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思考5篇

第一篇：关于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思考

关于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思考

转基因食品已悄然进入百姓的生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当然会引起很多想法。

从生物遗传学上来说基因转移是很正常的现象，遗传学中的遗传与变异的关系：遗传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就像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一样，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转基因食品就是生物变异的结果。

从全球看，世界上有8个国家应用转基因生物，我们国家也包括其中，但以美国、墨西哥应用比例大，我国主要以棉花、大豆应用的多。

转基因食品是科学进步，时代发展、社会文明的象征，没有基因的变异就没有自然界生物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所以说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应用是人类进步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农民眼中的转基因食品是科学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95%以上的人还是接受的，至于5%不接受的人也说不出不好的原因。没有转基因棉花哪有棉花的五颜六色，没有转基因大豆油，哪有“金龙鱼”这个驰名品牌。

特别是3月9日农业部韩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解答，更说明了一切。总之，转基因食品作为新生事物，我们应该为之高兴，应该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欣然接受。

第二篇：《财经郎眼》观后感——保障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

转基因食品：保障公众知情权

看完课堂视频《财经郎眼》后，同学们就这个问题上台发言过，我对其中郎教授所提到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问题有所感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转基因食品的概述 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的生物体中，并使其有效地表达出相应的产物（多肽或蛋白质），此过程叫转基因。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根据转基因食品来源的不同可分为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动物性转基因食品和微生物性转基因食品。

从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作物（烟草）于1983年诞生，到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食品研制的延熟保鲜转基因西红柿1994年在美国批准上市，转基因食品的研发迅猛发展，产品品种及产量也成倍增长，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际社会上，截至2010年，美国的小麦主粮的商业化尚未推开，日本禁止进口美国转基因大米，印度停止转基因茄子商业化。

二、公众知情与参与的必要性

目前，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的决定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专家决策，即主要通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来进行讨论和投票。不过，这个委员会中所有的成员来自一些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有不少从事转基因生物研究的权威人士，尚无来自民间社会团体或消费者的代表。

此外，媒体和公众很难从官方渠道获得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媒体的消息主要来自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官方，也有可能因此出现偏差。之所以出现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中，公众参与缺位的局面，源头可追溯到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没有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款。而农业部随后颁布的三个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和标识的配套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涉及公众参与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中，或许有人认为公众对此问题不太感兴趣；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太复杂、专业性太强，公众参与的能力

不够；还有人认为，由于公众参与能力不够，公众的意见可能引导不实际的、混

乱的决策。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问题与公众关系密切，公众当然有权积极参与其管理过程。互联网上热烈的程度，也足以说明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话题很感兴趣。此外，公众中包括各

类专家，许多人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比较关注，并且有研究，他们的参与不能忽略。

通过公众参与机制，可以提高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安全性的认识，促进转

基因生物管理者与公众的信息交流，这反而有利于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公众参

与中及早发现问题，还可以避免在决策作出之后出现问题，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实际上，公众参与制度也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

中，要求各个缔约国必须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中国自然不应是例外。

因此，在新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中，应该规定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的基本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方式。

首先，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

知情权是公众对周围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商业化种植，以及所消费的转基

因产品真实状况的知情。通俗地说，公众有权知道自己吃什么，有权选择自己消

费的食品。

保证公众知情权主要是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主管部门应该切实采取措施，保证公众能够获取相关资料和信息。例如，将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申请的资料在网上适当公开，并将行政主管部门的决定公布于众，必要时需征询公众

意见。

参与权是指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商业化生产、市场销售等各阶

段的评价和决策过程。实际上，公众作为转基因产品的消费方，其接受态度也可

以为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和商业化生产提供方向。

在新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中还要确立和完善公众的立法参与权，并且防止

听取意见时“走过场”。

公众权益受到侵害后，也应该有能力诉诸法律。例如，如果法律规定公众可

以获取有关转基因生物的信息，但公众实际上又不能得到这些信息，则可以诉诸

法律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如何保障公众的食品安全权和知情权？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公开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前几日，“来自广东、山东、安徽、湖北的12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家食药局和农业部，要求公开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几位律师在申请信中还明确要求公开如下信息：中国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的材料和审批程序；中国生产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企业目录；未标注转基因标识的企业如何处罚等等。”

“来自安徽的施鲍中律师也认为，转基因食品事关公共健康，政府应在此方面披露更多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同时使普通消费者能够对转基因食品有更多认识和了解，从而能区分并自由选择传统食品或者转基因食品。”

其次，网络媒体在公布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信息时应符合实际。

网络和新闻媒体在当今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对于转基因食品这一和公众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问题的关注和报道上必须谨慎，既要及时公布最新的相关消息，也要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使公众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最后，提高公众对知情权权益的意识，提高参与的主动性。

理顺参与渠道，为公众提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统一平台。可以通过消费维权现场咨询会、食品安全进社区、举办网络直播间与网民互动等活动，组建律师维权队伍，宣传和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让群众如何判断食品有问题，及发现问题食品后的处置方法，进而有针对性举报揭发，有能力和知识去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此外，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保护机制，不能让公众因担心被报复而惧怕去举报监督，解决其后顾之忧，为公众提供进入食品安全监管的安全环境。通过不同场合、不同方式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违规食品的严重危害，让公众自觉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形成人人都是食品安全的参与者，全社会共同关注食品安全的社会氛围。

第三篇：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逆转行为研论

**主产棉区的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本文对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主要受户主自身及其家庭特征、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获种行为及种子市场风险、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棉铃虫的大爆发给棉花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使棉农“谈虫色变”。但具有杀虫功能的转基因抗虫棉的出现为棉农解决了这一难题。转基因抗虫棉具有省时省工和省钱的特点，易于被棉农接受。**省周口市属黄河流域棉铃虫危害较重棉区，1998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并迅速展开大面积推广，2002年该市转基因抗虫棉面积占全市棉花种植总面积的70以上。然而自2003年始，该市转基因抗虫棉植棉面积及所占比例呈现出减少趋势，2005年转基因抗虫棉面积下降到全市棉花总面积的45.8。棉农对抗虫棉的评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抗棉铃虫性下降，采用成本太高，产量一般甚至不如非抗虫棉，棉铃小出绒率低、纤维品质差不容易销售等。部分采用过转基因抗虫棉的棉农重新选择了非抗虫棉种植。因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发生采用转基因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有效的政策、为转基因抗虫棉生产措施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棉农植棉效益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区的选择。**省周口市为全国重要传统棉区之一，植棉面积和产量常年位居**省首位，对转基因抗虫棉引进推广较为典型。同时该市非抗虫常规棉种植面积也占有一定比例，该区棉农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是否采用抗虫棉，因此该地区棉农的行为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影响农民抗虫棉采用行为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故选择**省周口市作为研究地区。

1.2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此次调查采用半结构性取样方法，先按典型抽样法确定三个样本县，分别为太康县、扶沟县、西华县，选取九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村，然后在各村随机抽取30户棉农进行面对面问答式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273份。采用K-A-p调查法（认知—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家庭基本情况、2005年棉花种植情况、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棉花生产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五部分。并对周口市及各样本县棉花办公室、种子管理站、植保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获得了有关数据。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实地调查。

2结果与分析

2.1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采用逆转情况。通过调查农民最初知道转基因抗虫棉、开始种植抗虫棉年份及是否一直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等问题，得到自1998~2005年被调查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逆转行为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999~2002年采用抗虫棉的农民的比重随着知道抗虫棉的农民比重的上升而上升，但2003年以后部分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行为发生了逆转，开始放弃采用转基因抗虫棉，转而采用非抗虫常规棉。至2008年初，有36.26的农民发生了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行为。

1998~2005年被调查农民对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情况变化图

2.2样本户基本情况与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调查中有99户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户主平均年龄为44.8岁，略低于总体平均年龄的45.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7.59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411元，比调查总体平均收入水平低322元，80以上发生采用逆转农民2005年人均纯收入在3715元以下；棉花种植面积以小规模种植为主，平均植棉面积为0.308hm2，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0.4hm2，61以上农民植棉面积在0.33hm2以下。

调查发现，未受过教育的农民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比例为43.75，而受教育时间超过10年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仅为26.32；随着家庭纯收入的提高，农民采用抗虫棉发生逆转的比例由年纯收入在0.5万元以下的60降低到年纯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27.47；不同的植棉规模，农民对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的比例也不同，随植棉规模增大，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农民比例由51.65降低到11.38；而户主年龄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未显示出规律性变化。

2.3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与其采用逆转。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内部基因的改变和由此引起的生长发育及产量性状的变化，在种植过程中应当采取与常规棉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如果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缺乏全面了解，误认为抗虫棉就是“无虫棉”、“懒汉棉”，在田间栽培和病虫害防治上不加强管理，将使转基因抗虫棉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抗虫、高产优势，影响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对抗虫棉种植效果的评价，最终影响其是否发生采用逆转行为。我们通过对棉农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年数、对抗虫棉种植效果

第四篇：百姓特供食品（最终版）

百姓特供食品！

请注意，仅仅是食品！

瘦肉精、地沟油、一滴香、胶面条、皮革奶、镉大米、石蜡锅、毛酱油、牛鸭血、药火腿、双氧翅、陈化粮、碘雀巢、增稠蜜、红心蛋、糖精枣、氟化茶、铝馒头、硫银耳、农药菜、三鹿粉、苏丹红、箱子馅、甲醇酒、人造蛋、纸腐竹、罂粟汤、硫磺椒、激素花、毒米线、避孕鳝增白面、毒腊肉、粪豆腐、牛肉膏、羊肉精、催长素、纸煎饼、毒生姜、毒豆芽、荧光杯、尿豆芽、明矾耳、荧光纸、美容桔、大头奶、亮光米、上色菜、色素馍、超甜瓜、毒血旺、吊白块、碱肥肠、纸白糕、石花椒、雄鸡精、健美猪、墨黑豆、蜡粉条、工业胶、腊橘子、银粉鱼，腊橘子、不胜枚举......不全，请添，昭示特色体制下

我们生活牲畜不如的父老乡亲！

我说这国,是人间地狱，您不会反对吧？

第五篇：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逆转行为研论

**主产棉区的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本文对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主要受户主自身及其家庭特征、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获种行为及种子市场风险、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棉铃虫的大爆发给棉花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使棉农“谈虫色变”。但具有杀虫功能的转基因抗虫棉的出现为棉农解决了这一难题。转基因抗虫棉具有省时省工和省钱的特点，易于被棉农接受。**省周口市属黄河流域棉铃虫危害较重棉区，1998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并迅速展开大面积推广，2002年该市转基因抗虫棉面积占全市棉花种植总面积的70以上。然而自2003年始，该市转基因抗虫棉植棉面积及所占比例呈现出减少趋势，2005年转基因抗虫棉面积下降到全市棉花总面积的45.8。棉农对抗虫棉的评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抗棉铃虫性下降，采用成本太高，产量一般甚至不如非抗虫棉，棉铃小出绒率低、纤维品质差不容易销售等。部分采用过转基因抗虫棉的棉农重新选择了非抗虫棉种植。因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发生采用转基因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有效的政策、为转基因抗虫棉生产措施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棉农植棉效益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区的选择。**省周口市为全国重要传统棉区之一，植棉面积和产量常年位居**省首位，对转基因抗虫棉引进推广较为典型。同时该市非抗虫常规棉种植面积也占有一定比例，该区棉农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是否采用抗虫棉，因此该地区棉农的行为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影响农民抗虫棉采用行为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故选择**省周口市作为研究地区。

1.2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此次调查采用半结构性取样方法，先按典型抽样法确定三个样本县，分别为太康县、扶沟县、西华县，选取九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村，然后在各村随机抽取30户棉农进行面对面问答式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273份。采用K-A-p调查法（认知—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家庭基本情况、2005年棉花种植情况、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棉花生产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五部分。并对周口市及各样本县棉花办公室、种子管理站、植保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获得了有关数据。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实地调查。

2结果与分析

2.1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采用逆转情况。通过调查农民最初知道转基因抗虫棉、开始种植抗虫棉年份及是否一直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等问题，得到自1998~2005年被调查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逆转行为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999~2002年采用抗虫棉的农民的比重随着知道抗虫棉的农民比重的上升而上升，但2003年以后部分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行为发生了逆转，开始放弃采用转基因抗虫棉，转而采用非抗虫常规棉。至2008年初，有36.26的农民发生了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行为。

1998~2005年被调查农民对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情况变化图

2.2样本户基本情况与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调查中有99户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户主平均年龄为44.8岁，略低于总体平均年龄的45.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7.59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411元，比调查总体平均收入水平低322元，80以上发生采用逆转农民2005年人均纯收入在3715元以下；棉花种植面积以小规模种植为主，平均植棉面积为0.308hm2，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0.4hm2，61以上农民植棉面积在0.33hm2以下。

调查发现，未受过教育的农民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比例为43.75，而受教育时间超过10年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仅为26.32；随着家庭纯收入的提高，农民采用抗虫棉发生逆转的比例由年纯收入在0.5万元以下的60降低到年纯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27.47；不同的植棉规模，农民对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的比例也不同，随植棉规模增大，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农民比例由51.65降低到11.38；而户主年龄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未显示出规律性变化。

2.3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与其采用逆转。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内部基因的改变和由此引起的生长发育及产量性状的变化，在种植过程中应当采取与常规棉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如果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缺乏全面了解，误认为抗虫棉就是“无虫棉”、“懒汉棉”，在田间栽培和病虫害防治上不加强管理，将使转基因抗虫棉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抗虫、高产优势，影响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对抗虫棉种植效果的评价，最终影响其是否发生采用逆转行为。我们通过对棉农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年数、对抗虫棉种植效果

的满意程度等问题的调查发现：随种植抗虫棉年份的增加，农民发生采用逆转行为的比例也依次增高，种植抗虫棉8年以上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行为的比例是种植抗虫棉3年以下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比例的2倍以上；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种植效果评价越高，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越小，对抗虫棉种植效果不满意的农民有60发生采用逆转行为，而对抗虫棉较为满意的农民仅有25发生采用逆转行为。

3.4农民获种行为与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农民获种行为，指农民为满足生产需要，通过自留、市场购买、赠送等方式获得种子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对各种外部刺激的反应。调查结果表明，68.7的采用抗虫棉逆转农民主要凭借自己种植经验决定采用品种，而仅有4.04的采用抗虫棉逆转户主要通过电视广告或农科节目、农技推广人员获得棉种信息。凭借自己种植经验决定采用品种的农民80以上采用自留棉种，受种子销售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亲友邻居影响较大的农民倾向于在市场上购买新种。调查发现，自留种子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最高，其次为从种子公司购种者，然后是从繁种单位或个人购种者，他人赠送棉种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最低。

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含有抗虫基因知识产权的价格，加上制种成本较高，使抗虫棉尤其是杂交抗虫棉种子单价大大高于非抗虫棉。部分棉农通过自留或亲邻繁种者购买未脱绒棉种等方式大大减少了购种费用，使得抗虫棉用种成本为常规棉用种成本的4.16倍，大大缩短两者单价之间的差额。即便如此，生产初期的种子费用对于抗虫棉面积较大的农民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认为抗虫棉种子价格太高的农民63.04发生了采用逆转行为。

受高价抗虫棉带来的高利润的驱使，个别商贩以次充好，以非抗虫棉充当抗虫棉品种销售，同时市场上未经试验、审定而销售的抗虫棉品种越来越多，造成棉种市场出现品种多、乱、杂的现象。受自身素质限制农民购买棉种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抗虫棉缺乏了解的棉农购种更具风险性。近80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棉种市场不可靠，51.28的农民买过假棉种。农民对所采用的品种抱有怀疑态度，容易发生采用逆转行为。

3.5社会经济环境与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近年农村经济收入来源正在发生改变，农民思想意识也逐渐改变。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且收入不断提高，80以上的青壮劳力外出务工挣钱。与玉米、大豆等其它作物相比，棉花是一种比较费工的经济作物，尤其在周口市棉花生产以麦棉套为主，技术环节多，需要投工较大。抗虫棉的采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施药次数，但由于近年虫害种类发生变化，抗虫棉并不比常规棉省工多少。调查中发现某些抗虫棉品种较常规棉杈多，栽培管理上比较费工，15.7的棉农认为其采用的抗虫棉比常规棉还费工。因此，务工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植棉劳力，影响到农民对抗虫棉的继续采用行为。

近几年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实行种粮直补、良种补贴、价格支持等多种惠农政策，而对棉花生产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推广费用投入也明显减少。同时，棉花市场销售价格波动较大，粮棉价格比逐渐缩小。在这种宏观环境下，棉农对抗虫棉的采用行为也受到一定影响。

4小结与讨论

大量研究证明，转基因抗虫棉作为有效治理棉铃虫的方法，它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棉农收入，而且对环境和棉农的身体健康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其快速传播和大面积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变化、品种推广、栽培管理技术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着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扩散，导致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棉农比例下降，出现采用逆转行为。

棉农自身文化素质和传统习惯的限制，使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缺乏足够的认知了解，无法充分发挥抗虫棉的潜在优势，影响到其继续采用抗虫棉的态度和行为。相对农民对有关抗虫棉配套栽培技术的迫切需求，技术指导服务供给明显不足。棉花作为农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没有其它可大规模代替棉花的经济作物出现之前，政府部门还应加大对植棉的政策支持及财力物力支持。有关部门应加大力度，组织技术人员对棉农进行有关转基因抗虫棉病虫害综合防治及栽培技术培训，提高棉农素质，指导他们科学植棉，充分发挥技术带来的潜在效益，从而增加农民收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棉田生态环境、技术有效性的改变使抗虫棉品种的进一步研发面临新的挑战，棉农期待育种科研单位针对抗虫棉现存的缺点因地制宜地培育高产、广谱抗虫、抗病且适应性强的新品种加以推广。针对种子市场存在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采取一定措施，加强抗虫棉品种的实验、审定和推广，规范抗虫棉种子市场管理，严厉打击虚假伪劣种子及非法售种渠道，尽量减少市场购种风险对棉农采用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贵彦，吴玉红，梁卫理等．转基因抗虫棉对农民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中国农学通报，2005，21（12）：442~445

[2]苏岳静，胡瑞法，黄季焜等．农民抗虫棉技术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棉花学报，2004，16（5）：259~264

[3]吴玉红，王贵彦，张建恒等．农民种植转Bt基因抗虫棉的效益分析．中国农学通报．2005，21（5）：334~347

[4]陈建军．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浙江农业科学，2008（1）：61~62

[5]杨峰，王阶祥，李卫华．加快抗虫棉推广应用的研究江苏农业科学2005（5）：12~14

[6]何忠伟，陈艳芬，伍晓松．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世界农业，2005(1)：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