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老一辈营养学家在维生素科学中的贡献
我国老一辈营养学家在维生素科学中的贡献
我国众多营养工作者对维生素科学的发展也曾做出重要贡献，仅以几位老一辈营养学家为代表简介如下。
侯祥川教授（1899~1982）。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届3个毕业生之一，获医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欧美、加拿大进修，获生物学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任教。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教授、上海雷士德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研究所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英文版总编辑等。是1938年参与中华医学会定制“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的营养委员会5名专家之一。解放后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兼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科研部部长。1958年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研究所研究员、营养研究室主任、科研部部长。1958年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研究所研究员、营养研究室主任、顾问。
侯祥川教授是我国著名生化学家和营养学家，自上世纪30年代起即与国际同步，对我国维生素缺乏病的分布、病因、临床表现、防治措施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213篇论文中，有99篇是维生素方面的研究报告，占了近一半。特别是在1940~1943年间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上连续发表的4篇核黄素缺乏病临床症的论文，被国际上评为经典著作并广发引用。他收集了大量国内病例，最早编著了我国唯一的《营养缺乏病纲要及图谱》，共营养教学中广为应用至今。1949年，他因对渡江部队防止核黄素缺乏症流行成绩卓越而荣立一等功。
王成发教授（1906~1994）。1931年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1936年至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生化研究，后在福建医学院生化系任教授。1941年后在中央为省实验所先后任室主任、所长等职。1943年到印度国立研究所进修，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任客座教授，获实验营养学最高奖励证书。1948年谢绝美国高薪聘请，毅然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系主任，此后参与组建军事医学科学院营养系，先后任营养系主任、军队卫生营养研究所所长。
王成发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生化学家和营养学家。上世纪50年代初期率领以顾景范教授为代表的军队营养工作者深入部队，开展了维生素营养状况评价和需要量的研究，并创建了我军的营养供给量标准，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建立了几种主要维生素营养状况的评价指标和标准，如用血浆维生素A、维生素A耐量实验和生理盲点面积评价维生素A营养状况，用24小时全日尿、空腹2小时尿、负荷4小时尿评价维生素B1、B2和C营养状况，都建立了评价标准。在研究中发现维生素B2摄入量每日从0.5mg~2.5mg之间在1.2mg处存在扭转点，即为需要量。王德凯、赵法在不同部队重复实验均得以证实。他为军队培养了许多营养工作者，后来成为各军、兵种、军医大学营养学科的带头人。
陈学存教授（1917~）。早年在福建医学院就读4年后，转学到了江西中正医学院，于1944年毕业于并在临床工作了3年。1947年经王成发介绍进入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实验所工作，在侯祥川指导下主攻营养缺乏病，1950年随院迁北京，历任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及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还兼任美国儿童营养研究中心客座在上世纪50、60年代对夜盲症、脚气病、核黄素缺乏病和癞皮病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与葛可佑等于上世纪60年代，在江西发现了久已罕见的脚气病，并通过多种措施予以有效控制。上世纪50年代末，他引进高色氨酸玉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同仁一道，有效控制了南疆地区癞皮病的流行。
第二篇：在牛顿的全部科学贡献中
在牛顿的全部科学贡献中，数学成就占有突出的地位。他数学生涯中的第一项创造性成果就是发现了二项式定理。据牛顿本人回忆，他是在1664年和1665年间的冬天，在研读沃利斯博士的《无穷算术》并试图修改他的求圆面积的级数时发现这一定理的。
微积分的创立是牛顿最卓越的数学成就。牛顿为解决运动问题，才创立这种和物理概念直接联系的数学理论的，牛顿称之为“流数术”。它所处理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切线问题、求积问题、瞬时速度问题以及函数的极大和极小值问题等，在牛顿前已经得到人们的研究了。但牛顿超越了前人，他站在了更高的角度，对以往分散的努力加以综合，将自古希腊以来求解无限小问题的各种技巧统一为两类普通的算法——微分和积分，并确立了这两类运算的互逆关系，从而完成了微积分发明中最关键的一步，为近代科学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开辟了数学上的一个新纪元。
1707年，牛顿的代数讲义经整理后出版，定名为《普遍算术》。他主要讨论了代数基础及其（通过解方程）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的应用。书中陈述了代数基本概念与基本运算，用大量实例说明了如何将各类问题化为代数方程，同时对方程的根及其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引出了方程论方面的丰硕成果，如，他得出了方程的根与其判别式之间的关系，指出可以利用方程系数确定方程根之幂的和数，即“牛顿幂和公式”。牛顿对解析几何与综合几何都有贡献。他在1736年出版的《解析几何》中引入了曲率中心，给出密切线圆（或称曲线圆）概念，提出曲率公式及计算曲线的曲率方法。并将自己的许多研究成果总结成专论《三次曲线枚举》，于1704年发表。此外，他的数学工作还涉及数值分析、概率论和初等数论等众多领域。牛顿是经典力学理论理所当然的开创者。他系统的总结了伽利略、开普勒和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得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他在自然科学中最辉煌的成就。那是在假期里，牛顿常常来到母亲的家中，在花园里小坐片刻。有一次，象以往屡次发生的那样，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一个苹果的偶然落地，却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那个坐在花园里的人的头脑开了窍，引起他的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切物体都受到差不多总是朝向地心的吸引呢？牛顿思索着。终于，他发现了对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万有引力。他认为太阳吸引行星，行星吸引行星，以及吸引地面上一切物体的力都是具有相同性质的力，还用微积分证明了开普勒定律中太阳对行星的作用力是吸引力，证明了任何一曲线运动的质点，若是半径指向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点，且绕此点扫过与时间成正比的面积，则此质点必受指向该点的向心力的作用，如果环绕的周期之平方与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则向心力与半径的平方成反比。牛顿还通过了大量实验，证明了任何两物体之间都存在着吸引力，总结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第三篇：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简评：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的评价：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抗战初期“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话并“没有错”，“因为 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当时中国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不讲了。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肯定的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胡锦涛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而且抗战初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了抗日战争的重要任务，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历史应该客观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英勇的抵御外敌的战争。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包括380万阵亡将士们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历史应该客观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英勇的抵御外敌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包括380万阵亡将士们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然觉得有未尽之义。实际上，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整个战争过程来说，国民党始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否抗战，决定着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抗战。而这一点，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政府抗战有着标志和象征的意义。中国政府存在着并且抗战着，标志这个国家没有亡国。如果这个政府投降了，成为傀儡政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已经亡国。
第二，就是政府的动员力。国民政府抗战，就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抗战，这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等组织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政府能够动员全国的武装力量、经济力量进行抗战，也能发动它所控制的全部宣传机器动员全国人民抗战。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第三，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11］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12］（第三册，P3；第二册，P30，P111）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第四，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否抗战，决定着抗战是否合法，而直接影响着其他力量的抗战态度和抗战方式。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对抗战活动进行压制和打击，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其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范例。而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压制、打击下，很难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局面。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如果不抗战，也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也就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合法政党。其它阶级、阶层和各种力量的抗战态度、抗战方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态度的影响。抗战前，救国会七君子因抗战而被当局逮捕，而卢沟桥事变后，他们被释放并被请上庐山，参与协商抗战大计。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其它主要的爱国党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励（C关山月注：作者误，应为张君劢）、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等致函蒋介石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战前因进行抗日救国工作而一度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张申府说：“我曾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幸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6］（P13）“各国华侨迅速组织起‘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侨筹饷会’团体，捐款、汇款，捐输财力，征集药品、衣物，发行、购买救国公愤，或亲自回国，支援祖国抗战。”［4］（P237）
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其它各爱国党派、各族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实现的。它的抗战态度的及时性、坚定性、彻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党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了抗战的态度后，它的动员力、号召力又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国进行抗战外交，在不同的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制订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确定了战略重点。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运作与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国际效应和国际影响。
一是政治上的收获。卢沟事变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战。为此，中国的抗战先是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国家政府及民众在政治上的同情、声援和支持，后来又与美、英、苏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二是经济上，中国先后得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据统计，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用于战争的消耗近500亿美元。［13］（P174）这是当时中国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对外求援就成为国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当时中国政府与美、苏、英、法等国来往的函电，蒋介石与外国驻华使节的谈话，国民政府与驻外使节、派出的外交人员相互往还的函电中，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最大收获也是经济上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主要来自苏联，总计苏联对华借款为2.5亿美元，实际使用苏联的对华信用借款是1.7亿多美元。［14］（P8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援助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获得的外国贷款共25项，其中美金10多亿美元，英金1亿多英镑，法金10多亿法朗，国币1．2亿元。董长芝、马东玉：《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页。参见《1939年-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英、苏、法、中各国接收美国“租借”统计》、《1942年5亿美元贷款动用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254页、260页。虽然中国获得的援助无论是与中国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比，还是从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国租借物资总的比重（占3.2%）看，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这些援助都是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因而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军事上，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部分空军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对日本的作战或参谋，后来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进行同盟抗战，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保证，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了保证。
仅举几个数字，便可说明这些援助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1是中国空军获得的飞机援助。抗战时期，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飞机，空军的飞机全部靠国外的援助。抗战前，中国仅有飞机6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305架，而抗战期间，中国从国外补充的飞机共计2351架，全部用于战争使用（包括运输），是中国原有飞机的7倍多。［15］而在抗战期间，这种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抗战之初，中国的空军在战斗中即受重创，一段时间内，制空权完全陷于敌手。自从外来的飞机补充到中国空战后（包括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的“飞虎队”），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其2，“数千名德、苏、法、英、美等国的军事顾问，近十万名苏、美空军志愿人员和来华参战官兵”参加中国的抗战，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其自身参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带来的战术和技术，以及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都使中国比较落后的军队从人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上开始具有了现代气息，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经过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与未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战斗力大不相同。这是直接与战争有关的。
其3，在经济方面，除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外，外援也是国民政府维持通货稳定，乃至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42年2月14日，蒋介石致罗斯福感谢美国对华贷款5亿美元的电文中说：“我中国人民此四年半以来，经过不可以言话形容之经济及物质上之困难，而得获阁下此次之借款，不仅能改良吾人之经济情况，且可提高我民众抗战之精神。回忆过去各种借款与接济，俾我国长期抗战维持至今得与各友邦并肩作战，使整个反侵略阵线均蒙其利„„此次借款，除为军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将用以加强我国之经济机构，收回法币，紧缩通货，平定物价，保持战时生活水准及增加生产。”［16］（第一册，P337）
四是外交上，中国利用同盟抗战的时机，积极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先后与凡是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签订了平等新约，中国从此摆脱了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不待战胜而承认中国为完全国家，实开新纪元，租界权利乃不合潮流，总理主张废除，蒋委员长成功，诚为民族吐气。日寇虽不能占全中国领土，中国享此新约权利，当待日寇驱逐以后，故战胜为急务，以中国之坚卓抗战，得英、美之明白承认完成主权，其精神将益加强，并保证战胜后居大国优越地位，以重整新亚洲。”［16］（第三册，P783）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还参与组建了联合国的工作，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外交上收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抗战本身，它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这种国际之间的交往，是必须由能够代表国家的国民政府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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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始终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从学科的内容和特点来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自然强调共产党领导说，而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则必然强调国民党领导说”。“有的学者强调共产党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有的提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有的提出分别领导、共同进行说，有的提出具体分析说，有的提出领导权转移说，有的提出不应笼统地说是谁领导的，应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17］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不是领导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要科学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17］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领导是“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确定和实现既定的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18］（P33）我们认为，领导权的实现，有以下几个必要的因素：首先领导与被领导者应该是在一个组织系统内；因此，第二就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是法定的或有组织系统授权的；第三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命令的权力，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除此而外，还有领导者必须能够代表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抗日战争是中华全民族的解放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各个阶级、各个党派都参加了。按一般的常理，各党派、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也确实都声明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但这个政府提不出一个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路线，其所作所为又不断背离全民族的利益，因此，除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体系内部的各种力量外，没有什么党派、团体再服从它，它也就不能领导抗战。但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参加抗日战争的各民族各党派了呢？由于各抗日党派不在一个组织系统内，无法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不能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只能说是导向。
导向是指指导行动或发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个方面发展。就是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促使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正确的目标的实现。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国民党和其它抗日党派、各种抗战力量发挥了导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就是全民族抗战，最终目标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就是提出并贯彻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考察全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这些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得出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它各抗日党派、各族各界、各种抗战力量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指出，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参加了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并实行的持久战战略，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基本相同，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战略中的一些方针。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得到了除国民党外其它各个阶级、阶层和和各种抗战力量的拥护。整个全民族的抗战正是按照这一路线发展的，抗日战争的最终目标也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它所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目标、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策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向和目标。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除国民党外唯一具有武装力量的政党，虽然军事实力在抗战初期仍然不大，但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配合抗战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以根据地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军事力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重要和扩大。而国民党则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导向的内容包括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的斗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虽然参加了抗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还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因素和行为。在抗战之初，不能提出一个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目标，只是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因此过于依赖国际社会，一方面与日本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影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士气。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战场上表现不佳，反共行动却有增无减，影响甚至危及抗战大业。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团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阵营内部，又抵制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战大业的破坏，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一个必然条件。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也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由这个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与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还认为，由于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国共两党具有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因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第四篇：人生价值在社会贡献中的实现
人生价值在社会贡献中的实现
一 人生价值的实现
人生价值是从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依赖社会，社会对个人具有决定作用。社会决定着人的本质属性，使个人得以生存，并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是人的社会，无个人就无社会。人是构成社会的元素，社会的发展以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为基础。个人的才能、品质、思想水平对社会有着直接地影响。这个关系决定着人生价值的内在本质。
二 人生价值的内容
人生价值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几乎涉及人生的所有重要方面。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价值作出不同种类的划分。根据人生价值的主体不同，可以将其分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根据人生价值的表现形式不同，可将其分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根据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不同，可将其分为现有价值和应有价值。讲人生价值，就是要把人的一生作为一个有一定方向、目标和责任的实践过程去探讨。
（1）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既是价值的主体，又可以作为价值的客体。当我们将人生和实践活动作为价值客体来考察的时候，其价值主体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个体自身，其二是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践活动，既可以满足自我的需要，也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前者属于自我价值，后者属于社会价值，也即从人对自我和社会的双重存在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伦理内容。
所谓人生自我价值，是指个人对自我的肯定关系，即个体满足自我需要的关系，作为一定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个人，他的人生活动必然包含了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自我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如个人对基本生存条件的获得，对自我社会身份的确认和尊重，以及在知识、道德、人格等方面的自我完善等。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所共有的追求，也是个体进步的动力和表现。
所谓人生的社会价值就是个体的人生对社会和他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是个体人生对社会和他人需要的实现和满足，主要表现为个人通过劳动、创造对社会和他人所作的贡献。可以说，劳动、创造和贡献，是人生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志。在这种价值关系中，个人对社会来说，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谁对社会贡献大，价值就大；贡献小，价值就小；没有贡献，就没有价值；如是有损于社会和他人，就只有负价值，就会被社会他人所否定。
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使两者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是人生进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同时并存，不可偏废的，不能以否定或贬低其中的一方来肯定和抬高另一方。譬如，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为自我发展和个人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和贬低人生社会价值的意义。其次，我们还要认识到，人在追求自我需要满足的时候，如果同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便是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把社会需要内化为自我需要，使自我需与社会需要相统一的时候，自我价值实现同时也就是社会价值实现，而社会价值实现同样也就是
自我价值实现，如我国的科技精英、奥运健儿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创业者，他们事业的成功既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时也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这是生价值最高体现。事实上，人的价值实现总是离不开社会的实践和社会的评价，即使是人的自我价值，也必须是得到社会肯定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自我价值必须与社会价值相结合，并通过社会价值表出来。个人只有把自己同社会和他人联系起来，积极地为社会和他作贡献，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否则，囿于“自我”的封闭圈里，必然处处受阻，陷入无法摆脱的孤独和空虚。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再者，决定人生价值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生活动所追求地目标以及所满足的需要的高低大小。人发展和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不仅本身能创造较大的人生价值，而且高层次的需要往往能使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一致。
（2）奉献与索取
在为己与为他的关系中，始终贯穿着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怎样处理好这对关系，是摆在青年学生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人生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这已成为当今许多青年勉励自己的格言。
对社会的奉献，是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
奉献，是人生价值的衡量尺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以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长为基础。无论是社会进度，还是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要求个体对社会、对他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事实上，唯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才能证明自身对社会、对人民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进步和人民富裕所做的奉献，这种奉献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可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也可以是道德、科学和艺术上的。个人价值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
奉献，还是人的精神境界的体现。人们追求人生价值，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固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但是，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因素始终在起作用。人们对社会的奉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精神活动的需要，是人的人格意识的体验。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始终同人们为社会作贡献实践活动不懈的意志力。在奉献中，人的精神境界得以升华，奉献使人生充满了光明、希望。因此，对个体来说，只有积极投入对类作出贡献的事业，人生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索取，只能以个人利益合理满足为限度。
索取，只是个人利益得以满足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给予个人劳动成果的一种承认和报酬。个人生存必须有一定条件，个人生活和发展有各种需要，这些需要的总和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合理满足，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的满足。社会给予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必要满足，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因此，我们应正确对待个人利益，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努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广大人民创造更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关心群众个人利益是保护劳动者应得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的体现。
在强调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人利益的满足，受社会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反对一切不顾社会客观条件的不合理的索取。第二，个人需要的满足有一个界限，这就是索取不能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能妨碍社会的进步事业。超过这个界限就会导致个人道德的堕落，甚至陷入犯罪的泥坑。第三，我们反对只求索取，不讲贡献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在处理个人利益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要以长远的、整体的、社会利益为重。
怎样正确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呢？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思考：
观”实存“的关系上来看，奉献和索取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的矛盾范畴。一般来讲，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每个人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前者表现为对社会的奉献，后者表现为社会的索取。在这里，没有人们的劳动和对社会的奉献，就不可能保证社会成员的消费。反过来，一个人要为社会作贡献，又需要从社会中获取必要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资料。而且从个人的发展过程看，总是先向社会索取，然后才能为社会作贡献，因为人在发展的早期尚不具备奉献、创造的能力，社会作贡献也是人们对社会索取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谈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奉献来报答社会人民。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
是从价值尺度的层面上来思考。从会方面来看，社会既要提倡全体成员的奉献精神，又要着重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地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并尽可能地做到分配上的公平合理，使报酬与劳动贡献、权利与义务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人们为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个人方面来说，为社会作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人人为社会多作贡献，社会财富才能不断增加，不仅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雄厚的基础，而且使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3）精神价值与功利价值
奉献，强调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同时也重视奉献的功利价值。一般的道德问题也好，价值问题也好，在较深层次上都表现为精神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关系。表现为改造世界所作的努力、所作的贡献和个人的自我完善，既具有精神价值的特点，又具有功利价值的色彩。我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价值与功利价值的统一。人生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改造社会、完善自我，这就离不开功利和效用，离不开现实的、多方面的需要，脱离了这一点，人生价值就是空洞无内容的东西。但是人生又不纯粹是一个追求功利的过程。因为人有高尚的理性和自由的意志，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因此应必须以崇高的精神来引导功利，否则将会脱离人的社会本质，陷入物欲的满足之中。因而，我们力求的是两者的结合。
与功利价值并不总是统一的，有时表现为相当尖锐的矛盾。从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辩、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对立，到当代人们对利益和道德关系的探讨，无不反映了这一问题。譬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救老农一事的不同看法，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张华为救老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体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他的生命是闪光的，他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但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张华冒死救老农值得吗？张华年轻，思想又好，学有专长，将来在工作岗位上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又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老农毕竟老了，他对国家的贡献肯定比不上张华作的贡献大。在他们看来，诚然，张华精神可嘉，但以一个应当为国家作出更大
贡献的大学生的生命去换取一个69岁老农的生命，是”拿了金子去换取等量的石头“，不值得。
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对张华作出正确评价？这实际上是如何看待精神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关系问题。就张华救老农一事而言，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生的价值不能仅仅从外在的功利上来衡量，更应该从内在精神上来考虑。张华舍己救人的行为，不仅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榜样，而且用他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巨大精神价值。其次，精神价值也可以转化为功利价值和物质价值。张华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激励了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加倍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张华精神的感召下，他的战友后来在华山抢险中又抢救了几百人的生命；人生前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涌现出大批献身国防、爱国爱民、无私奉献、攀登科技高峰的英雄群体，受到军委领导的表彰嘉奖，并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楷模。一个张华倒下去了，千百万个张华成长起来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1946年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途中，飞机遇到危急情况......在这生与死的关头，周恩来毅然将自己的伞包让给了一位11岁的小姑娘，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而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他必然要作出的选择。一个人在抢险救人的紧急情况下，如果还要掂量掂量被救的人是什么身份，谁的价值大，是否值得去救，那就谈不上什么精神价值和人生价值了。利讲精神，但我们更不能抛开精神埋头于功利。当前对市场经济重利性原则的片面理解往往会引发人们对现实功利不适当的追求，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精神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关系，把价值取向定位于只有物质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对眼前功利价值追求大大超过了对远大理想前途和高尚情操的追求。当代大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应该确立正确的精神价值和功利价值的标准。注重实际效果是应该的，但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人生价值毕竟有它自己的特点，脱离精神就会把它混同于一般的物的价值。这是我们在确立价值定位时应特别注意的。
三 材料与案例
案例：
（一）三克镭
居里夫人发明镭后就放弃了他们的权利，并毫无保留地公布镭的提纯方法。要知道，在镭问世的一段时间里，身价曾高达75万法郎。而居里夫人的解释却异常平淡：”没有人应该因镭而致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位专门来采访居里夫人的美国记者麦隆内女士问她：”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最想要的东西吗？“"有，一克镭，以便我研究。可18年后的今天我买不起，它的价格太贵了。” 居里夫人答道。麦隆内女士对此十分惊诧，镭的发明者竟买不起一克镭？！后来麦隆内女士了解道一克镭在美国的市场价是10万美元，于是，经麦隆内女士多方筹集和某些美国人的热心赞助，居里夫人获得了两克镭。有人对此不解，认为只要她在专利上签个字，就可得到大把的钱和镭。居里夫人的回答是：“他们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仍相信我们夫妇是对的。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他们能从工作中取得极大的收获，既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也需要梦想者，需要醉心于事业的大公无私。” 居里夫人一生中拥有三克镭，她把研究出的第一克镭给了科学，公众把第二克镭回赠给了她。
案例：
（二）雷锋日记摘抄
当朋友和同学及许多不相识的同志来信称赞我，羡慕我的进步的时候，我就感到很不安。我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党像母亲一样扶着我，领着我，教会我走路。我每成长一分，前进一步，这里面都渗透着党的亲切关怀和苦心栽培。
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停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死，死为人民死。
我今天听到一位同志对另一位同志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第五篇：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从事新闻采访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 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 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1935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1)译为中文出版，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2)；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贝特兰1937年IO月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毛泽东。他很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纲领是怎样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国共两党能合作到何种程度？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他们跟其他友军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3)。贝特兰在其《华北前线》一书中详细反映了此次访谈的经过。斯特朗 来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线访问八路军的。她访问了朱德、贺龙、任弼时，自称“上了一堂游击战术的课，听到了著名战绩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4)。至于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往访陕北较晚，他们于1944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他们。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行国内外。福尔曼、斯坦 因并写了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5)。爱泼斯坦的访问文集直到1995年始汇集出版，堪称“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6)。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转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的。此时适值周恩来向新四军指挥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他出席旁听并作纪录后以《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为名在《东亚》杂志1939年6月号发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其二，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来华记者为了掌握真实情况，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一是亲往前线访问参战的指战员和群众。在台儿庄战役时，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福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7)。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8)。爱泼斯坦后来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时还接触了诸多八路军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以及普通群众。唯其如此，才据以写出全面深入反映军民抗战的准确报道。二是目睹抗击日军现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外国记者长期很难有机会到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采访。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三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9)。三是记者随军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既是以严谨求实的客观的态度报道敌后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保卫国际友人安全，军区负责人劝他离开山东返沪，但希伯认为参加反扫荡机会难得，执意留下不走。就这样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当时希伯所在的连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崔子乡西梭一带，仓卒迎敌，希伯与7名师级以上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八路军一同战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共同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其三，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不少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194O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杀光，烧光，抢光'成为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日本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他们每个讨伐队身上都带着图表，标明应予毁灭的村庄“；”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逃亡，男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头数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马骡驴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赶走，耕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六“(10)；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各种程度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温床，在城郊370名小学教师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师都被枪毙。“(11)此外记者还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私设集中营和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对西安集中营的报道来说，有的记者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虚假情节的自述，以及后来跑到延安的原集中营青年对营中真实情况的揭露，说明国民党在集中营中曾对进步青年进行过极其残酷的精神迫(12)。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军官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所述，诸多以记者为职业走遍抗战前后方的国际友人都力图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关论述也并非完全正确。”有事实上的错误……有见解分析上的错误“，”缺乏批判地引用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争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13），甚至个别还犯过主观地为宣传抗日捏造事实和数字的错误（14）。难怪抗战时史沫特莱对某些记者报道失实大发议论时，周恩来说：”如果新闻记者总是准确地报道时事，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⒂尽管如此，国际友人报道亲见亲闻亲历的记述，在当时及以后仍然是极其可贵的历史见证。
二、开展医疗活动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盛华、木克华、卓克华（后木克华、卓克华较早回国）；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何让道及夫人，捷克的何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馆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其一，奔赴前线救治伤员。i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和尤恩告别了同来的帕森斯大夫前往延安。至延安后白求恩惦念伤员，不满足于敌后工作当即奔赴前线。6月到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晋察冀军区聘请他任卫生部顾问。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离火线近，伤员可以及早治疗。伤员好得快，前线就可多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他还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有个人的安全⒃。1939年4月河北河间齐会战役时，敌人突然包围了驻在齐会地区的八路军一个营，贺龙师长迅速调7个团围歼敌人，白求恩率医疗队在前线抢救伤员，战斗进行了3天3夜，白求恩的医疗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另外，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民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和巴苏华响应白求恩大夫”医生不能在医院等待伤病员上门“的倡议，坚持要求参加战 斗。在 13天的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柯棣华接受 800余伤员，施行手术 558次；巴苏华曾为250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正因为这些国际主义的白衣战士亲临前线，忘我地工作，才及时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其二，积极培养医务人员。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和深入，我方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缺乏成为突出的问题。1939年晋察冀军区创办卫生学校，白求恩大夫就曾为学校拟定教学计划，并根据自己参加游击战争医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的教材。在此书中，从医院的组织方案到手术的实施以及各种医疗技术均有详述，并有专章介绍实用医疗方法，如木锯代离断刀，丝线代羊肠线，木棍、鞋，称秸当夹板等。这种教材均有助于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在晋察冀根据地，柯棣华亲自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他采取课堂讲授和临床实战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使学员迅速掌握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制订卫生学校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正规比、系统化；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罗生特曾建议军区卫生部在陈家老窝和桑庄创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罗生特讲授妇产科、泌尿科和战伤外科等课程。学员多系小学文化程度，罗生特讲课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直到学员们听懂为止。在他任教期间共办培训班3期，计100人，为山东军区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此外罗生特还在卫生部和直属医疗所讲授”战地救护“、”外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专题课程，使医护人员深受教益。总计以上几次，为根据地培养的医务人员即达数百人，不仅解决了当时人才的急需，保证了战地医院的需要，而且也为后来以至新中国的建立培训了医务人员的骨干。
其三，建立敌后抗日医疗机构。在马海德等医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参与下，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地边区医疗网络，在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随着我军对日作战日益频繁，部队伤亡日增。山西沿黄河一带的重伤员和高干伤员不断转送延安。为适应形势需要，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就提出建立八路军医院的设想。整个建院工作，除雇请民工挖一排窑洞外，和泥、打土坯全部是直属医疗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完成的；同时还盖了两排平房作为高干病房。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白求恩，中央军委决定将此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马海德和卫生部的同志又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建立了 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1940年8月柯棣华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翌年1月他即被任命为该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在创办医院过程中，他”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广开言路，采众家之长，努力将医院办成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新型医院。柯桂华以白求恩为榜样，以身教言教的模范行动带领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创出第一流的成就“。柯核华在此工作直至翌年12月病逝。后军委为加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工作，调米勒自晋东南回延安。米勒在此与马海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为延安和平医院尽力，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活动，还为当地群众服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可以说，这些到达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国际友人都能发挥所长，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被安排在国民党战区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的22位医生亦热情 为军队和驻地居民服务，其中的高田宜、王道等也都以身殉职，但因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士兵给养常被克扣，军中．卫生条件极差，有如”德国的集中营“，使他们的医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17）。尽管如此，国际医疗队员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人民高度友好和深厚情谊。
三、参加各项建设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了科技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
其一，开展”工业合作社“建设。最早发起者是路易·艾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许多工厂被毁，不少工人失业。艾黎本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供职，因其主动深 人工人群众并同情工人。在宋庆龄的鼓舞和支持下，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尽其所能地为 工人提供各种帮助。1938年初艾黎等人在上海组成”工合“促进委员会，8月迁至武汉改称 ”工合“协会，他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任命他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 合“运动。艾黎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利用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 的生产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在其努力下，”工合“运动发展迅速．到1942年7月，在全国各地共设立72个”工合“事务所，建立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O万元，不仅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消费品。还生产了部分军需品。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因嫉恨他到陕北根据地办”工合“，1942年9月21日解除了他的行政院”工合“技术专家职务。此后艾黎将注意力转到兴办培黎学校。其中重要的一所在甘肃山丹，何克任校长。师生们自建宿舍和围墙，添置机床后，仿制机器，既可自用，又可供周围的合作社购买。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从事生产，学校也因此走上了自给自足之路。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总之，工合及其学校生产，构成了战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力量，是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其二，培训技术人才。抗战时期原北平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就曾为我抗日根据地培养过技术人才。1941年12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此两对夫妇同时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翌年2月，林迈可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 电高级训练班，自己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李效黎教英文。招收学员7O多人，除少数在京津读过大学外，大部分系中学刚毕业或并无正式学籍仅在无线台工作相当时间的青年。校舍用木板搭成，”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木板，就正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是窗户“⒅。军部很不容易从北平买到一套用品，其中有无线电收音机和数理课本，总共有十多本书，就算是当时的图书馆。此外就是每个学员背着的被服、牙刷、饭碗，一套替换的制服和一双布鞋。训练班还有一头骡子，负责背负公用校具--一只油印机、一些白纸、锅子铲刀等。当时根据地没有正规教材，林迈可教学生们如何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推演起，然后把相关的数学知识教践学生。当时军区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林迈可就与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既 解决了工作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随军活动的培训班也就行止不定，但他们始终坚持原订计划上课，保证了教学质量。培训班至这年8月结束，任教的国际友人因为事先对优秀生重点培养，当他们离开根据地后仍有人可以接班，继续教学不辍。此种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一批无线电人才，至今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专家、领导骨干中，就有不少是当年这所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其三，进行抗日宣传。这是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学者，在日本与东京高等师范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抗战初期来到上海。在”八一三“抗战中她就写了《爱与憎》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翌年4月，她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用柔和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用流畅日语把一把闪光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胸膛“。她访问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称颂她是”伟大时代的母亲“，号召日本妇女”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屠杀无辜的邻人。“在重庆，她”继续在郭沫若领导的国际宣传处文委会下工作，她撰写并翻译了《战斗的中国》、《黎明前的合唱》，《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等论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周恩来赞扬她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郑律成，朝鲜人，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结识了爱国音乐家冼星海，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线的宣传活动。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写成一曲雄浑抒情的《延安颂》。这首歌曲当时虽未正式出版，却迅速流传，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它奔向延安。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汪音乐指导，又创作了著名的《延水谣》，这是继《延安颂》之后又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1939年夏天他与词作者公木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后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另一位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1938年从荷兰来华，在台儿庄拍摄过反映此处对日大捷的影片《大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允许他到延安，他将一部摄象机赠给延安，就是靠它我们拍摄了延安生活片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活动以及中共“七大”等珍贵镜头⒆。
事实证明，当时来到中国参加战时经济、技术和文化建设工作的国际友人，其所从事的工作，无不有益于抗战，但当时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曾遭受到标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诽谤。如艾黎一再被说成是“特务”、“博取名声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不一而足。不少国际友人承受物质上艰辛和精神上的折磨，依然坚持援助中国抗战，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力。似此抗战以来始终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其精神值得崇敬和发扬。
四、置身实际战斗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20），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21）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 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一，参加浴血战斗。在抗战中．苏、美志愿空军人员屡立战功，并有多人以身殉职。1939年7月苏联志愿飞行员队长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后在对汉口日军空军的三次空袭中，他所率编队击毁敌机136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机群出击武汉，将日军战斗机拦截。但库里申科亦遭到其他日机袭击，致机体中弹，他以仅存的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江飞至万县上空，降落江中。飞机保存下来．而他却因过度疲劳被浪涛卷走。1941年12月20日晨日寇10架轰炸机飞近昆明，由美军空军志愿队第二中队长纽寇克率4机编队去拦截。纽寇克和他的僚机发现敌机穷追不舍，用P-40的大口径炮把轰炸机中日本炮手面前的后部炮塔打得粉碎，结果有6架日机残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边境的地区上（22）。自此次昆明空战告捷起中国报纸开始称美国空军志愿队为“飞虎队”。之后该队归并入14航空队，继续在中、缅、泰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取得很大的战绩。仅纽寇克和他在驾驶员在一月间即打掉或烧毁150架敌机。3月24日纽寇克在扫射日寇地面部队时被敌人打中牺牲。山德尔亦于此前2月7日在一次空中事故中牺牲。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二，担任军事指挥。这里可举越南和美国来华的国际友人为例。洪水，这位大革命后参加中国红军屡建功勋后被我军授予军衔的越南将军，1937年 8月随八路军总部和 115师到山西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率领IOOO人的队伍从河北灵寿出发，经山西向陕北进军。在约25O0里人称“小长征”的跋涉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翻越宁武西北终年积雪摩天峰，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胜利完成将全部人马交给抗大一分校的重要任务，也为抗战做出了可贵贡献。史迪威，太平洋战争后翌年3月受命来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他上任后，即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并曾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进攻，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他还为开辟“驼峰航线”，建立昆明培训中国军队中心，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等诸方面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1944年7月，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始则采取拖延战术后又持强硬态度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顾全东方抗战的大局，不愿与蒋介石闹翻，终于作出妥协，将史召回。史迪威虽离华返美，但在华所作所为，无疑对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进行军事观察。抗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联盟。外国军事家到中国进行军事观察，对于介绍中国战况、争取国际援助、增强反法西斯力量，至关重要。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指挥官，抗战一开始便来到中国。他两次从汉口出发巡游北方，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达三、四千公里，时达18个月，始终与中国军队在一起。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八路军指战员交谈。他还访问了正面战场，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奇迹般的事迹，毫不隐瞒地公之于众。他看到了八路军，对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非常 赞同。认为八路军“友好、自信和民主”，是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毁这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方的军队”；他也看到国民。党军队。除了奉命而外，不知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八路军那种谐和的精神“（23）。他的见解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对当时美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谢伟思是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顾问，1944年7月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如延安。他通过观察访问，发现”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24）令他还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力量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从此基本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5）。尽管他们的论断一时被曲解，但他的预见完全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据上所述，置身中国抗战的众多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均应载诸史册。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外国朋友”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26），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其二，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有力的推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朋友来华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激发了各国人民共同对敌的热情，认识到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桥梁。外国朋友来华抗日，是国际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历史见证。抗战中国际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无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及战后不少人曾在中国继续工作或回国后不断来访为中外人民友好尽力，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影响，弘扬了中外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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