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企业会计制度比较.doc

第一篇：中外企业会计制度比较.doc

中外企业会计制度比较

1.所有者权益的比较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核算有独特的要求，《公司法》等法律也较明确，为此，我国具体准则将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核算单独作为一类进行表述。我国的所有者权益具体会计准则包括引言、正文和附则三个部分。引言主要说明了本准则所规范的范围，即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会计核算和会计报表揭示。正文部分为定义、所有者权益的构成、投入资本、增加资本、发行费用、接受捐赠和资产重估、利润分配及亏损弥补、减少资本等九个事项。

与我国所有者权益比较，实缴资本与我国的实收资本是基本相同的。资本盈余、资本增值、非股东捐赠的资产均与我国的资本公积概念相对应；留存收益与我国的未分配利润相对应。我国有“盈余公积”概念，属于所有者权益的内容，代表从利润分配中提取的有关金额内容。在我国，财务制度规定要从税金利润中按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并将这两部分提取的金额放入“盈余公积”之中，而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税后利润进行股利分配，剩余即是留存收益。

美国所有者权益一般分为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实收资本即股东权益，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若存在超面值缴入股本则将其单独列为一项。

日本所有者权益即为资本。资本必须划分为属于资本金部分和属于盈余部分。资本金部分应当列示其法定资本额。对于已发分为资本公积金、利润公积金及其他公积金，并分别列示。资本公积金包括由于股票发行转入的盈余。利润公积金包括来源于利润的盈余。其他公积金包括任意公积金和本期末分配利润。

英国的所有者权益一般包括资本及准备。通常分为已缴股本、股本溢价、重估价准备、其他准备及损益7部分。其他准备包括资本收兑准备、自有股份准备、按公司章程提取的准备等。

2.收入的比较

我国在制定本准则的过程中，参考国际会计准则，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原则，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98年6月完成制定，对外公布，并于1999年1月1日起暂在上市公司施行。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会计原则公告第4号指出“收入是指按公认会计原则确认和计量的资产的总增加或负债的总减少。其中，增加或减少源于企业的那些能够改变业主权益的获利活动。”这个概念一直沿到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公布的第一辑概念公告（1985年由第六辑概念公告替代）。第六辑概念公告指出，（营业）收入，指某一个体在持续的、主“

要的或核心的业务中，因支付或生产了商品，提供了劳务，或进行了其它活动，而获得的或其它增加了的资产，或因而清偿了的负债（或两者兼有）。”其中，“持续的、主要的或核心的业务”包括生产或支付产品、提供劳务、借贷、保险、投资和融资等类活动。这就相当于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码所指的“日常活动”。因此，第六辑概念公告中收入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8号中收入的定义类似。

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对收入下过定义。比如，日本公认会计原则将收入定义为“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交付或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及其它盈利性活动而引起的资产的毛增或负债的毛减（或两者兼有）。”这个定义与国际准则中对收入的定义基本要相同。澳大利亚准则中将收入定义为“企业在报告期内，导致权限益增加（不含所有者投入所引起的增加）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其它增加，或流出的节省，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此定义比国际准则中对收入定义的外延要大得多，不仅包括销售商品形成的收入，还包括处置非流动性资产形成的收益以及债务豁免等。

我国考虑到收入和利得在形成的原因和会计核算方面有一定的差别，将收入和利得区分开来，有利于建立收入确认和计量原则，以及分别提供收入和利得的有关信息，将更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需求，且尽量与国际准则协调。因此将收入定义为“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他人使用本企业的资产等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

3.关于利润的比较

我国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中利润总额由营业净利润、投资净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非常净损失组成。

对于营业净利润，我国的营业净利润的范围要比美国更小。如投资收益的大部分内容就属于美国的营业利润，根据我国损益表的结构，投资收益实际上是非营业利润，这与营业或经营的范围不甚相符。照此类推，投资就不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虽然有悖常理。德国的营业利润也包括投资收益。我国直接列示投资收益，德国则按其构成列示分为参与收益、其他有价证券和长期贷款收益、其他利息收益、长期金融资产和短期证券摊销等项目。美国证明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的损益表项目也分项目列示了投资收益，包括股利、证券利息、证券收益等。

对于营业外收支，我国的规定与美国的利得和损失不尽一致。美国将利得和损失划分为非常项目和正常项目，在划分依据上，美国是从经济业务发生的性质来判断。我国是从业务本身的经济来划分，因此，我国的某此营业外收支项目可能是美国营业利润的组成部分，如出售固定资产净收益；而我国营业外支出相对应，德国分非常性项目的可能性极小。与我国营业外支出相对应，德国分非常收入、非常费用、非常净益列示。从定义上看，两国都将营业外（非常）收入（收益）与费用定义为正常业务活动无关的收入与支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常”却又有不同的理解，处理固定资产、对外捐赠在我国看来是属“非常”的事项，而在德国却视为“正常”的业务。

德国的会计利润的确切定义是年度盈余，它是收益减去费用的余额，其会计所得税在年度盈余之前列支，年度盈余即为税后年度利润，应税所得和年度利润无须着意区分，自然各不相同。我国的利润总额为所得税前利润。美国的所得税属营业利润的计算项目，其净利收益就可视为所有才可以分配的利润。

美国的损益表分为营业部分的报告和非营业部分报告。营业部分报告参考APB第30份意见书是指“持续经营利润”。“持续经营利润”多步式列报中应分别计算毛利、营业利润、税前利润和税后营业利润。非营业部分报告分为中止经营损益、非常项目利得和损失以及会计原则变更累计影响。中止经营损益是指出售、放弃企业一部分经营或丧失企业一部分经营的所有权，“一部分经营”是指构成企业经营整体中一个独立的、主要的部分或拥有一类顾客的经营如通讯公司的电台。多种经营企业是一个唯一的独立的分部。报表的使用者，通常会通过了解企业的发展趋势而预测将来，为此，不同时期的财务报表必须具有可比性。当在财务报表中的当年经营业绩包括了那些与将来不相关的已中止的业务时，如果这部分业绩没有被明确区分开来，报表的可比性就大为削弱。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出发，将那些来自停业的经营业绩包括在当年数字中可能是必要的，但为了提高信息的可比性，这部分业绩应该与那些持续下去的业务区别开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停业与收购活动将会迅速增多，我国的损益表中也应对品止经营进行列报。表中的各个项目都应该区分属于继续的业务和属于已停止的业务，这种区分可以分栏的形式列在利润表上，也可以将他们反映在报表附注中。同样，将本年中收购得到的那部分企业业务能予以单独揭示也可以提高信息的可比性。4.关于费用的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中规定“企业应在收益表内或收益表附注中用一种分类对费用进行分析，该分类以企业范围内收益和费用的性质或其功能为基础。”目前，主要有种费用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称为费用性质法（或称“支出性质法”）。费用按其性质（例如，折扣、原材料购买成本、运输费用、工资和薪水、广告费用）在收益表内以总额反映，不在企业范围内不同的功能单位之间再分摊。这种方法只用于许多较小公司，将经营费用在各功能单位中进行分摊是没有必要的。第二种分析称作费和的功能分类法或“销售成本”法，它将费用按其功能划分为销售成本、销售或管理费用等部分。这种方法通常能向使用者提供比按性质进行费用分类更相关的信息，但将费用分摊给各功能单位可能具有随意性且涉及到相当多的判断。在这种分析法下，将费用划分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其他经营费用等。选择销售成本法还是支出性质法依赖于历史和行业因素，以及企业组织的性质。两种方法均能提供哪些成本可能随企业的销售或生产水平直接或间接发生变化的信息。由于每种列报方式对不同类型企业经营业绩组成要素的分类来作出方法选择。但是，由于关于费用性质的信息有助于预测未来现金流量，因而要求在使用销售成本法时作附加披露。

我国对费用分析采用销售成本法，将费用严格划分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美国不象我国那么严格，而常常将销售费用和一般行政费用合计列示，而将折旧费、利息费用、汇兑损益单列，有的也将利息净收入单列。德国《商法典》第275至278条对损益表作了专门规定，具体包括：损益表格式和项目。德国会计依商法典规定可采用总成本法或销售成本法计算损益。德国会计依商法典规定可采用总成本法或销售成本法计算损益。损益计算的总成本法，是依据生产规模业绩（包括销售净额、存货增加或减少、自制设备和其他业绩）减去总成本（包括材料费、人工费、折扣、其他）报告生产业绩。这种分法对成本核算的要求是按费用的经济性质进行成本分类核算的。至于产品销售与否，并不影响总业绩。损益计算的销售成本法，是依据销售规模将销售净额减去销售成本呈报生产业绩。无论生产多少，未实现销售则为乌有。这种方法对成本核算的要求是按费用的经济用途进行成本中心核算，销售成本只包括产制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单列项目陈报。

第二篇：中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较

中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较

——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JFE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是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桥梁，目前已成为一种趋势。西方企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责任报告体系，然而我国的报告质量总体偏低。因此我们通过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第二大钢铁公司JFE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异同之处。

一、社会责任理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倡导的社会责任理念为“社会、环境、企业、员工等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和谐发展”。其中具体的实践包括安全与职业健康、依法纳税、节能减排、各个环节的产业链和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等环节。日本JFE有限公司则秉承“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社会责任感。,实现企业“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坚持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到实处，崇尚“天生我才必有用”，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南京钢铁还是JFE在社会责任理念上都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环境和经济的最大效益。尤其是JFE，将节能减排放在社会责任的首位，提倡环保。

二、社会责任报告内容构成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由公司概述、公司治理、员工绩效报告、社会绩效报告、环境绩效报告、产业链绩效报告六个部分组成。而日本JFE则包括总裁致辞、公司概况、公司治理、环保履责、安全履责、人员培训和服务社会七个方面。从内容分布上来说，日本JFE将环保履责放在首要位置，占了很大篇幅。其次是安全及人员培训，最后是服务社会，并没有提到公司绩效。然而南京钢铁则用了极大篇幅来进行绩效报告，侧重于公司员工、社会等方面的绩效。

三、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

为了增强其社会报告的说服力，两家公司都采用了多种披露方式来进行论证观点或说明事实。图表使社会责任报告更具清晰与直观，大量数据的使用使报告更具说服力。尤其是日本JFE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使用了大量的清晰的数字，图表，让人一目了然。其中服务社会模块中，运用了大量的照片，证明了其实践“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社会责任价值观。相对于日本JFE公司来看，南京钢铁的图表数字则相对少了一些，在这一方面还有待改进。

四、环境履责 在社会责任报告的环境保护报告中，南京钢铁提出了节能减排，环境贯标、环保对标、内部检测监控、项目环评和固废与危废管理六个小点，进行了阐述。大部分为理论上的文字描述，数据较少。日本JFE公司提出了清洁生产，降低无组织排放。其中还列了从2008年到2012年每吨凝胶材料生产所产生的单位毛CO2的变化走向，2008年到2012年工厂余热发电量占工厂总耗电的百分比，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消耗量等直观性的图表，并且在环保履责中举了多个实例，例如组建污泥研究实验室等。在报告中，JFE还展示了该公司处置废弃物的开工项目，包括了项目名称，设计处理能力等。

五、安全履责

日本JFE公司认为安全工作是企业的根基，在报告中提出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鼓励人员报告全部事故，全面执行风险评估，培养专业安全经理作为优先级工作来抓。在报告中指出了2010年-2012年安全生产资金的投入情况，逐年上升，每百万工时的事故率在逐年下降。然而南京钢铁的报告中仅用了两小段描述了安全培训和员工安全，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工作安全意识没有国外企业那么强。

第三篇：中外企业捐赠模式比较研究

内容 摘要： 企业 的慈善捐赠有他利型和互利型两种模式，本文从捐赠决策驱动、捐赠结构、捐赠效果三方面论述了中外企业捐赠模式的差异，即他们分别属于他利型和互利型捐赠模式； 分析 了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中外企业的慈善文化不同、在 经济 市场中的实力地位不同、外部制度环境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模式，培育 现代 公司慈善文化的对策措施，即倡导企业公民理念、运用税收减免政策、规范 发展 慈善机构等。关键词：中外企业；捐赠模式；差异；慈善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慈善捐赠活动源于西方 工业 文明，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慈善捐赠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 中国 企业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进行慈善捐赠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来回报 社会。为探讨国内外企业捐赠的理念和行为，中国社会 科学 院社会政策 研究 中心公司捐赠研究课题组于2000年-2004年实施了两个阶段的连续研究，其结论是：国外企业主要以互利型捐赠为主导模式，国内企业主要以他利型为主导模式。

一、中外企业捐赠模式的差异

（一）企业慈善捐赠的两种模式：他利型与互利型 根据决定捐赠事项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是否重视捐赠项目的管理和评估这两类主要指标，可以将企业捐赠划分为互利型和他利型。主要依靠外部驱动力［１］决定捐赠事项、不重视捐赠项目管理和评估为他利型，主要依靠内部驱动力决定捐赠事项、重视捐赠项目管理和评估为互利型。他利型企业捐赠模式的基本规则是将公司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相对立，相分离，以企业与政府、非营利组织三大部门各执经济、政治、社会职能，各自独立为社会准则。这种捐赠模式将慈善捐赠视为企业家个人的慈善行为而与企业的目标无干，企业只有经济目标、经济功能、经济责任，如要实行捐赠，最好方式是将捐赠的资金、组织、项目都与企业本身完全分离。因此，公司领导人“几乎不在解决社会 问题 的事务中提出自己的专门建议，他们乐于站在幕后资助私人基金会”，多“采取现金捐赠给非营利部门，而不是捐赠产品、商业建议和公司志愿者，以免非盈利机构和公司走得太近”，在决定捐赠项目时，有意“选择那些和自己的业务最小相连的领域”以防被人以利己的口实诋毁。［２］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工业化早期社会的仇富心态的产物。互利型的捐赠模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慈善范式。互利捐赠本身的特性导致这类捐赠具有一种内在的机制。简言之，互利型捐赠的机制型要素主要是：①互利理念是他利和自利的有机整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②互利型捐赠是公司与社会博弈的结果；③互利式捐赠处于外部场与内部场的协同作用之下；④互利式捐赠将公司地位置于与所有相关利益人建立的 网络 之内。互利型的公司捐赠模式体现了公司好公民的慈善文化，它鼓励公司进行慈善投资，慈善投资的含义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排除经济含义的社会投资。“公司通过资助那些引起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关注的长期项目，如 教育 改革、艾滋病防治等，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它导致“公司首次用慈善事业来支援公司真正的目标运用。除了现金，公司还向非营利部门提供管理建议、技术和通讯支持、以及志愿者雇工团队。［”３］

（二）中外企业捐赠模式比较 如前所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当前国外企业主要以互利型捐赠为主导模式，国内企业主要以他利型为主导模式。可以从企业捐赠决策驱动、捐赠结构、捐赠效果评估等特性说明中外企业慈善捐赠模式的差异。

1、捐赠决策驱动：国外企业内部驱动占主导，国内企业外部驱动占主导 一般而言，企业进行捐赠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内部驱动力”，即企业从企业发展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进行捐赠的动机，包括高层领导的重视、企业战略规划、吸引客户及消费者等：二为“外部驱动力”，即外部机构的捐赠动员及企业的从众心理，包括政府、慈善机构、媒体的捐赠动员以及其他企业捐赠的 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捐赠决策的驱动力方面，国外企业的捐赠驱动力主要来自计划策略、员工发起和领导倡议等内部驱动，比率为80%，而国内企业仅为41%；国内企业的捐赠驱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外部驱动，比率为59%，相应的国外企业为25%。内、外不同的捐赠驱动力反映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处于不同捐赠状态，其中，国外企业有着明确的捐赠动机，内部驱动占主导，是一种主动性捐赠，国内企业捐赠动机模糊，被动捐赠的行动更多。２、捐赠结构：国外企业策略性强，国内企业实用性强 一般来说，企业的主营业务，企业所在的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捐赠方向，企业捐赠结构反映了企业进行捐赠的策略。《中国企业家》近期对部分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有87.5%的企业选择“教育科研”为主要的捐赠方向，75%的企业选择“赈灾”方向，50%的企业选择“扶贫”方向。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各有84%的企业选择“扶贫”和“赈灾”作为捐赠的主要方向，80%的企业选择“教育科研”方向，52%的企业选择“ 体育 文化”方向。可见，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教育科研”方向的捐赠，国内企业更倾向于“扶贫”、“赈灾”方向的捐赠。显然，跨国公司利用了教育捐赠互动性强的特点，扩大了捐赠的影响面，体现了企业在慈善捐赠过程中的策略意识。

3、捐赠效果：国外企业重视管理和评估，国内企业管理不足、评价稍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一项包括15家跨国公司和15家国内企业的“捐赠研究资料”的结果显示，国外企业重视捐赠项目的管理与效果评估，其中与政府合作管理的比例达到76%，与社区合作管理和自行管理的比例分别为5%和2%，三者合计达到83%。另外，国外企业86%以上的捐赠资源得到了效果评估，但国内企业接受评估的捐赠只有11%。由于对捐赠效果的评价低于跨国公司，国内企业的继续捐赠意愿也比跨国公司低。总体而言，国外企业的捐赠决策主要是由内部驱动，主要指向相关利益人，因此十分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属于互利型捐赠模式；国内企业的捐赠决策主要由外部因素驱动，捐赠指向策略性不强，因此不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属于他利型捐赠模式。

二、中外企业捐赠模式存在差异的原因 造成中外企业捐赠模式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中外企业的慈善文化不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实力地位不同，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不同等等。

（一）中外企业的慈善文化不同 国外企业互利型的捐赠模式体现了“企业公民”的慈善文化。“企业公民”理念是企业和社会双赢的互惠理念，就是将企业看作一个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普通公民一样，应该为社会尽一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企业不能只是追求利润的机器，它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环境、对社区的责任。当然，企业在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如宣传形象、表彰其美誉度等。在某种程度上，企业捐赠和慈善行为是企业的社会投资，是企业与社会积极互动、互利的一种行为。“企业公民” 理论 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与非盈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企业捐赠成为跨国公司自主、自觉的社会道德行为，并且将企业捐赠与企业发展战略、市场开发策略相结合，形成了可持续的制度化的运作机制。目前，在欧美等国家，企业社会投资已经成为国家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社会贫困、社会分化等许多社会问题的手段和策略。

相比之下，国内企业对“企业公民”理念的认知程度不深，中国企业的慈善参与理念更多的依然是带有民族情感的价值理性成分，虽然它更加注重人类的社会需求和精神层面的平衡，但却由于缺少与工具理性的有效结合而显得零散和随意。

（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实力地位不同 发达国家的企业慈善从他利走向互利，一方面源于工业社会的成熟，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已经有了一整套社会制度，依靠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再创造以及积极的社会投资和实施再分配，增进全民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的。另一方面，是全球化 时代 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各种势力争斗加剧的结果。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是市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企业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必然相结合的产物。我国目前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观念和水平还比较低，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受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办社会”文化的影响，国内企业的企业领导和职工都把企业承担社会功能是做天经地义的事，只是国家“从一个口袋里拿东西方到另一个口袋里去”而已，他们视参与慈善为简单的“还国家的债”和“为政府承办社会事业”。因此，还没形成把慈善捐赠与企业发展战略、市场开发策略相结合的互利型现代企业捐赠模式和慈善意识。

（三）中外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 历史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有利于企业慈善文化发展的，相对成熟、完善的内外制度环境。以民间慈善事业相当发达的美国为例,截至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服务于公共利益、资助慈善事业的各类基金会组织就有近4万个,拥有资产约1900亿美元。美国的慈善组织、基金会非常发达,从国家立法、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监督到内部运作相对比较成熟。正是这种成熟才使得美国的慈善事业获得良性发展。因为人们相信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会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反观我国的情况，当前我国非盈利机构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机制，没有很强的经营能力，不能很好地在慈善事业的捐赠者和捐赠对象之间建立联系。就宏观层面而言，我国公益机构的发展在三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严重制约了企业募捐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第一，我国公益机构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其对企业慈善功能的引导还不够。我国公益机构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往往行政化色彩较浓，远没有形成市场化的竞争局面，渠道不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慈善行为。第二，国家对公益机构的法规和制度管理乏力。我国对捐赠行为专门的 法律 规定是1999年9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然而，该法由于涵盖面较小，可操作性不强，对规范捐赠为和受赠行为所起的实际作用并不大。第三，我国公益机构自身的管理与运作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如未能开发足够的捐赠对象和项目，捐赠人可选择的范围过小；工作人员队伍不专业，工作效率不高，专业化能力不强；运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不高，捐赠款项的使用情况往往不甚明了，捐赠者不知道是否有效地满足了自己的捐赠愿望，从而打击了捐赠人的积极性。

第四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它最终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二、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西方国家在普通法院之外，还设有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专利权法院等等专门法院(如美国)；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组织体系，互不隶属。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并设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全国还普遍设立了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

此外，在检察机关的组织构成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不是独立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它通常附设于法院中(如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隶属于行政机构系统(如美国)。而在中国，检察机关与法院、行政机关并立，从中央到地方分四级设置，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

三、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也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实施法律，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英国的上诉法院法官从执业15年以上的辩护律师中选择，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辩护律师经历。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依据我国05年制定的法官法，担任法官同样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如美国联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统中，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等洲的法官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而美国绝大数州法院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28个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4个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是终身任职。有的国家虽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为六年，但可以连任，没有任期限制，实际上有名望的法官几乎是终身任职。[1]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了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了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二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容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也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到独立行使职权。例如，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在处理与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审判方式

在审判方式上，西方国家实行两种不同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在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庭审的作用极大。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过程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台、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于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八实质审判阶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当今的司法改革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开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识、宗教冲突和本土文化兴起；第三，贸易自由化使各国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国外的法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第二，职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10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第三，外来知识持续引入，但不断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却，表现在：诉诸人心的观念、官方权力的过分依赖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

国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

在刑事司法领域,世界各国解决诉讼迟延问题的举措是简化诉讼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规定举证期限和审判期限。首先是简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实行的处刑命令,各国刑事程序中的简易裁判程序。其次是减少诉讼环节,如英美等国的罪状认否程序,常常导致法官直接定罪和处刑,从而简略了组织陪审团进行听证和辩论程序。最后是对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决程序、少年案件程序。当然这些都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民事司法领域,作为诉讼超级大国的美国主要面临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和诉讼费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对法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过了世界第一部专门的ADR立法《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应当允许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国的法官已从超然裁判者,转变为类似于行政人员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国,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自1877年颁行以来,已经进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几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简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英国, 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诉讼改革以“接近正义”为目标,在负责这项改革的沃尔夫勋爵发表的《接近正义》中期报告(1995)和最终报告(1996)的基础上,英国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诉讼规则》,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该规则共进行了46次修改。针对程序复杂、耗费较大、诉讼拖延等方面弊端,沃尔夫勋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则以及新的分配正义诉讼哲学主张,都体现在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中。

二、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并进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通的特点。例如,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日本裁判员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国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员选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国陪审团制度的经验;在裁判员职权方面,它借鉴了德、法等国参审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国民参与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决定是否妥当,以便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限制。为了提高监督实效,修改后的《检察审查会法》则规定:检察审查会作出起诉决定后检察官仍不起诉的,检察审查会可以再次决定起诉,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师代替检察官提起公诉。此外,韩国国民参与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当性,韩国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颁布并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关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法律第8495号)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引入陪审团审判制度。在俄罗斯,广大民众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诉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环节”。“立法者力图通过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取代职业法官来裁断公民是否有罪,以确保法庭审判不再仅仅沦为对侦查结果的草率审查,而成为完全意义上控辩两造的理性对抗的新格局。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民事司法中,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纠纷解决发展过程也是纠纷解决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公力救济的权威源于其专业而不仅仅是强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的刑事司法官员,以及专门负责刑事辩护的律师等,这也是刑事司法职能的独立化,刑事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规化;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刑事司法人员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专业化是推广法治原则的要求,要求司法行为“中规中矩”;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是回应纠纷新类型和犯罪智能化、技术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与时俱进”。

三、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结合

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利应该优于或高于权力;而权力应该是权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权力很容易膨胀和滥用,并成为权利的侵害者,因此,为了保障权利,必须制约权力。法治的基本目标是要以法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稳定且良性运转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重心和一个基本点。所谓“两个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所谓“一个基本点”,就是治官限权,即“为官者不得违法”。这首先“有良法可依”,还要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依法办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办案。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总体上体现出从传统的注重打击犯罪到现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目标转向。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司法价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争转向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扩大了追诉对象和辩护人的权利。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辩护人的地位也获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扩大辩护人参与诉讼的范围: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诉讼之时起,就可以获得辩护人的帮助,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帮助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其二,增加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介入诉讼后的会见权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辩护人有权在提起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调查活动;同时,辩护人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证据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应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与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被害人所强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打击犯罪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司法系统所面对的是一种三角形利益关系,即社会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就要在这种三角形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护人权。

不过,在某些国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例如,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刑事诉讼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刑事侦查权力,这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蚀,进而改变了社会安全与人权保护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基本宪政结构。尤其是2001年9月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扩大了打击和追诉对象的范围;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羁押外国人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扩展了联邦执法部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权力范围,使刑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国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书》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诉讼主体合作与程序多元互补

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需求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样化。为了应对犯罪高峰和诉讼爆炸,司法效率某种程度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核心的对抗制诉讼的社会价值是将诉讼主导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其代理律师)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蕴。因此,出现了通过“合作”诉讼缓和对抗制模式的实践范式,在摒弃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大对抗制所独具的社会效用,或者以当事人在依然保留对诉讼结果的主导权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诉讼的协作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或者在对抗制模式常见的竞争框架范围内强化合作。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解决的。这种方式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它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使得辩诉交易在美国由地下转向合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认可),并且由一国推广至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司法和谐的价值也促进了司法模式的多样化。例如,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引入调解的机制,而且从系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恢复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归健康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设立也体现了程序多元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少年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以及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都是对常规程序的补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国以公正审理权(或正当程序权)为国民的程序基本权,在宪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现,不仅包含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包含诉诸法院的权利, 1999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实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强法官对案件的管理、设置多元诉讼程序等。加拿大、美国等国也都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法院对案件的管理。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程序的规范化从公正审判转移到保障诉权,从对抗制转化为管理制,强调当事人对抗与法官管理、普通程序与多元程序相辅相成。

法国1975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突破1806年拿破仑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强调诉讼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护保险制度,保证平等行使诉权;二是减轻上告的负担。后者包括:(1)强制实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律师制度;(2)在1967年设置调查法官制度协助主审法官基础上于1984年又新设调查官减缓上告法官审判任务过重的问题;(3)1978年在最高法院设置选择系属制度对上告理由进行判断而直接作出受理、驳回或者撤销的简易处理。这三项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为前提,还推出意见照会制度(如同我国的请示答复制度)对上告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防止诉讼迟延;四是以丰富多元的ADR制度对仲裁和诉讼进行有益补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寻求法官权力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德国百余年来经过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当事人自由逐渐被限制、法官干预逐渐加强,这分别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法律的特点。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增加法官的阐明义务、扩大独任审理来实现一审程序的强化;二是重新构建了上诉条件和方式,由此重构审级功能,增强初审法院裁判对当事人的影响力,限制上诉数量;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广应用。该法第278条规定强制性的“和解辩论”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诉讼在口头辩论之前必须有一个善意和解的协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现代西方各国“简易程序”名目各异,大致包括:(1)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职权主义介入较多,注重调解;较低的诉讼费用标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程序完全分离,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毋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2)大陆法系国家的“简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3)大陆法系用于分流金钱诉讼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国家用于分流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的即决判决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及“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当然,各种简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础上根据或单一或多样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20世纪,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掀起了接近正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从创立和完善诉讼周边制度到现代型诉讼(扩散性利益司法保护)再到构建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ADR),纠纷解决的功能逐渐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形成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指导ADR运动的两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义指向ADR,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从质的角度改善和缓和司法和诉讼的固有弊端。总体而言,ADR除了具有缓解诉讼压力还有社会合作和自治的意义,并且对司法起着量的分流和质的改善的作用,不过正式的诉讼和非正式的ADR之间面临着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ADR的运作及其对司法及法治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相对合理和不断调整的过程。A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发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发展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社区法院等,使法院承担促进、协调和制约监督ADR职能,促进传统诉讼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转化,促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改变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传统思维方式等。无论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国的民事司法以“尽可能避免诉讼”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方案和ADR具体措施的逐步应用、德国的自治取向的起诉前调解前置,还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导建构而形成的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的管理型纠纷解决模式,都表现了ADR机制与诉讼制度的相互补充。

中国司法改革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官、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考察推荐，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司法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意见，但是最终还是由地方党政说了算。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司法权地方化。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模式。事实上司法机关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政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财政上看,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且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一而出现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司法部门的经济利益,司法人员的个人物质利益同地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执行判决时,都有一种基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考虑的主观愿望,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 本地的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不亏损,本地银行里的钱不被划走。于是司法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抢管辖、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偏袒本地当事人、不作司法协助等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还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实际上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内定,通过同级人大履行一下选举或任免手续。这种权力机构和权力隶属、权力依赖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当然不可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就决定法院及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只有与地方政权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案件的处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地方政权及其有关领导人,法院的经费来源就可能被切断、砍掉,工作就无法开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职务及审判职位晋升就面临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无端免职、调离、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及法官违法滥用司法权,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以这样说,司法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只是在职能上分开了,但是在体制上依然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司法机关无法充分实现宪法赋予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权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是一个是非的判决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不能到处出击主动提供服务。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法院所承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这是由于我们对法官和法院的职能定位以及权力运行特点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法院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从法院的设置来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区划的路子,这种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产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从法院内部结构来看,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员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从法院内部上下级关系来看,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所谓“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主动就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这种关系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这种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我国审判不能真正独立、公正以及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四））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二、针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公正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提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员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严把法院进入关。今后应明确规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为法官的主要来源,无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不能作为法官的选拔对象。目前存在的复转军人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进入司法机关的作法应当严加控制,尽快消除这种现象。对现有法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者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资格,颁发法官资格证。对考试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出法官队伍。这样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各种保障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这样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与淘汰制度。健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业务知识和办案质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要以考核结果作为法官提职、晋级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据,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激发法官队伍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机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职业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极具创造性,是一种专业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一种复杂劳动,社会应给予法官相应优厚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这样不仅有助于增强法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当具备的。

总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积极探寻现代司法模式,以适应我国4 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四)改革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法院严格、公正执法依赖于法官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即法官享有独立审理和裁决案件的权利,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决承担全部责任。但“两制”的实行情况往往是审判与裁决相分离,这种以取消法官独立审判为特点的体制,消弱、虚化了司法责任制度,直接导致法官队伍进取精神萎缩,政治、业务素质下降,从而与严格、公正执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改革完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作用;二是强化合议庭的作用;三是审委会应把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下放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四是认真落实审判责任制,真正做到权责的统一

(三)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准司法权。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一是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和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二是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这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外,还要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在法院内部实行立、审、执“三分离”制度,即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分别由三个职能部门行使,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失去制约。同时,要制订、实行一系列监督制度:实行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制;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总之,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第五篇：中外诗歌比较

从悼亡诗看中外诗人不同的柔肠侠骨

我爱诗，爱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也爱雪莱“如果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坚定信念。我爱陆游心中承载爱情的沈园，也爱普希金毕生追求的那片自由的大海。我为舒婷《致橡树》中独立的爱情观所折服，也因裴多菲《我愿意是激流》中的奉献精神而感动。

我相信，诗歌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纵使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可谓中西方悼亡诗的璀璨之作。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是高中学的，当时只觉得旋律很优美。再度听见这首词是大学看《甄嬛传》时，果郡王从边关回来，见到甄嬛时，甄嬛内心百味杂陈，见到相爱的人，不能拥抱，甚至连眼泪也不能掉。千丝万缕的感情最终化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娓娓道来。那种感情，自此，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每每读来，总是落泪。

也许读惯了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豪迈壮阔，大家都把苏轼评定为豪放派。在我看来，这个豪放的男子温柔起来，实在可以和容若媲美。

昔日伉俪情深的夫妻，如今已然阴阳相隔数十载。纵使我难以忘记你的温柔体贴，纵使我是那么的想和你“共剪西窗烛,话语夜雨时”，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连你的坟墓都那么的遥远。可是，就算见了又能怎样呢，十年的风雨沧桑，你还能否认出我就是当年那个子瞻。

日夜的思念，你是不是感觉到了呢？梦中，你坐在窗前，正在细细地梳着秀发。一切只如当年。相见的场面我想过千遍万遍，想说的话我有千言万语。然而，真正见了还是“相顾无言”，两行清泪。只是梦罢了，对你的思念无处寄托，只能期盼每年在你的坟墓前诉说衷肠。

我们再来看弥尔顿的“梦亡妻”： On his deceased wife（梦亡妻）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我仿佛见到了爱妻的圣灵来归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2 from the grave，好象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Whom Jove's great son3 to her glad husband4 gave，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Rescue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Mine, as whom wash'd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暇的白璧；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因此，我也好象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Her face was veil'd;5 yet to my fancied sight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Love, sweetness, goodness, in her person shin'd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d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I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第一次读这首诗，只觉得晦涩难懂，后来看翻译，查了一些资料后，才发现这首诗的用情之深可以和《江城子》相比。

诗第一段阿尔雪斯蒂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为救丈夫埃德米特斯免于死，自愿去死。刚死，就被大力士赫丘利斯从冥王那里抢救回来，送还给了他的丈夫。这里引用这则希腊神话，主要是写妻子进入自己的梦中，梦境之真实，好像这个神话故事在自己身上重现了。

第二段中，诗人阐述了爱妻的死因，即死于产褥。他相信如此善良的妻子死后应该获得了宁静，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诗中，“洗净了产褥的污秽”和“重见到天堂里他的清辉”从两方面阐述妻子得到了救赎，在天堂里身心皈依。

第三段尤其令人感动。早年，弥尔顿就因为操劳过度导致了眼睛失明，因此，他从未见过爱妻凯瑟琳的真实面貌。在第三段中，诗人真真切切的在描述：她一身素装，纯洁美好。含有宗教主义的色彩，也可以看出，虽然，他从未见过妻子，但是，在他心中，妻子的形象如同圣徒一样，是纯洁、洁净的。“面罩薄纱”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未目睹过夫人的真面目。

第四段中，当这一切都这么真实的存在梦境中时，作者从梦中醒来，妻子已然离去，只留下自己慢慢回味。

要说起弥尔顿，很多人可能对他存有和苏轼一样的误解。大多数人知道他大概因他的失乐园。要说成就最高的也当属失乐园。但当你把苏轼和弥尔顿的两首诗放在一起读，并且联系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一生的遭遇时，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一、背景

苏轼一生从历史上看应该说是非常坎坷的。早年因受其父苏洵熏陶，发奋读书，博闻强识，为日后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年方20就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并且获得了第二名。五年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的，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道路。

诗人往往都是感性的，因此在政事上，他们少了些许干练纯粹。诗人又是有气节的，从来不会屈从，不会勉强自己违背自己的价值取向。

苏轼因在王安石变法这件事上与新党格格不入，因而被调到杭州，随即又到密州、黄州等地做官。经历了宦海沉浮，几升几降，而能与自己分担的人却早已阴阳相隔。或许是因相思过度吧，正月二十晚上，他的思念幻化成梦境一点一点蔓延开来。

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同样，受其父影响，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旅行的途中，他找到了自己应该坚持的道路。回到伦敦后，他开始了宗教论战，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并且一生都在为此努力。

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后，他继续写诗歌鼓励人们提高对革命的信心，巩固革命的政权。也在此时，他因为身兼数职，而劳累过度，双目失明。

随后，王朝复辟后，他被捕入狱，但却幸免于难。出狱后，他仍然站在清教徒的角度，为革命战斗着。他的失乐园中，通过对夏娃、亚当和撒旦堕落的描写，反映出了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失败。

弥尔顿的这首诗是写给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的，凯瑟琳嫁给弥尔顿才刚刚一年三个月就因产褥去世了，诗人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诗。

同样是政途上失意的两个人，同样是具有伟大抱负的两个才子，当面对自己政途的不如意和妻子离去的悲痛时，他们的语言瞬间融化了，在读者的心中澎湃，九转回肠。

二、写作手法

苏轼的诗总体是写实为主，而弥尔顿的诗则写虚为主。这或许也是中外诗人最大的不同。西方诗人因为受宗教影响，再加之其受希腊神话和浪漫主义的作用，他们经常极富想象力，而中国的古诗词作家，大多以质朴自然，感情自然流露取胜。

在这两首诗中，苏轼第一段先是写情，写不能相见，阴阳相隔的悲恸之情。而后，退一步，写纵使相见也难以相识的悲咽，讲感情加深一层。第二段写景，写梦中见妻子时的场景，家乡，轩窗，梳妆台以及明月，短松冈这些意象反映出了诗人见到亡妻时的情形。两段，情景分明却有景中有情，情中含景。

弥尔顿在诗中，先是用希腊神话为自己梦见妻子铺陈。第二三段虽描述了梦中妻子的模样，当却因包含有宗教主义色彩而使得凯瑟琳朦朦胧胧，难以触摸。也是因为受到宗教主义的影响，弥尔顿虽未见过亡妻，但在他的想象中，善良的人在死后都会得到救赎，都会得等到身心的宁静。因此，凯瑟琳是一袭白衣，纯洁无杂的。

三、不同的收尾

人生有很多悲痛之事，而最让人无奈的也莫过于阴阳相隔了吧。人死不能复生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然而，西方诗人因为受到宗教影响，常常会认为自己所爱之人死后身心得到了皈依，因此，他们的悼亡诗，悲伤色彩便会减淡不少。在这点上，中国诗则截然不同。在这两首诗中，结尾都以梦醒为基础，写现实妻子早已去世的伤感之情。然而，苏轼的更让人心生悲咽。妻子已然离去，那样对窗梳妆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那个懂自己的人就这样不存在了，独留我们在两地饮尽思念与孤独的愁绪。弥尔顿的则以宗教为依托，认为妻子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了宁静，找到了归宿的地方，因此，纵然，妻子离自己而去了，悲伤也冲淡了些许。

透过不同的结尾，联系是人物的生平，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更深的意思。苏轼的是对仕途的灰心意冷，对前途的迷茫。而弥尔顿的虽有悲伤之情，却展现出了他对反国教革命仍然存在着信心。

四、相同的爱情观

无论是王弗还是凯瑟琳，我觉得她们都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侠骨柔肠的爱人。

以前，我一直以为爱情就该从一而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才是值得称许的。因此，我无法理解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再娶林洙的事实。现在，我逐渐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与人会渐行渐远。

我想苏轼和弥尔顿写这首悼亡诗时，他们的续弦是知道的。她们应该也没有嫉妒的心。毕竟，一个人为一个人守候，心里存在她们的位置，这位置任谁也取代不了。后来人与前人各有位置，各有一片天地才好。

这种爱如此豁达，明朗。纵使时间流逝，岁月沧桑也难以抹杀曾经的相思相守。生前恩爱非常，死后这样并不华丽的诗词才能感人肺腑。这样的爱，深沉，浓重，与娶了几任妻子是无关的。他们永远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说：你是我的挚爱。

相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诗人的侠骨柔肠，更是人间真爱的纯净美好。不同的文化碰撞，相同的人类情感，这或许就是诗歌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