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西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第一篇：当前中西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当前中西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09级财政学张晨林I200902050

摘要：文章首先对建立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性进行分析，进而列举近年来我国在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成果，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力图从中发现问题并得到启示，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字：转移支付；分税制；一般性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

我国自实行了分税制的税制改革后，税收制度逐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然而，国家财政制度从整体上来说发展并不平衡。因为从世界各国的财政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分税体制如要长期稳定运行稳定运行，必须加以配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被忽视，从何处入手加快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国内的研究较少。

一．建立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补助，是由分级预算制度和分税制度两个要素的存在而产生的。虽然作为财政支出一个重要部分，但却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质：资金上的预算性，范围上的政府性和产权上的无偿性。同时，这也是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

因此，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政府预算中通常起到三种作用：

（一）弥补分税制度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统一的标准设计分税制度后，通常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地方分到的税收超过其需要的合理数量，二是一些地方分到的税收少于其需要的合理数量。为了保证各地的正常的生产建设，促进分税制的正常运行，大多数国家都会采用财政转移支付对其进行调节，例如对前一种情况的地区实行定额上缴，对后一种情况的地区实行总额补助等。一般转移支付就是这种具有弥补分税制度缺陷的转移支付。

(二)为公共政策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政府为公众制订了许多相应的公共政策，而要将其贯彻执行下去，没有财政资金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因为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行也需要资金，而这种资金和政府购买性支出又有区别，因此将其作为专项转移支付归入财政转移支付中。

（三）作为补偿性的资金支付。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政府之间，所不同于前

两者的是，这种资金支付带有调节政府之间关系的作用。例如，地方政府为响应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大力调节自身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造成的税收损失；还有，因战争冲突、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地方经济损失等等，转移支付通过横向支付的方式都可以加以补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财政转移支付作为独立的财政范畴，不仅财政收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国家稳定其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平衡快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特点

首先看中国。从1994年分税制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主要原因是由于深化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除此之外还有分税后中央政府税源上得以扩大的原因。在财政结构上，中央与地方的理财关系逐步走向规范，建立了以中央政府为主，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强有力地支持了地方事业的发展。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在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成绩：

首先，我国转移支付的总量在不断扩大。根据《2006年预算报告》，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额仅为560.75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为99.8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63.37亿元。到2008年时，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为22945.61亿元，其中税收返还4282.19亿元，转移支付为18663.42亿元。在财政转移支付当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为8696.49亿元，专项转移支付9966.93亿元。

其次，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投向中西部地区。据统计约占85%以上的转移支付资金。中央根据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财政收支困难的现状，果断从交通水利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和“三农”方面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配以政策性贷款，效果显著。

再者，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结构有所改进。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日渐提高与转移支付的重心逐渐下移。2008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94年的14.3%提高到37.3%，占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平均达54.4%，是当地支出的主要来源。并且，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从提供财政资金支持方面来干预地方财政资金流向，一方面使得转移支

付的重点转向市县基层政府，另一方面使得全国性的财政支出向日益规范化和公平化的方向发展。

三．与外国比较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但是，与西方当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进行比较，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移支付的技术路径有缺陷。近年来，财政部在规范转移支付管理上做了许多工作，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补助和专项补助，但尚未理顺分税和转移支付资金的关系。因为，按预算体制三要素理论，地方财政的分税资金应当包括税收分享资金和超收奖励资金两部分，但按我国的现行制度，对地方超收奖励属于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这就产生了重大的口径差异。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明明是地方政府税务工作的成果，变成了带有无偿性的转移支付，并且这种“转移支付”又缺乏预算管理的稳定性！除了难以为这笔资金定性外，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它造成了中央财政收入和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虚高。中央政府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的虚高会造成某些误导作用，如：对转移支付资金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的评估会降低等等。在这一点上，日本经验可以借鉴。日本的转移支付资金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直接进行转移支付，因此转移支付主要是纵向的。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五种类型，即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地方让与税、固定资产税拨付和交通安全特殊补助。其中，地方交付税的比例最大，相当于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地方交付税是指在中央税收入中留出一定比例作为中央与地方共有财源，由中央政府制定标准在各地进行分配，其目的在于促进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保证其公共产品的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日本的地方交付税制度是一种配给税和平衡交付税的双重形式，资金来源较为稳定。

（二）转移支付名实不符。首先，一般补助的规模过小。在国外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一般补助处于基础地位，通常有50%以上的水平。而在中国，据2008年财政部统计，一般8696.49亿元，仅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6.6%，但在扣除税收返还和超收奖励后，真正起到平衡地区财力不均的资金就变得非常有限。

再者，一般补助的项目过多，在财政部的《2009年政府收支科目分类》中70%左右的转移支付项目是在过去特定时期形成的，后来并不随着经济情况好转

而取消，反而形成现在固定的基数补助，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真正具有均衡地区财力价值的一般补助资金由于受到这些“伪补助”的分化，增长速度变得很慢，作用受到限制。

还有，中国的专项补助项目数量巨大且管理办法不明。2005年时做过统计，约有41项内容交叉重复，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20%。按项目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有71项，具体分配到44149个项目上，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有8825个。其实专项转移支付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补助项目与部门挂钩，以致越补越多，越补越杂，而且资金使用绩效变得越来越低。单从建立转移支付法律来看，难度很大。从西方近些年的经验来看，以英国为例，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中央财政对地区、郡、区的转移支付可分为专项补助和地方补助两种。专项补助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专门项目，如城市公共设施，社会治安和环境保护等。专项补助约占全部转移支付支出的10%。地方补助又称地方收支差额补助，是根据中央核定的地方总支出和地方税收入的差额进行补助，其约占全国转移支付支出的90%。并且地方收支差额补助的计算有严格的核定公式：

收入支出转移额=标准支出评估值-营业房产税-市政税

标准支出评估值=事业考核项目×单位成本＋－地区费用调整

虽然英国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数量不多，但在管理上严格把关，基本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了确定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全国在此项目上的公共服务能否达到均等化，英国采用了因素分配法，具体是三项步骤，即收集资料，设计计算公式和评价公式。有些学者认为，将这种与转移支付制度相配套的核定方法法律化，并长期贯彻执行，正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转移支付的透明度不高，资金绩效较低。我们知道，转移支付主要采用上对下补助的方式，这就有一个上下透明的问题。如果转移支付资金是透明的，那么市县基层政府就可以在年初将它们列入预算，并及时组织实施，按计划完成项目，并及早发挥作用。但如果专项补助的项目是不透明的，基层政府就只能被动的观望等待，一旦项目下达，则往往因错过了有利时机而难以实施，或者为完成预算而形成“年终突击花钱”。例如前段时间，国内某公安局年底为单位领导购置ipod当做U盘使用，立刻轰动全国。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

付是不透明的。各项转移支付资金要在全国人大通过预算草案后才陆续分配和下达，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要在下半年才能视中央财政状况陆续下达。这就带来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像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可以说，财政制度上的这种弊病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迫切需要改革。

为避免这点，西方国家往往采用《财政体制法》或《转移支付法》的这样一种法律形式，公布今后几年内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的主要方式，项目和数额，以提高地方政府的预算透明度。以德国为例，政府将财政关系的主要框架写入宪法，《德国财政平衡法》明确了联邦与州以及州与州之间的税收分配、各联邦州之间的财政平衡、增值税分配和财政平衡的实施与结算的主要内容，这就使德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更加规范和透明。

三．关于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规范转移支付的统计方法，明确各地转移支付的实际情况。将税收返还、超收奖励以及上下级财政之间的预算借款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栏目中去除。关于超收奖励，上文刚刚已经谈过，那么税收返还和预算借款又是怎么回事呢？先看税收返还，税收返还是随分税制改革中出现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而出现的名目，是指由中央代收后将属于地方的部分返还给地方。那么这里就存在问题：本文在开头曾经提到转移支付的“三性”中最重要的产权上的无偿性，那么税收返还作为地方在分税制中本应属于自身的收入，是显然不符合这种性质的。而上下级财政之间的预算借款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具有季节性，一旦在财政收入较少的月份发生较大的财政支出，就容易发生资金周转困难的现象。由于预算借款必须偿还，因此也与转移支付的性质不符。

（二）精简转移支付项目，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应当发挥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地区作用，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基本支出数额，通过实地调查统计（比如政府统计部门与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方法取消在以前特定时期所形成的转移支付，就可以相应的扩大对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的转移支付，使其财力需求与财力供给相适应。鉴于我国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量大，种类多的特点，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方法可以采用地区整合法或种类整合法。即可以按照各省所需的专项转移支付分别归入各省的转移支付中并根据各省发展情况及时加以调整；或者将专项转移支付按照种类或者相似点大小加以归类，每类专项

转移支付再列出各省所支数额，这样也可以看出新形势下各省专项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

（三）尝试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不仅在救灾、水源和生态保护方面，而且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建设，也需要各省级甚至各市级政府通力合作。在5·12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省份对四川进行了有效的专项救济帮扶，在最短时间内减少了人民财产损失，取得了成效。而与此相反的是，2005年黑龙江扎龙湿地的荒火事件就是某一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给其它辖区带来成本的例子：原因是乌裕尔河上游的某些地方政府修建了多数取水工程，使扎龙湿地水源断绝著名的“丹顶鹤故乡”变成了无鸟栖息之地，竟至发生火灾。为了挽救“地球之肾”，最后大庆市和齐齐哈尔市协商共同筹资300万给扎龙湿地人工补水，才初步还它原貌。所以说，辖区外溢效应会造成免费搭车现象，难道非要上级政府出面干涉才能纠正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完全可以通过有关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合作协议，利用转移支付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沿海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现象，即制造业加工业企业招募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其实也可以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沿海制造业加工业的工人主要来自中西部省份，而这些地方经济相对落后，难以对技工教育加大投资规模。如果沿海省份与中西部省份建立旨在促进技工供给的专项转移支付，那么相信随着中西部省份技工供给数量的提高，技工供需会逐渐平衡，“用工荒”会逐步缓解。

【参考文献】

【1】 蒋洪，朱萍.公共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 哈维·S·罗森.财政学（第七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 丛树海.公共支出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5】 金人庆.《2006年预算报告》.新华网，ht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7-06/27.

第二篇：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摘要：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既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干部和人事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完善了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鲜经验,又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有益做法,已在现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本文试从中西方公务员范围的界定到公务员制度的特征差异展开对比分析,并对其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探讨。关键字：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公务员考核，公务员培训 正文：公务员制度，西方又叫文官制度。西方文官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家实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制度，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已经和正在采用这种制度。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为适应西方工业化时代政府管理的实践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的文官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越来越不适应信息社会以及全球化时代政府管理实践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作为官僚体制支柱的文官制度，成为改革的焦点。80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脚步，我国开始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面对全球范围的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潮流，如何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借鉴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推进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公务员系指代表国家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公务员制度的称谓，各国不尽一致，英国叫“文官”或“文职服务人员”。美国叫“政府雇员"。一般通称为公务员或文官。所谓公务员制度，就是通过制定公务员法，对公务人员依法进行管理的总称。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进程中，积极吸收和大胆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的成功经验，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不是照搬，从社会制度的本质来说，我国推行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有着本质区别。

１、从权利和义务上看，我国和西方公务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区别

我国和西方国家公务员权利和义务的共同点体现于都规定公务员要依法行事，忠于职守，为大众服务，遵守纪律，不得经商，不得参加与本部门有关的赢利活动，不得兼职等等。而其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各国强调地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一般仅限于服务的地区范围，而在我国，所有的公务员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受服务地区的范围限制；其次，西方各国强调公务员“政治中立”，不介于政党活动，即为文官工作不受党派斗争的影响，如各国公务员法都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参加政党的竞选活动和支持竞选的募捐活动，不得担任由选举和政治任命产生的公职，不得接受政治捐款等等。规定“政治中立”的目的是为了在多党竞争的政治环境中，避免“政党分赃制”造成的工作混乱和官员队伍的动荡不稳，从而使业务类公务员不卷入政治斗争，以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有条不紊地进行，稳定公务员队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实际上完全做到“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则是要求全体公务员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并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教育，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并提供组织保证的，这与西方文官制度所标榜的“政治中立”有本质的区别。众所周知，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务员制度，必然取决于并服务于本国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因而必然各具其特色。

2、在公务员的录用考核方面，西方各国与我国也有所不同

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选用，是以公务员是否具有职务上所需要的知识能力为标准的，而为此所采取的方法即是客观公正的竞争考试，保证真正优秀的人才有机会担任公职，这样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克服政府官员任用中的不正之风。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侧重于功绩的原则。这是任用标准和依据的重要原则。要求按照工作成绩决定晋升，具有客观的测评标准。因为才能的高低、品行的好坏，应该反映在工作成绩上。功绩制原则的作用就在于激励公务员努力工作，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又可以强化竞争机制，促使公务员不断地争先创优。一句话，功绩制原则可以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美国的考绩制度便是如此。但这种考核往往注重人的现实能力，忽视人的潜能与发展趋势，这也是一个缺点所在。在我国对公务员的考核所坚持的原则：一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即要全面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公务员的状况，并按统一标准公平地做出对公务员的评价；二是民主公开的原则，就是要将考核的内容、标准、方法和程序等公诸于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并通过征求意见，民主评议的方式，让群众直接参与考核；三是依法考核的原则。其考核内容，即从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强调坚持德才标准和注重考核政治思想表现。

与西方公务员考核一样，我国的公务员考核结果也是晋升的依据，但在考核上也有一定的区别：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主要是考勤和考绩，以考绩为重点，一般不问政治行为；而我国则要求德才兼备。考核方法不同，西方各国以领导考核为主，考核结果不公布；而我国是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考核方法，考核结果通知本人。考核机构不同，西方各国以人

事部门为主对各部门考核，而我国是各部门自已考核。年考核次数不同，西方各国多年考核两次，我国则考核一次。考核程度不同，我国考核相对复杂些。

3、从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我国与西方各国有重大区别

西方各国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是雇用关系，把文官系统看作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将文官身份分裂开来（对公众是官员，对政府是雇员）。我国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国家的主人，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利的工作人员，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是共同履行行政责任的连带关系。

4、在公务员培训方面，我国和西方各国有所不同

西方各国很重视对公务员知识的更新和能力的提高，因此以各种形式对公务员进行培训，来保证公务员素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现有行政管理水平。如英国1970年成立了文官学院，以加强对文官的培养工作。而且西方各国还注重对公务员人格的培训，以使其具有良好的品质，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完成其本职工作。此外，对新录用的公务员或公务员晋升职务都要进行培训。西方各国比较重视公务员专业化原则，用人注重知识和专业，所以也要对公务员进行社会科学的培训，以拓宽其视野。另外，还进行单门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培训以及对专门机构整理出来的政府机关亟待解决的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的研修培训。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培训，强调针对性、灵活性的原则，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培训方式。例如，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是专门培训非技术性高级文官的“超尖子”学校。该院有一套自己的组织形式、严格的招生制度和独特的教学方式，以满足培训目标的需要。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以及其它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承担国家公务员的培训任务。国家行政学院负责培训高级公务员和部分中级公务员；地方行政学院负责培训地区中级和初级公务员；其它培训机构主要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所属的管理院校、高等院校的成人教育机构等。它们分别按系统或按专业承担有关公务员的培训工作。其培训内容主要是坚持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相结合。其类型有新录用的公务员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培训、专门业务培训、知识更新培训等。相比较而言，我国公务员的培训在规范化和制度化方面与西方各国差距较大。

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与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目标、战略、步骤、方法以及具体措施上的不同。因此，我们在加强公务员制度的建设的同时，应注意灵活性，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具体措施如下：

1、加快立法，强化执法，提高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水平。第一，抓紧制定公务员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要求，在认真总结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上，抓紧《国家公务员法》的起草工作。第二，研究制定出台尚缺的单项法规。如公务员纪律、行为规范、调任、竞争上岗等；对现有的单项法规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第三，抓好制度落实。第四，探索公务员管理的执法机制。要完善机制，创新办法，提高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坚持“凡进必考”，完善考试录用制度。推进和规范竞争上岗，保证竞争上岗的效果。继续探索分类管理的思路，研究起草《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办法》。改进考核制度，积极做好加强和改进党政机关考核工作的试点。搞好配套改革，抓紧制定降职、辞职、辞退的配套措施，推动公务员社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

2、以强化竞争激励机制为重点，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完善。第一，完善考试录用制度，加强对应试者行政能力、潜力的测评。完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探索建立分级分类考试体系，创新考试组织方式。第二，要规范竞争上岗的程序和考试内容，探索完善竞争上岗的科学方法，为优秀公务员的成长铺设“快车道”。第三，改进考核制度，激励公务员奋发向上。第四，优化竞争激励机制的氛围。抓紧制定降职、辞职、辞退的配套措施，推动公务员社会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舆论宣传，促进观念转变，营造有利于竞争激励机制的良好环境。

3、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勇于创新管理制度。要在巩固、健全并实施好现行制度的同时，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勇于创新，使公务员制度充满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要把握重点，突出关键环节：一是从完善制度入手，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公务员制度内容进行细化、补充，对公务员管理的重点环节进行探索；二是；围绕队伍建设这个目标，在公务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和提高素质等方面，大胆尝试，摸索经验；三是以解决人民群众和公务员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进行创新；四是及时归纳、总结新的做法和经验，对较为成熟的制度大力推广；对带有方向性，还不具备普遍推广条件的，要循序渐进地扩大试点，在试点中不断充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尹蔚民．公务员管理的法制法〔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６）

1、《国家公务员制度》徐理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一版

2、《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舒放 王克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09政本：彭兰英

第三篇：中西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比较与启示

中西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比较与启示

来源：CIO时代网

近几年来，随着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问题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视，与西方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体系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存在明显的不足，故而急需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工作水平。

一、国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特点

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逐步建立起组织体制与管理集中有力、审计方针与目标明确具体、审计形式与方法科学的内部审计监控体系。总结起来，国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系统的特点有：

1、独立、权威的审计组织机构

为防范各部门和银行员工经营管理不善而产生的欺诈行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了独立于其它部门，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如在美国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等许多西方商业银行中，董事会是全行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负责银行的内部审计的领导、组织工作，并负责向董事会汇报银行的财务状况。董事会领导下的行政总裁（行长）负责管理全行的业务运作，而业务审计部门或内部审计部门则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且在全球设立了若干业务审计及内部审计中心，分别负责银行全球业务的审计和内部管理的审计，以保证银行内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近来，日本的三和银行也在把世界各地分行的内部稽核部门独立出来，不再受各地分行管辖，而直接由总行稽核部门领导，此举的目的也在于加强银行内部监控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2、灵活科学的现代审计技术

随着审计目标、内容和技术的发展，美、英等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人员越来越注重现代审计技术方法的运用。目前，国外现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大多采取以内部控制评价为基础的现代审计方法，以评价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为主，对重要业务或内部控制系统存在较大缺陷的机构进行实质性的审计。有的商业银行还引进了新近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紧紧围绕风险防范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来进行风险测定。如美国花旗银行的稽核部对各分行、各业务部门都制定了风险程度测定的标准，并将这个标准转化为数学模型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利用每一笔业务的原始数据资料，自动定期地对各审计对象打分，然后根据风险打分的结果确定审计计划。

国外商业银行还非常注重内部审计方式的灵活化。如美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系统以开放式、能动式模式为发展方向，一般不实行突击检查，注重培养各级分行及业务部门遵守规章制度，发现风险隐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促进业务部门自我控制，花旗银行稽核部还从1996年起在对分行和业务部门的风险监测中增加了对部门经理的管理意识打分。这项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业务部门的自我控制意识。

3、审计内容重点突出，针对性强

以美国为例，美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大多采取定期审计的形式进行，一般每3年对所有分行进行一次审计，且为有针对性的、有价值的审计。其审计一般是针对总部的各项经营政策、决策、制度、办法而进行，涉及政策、决策、制度、办法的制定过程是否合理、合法，执行过程是否落实到位。同时，内部审计部门还摆脱了单纯的事后复核性质的检查，注重对各种潜在风险隐患的预防和监督，并制定预防措施。

4、高度重视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西方商业银行普遍非常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人员在全行员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般都达到了5％。尤为重要的是，西方商业银行非常注重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的培养，并且将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培养银行管理人才的基地。90年代中期公布的一份美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人员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在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人员中，有一半左右的人获得了某种证书（通常是特许注册会计师、注册内部审计人员）或者硕士；90％以上获得了大学以上的学历；每年计划交流12％～18％的审计专业人员到银行其他重要的部门工作。此外，美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人员每年都要接受较长时间的集中培训。其目的一方面是掌握新的业务知识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学习审计技巧，掌握新的方法。花旗银行稽核部为此还专门设置了审计培训部。

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措施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制度，是商业银行内在的监督约束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商业银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系统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加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革内部审计组织结构，建立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体系

我国商业银行应按照独立性原则来进行内部审计组织结构设计。具体实施时，可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审计委员会模式来进行。首先应在董事会（监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负责内部审计工作中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审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其次，应在银行内部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监督部门，该部门应独立于其他业务部门，直接对董事会或监事会负责。内部审计监督部门应具有较高的地位，其部门负责人由董事会（监事会）直接任命；再次，总行的内部审计监督部门对各分支行的内部审计监督部门应实行派驻制，各分支行的内部审计监督部门受总行的内部审计监督部门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推动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督促依法合规经营、加强风险防范和对银行的经济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价等，其人员的工资报酬、晋升福利均由总行决定。这样从总行到分行，逐级设置独立的内部审计监督部门，上下相联，纵横贯通，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而又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体系。

2、努力提高审计队伍和人员的专业素质

高素质的人员是高质量工作的保证。因此，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审计队伍，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审计人员是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审计工作的必备条件。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我们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审计队伍和人员的专业素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各级领导要对内部审计工作予以充分的重视。要正确处理好内部审计与业务发展的关系，将业务能力强、道德素质高的人才配备到内部审计部门工作，并通过提高内部审计人员待遇、公开招聘等灵活的用人机制将优秀人才吸引到内部审计部门来，以扩大审计队伍，充实审计力量。

（2）大力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一是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良好的内部审计氛围，切实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操守和诚信意识；二是要加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人员的后续教育和培训，提高内部审计人员对专业及其相关知识的熟练程度，全面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可采取的教育和培训方式有定期脱岗学习、专家讲座、案例指导、经验交流以及有针对性地安排审计人员到审计现场加强锻炼等；三是引入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打破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增强内部审计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掘和培养内部审计人员的创新思维能力，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和掌握新知识。

（3）建立完善内部审计人员准入和考核机制。商业银行应制定内部审计人员任用和考核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明确的要求。可行的方法有建立内部审计的达标上岗制度或资格认证制度，只有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的人，才能从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对达不到要求的现有审计人员要进行培训和交流。此外，内部审计人员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继续教育，并且考试合格后方能通过年检。

3、引入新的内部审计方法

我国商业银行机构众多且网点分散，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可以接触到货币资金，并有权限进入客户的账户，内部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应以制度基础审计方法为主，重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检查和评价，通过测试找寻银行内部控制的薄弱点或盲点，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审计。同时，在这个银行业风险日渐增多的时代，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银行内部审计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也要大力引进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和方法，注重从多方面分析和考察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重视对审计风险的系统分析，紧紧围绕风险防范的目的来开展审计工作。

4、实现审计手段电子化

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在银行业务中的广泛应用，决定了今后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必须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审计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计算机审计，以计算机审计技术为突破口，实现审计手段的现代化。具体可从三方面进行：（1）要在业务处理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中设置审计接口，保证数据信息共享，使审计人员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审计线索；（2）要以计算机网络为技术条件，对银行业务实行再监督。可以编制计算机程序对有比例关系的项目（如贷款与利息收入、存款与利息支出、中间业务交易量与中间业务收入）进行计算，然后与实际记录进行比较，找出产生差异的记录。还可采用计算机软件系统来监测，评价各分行及各业务部门、各支行、营业网点的风险状况，分析造成风险的因素，进行风险预警，并提出控制风险的对策等；（3）逐步建立审计数据库，实施流程控制和动态跟踪，并可以着手建立审计监督网络，与外部审计或政府审计协同运作，实现审计信息共享。

5、拓展内部审计的范围和内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应注重拓展以下方面的内容和范围：一是加强对创新业务的审计，包括金融衍生产品、电子银行产品等等。内部审计人员应及时发现创新业务的薄弱环节并提出改进对策，使银行在保持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二是加强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业务的审计。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发展趋势必将扩大审计对象的范围，这就要求内部审计应逐步将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纳入商业银行常规审计范围；三是注重将业务经营检查与财务收支审计相结合，从银行业务经营环节中发现风险控制的薄弱环节，确保审计质量。内部审计的范围应从单纯的财务报表扩展至整个内部控制及业务流程，从过去单纯对财务数字的准确性、日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扩展至兼顾一定经济效益提高的责任和咨询功能。审计报告应从单纯的发表意见到提出管理建议，为管理层和被审计单位提供内部控制系统的业务培训，为业务部门提供改进其内部控制和业务流程的咨询。

第四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要目标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这一制度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 着一国财政体制的公平性和运行效率。我国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转轨时期，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非规范性。立足国情，借鉴国外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经验，完善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于构建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框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国际比较

（一）国外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介绍

1.美国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由联邦、州和地方（县、市、镇、学区、特区等）三级政府组成。美国实行完全分税型预算管理体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联邦向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占联邦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左右。转移支付的形式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无条件拨款）和特殊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其中绝大部分是专项拨款，即联邦政府规定资金的用途。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与一些国家的均等化体制不同，美国联邦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各地实际达到一定质量和水准的公共服务，而不仅仅保证各地达到一定的财政收入。通过专项补助可以有效实现联邦政府的意图。美国几乎所有的转移支付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联邦政府在 计算 具体拨款额度时，按照国会通过的法案所确定的公式，参照州和地方的人均收入、城市人口规模、税收征收状况等因素进行计算确定。美国联邦政府专项拨款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教育 拨款，其最大的一个教育拨款计划（title one program）用于低收入的学区为 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提供教学帮助，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因其家庭贫穷而降低学业成绩。全美大约三分之二的小学得到此项拨款。

2.日本

日本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由两级构成：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财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政府掌握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它的直接支出仅约为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规模之巨屈指可数。日本的转移支付主要有三种类型：（1）地方交付税。它的实质是一种税收分享制度。作为一种均等化转移支付，由中央直接向两级地方政府分配。地方交付税的来源是五个主要中央税种的一定百分比，包括32%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酒税，25%的烟草税和24%的消费税。地方交付税又分为普通交付税（占94%）和特别交付税（占6%）。前者分配给那些基本支出需求超过基本财政收入的地方。后者在普通交付税不足的情况下作为补充拨款，满足一些特殊或紧急的需求，如地方政府选举、保护 历史 文物、自然 灾害以及由于普通交付税测算误差导致的地方收支缺口等。（2）国库补助金。这是一种专项拨款。由大藏省（财政部）每年确定总额，由各个部门（教育部、卫生部等）具体分配并监督实施。国库补助金的拨款项目几乎覆盖了所有地方政府的活动，包括教育、社会福利、公众设施、交通、地区经济 发展 等。专项拨款中绝大部分是配套补助。对每种符合条件的地方支出项目，中央政府以规定的每种项目的标准成本为依据，补贴一定的百分比。这种做法有效地缓解了以地方实际支出额作为补贴依据所带来的不公平。（3）地方让与税。它是中央征收的几种税按一定标准让与地方的税款。与地方交付税不同的是，它不属于均等化转移支付，一般按一定的客观条件分配，如地方道路让与税原则上按道路的长短、面积等标准分配，且中央政府规定资金的用途。此类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重很小。

3.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构成的联邦制国家。该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没有共享税。联邦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分配到州和地方政府。联邦向下的转移支付包括无条件拨款和专项补助，两类拨款从用途上看，都可分为经常性项目和资本性项目。在澳大利亚，拨款的总量是由联邦与各州协调决定，但对每一个州分配多少则由两套完全不同的 方法 和体系决定。专项拨款由联邦各职能部门与各州对口部门和财政部门进行磋商解决。无条件拨款是由独立于财政部门的联邦拨款委员会按照横向财政均等化原则，执行一套完整的评估制度，运用公式对各州的财政能力与支出需求进行详细测算后，做出准确而慎重的判断，进而决定拨款的分配方案。联邦拨款委员会每年测算出来的拨款需求总额与联邦政府确定的拨款总额往往有一定差距，一般按各州人口权数或拨款需求额的权数分摊此差额，进行调整。这种均等化转移支付在澳财政转移支付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由拨款委员会提出的分配方案，具有联邦和地方都能认可的中立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联邦与地方在分配中的矛盾，确保分配反映的是客观标准，而不是 政治 谈判的结果。该委员会成立于1933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规范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模式，被认为是“以客观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支出需求的榜样”。

4.德国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具有中央集权国家的某些特征。德国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影响范围大，有一致的立法和统一的税制，只允许地方政府在自身的地方税中保留十分有限的差异，地区间的分配遵循“生存条件一致”原则。德国联邦对州的转移支付主要有：（1）税收共享。德国几乎所有的主要税种都实行联邦和州共享，这些共享税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3；（2）对贫困州设立专门的补充拨款；（3）对某些规模小或拥有重要港口的州实行返还性转移支付；（4）对有些属于州和地方事权范围的重要支出和投资项目拨款；（5）在完成联邦和州的共同任务时，向州提供财政资助。另外，德国的州际转移支付独具特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增值税共享。增值税征收上来后，由州分享的部分中，25%按各州经济能力分配，75%按各州的人口进行分配，真正体现“均等化”原则；（2）富裕的州直接向贫困的州进行资金横向转移。大体操作程序是：首先由联邦和州财政部门分别测算出“全国居民平均税收额”和“本州居民平均税收额”，根据有关评估制度将二者相比，确定哪些州为富裕州，哪些州为贫困州，然后按照共同协商确定的平衡程度，计算出各富裕州应向贫困州转移的资金数额。整个财政平衡的操作以划拨方式通过各州和联邦的财政结算中心完成。横向转移支付有效控制了州际贫富差距。

第五篇：保险会计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与启示

保险会计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与启示

一、研究背景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二、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发布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 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发布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

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发布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

《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 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代理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代理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代理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信息披露制度与保险监管机构的整个监管战略和监管政策密切相关，而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督又是至关重要的。在实践中，美、日、新三国的保险监管机构对本国保险信息披露都非常重视，无不对信息披露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并且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从而提高了该国保险业的透明度。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约束力不强，各经济主体缺乏内在披露动力。针对我国保险业缺乏透明度、存在虚假报告的状况，如何加强保险业的信息披露成为摆在保险监管机构面前的重大课题。因而迫切要求监管机构改革完善我国的监管体系，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规范，促使保险业提高信息披露力度和质量。

事实上，中国保监会自2003年3月起相继颁布了有关偿付能力的信息披露规定，2006年2月7日颁布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2006年12月7日又颁布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出台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范，建立监管信息的电子化系统，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不断提升保险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使信息披露向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现代保险信息披露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