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改变了重点支持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1997；何兵，2002；韩波，2002；张卫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01；强世功，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03）。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中间道路”，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序性差异，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季卫东，2001；郭丹青，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调解与法制之间对立的夸大，譬如季卫东（2001：74）注意到了“经由调解而发展的法律”，以及“法律帝国”中的“情理特区”。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人各自粉墨登场，在互动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看到国家与社会的“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在起作用呢？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倾向（费埃德伯格，2005：7），把人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后果”，以至于用理论重新“规划”了事实？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调解不同于传统民间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国家推动或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民调解组织变迁的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的实质。
一、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勃兴，民事诉讼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统计数字显示：人民调解在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韩波，2002）。曾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也因此沦为“明日黄花”；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传统民间调解的“历史遗留物”，人民调解终究会被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从1994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上海市Y街道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回忆说：
1994－1998年，那个时候调解没有协议书，只有口头承诺，无法查找根据，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选择去法院，这不是因为调解无用，而是因为调解质量不高，没有信誉度。连调解员自己都（把纠纷）往外推，（把当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居委会也是这样。1998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都在讲，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萎缩了。
然而2000年之后，形势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调解的一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允许当事人反悔，对于有违法律的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可以纠正，而对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调解，却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予以支持。与此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明确提出审理民事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把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田雨、张晓晶，2004）。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推动人民调解的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市为典型，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2000年）、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2001年）、人民调解工作室（2003年）和区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003年）。上述举措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效果，促进了人民调解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据统计，2002－2004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273074件，调处成功262050件，调解成功率95.96％；参与调处了3251件、80232人次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防止自杀、凶杀和其它民转刑案件629件（施妍萍，2005），这表明人民调解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并没有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的话来说：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并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即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具有法律工作经历，或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具备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所谓社会化，就是利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走在调处矛盾第一线，应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积极扶持、支助人民调解工作，从而形成良好、规范、有序的社会自律机制。”
他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新的调解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这一探索，明确指出：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代表着人民调解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政府为什么要复兴人民调解？又为什么要采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组织形式？
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在美国的兴起不同，中国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调解这张昔日“王牌”，不是用来对付“诉讼爆炸”，而是为了规避“法制的后遗症”，即让各级政府焦头烂额的缠讼、累讼和上访（陈柏峰，2004），还有令法院权威受损的“执行危机”。法制或审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会令败诉一方不断地上诉、上访乃至“上街”（即采取静坐、堵马路一类的集体抗议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秋菊的困惑”（冯象，1997），即当事人双方都对结果表示不满；而具有当事人主义和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调解，既可以减轻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又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建立新型的调解组织，则是基于对“传统”的内设于村/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调解在90年代所陷入的衰退局面跟这种组织形式不无关联。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和各种“单位”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地域或单位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村居委会调解由于缺乏权力的依托和对国家法律规则的准确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经不适于处理这些纠纷。其二，诚信、道德等社会失范，使得基层的调解失去优势，这也是诉讼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会凝聚力下降，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较低，内部调整作用差（范愉，2004）。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自治程度较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和解决，由此导致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同上）。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调解重焕生机，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适应这一需要，司法部2002年9月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调解的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大大超出了1989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范畴，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reorganization)提供了“准法律依据”。
上海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调解再组织化的产物，现已成为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门认为代表着人民调解的发展方向，正在进一步推广中。因此，对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兴组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人民调解“再组织”的政治涵义。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笔者与合作者对上海市的杨伯寿调解工作室进行了跟踪式调查，与人民调解员、街道干部、纠纷当事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亲历了一部分纠纷的调解过程。下面，我分别从科层制和组织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角度对杨伯寿工作室展开分析。
二、工作室的组织定位：科层视角
上海市A区Y街道的“杨伯寿人民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上海第2家以首席调解员的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杨伯寿生于1934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曾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主任和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1985年赴剑桥大学进修经济管理，1986年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和驻俄罗斯首席代表。1994年退休之后便一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01年被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是2002年度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和2005年度全国人民调解员标兵，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被评为2002-2004年度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组织。
工作室由4名专职调解员组成。除了杨伯寿，另外3名调解员分别是徐某、郭某（女）和曹某（女），都是中年人。徐某原来在公安局治保大队工作，现隶属于社区保安队，由派出所发工资，工作室给予一定补贴；郭某原来是居委会调解主任，曾经接受过杨伯寿的培训，比较擅长劝解；曹某是下岗职工，没有参加过培训，但她以前常向杨伯寿咨询法律方面的知识，平时喜欢收看法制节目，工作室成立后便“反客为主”。杨、郭、曹三人都是由工作室发工资。此外还有3名律师志愿者和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组成，其中律师是由政府安排的，4人每月来1次，具体时间由杨伯寿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社区每年支付给工作室办公经费和劳动报酬共13万元人民币，购买这项公益服务，工作室除了直接受理社区内调解案外，还接受社区交办或移送的各类民事纠纷调解案（实际上工作室的业务是跨区的）。工作室在Y街道的“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 拥有4个房间，1间较大的作为4人的办公室，另外3间较小的是调解接待室。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性质上说，“工作室”是街道调委会的一个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从业务上来说，“工作室”受司法科指导；从功能上来说，主要是预防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负责居村委调解干部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专司疑难、复杂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化解。探索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一是有利于充实原有调解组织，使街道、镇调委会从议事机构转变为有工作实体的组织；二是有利于建设一支品牌化、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发展人民调解工作。
这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工作室与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所谓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由街道下辖的17个居委会的调解主任，加上工作室4名成员组成，主任是杨伯寿。街道调委会一般半年开一次会（按规定是一季度开一次会，但杨认为太麻烦），平时基本不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不是街道调委会的分支而是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作室被称为民间社团，但据杨本人讲，他并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申请，因此杨伯寿工作室与李琴工作室（上海市第一家人民调解工作室）不一样，后者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首席人民调解员李琴担任法人代表。杨之所以不去登记注册，是为了避免年审、开会、接待、募捐等琐务缠身。他表示：“我情愿不当工作室的法人代表，而只要当街道调委会的主任就行了。”这句话颇值得我们玩味，是否可以理解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于工作室非但不重要，相反是一种累赘？工作室调解效能的有效发挥，不在于组织的自治性，而在于跟政府权威的同一性？
二是工作室与司法科的关系，Y街道司法科的Z科长是这样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工作室的定位是社团性质的，即政府出钱购买服务。老杨（指杨伯寿）集中精力化解街道层面上的比较大的矛盾，而像家庭、赡养这类小的纠纷，主要交给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
第二，（杨伯寿）讲话不代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如果他代表政府做工作，老百姓往往可能产生对立想法。
第三，化解纠纷的立场上，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因为一是法律滞后，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或者不同的法律相互冲撞；二是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软弱或者有法不依。
最后，杨伯寿工作室的工作我们不干涉，在工作中需要我们司法科出面的（地方）我们出来协调。（2005年4月12日Y街道办事处座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从这番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工作室的微妙处境：一方面“讲话不代表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为政府排忧解难”。虽然对于政府（司法科）而言，前者无疑具有策略性和手段性，是更好地实现后者，但惟有充分地表现出前一种姿态（尤其是当政府自身与民众发生纠纷时），工作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有效地介入和调解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事实上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若干民间性质。我们且听杨伯寿是如何表达的：
要为群众说话，内部要敢于说话，不是到外面、街道上去说。我以前几十年是为领导服务，我现在为群众服务。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群众和政府部门。公务员是什么态度？我们是什么态度？有些公务员现在就像人家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候有些人过来他也不是要调解什么，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让你给他评评理，他觉得信得过你，觉得你公正，就是要找个地方说出来。（2006年3月2日杨伯寿访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一方面，工作室要为群众说话，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分寸，不能站到政府的对立面，这样才能成为沟通群众与政府的桥梁。要两头兼顾，绝非易事。然而，在杨伯寿工作室，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作为民间社团（独立性）与接受司法科业务指导（依附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人民调解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杨伯寿太特殊了。唯有像杨伯寿这样深谙官场规则与人情世故的人，才能厕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而游刃有余。
我们注意到，杨伯寿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有理，我就在站在谁一边”。但“理”是非常抽象的，有着极大的诠释空间，因此他的立场毋宁是一种情境化的产物，是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包含着策略的成分，或者说，立场本身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这个立场有一个底线，也正是政府的底线。在底线之上，杨伯寿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譬如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寻找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破绽；而一旦越过了底线，杨伯寿会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譬如按照政府（司法科）的部署介入群体性事件。
从性质上讲，杨伯寿工作室既非群众性自治组织，也不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社团，工作室在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工作室对国家的资源依附性（办公场地、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接受司法科指导，其核心人物杨伯寿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国家精英），又使得其民间性质相当暧昧。“政府购买服务”非但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市场化模式就一定是适当的），相反还强化了街道与工作室的不对等关系。
三是工作室与居/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工作室负责对Y街道下辖17个居委会调委会进行业务指导，还要对调解委员进行培训——工作室同时也是“A区人民调解带教点”。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也存在一定的分工，用Z科长的话来说：“小纠纷不出楼，一般纠纷不出居委会，大的纠纷由杨伯寿工作室解决。”当出现居委会自身无法调解的纠纷时，调解委员也会把当事人领到工作室来（笔者访谈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一位居委会调解委员陪同当事人前来调解）。杨伯寿说：“这种情况常有，调解委员旁听（我们的调解过程），对于她也是一个锻炼。”另外，居委会调委会在调解纠纷时不能自主制作协议书，Y街道所有的调解协议书都是由工作室统一制作的，杨伯寿的解释是：“他们（指居委会调解委员）不能适当地表达，处理也不一定合适，只是做前期工作，包括信息反映、证据固定和劝导，而协商、笔录、签订协议书、交割、履行和监督需要由我们来做。”这表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合同效力在提高人民调解权威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的“法制化”的倾向，即协议书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和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而这些必须由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来完成。这样一来，属于“业余”性质的居委会调解就更加边缘化了，主要是处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纠纷。如果说传统的人民调解是一种“大众化正义”(popular justice)，即“一个遵循非正式礼仪的、语言与人员上非专业的、本地化的、管辖权有限的规则的决策过程”(Merry，转引自刘思达，2005)，那么，当下的人民调解越来越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员被称为“布衣法官”并非偶然），“威望型”地方精英的缺失也使得调解不得不向法律技术靠拢，毛泽东时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人民调解模式必然趋于没落。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尽管上海市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总量高达10余万/年，但如果把这个数字除以10万（上海号称有10万“调解大军”），就会发现，其实每名人民调解员平均调解纠纷只有1件。这意味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下人民调解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街道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工作室。正如杨伯寿工作室的空间位置所隐喻的那样：人民调解离居委会更远了，离街道更近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法制化”带来的，资源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瓶颈：居委会调解是义务性的，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也很难利用国家的权力资源；更何况居委会自身也存在边缘化的势头，作为下设机构的调委会焉能风光独好？
不难发现，在司法科、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准科层关系”，即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同于经典科层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这种“准科层关系”还可以向上延伸一级，即区司法局对街道司法科也是一种工作指导关系。根据官方的解释，“指导”不同于“领导”，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别往往十分微妙。彭勃在调查中发现：区司法局和街道虽然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前者可以通过评比工作来加强对后者的“领导”，因为评比的结果对于街道司法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获得优胜，将有利于提升司法科在街道政府体系中的地位；不过，由于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区司法局对街道的控制又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缺乏稳定性（彭勃，2003）。工作室也是如此，其“工作条例（试行）”是由区司法局制定的，街道司法科还掌握着工作室的绝大部分经费（包括调解员的工资），而除杨伯寿之外的工作室成员，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高，对这份工作及薪水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在事实上强化了街道司法科对工作室的控制。
不过，杨伯寿似乎并不满足于把工作室做成“Y街道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司法科强调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求杨伯寿一般只管Y街道的纠纷。但杨伯寿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跨区的，除了平时在办公室不分地域地处理纠纷之外，他还利用双休日专门到外区开展法律咨询和调解服务（通常是以参加市司法局统一组织的法制宣传活动的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立足于全市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街道。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工作室的自主性空间：因为杨伯寿工作室的社会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街道就越是需要杨伯寿，从而在工作室与司法科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依赖，平衡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控制，二者的权力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交换性质（布劳，[1964]1988）。但我们注意到，街道对工作室的控制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而工作室的自主性却是个人化的，与杨伯寿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年逾古稀的杨伯寿“告老归田”，工作室还能“涛声依旧”吗？
三、工作室的功能发挥：网络视角
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不是对既有组织体系的颠覆，而是“打补丁式”的增量改革：在保持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组织。工作室作为一个后起的组织，它必须融入到既有的组织网络当中，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
有必要补充一下工作室内部的分工情况：杨伯寿负责工作室的接待和调解，兼与法院联系，徐某有时从旁协助；徐某因为在公安呆过，负责制作协议书、笔录，处理轻微刑事案子，以及与派出所联系；郭某负责上门调解（工作室为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曹某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接打电话和为杨伯寿安排日程。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调解组织网络的端倪，即有专人负责与法院和派出所联系。工作室实际上处在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当中，这一网络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区司法局、街道、居委会三级调解网络。这实际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准科层关系”：区司法局——街道司法科、工作室——居委会调委会。工作室本身是民间组织，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工作室要与司法行政部门之外的国家组织网络相衔接，就必须通过区司法局这个中间环节。2002年，A区司法局与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创设了“警民联调”的工作模式；2005年3月，区司法局与区法院继在Y街道调委会开展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试点工作之后，联合制定了《民事诉讼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4月，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规定（试行）》，探索将人民调解参与化解轻伤案件引入刑事诉讼程序。
二是“110”司法、公安联动系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网络。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初，公安将“110”报警电话记录传真给各区司法局，24小时内司法调解干部便上门做工作——主要是处理由邻里、家庭纠纷引起民间伤害案件。杨伯寿介绍说：“Y街道派出所刑侦队认定的轻伤，还没往检察院送的，刑侦队把当事人放弃刑诉的承诺书和案件的笔录移交给我们，由我们来调解，（今年）已经调解了12起，都获得成功。”
三是诉前人民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审前调解）机制。杨伯寿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是上海市“民事诉讼委托调解”的试点单位。诉前人民调解主要是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部分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其他一些疑难纠纷，法院可以建议纠纷当事人向所在街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法院不再立案。法院委托调解是指对部分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家庭、邻里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原告申请撤诉或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由法院继续审理。2005年1－11月，区法院已经先后委托工作室调解10起纠纷，其中8起签订了协议书，2件退回法院。
四是“行政协调会”机制，具体做法是：针对社区内发生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群体性纠纷，由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在分管领导主持下召开行政协调会，相关各方共同参加，进行协商调处。经行政协调，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后者进行调解。在双方取得共识并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后，再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一方面，人民调解可以借助行政部门的权威进行协调；另一方面，行政协调也可以借人民调解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并把行政意志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意型契约”。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工作室实际上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和国家正式组织网络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工作室不仅分享了旧有的组织网络，而且还形成了一张以工作室为中心，以区司法局、街道、派出所、法院、检察院和居委会为主要结点的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述机构“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一网络，工作室一方面分担了国家正式组织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也分享了国家正式组织的权威和能量，并把这种能量以“社会自治”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由此形成组织间的资源共享。
除了这种正式的组织网络，彭勃的研究还注意到，调解主任、调解员和信息员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完全依靠上级行政权威、国家法律、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多地是要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靠自己的社会威望，纠纷的平息和调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相当多的案例中，往往是最后无法用法律和政策来压人，甚至也无法以理服人，而是双方买了调解人的“面子”。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组织部门的一名干部认为“经济工作谁都能干”，配备干部最为关键的位置是信访和主管调解工作的基层司法部门；基于同样的理由，首席人民调解员也是由社区中有威望的热心者担任（彭勃，200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调解活动是嵌入(embedded)到调解员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s)（周雪光，2003：111－58）当中的？
调解活动要嵌入私人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嵌入性的。然而，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相比，“街道”的规模要大得多：Y街道约有10万居民，面积约2平方公里，这就决定了Y街道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非传统的熟人社会。当问及“面子”和社会关系在调解中所发挥的作用，杨伯寿回答说：
“成功率高，威信就高。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信任你。我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但确实如此。因为我跟调解对象都不认识的，有一起我去B区调解，到一个部门查资料，对方说我知道你，001号嘛，你不收费的，这些东西律师来了我也不给的，但你跟他们（律师）不一样。我们确实是奉献。”(2005年12月6日杨伯寿访谈记录，笔者整理)
杨伯寿这番话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按照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一个人在加入新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会把其原先所在的社会网络带进来；但杨伯寿过去所从事的是经济工作，且长期呆在东北和国外，他那些“高级别”的、与“司法战线”无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很难被运用到基层的调解工作中来。杨伯寿在社区的“面子”主要是靠退休后积攒起来的（尽管局级退休干部的身份可能有助于威望的建立）。1994－2004年的11年间，杨伯寿共经手处理过各种民间纠纷1839起（徐亢美，2004）。在这一过程中，杨伯寿不仅在居民当中树立了声望，也与居民会、街道、司法局、派出所、法院和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杨伯寿不认识当事人，也不认识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却可能“认识”他（如前面提到的B区的例子），即听说过杨伯寿的一些事迹。这种单向的“认识”有点类似于组织社会学所说的“弱关系”(weak ties)(Granovetter,1973)，同样可以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许多便利。譬如在调解一起关于离休待遇的纠纷时，杨伯寿需要查阅当事人的档案，这是不符合组织部门的规定的；然而，当杨伯寿亮出了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的身份时，立即得到了组织部门的配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具有制度刚性、官僚主义和组织惰性的科层制组织网络面前，“平民”身份的杨伯寿要充分地运用组织资源，实际上还必须仰赖自身的身份和名望，或可称之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9)。杨伯寿的象征资本就是他独特的从政经历、调解业绩和社会声望：担任过“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被江泽民、朱镕基派往东北工作”，“被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亲自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曾在剑桥大学进修”，以及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等媒体广泛宣传的先进事迹。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中国社会，与权势显赫者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本人工作能力和社会能量的一种标志。正是这些将杨伯寿和其他退休老人区别开来。
象征资本要转化为组织资源和权力资源一般需要两道工序：一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民众的“口碑”使资本增值，并使杨伯寿成为“典型”（其实毋宁说是“例外”），而“典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象征资本。工作室现在已经成为Y街道乃至A区的“工作品牌”和“亮点”，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为工作室把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提供了便利。二是杨本人及工作人员的适当运用，使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杨伯寿在接待当事人时，一方面表现得和蔼可亲，不打官腔，不摆架子，非常平民化；另一方面总是看似不经意地提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身份，譬如作为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代表、上海市001号首席调解员等等。而出去调查或调解，特别是与单位打交道时，杨伯寿首先亮出的就是由上海市统一颁发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工作证。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对象征资本的运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技术，以此来尽快获取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信任、配合甚至于忌惮，为以后的“说理－心服”机制（高见泽磨，2003）奠定心理基础，同时预防可能由科层制的惰性和自利倾向造成的不便，促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不论是工作室与国家正式组织的“联网”，还是杨伯寿运用组织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方式，都表明了工作室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作室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就后一方面而言，惟有领导重视，杨伯寿的象征资本才能真正转化为权力资源，工作室也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工作室主要是在组织层面与国家治理体系靠拢，其“法制化”也集中体现在工作程序上，而在处理纠纷的原则上，工作室仍然秉承人民调解的一贯逻辑——重情理，轻法条，追求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譬如，在处理一起由于法院判决“合法不合理”而出现“拉锯”局面的家庭纠纷时，杨伯寿采取了佯装不知的策略，轻松绕开法院的判决书，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和妥协，协议结果几乎把判决完全翻转过来，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法院判决作废。又如，基层法院拒绝受理一起高龄夫妇的离婚案，杨伯寿通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继续相处可能会引发刑事案件，于是跟法院院长打招呼，后来法院在杨的工作室开庭判决二人离婚。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国家对于人民调解的角色期待（作为法制的一种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法”秩序的挑战。但就社会效果而言，这一做法与中国法制的内在精神又是一致的（以和为贵、稳定压倒一切），这可能也是杨伯寿敢于“僭越”的重要原因。这两则案例提示我们：杨伯寿工作室并不是国家治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它更像是栖息于国家这棵大树之上的益鸟，它会帮助大树消灭虫患，从而与之建立（具有契约性质的）共生关系，但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某些时候，它甚至会以医生对待病人的姿态，做一些大树并未要求（甚至有些反感）、但它认为对大树有益的事情。
工作室处理的纠纷类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2005年为例，损害赔偿纠纷最多，占50％；其次是邻里纠纷，占20％；再次是婚姻纠纷，占15％；然后是住房纠纷，占12％；此外还有债务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基本都是民间内部的小型纠纷，很少涉及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部分社会冲突主要流向了信访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在涉及这类纠纷时，工作室通常力不从心。在一起居民围堵马路事件中，谈判工作主要由Z科长操持，工作室只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前面提到的那起离休待遇纠纷，由于单位一方是国家行政部门，杨伯寿最初也难以介入，直到当事人通过“过激”手段将事情“问题化”（应星、晋军，2000），单位感受到上级政府的压力，希望尽快甩包袱，杨伯寿才得以介入并迅速调解成功。杨后来也坦言：如果没有当事人那么一闹，事情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透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室的边界：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辅助者，处理社会内部相对轻微的冲突。人民调解的这种工作性质，一方面使它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强力挤压，另一方面也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讨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上海市推行的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改革，只有专业化基本落到了实处，而社会化则转换为再组织的问题。这与季卫东（2001：23）观察到一个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即：“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权利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民间纠纷，主要由调解制度吸收处理，所谓法制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调解的组织化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尚处在“组织化调控” 的阶段，国家更多地依靠具体的组织（及组织技术）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每当遇到新的问题或挑战，国家就成立相应的组织或组织协调机制来加以回应。国家推行人民调解社会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市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只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治理资源。而“组织化调控”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会制约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影响到组织目标和功能的实现。斯科特(Scott，1992)指出，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发明对于组织的资源获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类型的组织都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资源集合。”（田凯，2004）由前文可知，村/居委会调解委员会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与人民调解工作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事实上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强化居委会调解组织，国家的资源占有量毕竟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和专业人才来支撑众多基层调委会的专业化运作，而不得不实施“据点”战略，在街道层面建立新的专业化调解组织，而街道社会的规模也正好适中，一个“据点”便足以辐射全境，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则成为据点周围的“碉堡”。由于上海市自1996年以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导致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突出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体地位（林尚立，2003：176），因此，人民调解的重心向街道层面上移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政府管理与人民调解的对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节约了国家的治理成本，又绕开了合法性问题，毕竟居民自治制度是全国性制度，而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模式仅是探索中的地方性制度，将后者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会遭受过多的质疑。“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如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因此，人民调解的“社会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实质是“再组织化”，即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或街道调委会“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人民调解的效能。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象征社会自治的居委会调解却逐渐边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反而离社会更远了，离国家更近了。这充分彰显了“社会化”的自我悖反。正因为如此，彭勃（2003）把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视为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而人民调解恰恰被“行政化”和“司法化”了，但二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调解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控制的。工作室的运作模式表面上是人民调解服务的社会化，但由此而来职业化和专业化恰恰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调解重复了“法律治理化”（强世功，2003：123－24）的命运。
诚然，人民调解工作室并不完全是街道政府的附庸，它或多或少具有若干民间性质；但这种民间性质是国家创制和经营出来的，这既是国家的自我改造，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国家在改变自身行为模式的同时力图使社会配合这一转变。质言之，工作室是国家对自治性社会团体的一种“结构－功能”模拟（即所谓“社会化”），以此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人民调解正日益被整编到法治/法制的框架之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种体制外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权力必然遭到了弱化，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并非零和博弈，与雄心勃勃的国家相比，社会并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社会组织也在利用各种策略同国家进行谈判，消解国家的控制力或利用国家控制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主动要求“嵌入”到国家体系当中(Saich, 2000;Solinger,2003)。正如Frolic(1997)所看到的：新的社会组织不反对国家，而是成为附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充当公民意识发展的培育基地；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从杨伯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介人的形象。
如此说来，似乎有必要重新检视民间组织的“官民两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强调这种“双重性”的负面意义，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民间组织的这一面相使它适应政府与民间的共同需要，采用“体制内”的方式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服务，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目标有可能通过民间组织居间协调变通为社会和个人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如此运作的同时，民间组织实际上经由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民意输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恰恰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民间性”（陈明明，2006）。具体到杨伯寿工作室，它一方面固然深深受制于国家的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
我们几乎可以说，人民调解是一部中国研究的“活教材”。长期以来，受西方二元论认识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如现代/传统、国家/社会、理性/非理性——来想象和研究中国。然而，在人民调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充满着理性算计。也许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本文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而最后的结论恰恰是要突破国家/社会的二元叙事框架。其实这并不矛盾，概念的划分（二分法）永远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理论（超越二分法也是以二分法为基础的），研究者只要对这些分析工具进行必要的反思，认识到概念的人为性、非自然性和简化的本质，就完全可以避免将“国家”与“社会”或“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换言之，概念的简化是必要的，但我们要避免粗暴的运用。不要让现实来俯就理论，而要让理论来呈现事实。
饶是如此，“国家与社会”范式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在于将国家、社会的同质性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用理论的逻辑遮蔽了非同质性的国家、社会在经验层面上的多重互渗问题”（张佩国，2006），而事实上，“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也非简单相对于国家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因此，无论是‘国家’抑或‘社会’，都是需要在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邓正来，1998：157）。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本文尽管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却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内部的这种异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个明显的失察之处就是，作为“条”的司法局与作为“块”的街道在对待人民调解的立场上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给人民调解组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人民调解要远比本文所描述的复杂得多，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社会科学的关注和解答。譬如，为什么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走向当下这样一种形态，其内在的根源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果说当前的“社会化”只是“再组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社会化之后的人民调解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民调解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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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管理研究论文
论文摘 要:我国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体育资源,尤其是体育设施、体育场馆,教育部允许并鼓励高校将富余的体育设施对公民开放,作为对公众体育锻炼场所的补充。建立健全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全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管理成为高等学校必须面临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高校体育设施社会服务管理
高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是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需要,是加快公共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高校体育设施服务于社会,向社会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向广大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体育产品的需要。高校体育场馆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体育设施,归根结底要服务社会,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高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服务于社会,体现了“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公共政策。高校体育设施管理社会化,是加强公共体育服务的重大举措,是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高校体育设施管理社会化是政府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高校体育设施服务于社会的形式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闲暇增多,以及生活中工作压力大的影响,促使城市居民步入体育健身行列。然而,社区体育设施条件无疑阻碍了他们体育活动积极性。虽然,现在社区建设也注意创造良好的城市社区环境,营造条件优越、设备齐全的公共活动场所,但仍然无法满足人们健身活动需求。传统观念认为,高校投资修建的场地设施只应为学生服务,但是,随着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高校体育资源对外开放是社区体育发展的需要。高校体育场地设施管理部门应把高校体育资源对外开放作为管理社会化的切入点,抓住机遇、大胆推进。通过对高校体育设施开放的情况进行调查,目前,高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1 社区活动制
高校体育设施服务于社会,向社区免费开放。高校体育设施相对比较完善,高校附近的居民可以在高校进行锻炼。高校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以不影响高校正常教学和体育活动开展为前提,并且高校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对高校体育设施开放时间、内容、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磋商,明确各自的责任,共商相应的管理办法。一般来说,协议规定高校的职责是:对开放的场馆设施实行专人管理,完善值班制度,登记人员出入情况,对免费开放的有关设施要有明显的标志。对免费开放的有关体育设施不得以出租、转租、转让以及其他方式变相开展经营活动。体育场馆设施若需收费的,收费标准应与本单位职工等同对待,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设施安全和卫生等条件须达到规定要求,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鼓励教师利用自身特长义务为社区服务,参加志愿活动;规定社区居委会职责是:了解居民需求,向高校反映居民的意见,协助高校对开放工作进行组织管理,保证高校体育资源开放有序、有效地进行。
1.2 委托管理制
部分体育活动中心以自身场(馆)管理人才为优势,与高校合作,高校体育场(馆)委托管理。尽管教育行政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强调要求高校体育设施应对社会开放,但不少高校没有向社会开放。究其原因:一是怕影响高校体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没有精力去做开放工作;二是怕对社会开放后,会损坏高校设施设备。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有个信得过、负责任的机构代为校方管理体育设施开放,对高校作出应有承诺,高校就愿意将自己的体育场(馆)设施向社会开放。一般经协商,双方签订场(馆)委托管理协议或合同,作出可以使高校放心的承诺。部分体育活动中心逐步扩大跟其他高校的合作,实行管理连锁、资源共享,不断满足市民健身消费需求。这样一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能取得良好效果。
1.3 体育俱乐部制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利用合肥工业大学体育场地设施、体育人才等资源,利用假日及闲暇时间,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同时,有计划地吸收周边高校青少年及社区居民,在双休日、节假日来俱乐部参加体育锻炼。具体管理方法是适当聘请校外专业教练员及场地管理人员。俱乐部实行会员制。俱乐部通过目标管理等方法,对会员进行登记、制定活动计划、安排会员锻炼及日常比赛情况。并负责俱乐部广告宣传及专用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管理。俱乐部活动项目均对外有偿开放,并通过承办、协办体育竞赛和提升体育活动俱乐部形象,以增加自己会员数量,扩大俱乐部活动规模。
1.4 政府推动制
当前,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确定将逐步在全国推行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政策,该政策已经积极付诸实践,而且国家还要求试点区政府一次性对试点高校资助不低于2万元的全民健身器材。首批“全国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区”被正式命名,并将北京、上海、长春等7个城市定为首批开放试点城市。
政府部门与高校建立体育设施开放与合作,实现政府推动。某些城市教育、体育部门共同建立了促进高校体育设施管理社会化的激励、导向与惩罚机制。激励机制是通过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绩效考核和奖励基金来实施体现。各高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激励机制。高校体育设施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的高校体育场地管理体制,在各个层面上依然是管办不分的管理模式,改革高校体育场地管理体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以下4个方面:
2.1 高校体育设施运营模式逐步向俱乐部模式发展的需求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的使用和服务是以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为轴心。除了教学竞赛训练外,更主要的是完成广大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久而久之,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的场馆开放都是以三种方式出现:控制式开放、自由式开放、收费式开放。
2.2 社区居民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健身是社区居民的普遍需求,体育设施建设与规划,是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前提与基础。资料显示,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为05m2,而发达国家如美国,人均场馆面积高达16m2。可见,我国群众用来健身的运动场馆还远远不够,这已成为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瓶颈。
2.3 由行政管理向服务市场导向转化的需求
我国传统的高校体育设施管理体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旧的管理体制相应进行了改革,但新的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政策与法规不到位,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存在着“垄断”行为,需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单位“垄断”。
改革的任务,主要有两方面:(1)通过深化社会组织体育设施管理体制改革,将体育设施管理工作从社会组织中分离出去,交给社会自治组织共同治理,有利于提升社会的民主自治能力,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2)推进政府与社会合作,推进社会组织体育设施服务于社会的实践,谋求双赢发展。体育也是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高校体育设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应该的。2.4 建立公共体育服务理念的需求
绝大多数高校的体育设施属于国有资产,高校体育设施管理也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因而,高校场(馆)和设施要承担人民群众锻炼健身的责任,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可以说,确立公共服务的理念,是高校体育设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作为高校,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强化公共服务为主线,把向社区群众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作为高校的工作任务和基本职责。作为各级政府则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高校体育设施向社区群众开放力度。同时,要加大对高校体育设备设施的投入,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公共体育产品。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管理的基本思路
3.1 组建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机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体育产业立体化的大背景下,发展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要敢做天下文章,努力扩大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的对外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拥有的资源优势,提高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的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既要敢于打破区域性和行业性界限,打破所有制和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更要力促扩大对外交往,努力提高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的开放度,不断推动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的新发展。
3.2 高校与社区的合作运营
高校与社区合作运营的目标,是以高校与社区互动,实现“双赢”为出发点,在确保高校正常教学秩序和高校社区安全为原则前提下,做到开放制度化、管理规范化。建立高校与社区互动发展的机制,高校要同社区积极探索高校资源开放的多种形式和途径,努力创造出高校资源开放、整合的特色,提高高校体育资源使用效益。为维护广大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强化服务为主线,把向社区群众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作为高校的工作任务和基本职责。高校要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体育设施向社区群众开放力度。
3.3 健全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管理机制
当代我国高校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是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如何从政府直接管理型向社会管理型过渡,实现体育产业的社会化。我国高校体育发展到今天,社会化、产业化、科学化、法制化正成为其重要的特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纯行政管理高校体育的计划模式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化的体制模式,实现我国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必须依靠各行业体协和体育社团的共同努力。走行业化和社会化发展道路是我国高校体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它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自身发展规律,也是解决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的必要途径。
3.4 制定政策和保障措施
各地经验表明,高校体育设施服务社会要取得预期成效,需要很多的条件,其中之一便是确立政策与法规框架。积极引导大众体育健身作为基点,呼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建立和完善一套包括财政投入政策、产业项目基本建设投资政策、社会集资政策、税收政策、体育基金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为高校体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展 望
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体育资源,尤其是体育设施,这些体育设施承担高校学生的体育教育和师生锻炼尚有富余,教育部允许并鼓励高校将富余的体育设施对公民开放,作为对公众体育锻炼场所的补充。高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是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需要,是加快公共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建立健全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高校体育设施社会化服务管理就成为高等学校必须面临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篇：宗教事务社会化管理问题研究
宗教事务社会化管理问题研究
宗教事务社会化管理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在国际国内形势愈加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民族宗教工作越来越显示其特殊的重要性。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原有的工作机构、工作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努力加强调查研究，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积极探索宗教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化管理模式，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一、推进宗教管理社会化重要性分析
推进宗教管理社会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探索建立宗教管理立体化模式，努力通过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式解决宗教领域的社会问题，不断调动社会力量加强对宗教的综合管理，是依法管理宗教的有效途径。
1、宗教管理社会化是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重要手段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归根结底是做群众的工作。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当前，受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信教群众持续增加，最大限度地把信教群众团结起来，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只有积极推进宗教管理社会化，才能切实维护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宗教管理社会化是对依法管理宗教的有效提升
坚持依法管理宗教，是当前宗教工作的重点。在此基础上，适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要求，推进宗教社会化管理，更好地调动宗教界人士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挥宗教界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独特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广泛凝聚力量。
3、宗教管理社会化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的思想认识和观念是重要条件。加强宗教管理社会化，可以通过社会协同、多方参与，进一步增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遵纪守法意识，使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对宗教教义努力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进一步探索宗教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方法与途径，为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动力。
二、鄂托克旗宗教管理社会化的实践和问题分析
（一）鄂托克旗宗教管理社会化的实践
全旗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共有8处，喇嘛190人，信教群众4万多人；全旗自聚的天主教信教群众有48人、居住在棋盘井镇,无活动场所;全旗基督教信教群众150人，无活动场所，主要居住在乌兰镇、棋盘井镇、蒙西镇，1999年起基督教徒自发建立活动场所，但因未形成规模而没有正式登记。因此，做好宗教工作，使之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任重而道远。
1、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强化政治引导
加强宗教教职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大培养和使用力度，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一是情牵宗教界人士、开展走访慰问宗教界老同志。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深入到宗教活动场所，看望慰问部分宗教界代表人士，感谢他们关心家乡、支持建设、服务社会方面所作的贡献。二是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以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活动为契机，深入搞好《宗教事务条例》的再宣传再教育，不但要求场所管理负责人熟悉掌握宗教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要求将学法范围扩大到广大的信教群众群体上，增强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为做好宗教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三是做好政治安排。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建立新一代宗教界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细化评价标准，实施量化考核，择优进行安排进入协会管理班子、场所管理班子。
2、坚持多方参与，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在加强旗委对宗教工作领导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各方力量齐抓共管的作用，推动宗教管理社会化。一是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旗委副书记任组长的全旗民族宗教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苏木镇和相关单位建立了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了专职工作人员，形成了有效的宗教工作领导机制。二是健全组织机构。配备了宗教部门专职宗教局长和3名专职宗教工作人员、各苏木镇配备了6名宗教工作专职委员、新应聘嘎查村专职联络员93名。强化宗教工作机构建设和夯实基层宗教工作基础。完善以旗委统战部、公安局、民族宗教事务局为主要成员单位的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协调沟通机制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对重要政策提出建议，对重要工作统一部署，并抓好督促检查。全旗基本形成各部门协同配合、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为做好宗教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三是落实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责任制。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苏木镇、嘎查村两级的宗教工作责任制。与各宗教活动场所，及所在地嘎查村党支部和所在地苏木镇党委政府签订了责任状，明确了工作职责。从2012年起，嘎查村专职联络员发放200元/月?人，每人全年补贴2400元，共计发放补贴223200元。
3、坚持服务为先，不断扩大公共服务
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维护宗教界人士合法权益，推进公共服务覆盖到寺庙，增强了党和政府的感召力。一是解决实际困难。帮助宗教活动场所解决交通、饮水、用电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将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全部纳入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并发放喇嘛生活补贴586元/人?月，有125名喇嘛享有87.9万元的补贴金；投入5.5万元，为8个宗教活动点送去100吨煤，解决了寺庙的过冬燃料问题。二是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积极开展宗教团体“同心同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活动，并推荐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个人，旗佛教协会会长洛桑次成获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个人，鄂托克召荣获全市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迪延阿贵庙住持嘎如迪荣获全市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个人。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营造了规范管理宗教场所的良好氛围。
4、坚持综合施策，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坚持多管齐下、多策并举，为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社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落实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责任制。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苏木镇、嘎查村两级的宗教工作责任制。二是健全宗教领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信息报送制度、督查落实制度。三是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我旗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和“幸福鄂托克大讲堂”进社区、进民众活动，以现场讲解、发放宣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预防外界宗教敌对势力渗透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有效抵御了**集团等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巩固了我旗宗教领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二）鄂托克旗宗教管理社会化存在的问题
鄂托克旗在宗教管理社会化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探索，工作卓有成效。但在思想认识、宗教基层基础工作、宗教内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思想认识方面存在偏差
主要表现在一些党政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党的宗教政策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导致了在工作上的一些偏差。部分基层干部对宗教工作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或是认为宗教是统战、宗教部门的事，与基层组织没有多大关系；或是认为宗教活动场所所宣传的是教人做好事、善事，不用多管等等，对宗教工作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问题比较突出。
2、民族宗教基层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
由于民宗部门的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无法适应越来越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任务。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宗教管理网络和苏木镇、嘎查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但还没有认真落实到位，尤其是嘎查村一级。在市旗制定的干部考核指标中，应加入宗教工作占的比重。
3、基督教私设家庭聚会点增加
从1994年起，基督教信徒以家庭模式进行聚会。因基督教在鄂托克旗初期萌芽，人员少等原因，未正式向上级申报设立活动场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全旗基督教也从当初的少数家庭成员逐渐发展到至今150人的宗教群体，主要居住在鄂托克旗乌兰镇、棋盘井镇、蒙西镇。目前，我旗无基督教活动场所，信教群众以家庭聚会的方式开展宗教活动，既是非法，又不利于社会稳定。
4、宗教内部矛盾日趋突出
在全旗190多名佛教教职人员中，受过正规学院培训的只占极少比例，大部分教职人员的政治素质、文化水准、宗教修养远不能适应宗教管理、宗教活动的需要，更不能满足信教群众的要求。一些教职人员文化素养和宗教修养水平不高，难以引导广大信徒对宗教和现实作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优秀中青年教职人员人才少，新老交替后继乏人，整体综合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推进宗教管理社会化对策与建议
加强宗教管理社会化是一项长期工作，应按照“以人为本、服务为先、重在引导、各方参与”的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政策，把握社会管理规律，重视依法管理、重视建章立制、重视以人为本、重视科学引导。积极探索宗教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化管理模式，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宗教管理社会化基础
一是明确责任。依法加强和改进宗教社会管理工作，应在旗委的领导下，坚持分级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政府依法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宗教管理网络，积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由旗委、政府负责，统战部门协调、宗教和有关部门依法管理，发挥苏木镇政府及嘎查村组织属地管理作用，职责明确、协调配合的宗教社会管理体制。二是加强领导。应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宗教社会管理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旗、苏木镇两级要成立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党政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领导干部要亲自抓宗教工作，切实解决“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问题。三是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把宗教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与党建、经济工作、社会事业同部署、同考核。实行奖惩制度，对因管理责任不到位、工作措施不落实、严重失职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四是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与宗教界联系制度。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都要联系一座寺庙和一名宗教界人士，广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引导教育他们发挥好桥梁作用，团结影响信教群众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贡献。五是建立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完善由统战部门牵头的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宗教管理社会化落到实处。
2、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宗教管理社会化氛围
以“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为契机，使党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取得实效。一是要帮助各宗教活动场所制定长期宣传教育规划。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确定宣传教育的主体和内容，创新宣传教育的思路和方法，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自学与辅导相结合等形式，在广大教职人员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形势教育、政策宣传和法制学习；坚持每年分期分批组织宗教界代表人士及宗教管理班子集中进行培训，不断增强广大宗教教职人员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渗透，依法进行宗教活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和自觉性。二是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加强对苏木镇、嘎查村宗教工作专职联络员的培训教育，使他们全面系统地掌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宗教事务部门作为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的同时，应加强对苏木镇、嘎查村宗教工作联络员的业务指导和检查，培训苏木镇、嘎查村宗教工作联络员，督促苏木镇、嘎查村宗教工作联络员学习掌握政策法规，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从而全面推动宗教管理社会化。
3、完善规章制度，规范宗教管理社会化方式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过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使宗教团体真正做到职责明确，管理民主,遵纪守法，运转有序。一是建立完善由统战部门牵头的协调工作机制。定期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完善目标责任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党政领导联系宗教界人士等制度，确保宗教社会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宗教管理班子内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不断促进宗教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由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参加的庙务公开监督制度，强化对寺庙重点环节、重点庙务运行和具体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确保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健全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要做好信息工作，不断排查和发现影响宗教稳定方面存在的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并落实专人加大调处力度，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哪些方面易发矛盾纠纷就提前做好那些方面的预防工作，保证把矛盾和纠纷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一些可能发生并且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必须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处置预案。在矛盾纠纷的调处当中，本着重在教育，团结多数，化解矛盾，增进友谊的原则，解决好各种纠纷和意见分歧。
4、加强财务监督，加大宗教管理社会化力度
国家宗教局颁布施行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针对宗教财务管理普遍混乱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规范、管理、监督程序，是促进宗教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宗教财务监督管理有利于宗教事务法制化，有利于发挥宗教社会功能，有利于宗教组织自身建设。一是严格落实财务报告制度。宗教团体、活动场所的银行账户按规定统一设立公户, 收入及时送存银行，开户情况报旗民宗局备案。二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宗教活动场所每月向民宗局报送财务报表，定期公布账目，自觉接受宗教部门和信教群众的监督。做到财务公开透明,使外部监督形成机制,促成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社会化。
5、开展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发挥宗教管理社会化作用
引导宗教活动场所利用各种渠道，广泛开展赈灾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提高信教群众的道德水准，并借以团结、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在地震、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宗教界人士使用“燃烛”、“保佑”等方式，或者采用本宗教特有的法会等形式，都有着对宗教信仰者心理安慰的作用。动员信徒为赈灾捐款捐物，充分发挥宗教管理社会化的作用，有效的回报社会、服务社会。
6、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提高宗教管理社会化水平
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推进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社会化。一是强化源头管理，确保宗教团体队伍建设到位。一方面把好宗教活动场所的准入关。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健全和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做好宗教教职人员的依法管理。做好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备案工作。密切联系宗教界骨干人士，为宗教人士排忧解难。二是强化场所管理，确保对宗教活动场所监管到位。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增强场所自养能力。同时，协助有些宗教活动场所搞好寺庙维修工作。三是强化宗教活动管理，确保宗教动态监控到位。确保集体宗教活动须由经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主持，严防外来非法宗教势力的渗透。突出开展创建“和谐宗教活动场所”活动，整合各种资源，推进宗教团体组织建设，提高宗教管理社会化水平。（编辑：孙燕）
第四篇：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推荐]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
我体育场馆资源是体育我国高校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其发展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体育事业改革的前景。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极大地刺了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也为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新的课题。现阶段我国体育场馆资源最大的特点就是短缺和浪费并存，在人们普遍缺乏锻炼场所的同时，大量现有场馆却闲置和封闭。因此，在国家和社会投资无法大幅度增加，体育场馆资源不可能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对现有场馆资源的合理利用就成为影响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第四次场地普表明，教育系统体育场馆占有量最多，达67.2%，若能充分利用这些场馆资源为社会服务，十分有利于推动体育事业的进程，尤其对全民体育健身活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研究对象及方法
研究对象
参与本次调查的高校共80所, 其中北京30所, 西安32所, 湖北6所, 新疆6所, 浙江6所。
主要以参与调查的北京30所高校和西安32所为例, 并对北京的10名体育部主任、10名教授和其他
体育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1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调研、访问调查、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问卷所涉及的内容咨询了有关知
第五篇：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监禁刑在近代以来成为各国刑罚体系的中心，矫正罪犯使其复归社会成为监狱行刑的主旨。但是监狱行刑以将罪犯隔离于正常社会的手段，去追求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却形成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深刻矛盾。在日益开放的现代化社会中，监禁刑的运行成本在不断增加，而其改造效果却令人失望。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在西方兴起了行刑社会化思
想，主张慎用监禁刑，尽可能把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矫正，同时弱化监狱的封闭性，使其尽可能接近自由社会，并扩大社会力量对矫正事业的参与，以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向。本文试结合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有关知识对行刑社会化思想的内涵、价值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罪犯监狱矫正行刑社会化
目录
引言……………………………………………………………………………（2）
一、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内涵解读……………………………………………（2）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2）
（二）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概念………………………………………………（4）
（三）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内涵………………………………………………（5）
（四）监狱行刑社会化的价值………………………………………………（6）
二、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7）
（一）监狱行刑社会化在我国的发展………………………………………（7）
（二）监狱行刑社会化在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8）
（三）在我国推行监狱社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9）
三、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实现途径………………………………………（10）
（一）要充分尊重罪犯的社会化人格………………………………………（10）
（二）实现罪犯教育改造的社会化…………………………………………（10）
参考文献………………………………………………………………………（11）
引言
刑罚执行是刑法运用的重要环节，刑罚效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刑工作的质量。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偏重于对罪犯行为的研究，关于罪犯构成、量刑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已是炉火纯青，而对以罪犯处遇为核心的刑事执行理论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地带，特别是对监狱行刑问题的研究就更少。在行刑问题研究上的落后和受冷落的局面，必然会影响我国刑法学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高。据了解，在国外刑法学界，研究重心向行刑领域倾斜已成普遍趋向。在当今日益人性化的时代，刑法学应该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人学，刑罚也应当关注人的价值，顺应人性的发展，我国刑法学瞩目的中心也应由犯罪行为向罪犯做适当调整。
同国外相比，目前我国行刑实践中社会化程度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监狱行刑中的孤立、封闭、保守的倾向严重，尚没有典型的开放式监狱建成。假释、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社区刑罚的使用率极低，同时在执行上也处于散乱失控的局面。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刑罚效益的发挥，阻碍着我国刑罚执行工作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分析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程度偏低的原因，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寻求和设计有效的对策和方案，克服目前监狱行刑过于封闭的弊端，通过狱政管理、刑罚执行、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后勤保障等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实现罪犯改造过程的社会化，从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质量，增强罪犯刑满释放后适应社会的能力，推进行刑社会化导向下中国刑罚改革，以发挥刑罚运作的最佳效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推进监狱社会化进程，也有利于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因为使犯罪人重返社会意味着最高层次的人道。
在行刑社会化导向之下，推进监狱行刑改革已成大事所趋。国务院已经批准在十四个省市进行监狱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监狱社会化。从目前见到的相关资料中发现，多数学者认为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部分，监狱行刑社会化主要是限制监禁刑的适用，通过扩大社区矫治来实现。从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质量，增强罪犯刑满释放后适应社会的能力。
一、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内涵解读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
1、监狱
广义的监狱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一切关押场所。包括死刑犯等候处决的场所、自由刑罪犯判决后的执行场所、羁押犯罪嫌疑人、未决犯的看守所、关押各类违法人员的拘留所等。狭义概念的监狱是指国家依照法律设置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关押已决犯的场所，是执行自由刑的场所，是高度戒严的羁押场所，有严密的警戒措施和较为现代化的监控手段，对在押人员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教育和劳动改造。本文所指的监狱就是这种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关押的对象包括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
2、罪犯
我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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