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两次金融危机谈市场规制分析思考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市场规制 四个转变
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并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金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市场滑落、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比较,这次金融海啸并非因为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内的因素
造成;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消费文化和模式、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运作方式,政府金融监管的理念和方法等多种原因引起的;是内源型。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金融监管有漏洞,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等乘隙而入,利用投机的经营方式,掠夺他人财富;是外掠型。认真审视和考量,造成这两次金融危机有两个共同的因素:市场主体的经营方式和政府的监管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监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监管机制。最近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提出要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等,同时各国也开始扎紧自己的篱笆,加强市场规制,增强免疫力。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原意主要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对某些特定产业或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经营行为、产品价格、投资决策、危害社会环境与安全等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规制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产业革命的发生给布阿克尔贝、亚当·斯密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也给市场提出严峻挑战;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明与推广,需要大量投资,而当时的自由竞争市场难以迅速聚集所需资金,这引起了对自由放任经济有效性的质疑和反思。1848年,穆勒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问题,认为政府应对微观经济领域进行经济规制,其观点逐渐被大家接受。英美等国政府先后成立了规制部门,负责对际铁路建设及其运输进行规制,促进了铁路的发展。市场本身的缺陷也给政府规制提供了分析论证的实例: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等国家经济急剧衰退,市场机制对这种衰退已无能为力,市场经济国家开始认真思考与反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现实需要新的理论与政策来引导经济走出危机。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并被重视。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以凯恩斯主义和制度学派观点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如一剂良药,给陷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用市场机制这只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用国家干预这只是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和规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观点和方法被大家认可和接受,并且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理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爆发的金融海啸,使市场规制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共识和研究的重点。
我国市场规制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学术界开始翻译介绍国外的政府规制理论、著作和相关政策及做法和经验;19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逐步应用从国外引进的政府规制理论研究中国垄断产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民航、铁路、电信、电力、邮政等部门的政府规制政策;从本世纪初开始,鉴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状况,市场规制理论受到关注和重视,理论界学术界对政府规制理论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层次逐渐深远,成果也日益增多。在市场准入及退出、市场行为矫正、知识产权保护、消费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市场规制是国家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及其工作部门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监督管理;是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得以贯彻落实的手段、机器和机制。它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国特有的市场规制制度,在对资改造、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倒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政府市场规制的重要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准入及退出、市场行为矫正、知识产权保护、消费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市场主体、经营业态、营业方式、高科技手段、国际化程度等日趋创新和发展,给我们市场规制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党组审时度势,经过认真研究,郑重提出了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和现代市场管理体系;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整治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给我们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
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于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对于促进工商行政管理的繁荣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透过两次金融危机及市场规制的宗旨、原理、方式、作用等,笔者建议我们在努力实现“四个转变”过程中,要重视与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自己的路。十七大明确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有过经验教训,首先是学苏联的计划体制,后来苏联垮了;然后学南斯拉夫,后来南斯拉夫散了;然后学东亚,后来日本和韩国也出问题了;然后学美国,现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了······。别人的方法和经验不一定先进科学;同时也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况且经济社会也是运动发展的。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比中国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7千亿美元救市用于购买不良资产;而我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用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现在美国政府宣布改变7千亿美元的用途,不全部用于购买不良资产。应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具体实践,我们逐步摸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的经济管理制度和机制;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与时俱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日益强盛,应对、化解经济危机的措施、能力和经验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现在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重视,也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规制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在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工商行政管理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思考,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谋划,放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来实施,走自己的路。要根据市场经济的结构、特点和规律,根据市场规制的宗旨、原理、作用、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阶段的发展要求来确定和实施工商行政管理,努力实现“四个转变”,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市场规制制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重视和加强战略与理论研究,增强工商行政管理的软实力。陈云同志指出我们需要“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时常踱方步”的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要有长远的整体观念,要有全面的战略思维。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先进清晰的理论是科学实践的重要保证,实现“四个转变”需要先进科学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伯华局长指出: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行政管理理论,指导推动实践工作。恢宏严谨的发展战略和先进科学的系统理论,是工商部门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工商部门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力。我们要重视和加强战略与理论研究,要把工商部门的工作放在政府工作的大局中来审视和考量,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发展意识。要提倡学理论、钻理论、讲理论,开展多种形式努力营造浓厚的理论氛围。要借鉴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采取引进人才和自身培养相结合的方法,既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聘请专家学者来挂职,又注重从基层培养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文字功底扎实、爱钻研的业务骨干,总局应该成立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学术委员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家和法律权威;要体现和突出工商的部门特色和行业特点,要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在理论界和决策层听到我们的声音和建议,能够从体制和机制上保障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和状态,使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始终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运行。省工商局和有条件的地市级工商局应该设立研究室,与工商学会合署办公,搜集整理国内外市场规制的经验方法,分析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工商行政管理战略和理论研究,探讨市场监管发展的模式和方向,为改进工商行政管理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支持。逐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设立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研究员、教授等职称,将研究成果与工薪晋级待遇挂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勤于钻研、善于钻研的理论研究队伍,切实促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三、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市场规制的重要目的。市场规制是国家及其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代表和保护的首先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透过“罗斯福新政”、美国和欧盟对微软的反垄断执法、相关国家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海啸的处理,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市场规制的首要目标是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经济安全,国家利益,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建立在经济安全运行和国家利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经济不能安全运行,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无本之木,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得到保证,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有保障;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对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大的、最基本的保护。市场规制是以保护国家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市场规制的重要部门,担负着市场准入,经营行为、竞争行为、交易行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重要职能,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应该是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责;在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的情形下,这项职责凸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国办发[2008]88号】(即三定方案)中,规定了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但没有明确规定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职责。基于市场规制的宗旨、原理、作用,鉴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我们自身的实践,笔者建议在职能定位方面,工商部门的三定方案中应该明确增加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职责。
四、要强化对经营行为的精细监管。市场行为主要包括经营行为、交易行为、竞争行为;经营行为是相当于主体资格而言的,交易行为是相当于买卖双方而言的,竞争行为是相当于同行业而言的。美国的次贷危机主要是由经营行为引发的,其直接原因是大批放贷机构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而投资机构则利用精湛的金融再生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由于监管措施和机制滞后,市场贪婪的本性迅速膨胀,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过度投机行为犹如脱缰之马,金融证券日益与实体经济脱节。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衍生品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将传导到实体经济,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对经营行为实行精细、理性、科学的监管,是市场规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工商部门的重要职责。同时要保证国家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贯彻落实,要规范和维护经济经济复苏中的市场秩序,要防范和化解跨国公司的垄断和掠夺等,也都需要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国办发[2008]88号】(即三定方案)中,规定了负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行为监督管理的职责。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的一部份;同时他们的经营行为也不足以构成垄断,不足以危害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工商机关作为反垄断执法部门和市场规制部门,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监管应该是全方位的。建议三定方案中应该明确对所有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实施监管的职责。《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监管经营行为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现在已废止;规制市场过度投机行为目前无法可依,建议尽快出台《市场监督管理条例》。同时我们在对经营行为实施监管过程中,要逐步转变监管的方法和模式,不但要矫正和规制经营行为,还要分析研究经营行为的特点、结构、后果、走向等,提交市场经营行为运行报告,增强市场规制的前瞻性、预见性、针对性,引导和规范市场经营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可调控可规制的状态下健康运行。
五、健全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四个转变”需在法治的原则和框架下进行,需要法律的支撑和指引。经过这三十年的摸索和实践,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和机制,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由469件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体系,在市场监管方面为保障和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其中的法律法规主要散见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中,没有一部单独的工商行政管理基本法,不能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人员、经费、职责,遇到国家政策调整如停止征收两费,机构改革等,全系统尤其是基层人心浮动,持等待观望态度的为数不少,影响了工作。我们要充分利用应对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积极履行市场监管职责,奋发有为,认真规范和引导市场经营行为、交易行为、竞争行为等,保证国家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贯彻落实,规范和维护经济经济复苏中的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跨国公司的垄断和掠夺,保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提高工商行政管理地位。同时要从应对和克服经济危机的角度,从市场规制的宗旨、原理、方式、作用等方面深入论证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作用和效果,积极主动向领导汇报,争取立法机关的重视和支持,尽早制定工商行政管理基本法律,保证工商行政管理的长治久安。在具体的程序法和实体法建设方面,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桎梏,要有创新的勇气,要有建设中国特色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信心。既要尊重大陆法系的原则和要求,又要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同时要结合我们的具体实践、我国文化习俗及现阶段的规制要求,以科学发展为原则,研究制定中国特色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第二篇:我县应对金融危机形势分析思考(最终版)
应对金融危机,**县必须认清形势,周密部署,科学应对,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转机,以“保增长”为目标,努力促进全县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一是增强信心。近年来,**县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之衡茶吉铁路、泉南高速、岳汝高速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启动,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将日益显现。通过依
托优势资源,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引进了湘东钨业、东山石材等一批工业企业,园区经济不断壮大,对全县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同时,以政府职能转变和干部作风转变为重点的软环境建设逐步加强,发展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危机中有商机。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休整期,大宗原材料、机械设备价格大幅下降,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这为企业改造工艺,引进人才,调整结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必须坚定信心,**县经济发展仍有潜力。
二是加大投入。为了实现保增长,要千方百计地加大投入。争取项目投入。认真做好项目对接文章,全力争取全国的粮食增产千亿斤项目、全省的千万亩油茶项目、大中型水库除险、城区防洪堤、乡镇文化站建设、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物流中心建设等项目落户**。加大政府投入。据专家测算,房地产业可带动50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建筑量每增加100万平方米,就能吸呐30万人的就业。当前,**县城市化率仅为30.5%,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要将投入的重点放在房地产开发上。要创新房地产开发模式,加快国有资产处置变现力度,尝试走“政府开发,让利于民”的房地产开发路子。促进银行投入。经济与金融息息相关,唇齿相依。要制定出台鼓励银行放贷的政策和措施,对银行设立适当的存贷比底限,促使银行从全县范围内吸收的资金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强力招商。面对金融危机,**县要实现招商引资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有新的突破。立足园区招好商。根据“一区三园”产业定位,着力引进棉纺针织、电子电器等产业项目,形成园区之间上下游产业关系,保持园区产业的系统性,实现以功能布局引导产业布局和项目布局,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利用老板选好商。大力推行东山石材工业园“政府主导,老板经营”的园区建设模式,切实转变招商引资方式,在工业园区划定区域,吸引老板经营,将招商选资的责任和权力交给老板,充分调动老板招商选资的积极作用,实现招商引资企业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优质服务安好商。全县各级干部要主动下到企业,积极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生产难题、销售难题,促使企业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四是促进消费。创造就业机会,对道路、水利、林业开发、村庄建设等工程项目优先安排当地农民,促进农民工就地就业。整合县内培训资源,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实行边培训边输出、以培训促输出,积极转移农村劳动力。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回乡人员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实现以创业促就业。改善消费环境。着力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结合“家电下乡”活动的开展,合理引导发展汽车、文化、保健等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推进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完善和落实低收入群众价格补贴办法,加强以食品药品为主的产品质量监管,严历打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提高消费预期。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救济救困力度,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支持农民建房,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给予农民建房宽松的国土政策,搞好村庄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尝试推行村民建房买房补贴办法,对村民在当地建房的,给予每栋补贴1000元;对村民在县城购房的,给予每套补贴2000元。
第三篇: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模版)
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
[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购房者预期、政府政策及银行经营理念的影响,接着重点分析了次贷危机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中长期走势的影响,并尝试建立了国内房地产市场需求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内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次贷危机 房地产市场
一、引言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恶化,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显现。归根到底,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次级按揭贷款通过证券化这个变压器把风险高倍放大以外,关键在于它沉重打击了市场信心。对次贷危机的恐慌和疑虑将波及汽车、教育金、信用卡等其他消费信贷市场,还会扩大到公司债券方面,严重影响企业融资,进而造成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对我国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中国房地产市场受到的影响备受关注,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相对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与美国三年前的情景如出一辙,中国房贷市场会不会爆发大规模信用危机,本文就此专题展开讨论。
二、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1.影响购房者预期
购房者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极其敏感,“买涨不买跌”是普遍的心态。2001年以来,美国楼市的不断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中国购房者的信心,对房价的快速上扬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次贷危机影响,使国内购房者认识到没有只涨不跌的房地产市场,进而由热烈入市买房转为持币观望,具体表现为成交量的急剧下滑和房价的滞涨。2007秋季开始,从深圳、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发端,逐渐蔓延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成交量滑坡、房价滞涨甚至下跌已经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据最新的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环比仅上涨0.3%。整体房价水平虽然略涨,然而急剧的量缩已经改变了很多地区楼市“跌量不跌价”的状况,楼盘以各种名义和各种方式暗降价格的现象日趋增多。
2.影响政府政策及银行经营理念
次贷危机对政府房地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打破了国内房地产按揭贷款为优质资产之神话,也改变中央政府对国内房地产发展的看法”(易宪容2007)。
首先,不少商业银行放松个人住房按揭市场准入,贷后又放松风险管理。在2007年三季度前,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人一般只要购买都可以获得贷款,一些人还用假收入证明等虚假文件进行“假按揭”,再加上“循环贷”、“加按揭”、“转按揭”等五花八门房贷产品大量涌现。如果房价持续低迷,利率又处于上升周期,那么购房者的负担将逐步加重,会有大量违约客户出现,银行将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其次,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增长成为房价疯涨的助推器。2003年初到2006年底,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共增长10800亿元;而2007一年的时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接近前四年的总和,达到9000多亿元(数据见人民银行2003-2006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大量投机者利用银行杠杆和低利率政策,在国内房地产市场疯狂炒作,造成房价快速飙升。
种种迹象表明,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正在逐渐积累。据上海《东方早报》2006年11月15日报道,上海当年9月末,中资银行个人房贷不良率为0.86%,而2004年只有0.1%左右,两年时间房贷不良率上升了7倍多。为此管理层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抑制房地产过度投机的政策,如24号文件、359号文件、64号文件、39号令、452号文件。这些文件的政策含义包括:一是全面的确立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对中国的房地产的投资与消费做出严格的区分;三是提高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场准入;四是完全禁止各商业银行加按揭及转按揭。2007年冬季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决定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适时提高利率,严控信贷规模。
政府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经营理念,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盲目乐观和松弛管理成为过去。从2008年起,个贷申请人不仅要提供收入证明、信用记录、公司工资证明、学历等,还必须向银行提交自己的3个月以上工资卡上资金对账单,从而防止贷款人提供虚假的收入证明。这些规定的实施,将有三成以上的购房者受到影响,有一半以上的购买者贷款申请将被拒绝。
3.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中长期走势
(1)次贷危机反衬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潜在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如一面镜子,也反衬出了我国房地产潜藏的大量问题,除了前文所述的问题以外,本文重点从以下两方面阐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潜在危机。
①国内房地产市场涨价过快
从涨价速度上看,如果从2003年为基期来计算,那么全国多数地方的房价至少上涨了1倍,多的甚至2倍以上。而美国从1995至2006年用了12年才实现了房价的翻番。可见近年来,中国房价涨幅远远超过美国。
②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是指借款者拖延或拒绝按合同还款给银行造成的损失。目前国内房贷违约风险有加剧的趋势。首先,我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贷款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央行连续7次加息,但由于通胀的加剧,国内居民的消费开支开始增加,而预期收入却不明朗,进一步加大了还贷难度,当贷款利率上升到一定水平,风险累到一定程度,稍有风吹草动,违约率就将急剧攀升。其次,我国房价评估体系仍较混乱,借款者可以通过房产价格的高估从银行获得贷款。当出现大面积违约时,由于房价下跌,原先评估的价格明显偏高,加上银行处置资产的费用,抵押品处置后无法弥补银行的损失。再次,房地产金融市场建设的滞后,我国房贷违约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如果房价出现大跌,这些积累的违约风险将给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带来巨额不良贷款。
(2)次贷危机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情况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国内房地产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多地少,住房需求具有刚性云云。然而,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使我们有必要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进行重新思考。本文认为,国内房地产市场需求应该划分为自住需求、保值需求、投机需求三大类,而不是简单地划为自住需求和投机需求两类。为方便说理,本文尝试建立以下简单的房地产需求模型。①自住需求:这类需求是指购房者出于自住需要而且有支付能力需求,记作D1,一般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Y正相关、预期房价上涨的购房者在总购房者中的比例E,与房价P、贷款难度d、利率r反相关。可以简化地写为:,其中k表示决定自主需求的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增长率、结婚率、城市化率等等,一般是常数,为简化问题通由k描述。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Y由于通胀加剧而增长缓慢,E如前文所述是下降,从
看2007年房价P比2006年大幅飙升,贷款难度d增加,利率r上扬,可见2007下半年开始,国内房地产自住需求受到强烈抑制。
②保值需求:这类需求是指购房者出于保值目的而形成的购房需求,记作D2,一般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Y、预期房价上涨的购房者在总购房者中的比例E正相关,和利率r反相关。可以简化地写为:,其中h表示决定保值需求的其他因素。同上理,2007下半年开始,保值需求也在下降和受到抑制。
③投机需求:这类需求是指购房者出于投机增值目的而形成的购房需求,记作D3,一般与参与房地产投机资本总量L、预期房价上涨的购房者在总购房者中的比例E正相关,和贷款难度d、利率r反相关。可以简化地写为:,其中u表示决定投机需求的其他因素。从2007年下半年形势看,虽然参与房地产投机资本总量L还在增加,但由于E的下降,r的提升,特别是d的大幅增加,投机资本利用银行信贷的杠杆作用大打折扣,使得房地产投机需求受到极大遏制。
综上所述,房地产需求D=D1+D2+D3包括自住需求、保值需求和投机需求,其中投机需求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城市去年已占八成以上。从短期看,国内房地产需求受次贷危机影响,从2007下半年开始出现全面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3)次贷危机对推动国内房价走高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影响深远
从上文知,社会投机资本总量L是形成国内房地产投机需求的主要因素,而流动性过剩一直是社会投机资本的主要来源,并成为推动国内房价走高的主要因素,也一直是央行重点治理的难题。次贷危机对我国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方面,影响我国对美贸易顺差。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价值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减少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同时,美联储已经再次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的压力。2008年中国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贸易顺差将步入下降轨道。这虽然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也将使高额的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减轻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给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带来的压力。
另一方面,加速国际投机资本涌入。由于美联储的降息,使中国加息的空间受到制约,但由于国内通胀压力,2008年中国还将加息,中美利差不断加大,国际投机资本加速涌入,致使本己过剩的流动性进一步膨胀,从而给中国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带来难度。
从2008年1月份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看,从紧的货币政策执行并不理想,货币供应量增长迅速。M2同比增长18.94%,创下近19个月来的新高。原因主要在于国内货币信贷增长全面地反弹,1月份新增贷款达8036亿元,同比增长了2000亿元,创历史新高。因此,目前治理流动性泛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及物价水平全面上涨的任务仍是央行的当务之急。
(4)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中长期走势的展望
首先,从房地产供给看,由于土地资源的国家垄断性,加上房地产商的投资惯性,一定时期内国内房地产供给将继续保持稳中略升的局面。
其次,从房地产需求看,从上文分析知:
房地产需求受到预期房价上涨的购房者在总购房者中的比例E和利率r的影响很大,虽然已经开始从高位回落,但当前E是不稳定的,如果投机资本掀起新的一轮炒作狂潮,E还有反转向上的可能;而r的涨幅有限。而且从前文看,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社会投机资本L的增加,投机需求的上涨冲动仍然很大,而目前投机需求是决定国内房地产需求的主导力量。
总之,目前国内通胀压力巨大,一月份CPI同比上涨7.1%,而信贷规模也在剧增,负利率十分明显,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狂涨的引信并未解除。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走势虽然逐步下跌并向理性回归。但从中长期看,房价的高位运行还将延续,不排除掀起新一轮狂涨的可能性。是否如此,取决于中央实施紧缩政策的决心和落实效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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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晓宇:住房需求动态模型的演进[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5)
第四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五篇:也谈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和见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普通百姓对此事有何想法呢?借机谈点肤浅见解。前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扩大投资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正如少数西方学者所说:“中国是个大工厂”。本次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不是“较小”而是很大,在相当一段时间
内经济增长会放慢,对部分地区和靠出口为生的企业影响最严重,工人要下岗,工厂要倒闭,农民工要返乡。时间长了,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国家税收减少,财政欠收,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正常运转和普通百姓生活,如果再碰上天灾人祸,形势就更糟。面对这种形势,中央要做好两手准备,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国内经济在短期内逐渐复苏。另一手,如果经济一时难以复苏,中央要号召全党早做思想准备,加强管理,勤俭节约,过“紧日子”。
一、应对金融危机容易忽视的几个方面
为促进经济复苏,中央已拿出4万亿人民币投入基础建行,拉动经济。如铁路、公路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就百姓看来,政府最容易忽视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去,毛主席老人家讲过:“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人类生存条件之一,同时也是发展工业的资源。历史经验证明,农业丰收、经济发展、国家稳定。早在五十年代修建许多水库,至今百姓还在受益,“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当喝到甜滋滋水时,百姓情不自禁的想起毛主席。由于环境变化,据统计在中国660座城市中,大约有400座缺足够的水供应,在农村大约有3000万人无法喝上安全和干净水,由于水的问题,人体癌症和痢疾发病率不断上升。说实在话,自从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多年没有大张旗鼓,兴修过水利。解决水的问题关键是蓄水,古代隋扬帝开运河,就是蓄水通航,今天共产党人能否把南方水引到甘肃、陕西、山西等缺水的地方?在眼前,农村大小塘堰深挖一米,原有水库维修加固。一方土国家平均补助15元钱,以村为单位,乘农民工返乡,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样做总比单纯发消费券更有意义,同时可以带动农村竹器、铁器业蓬勃发展。其次,用价值规律办法解决水污染和浪费水资源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两个月不下雨喊抗旱,下雨半个月叫防洪。
二是根据农村人口分布情况,修建和维修农村卫生院。6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对整个农村医疗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仅限于满足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要求,但鉴于当时中国的条件,这项制度可谓瑕不掩瑜。当前,医生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很少,其原因是农村艰苦、住房、工资得不到保证,大学生不愿去,在岗的更不愿意去,要解决农村看病不便的问题,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从财政安排一定比例资金修建和维修农村卫生院,改善住房和医疗设备。其次,卫生系统拿出一个可行“管理办法”,硬性规定医务人员到基层农村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城,或者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医院,上、下支持,共同提高医技,从根本上解决9亿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三是合股修建敬老院。全国60岁和60岁以上老人1.49亿,社会老龄化问题突出,政府主导投资私人入股,修建敬老院,让众多的老人有个生活场地,愉快走过人生的终点,这个行业利润极少,但现实意义很大,就业人员多。办敬老院形式可多种多样,社区养老、长期、短期养老都行。尽管有的地方政府修福利院等,但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不足,或者缺乏规范管理,克扣现象、管理人员打被赡养人,以及被赡养人之间以强欺弱现象经常发生。
四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普通老百姓才是内需的主体,而他们的消费能力尚且不够。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提出要扩大内需,就百姓看来扩大内需需要一段时间。一方面,在医疗制度、教育改革、劳动保障制度等问题不成熟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银行存款,备用于医院看病,孩子上学读书,婚丧嫁娶、生存过日子的钱,这些钱是不能随便乱花的。有人说:现在储蓄存款达到20万亿,请问周小川先生?普通百姓占多大的比例?我看谁也说不清楚。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毒牛奶”、假冒商品,使得一部分人不敢消费。现在得上一个感冒,到医院去要花一千多元,如果食品中毒花的钱就更多了。
五是改革房地产经营方式。按一般经济学观点来看,调节经济有效手段是税收、价格、行政命令、物资等,对当前的高房价,政府采取是减税让利,除此之外,政府没有更有效办法调低房价。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少数人有胆威胁银行,说:“如果我们活不了,银行首先就得死”。如果政府屈服于这种压力,我们将丧失以前(为控制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所有成果。个别人过份鼓吹房地产开发商对经济发展贡献,其实不然,据调查,房地产开发商向国家提供税收,占地方总税收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而少数房地产开发商得到许可,强行拆迁,强行占用耕地,使失地农民没有生存依托,由此,产生负面影响,如群体上访、到政府门前静坐
等事件时有发生,造成政治影响很坏。普通百姓总结一句顺口溜:“开发商大把钞票往麻带内装,政府擦屁股,失地农民苦遭秧”。
作为政府出发点是好的,要解决无房百姓有房住,但事实上无房人买不起房。例如,北京市最低等的一套房要花100万元,武汉一套房最便宜的要花上60万元,开发商卖的房只是毛坯,算上装修钱就更多了。买得起房的人只是
少数人,并且,有的还在抄房地产生意,武汉汉正街,一个平方一年租金一万元,真是寸土寸金。
中央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这无疑是正确的。18亿亩耕地是13亿人生命之源,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生命线,守得住吗?谈何容易,“天高皇帝远”,中央管得了吗?在当前,一切向钱看情况下。倒不如,中央收回这个权力,改革房地产商经营方式,由各级政府掌控吸收有良心的开发商参加,成立股份制房地产公司,统一解决征地、失地农民,缺房户住房问题。这样做一举三得,一则减少社会群体事件发生。二则能够真正掌控房价,做到售房和廉租房同时并举,解决无房户的住房问题。再者扩大城镇就业范围。
六是要向管理要效益,管好纳税人钱。面对出口受阻,扩大内需一时有一定困难,我们要向管理要效益,管好纳税人钱。毛主席老人家曾经说过: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事业。今天,节省每一元钱,为了社会稳定和发展。要节约,潜力在那里?据调查,部分政府行政经费开支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特别是党政机关出国经费、公务接待费、会议费、购车和用车经费,都有潜力可挖,仅就公务车使用问题来讲,公务车变成部分官员私用车,送小孩子上学、离上班地点不到1000米,用公车送来送去,老百姓对这种事是看在眼内,恨在心内。据负责车辆部门估计,全国约有500万辆公务车,其中大多数配有专门司机的豪华轿车是用公款买的。2006年,这些公务车司机薪水开支、购车和保养以及车辆加油开支大约为6000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年全国用于教育方面开支为4546亿元,社会保障开支是4181亿元,国防开支约为2838亿元。上述说明节约有潜力可挖。建议政府来个硬性规定,55岁以下七品官,同城5公里距离一律坐公汽、骑车上班,现在一台小车一年开支,据初算,人员工资2.5万元,保险、维修、用油约3万元,合计5.5万元,全国一年最少节约几千万亿人民币。我们要积小钱办大事。迫切需要政府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改善民生,投入建设,这是政府能为改变经济困难局面所作的直接贡献。以上提到的几点促进经济复苏的意见,但愿能够实现。
二、应吸取的教训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有利一面,又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与为富不仁狼狈为奸危害性。对“危害性”我们要举一反三,采取措施。
第一,强化市场管理。管理也是一项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当前有关部门管理能力很差,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只顾收钱,不顾服务,例如“国家九个大沿帽单位”管不好一棹饭,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特别对金融、粮食、医药、食品安全等行业,加强源泉控制和管理,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变分散管理为集中管理,同时,制定“统一市场管理条例”。坚决纠正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混乱局面。
第二,“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雷区。在谭中文章内提到,在克莱因出版的新作《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今在国际市场畅销。克莱因所指的“灾难资本主义”是政府利用天灾人祸来帮助少数大资本家牟利,典型例子是“斯里兰卡海啸”,受灾地现在盖起豪华酒店,备受卡特里娜飓风摧残的美国新奥尔良市,现在变本加厉地成为富人的天堂。克莱因认为,从里根总统开始一直到小布什政权,是积累式地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达到顶峰,造成今天的金融灾难,我国要吸取这个教训。
第三,不要“崇洋媚外”。毛主席在世时批评过某些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近几年,国家财政比以前好了起来,出国的人多了,回国后开口闭口说美国如何如何,英国怎么怎么了不起,真经没学到,假佛请得不少。中国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情况、新问题是什么?多数人一知半解,原因是跑外国多了,到国内深入实践调查少了。能否再来一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或许能找到解决当前经济复苏的“灵丹妙药”。
第四,外汇储备要多元化,不能在“一棵树上吊颈”。我国公布外汇储备有1.9万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券有6530亿美元,问题在于我国将如何积极保护自己,尽量减少损失。首先,再不能把纳税人钱拿出购买美国债券。其次,外汇储备要多元化。债券类的东西只是一张纸,最好储备硬货,如黄金、粮食、豆类、石油等等。
第五,要改进工作方法。现在,推动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发文件,有时跑下去走马观花。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工作,会议开得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例如,某些城市发生的“的司”事件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主要负责同志要少开会,多思考。不能只抓经济发展,今天跑北京,明天下广州,群众疾苦不闻不问。在专家学者甚多的今天,要提防“南郭先生”的意见,多向群众请教,再向有真才实学的专家“问安”。这样做,既能克服官僚主义,又能掌握真实社情民意,节约行政成本开支,一举数得。
我们老百姓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战胜当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