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行政诉讼看证人身份丧失的得与失

第一篇：从一起行政诉讼看证人身份丧失的得与失

从一起行政诉讼看证人身份丧失的得与失 郭某驾车靠边停车时将他人撞伤，经某交警大队现场勘验，认定其负全部责任。事故处理过程中，郭某和受害人未达成赔偿协议。其后，受害人以郭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郭某也向法院起诉，以交警大队未依法向其送达责任认定书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交警大队履行向其送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定职责。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遂依职权追加受害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中，因交警大队送达及调解是在郭某和受害人之间进行，无其他案外人明确见证，而郭某确未在送达回执上签名，郭某否认交警大队曾向其送达责任认定书，因此，交警大队申请唯一在场的受害人做证，以证明其向郭某送达责任认定书而郭某拿取认定书而拒签名的事实。但郭某提出受害人已被法院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因而不能以证人身份出庭做证。因责任认定书有无向郭某送达的事实难以认定，被告申请受害人做证的请求被法院驳回[评析]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将受害人追加为第三人的做法欠妥。诉讼应紧紧围绕当事人的请求展开。本案原告郭某起诉被告交警大队未向其依法送达责任认定书而要求交警部门履行送达职责，是我国行政法规定的公民认为负有法定职责的执法部门应履行应尽职责而未尽，因此通过法律程序要求执法部门予以履行的请求之诉。交警部门以其已尽送达职责而原告拒不签字为由抗辩，双方焦点明确，不应追加其他人作为第三人。法院审理应紧紧围绕责任认定书是否已向原告送达或视为送达展开。在责任认定书是否向原告送达这一问题上，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是交警部门和原告，与受害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责任认定书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后产生的实际责任承担才与原告和受害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纠纷中，不需要不借助与纠纷无关的第三方进行见证、监督处理过程的。因此，执法中出现类似有无履行送达职责等问题，除纠纷双方和处理者本身外，很难有其他人来证明。要弄清执法部门有无送达重要的法律文书这个环节，受害人在行政诉讼中的身份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轻易将受害人列为本案第三人，使之与交警部门申请的证人身份重叠，导致本案原被告之外的唯一知情人作为证人的身份丧失，使被告有无履行送达职责的关键事实无法查清，必将使案件处理陷入困境。纵观本案，原告诉讼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要求确认被告未依法向其送达责任认定书，因而该责任认定书不能作为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重要依据，从而免除或减轻原告在受害人起诉的民事赔偿诉讼中的赔偿责任，但因诸多原因原告已无法请求改变该责任认定书对原告负事故全责的这一认定结果（实质是原告对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不服），因而企图通过否定责任认定书已向其送达来达到否定责任认定在民事赔偿中所具有的准法律效果。原告选择的是要求被告向其送达责任认定书这一诉讼请求，因而法院就应该就事论事，针对原告的请求和被告的抗辩（已送达）进行审理认定。笔者意见：原告在未明确对责任认定不服而要求被告送达责任认定书的请求时，受害人做为本案事实焦点的唯一在场人应以证人身份出现，以便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第二篇：妇女维权讲座——从一起家庭暴力案例看妇女维权1

从一起家庭暴力案例看妇女维权

近年来，县妇联受理的家庭暴力投诉案件逐年上升，05年6件、06年8件、07年上升到15件，且施暴情节日趋严重，已危害到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此，笔者就一起典型家庭暴力案例作一粗浅分析，并就今后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一、家庭暴力典型个案

2007年底，我们接待了一名备受丈夫欺凌毒打长达 41年之久，现已57岁的老年妇女。自结婚以来，老人经常遭受其夫无理殴打，多次被毒打成轻微伤、轻伤，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打成骨折，花了3万多元治疗费，还落下残疾。而后，又因一小事将其耳膜打破。

老人到县妇联上访时，杵着拐杖，拖着跛腿，满身伤痕累累。接访后，我们仔细听完老人的哭诉，掌握到第一手基本情况。鉴于受害人遭受的伤害程度大、时间长等因素，加之其夫是文盲和法盲，我们将此案作为了典型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先对老人进行心理安抚，讲解有关妇女维权的法律知识;而后，及时和法律顾问联系，要求作为法律援助案例办理，通过法庭调解离婚解决;之后，我们协同律师调查收集了几十份证据，并通过近一个月的耐心细致劝说，男方终于同意协商离婚。法庭上，男方对自己的行为终于有所悔悟，认识到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物，夫妻之间地位平等，应相互尊重、体贴，并接受离婚。最后，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夫妻双方都比较满意。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上述家庭暴力事件只是我县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典型。当前，家庭暴力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产生原因较为复杂，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

1、历史方面。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相当数量受害妇女还存在男尊女卑、夫权等观念，认为自己完全附属于丈夫，甘于逆来顺受、委曲救全，因此，助长了施暴行为。

2、经济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导致部分妇女经济不独立，没有经济地位，特别是农村妇女、城镇下岗妇女，在经济上的巨大依附性，迫使其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

3、思想方面。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男性受各种腐朽思想影响，贪图享受，片面追求金钱和美色，家庭责任感缺失，由此导致的家庭暴力就成为达到离婚的重要手段。

4、素质方面。部分女性不同程度存在文化低，性情过于软弱，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不知如何寻求法律保护，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5、社会方面。社会控制乏力是导致家庭暴力升级的重要原因，表现为调解家庭矛盾、家庭纠纷的社会调节机制不健全。

三、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发生于家庭内部，受种种因素影响，受害者往往不愿公开，加之公众的漠视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不够，使家庭暴力比其它暴力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1、家庭性。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绝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特点，也使得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

2、隐蔽性。大多数受害人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因而受害者大多采取隐忍态度。

3、持久性。由于受害者对家庭暴力无力反抗或不愿公开，导致施暴者更加为所欲为，长时间、屡次对受害者施暴。

四、家庭暴力的危害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当这个本应温馨和谐的空间被内部暴力侵蚀时，不论是主动施暴的一方，还是在恐惧中承受暴力的一方，在家庭维护失控的同时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妇女则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1、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暴力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破坏了家庭稳定和安宁，成为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

2、影响社会安定。家庭暴力也同时影响社会安定。很多触目惊心的家庭恶性刑事案件，都起因于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或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而极端报复。

五、家庭暴力的维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安定的有力保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民认识的提高、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作为“娘家人”的妇联组织，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做好妇女维权工作。

1、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反“家暴”意识。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和《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等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的浓厚氛围;同时加强对有关调处和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依法处理家庭暴力的能力和责任感。

2、加强家庭成员素质建设，从根本上预防“家暴”发生。一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争创活动，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抓好和睦家庭典型宣传，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努力提高家庭成员素质，建立平等、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提高婚姻质量，从根本上预防家庭暴力发生。二是继续加强对妇女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引导她们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教育妇女发扬“四自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劳动技能，争取经济独立，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3、构筑“家暴”维权网络体系，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一是单位和社区(乡村)要关心每一个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发现情况及时化解矛盾。同时，强化基层法律部门对家庭矛盾的调解、指导功能,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二是健全防治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各执法机构要重视家庭暴力的处理，完善执法监督系统，尤其是基层派出所要充分发挥“110”快速反应作用，形成调解、救助、处理家庭暴力的全程服务。同时，以公安部门为主体，建立“家暴投诉站”和“伤情鉴定中心”，形成防治家庭

暴力的打击保护网络。三是建立多个部门参与的妇女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督查妇女权益工作。四是法院系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要充分发挥妇女维权作用。五是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化工作网络。六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家庭暴力救助中心”，为受害人提供临时居住的“庇护所”。可借鉴其它地方做法，以民政部门的救助站为载体，建立受虐妇女“救助中心”，为其提供临时食宿、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简单的技能培训。

为情 妻子失手伤夫

韩某一直怀疑妻子史某有外遇，为此两个人感情冷淡，但为了孩子仍然勉强维持着婚姻关系。两人平时因为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今年4月14日21时许，两人又因琐事发生口角，韩某上来就打史某，史某慌乱反抗之时失手将韩某右眼部打伤，后经鉴定为轻伤。

一个多月后，史某被民警传唤到派出所，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拘留。5月31日，史某经宣武分局决定被取保候审。

为财 前夫刀砍前妻

殷某怀疑其妻解某有外遇，夫妻感情因此亮起了红灯。

2005年9月，二人协议离婚，但因财产分割等问题两人之间一直有矛盾。2007年5月20日，殷某欲用暴力教训解某，遂于早8时许持刀找到解某，用刀将解某砍成重伤之后驾车逃跑。

一年后，殷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婚内遭受家庭暴力 离婚时获精神赔偿

因在婚姻期间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刘女士在起诉离婚时要求丈夫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日前，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离婚诉讼，判决刘女士与张某离婚，由张某赔偿刘女士精神损失1000元。

刘女士与张某于1990年登记结婚，婚后生活还不错，1992年生育一女。但随着日子的推移，张女士与丈夫张某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生气打架，丈夫张某也出现了家庭暴力倾向，经常对刘女士大打出手，特别是2009年4月时，张某用开水将刘女士颈部烫伤，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为此花费医疗费若干。刘女士因无法忍受张某不断增长的暴力倾向，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张某离婚，并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

庭审中，张某虽然对殴打刘女士表示悔意，并保证以后不再殴打刘女士，希望刘女士再给一次机会，但长期遭受张某殴打的刘女士坚决要求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与解除，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依据。家庭暴力为我国婚姻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实施家庭暴力，侵犯配偶人身权益，依法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刘女士与张某多年来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彼此不能包容，张某多次对刘女士实施家庭暴力并致受伤，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故对刘女士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予以了支持。因张某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应对刘女士支付精神抚慰金，但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刘女士的伤情酌情确定，考虑到刘女士的伤情较轻，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家庭暴力人格侮辱 丈夫被判精神赔偿

法院以为，原告婚后不尊重对方，对被告实施残酷家庭暴力，并对被告母女造成人身侵害，严峻辚轹了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因为原告的过错导致双方感情破裂，使婚姻没有存续的必要，应予解除。离婚后，对双方财产，应依据保护妇女正当权益及照顾无过错方之原则予以分割。原告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对被告实施家庭暴力及对被告实施人格欺侮、毁坏被告个人用品及物品之行为，对被告构成精神损害，应给予精神赔偿，故作出上述判决。

2004年6月29日晚，原告乘其女及被告不在家之机，对被告之女实施不轨行为。2004年10月3日原告将共同栖身的房屋换锁，使被告有家不能归，只好寄宿在姐姐家里。但原告常常到被告姐姐家去骚扰，并将被告骑的自行车砸坏卖掉，还把被告的12双鞋和7件衣服用刀割坏，扔到被告姐姐所住楼下。至今被告与女儿无法回家栖身。

原、被告经人先容相识，于1997年6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后，原告带一女(12岁)，被告带一女(12岁)，共同糊口。婚后因为原告有酗酒习性，常常酒后因琐事殴打被告，并常常在枕头下放置管制刀具，被告糊口在恐惊之中。1998年原告因琐事将被告打得鼻青脸肿，又将被告绑起来打，并对被告进行人身摧残，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将被告放开。在此之后，原告对被告实施家庭暴力从未中断。

由于家庭琐事，白某常常殴打、虐待妻子崔某。三八节“前夕，北京市向阳区人民法院酒仙桥法庭审结此案，依法判决解除原告白某(男，37岁)与被告崔某(32岁)婚姻关系，原告白某赔偿被告崔某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并依占有利于无过错方被告崔某的原则对双方财产进行分割，维护了被告崔某的正当权益。

第三篇：从一起案例看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从一起案例看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加入时间：2010-07-07 12:52:25 陈莹

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内容摘要：合同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就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十五条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合同的条件、期限进行了细化。笔者结合亲手经办的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解除权是否消灭问题作一下初步的探讨。

主题词：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解除权、约定解除

案情简介：2006年4月30日，王某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某向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某楼盘5号楼1102室房产，总金额为1057206元，交付期限为2007年5月1日前；合同约定签合同当日王某支付定金100000元，2006年5月31日前再支付购房款357206元，余款600000元应当于2007年5月1日前付清；合同第七条还约定王某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逾期超过90日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合同没有约定行使解除权的期限。

王某只如期交付了定金，另两期房款至2008年底还未支付。2008年12月26日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书面《通知》，《通知》载明：“望您务必于2008年12月31日前来办理交款及交房事宜，或协商解除购房合同并办理退房手续。”

2009年2月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其与王某签订的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审法庭调查时，双方当事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其内容、王某尚未缴纳后两期房款957206元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是，双方当事人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否还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发出的《通知》的效力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展开探讨。

一、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即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是否已经超过

第一种观点认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应当支持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我国《合同法》第95条第2款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依据该条款的文义，解除权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对方未催告，故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未超过，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应当支持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已过，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3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既然《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约定王某2006年5月31日前支付购房款357206元，余款600000元应当于2007年5月1日前付清，逾期超过90日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那么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应当于2007年9月1日前行使解除权，否则该解除权消灭。但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直至2008年12月26日才发出书面催告《通知》，2009年2月才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显然已经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应驳回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依据合同法对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本案解除权行使期限并没有超过

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事实依据是王某未能按约支付购房价款，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而《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由于本案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且王某也未催告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因此王某依法享有的约定解除权并没有消灭。

（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之规定

1、如前所述，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事实依据是王某未能按约支付购房价款，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而不是行使法定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适用的是发生法定解除权之情形，不适用于本案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基于双方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

2、第二种观点主张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第95条，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之规定。这显然是对法条断章取义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第二种观点仅仅援引前述法条第2款规定，而未整条援引。事实上，第2款规定应放在整个第15条的规定中综合理解。第15条第1款规范的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宽限期问题，而第2款虽然为了避免重复未再次提及，但从法条整体性的理解来看，规范的应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问题。

前已述及，本案当事人已经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依照合同自治之原则，本案不再适用法定解除之情形；因此，本案应适用关于约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而前述第15条第2款属于法定解除权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

二、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鉴于2008年12月26日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书面《通知》，催促王某于2008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房款，否则将与其解除合同。因此，在《通知》期限届满的第二日，即2009年1月1日起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视为解除。

第二种观点认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发给王某的《通知》语焉不详，并没有确定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通知》并非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且其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也是“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二审判决也持第二种观点，将原审“自2009年1月1日起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视为解除”的判决变更为“解除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三、值得关注的新问题——王某若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解除合同有异议，应当及时提起反诉或者另案起诉，否则可能因此丧失对解除合同的异议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 2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本案双方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因此，如王某对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解除买卖合同有异议，其必须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才能保有异议抗辩权。

由于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的《通知》不是解除合同的通知，本案一审法院受理后向王某送达的文书就相当于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通知，所以若王某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解除合同存有异议，应该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反诉或者另案起诉，否则很可能因此丧失解除合同的异议权。

四、余论——法律之外的探讨

在本案中，王某对于其违约事实并无异议，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之规定，认定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已经无权解除合同，那么作为守约方的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只能够起诉要求王某支付余款，而所购买的房产仍应归属于王某所有，由王某坐享房产的升值。作为违约的一方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相反却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岂不荒唐？社会公平正义又何在？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时谈到前述司法解释公布实施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商品房市场健康发展。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对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维护商品房市场秩序，促进商品房市场诚信体系的建立，推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该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看，本案也应当认定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权解除与王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四篇：从一起导游的工伤事故看旅行社的经营风险及对策

从一起导游的工伤事故看旅行社的经营风险及对策

论文简述:其实订立劳动合同并不复杂，关键是符合自身的需要，劳动合同有长期、短期、固定、无固定等，即使在合同期内，还可以有最低生活费制度，请假制度，离岗制度，这些制度完全可以解决旅游淡旺季问题，所以法律不只是对用人单位禁止性的规范，同样也是保护企业利益的有利武器。

从一起导游的工伤事故看旅行社的经营风险及对策

2007年大学毕业的王某考取导游证后，到A旅行社带团，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王某的收入主要是：商店的回扣、客人给的小费，旅行社未给王某上任何保险。不幸的是王某在带团中遭遇车祸，经治疗下肢落下残废，至此王某不但不能再从事导游工作，就是其他工作也受限制。旅行社只是给医疗费后就不再付任何费用了。王某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将A旅行社告上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按工伤予以赔偿，在劳动局作出工伤认定后，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因旅行社未缴纳工伤保险，令其按照工伤保险的数额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0万，并按月支付伤残津贴。

旅行社对裁决结果感到很委屈认为不应当承担此责任，其理由：旅行社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理由：

1、旅行社与王某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旅行社为王某提供带团机会，王某提供导游服务的过程中自己挣回扣和小费。

2、王某是自由的，并不受旅行社的约束，旅行社只是交给他团及行程，其他由其自由决定，旅行社无法掌控。

3、导游的收入不是旅行社给的，相反在合作的过程中，导游要给旅行社交纳人头费等。

4、旅行社的业务受淡旺季、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很大，如果在淡季的时候导游就可以不用上班。既然旅行社与导游之间是合作关系就没有义务给游客交纳社会保险和发放工资，王某的事故不属于工伤，应是一次意外交通事故，按交通事故处理。

笔者认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导游与旅行社之间的用工形式较特殊，但应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其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对劳动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所在单位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主要包括以下法律特征：

1、劳动机会是用人单位给予的，劳动者对外以用人单位人员的名义从事劳动

2、双方存在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以劳动换取用人单位的劳动报酬，3、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劳动者需按用人单位的要求或安排及单方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劳动。

《导游员管理条例》规定“导游员是接受旅行社的委派，以委派的旅行社名义为游客提供向导、讲解及相关旅游服务的人员。”具体到本案，首先导游王某是为A旅行社工作，在游客及政府部门看来王某无疑是A旅行社的导游，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他对外代表旅行社；第二，王某的劳动报酬表面上不是旅行社给的，但实质上，是从游客身上获取的，没有旅行社的同意，导游的这种收入是不能的，第三，导游在执行职务中，必须按旅行社单方制定的行程及价格行使，在带团中导游没有自主权。第四，导游工作形式、旅行社有淡旺季之分不能成为不建立劳动关系的理由，在《劳动合同法》中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完成一次性任务劳动合同、小时工合同等。劳动合同形式的多样性，完全能够满足用人单位实际需求。

当然与导游签订劳动合同表面上会增加旅行社的经营成本，但实质上依法办事会避免许多经营风险；第一、能够避免重大事故突发事件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产生往往高于经营成本数倍甚至数十倍，上述案例中是以能说明这一点。第二能够避免企业违法经营的风险，即使是不发生上述事故，导游依法维权，要求旅行社履行用人单位的义务，如补发工资、补交社保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司法机关是会支持的，另外，劳动监察部门依法对旅行社进行违法用工行为的行政处罚，同样是企业的经营风险。第三，能够避免对导游的管理风险。在实践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缺乏归属感，很难提高导游的服务质量，相反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明确了权利义务，加上奖罚措施，就能够调动导游的工作积极性，导游积极的工作其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是旅行社。

其实订立劳动合同并不复杂，关键是符合自身的需要，劳动合同有长期、短期、固定、无固定等，即使在合同期内，还可以有最低生活费制度，请假制度，离岗制度，这些制度完全可以解决旅游淡旺季问题，所以法律不只是对用人单位禁止性的规范，同样也是保护企业利益的有利武器。

第五篇：从一起借款抵押合同纠纷看房产抵押权的实现

从一起借款抵押合同纠纷看房产抵押权的实现

高建明

上传时间:200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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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原告王云、苏江南（系原告王云之妻）。被告柳清云、汤爱国（两人原系夫妻，1997年10月27日离婚）。

2003年6月9日，被告柳清云向原告苏江南借现金3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半年，如到期不还，则以房产转户。同日，柳清云、汤爱国与两原告签订了房屋价值确认书：柳清云、汤爱国申请向王云、苏江南夫妻贷款，自愿将其坐落于铁路坑国光宿舍，权证号码为醴房权证黄泥坳办字第00006818号，建筑面积62.26平方米，结构为混合的房屋产权抵押给苏江南、王云夫妻，经苏江南、王云夫妇实地审核，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确认房屋价格价值30000元，抵押期限为6个月。并于当日在醴陵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2006年10月17日汤爱国向原告出示说明：同意个人应承担责任部分转换过户。

另查明：1997年10月27日，被告柳清云与汤爱国在醴陵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1997）醴民初字第517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座落在醴陵市铁路坑298号房屋一套，柳清云和汤爱国各有产权一半。由于被告柳清云未及时偿还原告的借款，两原告于2006年10月20日诉讼来院，要求两被告立即偿还所借款30 000元，或将被告所有的位于醴陵铁路坑国光瓷厂宿舍的一套房屋归原告所有。

审理过程：

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应系借款抵押合同纠纷。被告柳清云向原告苏江南借款，出示了借条，并约定了偿还期限和偿还方式，应视为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被告柳清云、汤爱国出示了房屋价值确认书，确认向王云、苏江南夫妇借款并自愿将柳清云所有的房屋设定抵押，并在醴陵市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原、被告双方的抵押有效。但双方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

有。因此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将位于醴陵市铁路坑国光瓷厂宿舍的一套房屋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不合乎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汤爱国明知是柳清云向两原告夫妇借款，既签订了房屋价值确认书，并出示说明，同意个人应承担责任部分转换过户，应视为汤爱国对柳清云向两原告借款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汤爱国提出所抵押房屋在1997年已赠与给女儿汤莉娟，但没有办理房产登记手续，与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不相符，被告汤爱国的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柳清云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柳清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王云、苏江南的借款30 000元；

二、被告汤爱国对上述应清偿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两被告柳清云、汤爱国如未在上述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原告王云、苏江南可以以拍卖、变卖被告位于醴陵铁路坑国光瓷厂宿舍的一套房屋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争执焦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债务履行期届满被告柳青云仍未还款，则房产的所有权应归原告苏江南、王云夫妻所有，被告汤爱国明知是柳清云向两原告夫妇借款，既签订了房屋价值确认书，并出示说明，同意个人应承担责任部分转换过户，应视为汤爱国对柳清云向两原告借款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另一种意见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将该房产直接过户给原告所有，但原被告可以协商将房屋作价3万元卖给原告。同时，被告汤爱国的行为应认定为抵押物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其他共有人对共有物的一种处分行为。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1、物权的发生应遵循权利公示、公信的原则，特别是抵押权，由于抵押物在抵押权生效后，并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无法以交付的方式实现抵押权的公示，为了保护抵押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采取登记的方式实现抵押权的公示，有助于实现抵押制度的功能，因此，《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87条规定：“以本法第180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对于抵押权登记的效力，有不同的规定，有“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要件主义”。《物权法》对于不同的财产的抵押权登记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抵押物是建筑物，则登记后抵押权方才设立。因为不动产的价值较大，设定抵押权必须在法律指定的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否则抵押权不生效力。但是，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抵押权的设立和抵押合同的生效不同。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则抵押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一方当事人如果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追究对方的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并于当日在醴陵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可以认定抵押合同有效，抵押权成立。

2、《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物权法》第186条，也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这就是抵押权实现中的禁止“流质”条款，抵押权是对标的物的优先受偿权，其权利核心在于价值权的实现，故未经市场定价即将抵押物所有权归抵押权人所有的“流质”条款是无效的。但“流质”有别于抵押权实现的一种常见方式——折价。如甲有汽车一辆抵押给乙，担保债权10万元。但到期甲不能还债，甲、乙协商，以该汽车作价10万元给乙，可否？当然可以。又如，本案中，被告人委托某拍卖行拍卖房产，原告能否作为竞买人参加拍卖？当然可以。换而言之，在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时，抵押权人有权利作为一个普通买受人的身份出现以参加竞买等买受活动.之所以禁止流质契约，其主要的理由在于避免发生乘人之危获胁迫的情形。通常而言，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是为了从债权人那里获得利益，而该利益的获得往往是在急迫的情形下发生的，如果允许流质契约，则可能使抵押权人迫使抵押人答应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条件，损害抵押人的利益。同时，抵押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而非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流质契约违反了抵押权制度的目的，因此予以禁止。本条款是绝对禁止的条款，即便抵押权人在实现抵押权时，抵押财产的价值可能等于或小于被担保债权额，抵押权的实现结果并没有侵害抵押人的权利，该流质条款仍然无效，但是该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其他部分内容以及抵押权的效力。《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据此，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为债权人所有，人民法院自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该内容的无效不应影响抵押合同其他部分内容的效力。所以，本案中，不能认为债务履行期届满被告柳青云仍未还款，则房产的所有权应归原告苏江南、王云夫妻所有。

3、连带保证责任是指债务人在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人的担保，连带保证有两种形式：（1）明示：保证合同直接约定为连带保证；（2）推定：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方式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为连带。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分别就同一债务对债权人承担全部清偿义务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因合同关系产生的债务，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时，债权人既

可要求债务人清偿，也可要求保证人清偿。债务人和保证人对债权人履行债务并无顺序和主次之分的限制。债权人可以不问债务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或赔偿损失的能力。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加重了保证人的负担，对债权人却更加有利。就债务人的内部关系而言，各债务人可能依约定或依过错按份承担责任。就债务人的外部关系而言，各债务人对同一债务不分先后均负有全部清偿的义务，也就是说，债权人既可以向全体债务人主张债权，也可以向某一个或某几个债务人主张债权，各债务人不得以其内部另有约定对抗债权人。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属同一顺序的债务人，在具体承担实体责任时不分先后，谁有偿付能力谁先予偿付。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或主债务人具有履约能力并已开始实际履行时，债权人不能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只有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且主债务人以种种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偿付金钱义务时，债权人才可向保证人主张债权，此时主债权人既可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也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还可同时向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主张权利。比如甲公司为确保乙公司合同债权的实现，与乙公司签订一份担保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如丙公司不依约履行偿付义务，则由甲公司无条件偿付，并可单独诉讼。这种约定显然是连带责任保证，在合同到期丙公司不依约履行债务，或乙公司向丙公司主张债权，丙公司不予理睬或暂时无力归还的情况下，乙公司可直接向甲公司主张债权，并可就保证责任纠纷单独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连带保证是在第三人的一般财产上设置的担保，属于人的担保。而本案中汤爱国提供担保的财产是一处与柳青云按份共有的房产，是特定物，属于物的担保，人保和物保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且被告柳清云与汤爱国已于1997年10月27日在醴陵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柳清云的借款行为发生在她与汤爱国离婚之后，所以第一种意见认定汤爱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做法欠妥。

4、那被告汤爱国出示说明，同意个人应承担责任部分转换过户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物权法》中共有的概念。共有是指多个权利主体对一物共同享有所有权，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根据某种共同关系对某项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共同共有的特征是：第一,共同共有根据共同关系而产生，以共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第二，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内，共有财产不分份额。这是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主要区别；第三，在共同共有中，各共有人平等的对共有物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共同共有根据共同关系而产生，以共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共同共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共有人平等的对共有物能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处分共有物必须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在按份共有中，各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不同的份额，各共有人的份额，其具体数额一般由共有人约定，每个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依据其不同的份额确定的，共有人的份额决定了其权利义务的范围。

笔者认为，房产本身属于不可分物，对它的处分及于共有物的全部，涉及到全体共有人的利益，因此，将房产设定抵押必须得到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所以，汤爱国的行为可认定为抵押物的共有人同意其他共有人对共有物的一种处分行为。本来这处房产是柳清云、汤爱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夫妻两人共同共有，但是两人于1997年10月27日离婚，原有房产也就依法进行了分割，这处房产也就变成了两人的按份共有，而且当初在拿此处房产做抵押时，是经过两个按份共有人同意的，那么，在处理此处房产的时候，就应视为是按份共有人共同处理共有财产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此处被告汤爱国的行为应认定为抵押物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其他共有人对共有物的一种处分行为，而不是一种负连带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