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论文：我国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案例分析论文：我国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以案说法课堂论文

流浪的证人

——我国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摘要】：在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的保护缺乏预防性措施，保护立法上的不足，保护方法上侧重于事后保护，只有在证人被打击报复或者因为作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能启动法律的救济程序。对证人的预防性保护措施不力，导致证人的作证环境越来越恶劣，潜在的证人不敢或不愿出庭作证。而我国司法改革致力于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引进交叉询问制度和直接言词原则，保障被告的质证权。证人不出庭作证导致控辩式的庭审模式无法实现。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案例简介】案例一：2008年9月11日，淮河晨刊第十八版转载中国青年报《举报人因信息遭泄露被迫全家流亡》的文章：2006年，在浙江宁波市做小生意的肖敬明为一起杀人案作证，办案民警承诺为他保密。开庭时，因法院要求实名举证，导致信息泄露。之后，肖敬明一家遭到犯罪嫌疑人亲属和朋友的恐吓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女儿因此辍学。当记者采访时，他后悔不已：“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案例二：山东日照市东莞镇大池庄村民胡秀娟作证证明本村村民刘桂安强奸(未遂)，刘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释放回村后，刘就扬言报复胡秀娟:“不是你作证，我怎么会坐牢!我早晚要收拾你!”。胡秀娟和丈夫分别找过村干部和派出所寻求帮助。但面对刘的威胁，村干部和派出所也无济于事，最后胡秀娟和8岁的儿子被杀。当公安人员调查现场的证人时，目击证人因为怕报复，都拒绝作证。有的村民说“俺就是看见了，也不告诉你们，因为他(刘桂安)要是不死，俺就得死。”

[关键词]:证人保护 制度缺陷 制度构想

证人证言是司法活动中使用最早也是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证人作证对于保证案件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公正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不作证的现象非常多。造成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使证人履行好义务 如何才能保障证人的权利 如何使中国的证人制度摆脱目前的困境和尴尬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在诉讼理论上对证人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的现状

从我国目前证人保护的现状来看，侵害证人、打击报复证人事件屡见不鲜。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2000多件。

在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宪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活动,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事诉讼法》第49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不构成刑事处罚的,应依法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 该法第43条强调,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刑法》第307条第一款“妨害作证罪”和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都做出了相关规定。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条也规定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处罚方式和力度。与实体相比,诉讼法的规定相对详细。该法第56,第57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证人作证。第8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上述法律条款构成了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从程序法到实体法的规范体系。确定了证人保护的范围,保护主体,保护内容,处罚措施。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

二、设立证人保护制度的重要性

设立证人保护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实现公正,文明,高效目标的必然选择。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既是证人自身安全保障的需要,也是国家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更是公民宪法权利得到保障的具体体现。它对于维护证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有效地发现和打击犯罪,进而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证人保护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存在对证人的恐吓,伤害行为,这种行为使证人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威胁,它严重影响着刑事司法的正常运作。因此,只有对恐吓证人的特点加以具体研究,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使证人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证人保护制度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证人保护制度对于促进证人作证,进而提高刑事指控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证人保护是维护证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证人参加刑事诉讼,并不是因为与诉讼有利益关系,而是与法院形成一种法律关系。在履行义务后,法院也应该履行对证人保护义务。

（2）证人保护是对打击报复证人行为的一种遏制,是防止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伤害的必要手段。

（3）证人作证是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作证法律关系是证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法律理应保护证人的安全。证人保护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作证证人的基本权利,促进证人制度良性循环。

三、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肖敬明的遭遇映射的是当下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尴尬。

1、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刑诉法仅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当保护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但对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哪个机关执行,采取何种措施等等真正关系到证人安全的细节都没有做出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如果证人向三机关提出保护申请,又应该如何执行呢 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势必会造成三机关对责任的相互推诿,指责,从而使证人的安全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2、侧重于事后惩罚,缺乏对证人安全的保障。刑法中规定的妨害证人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均是建立在证人的人身,财产等各项合法权利遭受侵害的基础上的。如果证人的安全在被侵犯之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却仅仅在遭受侵害后去惩罚行为人,这对于证人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如果证人作证,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远远大于打击报复证人被定罪所判处的刑罚;而证人不作证,被告人会被从轻处罚甚至是不受刑罚处罚,这样的情况会使被告人权衡利弊,其很可能会威胁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真正的保护措施应该在侵害事实没有发生之前实施。

3、缺乏对被害人及证人亲属的安全保护。根据刑诉法规定,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不属于证人。但实践表明,被害人由于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经常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恐吓的对象。同时,刑诉法中规定对证人及其亲属实施保护,但在刑法的罪名中却没有提及证人的亲属,二者的规定不一致,且程序法中的规定没有具体实施措施的规定,如此一来,当证人的亲属因证人出庭作证遭受报复侵害时,常常得不到救济。

4、缺乏对证人财产利益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不仅仅是人身安全可能存在隐患,其财产利益也会遭受损失。如证人出庭会影响正常工作,花费交通费,食宿费等额外费用。

四、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构想

为了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促进证人作证,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借鉴国外和地区关于证人保护制度基础上,立足我国现实情况,合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下面就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1)设置专门证人保护机构,明确职责。我国目前证人保护任务赋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极易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相互推诿的现象。证人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证人保护工作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开展

(2)扩大证人保护对象及范围。证人的保护的范围不宜过窄,不仅保护证人本人而且

应当包括其近亲属;但也宜过宽,保护范围过宽会加大我国司法活动成本上升,加重证人保护制度所承载的社会负担。因此,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适当地界定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第一证人保护的对象可限定在证人及其近亲属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具体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二等内旁系血亲和姻亲,与证人订有婚约或者在身份或生活上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此外,对于告发,检举者,即使没有在以后的程序中成为证人但如果确有保护必要的,也可以与证人享受同等的保护。第二证人保护的范围不仅限于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同样应包括名誉权和财产权。

(3)证人保护启动程序条件和要求。证人保护,采取以证人申请为主,证人保护委员会主动介入为辅的启动程序。证人无论从何种渠道得知其权利可能或已经受到侵害,可以向证人权利保护委员会申请启动保护程序,保护委员会经过审查,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一般性的保护措施由证人权利保护委员会决定,通知相关部门执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应经过证人权利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研究决定,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必要的保护上。证人及其近亲属提出证人保护申请,应以书面方式提出,内容包括证人姓名,住址,作证案由,作证事项,请求保护理由,请求保护方式等,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先行口头提出,事后补交书面申请。

(4)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①因此, 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直接言词“原则, 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5)完善保护手段和措施。证人保护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刑事程序中,无论是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直至案件完结之后,证人保护制度都在运行。具体的保护手段和措施直接关系到证人保护的效果。根据涉及案件性质和保护证人的需要,可以将保护措施分为一般保护措施以及特殊保护措施。比如对证人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建立证人回访制度、申请特殊保护措施等等。

五、结语

证人的保护制度完善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证人出庭率的高低;证人出庭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着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能否成功,进而决定着司法公正。证人保护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为了保证证人的安全,消除作证的顾虑,以便使证人能顺利地配合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诉讼法中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得以顺利实施,更为了司法公正,我们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证人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和经济利益补偿制度。我国诉讼法的修改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从而适应于我国的司法需要。让我们期待我国证人保护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

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期刊论文]-河北法学2006(6)

参考文献：

[1]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期刊论文]-河北法学2006(6)

[2] 匡青松。”攻守结合"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设计与制度安排;求索;2008年08期

[3] 完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以各国立法经验之比较借鉴为视角-法制与社会2009(2)

第二篇：浅谈我国证人保护制度

浅谈我国证人出庭保护制度

——法律文秘081张亚琴

摘要：证人证言是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证据之一，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它对于案件的查明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调查，我国刑事案件庭审时证人到庭率为5 ～7 %，有些地方甚至只有2%。现我国对证人权利保障法律条文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对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保护措施也缺乏衔接性，致使证人拒证现象愈演愈烈，让正义所负载的成本过高。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安全保护制度，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势在必行。

关键词：证人出庭保护制度——制度缺陷——制度构想

一、证人保护制度的意义

（一）、证人出庭在庭审中的重要性

1、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但是查清案件事实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揭露和证实犯罪是一个对过去的事实作回溯证明的艰难过程”。[1]crulf)但是任何刑事案件都是在社会上发生的，犯罪分子总是隐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往往会被人民群众所感知，这就是证人提供证言的客观根据，也是公安司法人员借以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证人陈述的情况多为证人亲自看到或者听到的，也有些是别人看到后转告他的。应该说在大多情况下，证人以亲自看到或听到的情况作证要比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推理、判断形成的结论更容易接近于事实，特别是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不仅可以听其言词而且可以观其表情，有利于判断证人证言的可信度。

2、有利于实现审判公正公开原则

我国刑诉法修改以后，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可以不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和提供所有证据，而只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即可，也不用在庭审前将其收集的证据向辩护方展示；因此剥夺了被告人与证人、鉴定人质证的权利和机会。法官往往也会疏忽有利于被告人一面的证据。不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实。这样，控辩双方处于一种极不均衡、平等的地位，所以，辩护方迫切需要证人出庭作证，通过控辩双方面对面讯问、质证，分析判断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可以对证人的感知能力、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等进行质疑，揭示控诉证据的矛盾，从而降低、否定控方证据的证明力，以弥补辩护方阅卷和调查取证方面的不足，也有利于法官对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作出更加全面、客观的判断、认定，使法官能公正断案，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审判的公正。

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审判结果公开和审判过程公开，既要对当事人等诉讼主体公开，也要对社会公众公开。这一原则必然要求对一切证据的审查过程予以公开。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一方面，证人当庭作证，将证人的证词置于旁听群众监督之下，通过控辩双方的质问，法官对证据是否有效，依法当庭加以确认，并可当庭认证，能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增强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执法水平和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证人出庭作证，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扩大社会效果，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减少犯罪和预防犯罪。

（二）、证人出庭需要保护的意义

1、证人保护制度保护了证人的人身安全，促进证人作证

证人参加刑事诉讼，并不是因为与诉讼有利益关系，而是与法院形成一种法律关系。在履行义务后，法院也应该履行对证人保护义务。丹宁勋爵曾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作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能指望证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言吗？”所以大部分的证人只有在其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前提下才会愿意出庭作证进而提高刑事指控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证人保护制度维护了作证证人的基本权利，促进证人制度良性循环。

证人保护制度遏制了打击报复证人行为，防止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伤害。且证人作证是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作证法律关系是证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法律理应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

二、国外证人保护制度

由于证人受到打击报复的严峻形势，20世纪以来，如何保护证人一直以来都是各国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任务。考察一下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在此方面的立法，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义务的同时，也为证人提供了完善的保护机制。

（一）、美国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在一切审理中，证人证言应于公开法庭上以口头提供，但国会通过的法律或本规则、《联邦证据规则》或最高法院通过的其它规则另有规定者除外”。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证人有时候也不愿出庭，但是法院发出的传唤书是具有强制力的，所以证人不出庭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同时为了确保证人能够安心的出庭，美国建立了证人保护制度。其于1970年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其中规定了 “证人保护计划”(WitnessProtectionProgram，简称WWP)，其中规定了“证人保护计划”，以保护证人及其亲人之安全；1982年通过了《被害人、证人保护法》，通过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对证人提供保护。它是最早以制定法的形式保护证人的国家。

（二）、德国

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德国在1998年前有关证人的保护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及警察法中，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如果告诉住所则证人、其他人员将受危险之虞的，可以许可证人不回答住所问题，而是告诉他的就业、公务地点或者其他一个可以传唤的地址。在审判中，如果公开了证人的身份、住所或居所则对证人或其他人员的生命、身体或者自由造成危险之虞时，审判长可以许可证人不对个人情况问题做出回答或者只是告诉以前的身份。可以确定证人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检察院保管。只有当危险消除时，才能将他们纳入案件档案。”第247条规定：“在审理期间，被告人在场可能对证人的心理造成损害的，可以命令被告人退出法庭。”

三、我国证人出庭保护的现状与缺陷

（一）、立法方面

1、立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矛盾态度

其一是保护主体过于笼统，没有明确责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相提并论，没有具体分工到位。“大家负责”成为“无人负责”，这种指派责任的方式或导致资源浪费，或造成相互推诿。其二是在证人保护范围上不同法律立法还存在矛盾，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保护仅限于证人本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护范围是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这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也使得作为刑事法的《刑法》和作为行政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脱节。这必然会使那些对证人近亲属打击报复的行为逃

脱应有的惩罚，或者惩罚力度不够。此外，现行法律过于注重对人身安全的保护，却忽视对财产、名誉、心理方面的保护，这也是一个漏洞。其三保护手段和措施有限，主要限于对证人遭受打击报复后的事后补救，缺乏预防性保护。

2、立法中缺乏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的应对措施

我国法律将证人到庭作证规定为法定义务，但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却缺少相应的规定，缺乏强制手段和制裁措施。因此，即使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作了证，但如果证人明确表示不愿出庭作证，控辩方及法院均难以强制其到庭作证，使国家法律和人民法院的权威均受到极大影响。

3、立法中证人保护制度的严重缺陷

（二）、司法机关自身

1、片面追求效率

对于公诉人来说，证人的缺席就会导致被诉方的辩护律师无法与其质证，进而影响整个审判的格局和案件的进展，增加公诉方胜诉的概率。故公诉人为减轻工作难度而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而对于法院，证人出庭必然会增加案件审判的难度，而且对于双方的交叉询问，需要法官有较高的法律能力，这无疑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有的法官为了图省事和追求诉讼效率，也倾向与让证人不出庭或少出庭。

2、重实体轻程序

司法工作人员深谙证人不愿出庭的原因，但是在具体的司法操作过程中，这些认识似乎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表明，由于证人普遍不愿出庭，一般都采取简易程序或认罪速决程序，这些程序一定程度上无需证人出庭作证。但是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本来就狭窄，而本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没有适用，反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之。在我国“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比率较高，但是按普通程序审理的认罪案件占50％左右，认‘罪快速程序’只能处理大约5％的刑事案件，占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极少部分。所以，这种避轻就重，用普通程序审理简易程序案件的做法岂不与我国证人不愿出庭的现实相矛盾?岂不加重了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难度?

所以，一个运作良好的证人保护制度对我国法制建设来说十分重要。

四、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构想

证人安全问题在诉讼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基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被诉，其结果将关系到重大人身利益甚至生命，被告人对不利于已的证人实施报复行为的可能性比民事诉讼更大，特别是在控方证人的证言不利于被告人的时候，极易引发被告人对证人的仇恨，从而对证人进行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一个行为的决定过程同时也是利益的选择过程。证人是否作证、是否出庭作证，通常会从作证行为带来的后果和作证对案件可能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权衡，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一方面是对人身安全的需求，一方面是对司法正义的要求，对二者而言，有多少人能做到舍生取义呢？因此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也应保障证人的安全，尤其是证人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证人才能放心地作证。为了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促进证人作证，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下面拟就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提出初步构想。

（一）、确立证人权利保障制度

1、证人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证人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和补偿的具体程序，并保证其依法执行。如因作证所需要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国家都有义务支出。

2、证人因作证将受或已受到的所害，国家应给与不同程度的保护

国家应制定专门的有关证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明确规定证人及其近亲属在遇到何种危险时可以申请何种程度的保护。如当证人遇到难以排除的现实的即时的危险时，可以要求证人保护机关立即给予贴身保护；存在严重的长期的威胁证人安全的情况时，证人保护机关应当为证人提供变更身份、异地安排住所等保障措施。同时应当单独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二）、确立完善的配套监督制度，提高司法机关重视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 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力，也必将是一纸空文。证人出庭率不会因为完备的法律而突然提高，它需要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刑事证人出庭率。

参考文献：[1]欧 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0.3；

[2]韦 静：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经济，2007（7）；

[3]汤金云：浅议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与证人出庭作证[N],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0；

[4]何金鹏：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N]，阿广捂电丈雩季报，2008.5.20

第三篇：证人保护制度

申论模板: 证人保护制度

一、现状，问题：寻找证人难，找到证人他们出庭作证更难，有这样一个数字： 10%，据

统计，目前我国给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不超过10%，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证人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必然引起证人作证特别是出庭作证率下降，而证人作证率下降，必然使大量的案件流产，庭审书面化、形式化，最终不利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损害了公共利益。

二、原因：

1.证人受传统落后的思想影响，主观上不愿出庭作证。

2.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不高，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

3.现行立法不能满足证人保护需要：立法简单分散，保护范围狭窄，保护措施不具体，保护手段匮乏。

三、政策：

1.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

2.改变执法人员固有观念，使其充分理解证人作证的重要性以及证人保护的重要性。

3.完善证人保护的立法。

四、措施：

1.加强法制宣传，从思想上改变人们对出庭作证的错误看法。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增

强公民的正义感。消除他们旧的世俗顾虑，真正地使公民成为正义的、理性的现代法制公民。

2.加强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专业水平。

3.健全法律制度。

1、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2、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制度。

3、完善证人的保护制度。

4、完善证人家属和亲友的保护制度。

五、论文：

一、证人保护亟待制度跟进

我国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立法，仅有的几条证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中，体系分散、内容狭窄、操作性不强，远远不能适应保护证人的需要。司法实践中证人因自己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而不愿作证、证人受到侵害的现象非常突出。

一、证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诉讼中，证人所提供的证据都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在有些案件中，证人甚至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英国的丹宁勋爵指出，“每个法院都必须依靠证人，证人应当自由地、无所顾忌地作证，这对执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甚至有“没有证人就没有诉讼”的说法。另外，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我国的诉讼模式从传统的纠问式转向对抗式，而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盘问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证人在诉讼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证人保护形式严峻。

法治国家都非常重视证人保护制度。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相应的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向前延伸，而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价值、社会价值的现象，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对个人的利益及价值缺乏应有的立法与司法层面上的重视和保护。具体到我国的诉讼法，在规定证人义务与权利方面是不衔接的，仅规定证人的作证义务，而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实践中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屡见不鲜，证人害怕自身利益遭受损失而拒绝作证的现象突出，据统计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到10%。完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势在必行。

三、现行立法不能满足证人保护需要。

1、立法简单分散。我国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立法，仅在刑诉法第49条、民诉法第102条、刑法第308条笼统性地规定了证人保护的内容，对证人的保护范围、保护程度、保护手段、保护程序等诸多方面均未规定。

2、保护范围狭窄。（1）缺乏对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规定。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内容不仅应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应包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证人因出庭作证，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如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对此，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均未明确是否应当补偿、由谁来负责补偿又如何补偿。最高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4条在证人补偿制度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是，一方面这仅仅是司法解释，证人补偿制度尚未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另一方面，这样的证人补偿制度也是很不完善的，证人作证费用如何支付以及补偿原则等问题都未涉及。而在许多国家都规定了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如德国有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美、日、英、法等国也有证人领取作证经济补偿的规定。（2）对证人人身权利的保护不完备。刑事诉讼法将保护主体扩展到证人的近亲属，但刑法的规定却仅限于证人自身，将证人的近亲属排除在外。（3）缺乏对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规定。损害证人人身权利的，我国法律虽然规定的很简单，但毕竟已有所规定，而对损害证人财产权利的行为如何处理，法律却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

3、保护措施不具体。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和行之有效的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口号式保护范围内，侧重于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忽视了对证人事先预防性的保护。

4、保护手段匮乏。我国司法部门的证人保护手段基本上是空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具体要怎样保障？如何实施？并没有什么具体手段。反观英美等国的证人保护，有为证人改姓易名、迁移住所、实行人身24小时全程监护等诸多手段。

由此可见，制定证人保护法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们认为，证人保护立法在体例上应具体明确以下几点：

1、保护范围。保护主体应当包括证人及其近亲属。保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2、保护方式。在必要范围内为证人及其相关人员的情况保密；为证人及其相关人员变换身份并帮助他们移居到其它安全的地区定居；对证人及其相关人员就业的保障措施；对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对证人出庭补偿费的范围不可规定过大，可限定在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必要生活费等直接损失范围内，并明确规定补偿标准。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经济补偿。同时规定，证人作证期间，其工作单位不得因此扣发证人的工资及其它正常收入。及时制止并惩罚任何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等等。

3、保护机构。初步设想是在公安部内设立证人保护司，负责证人保护的国内协调工作和对外交涉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机构，负责证人保护的具体工作，可在机构内设立不同的部门，分别主管对请求保护申请的审查、保护的实施、接受证人的申诉和控告等等。证人保护派出机构直接归属公安部领导，在执行保护的过程中，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有义务协助，对保护不予协助、配合或者进行妨碍者，予以惩处。

4、保护程序。首先，由证人及其相关人员提出申请或者辩护律师、侦查机关、检察机

关、法院等代其提出申请，证人保护派出机构审查后，决定是否对其实施保护、保护的方式和等级、保护的期限等等。在执行保护时，由证人保护官员会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成立个案的证人保护小组，并由证人保护官员指导证人保护小组的工作。如果对证人实施保护的条件不复存在或者证人主动要求解除保护，则可以由证人保护派出机构决定解除对证人的保护。

5、法律责任

一是刑事责任。将刑法第308条扩展为：“侵害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是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但已实施终了的侵害证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民事法律制裁。

三是行政责任。主要是在诉讼开始之前及诉讼终结之后，对加害人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治安处罚。

6、建立免证制度。我们既要强调公民的作证义务，又要重视公民有正当理由可拒绝作证的权利。要求证人作证，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但在强迫作证会损害另一种法律保护的利益时，根据利益权衡原则，法律可以赋予有关主体拒绝作证的权利。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公务特权。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有权利也有义务拒绝某些可以导致泄露国家秘密的作证。二是职业特权。医师、律师、宗教人员、会计师等专业人员，因业务知悉他人秘密的，有权拒绝作证。三是个人特权。即公民享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因此，如作证可能导致个人罪责，该公民可以援引这一特权拒绝作证。同时，对行使拒证权应作出公共利益需要例外的规定。

二、证人保护亟待制度跟进

一、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一）、证人受传统落后的思想影响，主观上不愿出庭作证。自古以来，百姓进衙门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好的事，同时，“家丑不可外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更是影响甚深。有些人法律意识不强，认为作证就是在人家背后下“黑手”，不是光明正大行为，会被人耻笑。而有些人则缺少正义感，“不关己事，高高挂起”，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怕给自己带来不便，得不偿失，很少考虑到被害人的感受。同时，证人也害怕出庭作证会遭到打击和报复，给家人带来不安全。处于以上原因，证人主观上都不愿出庭作证，甚至不愿作证。

（二）、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不高，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目前很多的执法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为证人证言的书面材料和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效力都是一样的，在让证人出庭作证就是多此一举，浪费时间了。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只要求有证人证言备录在案，开庭是却不要求证人到庭出庭作证。法庭质证阶段时，质证工作也只是走走过场、走形式。即使被告人和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提出疑义时，也不闻不问，这不但损害了被告方的合法诉讼权利，同时也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感，他们更加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三）、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健全，这是最关键的原因，也是前两条原因的原因。法制上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过目前缺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法律上虽然明文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却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规定。相反却为其找解脱。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9条：“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在人民法院通知的开庭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就是一个例子。证人出庭作证既然是一项法定义务，如果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由于缺少惩罚措施的规定，作证义务成了一纸空文。同时，法律规定，对于证人只能是通过通知方式传唤到庭，而不能拘传到庭。所以，在实践中，执法工作人员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也无计可施，就算采用违法行为将其带到法庭，不说本身违法，就是证人也会有抵抗情绪，不配合庭审工作。

2、我国缺乏对证人补偿制度的规定。我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对证人应出庭作证而遭到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规定，这与我国一直倡导“集体主义”思想为主哟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思潮之下，证人出庭作证是他应对国家无条件履行的一种义务，因此，即使个人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也是其分内之事，因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应当自觉出庭作证而不索取任何回报。但是，这种思想在现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必须要改变的。现在的人都是有着强烈经济观念的“经济人”，如果出庭作证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回报，许多人都是不会干的。而现在，很多证人都是在上班时间出庭作证，他们不但要自己承担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而且可能会应为没有上班而受到工作单位的处分，甚至有可能失去工作。对于这些，法律都没有规定应该得到赔偿。虽然，有些法院按照谁举证，睡负担的原则要求诉讼当事人来补偿证人的损失，但是又没有强制规定，结果，有形的损失都得不到补偿，更不用说无形的损失了。这些都导致了证人不愿冒险出庭作证。

3、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极其不完善。首先，法没有规定预防性的保护制度。《诉讼法》对证人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做了规定，但是侧重的是事后的保护。但是，证人在事前就潜在在危机。虽然，证人的身份在庭审之前是保密的，但也有可能被他人所知，这时，证人就会面临巨大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其次，没有明确保护证人的具体责任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具体而规范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互相推委，不肯承担保护责任，结果证人实质上还是没有人来保护。从而证人因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再次，对于证人的家人和近亲属缺少效的保护。很多时候，执法者只保护证人，而没有有效地保护好证人的家属，致使证人在出庭作证是有很多的顾虑，也不愿出庭作证。

以上原因导致了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致使我国的诉讼活动陷入困境之中。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到了打击犯罪，维护被害人权益的工作，长此以往，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解决的措施

1、加强法制宣传，从思想上改变人们对出庭作证的错误看法。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特别是在农村，要全面贯彻普法教育工作。从而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增强公民的正义感。消除他们旧的世俗顾虑，真正地使公民成为正义的、理性的现代法制公民。

2、加强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专业水平。对司法部门的内部进行改革，可以规定，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不但要确保证人的证言记录在案，而且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定要证人出庭作证；而法院在开庭审理案件的时候，如果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证人没有出庭作证，那就应该当庭作出裁定，裁定该证人证言没有法律效力。

3、健全法律制度。

首先，要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法律不但要规定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而且，对于那些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拘传其到庭作证。如果证人任拒绝并反抗作证，可以依照情节对其进行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采取拘留以惩戒之。

其次，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制度。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损失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都要补偿，除了这些，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到打击报复而形成的损失也要补偿。一定时候，还应该给证人一定的报酬，以刺激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积极性。除了这些可以看的见得有形损失要补偿，那些看不见的无形的损失也要补偿，如期待利益，当然，这一部分不

好把握，但还是应该合理地适当作以补偿。至于，这些补偿有谁来承担，我人为“谁举证，谁承担”的原则很合理。因为，举证者是利益得到者，理应有他承担，并且必须承担。再次，要完善证人的保护制度。这是证人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自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及时惩罚犯罪分子的重要条件。保护工作要从侦查工作一开始就要开始进行。现在的立法只是侧重事后保护，这会给证人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保护工作要从一开始就进行，一直到证人死亡为止，以防遭到犯罪分子的打击报复。对于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更是要作好证人的保护工作。必要时，可以让证人更名换姓，改变住的地方，甚至还要派专门的侦查人员进行贴身保护。

最后，还要完善证人家属和亲友的保护制度。保护证人致关重要，保护证人的家属和亲友也十分重要。只有这样，证人才能没有顾虑的出庭作证。所以，凡对于证人的家人和亲友有打击、报复、威胁以及其他违法行为的，都要从严处理。情节严重的一定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结束语

虽然，现在我国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很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全社会一起努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工作，健全我们的法律制度，在将来，这种现象一定能够杜绝。

三、证人保护亟待制度跟进

车祸现场无人作证、围观群众无人援手、经济纠纷不肯作证，诸多现象表明：证人举证困难。认真分析证人举证困难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怕被打击报复是证人不敢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效的解决证人保护问题，科学合理的构建证人保护制度，成为我们打好“证人举证困难”攻坚战，重塑社会新风尚，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的证人保护工作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各种制度、体系尚不完善。资料显示，04年8月，深圳市安宝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启动证人保护制度，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此次证人保护制度将保护分为3个阶段，即侦查中保护、起诉中保护和起诉后保护，同时对特例个体实施24小时贴身保护。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06年3月，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了李文娟举报国税违规违纪的事件后，李全家受到了全天24小时的监视。24小时的贴身保护，24小时的全天监视，鲜明的数字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证人保护亟需制度跟进，证人保护制度亟需完善。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司法部门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综合协调、真抓实干，需要法律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认真思索、细心求证、创新思路、转变观念，需要广大公民积极配合、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推进证人保护制度的全方位发展。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预防性保护和防打击性保护相结合。证人举证困难的原因之一是证人害怕打击报复。因此，有效的实施预防性保护和防打击报复措施将解决证人的后顾之忧。这需要我们司法部门加大对证人阶段保护的研究力度，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证人保护模式，重点加大事前对当事人人身、财产、名誉等的保护，认真做好证人信息保密工作，发现侵害时，司法机关要立即介入，及时保障证人安全。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立法保障与制度保障相结合。立法机构要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完善《刑法》中相关证人权利保障，明确界定证人的权利及行政、司法部门的职责权限；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相关专门证人保护法律。行政、司法部门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借鉴国外的证人保护制度的优点，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以制度地形式将证人保护保护工作推向前进。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保护制度与打击犯罪体系相结合。行政、司法部门要在充分保护

证人权利的基础上，及时侦破各种案件，加大对犯罪分子、打击报复者的处罚力度，对打击报复者依法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保护制度与表彰工作相结合。证人保护是一种行政的被动行为，即行政方被动的去保护证人安全，从而达到鼓励证人举证的作用。我们要在证人保护的基础上，主动地表彰一些见义勇为的集体和个人，以正面激励的形式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弘扬社会正义，营造一种“奉法者强”的社会环境。

打击与防护并举，保护与表彰并重，系统性的证人保护制度将会使我们的证人保护工作更加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以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引导广大群众、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我们的证人保护工作一定会趋于完善，我们的行政、司法工作一定会开创新的局面。

第四篇：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摘要：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由于本身所具有较强的中立性、客观性及不可替代性，且较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更为生动、具体、形象，对案件事实真相揭露得更为深入，在刑事诉讼中颇为重视。但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却少之又少，大多以控辩双方宣读证人证言的形式参与法庭质证，这大大降低了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和证明力，不利于查明事实和真相。导致该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缺乏系统的证人保护制度，现规定过于笼统无法达到保护证人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业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证人保护证人保护制度

一、我国有关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基于该法律条款，我国法律制订了相关的证人保护的制度。《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不构成刑事责任的,依法给与治安管理处罚。第56条、第57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其次,我国《刑法》第307条规定了妨害作证罪,以暴力、威胁、诱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011年8月24日至2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对证人出庭保障措施的内容。第61条（草案第23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予以保护的申请。”第62条（草案第24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及误工损失，应当给予补助。对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0条也规定了对证人打击报复的处罚方式。

二、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

同国外法治国家的证人保护机制相比，我国的证人保护机制还存在一些缺陷，总体上来说就是关于证人保护的立法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仅仅依靠上述的笼统规定，但却没有指定保护的责任机关、保护程序，依照先行法律及相关规定很难达到保护证人的理想效果。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一）证人保护机构分散，权责不明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虽然规定了三个保护主体，但却规定得过于笼统，没有明确规定在侦查、起诉及审判等各个诉讼阶段三个主体对证人保护的职责。导致在证人保护问题上大多情况下协调配合不到位，不能及时有效的保护好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此外，在这种权责不明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三个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推脱。

（二）证人保护范围立法上的不协调

我国《刑法》第307、308条只规定了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施以刑罚，而对证人的近亲属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没有相关的保护规定。尽管《刑事诉讼法》第49条将证人及其近亲属都纳入保护范围，但仍导致法院在作出对针对证人近亲属所进行的打击报复行为进行处罚的决定时，找不到实体法上的依据。

（三）证人保护制度的操作性不强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应该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至于如何保护、能够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或手段来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却没有了任何的规定或解释说明。且刑法规定的对证人打击报复可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原则性的条款，却没有明确对何种形式及程度的打击报复行为应给予何种处罚。当证人或其近亲属被骚扰的程度未达到犯罪的程度时，该对其如何进行处置，司法机关难以作出认定。从上述观点上看，我国证人保护的相关立法存在过于原则化、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四）没有将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相结合我国法律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都没有体现对证人的事前保护，仅有的保护性规定只在证人已然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缺乏预防性的保护措施。

（五）未明确对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势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除了造成工资等损失外, 还要花费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这些费用和物质利益损失应得到合理补偿。尽管我国最新的修正案(草案)对证人的经济补偿作出了规定,但是对于补偿的标准支付主体以及方式和程序等并未明确,有待完善。

三、对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证人保护机构

只有设立专门机构才能，明确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这三大司法机关之间的职责与权限，这样才能实现三者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司法资源的最大化的利用，继而能够更好的保护证人。与此同时，亦可避免三部门都管都不管的尴尬。

（二）明确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保护的对象是证人及其近亲属，而我国刑法却之规定了对证人本人的保护，两者保护范围的不一致。对于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在范围上的分歧，理应消除。此外，我国法律应在证人保护对象的范围上加以修改与限制，寻求一个合理的限度，让司法资源的配置与证人的保护达到一种相对合适的状态。具体范围增加包括一下两个方面：

1、我国证人保护范围应为“证人及其近亲属和有限的与其关系相当密切的人，因为如果只保护证人本人，与证人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也可能成为报复泄愤的对象。

2、我国现行法律主要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而忽略了证人的财产方面的权利，这点我国法律应该补充。

（三）立法明确证人保护的手段

我国司法部门的证人保护手段的空白使得我国相关的证人保护规定成为了一纸空文，仅有的证人保护原则性的规定难以得到好的贯彻实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具体要怎样保障, 如何实随身保护并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反观以上各国和地区,如：英国对证人的保护主要包括对证人身份进行保密、变更证人住所和身份、派专人对证人进行保护、以及采取隐蔽作证方式进行作证。美国证人保护手段主要包括：隐藏身份、安置住所和变更身份、人身保护、作证手段变更保护。德国诉讼法保护证人方法主要有：审判不公开、保密身份、变更作证方式、律师帮助等。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外国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在必要范围内做好证人及其相关人员的保密、变换身份并帮助他们移居和就业保障等工作。

（四）预防性保护和事后保护结合发生侵害证人事件后对犯罪者进行惩罚固然重要, 但是这对证人而言已经意义不大了, 应注重证人的预防性保护，这样才能真正减少证人的恐惧感。即应改变以前强调事后保护的状态，建立健全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主动避免证人被侵害，并且建立对证人的立体保护措施。“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主动出击，将危害结果遏制在萌芽阶段，以防止给证人的合法权利造成实际损害。从国外立法发展经验来看，设立危险报告制度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措施。对于可能受到现实威胁的证人, 有权将其所面临的危险通知保护机关, 要求后者采取适当的预防方法，以应对随时突发状况。

（五）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定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这些物质和利益损失理应得到合理补偿。尽管我国2011年8月24日至2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对证人出庭经济补偿的内容，但是对于补偿的标准支付主体以及方式和程序等并未明确,仍有待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四、对“证人保护”问题的思索

传统的证人保护研究认为，造成证人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过于原则、立法缺乏明确的保护阶段和保护措施、司法实践中重视事后保护而缺乏事前预防、经济补偿的缺失。①但仅仅制定一部证人保护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完善的不只是立法，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陈瑞华教授将证人保护的客体抽象为证人的社会安全和法律安全，前者涉及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证人保护（一般是指由于违法、犯罪对证人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等权益所造成的侵害），这种保护主要通过政府机构的“积极作为”来加以实现；后者则是特殊意义的证人保护（通常是指由官方，如追诉机关，通过发动拘留、逮捕、羁押、起诉等刑事追诉行为而侵害证人的合法权益）。陈教授深刻分析了刑事诉讼中证人可能遭受（主要是追诉方）侵害的主要原因，并对司法实践中“检警机构抓证人”、错案追究对追诉者态度的影响等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实证分析，进而提出了一种应对思路：（证人）法律安全的保护只能通过加强对法院、检察机构和警察机构权力的限制来解决，要防止对证人的任意追诉，避免有关追究伪证罪的活动演变成为赤裸裸的职业报复。“但所有这一切，仅仅靠刑事诉讼法本身的修改或者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证人法律安全的保护，以及禁止对证人随意实施刑事追诉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司法改革才有可能得到解决”。②

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的环境要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证人遭受打击报复比比皆是、证人遭到控方恶意追诉也经常有发生，有的甚至在成为证人之前便遭遇不测。种种原因，致使证人保护问题便成了一个相当严峻却又迟迟无法有效解决的司法难题。

参考文献：

【1】何家弘,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2】吴丹红.证人保护制度探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

【3】何家弘.刑事诉讼证据法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①参见肖进成：《建立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唐亮、朱利江：《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人民检察》2001年第12期.②参见陈瑞华：《法治视野下的证人保护问题》，http：／／review．jcrb．com／zyw／n425／ca315103．htm，2009—9—1.

第五篇：浅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论文摘要 社会调查制度通过调查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一贯表现、成长经历等现实情况，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种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险性，并进而寻求对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的处理方式。在我国健全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人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 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

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

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习性，因此，应在不泄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查阅、复制服务，方便律师、监护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区矫正机构、监狱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习性，以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则不应予以披露。

调查报告制作者出庭接受质询。调查员出庭时间可确定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在这个阶段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会影响法庭调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方便后面的法庭辩论中控辩双引用调查报告内容支持己方观点。在庭审中，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时的身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在庭审中应当将社会调查员看作是独立的、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以其独立的地位参与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在我国，应为调查员出席庭审设置相应席位，该席位可参考兰考县法院做法，将其置于证人席旁。此外，对调查报告的采用，应当在刑事判决书中写明，在判决书中写明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不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有利于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可以参考青岛市法院的做法，在判决文书中，在审理查明的指控事实之后，单独一段书写通过社会调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重点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