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盗窃案谈谈刑事案件的阅卷

第一篇：从一起盗窃案谈谈刑事案件的阅卷

从一起盗窃案谈谈刑事案件的阅卷

基本案情

1998年至2000年间，彭某伙同郑某、赵某盗窃汽车达二十余部，三人于2001年因盗窃罪分别被判刑，牛某因涉嫌与郑某盗窃四部本田轿车被立为网上逃犯。2007年4月，公安机关将牛某抓获，并收集了牛某、彭某的供述及失主报案材料、车辆价值鉴定书等证据，检察机关遂对牛某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我所律师接受牛某亲属的委托后，查阅了本案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牛某矢口否认自己曾参与盗车，并称自己的有罪供述是被迫作出的。我所律师经阅卷发现，本案的直接证据仅有牛某和彭某的供述，而这些言词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其他证据也有瑕疵，于是选择了作无罪辩护。笔者拟结合本案的有关辩点，谈谈对刑事案件的阅卷问题。阅卷应重点针对的材料

1．诉讼文书，包括拘留证、逮捕证、传唤证、起诉书等。对于这些文书，辩护律师一方面要注意时间上的衔接，看是否存在超期羁押、非法拘禁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要注意罪名的变化，从而给律师从案件定性上寻找最佳辩护角度。尤其要对起诉书中检察机关所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进行认真的研究，看起诉书对案件是如何定性的，同时又要研究其遣词用句是否贴切，经过反复推敲和分析研究，从中发现疑点，以备在会见被告人或调查案件材料时予以核实。

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在牛某到案对其初次盘问后，适用了继续盘 问，时间竟达四十六小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因为牛某涉嫌盗车一事早在七年前就被刑事立案，《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规定对所涉案件已经立为刑事案件的，不得适用继续盘问。被继续盘问时犯罪嫌疑人不能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这就变相地对被告人进行了超期羁押，侵害了被告人及时得到法律帮助的权利，由此获得的有罪供述的效力值得质疑。

2．言词证据，即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阅卷时，律师有必要将所有人对有关事实的陈述进行综合比较，找出不吻合或者太过吻合的地方，分析出现矛盾的原因，从而得出对当事人有利的结论。

本案中，指控牛某有罪的直接证据就是彭某和牛某本人的供述，然而两个人的证言都有前后反复。彭某称2000年时自己立功心切，供述了牛某与郑某盗车的事情，而在2007年的笔录中彭某又供述了自己与牛某共同盗车，并说当年是为讲义气没供出牛某。彭某前后供述不一致，而其改变供述的理由又过于牵强，所以其供述不足采信。

此外，彭某和牛某两份的供述引起了律师的注意。二人的供述分别在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作出，涉及的十余起盗车事实发生在八、九年之前，但即使事隔如此长的时间，二人仍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每一笔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销赃后所获赃款都非常详尽，高度吻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牛某在后来的庭审中，也提到了在派出所受审讯时被强力所干扰，自己没看内容就签了字。

由此可见，除了口供内容之外，辩护律师还要留意口供形成的时间、地点、诉讼阶段，以及陈述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变 化，其他被告人或者证人在这段时间是怎么说的等等。另外侦查人员是否明示了身份，是否属于应该回避的人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签名是否真实等等，都是辩护律师阅卷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存在问题，都是律师的辩护突破点。

3．鉴定结论。对于鉴定结论除了要仔细审查其内容外，还应注意其制作主体、制作时间，同时还要注意鉴定结论是否按规定送达。本案中的被盗车辆并未追回，而《青岛市涉案物品价值认定暂行办法》对此规定得比较模糊：“涉案物品已灭失或确已无法提供的，在价值认定时，应按有关规定计价。”我们知道，同一年同型号的车辆因里程、保养、毁损等原因，价值差距会比较大，在无实物的情况下作出的车辆价值鉴定结论恐怕值得商榷，辩护律师对此提出了异议。

4．现场勘察笔录。现场勘察笔录有时是认定被告人犯罪的重要证据，尤其是在盗窃案件中简直不可或缺，辩护律师阅卷时对此不容忽视。研究这些证据可以从勘察笔录形成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入手，并且要注意是不是有在场人或者当事人的签名确认，如果勘察笔录在这些方面存在瑕疵，辩护律师可以主张这些证据无效。本案卷宗中，并没有被告人牛某的指认现场笔录，而彭某又拒绝在其指认现场笔录上签字，也可以说本案不存在有效的盗窃现场勘验笔录，盗车到底在哪里发生的是模糊不清的。阅卷方法

笔者就本案阅卷中遇到的问题请教了资深刑辩律师，并经查询相关资料信息，简要介绍一下几种较实用的阅卷方法： 1．通读法。在通读卷宗材料过程中，要对与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相关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材料进行印证，对案件的要害事实证据和关键语句应随手择要记下，并记准页码，以便撰写辩护词时引用，同时也为法庭辩论作好准备。现在的笔录都是复印或翻拍的，对重要信息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划线圈点以示区别，使用起来会得心应手。

2．归类法。在对案卷进行通读之后，应该根据通读时所提示的记录对有关的重点进行认真阅读和摘抄，在作笔录时一定要分类记录，比如对共同犯罪中，各个被告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行为，有时是全部人员共同犯罪，有时是交叉共同犯罪，侵犯的客体有所不同，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行为分成不同的性质，分析研究时比较便利。

3．对比法。对比有三种方法，一是对记录下来的同一事实的材料进行参照对比。我们可以举例证明：如被告人犯有盗窃罪，那么对于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是否与卷宗证实的都一致？用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进行互比，从不一致的地方找出破绽，作为针对起诉书进行辩驳的论据；二是对同一个证人对同一件事先后几次提供的证据是否一致进行对比。如果同一证人几次提供的证据语言前后矛盾，那么对证据的可靠性就要提出质疑；三是对不同证人对同一件事的证据进行对比，看这几名个证人的观点是否一致。

4．列表法。

（1）按序列表。就是按起诉书指控的顺序列表，对每一宗指控的被告人、时间、地点、行为、结果、鉴定结论，统统列在一张表格上，这样当检方在举证时，只用表格上的信息进行核对。（2）分类列表。尤其是共同犯罪进行分类有必要，但是有时出现个人犯罪，内容杂乱，进行分类也有必要。

（3）每人一表。如果共同犯罪人数较多，案情复杂，属于团伙盗窃和流动盗窃，这样用一人一表的方法不易出现差错。

（4）统一制表。在人数众多，分工明细，作案次数多，要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可在用统一制表的办法将每项指控用一张表格表示。

（5）证人证言列表。对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个别证人多次证言用列表的方法将其间的矛盾展示在出来。

5．摘要法。即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情节、证据的重点部分进行摘要。当辩护律师阅读完起诉书后，直接从起诉书中就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当事人的信息，为了证实这些信息的正确性和真实性，就须对卷宗中的信息资料进行摘录，尤其对讯问笔录和证人证言的关键语句、发破案经过、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中可能纳入辩护意见的信息要依原文摘抄并注明出处，为辩护词的形成打下基础。阅卷的一点体会

一是要运用多种思维方法。公安、检察机关在组织刑事侦查卷时，围绕的核心是如何定罪量刑，而辩护律师就需要运用逆向思维，找出“硬币的另一面”；其他诸如逻辑思维、规则性思维等，都是各种思维方法在法律思维中的体现。譬如在对案件事实重现时，会运用到形象思维，在这起盗车案件中，彭某称“偷车一个人干不了”、“牛某望风，我用自制钥匙开锁”，辩护律师对此加以反驳，盗车完全可以一个人完成，而就彭某所供述的二人分工来看，主次分明，彭某所谓二 人平分赃款的说法站不住脚。

二是要注重证据链的完整。刑事诉讼中的定罪讲究证据链的周密闭合，证据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案事实发生根本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本案中，辩护律师根据刑诉法第46条确立的证据补强原则，提出指向有罪的证据仅有牛某、彭某的供述，而失主报案材料和涉案物品价值鉴定只能证明车辆被盗，缺乏其他证明被告人罪名成立的有力证据，不能做到排除合理怀疑，难以定罪。

三是要敢于怀疑，即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任何人都无法将案件事实还原再现，所以卷宗材料就总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二手信息，我们对其审阅时就首先要带着问号：是否真实？有无瑕疵？检方看似充分确凿的证据，有没有缺失？有没有人为的干扰？盗车案中高度吻合的两份口供对十余起事实的叙述顺序也完全相同，而此顺序并非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真的有如此巧合吗？庭审现场，被告人牛某对这份供述予以了否认。

四要注意细节问题。细节往往关乎案件胜败，在刑事案件中尤其如此，因为法官在定罪时对证据证明程度的要求非常之高。这就需要律师练就火眼金睛，用近乎苛刻的眼光来阅卷，不放过卷宗中的每一个时间、地点、动作、字句。在盗车案中，辩护律师发现，某失主的报案材料居然还有一份是二十七日报案，称二十八日丢车的，以此定案显然是荒谬的。另外，辩护律师还发现，有几份讯问笔录上或者没有当事人所签的日期，或者所签日期并非被告人亲笔所签，有违法定 程序，于是在庭审中也提出了异议。

目前法院对这起盗窃案还没有作出判决，但辩护律师通过认真阅卷作出的无罪辩护在庭审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辩论中令公诉方措手不及，笔者也从中学到了许多阅卷的方法和技巧，有利于练好做律师的基本功。在刑事诉讼中本着谨慎认真、存疑求证的态度，灵活运用多种阅卷方法，找出程序和证据上的瑕疵，可以让律师的辩护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文康刑事法律事务部

庄慧鑫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二篇：刑事案件如何阅卷

刑事案件如何阅卷

在刑事案件辩护中，阅卷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很多律师对阅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的律师仅凭一份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就出庭辩护，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一、阅卷前的准备工作

阅卷的首要前提是，案卷材料一定要全面、完整。根据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查阅部分案卷材料，在审理阶段，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

有的律师在复制案卷材料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只挑选部分材料复印。这是不正确的。只要是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一页都不能少，全部都要复制。

有的办案单位对律师阅卷设定了种种限制，提供给律师查阅的案卷材料极其有限，辩护律师应当与办案人员交涉，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阅卷权利。

如果律师法定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在开庭的时候，律师应以未能全面审核案卷材料为由，申请休庭，要求法院对案件延期审理，从而达到维护律师阅卷权的目的。

在阅卷之前，辩护律师需要认真研究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起诉书》是公诉机关对案卷材料的提炼，里面几乎每一句话都来源于案卷材料，要用怀疑、挑刺的眼光，来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如果辩护律师的内心已经与公诉机关保持了一致，阅卷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在我国，办案机关“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由来已久，办案人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取证程序不规范，证据材料制作粗糙。我们还应当对阅卷必然有所收获这一点充满信心。

二、对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的审查

所谓的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指的是案卷里面不涉及案情本身的拘留证、逮捕证、鉴定结论等材料。一般情况下，阅卷的时候很容易忽视这些材料。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材料多加留心，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1、刑事诉讼中对于“期限”的要求非常严格。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能够说明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身份，也可以证明侦查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当事人的交代是否构成自首。对于这些文书，我们要注意它时间上的衔接、罪名上的变化。

如果当事人是在排摸阶段被侦查机关传唤，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属于自首情节。例如《起诉书》并未认定当事人自首，但根据侦查机关的《传唤证》、《拘留证》上注明的时间，结合案卷其他证据材料，提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观点，基本上都得到了法庭的认可。

2、《立案审批表》、《拘留证》、《逮捕证》上罪名的变化（结合最终《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也需要留意。

当事人的如实交代是罪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可能是侦查机关的管辖权冲突，也就是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例如在《拘留证》上，当事人涉嫌的罪名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但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却是“受贿罪”。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两个罪名的侦查权分属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而且前者的量刑幅度要大大低于后者。这一起案件从头到尾都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如果认定为“受贿罪”，毫无疑问本案全部的证据材料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于是，承办律师在开庭之前与公诉人交换了意见，公诉人沉默了很久，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避免整个案件推翻重来，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辩护律师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追究；作为交换，公诉机关同意认定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综合其他的情节，建议法院减轻处罚。

抓住案卷材料的一些重大问题，辩护律师可以光明正大地与控方进行交易，从而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3、《鉴定结论》（包括《责任认定书》、《评估报告》等）虽然专业性比较强，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外行而放弃。一般情况下，《鉴定结论》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鉴定书的文号；鉴定机关的资质；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的数量；签名、印章、鉴定时间；鉴定的过程；是否送达并告知当事人权利。

一起火灾案件中，案卷材料中缺少了《火灾原因认定书》和《火灾事故责任书》，剥夺了被告人申请重新认定的权利；并且，《火灾损失鉴定书》从鉴定人员的资质到鉴定的计算过程都存在问题。

在另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案卷里面有一份某机关的《整改通知书》，但是该《通知书》上并没有签收的字样，而是在下面注明“由于单位负责人不在，其他人不同意签收，因此交给工人转交”。留置送达的确是送达的一种方式，但是，必须有其他在场人的签字证明，如果是转交的话，也应注明转交人的详细身份。该单位的《生产日记》可以证明，当天负责人一直在厂里。这说明《通知书》是一份事后补的假书证。当律师在法庭上提出质疑时，连法官都忍不住摇头苦笑。

对被告人来说是犯罪证据的《鉴定结论》，有时候也可以作为被告人罪轻的证据。

在一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中对受伤部位的描述显示受伤的部位大多都是皮外伤和软组织挫伤；《起诉书》中所称被告人“用脚踩被害人胸部”，这说明被告人的打击力度是有限的，并非要致被害人于死地。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部位是头部，是被害人遭到被告人击打后头部撞击地面形成的。从被告人对受害人的打击部位和打击力度可以看出，其伤害他人的主观恶性较小，致死是意外事件。

三、对言词证据的审查

言词证据主要包括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口供”或者“笔录”。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往往构成案卷材料的主要内容。《起诉书》对案件事实部分的描述，绝大部分来自对言词证据的整理。

A、在研究言词证据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这么几个问题：

1、言词证据大多是通过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来制作的。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经常会出现混乱、模糊、错误，甚至是遗忘，尤其是对时间久远的一些事情的回忆；

2、办案人员在记录当事人讲述的时候，难免会帮助他组织和整理语言，留下记录人自己的痕迹；

3、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在案卷中会有多个人的多份笔录，如果这些笔录讲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办案人员没有客观真实地记录当事人的陈述；如果存在太多的重大差异，则说明其中部分言词证据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以上三点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言词证据具有不稳定性。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将案卷中所有的言词证据反复做对比，认真推敲，一定可以满载而归。

B、除了笔录的内容，还应该留意这些材料在形式上存在的瑕疵。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笔录的制作时间

笔录形成于案件的哪个阶段，关系到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等情节的问题。

笔录制作持续的时间，关系到侦查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超过了法定的时间，属于变相的刑讯逼供）。通过对几份笔录制作时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不同的笔录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二）笔录制作人及在场人

在一起强奸案件的笔录中，在某一个时间段里，有一位侦查人员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中。侦查人员在事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做了修改，将这个同时出现在两份笔录里的侦查人员换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忘了让被告人加上指模。在被告人的笔录中，所有修改过的地方都有指模，惟独这个侦查人员的名字处没有。这说明修改是在事后进行的。同时意味着，要么就是这个侦查人员在审讯的时候，在两个审讯室走动，要么其中一份笔录是只有一个侦查员在场的时候制作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侦查人员制作笔录的时候没有养成签名的习惯。尽管绝大多数的笔录上记录了两个侦查人员的名字，但是实际上除了记录人员的笔迹，很少有另一名在场的侦查人员的签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瑕疵，侦查机关无法证明在场的侦查人员是两人，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那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理论上来说，就是非法的证据，应当排除。

（三）笔录制作的地点

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出现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律师找到证人了解情况，证人表示，他在侦查机关讲述的不是事实，但是他不敢出庭作证，怕被侦查机关带走。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律师只有申请法院取证。但法院取证的前提是侦查机关的笔录没有效力，否则法院不会接受申请。在反复研究证人证言后，发现侦查机关取证的地点是在一家招待所。据证人讲，就是在这家招待所里，他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一个月时间，被迫按照侦查机关的要求，在已经制作好的笔录上签字。根据《刑事诉讼规则》，此取证的地点是不合法的。由于限制人身自由这一点不好证明，只有通过地点的非法性来推翻这份证言。最终法院采纳了意见，重新对证人取证，最终否定了被告人的该起犯罪事实。

（四）是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的时候，必须告知其权利义务，有点像港台影视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只是在这里换成了“你有权申请回避”、“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如果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就可以在法庭上对该侦查人员参与提讯的讯问笔录提出了质疑。

（五）笔录的签名

一份形式上合格的笔录，最少应当有三个以上的签名：两名侦查人员，一名当事人。

当事人的签名，是最容易被律师忽视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笔录，最后的话都是一样的“以上内容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所说的一致。某某某，年月日”。所以大家都不重视这句话。

曾经有一份笔录上的记载是这样的：“以上笔录我已经看过，和我所说的一致（由于某某某是文盲，以上由民警代写）”。既然笔录上没注明是宣读，那么肯定是没宣读；既然我的当事人是文盲，又如何可以“看”？这就意味着，笔录的内容我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有些时候，当事人迫于无奈，会在侦查机关已经制作好的笔录上签名。但是，为了在以后的庭审中申辩，有的当事人会在签名上做一些手脚。比如“和我所说的不一致”等等，如果侦查人员马虎大意，这样的笔录就会作为证据移交到法院，给律师的辩护带来机会。

（六）笔录是否有修改、添加内容的痕迹

在会见在押当事人的时候，有些当事人会说，笔录中的一些对自身不利的话，他并没有说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现在了笔录之中。如果当事人的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对已经制作完毕的笔录添加了新的内容。这一做法常出现在手写笔录中。某些侦查人员破案心切，不惜以身试法，伪造证据。因此，在审查言词证据的时候，一定要留心笔录的书写是否流畅，字体大小是否基本一致，笔迹风格是否统一，墨迹的深浅是否一致。如果在笔录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字迹，而又没有被告人加盖指模确认，那就需要引起警惕。

如果确信笔录可能存在伪造之处，那么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辩护律师的申请不一定会被法院采纳，但是通过这一招敲山震虎，可以对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起到有益的帮助。

笔录的内容因案件不同而千差万别。每一份放进案卷的笔录都是为了证明该案件的某一个或几个点，能不能互相印证就是关键了。公诉人要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互相印证，而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就是笔录中关键事实的冲突。

C、一起案件事实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内容的真伪以及可信度，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研究当事人在不同时间所做的不同笔录中的差异；

2、比较不同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陈述的差异；

3、结合案卷中其他证据材料（书证、物证等），找出当事人陈述的矛盾之处；

4、结合当事人的人生经验，找出其陈述的矛盾之处；

5、结合辩护律师的人生经验，找出当事人陈述的矛盾之处

在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中，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讲述的作案地点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存在重大差异，且证人对一些细节的描述超出了其能力所及。证人说，天都已经黑了，他看见被告人在五十多米外的车里给他姐姐打电话纠集人手，车号是多少多少。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证人是不可能看清车号，也不可能听到电话内容的。在审查言词证据的内容时，还需要留意，侦查人员的发问是否带有威胁和诱导的色彩。在一起毒品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有关问题，侦查人员在提审的过程中又是威胁又是诱导，记录人员忠实地将这一对话记入笔录。

四、对其他案卷材料的审查

照片是对案发现场或物证的一个客观反映。在审查照片的时候，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生活经验来做出判断。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驾驶货车超越受害人驾驶的摩托车时未保持安全车距，导致两车相撞，受害人卷入货车车轮拖拽死亡。通过照片上车辆的碰撞擦痕，结合物理学的知识，得出“被告人驾驶的货车”并未超车的结论，从而推翻了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

在案卷材料中，还有一类所谓的“证据”，那就是由侦查机关制作的《情况说明》、《抓获经过》等。尽管这些材料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是在案件的审理中，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辩护律师一方面要严肃指出这些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一方面又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发现其内容上存在的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所有的案卷材料审查完毕之后，辩护律师还需要站在整个案件的高度，来分析一下：指向被告人犯罪的材料有哪些？非法证据排除之后还剩下哪些？现有的证据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卷材料中缺失了哪些关键性的证据？ 通过对全案证据材料的综合分析，如果我们能够确信证据链条断裂的话，可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最后的话

一名称职的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生活经验，需要敏锐的观察和足够的耐心，需要不服输的韧劲和敢于挑战的勇气，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雄辩的口才。这些综合素质，在阅卷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也许有人认为，刑事辩护是艰难的，辛辛苦苦阅卷的收获，法官也许根本不会采纳，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呢？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司法机关存在的问题，不能成为律师放弃业务钻研的理由。

装订成册的案卷终有一天会重见天日，刑事辩护律师的辛勤劳动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肯定。身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我们一定要坚信：法律有时会沉睡，但是它绝不会死亡。

第三篇：从一起判例看法院对刑事案件中“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态度

从一起判例看法院对刑事案件中“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态度

审理经过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诸检刑诉(2016)1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犯妨害公务罪，于2015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6年2月14日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郦纪城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及辩护人王式跃、何飞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请求情况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2月8日晚，被告人吴某乘坐王某乙驾驶的汽车，途经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交通银行对面的马路时，与王某甲驾驶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双方下车查看情况时，被告人吴某用手在王某甲头上打了一巴掌，致王某甲右耳挫伤，右耳震荡伤。当晚19时56分，王某甲向公安机关报警。接警后，城区交警中队、城东派出所先后到现场处警。处警民警向双方了解情况后，将被告人吴某及王某甲带至城东派出所继续调查。因被告人吴某涉嫌殴打他人，值班副所长傅某、民警吕耀阳等人要求被告人吴某到设于诸暨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办案工作区配合调查，被告人吴某给其父亲打电话声称派出所欺负其，用手机逐一拍摄民警、协警的警号，并以“除非将其拷翻抬走”等言语拒绝配合民警的执法活动。随后，民警吕耀阳、协警楼宇君上前对被告人吴某进行强制传唤，被告人吴某突然挣脱民警、协警的控制，往大厅外跑去，在场警察在大厅外将被告人吴某按倒在地，并将其抬至警车附近，期间，被告人吴某用手甩打、用双脚蹬踢民警、协警，致民警吕耀阳、协警楼宇君等人手部等处受伤。后被告人吴某被制服并带至巡特警大队。经诸暨市公安局法医鉴定，吕耀阳、楼宇君所受的人体损伤程度均未达轻微伤程度。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证据，认为被告人吴某无视国法，以暴力方法妨碍执行公务，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对被告人吴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

一审答辩情况被告人吴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认为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有无触犯法律，请法庭依法审理。辩护人王式跃认为被告人吴某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没有以暴力方法妨害公务的主观故意。被告人吴某因交通事故后打人一巴掌被传唤至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后认为被打的人能走，其不能走致情绪激动，不听从派出所警察口头传唤，在警察强制传唤时有挣脱的动作，但没有以暴力方法妨害公务的行为和故意；

2、本案没有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所要求的暴力。被告人吴某在被抬至警车过程中，用双脚蹬踢民警、协警，是被众民警、协警控制后被动的挣扎行为，不能把这种本能反应认定为暴力方法妨害公务，至多只是治安管理处罚处理的范畴；

3、本案不符合浙江省《关于依法处理妨害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的关于妨害公安干警执行职务的情形。指导意见第二条中认定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政法干警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形中，与本案对应的应为“采取拉扯、推搡等方式造成政法干警轻微伤的”，但本案涉及的民警吕耀阳和协警楼宇君均未造成轻微伤；

4、本案若判决被告人有罪，将突破刑法及上述指导意见规定，起到很坏的引导作用。辩护人何飞明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造成的社会危害较小，请求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事实提供了被告人吴某的供述与辩解，监控视频，吕耀阳、楼宇君的陈述、证人傅某、楼某、潘某、朱某、周某甲、王某甲、王某乙、寿某、夏某、周某乙、边某、刘某、孟某的证言、抓获经过，要求处理的报告、证明、122案件信息、提取笔录、伤势照片、人口信息、情况说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及相关照片等证据。经质证，被告人对王某甲系右脸受伤有异议，认为其打的是左脸。辩护人王式跃认为监控视频不能证明被告人吴某有辱骂行为、以暴力妨害公务的行为，被告人也没有用手甩打警察，只是被按倒后用脚蹬踢的挣扎行为，对被告人吴某的笔录仅认可事发当日（12月8日）的笔录，对之后的笔录中记载的关于用手甩打警察及辱骂警察的陈述均不认可；对证人证言中陈述的被告人有用手乱抓乱打及对警察进行辱骂不认可，其余均无异议；对证人王某甲的笔录部分内容及病历资料有异议，很多其他人的笔录均记载被告人打了王某甲左侧脸，但王某甲称系右脸受伤；王某甲的笔录中没有陈述被告人有妨害公务的行为，此点应以该笔录为准。对要求处理报告、鉴定意见书中出现的被告人用手乱抓乱打的记载均不认可；122案件信息表中注明受伤人数为零；伤势照片不能证明受伤情况及由被告人致伤，可能系其他原因造成。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辩护人何飞明则放弃发表质证意见。辩护人王式跃提供由赵秉志、陈兴良、张明楷、刘仁文等四名法学专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浙江省《关于依法处理妨害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证明被告人吴某不构成妨害公务罪。经质证，被告人无异议；公诉人认为指导意见系司法、公安机关下发的关于某类案件的处理意见；专家论证意见，则只能代表专家个人意见，均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类型。

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王某甲受伤害的问题，被告人吴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陈述，其于2015年12月8日晚在王某乙家吃饭、喝酒后，王某乙送其等回家（车上还有夏某、寿某、边某、周某乙）。途中因交通事故，其下车后用手打了对方车主即王某甲一个巴掌。当时与被告人同行的王某乙称其看见被告人用右手打了王某甲，其余人员均称未看见吴某打人的过程。王某甲则陈述被告人在其右脸颊打了一个耳光，且王某甲于当晚至诸暨市人民医院就诊，提供的病历上记载“右外耳道稍充血，右鼓膜前上象限见新鲜血迹，未见明显穿孔”等，诸暨市人民医院另出具医疗证明单诊断为右耳挫伤，右耳震荡伤。故王某甲被打事实由被告人、与被告人同行人员的陈述等均可证实，其右耳受伤则由病历资料、医疗证明单等书证证实，现被告人、辩护人王式跃辩解被告人打伤王某甲左边头脸部，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对王某甲的笔录、病历资料等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人证言等中涉及的被告人对警察进行辱骂的陈述，起诉书未进行指控，本院不作认定。关于被告人吴某、辩护人王式跃辩解认为被告人笔录中记载用手抓打警察系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自行记录后，要求被告人签字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有相关陈述的笔录有五次之多，被告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正常水平的判断能力，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均经被告人阅看后签字确认，此种辩解缺乏合理性且其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本院对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予以认定。对吕耀阳、楼宇君伤势照片，虽不能单独达到举证目的，但可结合其他证据（被告人供述、吕耀阳、楼宇君的陈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共同证明被告人致伤警察及受伤情况。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人、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就证明目的在下文予以分析。对辩护人王式跃提供的指导意见，系相关机关对特定案件的办案指导意见，本院在定罪量刑时作为参考。对于专家意见书，已被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所否定，本院不予认定。针对被告人、辩护人王式跃提出的本案被告人没有用手甩打、抓打的问题。被告人吴某于2015年12月9日两次笔录、12月10日、12月22日、23日共计五次笔录中均陈述，其当晚在晚餐时饮酒，到派出所后酒劲上来了，人也激动起来了……警察对其强制传唤时，其用两只手朝着警察乱抓乱打，两只脚往控制其脚的警察身上乱踢；当时在场的受伤警察吕耀阳、证人潘某、朱某、傅某、楼某、周某甲亦均在笔录中陈述被告人吴某当时用手抓打、用脚蹬踢强制传唤其的警察；虽王某甲在笔录中未对该情况进行详细陈述，但其也陈述到“两名值班人员就过去控制那个男的（被告人），那个男的也是极其不肯配合的。……我看到那个男的从派出所值班室跑了出来。之后巡特警的巡逻人员赶到就将那个男的控制住了”。随案移送的监控视频显示，因被告人打人一事，城东派出所警察要求对其进行传唤，其不肯配合，后警察对其进行强制传唤，其用力反抗，对传唤其的警察事实用脚蹬踢等行为。综上，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吕耀阳陈述、多名证人证言等，本院对被告人用手抓打、用脚蹬踢警察的情况予以认定。针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当晚饮酒后情绪较为激动，明知因其打人一事，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警察要对其进行传唤，但其不满警察传唤，给其父亲打电话称派出所欺负其，并用手机拍摄警察警号，以“除非将其拷翻抬走”等言语挑衅警察，拒绝配合警察的执法活动。后在派出所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强制传唤时，其故意用手抓打、用脚蹬踢的方式反抗，致民警、协警等人受伤。故被告人吴某明知对方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安机关人员，以手抓打、脚蹬踢的暴力方式进行反抗，造成执法人员受伤，妨碍执法人员正常执行公务，依法构成妨害公务罪。辩护人辩解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所要求的暴力。本院认为，该罪中规定的“暴力”，是指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被告人在被强制传唤的过程中，以用手乱抓、脚蹬踢的暴力方式对强制传唤其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抵抗，造成两名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多处受伤，此种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挣脱行为，已构成本罪构成要件中的“暴力”，依法应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另《关于依法处理妨害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中亦有“采取扣押、殴打、撕咬等暴力方式，危及政法干警人身安全的”，认定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政法干警依法执行职务，以妨害公务定性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该意见的上述规定。另122信息表中虽未记录受伤人员数量，但该表中其他多项栏目如涉案人数、出动人数、出动车辆数等都未记载，且吕耀阳、楼宇君受伤情况可由被告人供述、吕耀阳、楼宇君的陈述、多名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伤势照片、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122信息表中未作记载不足以否定这一事实。故对辩护人王式跃的相应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无视国法，以暴力方法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吴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何飞明提出的从轻处罚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被告人吴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五年十二月九日起至二0一六年六月八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人员审判长周灵锋人民陪审员石莎娜人民陪审员朱赛飞

裁判日期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书记员赵学旦

第四篇：谈谈从一起合同诈骗案的司法认定引发的思考

文章标题：谈谈从一起合同诈骗案的司法认定引发的思考

在传统的经济犯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不易识别，尤其是合同诈骗和一般的民事欺诈行为，有时更是难以区分。刑法理论对合同诈骗罪的定义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民法理论中，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

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从理论上看，合同诈骗行为和民事欺诈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合同诈骗行为一般也发生在经济活动中，和大量的民事行为交织在一起，甚至有些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注册有合法的法人主体，在和他人的经济交往中也使用真实有效的身份，在签订合同之时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只是在合同的履约过程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发生了变化，将他人的财物非法占有。这就给我们认定每个具体案件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造成很大的困难，而且有时争议之大，公安、检察、法院的意见都不一致，甚至同部门不同的办案人员对相同的案件会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公平、公正是对我们司法工作的基石，如果相同的一个案件因不同的人员承办、不同的法院审判而结果大相径庭，这样必将导致法制不统一，司法部门的公正性、权威性受损，对当事人也不公平。

合同诈骗行为和民事欺诈行为尽管都是发生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对方当事人的情节，但两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关键是我们如何在办案中去伪存真，对案件性质作出正确判断。笔者多年从事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就如何认定一起案件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有一些心得，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探讨。

首先我们要熟悉有关合同诈骗的法律规定。在1979年的旧《刑法》中，合同诈骗罪没有单列罪名，而是囊括在诈骗罪（第151条）中。由于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表现形式上差异较大，个案情况也比较复杂，仅靠一条法律条款难以规范，司法实践普遍感到法律规定缺失，造成大量的合同诈骗犯罪无法认定。针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指导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其中最为完备的是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明确了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动机、目的是行为人主观思维活动，外人无法直接感知。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言辞、行为等外在客观的因素来合理推定行为的主观内容。《解释》中罗列了十种认定合同诈骗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情形，赋予了司法推定的法律效力。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

6、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

7、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

8、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

9、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

10、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此《解释》的出台，为当时司法部门打击合同诈骗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1997年的新《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出单列，基本上是吸收了《解释》中的主要内容，将其提升为法律。目前司法实践中我们认定合同诈骗罪就主要适用新《刑法》第224条和《解释》的规定的十种情形。

其次是如何在具体个案中适用新《刑法》第224条和《解释》的规定的十种情形。笔者最近遇到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林XX从事个体经营药品和药材生意，由于缺乏经营资金，林XX先向一些供应商赊帐提货，尔后低价迅速将货物卖出变现，偿还部分货款给供应商后再赊帐提货，林XX用这种方式周而复始地维持经营。由于其经营不善和高进低出的巨额差价，很快林XX的资金链就出现了问题，部分供应商在无法按期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再拒绝供货给林XX，而此时林XX

已欠下了大量到期债务。在偿债压力下，林XX以承诺提货后十天内付清全部货款为条件向A公司提货42万元的货物，以承诺交货当天付清全部货款为条件向B公司提货32万元的货物，而后迅速将货物以低价抛出，所卖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欠其他供应商的货款。后B公司报案，林XX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时林XX已欠下巨额债务。林

XX到案后辩称自己虽欠下A公司和B公司货款，但会再向其他供应商赊帐提货的方式，卖货后还款。林XX被拘押的第三天，其父亲举债代其偿还欠B公司的货款。本案中林XX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办案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林XX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林XX主观上表示要偿还A公司和B公司的货款，客观上其在交易中均使用真实的身份，欠下货款后也未逃匿，后果上其父亲已在案发后代其偿还B公司货款，A公司货款按约定在案发时未到期，未能偿还是因为人身被公安机关限制无法筹集资金还款。另一种意见认为林XX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林XX在和A公司、B公司签订合同时已负债累累，客观上自己已无履约能力，为骗取A公司和B公司的货物套现还债，对A公司和B公司作出虚假还款承诺，货物到手后即低价变现还债，无法履行合同给A公司和B公司，造成A、B公司巨额损失，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至于其辩称的可用向其他供应商赊帐提货变现的方式偿还货款，不是其真实的履约能力。林XX本人对自己负债累累的状况十分清楚，他在和A公司、B公司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明知自己极可能无法履约，会给对方造成损失，为达到自己还债目的，隐瞒了自己的财务状况，给A公司和B公司造成其能按期付款的假象，从而放任了无法还款，给A、B公司造成损失的结果的发生。林XX父亲案发后代其还款给B公司只能视为家属代其退赃，可以作为从轻情节，而不影响对林XX行为的定性。A公司的付款期在案发时虽未到期，但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林XX自身亦无真实偿还能力。笔者持第二种意见。从林XX案件可以看出，如果把案件事实中的每一个环节割裂开来，对照新《刑法》第224条和《解释》的规定的十种情形，似乎林XX和A、B公司之间只是未如期支付货款的经济纠纷，但从整个案件事实来看，林XX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在负债累累无力偿还的情形下，隐瞒真相，借新债还旧债，不断扩大债务，最终导致不特定的债权人受骗损失，是合同诈骗的一种类型。因此笔者认为，在认定合同诈骗时，要从具体的个案出发，将新《刑法》第224条和《解释》的规定的十种情形归纳为三个层面：

（一）行为人是否有虚构对签订、履行合同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或隐瞒对签订、履行合同有重大影响的真相的情形，包括虚构主体、虚构财物所有权、虚构合同项目、隐瞒自身财务状况、隐瞒货物瑕疵等；

（二）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的真实履约能力，是指其自身能控制的，现实的履约能力，而非“画饼充饥”似的潜在能力；

（三）行为人对合同财物的处置和承担责任的表现，是指行为人是否有低价处置合同财物，挥霍合同财物，使用合同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隐匿合同财物，携带合同财物逃跑等。在对个案适用新《刑法》第224条和《解释》的规定的十种情形时，笔者认为在具体个案中，只要同时具备三个层面情形，就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林XX一案中，林XX隐瞒自己负债累累的财务状况（此事实足以影响A、B公司与林XX签订合同的意愿）；林XX在与A、B公司签订合同时已经不具有现实的履约能力；林XX将合同的货物低价变卖，货款用于偿还债务。林XX同时具有三个层面情形，因此可以认定林XX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检察机关经审查本案后认为，林XX的亲属替林XX代为还债的能力可以视为林XX具有现实的履约能力（缺少本文中提到的第二层面情形），因此不能认定林XX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本案中公安、检察机关存在的分歧正是对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构成诸多要素认识不一致而产生的，因此急需相关的司法解释来指导司法实践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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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议刑事案件阅卷难的成因及对策

阅卷难是律师执业难的一个侧面反映，探究阅卷难的根源，提出阅卷难的解决办法，不仅对解决阅卷难有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阅卷规定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也是十分有益的。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阅卷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途径、手段，更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和基础。《律师法》第28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老《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有举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的法定义务，而辩护律师则不负有举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的义务。应该说，针对控方而言，举证不举证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是辩护律师的权利。换言之，只要控方拿不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被告人便无罪，法庭不会因为辩护律师没有举证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便判决其有罪。所以，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以挑剔的专业眼光，“审查”、“核实”控方的证据能否成立，能否从法律上支持其控诉主张。《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根据该项法律规定，辩护律师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核实”控方有无全面、真实、客观地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及时向侦查、检察机关提出相应的法律意见。说辩护律师无举证的义务是针对控方而言的，针对辩护律师的委托人而言，便有义务调查收集、举证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辩护律师的这项工作，能促进前两项“审查”、“核实”工作，与前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重要的。根据前述的“审查”、“核实”工作的需要，向侦查与检察机关提出相应法律意见之后，如果不被采纳，辩护律师则主动举证被告人无罪、罪轻以及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证据。从这个角度上说，辩护律师有点类似建设工程中的监理工程师，代表业主监督施工单位。有一点不同的是，监理工程师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准亲自“施工”，而辩护律师则可。辩护律师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条重要的途径、手段便是阅卷，因为与其委托方相关的大部分信息全在卷里。即便是律师自己调查取证的一部分工作也与阅卷息息相关，或靠阅卷发现线索提供信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阅卷是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的前提和基础，无此则无它。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本来不难的阅卷变得困难。1996年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在第108条做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包括此条在内的所有老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并没有哪一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将刑事案件移送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要将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的侦查卷宗全部移送人民法院，但实践中确是这么做的。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将侦查卷宗全部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完毕后，将检察卷宗，至少是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一并移送人民法院。辩护律师在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上述卷宗，几乎不存在阅卷难，至少不存在阅卷的法律障碍和制度障碍。1996年修改后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在第150条做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如果把新、老《刑事诉讼法》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悄然做了重大修改：只要求检查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所以检察机关不再向以前那样向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的侦察卷宗和自己的检察卷宗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指出的是，即便是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证据也可以不是全部的，只移送“主要证据“就可以了。检察机关不移送侦察卷、检察卷，辩护律师自然就难以阅到卷了。因此说，辩护律师的阅卷难是现行法律和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造成的，而这一切又概源于1996年那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三、司法解释力攻阅卷难却彰显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弊端，限制侦查、检察卷宗移送的修改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