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劳动入手,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

第一篇：从研究劳动入手,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在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为社会上存在着的腐败问题而深深忧虑。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关注。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反腐败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警钟常鸣”，多次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老百姓谈起这个问题来，有的是义愤填膺，有的是咬牙切齿，有的则陷入了对过去岁月深深地怀念之中，动不动就讲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怎样、怎样？人们疑惑的问题很多，为什么我们曾一度认为解决了的问题，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大案、要案、窝案、串案一再频频见于报端，从陈希同、王宝森，到胡长清，到程克杰，从湛江海关到厦门远华，为什么一个倒下了，还有那么多的人重蹈覆辙？难道它真是难以克服的政治之癌？对于这些问题，通常有一套八股式的分析：官员只所以腐败是受了封建遗毒的影响，是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分析是缺乏力度的。因为腐败毕竟是历史悠久、遍及全球的问题。不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未能幸免。下面，我准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官员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原理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如吏治腐败，任人唯亲，任人唯圈，媚我者用，吹我者提，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司法腐败，不给好处，不办案，给了好处，乱办案，执法犯法，无法无天；行政腐败，互相扯皮、办事拖拉，政企不分、胡乱干预；经济腐败，挥霍公款，胡吃海花，甚至用搞来的钱养情妇、包二奶、嫖娼妓。尽管表现不同，但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腐败本身并不是权力的腐败，是人的腐败，不是平头百姓、无职无权者的腐败，是官的腐败，是管事、官人、官钱、管物者的腐败，是他们用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按照我们平常的说法，人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官员是人民的仆人，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掌权、用权。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决不该用权自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连封建时代的清官都这样讲，何况我们的党员干部呢？但原则与实践往往存在矛盾。一方面，他们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用权谋公利，另一方面，他也有个人利益追求，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妻儿老小、亲戚朋友，这两重身份集于一身的情形，使得他容易模糊两种角色的界限，违反对第一种角色的有关约束，用公共权利来谋取个人及小集体的利益，那他（他们）就掉进了腐败（政治学意义上）之河。这就是腐败现象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可能性怎样才能变成现实性呢？让我们来看经济学的分析： [!--empirenews.page--]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一假定含义有二：一他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好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人们的需要从低到高有生理、安全、社交、受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好处无非有物质方面的，如家藏万贯、衣锦裘、食美宴、住豪宅、坐华车，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如游大山、历名川、听恭维、看笑脸、成大业、得爱戴等等。约束条件既包括自身拥有的资源、自身的能力、机会，也包括道德、法律、纪律等等。二是他是理性的，他大体知道从事某一行为的成本收益，并依据它来判断做这个事情合算不合算。一个人只愿意做他认为合算的事情。尽管在有的人看来这样做不合算，但在他看来不那样做坏处更大。比如说助人为乐，是因为他觉得帮助别人能给他带来快乐，再比如说舍身救人，是因为他觉得不那样做自己会很难受，总之一个正常的人他绝不愿意做，既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他人、也不利于集体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假定我们的公仆也是经济人呢？有人可能就会讲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有许多雷锋、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甚至到了卖血为群众治病的程度。但是考虑到以下三点，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一是我们的干部中出了许多腐败分子；二是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完全利他也是不现实的；三是如果他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的幸福而幸福，仿佛这样的经济人我们的人民也不会反对。官员是为人民掌权用权的人，他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获得职位、待遇的提高，或者是为了实践一个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词；二是一有机会就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他就成了腐败分子。他会选择那种行为方式呢？主要取决于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他对利益的看法是怎样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境界就高，反之就低；二是外因是各种规则、制度的完善情况。这仿佛是一堵防止人走歪路的墙，如果是钢墙又光又滑没有缝隙，违轨的人就少；反之如果是泥墙或篱笆墙，违轨的人就多。按照经济人假定，当事人会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两种行为方式中纯收益较大的一种。我们不难看出官员的四种行为选择组合：一是思想境界高，制度不健全，他不会腐败；二是思想境界不高，但制度健全，这样他腐败的机会少，也不敢腐败，三是思想境界高，制度健全，不会腐败，四是思想境界不高，制度不健全，他就会腐败。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可被定义为：权力的使用者（官员）为了实现自身效应的最大化，在进行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后实施的一种以公权谋取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理性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同使用者的分离，只要权力使用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只要制度不健全（官员的选拔制度、报酬制度、升迁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具体制度，还包括制度的落实），腐败行为能给腐败者带来更多的好处，腐败问题就会发生，而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思想境界高度及制度的完善程度成反比。[!--empirenews.page--]

二、转型期官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转型期影响官员行为选择的两大因素的变化

1、人们的利益意识普遍增强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非常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不提倡、甚至反对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个坏事，就会变修。并且还试图通过政治运动来消除人们的利益意识，大搞斗资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谈利色变。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左的做法，在观念上是对利益的乌托邦认识，在实践上是一种缘木求鱼的糊涂做法。难道还有脱离了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针对这一左的观念和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邓小平就尖锐地“只讲无私奉献，不讲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大多数人不行”。随着国门的开放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改革的实施，人们的利益意识大大增强，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久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久违了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又跑了回来。从近几年社会上流行的民谣可以窥见一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是远的，理论是虚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远的，占有硬的，扔掉虚的，捞取实的”等等。许多人的胃口被吊了起来并为此变得焦躁不安、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天两个早晨就发大财富、成大名。勤劳塌实、遵纪守法等传统美德受到很大的冲击，在一[1][2][3]下一页 些人眼里已经成了迂道、保守，不解放的带名词。本来应该成为过街老鼠的一些扭曲行为却被很多人羡慕效仿，许多人更注重物欲的满足，而不是人格的完善与理想的追求，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所谓“穷地只剩下了钱”的所谓“款爷”。官员是社会上的人，上述思潮不可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他对权利行使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看法。

2、人们的行为约束出现了空隙和漏洞 社会转型期，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部分已经失效，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又不可能马上就完善起来，很多改革措施，往往都是遵循这样一套模式：“大胆干，别怕乱，先实践，后规范”。两套规则体系并存使得人们的行为约束出现了一些漏洞和真空，从而使得一部分人的行为选择产生错乱，不走正路，而走邪路。如以前不准个人做生意，改革后可以了，但在做生意的规范方面一段时间内是滞后的，结果一部分人靠坑蒙拐骗发了财。

（二）官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结构 下面我们以国有企业的经理为例，来看看转型期官员两种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比较问题。选择这个例子，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现在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是近年来反腐败的重点之一；二是他是一级行政官员，集管人、管物、管钱、管事于一身，是常在河边走的人，分析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搞腐败的成本有那些呢？至少包括以下几项目：

1、心理成本(fc1)。腐败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做这个事之前，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他总要想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呢？自己的前途不就毁了吗？做了之后他要担心是否别人发现，他会变得很敏感，甚至将别人不经意的闲谈看作是在说自己。当跟自己有类似行为的人被抓后，他就会更加紧张，甚至会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心里很难受、就怕鬼叫门，这就是腐败的心理成本。根据研究，犯罪者的心理成本会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多呈现边际递减的特点，就是说假如第一次没被发现，第二次做的时候心理压力就小些，如果他屡屡得逞并且没被发现，再从事这一行为的时候，他的心理成本就会很小。[!--empirenews.page--]

2、事后的博弈成本(fc2)。当事人从事腐败行为后，自然害怕别人发现，怕因此受到惩罚，往往不敢独吞腐败收益。他要采取种种手段掩人耳目，想法设法广大腐败圈，将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的人拉下水，为自己编织一张防护网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和发现后受到的惩罚，这就是所谓的留后路。

3、被发现后的惩罚成本(fc3)。腐败行为被发现后，他往往要受到从舆论谴责到纪律处分到降级、开除工职、罚款到做牢甚至杀头等不同程度惩罚。这里有一个发现概率的问题，如果没被发现，惩罚就是零，因此在计算惩罚成本时要乘上一个查处概率（P）。他从事腐败行为会得到那些好处呢？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fs1)。他可以穿名牌、吃美食、住毫宅、坐华车，一下子就可进入款亨的消费水平，这是单凭他的工资、福利所难以达到的。

2、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fs2)。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儿子脸上也有笑容了，老婆也和气了，亲戚朋友也常常来走动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围着自己转，说自己爱听的话，做自己顺心的事，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虚荣心得到了很大满足。

3、升迁的机会增大(fs3)。通过公关，组织起一个关系网吹捧自己、保护自己、提拔自己，增大自己的升迁机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边腐边升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鉴于此，才有学者说“腐败并不可怕，如果一腐就败，那没有什么，怕就怕越腐越升”。那么他从事廉洁行为的成本有那些呢？至少有以下几项：

1、努力成本。他要干好工作，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就要努力学习，要深入思考、谋划，要加班加点，要牺牲好多常人能享受到的乐趣。（lc1）

2、压力成本(lc2)。他要受到腐败分子的讽刺、排挤甚至陷害。有人可能讥讽他，“就你好，就你正直，冲什么大头萝卜，你认为你不腐败，别人就觉得你廉洁了，别做梦了”。有人甚至挖坑陷害他，《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就曾受到这样的打击。另外，他还要遭受来自家庭亲朋的压力，儿子怨怪自己死脑筋，朋友怪自己不够意思，忘恩负意等。他从事廉洁行为有那些收益呢？至少包括：

1、工资福利的稳定以及心理的坦然(ls1)

2、可能的升迁机会(ls2)

3、获得群众的尊重(ls3)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从事腐败行为的地线条件是：(fs1+fs2+fs3)---(fc1+fc2+fc3P)>(ls1+ls2+ls3)---(lc1+lc2)

（三）官员行为选择的现实态势

1、权力的扩大及缺乏制约使得腐败的收益大增 在计划经济时期，八统天下（计划统一下达，产品统购报销，劳动力统包统配、价格统一规定，工资统一标准，财政统收统支，外贸统进统出），经理的权力不大。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大权几乎全集中在政府手中，想修个厕所也要写报告，越轨行事的所得到的额外好处不多；即使得了钱，也很难买到东西，要凭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让权放利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经理的权力日益扩大，1992年《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条例》共授予经理14项自主权，定价权、投资方向决定权等，尽管政府部门的干预没有完全消失，但应该讲经理已有相当的资产控制权。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比资本主义大公司的经理们的权力还要大，人家还要受到大批董事、监事的制约。而我们的厂长经理呢？由于国有资产的公共性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他们的权利很大，受到的约束很少。他签个字就可以调动成千上万的资金，可以指使会计将各种消费费用摊入生产成本之中，因此才有“吃喝嫖赌全报销”的说法，一个建设项目就可以使自己获得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回扣，凭一句话、一个条子就可以帮助许多人解决困难。权力的扩大使得他们以权谋私获得的额外收益大大增加。98年查处的红塔集团储时健案，他和自己的小集团共贪污受贿的金额达3亿多人民币，以一个工人年收入2万元来算，他要不吃不喝干15000年，这是一个多大的诱惑。[!--empirenews.page--]

2、正常报酬不高 一个经理遵纪守法刻苦经营、努力创新，他的正常报酬水平有多少呢？1998年国家经贸委主持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年收入4000元以下的占96%，2000元以下的占73%，而私人企业经营者分别为76%和44%，与国外同等规模的企业经理相比就相差更远。98年海尔集团创汇5000万美元时，总裁张瑞敏的月收入仅为2000元，还不足海尔美国分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的月收入的1/10，而他为取得这样的成绩要付出很多的心血，要东奔西走研究市场，要谋划企业发展大计，要协调复杂的内外关系，可以说为企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同时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也比较严重，经理们的正常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联系不大。企业经营地好除了拿一点奖金外，正常报酬变化不大；经营地不好，无非是拿不到奖金，报酬水平影响不大，可谓多劳并不多得。

3、选拔任用制度不健全 经理是行政官员，而不是职业的企业家，决定其留任、升迁的往往是组织部门及企业主管部门的某些领导甚至是某个领导。由于这些人的利益并不与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挂钩，他们掌握的就是一种廉价投票权。所谓廉价投票权就是说由于投票的结果与自身的利益关系不大，而不为投票者重视的权利。比如一个班级要选体育委员，一个爱好体育的人就会认真选择能带领他们搞好体育运动的人；而对于一个爱好数学的人来说，他就认为无所谓，他就不会很慎重地投这一票。现在某些领导民主作风不行，凭主观印象评判一个人，大搞“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横批不服不行”这一套。经理在实践中发现，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往往并不真正需要努力创新、拼命经营，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搞好与这些的关系就行，所谓手段就是时下颇为盛行的感情投资。学者何清上一页[1][2][3]下一页 莲给这一行为起了个名称叫做“经营领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发现：经营领导甚至比经营企业更重要，企业经营好了、领导经营不好，有可能保不住位子，他会堂而皇之地将你调走，比如到亏损企业去重振雄风，而把自己的亲信放到这个位置上；相反经营好了领导，企业跨了也没关系，位置照座，大不了异地作官。他自己钱不多，要搞感情投资就只能委屈企业了。

4、权力监督的力度不大，监督的有效性不足 如舆论监督要揭露一个腐败分子，要遇到技术上的许多难题：本级新闻媒体怎样监督本地有重要影响厂长、经理的腐败行为；怎样监督有腐败行为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怎样监督虽有嫌疑却没有受理的腐败行为；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监督权力，现在有那么多的伤害记者事件，谁还敢监督；谁来保证新闻媒体的公正性，难道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力不会腐败？再比如企业内部监督，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产负责，厂长大权在握。内部人无论是谁进行监督都要考虑考虑得失，扳倒了厂长自己并没有多大好处；但一旦扳不到自己的日子就难过了。没有极强的公心，他还真难拿出“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不要说我们的监督存在很多漏洞，就是监督制度比较健全，也还有一个监督能力的问题，中国的官员很多，有成百上千万，要进行有效地监督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很多监督、执法部门不是缺人，就是缺设备，进行有效监督有很大难度。[!--empirenews.page--]

5、制度执行有漏洞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情的国家，制度的执行往往受到关系网的影响，有人报信，有人求情，使得腐败查处的概率不高。同时制度、规则的制定还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论证和技术设计，规定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可随意解释的程度较大，如不准参加有可能危害公正执法的宴请，如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何谓危害公正执法的宴请？何谓严重？很难说得清。所有这些都为一些官员以打擦边球的方式从事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在定罪量刑方面进行寻租留下了余地。并且现在司法腐败问题也比较突出，许多反贪局的局长也掉进了“腐败”的泥坑。在某些地区，往往一给好处，法律的准绳就软了。

6、某些地区不良的社会风气使得腐败分子不以耻，反以为荣 有些腐败分子大言不惭地讲，“我腐败是我有本事，你想腐败敢吗，能吗？”。廉洁理应受到大家的尊重，却被人瞧不起，甚至受到家人朋友的误解乃至腐败分子的诬陷。现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道德粉饰化的现象，一方面在台上大讲反腐败，另一方面在台下又大搞腐败；一方面他对腐败行为咬牙切齿，另一方面在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想低价买东西的时候该行贿行贿。许多人只是反对别人腐败，不反对自己腐败；只是反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腐败，不反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腐败。这种不良的风气无疑会对对官员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我们可以谴责腐败者的道德败坏，但从经济分析角度看，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他们经济“理性”的表现，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利益意识增强，很多官员不具备孔繁森、雷锋般的高风亮节）有关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不完善，将他们的理性行为引入了歧途。腐败分子只所以前赴后继，根源也在于此，是因为腐败有利可图，是因为他们觉得腐败是合算的：一旦发现不了或好处没有被完全没收，他们就会自在逍遥，至多是“苦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如此一本万利的事，何乐而不为？

三、反腐败的理性反思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反腐败必须多管齐下：既要注重思想教育，又要提高正常报酬水平；既要注重严惩，更要注重制度防范；既要加大监督力度，更要通过改革减少被监督官员的数量。这样看来，反腐败的总的措施无非有以下几点：从提高官员的思想境界讲，一是严把入口关，将德才兼备的同志推向领导岗位，二是对在位的干部深入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从外部约束看，就是要开正门堵歪门，一是提高官员正常的报酬水平，以薪养廉，二是净化社会风气，大力宏扬正气，营造腐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廉洁苍松翠柏人人景仰的良好氛围，三是加强民主建设，改革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切实让真有政绩的同志不吃亏，四是加强权力的监督，为此要进行机构改革减少被监督的官员的人数，强化立法建设，作到法治，解决监督的技术困难，五是查处大案、要案，增大腐败分子被发现的心理预期，六是严惩腐败分子。从我国反腐败的实践看，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50-70年代的运动式反腐败，80年代的严打式反腐败，90年代以来，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教育、法制、监督三为一体式的反腐败，应该说我们找到了反腐败的正确思路。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empirenews.page--]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确立了反腐败斗争的三项格局，一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二是查办大案、要案，三是很杀不正之风，治理三乱、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医药市场等等。15大以后结合在领导干部中广泛开展的的三讲教育活动，更加注重通过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如结合财政改革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扩大基层民主选举、向大型国有企业派遣稽查特派员、实行会计委派等等。同时注重不断完善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委同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总上所叙，我们认为反腐败的正确思路我们已经找到，办法也进行了摸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批大小贪官的查处就是例证，只要我们切实贯彻江泽民同志“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上下齐努力，全国上下齐努力，从自身做起，不腐败、反腐败，我们就一定能开创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第二篇：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

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

一.分析当今就业形势：

大学生是就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要的人才来源。他们具备相对全面和完善的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是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因此，解决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举足轻重。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普遍大学生都认为就业很难,找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不容易，而大部分企业认为中国大学生对社会需求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就业难的问题，主要有三个误区:

1、误区之社会篇：“市场供大于求”

大学生就业难的首要原因是就业市场供大于求。许多大学生脑海里存在着这些想法，认为人才市场存在严重供过于求的现象,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大学生找工作,不看自己的实力和需求,盲目地往人才济济的好单位跑，结果没有应聘上，造成有的市场人才严重饱和,而有的市场急需人才。一方面，很多中小型企事业单位，很多基层第一线单位，有很多岗位应该由大学毕业生来充实，但大学生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去；另一方面，一些毕业生的素质、能力跟社会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单位想找到理想的毕业生，事实上也很困难。

误区之学校篇:“学历越高越好找工作”：

大学生认为就业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学历太低。“学历越高越好找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先考研后就业”就成了许多大学生的理想选择。总有人因考不上还要去重新就业，即使考上了将来还要面临就业的压力和竞争。企业也许不会高薪招聘一个硕士、博士去做文员，可能录取中专生就够了。企业不会选最优秀的职员,但一定会选最合适的。

3、误区之学生篇:“技能越多,证书越多越好找工作”：

许多大学生认为学习的技能越多、证书越多越好找工作，于是盲目地参加各种培训班。如驾驶培训、英语等级培训、电脑技术培训、各种认证培训等。

如今工作不好找，多学一门技能会增加自己的求职分量是许多学生的心态。参加这些培训固然没有坏处，但这些培训对企业来说没有太大的好处。企业更看重的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基本素质修养、个人品质、吃苦精神和敬业能力，包括工作经验和技巧等。

二、从现实情况来看，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理念落后，自我认知缺失。正确的就业理念决定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才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大学生在目标和角色意识上定位模糊，即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也没有明确的求职目标，而这种自我认知以及对社会认知的缺失，是导致许多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就业的原因之一。我国大学生对市场和社会变化的关心度较低，多数学生不能把兴趣、爱好与自己所学专业妥善结合，严重缺乏对毕业后人生路程的准备，对自己有多大潜能一概不知，到了毕业时就会出现就业恐慌现象。据国内各大城市举办大型人才交流会统计，大学生交流会对接成功率只在30%左右。多数学生参加人才交流会都抱有一种“赶集”的心理，无目标、无准备，碰运气，结果造成许多毕业生有意向而没有信心，有信心却准备不足的现象。

2、毕业生数量剧增，就业压力持续上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大幅度提高，毕业生数量剧增。现在国家虽然已经限制了扩招，但是这些年扩招的影响依然存在。扩招后，200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仅为 115万，到2010年已达到创纪录的630万人。与此同时，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有效需求有限，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就会长期存在。

3、就业指导滞后，毕业生知识转化率低。当代大学生在就业期间缺少社会、校方的指导服务，更缺乏对就业、择业的自身研讨。我国高校目前基本都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但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现实情况表明，从大学学到的课程知识与实际工作岗位缺乏联系。多数用人单位认为，应届毕业生到岗工作，学什么专业干什么工作，但实际知识应用率很低，而且多数学生表现出所学过的知识转化不出来，不能变成自己在岗的实际能力。

4、社会尚未形成公平竞争的录、用人才环境。大学生就业难，还表现在社会录用

人才尚未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不正之风阻碍了优秀人才的录用，优秀大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岗位。

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一难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只有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才能有效地缓解较为严重的就业形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应对措施。

对于每一位求职者来说，他们都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特长、待遇又很高的工作。然而在实际择业的过程中，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确实很难如愿。但是，大学生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从学校走入社会后，要重新洗脑,一切从基层做起.求职者在择业前，应把自己的专业特长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实际结合起来，对照衡量后再去择业。

第一、社会方面

为促进青年大学生就业，我国政府从体制上、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进一步疏通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是目前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到农村、到基层工作

在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的毕业生中，农学和医学学生的就业形势最严峻。农科四分之一专业的学生存在就业危机（就业率低于30%），仅有10%的学生就业供需平衡，而农学、医学专业的人才又恰恰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最急需的。因此，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如提高工资、提前晋职（定级）、给予较高额度的住房补贴和安家费、提供深造及发展机会、工作期满自由流动等，吸引大学生到西部、农村等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2、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进行灵活就业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45.5%为灵活就业岗位。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对有意建立经济实体、转化科技成果、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政府和高校应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帮助大学生找到启动自主创业的“第一桶金”。

3、应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体制，整顿就业市场，将高校毕业生纳入社会化工作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和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建立起高校之间、校企之间、政府之间、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作，使之在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作用，不失为解决毕业生就业的一个好办法。

4、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调节学校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科学地指导毕业生就业，国家还必须尽快建立信息预警机制或大学生就业指数系统。

第二，学校方面

高校办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把毕业生的就业作为杠杆检测并带动人才培养各环节的改革，形成高等教育调控机制。在专业建设和调整上，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适时增设新专业，积极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专业，大力发展优势专业，打造品牌专业。同时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工作，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在统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同时分析其就业层次和供需比，为专业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在课程建设和调整上，高校要随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大量涌现而推陈出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强化办学特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高校要主动加强对学生就业指导，广泛拓展就业渠道。坚持将毕业生就业指导与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就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将就业指导与服务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始终。学校应多渠道收集需求信息，采取大小型招聘会相结合的形式，精心组织“双向选择”活动，使之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

第三，学生方面

高校毕业生应解放思想，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增强自立自强意识，强化刻苦奋斗的精神，正视现实，积极参与新形势下的多元化就业。比如目前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志愿投身西部的大学生给予了不少优惠政策，为大学生到西部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刚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知识结构新，有想法，有胆量，有魄力，不妨去西部大展身手，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人身价值。

第三篇：关于我国现阶段导游行业的研究

关于我国现阶段导游行业的研究

摘要：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导游起主导作用，导游服务的质量关系到整个旅游产品的质量。目前导游服务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就导游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以及建议。

关键词：旅游 导游从业人员 服务质量

导游服务是一种建立在具有较高个人素质基础上，影响面较广的高智能服务，这是由导游服务的特点向导游人员提出的要求决定的。独立性强的特点要求导游服务人员要勇于向困难挑战，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提高个人的各种能力；脑体高度结合的特点要求导游人员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以便能随时随地向游客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复杂多变的特点要求导游人员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以及心理自控能力，能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变化的情况和问题；关联度高的特点要求导游人员要有全局观念，在工作中要头脑清醒、思维缜密，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以保证旅游活动按计划顺利进行。

旅游业在中国已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已具备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娱”六位一体的体系，然而在这一体系中导游服务却不尽如人意。现阶段我国导游服务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极不协调，也不能适应现代游客对旅游需求的更高要求是有关的。

一、我国导游服务市场现状

我国的导游从业人员队伍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现代旅游事业的发展而从小到大逐步建立起来的，导游从业人员为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事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导游从业人员是在普遍缺少稳定的工薪收入，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做出上述成绩的，这也说明我国导游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还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与世界旅游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导游人员的素质尚存在很大的差距，还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我国现代旅游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形势和需要；更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导游人员队伍中的确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个别导游人员素质低下能力欠缺，甚至见利忘义缺乏诚信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已经和正在败坏我国导游人员队伍，影响我国导游人员的职业形象。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对导游的职业评价一直欠佳，说明我国导游人员整体素质的确不尽如人意。

二、我国导游存在的问题

(一)导游检查率下降及违规率上升

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的《2008年全国检查导游员情况通报》显示，全国各级旅游质监管理部门依托“导游管理系统”已累计检查导游从业人员373613人次。截至2008年底，全国导游员总数为474614人，比上年增加78828人。

《通报》显示，2008年被检查导游从业人员总数是33785人、66295人次，导游从业人员被查率分别是7.12%、13.97%，同比下降2.61%、6.92%。在被检查的导游从业人员中，有1342名导游从业人员有违规行为，违规扣分1411人次，违规率是3.97%。

通过检查反映出:一是检查率下降。从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导游从业人员被查率和检查员检查率分别比去年下降了2.61%、2.95%，个别省的检查记录为零;二是导游从业人员违规率上升，2008年比2007年上升了1.96个百分点。

(二)导游队伍等级结构、语种结构不合理，供求矛盾突出

从整体上看，导游队伍学历水平偏低，等级结构不合理，2008年，全国拥有导游资格证的人数达到47万人，其中职业导游32.O5万人，32万职业导游中，3O岁以下的占80％，大专学历者占80‰ 初级导游占97％。另外导游语种结构不合理。外语类导游缺乏，这与游客对导游需求不相适应，供求矛盾比较突出。

(三)导游服务质量总体偏低，导游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有些导游经验不足，综合能力差。有些导游连基本的讲解技能也未过关；有些导游应变能力较差，当出现意外情况时不知如何处理。部分导游知识面窄，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能力较强的复合型人才。

(四)部分导游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

与旅游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导游松散的职业状态决定他们缺少归属感，而且导游必须应付社会偏见与旅行社的压力，这种双重困境使导游人员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看好。很多导游急功近利、心态浮躁，赚到钱就赶紧跳槽。导游人员的职业倦怠感日渐突显。

(五)规范化操作不达标，个性服务意识欠缺

许多导游并未严格规范化作业而是压缩正常行程用以私增各种项目。另一方面，大多导游对旅游者的合理要求不能积极有效地满足。

二、影响导游服务质量的原因分析

认真分析，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一)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尚有待时日和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二)整体旅游市场不规范

导游队伍的一些不良表现和旅游市场大环境的不规范有关。如：旅游法律法规不健全、导游管理体制不健全、旅游主管部门职责不明确、市场信息不对称、旅行社之间恶性竞争、游客消费心理不成熟等。

(三)导游准入门槛太低

由于近几年导游人数需求量增大和导游资格准入条件放宽，我国现有导游人员的学历普遍偏低。导致丁导游队伍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

(四)导游人贝的收入结构不合 当前，导游基本是“ 无人员”，即无薪水、无固定工作单位、无保险。导游从业人员的收入依靠游客、购物回扣和小费，根本没有保障。正常的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服务水准很难提高。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在工作中不是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而是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

(五)激励机制不健全

大部分旅游企业不太重视对导游的激励。即使对导游进行激励，也有激励覆盖面小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导游人员的晋级要求与职称制度脱钩。在我国职称制度，没订导游人员这一系列。这不仅阻碍了高素质导游从业人员队伍的建设，而且使导游人员缺乏走向职业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环境。

(六)部分导游人员自身素质不高

部分企业在选拔导游人员时，注重数量而轻质量，重服务能力轻思想素质。忽略了导游人员的德才兼备。同时导游资格考试的参考标准也在降低，可以说学历标准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导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七)导游人员流失严重，流动性大，难以培养高素质的导游队伍，许多导游从业人员把导游看成是一种过渡性工作，没有把导游工作作为终身事业的追求，使导游从业人员流失率较高，持资格证书人员的流失率为45.3％，持高级导游从业人员证书人员的流失率大概为37％。

三、提高导游服务质量的思路与对策

(一)提高导游准入门槛，改革导游资格考试制度 提高导游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学历要求，从源头上保证导游队伍素质，力求导游服务市场多层次供求平衡，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导游服务需求。日前，大学生报考导游的人数在逐年增长，这有助于导游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二)建立健全导游激励机制

建立一种既能使尽职的导游获得应得的回报，又能使导游为其质量问题付出代价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导游的工作作积极性，保证导游服务的质量。

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合理的薪酬机制。一方面提高导游从业人员的物质待遇，满足其合理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将不同级别的导游报酬分开来；二是建立导游从业人员的职称评定机制，使导游队伍走向职业化建设；三是引进竞争淘汰机制。通过平等竞争氛围的营造，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三)加强导游从业人员自身素质建设

导游代表着国家和地区的形象。所以需要不断充电。提高个人的修养和知识层次。优秀的导游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很强的沟通能力；较高的个人素养；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的法冶意识，优秀的心理品质及应变能力。加强导游自身素质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自身学习；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为其提供一个能摄取相关知识的平台，促使导游自觉地做好自我素养的提升。

这里主要论述一些导游人员平时如何培养和提高个人素质：

一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做到洁身自好、乐观开朗、经常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魄。导游人员日常工作紧张压力很大，生活没有规律饮食时饥时饱；带团外出接触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难免受到各种不良诱惑，越是这样越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良好生活习惯和坚持身体锻炼。

二是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个人修养。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提倡和注重个人的精神修养，比如说，“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注意反省自己，这确实是提高自身修养的好办法；古人还提倡“慎独”，就是说越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越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导游人员工作独立性强，经常远离领导的监督，非常需要这种“慎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各种不良诱惑面前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三是要注意在紧张的日常工作中养成随时随地学习的习惯。谈到学习，好多导游人员都抱怨没有充裕的学习时间，其实说到底学习是需要养成一种良好习惯的。鲁迅先生说过：“我是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的”，“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还是有的”，设想我们能不能把自己泡吧蹦迪筑方城的时间挤一点出来看书学习呢？古人看书写作讲究利用“三上”时间，即“马上、枕上、厕上”，当然，现代卫生常识告诉我们这“三上”不利于健康，但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精神。导游人员的学习除了正规的系统的书本知识的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日常工作生活中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上学习，这种学习需要“三勤”精神，即“口勤手勤脑勤”，也就是勤问勤记勤思考；要注意向你周围的人学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的领导同事包括你接触的游客，都是你的良师，要注意吸收他们的长处。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你一定能够做到厚积薄发，在本职工作中达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境界。

(四)加强培训和继续教育

针对导游从业人员的现状，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培训力度。使培训制度化。要重视导游培训上作；拓展培训方式、拓宽培训渠道、完善培训内容。对导游从业人员进行全面培训，既进行经营观念、职业道德、服务意识、礼仪社交培训，又进行法律法觇、业务知识、专业知识等培训。

(五)加强导游队伍建设

导游队伍应与企业等级挂钩。《旅行社管理条例》对旅行社企业设立的条件进行了规定，但没有提及导游人员队伍建设。《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旅行社的经营管理者作了规定，对导游人员却无任何要求，这都不利于导游队伍建设。因此，设立旅行社企业和进行审查时要考虑导游队伍建设，在一些评优活动中，也应该考虑旅行社导游队伍的建设情况。

导游等级与接待档次挂钩。旅游业通常按住宿、餐饮、旅游交通工具、景点等要素划分为豪华、标准、普通和经济等旅游价格产品，但没有对导游等级作相应要求。旅行社可以根据陪同导游的等级收取不同导游服务费，这一措施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更有助于导游队伍的建设。

(六)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有关部门应加快旅游立法，弥补现有体系的空白，尽快建立科学完善的旅游法律法规体系。各个部门齐抓齐管，充分发挥行政、社会、媒体三位一体的监督保障作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净化旅游市场；加强旅游产品价格的市场监控，杜绝旅行社的恶性削价竞争。大力开展行业自律，对旅游企业加强管理，为导游从业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总之，导游处于旅游产品的主导地位，导游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旅游产品质量的好坏；同时，导游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形象的代表。因此，要想树立旅游品牌，发展旅游产业，必须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提升导游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陈瑜.《导游实务》.2009 年3月

[2]．陈天啸.《导游人员职业权益维护及利益表达》．旅游学刊．2006年4月 [3]．昊丹．《导游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初探》．商业经济．2006年5月 [4] 尹敏，谢兆元．《试论高素质导游员队伍的建设》．价格月刊．2004年11月 [5]．周杰，杨爱军．《如何科学持久地提升贵州导游服务质量》．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4月

第四篇：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研究述评（精选）

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研究述评

摘 要：体育明星崇拜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的双重属性。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发法回顾了国内体育明星崇拜内涵、成因、影响等方面研究，对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研究多为思辨性研究，缺乏实证性研究；缺少专业的体育明星崇拜测量量表；研究方法多文献法、思辨法，难以满足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要求，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恰当导致了研究结果之间的较大差异；研究尚处于描述阶段，缺乏挖掘体育明星崇拜社会价值的研究。建议今后研究应多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对体育明星崇拜从心理学角度深入分析，探索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干预机制；研究重点应定性体育崇拜与体育明星崇拜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研究指明方向；加强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引导价值的挖掘，结合目前的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偶像——榜样教育”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工作，培养学生足球兴趣；制定专门体育明星崇拜量表。

关键词：体育明星；体育明星崇拜；述评

Review on Domestic Researches of Phenomena of Sports Star Worship Abstract: A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sports star worship has dual propertie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By reviewing domestic sports star worship researches on connotation、causes、impacts and so on 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Thinking that studies have more speculative research than empirical research;Lacking of professional sports star worship measurement scale;Research methods with more literature、speculative research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 research study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not suitable research methods and tools resulted in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ies;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stage of description, lacking of researches on founding Social value of sports stars worship.Recommen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on sports star worship, analysis the phenomenon of sports stars worship from a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depth, explor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youth sports star worship;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star worship and sports worship and their nature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studies;Strengthen research on founding value of sports star worship to youth,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ampus football activities, carry out work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ol——Model Education”, to train students’ interest to football;Development specialized sports star worshiped table.Keywords: sports stars;sports star worship;Review

经济水平的提高、体育文化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体育，全民健身计划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终身体育观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人们参与体育、欣赏竞技，为喜爱的体育明星加油助威，分享偶像胜利的喜悦。体育明星崇拜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一现象引起了我国体育工作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体育明星崇的内涵、成因、现状以及影响等作了深入研究。本文拟运用文献法回顾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研究成果，发现诸体育明星崇拜研究的不足之处，便于研究者参考。什么是体育明星崇拜

谈起体育明星崇拜就不免涉及另一问题：崇拜是什么？崇拜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恐惧。《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崇拜解释为“尊崇敬拜”。英文“worship”意思与之类似，但是包含礼拜、礼拜仪式的解释，意味着对神明的礼敬。古人崇拜的对象是自然力量的化身——神明，这种崇拜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人们通过各种仪式向神明表达崇拜之意，祈求远离痛苦与伤病。体育崇拜将人们崇拜的对象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张本俊等人通过对古代奥运会祭祀诸神的内容和形式的考察发现体育明星崇拜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奥运会，古代奥运会作为祭祀宙斯的庆典活动，竞技胜利者被认为是“神灵附体”，代表了神的超自然力。冠军是神明的化身，人们对虚幻的神明的敬意借由对体育竞技获胜者的崇拜表达出来。

时代发展，思想枷锁被打破。人们认识到自然现象仅是自然现象，不再将运动竞技冠军看作是神灵的化身。但体育明星崇拜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概念是反映事物自身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与逻辑源点，概念的模糊易造成理论研究的困惑，有必要对体育明星、体育明星崇拜概念界定。什么是体育明星？有学者提出体育明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维度建构的产物，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同构的客体化和工具化的对象。此观点基于社会学角度对体育明星的形成进行构建，对了解体育明星形成过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构建方式忽略了体育明星作为个体本身的人格特征魅力。马瑞、俞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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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为体育明星作为运动领域最耀眼的人，特指具有高超运动技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知名度或号召力的运动员。王家新持不同态度，认为体育明星不仅仅是运动员。他将体育明星定义为在体育界表现突出，成就卓著，为大众瞩目的杰出人士，主要指运动员、教练员。诚然，教练员在竞技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力突出的教练员的光辉甚至要胜过运动员，如郎平等。

目前，体育明星崇拜概念尚未界定。作为一种社会事实，青少年心理发展必将经历的心理事物，认可度较高的观点是体育明星崇拜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值得注意，除体育明星崇拜，有学者还提出体育崇拜，但是也未进行界定，而是将其与体育明星崇拜混用。笔者认为“体育”与“体育明星”的内涵、外延均不相同，分属两种不同事物，作为崇拜对象，两者概念不能混淆。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的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体育明星崇拜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属性。国内学者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的分析主要从两个维度：社会维度和个体心理维度。较早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探讨的是邹克宁等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体育明星崇拜形成的原因。认为：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体育明星代表某个俱乐部或者国家所带来的认同感和强大的集体凝聚力、体育明星创造的运动美、精神美以及观众与体育明星的情感共鸣是体育明星崇拜形成的主要原因[6]。较之过去，信息化的时代为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急需重新树立国际形象而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事业，造就一大批为国家争得荣誉的世界级优秀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拥有精湛的技术，超高的竞技水平，代表着国家形象，他们在世界体坛的优异表现一改以往我国积弱的国际形象，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体育明星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但是单从社会学角度不能完全解读体育明星崇拜的成因。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体育明星崇拜的产生有其个体心理因素。王灿等人对我国城市中学生体育明星崇拜的研究中发现中学生对体育明星的崇拜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更有自身心理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逐渐从父母的养育式依恋中转移出来，转向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认同式依恋。在心理发展的过渡期，需要一种精神寄托来摆脱因迷茫而产生的信仰危机，崇拜心理为青少年找到寄托对象，对体育明星的认同式依恋就体现在其崇拜心理中。该研究仅对体育明星崇拜的心理因素进行思辨分析，并无实际数据和理论支撑。青少年自我确认、情感归属、团体接纳三

[7]方面的心理需要是体育明星崇拜的心理原因，体育明星崇拜的理想化过程应该是由表及里、由欣赏到认同的过程。根据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人的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需要层次结构模型。青少年对体育明星的崇拜正是基于其对团队归属感和自尊的需要形成。需要使青少年对体育明星加以崇拜，体育明星拼搏精神、所获得的成就等引起青少年自尊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对体育明星产生崇拜心理，作为学习榜样加以模仿崇拜——虽然这种榜样学习有时有些盲目——直到崇拜者满足自身自尊的需要或者找到自尊的替代事物。

我国对体育明星崇拜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总体看，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两种。社会因素包括大众传媒的媒介作用、国家的制度导向作用、体育明星本身的特征与社会价值等方面，心理因素则由青少年自身心理需要等因素构成。在社会学角度的研究中，研究方法与工具的使用限制了作为心理现象的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研究的深度与准确性。在现有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的心理学角度探索中，大都是运用现有心理学理论对崇拜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辨法、文献法，并无实证方面的研究，缺乏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撑。[8]3 对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情况的研究

体育明星崇拜具有突出的年龄性和过渡性特征。体育明星崇拜的队伍绝大多数是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正是心理发展过渡期，这一时期个体有对自我进行确认的需要，体育明星的无疑成为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投射对象。

众多研究中，潘一禾（2003）调查“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后发现有偶像的被调查者中崇拜体育明星的人数（23.3%）仅次于崇拜影视明星的人数（37.2%），两者都崇拜的人占39.5%。然而，李强、韩丁（2004）的“中学生偶像崇拜”研究中发现崇拜体育明星的中学生只占有偶像学生的16.3%，在姚计海、申继亮（2004）的研究中这一数字则更小，只有7.7%。通过对文章的考察，发现出现这一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是抽样样本、研究范畴、多偶像类型的选择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王灿（2006）等人将体育明星崇拜分为适度、中度和极度三个水平对我国城市中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发现有97%的中学生有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绝大部分（91.7%）对偶像的崇拜处于适度和中度的有益范围；崇拜对象主要集中在篮球（20%）、足球（19%）和乒、羽项目（21%）；运动员的技术、个性和精神（53%）是中学生选择崇拜对象的主要价值取向，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31%）崇拜体育明星是受同辈影响，因为从众而崇拜。在该研究中，抽样样本为北上广等国内一线城市中学生，是否能代表研究总体值得质疑，且在崇拜程度的划分上有待商榷。马瑞、俞继英（2010）对1152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有822人有崇拜的体育明星（71.4%），调查认为目前我国青少年对体育明星的崇拜以实质崇拜为主。这一观点主要是从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的价值取向出发，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认知取向为主，有利于青少年将偶像向榜样转化。

吕先波（2006）在对南昌市大学生的体育偶像崇拜现状研究得出大学生崇拜体育明星对媒体的选择依次为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男生（35.8%）多于女生（15%）（U=21>U0.05=1.96，P﹤0.05）；个人价值、个人品质、相貌、项目价值、社会价值是大学生崇拜体育明星最主要的原因；312份城市生源样本个体中崇拜体育明星的有113人（36.2%），250份乡村生源样本个体中崇拜体育明星的有27人（10.8%），具有极显著性差异。

[9]4 对体育明星崇拜影响研究 4.1 球场观众暴力现象

体育明星崇拜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球场观众暴力”。球场观众暴力是指由观众在赛场内、外，以殴打、侮辱、破坏或者其他手段对他人造成身体、精神或财产上的损害，妨碍赛事的正常进行与组织管理，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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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研究发现，我国球场观众暴力有由场内向场外蔓延趋势，暴力主体趋于低龄化，暴力表现形式由最初向场内扔杂物、辱骂等转化为真实暴力对抗行为。对于球迷骚乱现象的成因，有研究认为球迷对崇拜球队的极度感情倾向是球迷骚乱发生的重要基础4.2 对体育文化的影响

体育明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源于大众对体育明星的崇拜文化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于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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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体育明星的价值对体育

等人以体育英雄崇拜为起点，阐述了体育英雄崇拜对体育文化的影响，认为体育英雄崇拜现象在对体育精神文化影响过程中无论是对体育英雄还是崇拜者都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对体育智能文化、物质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对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体育明星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的英雄，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英雄。体育英雄的塑造过程是体育文化的重要部分。体育明星崇拜对我国体育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影响。4.3 对青少年的影响

作为青少年心理发展所特有的心理“附属品”，体育明星崇拜普遍存在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过程，对青少年身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瑞、俞继英在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通过对体育明星崇拜与非体育明星崇拜的学生的多方面对比，发现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体育精神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认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研究并未对体育明星崇拜与青少年体育行为关系进行探讨。根据埃利斯的ABC理论，激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是诱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其实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观念、信念B(Belief)，观念B是造成事件A的直接原因。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体育精神、观念有一定积极作用，体育观念的正向发展对其体育行为、体育参与也必然有积极影响，这为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培养运动兴趣提供了一定参考，亦引发对学校“偶像——榜样教育”的思考。“偶像——榜样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学校通过利用学生对偶像的崇拜对学生进行诱导式教育，但是狂热崇拜的消极方面不得不使我们权衡利弊。有研究认为体育明星崇拜能促进心理发展，具有一定的发展性功能，如有助于情感波动期维持它的相对稳定、在群体中得到相互认同等，但消极作用同样突出，表现在不良的崇拜心理易使青少年产生光环效应，对崇拜对象加以神话，从而导致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产生偶像迷恋，背离现实生活，阻碍个性和道德发展。

体育明星崇拜与中学生体育参与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体育明星崇拜与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的研究中，马瑞与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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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体育明星对青少年体育运动开始、运动坚持、运动技能学习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青少年对崇拜对象的崇拜会投射到其所从事的运动项目，影响对锻炼项目的选择。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持续性也有一定作用，更能激发青少年运动技能学习的欲望。但值得注意一点，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与体育参与行为相互影响，到底是因为青少年因运动项目而喜爱体育明星，还是因崇拜体育明星从而促进了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马瑞与沈建华未给出答案。高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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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省新乡市和驻马店市的中学生进行研究后认为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模仿行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其体育参与活动。而在王灿等人对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四座城市中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城市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所从事的运动项目之间相关不大，该研究还发现体育明星对中学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激发有一定作用。上述两种研究结果的差异从样本选择上可以体现出部分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不同生活水平、环境等因素对青少年体育参与都有影响。4.4 对体育明星自身影响

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主体是社会大众和体育明星，崇拜者对体育明星的信任和追随会激发他们继续攀登竞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会使他们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向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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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像的过度崇拜会导致社会距离的产生，这种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对体育明星的生活作风、价值取5 对体育明星崇拜与学校教育关系研究

综合上述研究，体育明星崇拜主要存在于青少年时期，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重要影响，对青少年体育意识的提高、锻炼兴趣的培养等有积极作用。那么是否能将体育明星崇拜融入学校体育乃至德育、智育中，以更好挖掘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潜在价值，更好地全面发展学生？陈相光[16]对此进行研究，认为偶像是人内心世界的最宝贵的情感寄托，大学教育者应认真考虑如何利用体育明星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精神引擎，充分发挥体育明星的人文教育价值。体育明星不同于影视明星，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靠经年累月的苦训获得，在非常人所能企及的高强度训练水平长期坚持。体育明星具有顽强拼搏、不怕失败、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在过去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对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提出“学校体育明星”概念，“学校体育明星”是指将在校高水平运动员包装成“明星”以发挥其巨大的教育、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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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认为打造学校体育明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与价值，并给出了打造学校体育明星的具体流程，对如何将体育明星崇拜与学校体育结合，挖掘体育明星的学校教育价值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上述研究虽然对将体育明星崇拜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大力追捧，但都未给出避免体育明星崇拜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方法和措施。从研究与实践现状来看，将体育明星崇拜结合到学校教育情景的设想尚处于理论阶段，具体是否可行，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仍需深入探讨。

6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对体育明星崇拜内涵、成因、影响等方面研究进行总结。体育明星崇拜最初源于宗教崇拜，人们将对神灵的敬畏投射到竞技冠军身上加以崇拜，崇拜现象的产生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双重因素，体育明星崇拜具有过渡性和年龄性特征，崇拜主体为广大青少年，对青少年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对体育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明星亦有影响。认为目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体育崇拜与体育明星崇拜混用是概念界定问题的症结，有必要在区分内涵的基础上分清两者概念；研究多为思辨性研究，缺乏实证性研究；缺少专业的体育明星崇拜测量量表；研究方法多文献法、思辨法，难以满足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要求，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恰当导致了研究结果之间的较大差异；研究尚处于描述阶段，缺乏挖掘体育明星崇拜社会价值的研究。针对矛盾，建议今后研究应多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对体育明星崇拜从心理学角度深入分析，探索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干预机制；研究重点应定性体育崇拜与体育明星崇拜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研究指明方向；加强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引导价值的挖掘，结合目前的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偶像——榜样教育”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工作；制定专门体育明星崇拜量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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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现阶段我国政府市场经济中作用研究

现阶段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研究

作者姓名

（陕理工××院（系）××专业××班级，陕西 汉中 72300x）

指导教师：

【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自然需要借鉴西方市场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但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以及我国改革的历程表明，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客观的认识前提之上。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政府职能转变所需要的相应制度支持、我国经济转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和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应该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基本认识前提。

【关键词】

经济体制

深化改革

职能转变

经济转型

目

录

引言 ………………………………………………………………………………………………… 1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 …………………………………………………………… 1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改变职能 ……………………………………………… 2

对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考察 ………………………………………… 3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基本认识前提 ……………………………………… 4

4.1 政府职能转变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 ………… ………………… 4

4.2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支持和互补 ………………… 4

4.3 我国经济转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 ……………………………………… 5

结束语 …………………………………………………………………………………… 5

参考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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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自然需要借鉴西方市场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但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以及我国改革的历程表明，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客观的认识前提之上。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政府职能转变所需要的相应制度支持、我国经济转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和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应该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基本认识前提。坚持这些基本认识前提，将有助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研究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而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合理、部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市场功能发挥不够密切相关。

《决定》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却是新的理论概括。“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在理论上更为明确，对于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更有针对性，是我国改革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这个新表述有利于进一步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并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深化。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已基本上通过市场进行。但是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环节，资源配置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资源低效配置乃至严重浪费的现象还十分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以及干扰、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

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各项部署，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否定或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恰恰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的对象是市场功能充分发挥的成熟市场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点，不是自由竞争和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政府高度干预的计划经济；当前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仍然是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解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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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可以把一切交给市场、所有领域都市场化，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可以撒手不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场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和重要作用。而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2.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改变职能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是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因为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更因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效果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变量。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研究路径，即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背景下的“华盛顿共识”为研究视角，按照西方市场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来解读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实践。这种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一般认为，中国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功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因而中国政府应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实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改革。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等人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基于经济组织方式、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等因素的区别，将经济发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分别归纳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四种类型。在他们看来，最能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据此，他们对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的国家导向型发展模式进行了评析：“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 20 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①此外，他们还指出：“印度、中国的发展证据表明，国家导向并非像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加速经济增长既快又好的手段。相反，经济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个人以及他们创建的企业把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转化为国内外消费者希望和愿意购买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动机。”②由此可见，鲍莫尔等人对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似乎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也就是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并没有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

客观而言，鲍莫尔等人的研究不无道理，因为顺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推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根本任务，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但就我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任务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特殊性来说，以“华盛顿共识”来诠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显然忽视了“经济转型”国家实行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其在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存在某种简单明了的模式或最优化的道路”③。正如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著名学者乔舒亚•雷默所指出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之处就是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而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④乔舒亚•雷默的研究既肯定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及其效果，同时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转型制度与政策设计的认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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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然包括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独特性。因而，理性研究经济转型进程中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以西方市场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作为借鉴自然很有必要，但更须结合经济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原有的制度体系和具体国情，并以此作为解读与评析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特征、问题及发展趋向的基本认识前提。只有这样，有关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研究才能与实践发展趋于一致，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才能有助于市场化改革基础上的我国各级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3.对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考察

广义而言，“经济转型主要是指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国家在 20 世纪后期所进行的转变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驱动作用的一场大变革”⑤。经济转型的根本目标在于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经济转型国家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来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限与有效政府，因而经济转型国家面临的最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并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建构和培育有利于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体系。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层全盘接受了“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与自由化理念。“为了施行激进的改革，俄罗斯的领导层认为只有废除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才能使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建立起来，于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成为计划经济的同义语而遭到冷遇和贬低。”由于大规模地弱化并取消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结果使俄罗斯经济遭到重创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俄罗斯一样，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烈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转型初期也采取了否定政府作用的做法，结果无一例外地使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造成了经济转型中的“体制真空”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体制真空’现象的形成固然首先要归咎于臭名昭著的‘休克疗法’，但是与转轨初期波、匈、捷等国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否定政府的倾向也不无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其当政期间面对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挫折与危机，果断纠正了其前任排斥政府作用的治国理念与政策取向，强调要以“‘强有力的国家’和‘有效的经济’作为其执政的基本取向”。由此，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逐渐从低迷状态走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不难看出，“强有力的国家”与“有效的经济”其实质就是将强有力的政府作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经济转型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也逐步摆脱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政府作用开始理性回归，经济发展走向有序和稳定。

由上述经济转型国家在转型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演进及效应，我们可以得出经济转型国家实行政府职能转变的如下理论思考：首先，经济转型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不能全盘接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而要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具体制度现实。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说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以既定的制度体系作为出发点的过程，转型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转型出发点的初始制度体系。其他国家的制度不能轻而易举地照搬或模仿，生搬硬套可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这表明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要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影响。如果忽视转型的初始状态与约束条件，一味地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信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准则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转型的成功，反而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事实上，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

由于各国制度基础不同，对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的处理也有不同模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转型国家大多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所需基础设施的建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不能纯粹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演进，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时期，一个富有权威并能制定正确发展政策的政府，对于国家的发展尤为必要。再次，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运动，处于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转型国家也常常具有其他处于制度均衡状态的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特征”⑩，加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既无先例可循，也无理论可鉴，因而对于有着深厚计划经济背景与特殊国情的经济转型国家来说，有效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边界，更是一个十分复杂并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4.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基本认识前提

基于对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考察及思考，笔者以为，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在借鉴西方市场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更应关注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密切关联的一些现实与历史因素。只有密切结合这些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来进行研究，并以此作为解析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认识前提，有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才能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

4.1 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职能转变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

“转型国家不仅要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几百年间分阶段完成的职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还要解决几十年计划经济遗留的大量历史问题，此外还要面对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挑战。”因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历程，这一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经济转型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程，基本原因就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就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型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由此可见，与政治体制转型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是所有转型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国同样也不能避免这样的挑战。中国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在经济体制、社会形态、政治体制和对外开放四个方面的转型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这是经济转型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经济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社会冲突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职能在市场制度框架内进一步转变与改革，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4.2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支持和互补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经济转型进程中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并包括其他配套制度改革的大规模系列制度变迁，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其他制度改革的支持与配合，如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契合市场化要求的法制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改革等。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制度改革相配合，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即使再清晰，也将步履维艰。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人所言：

“一个体制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某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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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相关制度改革尽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与建立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进展。如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克服“藏富于地方”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从而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4 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国家财政的绝对控制，但这又使得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与中央政府展开了或明或暗的博弈，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实践表明，这种利益关系“困境”不仅导致地方政府无法走出在职能行使上“越位”和“缺位”的怪圈，而且使得中央宏观调控战略难以在全国各区域得到有效实施。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公众法治意识淡薄所致。郑永年在论述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经验时指出：

“在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实际上间接肯定了我国地方政府在法制基础设施尚不成熟的情形下履行政府职能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当然，其他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制度和省直管县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复杂与滞后，也制约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当下我国各级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履行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区别于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职能模式。可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职能的转变，一方面取决于政府自觉进行角色的转换，同时也取决于相关制度改革的推进。

4.3 我国经济转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

政府职能转变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尽管进行改革和制度变革的原则是具有一般性的，但是好的改革路径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因为制度转型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还十分有限，因此，改革的政策建议不应该试图将某一个特定的模式强加于所有国家”。即政府职能转变的使命不仅在于通过职能结构的重塑为市场化的顺利推进开辟道路，而且还内在地蕴含了通过行政推动发展经济的重要责任，因此试图按照先验的市场制度原则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职能实践来框限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取向是非理性的。总之，改革之初市场化与工业化同时并举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决定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有着自身独特的内容与演进路径。沿着这个逻辑起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经济转型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如贯穿于改革进程中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协同作用、地方政府对经济建设的行政干预、政府在改革初期对于经济职能的过分关注等。

结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35 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始终是围绕着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由于市场机制作用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政府必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劳动者、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等权益。政府还必须采取反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经济性规制，保障竞争公平和消费者利益。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政府必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和规范由市场形成的初次分配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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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收入再分配进行合理调节，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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