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理论视野下的若干法定犯罪解析的研究

第一篇：寻租理论视野下的若干法定犯罪解析的研究

寻租理论视野下的若干法定犯罪解析

关键词: 设租/寻租/租金/刑法效益

内容提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浪潮的增长和人们对犯罪问题的日益关注，各国学者都在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类犯罪进行解析，逐步深化对犯罪问题的认识，以期找到控制犯罪的良策。应从寻租理论出发，探讨和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定犯罪中的设租和寻租现象及其形成原因，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提出减少设租，实行非犯罪化，以实现刑法效益最大化的犯罪控制对策。

一、寻租理论概述

(一)内容界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租”最初是指土地的租金，即地租。土地资源稀缺和对价格的变化缺乏弹性，决定了土地能够获得地租。大卫·李嘉图学派将租金理解为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租金还包括了准租金以及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现在，更多的人将“租”定义为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Krueger)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一切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而产生的收入都称为“租金”，而对这部分利益的寻求与窃取活动称为“寻租行为”。也有人把“寻租”定义为“用较低的风险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1]。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认为，寻租是人们凭借着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租金是付给资源所有者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 的款项的那一部分，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这里的政府“保护”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积极方面，即政府根据法律对其进行保护;一是消极方面，即将政府禁止也理解为另一意义上的保护，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是租金和“寻租”行为的根源。租金来源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即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所造成的垄断。换句话说，租金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即“设租”。只要政府不取消垄断，租金就不会消失。在寻租理论中有一个基本预设——人都是“经济人”，即每一个人都会理性地计算和衡量得失，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努力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寻租理论的解释，政府主动设租的行为源于政治人的“经济人”本性。“由于利益制约是对人类行为的最大制约形式，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人必然仿效经济市场上的经济人行为，以经济人的面目出现” [2]。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内，都有可能萌发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民的“无知”贯彻这一思想。政府对公民的强制是寻租生成的土壤，政府利用强制权力介入市场的两个惯用手段是垄断和直接干预经济。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与私营企业不同，它的产出具有非市场性质，即垄断性。与市场产出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说来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所以官僚机构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其效用只来自于预算。这个大缺口为寻租者提供了生机：政府产出的代理权中“含金量”很高，围绕着政府对市场的垄断与管制即设租产生了寻租理论。寻租理论由四个部分构成：垄断、管制与寻租的关系;寻租、设租及其相互关系;制度、体制、产权与寻租的关系;政府行为与寻租的关系。这四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涵盖了寻租社会的方方面面。寻租社会的运行，从表层上说，与垄断管制密切相关，没有垄断与管制就不会产生寻租现象;但是从深层上看，寻租又与制度、体制、产权密切相关。任何寻租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所以寻租现象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政府行为。在寻租社会里，寻 2

租与设租往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 [3]。寻租理论的独特性在于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看待，即把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市场化”了。

(二)理论渊源

寻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学说，其萌芽是Anne O.Krueger于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寻租集团的政治经济学》。自该文提出寻租这一概念以来，西方各经济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寻租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各学派的寻租理论都认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了政府设租，从而使租金得以产生，而租金的存在必然引起寻租活动。总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制或干预导致了租金的产生。

此后，寻租理论由于以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源在生产和非生产领域之间的配置问题，从而大受经济学界青睐，其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作为一种理论概念框架，寻租理论可以较好地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政府过多干预、强化行政管制本身就是一种“设租”行为，创造了新的寻租环境，并为新一轮的寻租打下了基础，以期获得因垄断而发生的高额货币或非货币租金。总之，寻租理论的发展使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拓展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降低社会福利的活动)，将政府干预行为当作市场经济行为来研究，而且将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寻利竞争和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寻租竞争区分开，其理论出发点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三)实践运用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与土地类似、供给有限的资源，这些资源在短期内也能获得与地租性质相同的报酬，就是泛化的租金。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的行为都被称为 3

寻租行为。而租金则是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理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经济租金和寻租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只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影响资源配置，就会产生经济租金;有经济租金存在，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寻租理论就是研究非生产性竞争活动为主的经济学，研究那种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有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其程度和规模不一样。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寻租规模要远大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多的国家要大于干预少的国家;公有制比例高的国家要大于公有制比例低的国家;转型国家可能要大于非转型国家，这是因为两种体制和两种规模的摩擦必然为寻租活动留下空间 [4]。总之，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寻租理论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寻租的普遍存在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财富产出的减少;催生了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毒化了社会风气 [5]。因此，有效治理寻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寻租并不都是不合法的，亦有合法寻租，例如有些地区向中央寻求特殊的优惠政策;有些类别的企业向政府寻求优惠政策或垄断地位;有些幼稚行业寻求贸易保护等。但是行贿受贿、贩毒走私等寻租活动是非法的，而且实践证明，运用寻租理论研究非法行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应用寻租理论解析法定犯罪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刑事法网日益严密，刑法规定的犯罪越来越多，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的刑事立法急剧增加。同时，伴随着法定犯罪数量的增加，世界范围内实际发生的犯罪行为也呈现出愈来愈多的势头，而且各国犯罪出现了数量大、速度快、国际化、严重化的趋势。据美国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被关在联邦监狱及各州监狱里的人数虽然增长了三倍，但暴力犯罪数量还是大幅度增加 [6]。联合国的一份犯罪调查也表明，目前许多国家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犯罪挑战。全世界犯 4

罪案件的数量1975～1980年增加了11%，1980～1985年增加了23%，增加的速度愈来愈快;1980～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5%，超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就当今世界各国的犯罪而言，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相对先进，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经济立法比较严密，但犯罪问题却日益突出 [7]。这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刑法规定的犯罪增多，法定犯罪圈扩大，刑事法网更加严密，可为什么犯罪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日渐增加?法定犯罪的数量增加与实际犯罪增加成正比的原因是什么?

从寻租理论角度来看，其原因就是立法权力、司法行政权力设置了稀缺性、设置了租金。国家权力的垄断运作与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就是租金的空间，法定犯罪的增加幅度越大，即立法权力的扩张、司法行政权力的过度适用程度越严重，国家权力的垄断运作与纯粹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差价即租金的空间就越大，从而导致寻租活动频繁，犯罪数量增大。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权力对市场的某一方面进行干预，确能弥补市场的缺陷，但往往公共权力在哪里发生作用，寻求租用权力的事件也就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哪里。国家权力对市场干预的“度”越大，租金的价值就越大，寻租活动也就愈演愈烈，寻租成为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最大副产品。而寻租的结果必然使一大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以权易钱、易色，同时寻租活动本身也是寻求政府垄断运作与纯粹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差价的违法行为。如此，犯罪更加严重，社会秩序也愈来愈混乱;犯罪的严重、社会的混乱又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实施控制，一定程度上又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作，进行设租从而引发又一轮的寻租活动，寻租又引发犯罪。这样，“干预(设租)——寻租——犯罪——干预(设租)”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循环着的链条。为什么这三者会形成一个循环链条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即法定犯罪对人们行为的控制意味着国家能够对市场和普通的纳税人行使某种权力，国家权力所禁止或者说法定犯罪所规定的是市场正常运作和人们所需要的，而犯罪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市场规律和人性的需要进行寻租活动，进而实施犯罪。就是说，法定犯罪圈越大，设租的范围越大、方

面越多，可供出租的权力就越大、机会就越多，寻租的范围也相应增大，犯罪可能也越大;同时，法定犯罪承受的刑罚越严厉，租金的价值越大，寻租的诱惑越强烈，犯罪越严重，这一恶性循环从俄罗斯黑手党的发展过程及美国禁酒法的设立与废止中可见一斑。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犯罪的渗透程度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报道，俄罗斯黑手党现在控制了70%～80%的私有企业和银行，最重要的是，俄罗斯黑手党对正常的经济复苏造成了重大障碍，而且其控制和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犯罪活动(如卖淫和吸毒)，还控制和影响着许多经济活动。俄罗斯黑手党迅速发展有历史原因，也与苏联的经济立法有很大关系。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说其打算首次允许开办私人和合作企业，另一方面却仍然对那些决定建立自己企业的人加以限制。由于限制了市场的准入，在国家控制和市场推进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因而就产生了许多套利的机会。结果少数被允许开办自己企业的人常常一夜间就成了百万富翁，社会贫富极端变化，引起社会混乱。同时，一些暴徒、勒索团伙和黑手党开始对此进行武力干预、勒索财产，并在几个月内就控制了70%～80%的私营部门。当时的俄罗斯政府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政府对经济的禁止正是引发犯罪的潜在经济刺激，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消除。于是1992年1月29日叶利钦正式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在街角销售东西。不久，路上就肩并肩地站满了销售洗发水、伏特加、银制品的妇女，黑手党的租金寻求机制受到破坏，其发展从此走向下坡路。可以这样说，戈尔巴乔夫政府对经济的禁止立法为黑手党的发展设置了租金，同时引发了寻租的扩大，造成黑手党势力的增强和犯罪的增加;而叶利钦政府采取的措施却是消除租金的来源，破坏寻租的产生机制，遏制黑手党势力的增强，终致犯罪率下降。

从法律的功能以及古今中外的法治实践史来看，加大或加重人们实施某类、某种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不能直接产生减少此种、此类行为的必然结果，相反，有时候法律的禁止正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机会，法律禁止的方面正是犯罪容易实施的方面，而且禁止的力度越大，租金越大，犯罪所获得 的利润越大。美国宪法史上禁酒令的诞生与取消无疑是最好的例证。1919年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在全国境内禁止一切酒类的制造、运输和贩卖。然而，黑手党知道美国人不能没有酒，于是，将禁酒令视为天赐良机，悉心经营非法酒类业务。美国著名的犯罪集团——卡朋家族正是从非法卖酒中发迹的，禁酒当年就获得6000万美元的利润。由于从这种非法贸易中可以获取巨额利润，因此犯罪的组织者不惜花大价钱买通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入伙，参与帮派活动，使用暴力威胁和谋杀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大大发展了犯罪组织。不久，美国不得不取消禁酒令，使酒的销售合法化，从而取消了租金获取的机会，卖酒的犯罪形式从此销声匿迹 [8]。可以这样说，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利用了禁酒令的颁布这一设租机会的产生，大规模地开展寻租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租金，取得“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非法行当和投资趋于多样化，他们不仅以合伙的形式从事卖淫、毒品交易、走私等传统的非法活动，而且成功地控制了正规的、合法的商业活动的重要部门。到20世纪80年代，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扩展到了国际范围，影响到千千万万合法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组织犯罪人通过国家权力的禁止这一设租行为广泛开展寻租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租金。可以这样说，有组织犯罪人通过对法律的践踏迅速聚敛财富。

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定犯罪圈的扩大非但不能抑制犯罪，反而会使人铤而走险，寻求权力所设的租金，实施更多、更为严重的犯罪。由此观之，如何设立科学合理的法定犯罪体系，防止刑事立法的广泛化、重刑化倾向，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应根据刑法效益观的要求，用尽可能节省的刑罚资源取得最佳的控制犯罪效果，刑罚的投入必须合理，轻重适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根据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以市场内部的运行机制消化自身的问题，减少政府设租，实行非犯罪化，以实现更大的刑法效益。

三、减少设租，实行非犯罪化，实现刑法效益

刑法效益，是指从刑法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出发，尤其是从刑法自身成本与收益之比较出发，以最佳的、最少的刑法成本投入，尤其是最少的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9]。刑法效益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其一，刑法成本的投入最小化，即在能够取得立法者主观上追求的目标实现所需的各种可供选择的不同量的刑法成本投入中，选择最有效、最合理的刑法的成本投入，使刑法的成本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而不使刑法的成本尤其是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量不足或过剩。其二，立法者主观上所追求的目标在客观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也就是说，节省刑法的成本投入固然是需要的，但刑法成本的节省必须控制在不妨碍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在客观上的实现，即在能够有效地达到目标的前提下节省刑法成本的开支。因此，获得刑法最佳效益的关键在于：合理地确定最有效的、最小量的刑法成本投入和确定实现立法者主观追求目标的最佳、最大限度。要从成本——收益两者的对比关系出发确定这个最小量和最大限度，确定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10]。

首先，应从效率的角度考虑最大化的刑法的效益取得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财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应让市场利用自身的运作调节人财物的配置。国家、政府应遵循市场中各要素的运行规律，较少对其进行干预，以减少“设租”现象的出现，从而有力地预防寻租现象的发生。而且，从长远看，这种遵循正有利于刑法效益的发挥。其次，应从刑法的成本投入角度来考虑最小化的问题。法定犯罪圈扩大即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过度滥用，表明刑法调控范围过大，刑法投入成本过高，因而导致刑法不具有最佳效益;同时也表明国家刑罚权滥用，将不应禁止的行为当作犯罪来规定，侵犯了公民应有的权利，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规律。但公民权利的行使和规律的运行是必然的，这一必然性易被犯罪人所利用，在国家禁止与公民应有的权利以及客观规律之间寻求租金，开展寻租活动从而引发犯罪。对这一点，美国学者胡萨克曾指出：“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公民又有权实施，又怎么想象国家因此而有理由来处罚他呢?” [11]他还评论说：“我们(指美国——笔者注)的刑事司法制度似乎明显地被滥用到了无所不及的程度，也许不久就要到崩溃的边缘，我们最大的社会政治失败之一就是对当代诸多问题表现得无能或不愿采取有效的非刑事处理方式来解决。”“(某种行为)是处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是合适的话，那么刑事制裁就不应如此广泛地适用。那些构成社会事务合法目的的许多行为并不符合应受谴责与应受申斥行为的范围，因而似乎不适于以刑事方式来处理。现在所急需的是对哪些行为应予以刑罚制裁进行反思。” [12]另外，当刑法调控强度过度，即刑罚量过度投入时，所设租金的价值更大，对犯罪人的诱惑相应加大，寻租也更易发生，刑法因而也不具有效益性。

既然国家权力的扩张，法定犯罪圈的扩大，导致对公民权利侵害的同时又设置了租金，使得寻租活动增多，犯罪扩大，那何不实行非犯罪化以减少寻租机会的增加呢?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律自身的运行长期看来也具有效益性、经济性。非犯罪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避免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使刑事司法力量更有效地对付严重犯罪，将刑法应当归罪的行为范围限制在确保国家、社会的公益与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 [13]。“非犯罪化”是一种刑事政策思想，主张将某些被认为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排除出犯罪范畴，不予刑罚处理。这种思想有很多先进之处，例如提出了刑法经济观念，强调刑罚的使用应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了刑法手段最后性的观念，强调刑罚的严厉性、强制性，非到万不得已不动用刑法等。因而，西方一些国家对这一刑事政策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贯彻，将某些轻罪从犯罪范畴中排除，如有必要则适用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在“非犯罪化”思想影响下，许多国家将堕胎、同性恋等排除于犯罪之外，将违警罪非犯罪化，将某些原来刑法中既可判刑又可罚金的行为改由行政机关罚款处理。非犯罪化在西方国家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要求刑事立法者缩小刑法的处罚范围，以保护公共安全与秩序所绝对必要的范围为限。而且，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历史的巨大发展和文化的巨大变迁与扩展、渗透，使得市场经济中法定犯罪的内涵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一些刑法上固有犯罪的非罪化，即把原规定为有罪的行为不再作为犯罪加以规定，而让位于社会信用机制、道德规范以及用

舆论谴责或其他社会制裁方法进行约束。中国法制建设已步入基于市场经济内在需求的法治走向，应当从多种效率差异的制度结构中选择社会成本最小而社会收益最大的改革方案，从而促成社会收益和效率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应确保改革成本小于改革收益，为此，应当逐步对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定犯罪实行非犯罪化，以实现刑法效益的最大化。

注释:

【参考文献】

[1]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18.[2]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2.[3]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7.[4]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5]贺卫.寻租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240～241.[6](美)加利·贝克，吉蒂·贝克.生活中的经济学[M].薛迪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81.[7]邓正刚.穿越时空的较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8](美)加利·贝克.吉蒂·贝克.生活中的经济学[M].薛迪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85.[9] [10]陈正云，张汝杰.刑法效益与刑法公正关系论析[J].现代法学，1997,(2).10

[11](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220.[12](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4.[13](德)汉斯·海因里希·耶施克.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概要——1978年在日本刑法学会第54届大会上的讲话[J].何天贵译.法学译丛，1981,(1).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二篇：消费社会理论视野下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

消费社会理论视野下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

摘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消费社会”这一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论述。实际上，消费社会已经到来，并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消费行为、消费价值观念。现今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呈现出追求时尚、崇尚名牌、注重身体美学等倾向。本文主要运用消费社会理论，分析大学生这些消费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消费社会，后现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符号

一． 消费社会的产生与特征

（一）消费社会的产生

经历过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之后，消费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马克思的时代，消费主要表现为对生理的需求和满足，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在后现代主义社会里，消费则主要表现为对物的购买和消费，体现为一种“符号消费”，着重点在于对商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和消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则不再与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是与如何花钱、如何享受有关。这种花钱与享受即消费文化的特点显然就是伴随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而来的。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后现代性除了代表这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味模式和事物状态外，它还代表着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鲍曼将其称为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社会。他认为，消费社会展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重要特征，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个体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而存在。对消费社会的论述最为出色的则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其关于消费社会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消费社会》一书中。他认为，战后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富裕社会”，在这一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而人们所消费的除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相应地对当代社会中的人的异化和文化现象也应该从消费的角度来理解。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

（二）消费社会的特征

结合让.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论述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的观点，消费社会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鼓励消费。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 的篇幅来描写消费社会中物质的极大丰富。“堆积、丰盛显然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描写特征。” 除了物质生活丰富之外，信用卡和超级市场对鼓励消费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瑞泽尔把信用卡比作是“通往天国的钥匙”。他这样描写人们利用信用卡到超级市场购物的情景：“更令人兴奋甚至令人神奇的是，商品好像完全是免费的。”

第二，个性化。后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自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这使得“个性”永远与消费物的获得相联系，使个人患上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在让.鲍德里亚看来，人们不再把自己的消费定位于外在物品上，而是定位于自身的“自然”存在上，通过将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来，构成 自己膜拜的对象。比如，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孤立出来进行保养，而这种保养的过程表 面看来是对商品的消费，而实际上却正是消费着自己。表面上，我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而在深层上，当这种身材的保养成为社会的普遍标准时，不保养身材就是没有进入到消费社会的标志，就产生了负罪感。

第三，大众传媒。波德里亚将大众传媒看作是消费社会的支柱。大众传媒的显著特征是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借助高科技来造成信息与影响的“通货膨胀”，成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因素。

第四，符号意义的消费。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性是由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带来的工业大生产时代的特征；而后现代，则是工业时代之后的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符号和代码主导的时代特征。现代性的特征是集中于物的生产，而后现代则集中于符号的消费。消费社会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大，产生了大量物质文化的积累。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追求物的使用价值的需求逐渐饱和，物的功能性不再是吸引人们消费的动力了，即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所以，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更多的不是对物品的使用价值有所追求，而是对商品所赋予的符号意义以及符号意义的差异有所追求。现代商品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使用价值上面，而是体现在其作为“符号”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上。人们对物品的占有，主要不是为了②①它的功能，而是为了它的意义，也就是一套抽象而又相关联的符号价值。后现代社会是—个高度符号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发人们的占有欲望，消费社会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符号意义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地位、权力、修养、个性、文化趣味、价值观念和信仰等等的区分系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二． 消费社会视野下大学生消费趋势分析

（一）)大学生群体呈现出追求时尚的趋势

一方面，大学生是时尚信息的最先捕捉者。他们关注时尚杂志、时尚网站、娱乐新闻等，并第一时间掌握了最新的时尚资讯。她们对下季服装、鞋帽、背包、甚至发型、妆容了如指掌。所有的流行资讯都逃不脱大学生的视线，他们像熟知 自己的年龄一样熟悉流行风向。不仅如此，标新立异的个性使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细致地研究时尚的变迁和走向。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是时尚潮流的狂热追逐者。他们在与时尚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实践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同时也寻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价值。

（二）)大学生群体呈现出崇拜名牌的趋势

一方面，大学生们对“品牌”了如指掌、对“品牌”背后的幸福生活无限神往。LV、Prada的背包、Gucci的手表、Dior、Chanel的香水、Dunhill的套装、Estee Lauder、Anna Sui系列化妆品等。谈起这些奢侈品，大学生们津津乐道。

（三）)大学生群体呈现出美丽消费的趋势

处于消费社会中的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把对身体的保养和美化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快乐的源泉，他们对身体的关注尤其是对身体外观的重视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男生以高大健硕为傲，身材臃肿、瘦削矮小的男生被嗤之以鼻并认为获取资源相对贫乏。因此大学校园周边的健身俱乐部越来越多。女生以瘦为美，白皙的皮肤、高挑的身材、双眼皮、高鼻梁、小嘴巴被公认为美女，从而获得相对较多的资源。因此，女大学生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整形美容的行列中。大学校园里花大量金钱进行瘦身、隆鼻、割双眼皮的学生不在少数，整形美容机构的广告频频出现在校园的角落，大学生将成为美容整形业潜在的强大消费群体。除了整形美容，大学生对化妆品的消费也呈现中巨大的消费势头，据统计，大学生对化妆品单品的平均消费能力达到1OO元左右，除了基础的护肤之外，眼霜、防晒霜、美白乳等有针对性的产品需求也在增加；男生护肤和美发用品销售也在不断增长。

三． 消费社会视野下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原因分析

（一）大众传媒的全面渗透对大学生消费心理的消极影响

大众传媒为大学生描 绘了梦幻的生活，它用各种方式，把美好生活、高品位、亲情、感官快乐等附着在世俗、日常的商品上，谱写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抒情诗”。在这个充满欢乐、幸福、舒适的媒体制造的虚拟世界里，大学生误认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消费，标榜“我买故我在”。同时大众传媒为大学生呈现了“符号化”的商品，时尚杂志、时尚网站、电视广告等轮番轰炸。大学生迷失在各种符号编织的影像世界里，造成消费心理的畸形发展，商品不论多昂贵，在大学生眼里，为了新潮、刺激，品牌自有它的价值。甚至有时候，与其说是在买产品，不如说是在买品牌。

（二）社会分层的文化转向对大学生消费认同的消极影响

在消费社会，对个人身份、地位的划分越来越摆脱传统的依据，而转向消费方式、生活风格、文化品味等文化资本，这就是社会分层向文化因素的转化。因此，社会分层的文化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生消费的方向，为了突显自信、品味，为了在消费中寻找自身的价值，大学生们更加注重外在的修饰，重视消费名牌，追求高品味的生活。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物品极大丰富、消费主义盛行的影像世界中，追求优雅的仪态、拥有名牌商品是自身价值的体现，而体态臃肿、打扮土气则与大学生的社会形象不符。这种新型的等级区分，使大学生尤其是即将进入职场的大学生获得了通过消费建立自信、增加认同的机会。正是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干丝万缕的联系，造成了大学生注重名牌服饰，重视外在打扮，追求体面、尊贵的生活方式的消费倾向。

（三）日常生活的审美泛化对大学生美丽消费的消极影响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

③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它不仅为大学生展示了消解距离的、物质化的、平面化的“美丽”世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生的消费观念，追求外在美、追求符号价值成为大学生消费的重点。生活在恍若艺术环境中的大学生，不自觉地把 自身融入这个虚幻的世界中，关注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方式，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希望在审美的世界中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美丽空间。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再一次把周遭世界的美丽当成了衡量自身的标准，他们牢记大众媒体的美丽宣言和扮靓技巧，并不断付诸行动，购买化妆品、护肤品、高档成衣，紧紧跟随时尚的脚步，唯恐被这个美丽的世界所抛弃。日常生活的审美泛化把大学生卷入了一个不断循环往复、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消费美丽的浪潮中。

四． 结语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到“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则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没有一个严格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同意消费物品的特性在于它因其符号功能而相对丧失了客观实用功能，那么摆设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现代大学生如果可以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观来看待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下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那么在看清真相之后必能给自己减少些空虚的符号与摆设。

④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P3 [2][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P317 [3][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P109 [4][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16

第三篇：心理学视野下的深挖犯罪(修改稿)

心理学视野下的深挖犯罪（修改稿）

仲稳山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泰州，225300）

【摘要】在“大刑侦”的要求下，深挖犯罪已经成为看守所的重要职能之一，但由于看守所不同于侦查部门，它不能完全采用刑事侦查的审讯方法进行破案。科学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深挖犯罪工作，可以提高看守所内案件的发现率和侦破率，形成对公安部门刑侦工作的有效补充。

【关键词】心理学 深挖犯罪 看守所 在押人员 深挖对象

【1】深挖犯罪是指公安机关通过对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进行管理、教育，获取犯罪线索，查明犯罪事实，甄别在逃人员的专门工作。看守所是各类犯罪人员的交汇地和中转站，是名副其实的“犯罪信息库”。在“大刑侦”的要求下，看守所已经变成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深挖犯罪也成为其重要的职能之一。但是，由于看守所不同于侦查部门，它不能完全采用刑事侦查的审讯方法进行破案，只能在“以人找案，以人找人”的思维模式指导下，灵活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深挖犯罪的对象、时间和方法进行慎重地选择。

一、深挖犯罪对象的选择

[2]并不是所有的在押人员都具有深挖的价值，如一些过失犯、初犯、偶犯等就较少成为深挖的对象，而重刑犯、累犯、惯犯、团伙犯、系列犯、盗窃犯、“双抢犯”、涉毒犯、在逃犯、劣迹较重的在押人员等具有较大的深挖价值。在具体筛选深挖对象时，看守所必须注重内外线索的搜寻。

（一）从看守所的外部寻找线索

首先，向办案人员了解侦查过程中的各种情况，特别是要了解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该在押人员在该案中的角色、在押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表现、同案涉嫌人员的去向以及其他各种与本案相关的各种情况等等；其次, 向在押人员的亲属、朋友了解其在家庭、单位和社会的成长历程、行为特征、社会交往状况，特别要了解各种生活事件对在押人员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再次, 从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及公安机关内部的治安与刑事通报中提供的信息了解最新的犯罪信息。

（二）在看守所的内部寻找线索

首先,对刚刚入所的在押人员进行心理测试，全面了解其心理状态、认知状况、人格特征、气质类型、情感需求等，及时记载在押人员的内心冲突和表现出的情绪障碍；其次,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各种策略，分化瓦解共同犯罪的涉案人员，促使其互相检举；再次,利用安排的特情耳目等人员提供的信息；第四,密切观察

【3】在押人员异常的行为举止，及时分析其心理变化，如那些急于找办案人员谈话、对同案人员的情况异常关注、主动探听其他案件的人员,得知其他案件、其他人员的有关信息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人员,收到信或钱物后情绪明显波动的人员，都可以成为深挖的对象。

二、深挖犯罪时间的选择

在押人员在看守所被监管或羁押的不同阶段会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如能把握深挖犯罪的时间，因势利导，会使深挖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入所初期

【3】在押人员入所初期，由于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突然发生变化，特别是监管场所的强制约束，使得其心理处于惊恐、悔恨、孤独和悲观交织在一起的状态，甚至达到崩溃的边缘，其判断能力、反侦查能力、反监管能力上都很弱，容易说出真话。

（二）诉讼阶段转换期

由于诉讼进程直接关系到在押人员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诉讼阶段的变化乃至强制措施的转换（如刑事拘留转逮捕），都能使在押人员的心理发生波动，造成其情绪不稳定，侥幸、畏罪、悲观、绝望等心理都会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此时进行深挖，容易获取犯罪线索。

（三）宣判时

进入审判阶段，在押人员争取从宽处理的欲望最强烈。接到判决书后，重刑犯特别是被判处死刑的在押人员，绝望心理较强，立功心切。如果此时对其指出只要有立功表现，其仍有获得从轻改判的可能，就能激发其信心，促使其在最后关头，走上坦白检举的道路。

（四）调换监室与出所

有的在押人员平时在监室中慑于“牢头狱霸”等恶势力的影响，害怕被报复，不敢检举揭发犯罪线索。看守所要在坚决打击所内恶势力的同时，消除其思想顾虑，鼓励其在调换监室与出所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

三、深挖犯罪的心理学方法

（一）与在押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缩短心理距离

监管民警不但要完成“管”与“教”的任务，而且要营造一种人性化管理的氛围，尊重在押人员的人权，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劳动和身体健康。如果在押人员能够体验到监管民警的关心和爱心，就会对其产生较强的信任感，放弃心理抵触，缩短心理距离，甚至产生心理相容，向监管民警提供深挖犯罪的线索。

（二）仔细分析深挖对象的面部表情

1、观察深挖对象的眼睛

（1）是否有瞳孔大小的变化。当对某些事情感兴趣时，人的瞳孔往往会收缩，而激动、恐惧或被激怒则会使瞳孔扩大；

（2）是否有非病理性的斜视。[4]斜视眼的人总是用谨慎、戒备的目光对待和评估周围的环境，不愿意让别人观察其内心的世界，竭力隐藏内心的真实感情，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3）眼睛外侧是否有放射性皱纹。[4]眼睛外侧的放射性皱纹被称为“友好的微笑”，它是由于长期微笑形成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脸上没有这种皱纹，表示这个人比较冷漠或缺乏感情，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人；

（4）鉴别真笑与假笑。判断真笑与假笑有两个依据，一是嘴角抬起的速度，二是在张开眼的同时，眼皮是否有短暂的闭合；

（5）分析目光的变化规律。深挖对象的目光变化常是其心理活动的流露：①如果他说话时不看管教民警，主要是为了避免叉开话题，而正视一下管教民警，则表示他在说话停顿时，管教民警可以打断他的话，但如果停顿了却不看管教民警，说明他的思路还没有断；②如果说完某句话或某个词后他将目光移开，可能表示他对自己说的也没有把握，而如果看着管教民警说，则表示他对自己讲的很有把握；③如果他对讲话的管教民警扫视一下，表示他对管教民警的话表示怀疑，而如果听讲时看着管教民警，说明他感兴趣或也是这个看法；④当他对管教民警产生防卫性、攻击性或者敌意时，他与管教民警视线相交的机会便会增加，特别是当他长时间面无表情地盯着管教民警时，说明其具有挑衅性。

2、观察深挖对象的眉毛 根据眉毛不同的形态，[4]我们可以将深挖对象分成四种类型的人：第一类是愤怒的人或是邪恶的人，其眉毛里端向下，外侧向上，呈倾斜状；第二类是糊涂、不知所措的人或焦虑、失望的人，其眉毛里端向上，外侧向下，呈歪斜状；第三类是情绪比较冷静和稳定的人，其眉毛平直或相对平直；第四类是经常烦恼、心理压力过大的人，其眉毛牵拉在一起，呈紧锁状。

3、观察深挖对象的嘴唇

有关研究表明，薄嘴唇的人，往往较吝啬，性格严厉且执拗，而厚嘴唇的人，对人热情，且易受感动。根据嘴唇的动作变化，管教民警可以进一步认识深挖对象的性格与行为：①如果嘴唇下垂或嘴唇两边下挂，表示此人经常处于生气、不愉快的境地，有悲观厌世的念头，而嘴唇两边的嘴角向上提起，则表示他性格活泼、生活乐观；②绷紧卷曲的嘴唇通常与残忍或盛气凌人的性格有关，而当一片嘴唇绷紧，另一片嘴唇松弛丰满时，则表示此人是一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③有用力抿嘴习惯的人，其抿嘴动作可能是进行口头攻击和不耐烦的表现，这种人很容易失控，而习惯于嘴上衔着东西的人，是想借此动作来注意倾听或避免说什么，也意味着他需要寻找新的信息。

4、观察深挖对象的下巴与脖子

后削的下巴代表了与世无争的个性，而突出的下巴则代表了争强好胜；粗壮结实的脖子表示顽固、倔强，而细长脖子则表示缺乏男子气概，不好争斗。

5、对深挖对象整张面孔进行综合观察

对深挖对象各个器官的单个解读，可能会得出互相矛盾的结果，因此，必须进行综合观察。如挑战、敌对态度常用绷紧下颚的肌肉和斜眼瞪视来表示，而这时眉毛下垂，眉头皱起，嘴唇紧绷，头和下颚挑衅地向前推出，摆出一种防御姿态。又如，如果在左半面孔出现极不自然的笑容，极力让监管民警感到可信，而右半边则绷紧面颊和嘴巴，露出严厉的冷笑，并且右眼还显示出一种狡诈，说明该深挖对象心中存在较强的恐惧。

（三）认真解读深挖对象的肢体动作

1、观察深挖对象是否有反复出现的习惯性动作

在接触过程中，如果深挖对象反复出现咬指甲、双手搓来搓去、反复抚摸身体的某个部位等，说明其内心紧张、犹豫，正在进行思想斗争，趋利避害，回答的问题大多数是假话。

2、观察深挖对象与监管民警之间的距离

当深挖对象讲真话时，其身体会主动向监管民警靠近，反之，讲假话者，会不自觉地与监管民警保持较远的距离，身体向后靠，肢体活动较少，但面部笑容反而会增多。

3、观察深挖对象的手势

即使人可以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手指。深挖对象如果在讲真话，其手势较多，同时面部表情、声音的声调、声速与手势相互协调，反之，手势会减少，面部表情安静，声音却断断续续，手势也不协调；如果摊开双手、解开外衣纽扣或脱掉外套，表示其有一种真诚与坦白，而当双手交叉在胸前时，则是一种防卫、否定、拒绝或疏远；双手紧绞在一起或反复摆动，加之身体坐立不安，往往表明其情绪紧张而难以接近；而搓起两只手，表明其比较焦虑，很可能是有所期待。

4、观察并重视深挖对象的临界供述状态

（1）如果深挖对象的身体由松弛自在转化为紧缩僵化，分开的双腿开始紧 靠并双手交叉，表示监管民警已经触动了其敏感要害之处，或者是其将涉及或已经涉及到了自己痛苦的、隐秘的问题，造成其内心由平静、轻松、开放状态变成紧张、不安、害怕和封闭状态。

（2）如果深挖对象想要压抑自己的强烈感觉与情感，往往会不自觉地采取脚踝交叠、双手抓紧的姿势，也有的人会咽口水，或咬紧牙关，或抓住手臂等，来拼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

（3）如果深挖对象出现坐立不安、面红耳赤、身体出汗、目光游离、口干舌燥、呼吸急促、喝水时刚喝几口又忘喝、抽烟没抽完就自己熄灭等，表明其对抗情绪减弱，心理防线已经几近崩溃，但还存在侥幸心理。此时，监管民警应抓住时机，对其进行开导教育，促其认识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放弃思想包袱，争取宽大处理，让其供出余罪。

（四）分析深挖对象的声音特质

一般来说，深挖对象讲话时提高音调，既可表明其对所谈内容的强调，也可表明他的愤怒或惊喜，当然，也可以表示一种怀疑、回避；声音强度增大，也是一种强调，可表示一种激动情绪，而声音强度的减轻，则是失望、不快活、软弱或心虚；节奏加快表明紧张和激动，而节奏变慢则可能是冷漠、沮丧，或正在思考是不是要讲出来以及如何讲出来。

（五）运用谈话技术，打开深挖对象的心扉

进行摄入性会谈目的，是要从深挖对象的身上寻找到各类犯罪的线索，并给予必要的验证。具体技术如下：①开放式提问。使用“什么”、“如何”、“为什么”、“能不能”、“愿不愿意”等词对深挖对象提问，可以让其对有关问题给予详细的说明。②封闭式提问。使用“是不是”、“有没有”等词，用来澄清事实，获取重点，缩小深挖的范围。③具体化。让深挖对象清楚、准确的表述他所经历的事件。④面质。当深挖对象的言行不一致、前后言语不一致时，使用面质，可以让其放下有意无意的防卫心理和掩饰心理来面对现实。⑤打破沉默。处于沉默状态的深挖对象有６种类型：怀疑型、茫然型、情绪型、思考型、内向型、反抗型。⑥调整多话。多话的深挖对象有７种类型：宣泄型、倾吐型、癔症型、表现型、表白型、掩饰型、外向型。面对多话的深挖对象，要针对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策略，科学地进行引导，及时发现并分析多话状态下的心理变化。

在使用上面的各种会谈技术的同时，监管民警还可以适度使用共情的技术，促使深挖对象较快地暴露其内心存在的各种冲突感和罪恶感。

实践已经表明，在看守所内科学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深挖犯罪工作，可以提高案件的发现率和侦破率，是对刑侦工作的有效补充。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姝音.对看守所深挖犯罪的若干思考[J].公安教育,2004,(12):37-39 [2]唐兢,刘谋斌,花涛,邵世友.公安监所深挖犯罪的对策与方法[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54-57 [3]张迎新.公安监管场所如何开展深挖犯罪工作[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4(3):28-30 [4]罗大华,狄小华,马皑.刑事司法心理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 4

第四篇：文化冲突理论解析移民犯罪 讲演稿

文化冲突理论解析移民犯罪 讲演稿 价值冲突理论 科布林认为，在犯罪频繁的区域虽有很多的不良少年，但是在这些地区也居住着不少正常少年。不良少年长大后有的变成守法公民，而正常少年长大后有的也会变成犯罪人。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这些区域的犯罪文化强于传统的合法文化，而是因为犯罪的价值体系和传统的合法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冲突和二重性，当地的居民因同时参与这两种价值体系，并且认同两种价值体系。他认为接触犯罪文化并不是犯罪的原因。而是犯罪文化与合法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致使这两类文化所附带的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内部产生不安，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米勒的焦点关心理论

米勒认为，下层阶级成员若遵从这些“焦点关心”(或价值观)就会经常触犯法律。例如，为了证明自己有强硬的身体和态度，便不会在打架中退缩。为了耍小聪明就必须欺诈他人，寻找兴奋的结果导致酗酒、赌博、滥用毒品等非法行为的产生。沃尔德的集团冲突理论

沃尔德指出，许多犯罪行为是由群体实施的，这是因为集团行为更能保护和加强自己的利 益。比如，少年犯罪帮伙几乎都是少数权力群体，他们不赞同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人的规则，即成年人的价值观和权力的规则，警察通常代表成年人价值观和权力，当少年犯罪帮伙采取某种直接集体性行动时，他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可能寻求警察的保护，于是，他们容易被看作犯罪人，容易被当作犯罪人来处理.。

塞林的“初级文化冲突”

移民从A文化圈移入B文化圈，移民群体由于他们遵从母

国的规范文化，自然与美国的规范文化相冲突，并与他们的犯罪行为相联系。

初级文化冲突”像横座标，在同一时点上，不同文化圈的规范文化在移动中所产生碰撞和冲突，即不同文化板块的连结处的异文化冲突。殖民扩张，异文化注入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移民过程中的文化冲突，A文化圈的人们带着固有的文化规范移入到B文化圈后，与B文化圈的本土规范文化发生的冲突等。

次级文化冲突”像是纵座标，即在同一地点，由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传统的较单一的规范文化发生分化，分化出来众多的亚文化，亚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由于差异而产生激烈的冲突。这些文化冲突与犯罪行为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塞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文化冲突与犯罪关系的动态模式，这是他理论的精典之处。案例二

集团利益冲突论“犯罪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冲突的结果”表现为移民群体和当地原住居民，以及不同社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案例三

担任“怒罗权”案件辩护工作的石井小夜子律师解释道：

“怒”代表愤怒；“罗”代表罗生门似的团结；“权”代表权利。意思是指愤怒抗争、声张权利、团结一致。“怒罗权”成员因孤独、不被日本社会所接受而产生的对社会的“疏离感”，为了谋求属于自己的空间，或者说是为了在日的残留孤儿二三代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自发组织起来。但是地域社会却把他们视为不良组织，疏远和阻止他们，这反倒强化了其内部的团结。

第五篇：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2011年11月23日，应我校陈改玲教授的邀请，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张宽博士主讲的《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讲座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文传学院11级新生及辅导员等教师准时到场参加了讲座。

张宽博士以他求学的经历与环境为切入点，将参加讲座的老师与同学逐渐引入了后殖民理论的文学研究中。

首先，张博士讲述了他与后殖民批判的最初接触来源于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他简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关于表述与现实，话语与体式之关系的思考以及追溯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由褒而贬的转变过程。张博士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不过是欧洲启蒙话语的一个横向移植，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在贬损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把西方过分浪漫。

其次，张宽博士就中国语境的后殖民批判面对的批判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对中国语境后殖民批判进行了一个再思考。张博士提出，西方的后殖民批判语境特殊，不宜挪到中国的语境中使用，这极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引发无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张博士认为，中国现代化话语的权威地位只有在后现代，后殖民的颠覆结构中才能得以维护。这是中国后生应该努力的方向。

最后，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互动环节中，文传学院党总支书记陈改玲教授和一些老师同学不仅对本次讲座的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向张博士请教了文学研究上的一些问题，张博士都一一给予解答，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

本次讲座旨在通过张博士对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以提高文传学院的师生对后殖民理论的深入认识。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取得圆满成功。

文/魏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