱克，布莱克认为法律理论不谈论个人本身，也不谈及无法以事实检验的社会生活，这它解释的是法律的运作行为。参见［美］布莱克：《法律的动作行为》，康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参见谢邦宇等：《行为法学》，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1）参见［德］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半，第18－19页。

（2）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