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现代文化心理学理论视角下的《最蓝的眼睛》(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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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李 莉 彭世文字数:2867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
4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
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
第三篇:社会视角下的法院文化探讨
社会视角下的法院文化探讨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 第05版:法律文化周刊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钟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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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子文化,法院文化不应仅仅停留在影响司法过程,也应通过司法过程取得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基础。
□法院之所以为法院,不在于审判大楼,而在于提供公正的司法服务,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发挥法院文化方法论工具价值,使法院精神对社会公众产生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社会公众自觉地以法院文化所昭示和倡导的公平正义方式为参照,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法院文化一词发祥于上世纪末,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后,一些法院院长在当时文化热的影响下借鉴已在中国本土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概念,相继在人民法院报等报刊发表关于文化建院的文章,并进行了实践探索。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后,法院文化作为专用名词开始在法院官方文件中出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自此,法院文化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法院工作。
法院文化的提出并非随心所欲的结果,它是在我国法院实践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新鲜词汇,是根据我国法院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产生的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
法院文化的内涵丰富,包括内在的法院精神理念和外在的文化表意符号,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包括法院管理文化、审判管理文化,包括对法院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型构,以及借助法院文化的方法论工具价值使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审判,使法院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并最终养成法治理念。法院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密切。19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弗里德曼首次使用法律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法律职业者形成的法律文化,应通过司法过程取得统治地位,倡导“法院是法律中的王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的司法主导型的法律价值理念。国内一些法律文化研究学者提出,应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出发阐释法律文化的内涵,并注重方法论法律文化研究。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子文化,法院文化不应仅仅停留在影响司法过程,也应通过司法过程取得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基础。在法院文化研究中,应努力发掘法院文化方法论工具价值,并应注重在对传统文化型构或转型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法院文化内涵。
法院文化具有法官文化、审判文化的印记,法院文化必须以法官为中心、突出审判特色,不能脱离审判、疏远法官而盲从中国古代文人情结开展法院文化工作,改变法院文化就是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的观念。要从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法院群体精神品质和群体精神,提炼出具有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标。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但又不能仅仅限于从法官、审判的角度来理解法院文化,要在更广阔的社会视角下对法院文化进行探讨。
第一,法院文化并不是“法院的文化”,而是“关于法院”的文化。
在法学理论探讨中,法院文化被认为是法院所提倡的精神文化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规范文化和物质文化,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以及法院中不同个体有关法律和法院活动的看法、态度、评价等观念形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法院制度和器物等。在法院文化建设实践中,法院文化被认为是法院在审判和管理等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法院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由此,有人将法院文化解读为“法院的文化”,法院之外没有法院文化。
“法院的文化”必然将所有的法院工作都纳入法院文化的范畴,不仅包括与审判工作高度关联的法院精神、制度规范、审判言行及法院大楼、法庭设施等,还包括法院所开展的捐助扶贫、计划生育等工作,法院文化成了一个大箩筐。同时,将不是法院形成的文化成果但与法院高度关联的文化成就排除在法院文化的范畴外,造成法院之外无法院文化,比如社会民众对法院的期待、社会与法院的互动等被排除在法院文化范畴外的情形。法院文化是“关于法院”的文化形式,是全社会在参与法院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法院文化的创建主体不应只是法官群体,不能将法院文化封闭在法院内。法院文化是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其关联载体,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法院”的精神观念,而这种精神观念是法院群体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法院文化应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当前社会需要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法院文化实现法院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在法治语境下努力勾画中国特色的法院文化图景。
第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法院文化应是具有审判工作特点的文化形式,必须体现法官职业特征,审判文化、法官文化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是,法院文化和审判文化、法官文化也不能等同视之,不能将法院文化限于为审判工作服务,不能将法院文化功能限于提高法官素质。
审判文化是指以法官为主体的全体法院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审判工作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载体。法院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部门,法院文化必然具有浓厚的审判特色,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首先,法院文化的价值目标是建立司法主导型的法治社会,审判文化以促进审判工作为目标。其次,法院文化的渊源非常丰富,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文化构建都是法院文化的渊源,包括审判工作及其他法院实践,还包括法院外的文化表达。审判文化则侧重于在审判工作实践中的提炼升华。最后,法院文化的创建主体是包括法院群体在内的全社会,而审判文化的主体更多的指向审判法官。
法官文化是法官群体在审判实践中共同遵行的信念和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审判实践、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影响和决定法官行为的一系列职业意识、理念等文化要素的综合体现。法官是法院之构成主体,主司法院审判职责,法官文化和法院文化之间联系密切。但是,二者依然存在显著差别。首先,法院文化比法官文化立意更高远,是全社会在参与法院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来,而法官文化主要是依靠法官在审判工作中长期积累而养成。其次,法院文化主要是立足于法院,以法院为场域构建法院文化,是“关于法院”的文化。法官文化是站在法官的角度,强调的是法官素质建设。
第三,法院文化的重心在法院精神的淬炼,但外在的物质、行为等载体建设也不容忽视。法院文化的核心在于树立一种法院精神,提炼出一种价值、一种理想作为法院的追求,塑造法院的形象,其他所有外显的文化载体都要围绕这一核心内涵展开。文化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法院又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稳定性的组织机构,因此法院文化应该极其重视稳定性、连续性。一般来说,内在的精神内涵比外在的物质载体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内在的法院精神内涵是法院文化构成的基础部分,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从“关于法院”的各种思考和实践中提炼而来的具有法院特征的价值观念,主要包括法院精神、职业道德、价值目标、群体意识等,以维护法院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凝聚法院职业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法院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难以想象没有精神理念支撑的法院如何肩负起这一神圣职责。唯有法院文化内含的精神理念能通过司法过程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构建法治社会基础。
无形的价值理念的培育和养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必须通过外在的物质、行为等载体来传递、来养成。通过法院建筑、法庭设施、法官行为等外在的文化表意符号来养成法院文化也需一番工夫,尤其在法院实践中,对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内涵我们往往无从下手,而只能通过外在的行动建立起一整套表意系统,逐渐积累,养成文化的氛围。这种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往往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辛劳,需要投入极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强调法院文化内在的精神内涵的同时,绝不能轻视这种努力。当然,作为表意法院文化的载体,应该具有与法院相关或者高度相关的文化特性。具体包括由审判礼仪、行为规范等所构成的行为文化,法院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在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法院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等所构成的制度文化。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反映法官素养的法官行为文化,这是当前法院文化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正如《从律师角度看法官素质》(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24日,第6版,法律之声)所言,有的法官法庭主持不知所云,有的法官庭审中心不在焉,有的法官对当事人、代理人无故发火,甚至有的法官当庭抽烟、打瞌睡等,都是现实中曾出现过的不良现象。如果法官缺乏法官修养,不遵循法官行为规范,损害法官职业形象,那么法院文化建设最起码的基础就会丧失,法院文化也将无从谈起。当事人希望什么样的法官,“社会”希望什么样的法官,这也许是我们当前法院文化建设的起点,也是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法院文化是“关于法院”的文化形式,是包括法院群体在内的全社会在参与法院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套包括法院建筑、法庭设施等作为表意符号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法院文化是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其关联载体,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法院”的精神理念。在法治社会里,社会公众往往将法院视为实现公正的地方,冠以“公平正义化身”之美誉。的确,法院的庄严与神圣可以通过巍峨挺拔的办公大楼体现出来,但法院之所以为法院,不在于审判大楼,而在于提供公正的司法服务,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法院文化要体现审判色彩,以法官为本,但实现法院文化的社会价值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内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公正的司法,实现公正不仅是社会公众对法院的美好期望,更应该成为法院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当前法院文化与社会的认可程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化特质,发挥法院文化方法论工具价值,使法院精神对社会公众产生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社会公众自觉地以法院文化所昭示和倡导的公平正义方式为参照,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第四篇:文化视角下的内部控制内涵分析
文化视角下的内部控制内涵分析
作者:张伟编辑:studa20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它对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重要影响。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目前被许多企业采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但是,许多企业也只将内部控制的实施停留在制度、方法层面,没有将其升华为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没有作为企业文化进行培育,让内部控制文化逐步成为规范、约束员工的管理理念、企业价值观和群体意识。内部控制文化反映了企业独有的管理经营理念和行为特征,对深化内部控制内涵及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内部控制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内部控制的内涵
目前被认为最具权威性的内部控制理论和内部控制定义是美国COSO委员会在其《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报告中提出的:“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我国《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中所规定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从这两种对内部控制定义的解释来看,内部控制首先是一种管理方法,是改善企业管理、保护资产、规避风险的手段;其次内部控制是一个管理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企业经营的始终,涉及企业上至董事会、股东,管理层的经理,下至执行层的全体员工;再次,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制度,是对原有的制度和规章得到更好执行而进行约束的制度。内部控制的这些内涵特征决定了内部控制的性质,不管是制度还是过程或方法,都具有凝练成企业精神、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条件。许多企业虽然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和规范,但仍然出现内部控制失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就控制谈控制,将内部控制的内涵仅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制度和方法。没有将内部控制上升到文化层面,作为企业文化去弘扬。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企业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和文化层面重视内部控制建设。
二、内部控制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征的使命、愿景、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理念以及与这些理念相适应的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思维和行为方式、企业对外形象等的总和。企业文化对内部控制的执行起着支持和维护的作用,良好的企业文化将员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统一到企业的发展上来,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
但内部控制文化不是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的简单结合,它是将内部控制内涵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视角进行解读、凝练、提升。因此,内部控制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内部
控制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被共同认可、遵循,带有价值取向、道德作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及其具体化的物质实体等因素的总和,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群体性。内部控制涉及企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其文化是影响上至董事会、经理层,下至普通员工每个人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作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二是具有独特性。内部控制已超越了原来的作为工具、方法、制度的范畴,形成内部控制文化后,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体现着企业特有的风格和魅力。三是具有长期性。从内部控制理论发展来看,在逐步的完善和成熟,且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渐渐引入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文化的形成对企业长期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内部控制文化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根据内部控制的特点和内部控制文化的特性,内部控制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即行为层、制度层、精神层、环境层、战略层。
行为层文化是指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时,采取的宣传教育,引导疏通,各类人际关系活动等,使企业所有员工形成一致行为取向和行为标准。内部控制形成的行为文化是企业经营、人际关系、企业活力的折射和反映。制度层文化是指企业对内部控制实施而制定的一系列约束措施和员工遵守的规章,并使这些约束和规章形成员工自觉遵守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制度文化是一种机制保障。内部控制的配套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实施具有补偿、弥补和支撑作用,如在财务管理中,内部控制规范了财务审批、支出、使用等权限,相应的财务报销制度等对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补偿作用。精神层文化就是指企业在长期实施内部控制措施时,将其上升为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价值标准,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支柱。精神层文化是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企业的精神和文化的核心,是潜在的,对员工的理念具有明显的指引作用。环境层文化是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润滑剂。基于内部控制环境提出的,是指将内部控制的措施与企业内部的环境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战略层文化是指将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贯穿到企业的中长期战略中去,形成长期的机制,使员工自觉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努力。
内部控制文化的五个层次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其中,精神层是核心,与企业长期已经形成的其他文化应融合在一起,是最重要层次;制度层是关键,各种规章和标准都可使内部控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行为层、战略层、环境层都贯穿内部控制实施的始终,与企业行为、长期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图1所示。
四、内部控制内涵的深化和拓展
对内部控制文化进行分层次分析,是对内部控制内涵深化和拓展的基础。从目前企业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来看,内部控制还存在可挖掘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内部控制的最好效应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深化内部控制内涵是非常必要的。企业既然投资引入内部控制系统,就要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尤其是随着企业面临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就应从行为主体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环境文化、战略文化五个方面深化和拓展内部控制内涵。
(一)从行为主体与行为文化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以人为本,人是一切活动的根本,是决定内部控制效果的最重要因素。应对实施内部控制的人区分层次。区分层次就是将控制主体——人进行分层,可分为三层:一是理念层——董事会;二是管理层——经理;三是执行层——普通员工。在内部控制系统中人人平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职务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责任和义务。董事会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企业朝什么方向发展,由他们掌舵,他们的品行与作风、操守与价值观、管理理念和风格都对内部控制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对管理层的要求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使经理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更好地履行义务。执行层的普通员工相对权力较小,但是员工与管理层等勾结发生的内部控制失效事件并不少见。因此,企业要注重员工价值观的培养与建设:要统一员工的思想认识,用企业的文化和理念来引导员工,把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价值实现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使所用企业人员具有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培育良好的行为文化必须解决员工、经理、董事信息传递问题。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管理混乱,控制失效,企业损失现象经常可见。许多企业存在多头领导,越权领导,越级领导现象,各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沟通时间滞后。同时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很多,有来自正式群体的信息,有来自非正式群体的信息,有来自正面的信息,也有来自小道的消息。因此,对信息的筛选至关重要。
(二)从制度文化——配套制度建设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制度是一种约束手段,要使内部控制制度形成一种文化,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内部控制实施的重要环节。企业要从控制前、控制中、控制末等三个阶段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并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建立强审机制,定期完成企业报表、资产、财务等方面的审核分析;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使得内部控制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得到矫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并把结果作为员工晋升的重要依据,奖优罚劣,激励员工。内部控制只是管理程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内部控制不能解决企业所有问题,尤其是无法完全解决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因此,必须建立补偿机制,设立突发事件处理的预案来进行弥补。
(三)从精神文化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使企业长期在生产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企业价值观、企业伦理、企业目标等,是企业的精神财富。将内部控制凝聚升华为精神文化,是对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中实施的最高要求,也是内部控制制度得以发挥其最大效用的重要途径。企业可以通过长期的宣传、引导,将内部控制制度贯穿到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战略中去,使内部控制逐步成为企业和所有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理念,形成意识形态的精神成果;还要把内部控制精神层文化与其他层次文化、与企业其他文化相互融合。
(四)从环境文化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环境文化是表层文化,但良好的环境文化氛围对企业内部控制非常重要。内部控制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对内部控制内涵的深化与拓展主要从内部环境入手。首先要优化组织结构。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必须界定责、权、利,这是强化内部控制效果的重要保障。组织结构的设计必须符合企业的实际。企业应对自身的业务和活动范围与特点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可以采用集权式,也可以是分权式。但是不管怎样,组织结构要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要有利于内部控制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其次,内部控制需成立专门的内部控制管理委员会,可以起到专事专办,能通过深入的研究确保内部控制有效性。企业应抽调一些财务知识丰富、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和实施。最后,企业还应加大对内部控制的资金投入,实施内部控制的目的是规范企业运营,而不是企业之间互相攀比。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企业发展资金紧张,在投入方面,权衡各种因素,要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内部控制,将内部控制作为一项长期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机制。
(五)从战略文化——控制目标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战略是企业在中长期要实现的目标。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目标就是使会计信息真实,财务报告准确,并防止舞弊发生,随着内部控制理论的深化,公司治理、经营风险防范的目标也越来越突出。美国COSO报告中规定的内部控制的目标有三点,即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提高企业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我国所确定的内部会计控制目标是: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但是企业目标是由高层人员制定的,对于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的执行者来说,这一目标显得有点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如会计人员认为做好账,出具切合实际的可靠的财务报表就是他的目标。企业的战略目标要使员工形成一致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应认识到内部控制的规范作用不仅是防范个人舞弊、会计信息失真等,重要的是形成一种自觉为企业发展和经营贡献力量的人生价值观,也就是实现“无控性”目标,这也是内部控制潜在的最高级的目标,借助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引导组织和人的行为。
五、结论
内部控制理论进一步提升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形成内部控制文化,使员工自觉遵守,共同维护,这对于企业发展和组织管理都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深化内部控制内涵,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将内部控制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中,是内部控制理论在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企业应从战略高度,从文化视角重视内部控制建设,达到“无控性”目标,使内部控制不仅是规范管理的措施和制度,还是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以及引导企业和员工行为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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