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刚门事件与政府信任危机的深层次解读
形势与政策实践课论文
“李刚门”事件
与政府信任危机的深层次解读
学院:力学与材料学院 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姓名:何功庆 指导教师:韩兴雨 联系电话: *** 邮箱:jiuyuer@163.com
“李刚门”事件与政府信任危机的深层次解读
摘要:本文立足于对“李刚门”的解读,得出结论:“李刚门”事件与大学生价值观的树立毫无关系,同时分析了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从“李刚门”事件中网民的政治参与,与中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两方面对有法不依的现象进行剖析,最后得出纳税人意识的全面觉醒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
关键词:政府 信任危机 法制 纳税人意识
一、事件回顾
2010年10月16日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被撞一陈姓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重伤,经紧急治疗后,方脱离生命危险,现已转院治疗。肇事者被学校保安拦下后竟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按照惯例这不是高潮。李刚事件的持续发酵,是因为李刚所在的交警部门还一直想用钱私了或以普通的交通过失罪草草结案。李刚可谓动作频频,一气呵成,成果显著:先是媒体爆出受害者家人被软禁无法接触新闻媒体,紧接着又传出死者同宿舍的学生不知何种原因都获得了保研的资格,再然后李刚携爱子李启铭高调亮相电视节目,以泪洗面痛陈前非„„
然而死者的哥哥偏偏较真,他认为这是为了讨个公道,是为了死去的妹妹和活着的哥哥的尊严。当地法院判决如下: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一审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犯罪嫌疑人李启铭6年徒刑,赔偿死者46万,伤者9.1万元。法庭认定李启铭(李刚之子)醉驾,致1人死亡1人受伤,肇事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法庭鉴于李启铭家属(李刚)积极赔偿死者46万,伤者9.1万元,取得对方谅解,李启铭悔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处罚。这一结果,似应可接受,这是强大舆论压力下的结果。
二、“李刚门”事件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无关
学理性地讲价值观是在社会生活实践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价值关系的观念形式,是集中体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选择和追求的态度、准则、目的、理想,并以评价方式发生作用的、较固定的取向性、评价性的价值意识体系。无疑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候,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也无可非议,然而在李刚门事件之后,就有一种论调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代大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这样荒谬的论点,稍微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会一笑了之,然而此处且试做分析。既然提到大学生,那么在此事件中大学生又指谁呢,是开车行凶的李启铭,还是已命丧车身的陈姓女生或是经紧急治疗后脱离生命危险的另一名女大学生呢。客观地分析,李启铭确实是某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也就是担得起论者眼中的大学生了,然而却要看到李启铭这样一个个案如何能够代表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尤其是他同时具有的“官二代”身份呢。如果说是那两个女生,那么要知道这两个女生在本事件中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难道说在这样一个法制社里,两个遵纪守法的女大学生在校园里行走被撞成个一死一伤,已是莫大的不幸,未曾听闻有任何法律专家或者正义人士要为她们讨个公道,索要赔偿,反倒是在大学生的价值观上大书特书,莫不是说只要大学生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
如果再把这观点发散开来,我们就会得出,居民楼被强拆是因为居民的价值观没有很好的树立,没有及时与政府的大政方针高度保持一致;乘坐动车出事了也是因为自身素质不够完善,没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到动车事故,没有看到事件背后一小撮人的别有用心。总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李刚门”事件与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无关,即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及其重要,但也不是本事件所凸显的重点。那么,“李刚门”事件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三、“李刚门”事件与政府信任危机
在“李刚门”事件的酝酿期,公众就有一个疑问:如果是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事件为什么不直接交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何至于闹得这样沸沸扬扬?这个疑问的答案从李刚的种种公关行动中可以看出来,死者同宿舍的学生为何一致缄默且一致获得保研的资格,死者的家属为何一直无法与新闻媒体接触,李刚父子又为何频频亮相电视,集作秀、道歉与一条?
很多人在责问河北大学给学生下禁口令,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谁给媒体下了禁口令?河北大学给学生下禁口令,还有学生出来说明情况。有关部门给媒体下了禁口令,为什么没有媒体记者出来说明情况?是不是因为媒体记者的素质比学生高?如果能做到公平公正,为什么要掩盖真像?通过掩盖真像,就能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吗?掩盖真像只能导致更多的猜疑和不信任!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关上与孩子交流的门。因为一旦交流的门被关上了,这个孩子就没法教育了。有关部门在教化民众时,能否多想一想,你们是不是正在关上政府与民众交流的门?其实李启铭撞人且霸气外露地吼出那句让人蛋疼的“我爸是李刚”后,其父李刚的种种公关行为以及这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的表现所展现出来的政府利益的偏向所导致的信任危机真正问题所在。
而我们看到“李刚门”事件由最初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演变成一个危机事件,这无形中体现了网络日渐扩大的影响力。继爆出一系列由网友搜索到的“内幕”之后,网络围攻、网络暴力甚至“媒介审判”也就如期而至[1]。与轰轰烈烈的网络舆论监督相对照,传统媒体在很多危机事件中显得力不从心。在“李刚门”事件中,央视毫无悬念地陷入“作秀门”,就在于它只把镜头对准李刚父子而无视受害者一方。也许央视主观上不是有意要这样,但客观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观众有理由质疑—— 这不是报道,是“作秀”!甚至有网友很愤激地说央视是站在袒护犯罪分子的立场上。
为什么网民对“我爸是李刚”的反应这么敏感?为什么认定这句话一定有潜台词,继而穷追猛打,甚至挖地三尺?为什么一旦有导火索,民众的情绪就一触即发,星星之火终至燎原?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信任危机又首当其冲(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信任,而是指公众对政府及代表政府的官员和占有资源优势的强势群体的信任),而信任危机的出现又是由于屡次的不信任被验证为事实,所以是一种恶性循环。
从小的方面看,这只是个醉驾。从大的方面看,一个年轻生命已经逝去。代表权利与财富的肇事者与受害的平民百姓博弈,我们只是要求一个及其公开透明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政府竟然连这点满足不了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李刚代表的是政府部门。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牵动上亿中国人之心的事件中,政府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否给很多穷凶恶极的财富权利恶霸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给极易失去理性的平民百姓一个很丰富的想象空间?[1]
四、前进之路:法制精神与纳税人意识觉醒
从近年众多的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其互动性及相对开放的自由度,“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在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推进事件圆满解决方面正向作用也十分突出。”[2]从闹得沸沸扬扬的周久耕事件到南京梧桐保护事件,新兴的网络力量在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以开放性和互动性著称的网络民主力量也正在改变着政府的行事方式,在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4.1法制空壳:有法不依竟为何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李刚门”事件不能按照正常的肇事逃逸案进行处理,为什么主流媒体对此事大都选择了三缄其口?我们常常被告知某人某事很敏感,却没解释到底怎么个敏感法,弱小的公民在遭遇切身利益被侵犯,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又或者已经遭受不测,法律如果都不能为公民提供庇佑,那么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更是矛盾的又一次积聚。政府每一次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无作为、甚至偏袒本为既得利益一方(如本案例中李刚父子在危机公关中如此顺利与政府有意的利益导向不无关系)都是以失去更多的信任为代价的。在众多的理性分析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网民问政”的兴起,因为的网民造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左右着案件的发展,使本该主持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只能退居二线[3]。这样的看法貌似有板有眼,似乎无不对之处,而且也契合“司法独立”精神的呼唤,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司法独立”究竟是独立于什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司法独立的表述是很有见地的,“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4]。”那么什么叫社会团体呢,互动百科上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都带有准官方性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必须提交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业务主管部门是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社会团体实际上附属在业务主管部门之下[5]。”至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网民既无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也无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授权,显然不属于社会团体的范畴,通俗地讲,网民仍旧是人民的一大组成,司法独立对网民独立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支撑。其实从上面“司法独立”的定义已经很明晰:“司法独立”是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除法官受法律约束外,案件的具体审判不受制约。
因此,呼唤司法独立的确势在必行,但要切记,司法独立不能压倒人民的监督权。司法是为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但同时也是履行人民让渡的一部分权力,当知道权从何来,权为谁用,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更要参考群众的舆论。4.2纳税人,公民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
纳税人,是指税法中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明确由谁来纳税,又称纳税义务人,或纳税主体。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照税法规定对国家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又称纳税义务人、课税主体。
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从月饼税、加名税惹争议,到农民起诉财政局,再到本文着力探讨的“李刚门”事件,公众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纳税人主体意识,自然对政府的某些不公正、不公开的行为会表达不满。而这些不满聚集起来,会使得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原本极为分散的民意,因而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政府行为的变革,注定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上的一件大事。
五、结语
在网络日渐发达的今天,频频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为中国网民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试验场,就连总理温家宝每年也作出沟通网民的姿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信任危机的解决最根本还在于政府提高其透明度,网民保持政治参与的热情,在每一个公共事件的处理中监督政府的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政府的廉洁度,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说到底也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
六、参考文献
[1].admin.杀人不偿命,法律被蔑视,政府信任危机隐隐若现.贵阳律师网.2011.10.12 [2].陈艳辉,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该如何担当——以“李刚门”事件为例.今传媒.2010.12 [3].司法独立.互动百科.http://www.xiexiebang.com/wiki/%E5%8F%B8%E6%B3%95%E7%8B%AC%E7%AB%8B&prd=button_doc_jinru [4].社会团体.互动百科.http://www.xiexiebang.com/wiki/%E7%A4%BE%E4%BC%9A%E5%9B%A2%E4%BD%93
第二篇:时事评论:李刚门事件之我见
时事评论:“李刚门”事件之我见
班别:物本092姓名:杨鹏学号:201107201106
事件回顾: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传媒学院08级播音主持专业学生李一帆,开车在河北大学校区某超市门口撞到两名女生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一脸轻松的表情继续开车接其女友。在返回的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李一帆下车后不但没有丝毫的歉意,却是口出狂言:“看把我的车刮得!知道我爸是谁不?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李刚门”事件。
事情发生后,在媒体的疯狂报道使“李刚门”事件愈演愈烈。当我从媒体上看到这事件时,我真的是愤怒了,对李一帆的胡作非为愤恨无比,对他的态度表现更是恨之入骨,但是又感觉到很无奈。继而我由愤怒变成了沉思…以下是我对这臭名昭著的“李刚门”事件的一些看法。
本次校园车祸造成了一死一伤的结果,从媒体的报道可知:李一帆的当时车速很快,据目击者估计应该有80公里到100公里的时速。通常情况下校园内的车速都会限制在20公里以内。再者是李一帆醉酒驾驶并且在案后的第一时间里没有实施救援,在返回的路途中对学生和保安口出狂言。性质恶劣,态度猖狂,根本不把事情放在眼里!!结合上述情节,我觉得被他撞得可能性并不只是两位女学生,应该说是在该道路上行走的任何一位同学或老师都受到危害的可能。我认为这行为的性质跟故意杀人防火的性质没什么区别。在法庭宣判之前,我总以为会给李一帆以重判。我觉得,对于这起校园车祸,无论李一帆家的后台多么硬,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下,他获得轻判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宣判时令我大跌眼镜---6年。
“李刚门”事件引发的媒体和网友热议源于肇事者李一帆的那句惊天豪语“我爸是李刚”。并引起海外媒体介入形成公共事件。2010年11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特大笑话:我爸是李刚”,《金融时报》报道“李刚是个有能力的人,在保定这个地方似乎是万能的超人…”。因为国外的媒体大力渲染,“李刚门”事件抹黑了中国的形象,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媒体已经开始被勒令紧声,各大媒体纷纷退出。这样的回避态度与举措,我是很反感的。
不仅是“李刚门”,最近几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于现在的“管二代”、“富二代”来说,“李刚门”事件的发生是对他们的一个警醒,现在的家长都是对于还是溺爱,孩子在家中表现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但出了门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他们仗着父母手中的权利在外面胡作非为,没有任何的畏惧感,总以为自己的父母在,就能高枕无忧。
马克思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勇于面对事实,合理分析,正确处理”。我们应该要正视这样的一个又一个事件,“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的背后更是权力和金钱的问题,更近一步来说,那是人性与道德的问题。当人性闪其光辉,道德得以弘扬后,不仅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会向真理、善良与和谐迈出一大步。
第三篇: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摘要:网络时代环境下。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联系紧密。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并加速其恶性发展,使其处理复杂化。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政府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控制相关概念
群体性事件,是指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以寻求共同利益的人为主,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共秩序和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和活动。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国家管理者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方针政策、制度法规、工作措施,以及影响民众利益及主客体利益关系变化的事件、人物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及其所持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中,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的关系
(1)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具有互联互通、快速即时、匿名隐身、跨地跨国界等特点,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不受过多限制地发表意见和观点,这就给民众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在网民活跃的论坛、社区以及博客等,一些帖子通过反复转载,或者通过即时聊天、电子邮件等方式传播。就会形成网络舆情。受某些普遍关注的社会政治事项的刺激,网民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信息,发泄不满,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互相沟通、串联,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极易演变为带有特定诉求的群体性事件。
(2)网络舆情会加速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首先,由于网络媒体不真实、不适当的信息传播,往往会误导民众,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当民众受到网络虚假信息的鼓动,一些群体性事件可能造成甲地骚乱、乙地声援、丙地联动的情况,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加严重的方向发生变异。第三,群体性事件往往暴露了社会的丑陋面和诸多的负面信息,而网络媒体不加过滤,有意或无意地放大渲染,过度宣传社会阴暗面,会对民众的思想形成强烈冲击。容易产生情绪低落、埋怨、激愤的反社会心理。
(3)网络舆情会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上。首先,网络的即时性和跨地跨国界性,决定了网络舆情在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上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其次,互联网打破了时阀、地域的限制,各类型的信息几乎能实时发送并接收,也可以传递到任何一个有互联网的角落,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给适时采取措施,有效加以控制带来了难度。第三,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各类虚假消息、过激言论充斥着互联网,现有的技术手段只能够将内容进行部分过滤,这就使得网络舆情内容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网络舆情的难以控制,导致群体性事件网络信息混乱、错误,容易在民众中引发各种猜疑、谣传甚至恐慌,给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带来不利的影响。3 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1)党政机关领导各级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加强网络舆情理论学习。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基层政权习惯于向公众封锁消息,然而在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信息不可能被完全封锁,政府部门一味的回避,只会让小道消息、社会谣言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因而,党政机关各级领导,应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的强大威力,转换思路,从新的方向找寻危机处理方式,加强网络舆情的理论学习。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深入开展网络舆情
理论的学习,才能为网络舆情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有效保证网络舆情的监控,才能促进网络文化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发展。
(2)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空间。无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使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行度偏低,流言蜚语、过激言行横生,更需政府的大力管理。要对网络加以适当的控制,立法是政府控制的重要手段。我国相继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党政机关应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保障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准入许可、监督管理和违规处罚,规范网络空间。
(3)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及时掌握舆情动态。网络的快速广泛传播,会使群体性事件影响扩大化,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动荡。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首先,在科研上,积极开发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其次,在具体操作上,要对网络信息实施全时监控,指派专门人员负责掌控网络舆情动向,及时发现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信息;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通过对零散、初级的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归纳,形成有情况、有思想、有深度的舆情信息;认真研究以网络为依托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趋势,为党政部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对策或建议。
(4)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党政机关已不再拥有信息的优先发布权和控制权。据以往的经验。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二般2至3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便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可以达到高潮。在此过程中,如果政府不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各种谣言就会乘虚而入。可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政府若封锁信息或者反应滞后,往往会失去制造舆论的先机,导致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才能真正遏制谣言。争取工作的主动。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才能让民众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减少民众的猜疑和恐慌,有利于事态的稳定;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才能在第一时间阻止网络谣言的散布、恐慌情绪的蔓延,控制和引导舆论走向。
(5)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理过程中,网络和大众传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针对两种媒介的不同特性分而治之。首先,针对网络媒介的特点,政府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把关,明确网络经营者的职责。网络经营者应按照“谁经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有关群体性事件报道和评论的虚假信息、负面信息进行过滤,保证其管理范围内的信息传播的真实性;论坛管理员或版主推出发帖规则,对发布不严肃言论的网民利用技术手段提出警告或者限制其发帖;对于某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不良帖子,应及时删除,维护论坛秩序。其次,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具有社会覆盖面广、社会公信力强等特点,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为消除网络上的不实报道、蓄意炒作和刻意渲染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当与大众传媒建立互动机制,及时将真实的情况反馈给相关新闻单位,充分利用这一容易控制的传统媒体,消除谣言,澄清事实,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
(6)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实现网民自律。网络只是信息交流的平台,网络舆情的发起、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网民,网民是网络世界的主体,要想从根本上杜绝网络虚假信息、过激言辞的行为,必须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宣传互联网络荣辱观,人人从我做起,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实现网民自律。
第四篇: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一个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
郑风田 许竹青 余航
2012-8-28 9:59:08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本文从中观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之间的扩散与关联进行研究。本文使用报纸(网络)数据搜集法对近年来我国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进行计算,并在反作用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散。政府暴力压制群体性事件会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网络媒体的报道也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扩散;反作用力模型
【作者简介】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许竹青,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余航,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近年来频发且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①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1996-2005年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超过十倍(于建嵘,2007),20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超过了90000起。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如近几年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乌坎事件”。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事件影响程度不断升级?什么因素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但是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正向影响还是反向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群体性事件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Della, Porta, Donatella(1997)认为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权衡,如果采取容忍态度会为后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无风险群体性事件的范式,从而间接鼓励了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采取暴力压制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态发展,但是却可能积压民怨,后续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多滥用警力暴力压服,当前多数学者提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杜绝暴力行为采用更为和平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因为暴力压制无法有效解决已经发生了的群体性事件。而暴力压制是否也对后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呢?目前国内鲜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另外一个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是媒体关注程度。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认为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也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Jennifer Earl, 2006)。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的媒体集中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也就越大(Daniel J.Myers, 2000)。
目前,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渠道。媒体报道不仅包括主流媒体如重要报纸、电视报道以及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报道,也包括网友论坛发帖,即此事件是否在各类论坛上被网友报道。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指出有30%的社会热点问题由网络首先报道。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很多事件主流媒体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关注,而网友发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揭露和跟踪调查是近年来所涌现出的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和网友发帖是否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起到作用?
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报纸(媒体)数据搜集法所得到的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数据,来研究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和特点,并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早期对扩散规律的研究始于Ryan & Cross(1943)年对杂交玉米技术的扩散情况所进行的研究。随之扩散研究在创新研究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信息交流、大众媒体、中间商以及个人在团体中接受程度等对扩散所起到的作用(David Strang & Sarah A.Soule, 2009)。
逐渐的,有关扩散的研究开始集中在社会运动和组织领域。所关注的因素不仅包括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组织内部的影响效应。经典的组织内部影响理论认为社会关系越为紧密则越容易发生扩散(Heider, 1946;Davis, 1967)。但是Granovetter(1973)则认为新消息更容易在较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传播,因为社会关系越紧密则消息重叠程度越高,因此相互之间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文化背景也对扩散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两种群体或者两个人之间文化背景与文化程度越相似,越容易产生扩散效应(Soule & Zylan, 1997)。
社会运动领域的扩散规律问题,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实用模型和重要结论。1998年David Strang, Sarah A.Soule首次提出应该对“为什么社会运动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速度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扩散”的问题进行跟进。接下来,Daniel J.Myers(2000)使用事件历史扩散模型,重新考察了美国1964-1971年的种族**的扩散。发现一些新的关键的扩散因素。首先,**不是独立的事件,**事件之间有关联。第二,城市之间的不同**事件互相响应。第三,网络与大众媒体为**事件提供了扩散的渠道。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1)认为,关于网络、扩散和行动循环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的影响有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的观点,应该通过实证数据区别开来。Daniel J.Myers(2002)进一步研究了群体性事件,她提出社会运动的共同进化的概念,并提出一个新的描述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反作用力模型。她认为反作用力扩散模型将观察到的群体性事件作为两个基本的扩散过程的结果:一是事件的加剧过程,另一个是事件的镇压过程。加剧过程与镇压过程相互作用,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及转化。
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表明,新闻媒体是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Jennifer Earl(2006)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冲突扩散的因素。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也认为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新闻媒体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基础。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及时性与广泛性,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新闻媒体一方面使得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站了出来,并走到一起,引发新一轮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又会使得原本对此事件毫无概念的人群,即围观者,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也逐渐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
同时,政府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也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冲突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镇压具有短期的副作用和长期的积极作用。Karen Rasler认为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
另外,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也会影响其扩散程度。Kenneth T.Andrews, Michael Biggs(2006)发现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在非暴力抗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运动中的核心积极分子比一般参与者更为重要,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
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谨慎对待其结论:一是国情的差异。中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制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很可能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多样,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另有特色。那么,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怎样的规律?网络媒体、政府态度是否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面对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是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更多人参与、更多地域响应以及策略模仿三个方面,图1中的“+”号表示网络媒体、行动组织以及政府镇压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其扩散。本文提出以下2个关键假说。
图1本文研究框架
假说1:政府行为方式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假说2:相比传统的新闻媒体(电视、报纸等),网络新闻报道(包括网友报道)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影响。网络报道越多,群体性事件越容易扩散。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在社会学研究中,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搜集方法多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学术界对报纸数据搜集法多有批评,认为其带来一定的选择性偏误或描述性偏误(McCarthy et al.1996, 1999)。但是Jennifer Earl, Andrew Martin, John D.McCarthy and Sarah A.Soule(2004)分析表明尽管报纸数据搜集法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影响不大,采用报纸搜集数据仍能在某些方面做出关键的评估。因此本文将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对我国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的2004-2009年间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本文通过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中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的检索,得到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主要包括出租车罢运、教师罢课、环境冲突、警民冲突、土地冲突五类群体性事件。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用来描述扩散程度的扩散变量。在已有研究中,用于衡量“扩散”的变量包括,一周内响应此类冲突的城市的数量或者是每周内冲突参与人数的平均增加率。但是由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从报纸新闻和网络中所获得的案例大多数都具有不能够对事件的完整过程进行跟踪报道的缺陷,使得可获得案例较少而且一件案例中可利用数据少。在当前的情况下,借用国外对“扩散”变量的表示方法显得不可行。
而从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的空间传导,短期的空间响应和策略模仿。长期的空间传导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会有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爆发。短期的空间响应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由事件直观人员传播到围观人员,使得事件参与人数增加,事件规模升级。策略模仿是指一种新型的抗议手段出现后,如土地冲突中的“自焚”,会有其他群体性事件采取类似的策略,而产生一种策略模仿扩散。因此,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测定公式如下所示:
DIF=Ds+Dn+Dm(2)
其中DIF表示该事件的总的扩散效应,Ds表示该事件的长期空间传导效应,Dn表示该事件的短期空间响应效应,Dm表示该事件的策略模仿效应。这三种效应的测定如公式3、4、5所示:
2.自变量
(1)网络媒体
中国官方媒体的公正客观性较多遭到国内外质疑。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中国公众对新闻的确认和对舆论的参与,前所未有地主动和有效。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公众对真实新闻的呼唤,让官方媒体的开放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卫报》,2009)。
因此,尽管国外研究多采用报纸报道及电视报道来研究新闻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本文将重点关注网络媒体报道。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报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网络传媒跟踪报道,这是国外研究主要关注的一种媒体报道形式。但是,这一类当前报道在我国还仅限于影响面较广的大型群体性事件;第二种是网友转载小报消息,这一类网络报道在我国相当普遍;第三种是网友发帖,对当地所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进行先前报道,或者是对一些群体性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但是这一类报道容易遭到删帖。不同于国外研究,本文所关注的网络媒体报道将以上三类报道均纳入其中。
具体做法是将在数据库中查到的156起事件在百度、谷歌两大主流搜索门户上进行重新搜索,如果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络媒体跟踪报道该事件,则记为1;如果有网友发帖报道,则记为1,如果有的网页已经被删,但仍记为1。最终的网络报道强度则为两者之和。
从我国五大类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情况来看,156起群体性事件的平均网络报道强度达到了1.74。由表1可以看出,教师罢课、土地冲突均存在着较高的网络报道强度。
(2)政府态度
政府态度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围观者”对下一次事件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判断,进而影响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当前我国国内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镇压,妥协和劝服。镇压是指政府出动警力,控制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妥协是指政府接受对立方的要求,提供有利的政策条件,承诺对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劝服是指政府采用规劝的手段,稳定群体性事件的局面,或者是给予一些补偿(不能完全满足对立方要求)而使群体性事件得以平息。从我国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长期空间传导型和策略模仿式的群体性事件扩散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采取妥协的方式更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在短期空间响应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压制对其扩散有正向的作用,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妥协和劝服对其扩散有着负向的作用。
3.其他控制变量
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越来越明显。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通过调查认为,“95%以上的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都有人组织操控”②。也有的学者发现,“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少数组织者、发起人串联发动的结果,一些策划者为追求‘人多势众’的效果,以争取共同利益为名,发动多人盲从,有的还打出横幅、标语、散发传单”③。也有学者对黑龙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指出“组织化程度明显加强。近年来,绝大多数规模性群体性事件都事前进行秘密组织、串联,聚散进退直接受组织者及骨干人员的控制和影响,目标明确,行动统一”④。那么我国越来越广泛的组织行为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是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如何判定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性,本文采取下面的办法。如果新闻报道中明确指出该事件有组织有计划,则认定为有组织;如果新闻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出该事件有组织领导,但是指出了其中几位主要带头人的姓名,则认定为有组织;其他则认定为没有组织性。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整体来看,本文所搜集到的156起群体性事件中75%的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其中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行动组织如表2所示。教师罢课事件及出租车罢运事件由于其具有非暴力集合性行为的特征,这两类事件的行动组织较高,尤其是教师罢课事件,每一起教师罢课都是有一定组织性的活动。土地冲突因为多半是整个村庄的利益冲突,因此土地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而对于警民冲突而言,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都具有偶发性特征,因此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存在。
此外,本文还控制几个众所周知的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地点、群体性事件的伤亡人数,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等。
(三)本文拟采用的研究模型
Pitcher, Hamblin, Miller 1973年在其文章“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所提出的扩散模型,简称为PHM模型。该模型假设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模型建构的亮点在于对扩散效应的测定。PHM认为事件数量的变化(dV)是原先发生的事件(V)和模仿率(c)的乘积。模仿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参数:从成功案例中得到的积极模仿效应(p)和从失败和被镇压案例中得到的压抑效应(i),压制效应取决于常数q和初始的压制数。
OFD模型即反作用力扩散模型是Daniel J.Myers和Pamela Oliver(2008)在对PHM扩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OFD模型认为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镇压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作用力模型中“镇压”是指广义的镇压,指一切反对或弱化集体行动的行为或活动。
OFD模型与PHM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OFD模型中,先前发生的事件不会对后来发生的事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压制(R)和刺激(P)发生扩散。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前面的分析,PHM和OFD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果。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既存在着PHM模型中所提出的“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存在着OFD模型中所提出的“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镇压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照PHM模型和OFD模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的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模型如下:
根据PHM模型的理念,上述公式中被解释变量Dif是一个包括了三种扩散效应的扩散变量,根据OFD模型所提出的反作用力概念,解释变量包括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推力作用的网络报道强度变量News,以及可能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拉力作用的政府的镇压作用Sup。Sup均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即该事件发生后政府是否采用镇压的手段(是=1,否=0)。X为控制变量,包括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的最终结果,以及事件的伤亡人数。
四、实证分析和结果
(一)主要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3列出了本文所主要使用的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这些统计指标展示了样本的差异性。解释变量Sup、Org、City、Sat为虚拟变量。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1.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对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估计模型如下:
有行动组织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受到政府镇压的群体性事件可能往往更受媒体关注,因此,行动组织与网络报道强度之间有交互作用,为了考察是否有行动组织与政府是否镇压的条件下新闻报道强度对其扩散程度影响的不同,引入交叉项,估计模型如下:
但是由于直接引入交叉项可能会引起多重共线性为题而导致估计系数有误,因此在样本的平均媒体报道强度上估计其差异(Wooldridge, 2003, P219),可以较大程度上减少多重共线性。因此估计以下模型:
2.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截断问题,扩散变量取值在0-3之间,因此用最小二乘法直接估计,其系数的估计量可能有偏且不一致,为了避免OLS估计带来的偏误,通常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也就是T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和分析。因此本文将对所设定的三个模型分别使用线性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TOBIT和OLS回归结果来看,两种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不含交叉项的多元回归结果均显示出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强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非常强的正向作用,网络报道越多,越能够促进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也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越是有组织的行为,越能够引发更多的参与者并能够影响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镇压行动,会引发更多怨愤情绪,使得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提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群体性事件伤亡人数越多,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小。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达到预期要求,则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大。这是因为其他有着类似诉求的人群会从政府对上一起群体性事件的满意处理中得到鼓励的信号,而更倾向于发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而事件是否发生在城市,则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无关。
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说明,相对于无组织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受网络报道所带来的扩散影响更弱;相对于政府采取妥协行为而言,政府采取镇压行为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所受到网络报道的扩散影响更弱。
3.Chow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统一放到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可能有模型误设的嫌疑。尤其是教师罢课、出租车司机罢工类群体性事件与土地冲突、环境冲突、警民冲突等群体性事件有着较大差别,在此,将原数据分为“罢工类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并通过Chow检验来对这些模型究竟有无显著性差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1.98,LR统计量为12.35,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Chow检验。结果说明,在本文所估计进行的OLS回归中,估计系数在不同的子集中可以视为常数,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该回归结果均适用,不存在模型误设。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分解,本文发现我国群体性事件均体现出明显的扩散效应,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长期的空间传导效应、短期的空间扩散效应以及策略模仿效应。从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因素来看,网络媒体、组织结构、政府态度均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对我国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及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程度颇有微词,但是,本文通过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证明,由于网络媒体的逐渐强大以及网络论坛等新型媒体报道方式的逐渐增多,网络媒体报道显著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和扩散影响,媒体报道对于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影响逐渐显现。网络已经在改变媒体,“围观”也开始改变中国。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采取了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要求的镇压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从本文研究结论来看,政府如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镇压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导致更多人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并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将“镇压之手”改为“扶持之手”,切实听取参与者的意愿,争取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同时有效的控制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扩散。
感谢投稿之前《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冯小双老师对本文所提供的有益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参考应星(2009),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十人以上群众自发参加的、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③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④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Jennifer Earl, Andrew Martin, John D.McCarthy and Sarah A.Soule.THE USE OF NEWSPAPER DATA INTH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Annu.Rev.Sociol.2004.30:65-80.[2]Della, Porta, Donatella.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in Comtemporary Democracie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3]McCarthy J, McPhail C.1998.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DS Meyer, STarrow, pp.83-110.[4]McCarthy J D, Martin A W, McPhail C, Cress D.2002.Mixed-issue campus disturbances, 1985-2001: describing the thing to be explained.Presented at Annu.Meet.Am.Social.Assoc.[5]McCarthy J D, McPhail C, Smith J.1996.Images of protest: 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Am.Sociol.Rev.61:478-99.[6]McCarthy J D, McPhail C, Smith J, Crishock L J.1999.Electronic and print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ashington D.C.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 demography of description bias.See Rucht et al.1999, pp.113-30.[7]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8]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9]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
[10]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11]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2]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13]于建嵘:《农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防治》,《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第1期。
[14]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第五篇:专家解读党中央与政府悬挂机构名牌特点
专家解读党中央与政府悬挂机构名牌特点
专家解读党中央与政府悬挂机构名牌特点国家行政学院 杨小军 河北大学 申静
2013年06月20日08:00
原题:党政机构“挂牌”问题初探
[摘要]党政机构挂牌问题,值得研究。目前的做法不一,规范化程度不高。党政机构挂牌的意义,主要在于组织法建设的规范化,政务公开的需要,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建议以党规国法形式规范机构挂牌,确立机构挂牌的一般原则,最高机构理应挂牌,党的中央机构应挂牌,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的应挂两个牌等。
[关键词]机构;挂牌;研究
引 言:所有党政机构都有正式的名称和主要办公场所,但党政机构在其办公场所是否应当悬挂机构名牌,迄今为止没有党规国法规定;党政机构在其办公场所是否悬挂有机关名牌,各级、各系统实际做法不尽一致;理论上没有人关注和研究过这个问题,①司法实践中曾有此行政诉讼,讨要说法。②党政机构挂牌问题,值得研究。本文在实践梳理和比较分析基础上,探讨机构挂牌的法理,求教于读者。
一、机构挂牌的现状
(一)党中央机构挂牌现状
党中央机构的挂牌情况可分为三种类型:1.悬挂机构名牌。包括中央对外联络部、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等。2.未悬挂党中央机构的名牌但悬挂国务院部门的名牌。如,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同时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部级),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机构门口悬挂名牌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而未悬挂中宣办的名牌;①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亦属于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但仅悬挂“国务院台湾办公室”的名牌。3.未悬挂机构名牌。主要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 ②、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通过对党中央机构挂牌情况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一是党中央机构不挂牌的为多数,挂牌的为极少数;二是党中央机构与国务院部门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往往仅悬挂国务院机构的名牌,而不悬挂党中央机构的名牌。
(二)中央政府机构挂牌现状
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国务院包括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1个直属特设机构、16个国务院直属机构、4个国务院办事机构、14个直属事业单位、16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个国务院办公机构即国务院办公厅、4个议事协调机构单设的办事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其中,悬挂机关牌子的有:国务院的26个组成部门(不包括国防部),1个直属特设机构,16个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4个直属事业单位,16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4个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和4个议事协调机构单设的办事机构。未悬挂牌子的机关有: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国防部。由此可见,国务院的部门悬挂牌子的为绝大多数,而不悬挂名牌的仅为少数。
(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司法机构挂牌现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悬挂有名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等机构以及民族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均未悬挂名牌。全国政协也挂有机构名牌,政协各委员会办公室没有悬挂名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悬挂机构名牌。
(四)地方党政机构挂牌现状
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包括省、市、县、乡等地方党政机构,大多悬挂有机构名牌。
综上所述,我国党政机构不挂牌的主要在中央机构层面,在地方机构体系中,无论是哪个系列的机构,一般都有挂牌。在中央机构层面,不挂牌的情形主要有:在党的机构系统中,党中央的机构多不挂牌(仅中联部挂牌)。在政府系列中,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国防部不挂牌。在人大系列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等机构不挂牌。在政协系列中,全国政协各委员会办公室不挂牌。
二、域外机构挂牌情况
(一)美国
美国白宫(The White House),作为美国总统的办公场所,是美国政府的代称,但一直没有悬挂机构名牌。美国国会的办公机构国会大厦(United States Capitol)位于国会山,始建于1793年,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极强标志性的建筑,也没有悬挂名牌。
美国联邦行政机构,主要有总统办事机构、内阁各部、独立行政机构和政府公司。目前内阁有15个部,分别是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国务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能源部、退伍军人事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司法部、劳工部、内政部、财政部、交通部、国土安全部。[1]美国联邦政府各部均有明确的名称标识,其名牌多镶嵌在建筑物表面。各部不仅在办公地点标有名称,还拥有各具特色的标识logo。
(二)英国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自1863年成为英国君主的宫邸,集办公与居住功能于一体,是英王权力的中心地,同时也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没有悬挂机构名牌。英国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办公地址为国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又称威斯敏斯特宫,坐落在泰晤士河西岸,是哥德复兴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没有悬挂机构名牌。
英国首相府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唐宁街10号,并未明确标识名称,但是黑色木门上及镶嵌在门上的阿拉伯数字“10”成为众所周知的标记。
英国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是政府的核心。英国政府部门可以分为内阁各部与非内阁部门。内阁有财政部等25个机构,非内阁部门有食品标准局等22个部门。这些部门都有悬挂名牌标识,其标识的设计风格独特,多镶嵌在建筑物表面;如财政部在门口白色墙壁上标有“HM Treasury”。其总体特点是图案、字体等与建筑风格一致,美观大方。
(三)法国
法国总统府位于爱丽舍宫(ElyséePalace),始建于18世纪初,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法国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位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波旁宫,参议院位于卢森堡宫。马提尼翁府,是法国历届总理办公的地方,始建于1719年,最早是贵族的官邸。这些机构所在地均没有悬挂机构名牌。法国政府组阁频繁。2012年5月组阁的本届法国政府现设有外交部;国民教育部;掌玺和司法部;经济和财政部;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地方平等和住房部;内政部;外贸部;生产振兴部;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劳工、就业、职业培训和对话部;国防部;文化和传媒交流部;高等教育和研究部;妇女权利部;农业、农产品和森林部;政府改革、地方分权和公职部;海外事务部;手工业、贸易和旅游部;体育、青年、大众教育与社团生活部等20个部。法国各部都有标识,名称多镶嵌在门口大理石墙面上。
(四)德国
德国议会所在地为国会大厦,也称为“帝国大厦”,该建筑建于1884年至1894年,以其穹形圆顶和高度成为柏林的标志;德国总统府位于巴洛克式的贝尔维尤城堡;德国总理府位于议会大厦的西北侧;国会大厦、总统府以及总理府的名称均镶嵌于城堡式建筑入口处正上方,字体与建筑风格相一致。德国联邦政府机构包括总理府、联邦政府各部。由默克尔任总理的联邦政府现设有14个部: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经济技术部;劳工与社会事务部;司法部;粮食、农业与消费者保护部;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交通、建筑、城市事务部;家庭事务、老年公民、妇女与青年部;卫生部;教育与研究部;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德国联邦政府机构均悬挂牌子,名称常刻于门口大理石墙面上或者标识在一个半圆形易于悬挂的牌子上,其总体特点是较其他国家,各部名称标识并不醒目。
(五)日本
日本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皇宫(皇居)建于1590年,位于东京中心区,禁止一般人进入。日本议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位于国会大厦,在门口一侧墙壁上悬挂有正方形牌子。新首相官邸位于1929年修建的旧首相官邸西侧,实行严格准入检查和限制制度,首相办公室是绝对禁区,首相官邸没有挂牌。
日本政府机构主要有内阁辅佐机构、内阁部门、内阁直属机构。府和省是日本的基本国家行政组织,是作为内阁领导下的负责行政事务的机关而设置的。日本现有行政省11个,分别为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省。政府各部门口都有标识,其特点为名称标识很简洁,未写日本国名。
上述国家机构挂牌情况:其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最高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多选址于历史悠久的建筑,许多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建筑本身已是一张绝佳的“名片”,但多未悬挂机构名牌。其二,美、英、法、德、日五国政府各部作为具体管理机构,都有悬挂机构名牌,且有明显的标识图案,形式上与整体建筑风格相融合。
三、党政机构挂牌的功能和意义
(一)规范化建设需要
党政机构在战争年代多不挂牌。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后,即在中央组织机构中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等职能部门,①1927年之后,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使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不得不转为秘密状态。因战争形势需要,党中央所在地多次迁移,党的组织机构亦不断变迁;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点也不固定。在新中国成立前仅有少数挂牌标明名称情形,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办公大楼门口正上方标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挂牌,方式为门楣正中,自左至右行文。延安时期,“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和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明确标有名称。党在西柏坡时期基于保密需要而未向外界公布党中央机构及其名称。党中央机构在建国前均不悬挂机构名党政机构的正规化、规范化,是一种形象,是一个“面孔”,应当引起重视。随着党的执政理念转变,通过党内法规对党中央机构悬挂名牌作出规定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实现党中央领导机构制度化与透明化的应有之义。我们认为,党中央各机构应当挂牌,向公民公布其办公地点。执政党机构应该揭开“神秘面纱”,以更加自信和成熟的执政方式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其他机构如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构等,应当以国家立法形式对挂牌事宜作出明确规定。可以在组织法中对这些机构的挂牌问题作出统一规定,以实现机构挂牌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二)统一、明确挂牌原则
要解决挂牌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应确立统一、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挂牌原则。以政务信息公开秉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依据,挂牌问题亦可确立“以挂牌为一般,以不挂牌为例外”的原则。基于保密、国家安全等需要不宜挂牌的,其办公地点可不挂牌。其他机构应当统一对外挂牌
(三)最高机构应挂牌
很多人都知道,党中央、国务院这些最高机构的办公场所在中南海,但却一直没有挂牌。我们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应当在其办公场所对外挂牌。对于中央和国务院挂牌而言,不仅具有实际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尽管很多国家的最高机构基于传统都不挂牌,如美国白宫、法国爱丽舍宫等。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理应昭示其所在,对外挂牌。
(四)党的中央机构应当挂牌
在党的中央机构中,除了中联部以外,其他都不挂牌,这是不合适的。党的中央机构,不仅是党中央的部门,为党中央做事履责,同时也为党员群众服务,为地方党政机构服务。既如此,当然也应该对外挂牌。执政党的机构“去神秘化”,是新形势下党务公开的内容之一。况且,各地方省委、市委、县委等党的机构从来都有挂牌,唯独到了中央机构却不挂牌,既不统一,也不规范。
(五)“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的应挂两个牌
党政分开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的机构应当同时悬挂党中央机构与行政机关两块牌子,这是党政分开的具体表现。在中台办官方网站上,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名称分别位于上、下两列。那么,中台办在其办公场所挂牌也是水到渠成。同理,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亦应当分别挂牌。若一个机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点分散办公,其所有的办公场所均应当挂牌。因为,既然是两个办公场所,当然应当明确标明所在地点和“主人”,而不是现在习惯的“东院”、“西院”,或者“北院”和“南院”等。
(六)具体形式要求
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建议各机关在距离大门口较近的合理位置,设立接待部门并挂牌,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接待处,以方便公民顺利出入机关,从而使便民的理念落实到细节;各机关可以结合办公地址所在建筑的具体风格,以美观、大方、实用为原则,选择适合悬挂牌子的方式。既可以悬挂于门口正上方,亦可选择置于门口左侧或右侧,或在门口树立标示牌,或将机关名称镶嵌于墙壁之上。牌子字体的颜色也不必统一规定为白底黑字,亦可以由该机关自主决定。参考文献
[1]任进.五国政府设置近况及其特点分析[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2(5).[2]中央11部门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DB/OL].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http://.[3][4]杨小军.论公民的政府信息知情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3).(作者: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申静,河北大学教师)
党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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