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对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完善
我国对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完善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我国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管制的必要性,剖析现在跨国公司在我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并详谈通过反避税立法来完善法律管制,以期在已取得的成效上逐步完善法律管制。
【关键词】法律管制、反避税法
一、我国对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必要性
跨国公司以巨额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庞大的产销和研发规模、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全球性的经营战略,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组织者,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跨国公司的规模化、全球化发展向诸多传统制度、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会来我国进行投资,跨国公司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一些也无可避免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情势,我国必须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并采措施对其进行法律管制。
1二、对跨国公司管制存在的缺陷
(一)逃税避税
跨国公司在我国频频利用我国税法的制定漏洞,使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等方法,从事各种逃税避税的行为,如果不对其法律规避的行为进行法律管制,势必影响着我国税收的管理制度。
(二)进行隐性垄断
近年来,一些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利用并购企业、控制国内知名品牌、技术壁垒等手段,进而取得的市场份额,得到熟悉当地市场的经营管理人员,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从而取得政府补贴或者其他优惠待遇,逐渐显现垄断态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如不加以解决,对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和民族品牌的建立十分不利。
(三)环境污染转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投资的跨境化,跨国环境侵权也接踵而至,跨国公司利用国际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等投资手段,为了攫取高额利润,降低成1 沈盘中:《对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和协调》,《职业技术》,2011年第5期。
本,利用东道国环境法的不健全,开设重污染的工厂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进行高危工业生产,对东道国和当地居民的环境造成了侵害。
2跨国公司利用全球经营的模式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国设立,从而将污染转嫁到我国3。我国在防范跨国公司污染产业设立的法律规定主要是设立外资企业的审查批准制度,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予批准。但是,这是一种单一的行政审批制度,缺乏具体的审批标准,行政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可以行使,在实践中,地方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往往过分强调吸引外资而对污染防范采取放任的态度,远远不能起到有效防范跨国公司污染产业设立的作用。
面对跨国公司的环境污染转嫁,如果不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这一国际瞩目的世界工厂,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集中转嫁环境污染成本的集中之地。
三、进行反避税立法,完善我国税法以完善法律管制
进行专门性的针对跨国公司反避税的立法工作,而非将其笼统的概括在税法制度中。当然,在进行专门性的反避税工作之前,首先需要立法机构查漏补缺,根据实践案例对目前的税收制度进行完善,从而减少跨国公司利用漏洞的机会逃税避税。其次,客观地说,中国在反避税方面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态度。至今为止,还没有正式公布过一家因避税而被查处的跨国公司的名字。4因而,在国内进行专门性的反避税立法是迫在眉睫的。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的反避税立法,制定防范避税法规,严厉打击和限制避税行为,针对转让定价和利用关联交易制定了较为详细而可操作性强的法规,在国内税制中相应增加防范避税条款,并适时地进行修订和完善。严苛的反避税法则和惩罚措施确实可能对外资进入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税源流失都不可以听之任之。为了我国税收制度的稳定与跨国公司的管理,现阶段制定专门性的反避税法律和加大惩罚跨国公司逃税避税的力度,还是具有可行性与建设性的。
(一)完善现行税收法律
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立法,是防范避税行为发生的前提。纳税人避税行为自身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为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提供了杨鸣:《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法律责任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周柯:《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杨鸣:《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法律责任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机会,致使避税行为不断发生。因此,需要通过对现行税法进行一系列修改、补充、废除,尽量堵塞税法漏洞以减少避税行为人可乘之机。完善现行税收法律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现行涉外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着和内资企业不同的税收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种不同的税收设置将中国的内资企业和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严格区分开来,实际上造成境内的外国企业受到超国民待遇,其税收地位明显优于国内企业。这种税收设置,为合法避税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大空间。只有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将所得税政策予以统一,才能够进一步完善税法和严格征管,为反避税打下良好的基础,从根本上杜绝企业选择不同的所得税政策来规避税负,为内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完善涉外税法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纳税人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并存的多种经济形式。我国随之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法律,但由于我国处在起步较晚的经济形成调整时期,对外资企业的立法还很薄弱、很不健全,尤其目前我国还未制定相应的专门反避税法律条款。加之税收征管手段落后,致使外商投资企业逃税、避税的情况相当严重。因此,健全和完善涉外税收法律法规已成当务之急。其完善方式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制定针对转让定价的核定范围、调整方法及追溯期限等法律措施。第二,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程序,尽量堵塞内资企业假冒外资企业、老企业假冒新办企业以骗取税收优惠的漏洞。第三,进一步强化外资企业的纳税报告义务和明晰纳税申报项目及其内容。第四,明确规定对涉外税收的检查范围和处罚标准。
3、补充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
开展反避税,税务机关除依靠纳税人的纳税申报书、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向纳税人取得资料外,还必须通过税务调查掌握必要的资料。由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效率较低,开展税务调查有一定困难,因而可试行在征管法实施细则中补充规定“双轨制”来征收管理,即对财务制度不健全,有偷税记录、避税嫌疑的企业,在实行查帐时,实行相辅的定额征收办法,具体是指核定企业全年各月的最低纳税
额,查帐征收时,超过此限额的按查帐额征收,否则按最低额征收。另外,针对纳税义务人的税务资料收集十分困难,可考虑在实施细则中补充规定设立税务情报收集的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国内外有关纳税义务人的税收信息、资料的收集。此外,还可制定税务情报交换制度的条款,要求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如工商、金融、海关、商务等部门,与税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交换有关纳税义务人应缴税额的信息,逐步形成信息网络,便于税务机关核实征收应纳税额。
(二)与国际反避税立法接轨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主角,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资源的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尽统一等方面的因素,跨国公司利用有关国家税法、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不纳税或少纳税,从而对许多国家的财政收入、外汇收支平衡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扰乱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各国政府对其监管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为了减少和消除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必须切实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因而我国应与国际反避税立法接轨。实践上我国已与二十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在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实践基础上,我国应参照经合组织协定范本和联合国协定范本,制定我国的有关反避税协定范本。该范本可规定为防止跨国纳税义务人从事转让定价等各种形式的避税行为,缔约国的税务机关之间有相互协助的义务,如提供有关关联企业的背景资料,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计算标准,常设机构、办事处的经营状况等。并且缔约国双方在互惠前提下,避税事实发生国可允许对方的税务人员入境进行税务调查,并提供工作便利。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与缔约国展开跨区域的多边合作,以联合规制跨越多国的避税行为。
另外,国家之间通过协定建立税收情报联系交换机制。这有利于相关国家及时了解、掌握跨国纳税人缴纳税额或避税的情况,并为有关国家及时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信息保证。因而加强反避税的国际协调,就要规范反避税的税收情报交换。
四、践行完善的意义
在看到上述立法成效,取得进步的同时,仔细看来,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对跨国公司的具体法律条文并不明确,分散在各个法中,过于零散。司
法,行政机关内部腐败,各种受贿现象屡禁不止。执法司法力度不够,对于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还不够完善。因而,我国对于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势在必行,一方面应当不断的完善现行法律的立法体系,另一方面制定相关的纲领,与国外的其他国家合作监督,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因为其关乎到我国的经济的安全;关乎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关乎到我国的政治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蔡守秋:《新编环境资源法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3】樊静:《中国税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46页。
【4】周松青:《中国强化对外企反避税措施,税法漏洞将进一步被弥补》
第二篇:我国对跨国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对跨国并购法律管制的完善
【摘要】当前,跨国并购现象愈演愈烈,如何规制和引导其理性发展是目前亟需研究的问题。然而,我国目前有关跨国并购方面的法律规定明显存在很大缺陷与不足。本文将具体对我国有关跨国并购法律管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法律管制
一、我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法律现状
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企业竞相进入我国市场,这些跨国企业在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契机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虽然,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资并购无法可依的状况。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是由一些单行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一系列兼并政策组成,它们的不统一、缺乏权威性削弱了现有法律的效力;其次,我国外资并购法立法散乱,缺乏体系化。①当然我国现行的外资并购法中也有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律,主要有三部,分别是《中华人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但这三部法律制度都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造成了我国对跨国并构这一方面的管理不健全。比如反垄断法中就存在了一些不足:(1)市场准入制度过于宽松;(2)申报、审查制度存在缺陷;(3)对反垄断法执行机关未予明确规定等等。还有证券法中对有关收购上市公司方面的法律规制也存在很大漏洞。因此,对跨国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跨国公司并购行为的法律管制的完善
(一)构建并完善跨国并购立法体系
首先,应尽快出台一部企业跨国并购的基本法。目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外资并购法来规制外资并购行为,现行涉及外资并购的立法比较散乱。表现在立法数量多,不系统;立法层次及机构多;大部分效力较低。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制定统一的跨国并购法律,以对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① 李磊:《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139页。
提供指导和支持,降低垄断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通过完善的反垄断法对外国企业在我国的外资并购垄断行为予以严格的规制,而且也能在中
方企业海外并购时受到反托斯拉法的恶意诉讼时拿起反垄断的法律武器实施合法的报复行为。②
(二)对反垄断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完善
1、对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作出严格限制
我国1995年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主要是针对新建式外商投资而制定的,未能以明确的措辞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
为纳入调整范围,而且也没用明确外资进入的程度。而且,在2008年出台的《反
垄断法》中反而对跨国并购市场准入的规定变得更加宽松了。因此,有必要对跨
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范围和程度作出明确规定。首先,在并购范围上,对直接
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禁止和严格控制跨国公司实行
并购,尤其要防止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和间接并购等隐蔽的手段并购某些限制
或禁止外资控股的产业;对于鼓励性行业,应随着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其次,在外资进入的程度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区分不同行业具体规定不同的出资
比例。相比之下,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商出资比例的规定并不完善。③故建议我国对不同产业制定出不同的出资比例,并对其他限制外资控股的措施具体加以明
确。同时,为防止某些跨国公司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外商控股的企业,进
入到对外资限制或禁止的领域,应当在有关法律中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在并购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并购审查法律制度
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是保障东道国经济利益,维护东道国经济安全的重要
措施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建立了一套适
合本国国情的、较为完整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我国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些
规定,即上文提到的暂行规定和指导目录,但仍存在着立法层次较低等若干问题,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对跨国公司并购审查的标准方面,我国应采取综合审查标
准,即应包含外资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以及经济效率的因素,使之既能通 尚明:《中国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235页。
夏露露、赵胜:《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由跨国公司并购国企500强引起的思考》,《上饶
师范学院报》2004年第2期。②③
过并购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又能防止跨
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垄断,同时又应该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有效竞争并防止
保护落后。而且应在已有的企业法登记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企业并购的事前
申报制度。
3、建立统一、独立的反垄断执行机构
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执法机关未予明确,即使根据国务院制定的“三定”方
案,反垄断执行机构仍存在三驾马车(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并
存状态,这种结果必然会导致行政资源浪费,滋生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效率不
高,执法尊严受损等各种缺陷。④从各国的普遍实践来看,对外资企业的跨国并
购进行反垄断规制一般均由独立的部门来完成,因此有必要在我国设立一个具有
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跨部委的反垄断执行机构。
(三)进一步加强对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的法律监督
目前,由于跨国公司无法在A股市场上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协议收
购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是除收购B股外直接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唯一形式。而我国证券法在众多条文中只有两条是专门规定协议收购的,对协议收购的信息披露
更无具体要求,这就给并购双方进行“黑箱操作”的违规行为提供便利。⑤虽然
我国已经建立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里面初步建立了上市公司并购的信息披露体系,但还缺乏对外资并购的特别规定。建议针对外资并购的特殊性
增加规定,外国投资者应披露自身的资金实力、财物状况、信誉记录、转让价格的形成的方法与过程、各项登记审核情况、付款的进度安排及实际付款情况、持
股实际承诺以及并购前后高管人员的变动情况等内容。
(四)致力于加强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则的双边协调
当前,国际社会对国际性的并购活动也十分关注,并试图进行规范,以维护
经济安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竞争、经济民主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国应致力
于加强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则的双边协调各国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则具有浓
厚的区域性或国家性,内容上千差万别,因此建立统一的共同审查标准,以妥当
地解决各国企业并购法制的内部协调,降低互遭反垄断风险的可能性。有学者建 资料来源网站:,文章题目《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问题探究》。
⑤ 夏露露、赵胜:《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由跨国公司并购国企500强引起的思考》,《上饶
师范学院报》2004年第2期.④
议,可在国际组织制定规则基础,建立一个跨国性或超国家性的执行机关,负责
审查跨国并购案件,乃至于可将各国企业并购法制的最小共同点或最具一般化原
则部分,逐渐建立共同性标准。⑥
由于双边投资条约协议具有技术性强、内容明确详细,而且缔约双方易协调
一致、互惠性等特点,目前较为可行的公司跨国并购的协调方式应当是各国主管
机关采取双边合作方式,制定双边并购投资保护协议,不断对跨国性并购的管制
政策、申报程序、审查标准等议题进行双向沟通及协调。例如美国就在跨国并购的法律规制上分别与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制定了反托拉斯双边投资合作协议,并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中国也应该借鉴美国的成熟经验,我国的反
垄断主管机关应当积极与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在跨国并购投资法律的立法
和执法中建立良好的双边互动机制,在双边的跨国并购管制政策、申报程序、审
查标准等方面达成一致。
(五)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目前全国最大的500强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新批准外资投资项
目平均合同额高达300多万美元,呈规模夸大的趋势。其中电子、汽车、化工等
工业领域的外资集中度上升、大型投资数目不断增加。为防范可能产生的垄断风
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并购行为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预警机制。可仿照美国,一经发现危害经济安全的跨国投资和并购,立即采取相
关措施。对于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投资性公司,应借鉴日本的做法,要求其定期
报告。如反垄断主管机关认为有问题,可令其减少投资,转让股份,排除垄断的可能性。⑦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周成新:《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2月第3版。
【2】聂明华:《中国企业应对跨国并购投资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3】杨亚沙:《跨国并购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影响》,载《国际经济合作》2004 杨光华:《竞争法与竞争政策之国际合作》,载《公平交易季刊》2002年第10卷第3期。
孔海文:《谈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⑥⑦
年第1期。
【4】朱斌:《论跨国企业现行法律管制的缺陷》,《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年第7期。
【5】徐明星:《浅析对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6】尚明:《中国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第三篇: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摘要:结合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方向,对经济安全的定义做了一定的总结归纳.并分析了外资在华的并购情况,尤其是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并购已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潜在威胁。针对上述情况,指出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外资,必须构筑经济安全防御体系,而这可以通过出台《反垄断法》及建立审查跨国并购的机构等方式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改变以GDP及外资并购为指标的地方政绩考核模式、加强自主创新以争夺国际技术话语权等方式实现
关键词:跨国并购;经济安全
背景:
20O6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他认为外国企业不受约束地并购中国企业可能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李德水对外资并购提出如此强烈的意见,立即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紧接着全国工商联也在 两会”期间提交一份提案,指出“对待外资并购要有底线”。而温家宝总理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国家对银行业的绝对控股地位。这些都使得外资并购问题成为新的热点,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对中国的外资并购的反思.一. 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
跨国并购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其特征主要是通过外商注入资金,获得被并购企业资产的部分和全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从理论上说,作为全球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都是出
于其全球性竞争战略的需要,基础在于其技术、产品、管理、品牌等所有权优势,这也就决定了其对投资的控制要求,并且越是所有权优势明显,其控制经营的趋向也越明显。近年跨国投资的发展状况,已验证了这一理论,即跨国收购、兼并成为国际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并购的外资进入后对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产业安全问题提出了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包括:一国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运行键康、增长稳定、发展持续;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力和竞争力:不至于因为局部问题的演化、影响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和遭受过多的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
二. 外资在华并购现状
从1979年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224亿美元。在利用外资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并受1995年以来国际新一轮跨国并购浪潮影响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自上世纪8O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
2O世纪8O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 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而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这种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 以高新技术为重点 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 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一些跨国公司认为 现在是收购中国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比欧美低得太多;还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时提出: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随着一系列并购法
规的陆续出台,外资开始在中国市场展开全面收购。其在华并购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从合资到独资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外商独资全面超过中外合资合作。比如,宝洁在中国的公司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已全部独资;欧莱雅只用50天就整合了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我国大型超市的80% 以上已被跨国公司纳入囊中 ;其二,近年来,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其三,众多的投资基金而非产业资本纷纷涌入,乐凯胶卷、南孚电池、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大连电机厂等等国内品牌企业都被外资“收编”,而不少投资基金获利退出后便把控股公司倒手他人,其间不乏转卖给原公司的外国竞争对手的现象。如南孚电池被摩根控股后便被卖给了其竞争对手吉列公司,后者生产金霸王电池。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米其林以及旗下品牌在各自细分市场上处于主导地
位,富士公司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25%。此外,在手机、电脑服务器、网络设备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我国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已占据我国1/3以上的市场份额。
三. 跨国并购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安全隐患
跨国并购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它可能带来产业结构扭曲、民族工业遭损、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大量外流和宏观调控乏力等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
1.跨国公司谋求行业控制。不仅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也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危及我民族工业跨国公司并购企业时,总是力求绝对控股,取得对合营企业的支配权,以便实施其全球战略。跨国公司并购的首选目标是我国有发展前景行业的龙头企业,以便迅速抢占市场和制高点。他们凭借技术、资金、规模等优势,利用我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排挤我产业内现有企业,使得国内企业无法与之抗衡倒闭或者陷入困境。国内手机市场洋品牌一统天下,胶片市场上柯达、富士两巨头的低价倾销,以及饮料市场上两家“可乐”的称霸,无一不体现了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压制与排斥,结果造成我国相应领域经济长期发展动力不昆跨国公司还以其技术、规模、资金等优势高筑进入壁垒,阻止我潜在进入者,以达到霸占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目前跨国公司已掌握了我国某些行业的经济支配权,形成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如我国轻工、机电、化工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存在被其控制的局面,尤其是电子产业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对跨国并购不加以控制,让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就可能挤垮我国一大批民族工业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跨国公司对我国重点行业企业尤其是对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主导产品的企业进行并购,使国家对产业和市场的调控受到影响和牵制,也使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
2.跨国公司谋求技术控制。窒息了我国企
业的技术进步
首先,跨国公司虽然具有先进的技术,但是,产品生命周期表明,跨国公司只有在产品的成熟阶段才有动机把生产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
家,而此时的技术已不是最先进的。所以我国引进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有时甚至是已淘汰的技术,对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跨国公司总是严加封锁的其次,跨国公司不可能通过提高中方的自主技术能力来培植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大多以给我提供技术为由,取消我企业技术开发机构,使我方处于技术依赖状态。
3.跨国并购中的不正当竞争,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干扰和破坏了我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产权交易立法及监管尚不完善,加上地方政府和企业引资心切等因素,并购中经常出现资产评估不严格和股权转让价格偏低等现象,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外,跨国公司还通过共谋、商业贿赂、欺诈舞弊、非法融资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达到并购目的。如跨国公司利用其设在全球的生产销售网络,采用“高价进低价出”等手段,从事转移利润、逃避纳税、抽逃资金、逃避我金融管制等活动,干扰和破坏了我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4.跨国并购中的结构失衡,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并对我国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跨国并购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外资大都集中于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些产业资金回收周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但是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发展看,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即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导致结构性供给过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发生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在其本土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加重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影响到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5.跨国公司在我国获得的巨额利润,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利润每年有1000多亿人民币,其中只有l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都留在我国内再投资。数年之后,其利润总
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元,等于我国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跨国公司集中要求兑换,就可能出现外汇危机,并进一步诱发金融危机。尽管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小,但我们仍应预作绸缪。
四. 降低隐患的措施
第一、构建国家产业安全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包含以下内容: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一国经济实力从弱小变为强大,重要的是长期发展的保障 具体说,发展经济务求以内需为主;外资比重适度,外资不可控制~国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对本国战略性幼稚产业给予保护,防止中国的支柱产业被势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垄断和控制;对跨国公司兼并和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制定防范跨国公司在中国子公司的价格转移行为的措施,保证产业利益的不流失或少流失。
第二、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市场经济自身能够提供反映经济不安全隐患的预警信号,而国家安全预警体系就是一个完善地收集和分析这些预警信号、及时反馈到经济决策中心的机制。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有助于政府及时掌握国家经济安全的态势,避免经济决策的失误,减少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
第三、对我国引资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调整外资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设法利用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引进外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国内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如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企业拍卖市场如何对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适度开放的问题、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问题,以及与国有资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衔接等问题。
第四、对国有资产的兼并重组应给予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的待遇,鼓励其积极参与。第五,尽快制定外商来华并购企业的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做法接轨。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旨在规范外资来华并购行为的法律或条例,特别对以垄断我国市场为目标的恶意并购行为,要有严厉的制裁手段。
第六,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政策。过去我们实行对外资优惠的政策是必要的,但在新形势下应与时俱进。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一视同仁地给予国内外企业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的环境比“超
国民待遇”更能吸引跨国公司。
第四篇: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胡伟
律师兴则民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设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律师。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文明与民主的象征。律师在维护国家的法制(法治)、保障当事人利益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和突出的作用。因而,在两大法系的几个主要国家中都有着较为健全和合理的律师职业制度。我国的律师制度起步较晚,在制度设计和现实运作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律师而言,普遍存在以下几项主要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问题
(2)律师阅卷权问题;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的问题等等。
通过对我国辩护律师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以及作用是很大的,辩护律师对现代刑事诉讼有很大的重要性;根据未来诉讼格局的新变化提出了以下这几点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对策:
(1)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2)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3)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及其内容等。犹太教的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忍受我们所不能够改变的事物,同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前二者。中国律师,是一个需要足够勇气与激情的行业,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与智慧的事业。律师职业是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尊严与价值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甚至血泪的艰难事业。让我们坚信中国律师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由律师法的修订实施带来刑事诉讼格局的新变化,为刑事诉讼各主体实现既要惩治犯罪,也要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合法调取证据,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司法腐败,维护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这些都是相关法律职业者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正是由于不同诉讼主体之间的理性搏弈和制约,才能推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诉讼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对任何诉讼机制而言,公正性都带有根本性。现代刑事诉讼的公正性理念主要体现在控辩平等对抗、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等诉讼原则之中,我国在此基础上已经基本确立了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不但非常不利于“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刑事诉讼构造,而且制约着法官的独立和中立审判。17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司法难以公正,而受害的却不仅仅是被告人,更包括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完整。因此,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甚至可以“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很重要的辩护方法,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的辩护方法。19然而在我国却很少有辩护律师运用程序性辩护方法,原因是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本得不到法庭的认可和采纳。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得到实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但是侦查机关违法侦查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通过这种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却总能得到法庭的最终认可,并据此作出判决。这不但完全背离了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更有违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而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则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刑事辩护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实现实体真实发现的要求,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建议我国法律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为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我国,根据法治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
(2)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辩护律师有权拒绝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其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当事人的案件事实的权利。辩护律师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全面、详细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也会将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诉辩护律师,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置辩护律师这权利,既有利于减轻律师执业风险,更有利于健全律师职业和辩护制度的稳定和保障功能。
(3)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
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察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重证据的重大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未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第五篇: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内容,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举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民法 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无不是围绕诉讼证据来进行的。举证、质证、认证是法庭调查阶段的 核心内容。举证是质证、认证的前提,只有做到举证充分,才能做到认证准确,查明事实,才能做到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目前,我国却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有关民事证据的举证规范也只是散见于民诉法的有关章节中。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关于我国的举证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民诉法并末真正设立举证时限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 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 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原则上确定了举证应有一定的时限,但 这个期限应为多长时间,应如何操作,愈期产生什么证明效力,都没有明确规定。这样一来,逻辑的结论是,当事人不论何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都重新开庭质证。
由于当事人举证没有终点期限,也就是说,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效力,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任何阶段均可以举证,只要裁判文书未送达之前都可以举证,送达之后,如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还可以举证。举证期限不规范,导致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裁判相脱离。由于当事人无限期的举证,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无终极的了断。有些案件,当事人在一审不提供证据,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在二审提出新的证据,二审因此而改判,甚至发回重审;有些案件,当事人在一、二审均不提供证据,而在再审程序才提供,再审又予以改判,甚至发回重审。这不仅浪费了诉讼程序、诉讼成本,降低了案件质量和诉讼效率,也造成了当事人累讼的局面,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也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
二、举证责任分担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若未能提出证据或者所提供 证据不足以证明时,将承担不利之裁判结果。举证责任分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根据 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分配应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项作出一般原则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民诉法第64 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对举证责任分担 一般原则规定。这一原则的含义是: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举证责任;2谁主张谁举证。具 体的说,原告在起诉书中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在答辩状中 对答辩所引用的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第三人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如果提起诉讼,实际上就成为诉讼当事人,他对自己的诉讼请求,也负有举证责任;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案件处理结果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事实,也负有举 证责任。总之,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 证明该事实。但是却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事实存在不明的场合,法院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因此,举证责任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标准,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关于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问题
过去,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强调法院根据职权主动地调查取证,法院的调查不受当事人所提 事实和证据的限制,而以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为目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造成了当 事人一张诉状,法官“跑断腿、磨破嘴”的相反结果。由于民事诉讼举证制度存在着当事人 举证与法院查证关系的扭曲,法官往往包揽调查取证,难以调动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工作透明度,造成法院积案逐年增加,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近几年 来,各地法院积极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特别是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取 得
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法院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调 查取证的职能作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同志认为,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变法院查证为 “坐堂问案”,举不出证据就驳回诉讼请求,因而对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取证的案件,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司法保护。在有的当事人法制意 识不强,诉讼行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法院指导当事人举证不够,不能正确处理好当事 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确保查明案件事实,及时公正地处理案件。
鉴于以上种种,我认为我国的诉讼举证制度亟待完善。
一、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
对此,我国法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期限应确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也就是说一审、二审法庭辩论前 可以举证;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期限应确定在一审诉讼开始至合议庭评议作出判决以前,如合议庭已评议作出判决意见后,当事人举证不予采纳;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一审诉讼审限届满以前;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终审判决以前;
第六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审限届满之前。
总之不论那一种观点都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全面考虑。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人比较支持的一个观点:当事人举证的终点期限应确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后15日内。其理由是,一方面可以预防原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证,使对方当事人措手不及,难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及有效地质证。同时,可以保证当事人有足够时间收集提供新的证据对抗对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举证,以及对抗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反诉等。如在上述期限届满以前,当事人提供证据确有因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限,延长审限一般也应确定为15日,如在延长审限期间内,仍不能提供证据的,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期限届满以后提交证据无效,法官可以拒绝接受。对于当事人申请延长审限人民法院应严格掌握。如在限期举证期限内(包括法院同意延长期限)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原因,影响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可以给予合理的延期。而不以逾期举证论处。以上观点,既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证的有关规定。
二、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完善举证保障制度,加强对当事人举 证的指导。
为了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建议建立和完善我国举证保障制度。目前,我国从立法上虽然规 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以及举证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等一般性规范,但缺乏切实可行的程 序保障。突出地表现在,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当事人能够以什么方式,依照何 种程序去收集证据?当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占有证据而拒不交出时,或者是证人不愿出庭作 证时,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获取证据?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当事人因没有依法取证 的途径和手段,明知存在某一证据却收集不上来,从而导致败诉。因此,通过诉讼程序获得 必要的证据,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立法上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享有收集证据的机制、手段和合法的途径。
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做好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工作,使当事人明确“ 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法律内涵,引导当事人正确取证。
二、正确处理好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取证的关系
人民法院收集证据是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主动查证。当事人认为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证据,自己因客观 原因的限制不能收集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于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 得的证据申请证据保全的,当事人也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人民法院对其申请
要及时审查,属于由法院收集的,应当及时收集。如果不属于法院收集的,则应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这样,既可以促使法官认真履行职责,又充分保 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从而使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
举证制度,对于人民法院公正地裁判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落实举证责任,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和质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完善科学的举证诉讼制度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