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最终五篇）

第一篇：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

“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辨析

【内容提要】“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之争，完全囿于现有关于占有不法原因给付财物性质的各种理论都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可以通过刑法规范本身，分析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财物以及受托人是否向“受贿人”转送财物的刑法规范评价，进而对财物的性质（是否属于犯罪工具性财物）作出评判，在此基础上，根据“截贿”的不同手段，分别界定为诈骗、侵占以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关键词】截贿，介绍贿赂行贿，不法给付

一、问题的提出

“截（劫）贿”并非规范的法律用语，而是泛指贿赂案件中被日常生活所提炼的一种“吃黑”现象，即在介绍贿赂案件中，行为人受托向受贿人转交贿赂的过程中，出于非法占有目的，截取贿赂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归己所有的情况。近年来，腐败案件的查处中，不时牵连出“截贿”案件。与刑法理论中有关占有不法原因给付财物性质的争议一样，“截贿”行为的刑法定性也历来是颇有争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笔者随机梳理了近两年来全国法院数十个涉及“截贿”案件的最新判决，除了行为人谎称可以有关系帮助介绍贿赂而实际上没有能力或者根本就没有联系，其占有请托人款项的行为大都以诈骗罪定罪外，行为人在介绍贿赂过程中，截留部分款项的，如何处理，司法机关仍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多数裁判一旦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对行为人的“截贿”行为也就不再作单独评价，而只是将“截贿”所占有的财物作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

【案例1】2009年下半年，被告人孙某得知司某在运作某经济适用房项目时，向司某提议可以找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王某帮忙，司某先后拿30万元给孙某，转交给王某，孙某将其中18万元转交给王某，余款被其占为己有。法院审理后认为，孙某在行贿人司某和受贿人王某之间实施沟通、传递贿赂财物，在未经行贿人司某同意的情况下，将用于行贿的款项据为己有，所得财物属于非法所得。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没收。[1]可以说，作为非法所得没收是“截贿”行为通常的司法处理。

不过，也有少数裁判，认定行为人“截贿”占有的款项仍属于委托人的，委托人是被害人，明确案发后行为人将“截贿”款项主动退还给委托人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情节。[2]或者认定，行为人收到请托人让其转送的款项后，只将其中部分转送，其余的谎称已经转送而实际占为己有的情况下，应构成诈骗罪，追缴后直接发还被害人（委托人）。[3]

值得关注的是，刑法上不予保护的财物在一些民事判决中却有不同的评价。委托人就行为人的“截贿”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后，法院裁判认定介绍贿赂人取得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委托人。

【案例2】2006年4月，委托人袁某向受托人刘某提出愿意花钱为其父母办理假退休手续，以骗取退休金和为袁某找工作。为此，袁某先后一共交给刘某155000元，刘某将其中29000元用于行贿某劳保管理所的微机室主任张某。由于最后未能办成，2007年6月，委托人袁某向检察机关举报张某和刘某的犯罪。张某以受贿罪被定罪量刑。刘某以介绍贿赂罪被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后袁某以刘某未为其介绍工作，也未为其父母办理好退休手续，遂向法院起诉，向刘某追要事前给付的款项。刘某辩称，诉争的款项属于行贿款，应当予以没收。法院审理后认为，袁某和刘某之间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应确认为无效民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遂判决刘某除用于行贿的29000元以外，余款126000元应当返还给袁某。该判决实际上说，由于检察机关只认定了刘某行贿款是29000元，其占有的126000元款项并未用于行贿，因此不属于行贿款，不应当没收，袁某仍有要求返还的权利。

理论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观点不一。观点一认为，甲欲向国家工作人员乙行贿，委托丙去拉关系并将大量贿赂款给丙由其转交，结果丙予以侵吞。这种接受犯罪之委托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共犯行为，可能与委托者构成共同犯罪。因为刑法原则规定，对所有犯罪的预备犯、中止犯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共谋策划犯罪的行为，是一种犯罪的预备行为，情节严重的，即使后来未着手实行，也应该定罪并追究刑事责任。[5]观点二认为，此种情况属于委托支付，即贿赂款是需要转付的犯罪工具性财物，此等款项由委托人交给受托人时，并没有终局性转移财产所有权的意思，因此予以侵吞的，构成侵占罪。[6]观点三认为，“在截留的情形下，对其截留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应认定构成侵占罪，当然，并不是说对这一部分财物不作评价，其仍然具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意义：（1）其截留财物的数额应当和其他财物一起计算来核定介绍行贿的数额；（2）截留财物的情形可以作为本罪的一个犯罪情节。”[7]观点四认为，因为甲毕竟没有财物返还的请求权，不能认定乙侵犯了甲的财物；另一方面，由于财物由乙占有，也不能认为该财产已经属于国家财产。因此，乙不构成犯罪。

归纳起来，无论是实务还是理论界，对介绍贿赂者“截贿”行为的不同评判，源于以下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1）受托人（“截贿”者）收到委托人用于行贿的财物后，该财物的性质是否为贿赂款（犯罪工具性财物）？（2）委托人将财物给予受托人是不法给付还是不法委托？（3）在介绍贿赂案件中，仅仅将“截贿”所得作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是否存在评价不足？（4）“截贿”如果构成犯罪，是构成诈骗罪还是侵占罪？笔者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相关案例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不同观点生成的理论基础

三、“截贿”行为的类型和处理

在肯定“截贿”行为存在着法益侵害的情况下，“截贿”行为的性质如何确定？有学者认为，行为人仅假借介绍贿赂的名义，将行贿人交予自己用于行贿的财物占为己有，或者介绍贿赂过程中，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拒收贿赂，行为人谎称已经收受而据为己有的，或者对行贿人隐瞒真相，隐瞒部分行贿财物的，均应以诈骗罪定罪量刑。[26]笔者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定罪并不妥当。存在着财产犯罪的情况下，法益侵害的手段决定犯罪的性质。通常，在行为人用欺骗手段直接占有他人财物（贿赂）的情况下，应构成诈骗罪，反之，行为人对“合法持有”的财物占为己有的，则应构成侵占罪。基于上述具有教义学意义的分类，对“截贿”行为的性质，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一）诈骗型的“截贿”行为

1.无能力介绍贿赂。行为人并无介绍贿赂的能力，却谎称可以帮助行贿人行贿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假借国家工作人员的名义向他人索要财物。形式上，委托人自愿将财物交予受托人用于行贿，但该自愿是被欺骗的结果，符合诈骗罪的一般逻辑结构，应构成诈骗罪。

【案例3】被告人周某，在2012年至2013年间，以帮助某公司办理项目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为由，多次向公司负责人陈某索要人民币共计275万元。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周某并没有为公司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能力或条件，多次以此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并将钱款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投资，其行为应构成诈骗罪。[27]

在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件中，行为人谎称认识组织部门的某高官，可以为委托人调动提拔提供帮助。委托人信以为真，将款项交予行为人用于行贿。“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其客观上只是实施了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并没有实施介绍贿赂的行为，主观上其接受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出于非法占有，而并不是按照送其财物者的意愿——疏通关系，所以其不构成介绍贿赂罪，其行为特征完全符合诈骗罪。”[28]

2.不打算也没有实施介绍贿赂。行为人虽然客观上有介绍贿赂的能力（如熟悉可能的行贿对象），但并不打算也没有实施相关的请托行为，对委托人谎称行贿而占有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其骗取的性质也不难认定。

【案例4】汪某因聚众斗殴被公安局依法拘留。汪某的妻子找到当过局领导驾驶员的姜某，请姜某帮忙打点关系，以达到汪某被判缓刑或者免刑的目的。姜某提出要20万元打点关系，最差的结果是缓刑。汪某妻子给姜某20万元。但姜某并没有为王某一事进行“打点”关系，后汪某被判刑3年零6个月。案发后，检察机关以诈骗罪起诉，姜某的辩护律师辩称收钱是为了跑关系，应构成介绍贿赂罪。法院审理后认为，由于姜某收受20万元钱后并没有为王某之事行送过财物，其行为不构成介绍贿赂罪，其侵吞他人“打点”款的行为，构成诈骗罪，遂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29]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蒙骗行为人，将财物托付给自己予以转交，在行为人并不打算为介绍“打点”关系的情况下，说明行为人主观上一开始就有通过欺骗手段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在诈骗不法原因给付物的情况下，由于诈骗行为在前，被害人的不法原因给付在后，没有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被害人就不会处分财产，故被害人的财产损害是由行为人的诈骗行为造成，这就说明行为人侵犯了他人财产，当然成立诈骗罪。”[30]

3.没有转交财物谎称已经转交。行为人取得了请托人财物后，为请托人的利益进行了联系，但并没有向“受贿人”转交行贿款。有两种情况，一是未能找到“受贿人”，委托人所谋取的利益没有实现，财物没有转交却谎称已经用于行贿。

【案例5】某甲的弟弟因犯罪而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某甲打听到一个远房亲戚某丙关系多，便托某丙为其弟弟找人，并给其1万元用于给法官送礼。某丙未能找到熟人，某甲的弟弟依法被定罪量刑。某甲认为某丙没有办成事，向其索回用于送礼的1万元，但某丙谎称已经送礼用掉了而拒绝返还。某甲以侵占罪将某丙告上法院。法院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某甲是不法给付，某丙没有返还义务，该1万元属于犯罪之物，应当予以没收；另一种意见认为，某丙将某甲委托转交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应构成侵占罪。法院采纳了第一种意见，作出了某甲交予某丙用于行贿的1万元，不负有返还的义务。[31]也就是说，受托人此时既不构成犯罪，也不具有财产的返还义务。

二是受托人利用关系实现了请托人的利益，但该款项并没有按照约定转交给国家工作人员，却对委托人谎称已经转交。

例如，有观点以律师要求当事人支付“打点费”为例作分析，某律师以案件处理需要“打点”，向承办法官转送财物为名，收受委托人财物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转送财物，案件的处理结果也获得了当事人的认同，该行为的性质如何确定，对此有观点认为，如果行贿人把财物交给“介绍贿赂人”，介绍人并没有把财物送给“受贿人”，而是自己私自占有，并凭自己与“受贿人”的私人关系帮行贿人办成事。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无介绍贿赂的故意，而是出于占有“贿赂”之目的，但行为人也并无诈骗之意，而是帮行贿人达到了目的，行为人不构成介绍贿赂罪，而是构成侵占罪。[32]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下，受托人具有返还财产的义务。

笔者认为，上述判决和分析都是不可取的。形式上，委托人将财物交付给受托人是主动的、“自愿”的，受托人取得财物后也按照委托人意愿进行了联系，甚至实现了委托人所谋取的利益，但委托人并不是简单地将财物交给行为人保管，而是需要将该财物转交（处分）给“受贿人”，不是处分给受托人自己。虽然在转交之前，行为人似乎“合法持有”该财物，但如果行为人在没有将财物转交“受贿人”时，该财物的如何处分仍应由委托人决定，受托人只能根据委托人意志，受托人虚构财物已经转交给“受贿人”的事实，委托人失去了相应的处分权，行为人“合法持有”也就随之转化为“非法占有”，应属于诈骗行为的一种手段。

4.“多收少送”占有部分款项。行为人从委托人处取得款物后，只将其中一部分用于行贿，另一部分占为己有。对此，虚报部分能否构成诈骗罪，司法处理不一。通常在认定为介绍贿赂后，不再作另外评价。

【案例6】2012年11月初，被告人单某接到刘某的电话，称李某等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某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能否找人商量予以从宽处理。单某找到该经侦大队的大队长邢某，要求对李某等从宽处理。并许诺邢某，可以给予20～30万元的好处费。邢某答应帮忙。单某告诉刘某，“搭人情”需要40～50万元，刘某两次共给单某47万元，单某给邢某20万元，自己留下27万元。后因案件重新审查，刘某要求单某返还47万元，单某称30万元给了邢某，剩下的17万元作为费用用掉了。案发后，单某退出赃款17万元。[33]此案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单某构成介绍贿赂罪，但对其占有17万元没有作评价。

不过，实务中也有将“多收少送”的差额部分作为诈骗罪认定的。

【案例7】计某因贩毒被拘捕，计某亲属找到被告人茅某疏通关系，茅某称认识办案民警，送钱能够解决，先后从计某亲属处取得154300元，其中，14300用于行贿，15万元虚构钱已经送出，实则占为己有。法院审理后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谎称钱已经送出，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此外，送出的14300元构成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7年6个月。[34]此案中，法院对于其中占为己有的部分，判决认定成立诈骗罪。

笔者认为，后一种处理应该得到肯定。理由与前文分析一致，因为行为人占有的财物并没有用于行贿，所以该部分款物不属于贿赂的范围，而行为人对该财物也没有处分权，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同时，受托人占有部分款物的行为与介绍贿赂的行为性质不同，无法为介绍贿赂所吸收。换句话说，“因为行为人获得财物的手段，属于虚构事实的诈骗手段，行贿者因为行为人的诈骗而多支出的‘贿赂’、遭受了财产损失，受贿者因为行为人的诈骗而少收受‘贿赂’、同样遭受了财产损失。尽管贿赂的财物属于赃物，但并不表明赃物在被追缴前其事实占有状态或所有权不受法律保护。”[35]

应当指出，虽然委托者基于不法原因，但这一原因不能削减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人不但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而且主观上的罪责一点都不比普通的欺诈轻。正如学者所指出，“从主观恶性的角度来讲，诈骗不法原因给付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表现为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地骗取并占有他人财物，这种恶性并不能因其与被诈骗者所处的民事关系的不法得到宽宥；相反，利用非法的关系进行诈骗，其手段甚至比一般的诈骗在恶性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刑法不将其认定为犯罪是难以让人接受的。”[36]

（二）侵占型的“截贿”

介绍贿赂的案件中，受托人能否成立侵占罪，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需要转付的犯罪工具，给付人将其交给受付人，目的不是让受付人保管，而是让其尽快转送出去，以达到犯罪目的（如谋取贿赂带来的利益、买到毒品），因此，此类财物难以被解释成‘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而将其定性为犯罪过程中的工具性财物更为合适。当受付人恶意侵占此类财物时，可以认为是侵害了原初的占有（持有），应定更严重的罪而不宜定较轻的侵占罪。”[37]还有观点认为，根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接受财物前还是接受财物后，分别认定为诈骗罪和侵占罪。这固然有些道理，但“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产生于接受给付时还是之后，往往很难证明，而难以查明结果，不应导致罪与非罪截然不同的结论。”[38]肯定的观点认为，刑法上的所谓“合法持有”，“仅仅是指手段上排除非法取得，而不包括对财物性质的评价，要求财物本身也要排除合法性。”因此，“介绍贿赂人在转送贿赂过程中经手的贿赂财物，应视为行贿者合法委托保管的财物，介绍人将之据为己有，应成立侵占罪。”[39]

笔者认为，受托人的“截贿”行为往往与欺骗行为相联系，因此，一般不构成侵占罪，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侵占罪的成立。行为人取得为委托人的财物，本用于特定的用途，在按照委托人意图转交之前，该款并不是贿赂，而是由行为人经手保管的财物，在没有使用欺骗的手段占有该款物的情况下，仍有可能成立侵占罪。

实务中，构成侵占行为的“截贿”主要是行为人出于介绍贿赂的故意接受了财物，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实施介绍贿赂的行为,在委托人要求归还的情况下，拒不归还。如行为人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行贿对象，接受请托人请托予以寻找对象，在没有找到行贿对象的情况下，该交付的款项并没有成为贿赂，应该予以返还委托人，行为人拒不归还的，应构成侵占罪。又如，行为人接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为其进行财物的转交，但还没有转交，所请托的事项已经有了结果，已经不需要行贿，请托人要求返还，行为人不予归还的，同样可以构成侵占罪。

（三）事后不可罚的“截贿”行为

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委托行为人向行贿对象转交财物，但遭到拒绝，行为人乘机将全部贿赂“截留”，占为己有，对行贿人谎称贿赂已经转交。对此，有观点认为，“在该情况中，行为人实施介绍贿赂最初并无‘截留’贿赂物的故意，是在替行贿人保管贿赂物后才产生‘截留’故意的，因此完全符合侵占罪的主客观要件。”[40]

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受托人已经按照委托人意图实施了行贿行为，无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接受，在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收受或者退还的情况下，受托人是将款项返还给委托人抑或受托人自己私吞，都不能改变该款项已经成为贿赂的性质，即都属于应该没收的赃款赃物，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受托人，都是赃物犯罪的本犯，受托人也没有返还该财产的义务，因此，其私吞行为不单独构成财产犯罪。可以在介绍贿赂罪或者行贿罪中得到评价，该贿赂款则应予没收。

（四）不构成罪的“截贿”行为

1.随意使用委托交付的款项后归还的。行为人获得委托款以后，并没有转交，而是私自随意使用。我国学者指出，“在规定用途而委托金钱的场合，受托人随意使用金钱的行为难以被认定为侵占，这是由金钱的特殊性决定的。只有当受托人拒不归还或无等额金钱归还时才能论之以侵占。”[41]由于转交贿赂并非行为人的义务，不转交行为不成立犯罪。又因为该款没有用于行贿，所以也就没有成为赃款，行为人违背款物的既定用途随意使用行为，尚无法进行刑法评价。只有行为人随意使用后，拒不归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侵占犯罪。

2.委托人没有指定款项用途的。委托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请托行为人帮助联系国家工作人员，并给予所谓“活动经费”，该费用并没有指定用途。对于委托人而言，往往关注的是不正当利益的最终取得，至于交付的款物行为人如何处理，在利益实现的情况下，行为人有无用于行贿，用多少钱行贿，并不特别关心，甚至交付的款项中也心照不宣地包含了所谓“介绍费”或“辛苦费”。如果行为人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没有通过行贿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事后将所谓“活动经费”占为己有的，应当据此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如果行为人将其中一部分款项占为己有的，应当认定为行为人介绍贿赂所得，作为非法所得没收。

四、结语

分析至此，本文开始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性的答案：（1）受托人（“截贿”者）收到委托人用于行贿的财物后至实施行贿前，该财物尚未成为贿赂款（犯罪工具性财物），可以成为诈骗罪或者侵占罪的对象。（2）委托人将财物给予受托人不属于不法给付，也没有处分给受托人，而是委托转付。没有实施行贿的情况下，委托人有权要求归还。（3）“截贿”行为是否需要刑法作单独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视受托者有无实施行贿行为而定：将全部款项用于行贿后有“截贿”行为的，不需要单独评价。反之，没有实施行贿或者只将部分款项用于行贿的，则应当单独评价。（4）“截贿”行为是取财的手段，既可能构成诈骗罪，也可能成立侵占罪，在单位行贿的情况下，受托人甚至不排除贪污罪的可能。

【注释】

[1]参见“贵州省霍山县人民法院（2014）雷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4）尧刑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宜刑重终字第00001号刑事判决书”。

[4]参见“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驻民四终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

[5]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6]李齐广、谢雨：《论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7]林亚刚主编：《贪污贿赂罪疑难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8]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02页。

[9]［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

[10]［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第2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11]参见［日］谷口知平：《不法原因给付研究》，转引自［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3页。

[12]［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13]同注[9]。

[14]同注[12]。

[15]［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16]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9页。

[17]［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18]陈子平：《刑法各论（上）》，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13页。

[19]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20]同注[7]。

[21]刘凤科：《刑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特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22]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0～1001页。

[23]［美］乔治·弗莱彻：《反思刑法》，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4]王骏：《不法原因给付问题的刑法实像——以日本法为中心》，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3期。

[25]杜文俊：《财产犯刑民交错问题探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

[26]李文峰：《贪污贿赂犯罪认定实务与案例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页。

[27]参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4）西法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

[28]同注[20]，第237页。

[29]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衢刑终字第204号刑事裁定书”。

[30]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

[31]参见姚万勤：《不法原因委托物能否成为侵占罪的对象》，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2期。

[32]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二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33]参见“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2015）东刑初字第00163号刑事判决书”。

[34]同注[3]。

[35]肖中华：《贪污贿赂罪疑难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36]周威坤：《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7]陈灿平：《谈侵占罪中刑民交错的两个疑难问题》，载《法学》2008年第4期。

[38]杜文俊：《财产犯刑民交错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

[39]同注[35]。

[40]李希慧主编：《贪污贿赂犯罪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赵煜：《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实务指南》，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88页。

[41]王骏：《不法原因给付问题的刑法实像——以日本法为中心》，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3期。

第二篇：赌球行为 赌博 刑法规制论文

赌球行为论文：论赌球行为的刑法规制

【中文摘要】足球比赛追求技术与速度的完美结合,激烈的身体对抗和瞬息万变的比赛形势使之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多了一份激情和悬念。然而,正是足球比赛的这些特性以及球迷队伍的庞大,让许多“庄家”看到了利益,小到国内联赛大到世界杯,“假、赌、黑”现象愈演愈烈。在中国,赌球行为亦是屡禁不止,这不仅是对广大球迷的欺骗和伤害,更是对中国足球文化的腐蚀。2009年,公安部痛下决心联合司法等部门进行足坛“扫黑”,上至足协高官,下至俱乐部球员,数十人将因为参与赌球面临刑事处罚。轰轰烈烈的“足坛反赌”行动受到了众多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关于赌博罪的量刑原本就畸轻,如对赌球行为继续沿用这一条文,过低的犯罪成本必定无法遏制或者完全消灭赌球现象。因此,笔者建议将赌球资金达到一定标准以及赌球次数较多的参赌者列为赌博罪的犯罪主体,同时,通过刑法解释的形式在赌博罪刑罚基础上提高赌球行为的自由刑上限,并且规定从重处罚的情形加大财产刑处罚力度。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赌球概述。主要对赌球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以及赌球形成和日渐泛滥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对赌球的社会危害性作简要论述。第二部分:我国现有立法对赌球行...【英文摘要】

【关键词】赌球行为 赌博 刑法规制 【英文关键词】

【目录】论赌球行为的刑法规制8-99-1010

摘要4-8引言第一章 赌球行为的界定9-14第二节 赌球成因分析10-1

2二、管理缺位10

第一节 赌球概述

一、利益诱惑

四、打

一、影响

三、立法漏洞10-11击困难11-12体育精神12罪1

3第三节 赌球的社会危害12-1

4二、败坏社会风气12-1

3三、诱发其他犯

四、流失大量资金13-14第二章 我国现行立法对赌球行为的规制及缺陷14-21刑法规制14-17

第一节 对各类主体参与赌球的二、一、对足协高层涉赌的规制14-1

5三、对球员、教练员涉赌的规制对俱乐部涉赌的规制1515-16

四、对比赛执法裁判涉赌的规制16

五、对聚众赌球者、赌球庄家的规制16-1717

六、对普通参赌人员的规制

一、犯罪主体范第三章 赌球行为定

一、不增第二节 刑法规制存在的缺陷17-

21二、量刑过轻19-21围过窄17-19罪及量刑建议21-28设新罪名21-2

3第一节 罪名方面21-2

5二、扩大赌博罪犯罪主体范围23-2

5一、提高自由刑刑罚上限2

5三、明确财产刑处罚标准

致谢31 第二节 量刑方面25-28

二、规定从重处罚的情形25-2626-28结论28-29

参考文献29-31

第三篇：《截访行为的法律规制》 行政法论文

截访行为的法律规制

——以高淑琴案为例

一、截访现象产生的原因

截访现象似乎从没淡出过公众视野，近年来，随着中南海、天安门闹访事件的增多，“维稳”口号的强调，截访的发生频率越高，故意伤害、“黑监狱”等长期以来的诟病也没有得到缓解，在行政法律诊所接待的上访户中几乎都有被截访经历，多人遭遇截访后曾被打伤和非法拘禁。信访制度源于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最开始的信访多是信件传达，是公民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参与政治的渠道。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4年前后，信访总量涨得非常快，信访也演变为上访。到了2003、2004年，上访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伴随而来的是截访，截访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地方干部考核的标准里增加了上访指标。1990年代后期之前，地方干部的考核里没有上访，随着后期上访量的增加，上级政府的接待成本、治安成本也随之增加，尤其是随着改革推进，大量的农村、城市集体问题诸如搬迁、土地强征、拆迁等出现，利益受害者也改变策略集体上访抱团取暖，使上访容易演变为上级政府如遇大敌的“群体性事件”，让上级政府不得安宁。于是从一些有上访大户的市县开始实行，在年末考核时的一票否决制度里加上限制上访人数的标准。

除却1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有维稳的信访考核指标的原因，还涉及到具体的问责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截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做错了，害怕上访人员告状后翻案，令其被追责。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为了面子工程与政绩，推动很多运动式的执法和运动式的政策出台，手段简单粗暴只求结果，而不顾及他人利益，一个小小的举动便使得多少普通居民的生活被毁于一旦，也很容易给下一任或者下下任留下太多的麻烦和问题。以代汉林案为例，2014年5月6日，界首市颍南街道办向代汉林的父亲下达“三边三线”工程清除路边废旧物品通知书，代汉林本人并未收到任何通知。便于2014年12月26日、27日、28日三天时间内，派出街道拆迁办带领城管、派出所、社会闲杂人员200余人来到代汉林厂房，扣押废旧钢铁112车（未过磅），毁坏压块机、剪铁机和厂房建筑。随后，街道办事处对于扣押行为作出回应，下达对代汉林违规路边堆放废物行为的行政处罚的登记保存决定。2015年9月29日，拆迁办在无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向代汉林妻子周丽芹的银行卡内打入三万零六百元钱。其后，市政府在并未取得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已在代汉林原厂房的宅基地上开展施工修建住宅。代汉林的妻子周丽芹向合肥信访办、界首市信访局上访，信访回复一致认为街道办行为无违法之处。

2005年出台的新信访条例，把信访责任做了调整，信访部门扩编，从一开始的接待、登记、转办职能，增加到需要督查、催办。虽说增加了权利，但信访部门始终不是职权部门，也无法像检察院、纪委那样直接手握监督的权柄，且不说很多信访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鸵鸟心态，即使信访部门将相关问题向有关部门做出了传达，也无法有力监督有关部门的落实，很多上访人员即使手握信访部门的回执，也无法要求乡间的地头蛇强制执行。

1信访问题：访民、官员与政府文 | 马怀德赵树凯周志兴 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信访当事人的诉求不合理不合法，即使访民造访的部门认为其上访有理,也少有哪个机构肯于承担纠正原裁定、原处分的责任。即使多个部门都认识到应当共同分担这一责任，也没有哪个部门愿意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打破潜规则者先亡”，似乎已成为政员墨守的定律。就像皮艺军在《信访与足球》一文中所说的比喻：“由于无人射门，比赛不论输赢，于是不需要裁判员，每个队员都可以各行其是，各循其则。没有人对这场球赛中的黑哨！赌球！恶意犯规！有意延误比赛的行为进行监督，信访也就演变为一场没有独立裁判主持的任性游戏。”2

一方面因为地方信访局缺乏实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方部门的这种鸵鸟心态，使得访民普遍认为在地方上访没有效力，然后就落入了越级上访——截访——闹访——截访的死循环。大量访民涌入北京，在北京南站附近形成了“信访村”，集体前往天安门、中南海等地上访，以图引起重视。地方政府为了截访也无所不用其极，截访公司、“黑监狱”等也没有因为被曝光而消失。

二、截访行为的定性

平等原则是法律正义的基本要求，截访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也不能因其特殊的背景而得以开脱，在处理截访行为时，截访行为的定性却成为争议的焦点，以高淑案为例。

高淑琴上访的起因很简单，由于秦皇岛市抚宁县杜庄村村委会被买通，未经程序将村集体土地售卖，卖地款共一千三百万，却只返还村民五百六十一万，当地村民失了土地又没有获得足够的赔偿，多次寻找上级反应无果，于是走上多年上访之路。在最后一次来北京上访时，抚宁县信访局局长及当地副镇长却带着十几个人来北京截访，直接冲进了旅店将二人带出，押回了抚宁县，以上学习班的明义将二人与其他上访者关在黑监狱里非法拘禁了15天，其中当事人高淑琴的丈夫身患高血压，在被挟持时因情绪激动、受到惊吓，血压升高，被在被关进黑监狱的当晚就昏迷不省人事，后被送往当地医院，只在医院住了一天，便在未脱离危险、未通知家属、未获得医院允许的情况下被截访的工作人员强制出院，导致病人留下严重是高血压脑梗后遗症，瘫痪在床。截访一事不但有多名人证，该工作人员还曾在医院的出院声明上签了字。

高淑琴曾以信访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当地法院以信访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为由驳回起诉。

截访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如果不是，截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关于对信访处理行为的理解3:有学者认为信访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具有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和实效性，因而认为其地位应当定性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补充机制和疑难处理机制。而反对这一“特殊主义”理念的学者则认为这个观点实际上认同了一个法律之外的信访体系，而信访体系不应该为司法体系“兜底”，承认信访体系与司法体系平行会破坏司法权威，且不应强调信访的督查功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更趋向由专门监察机构，或者由代议机关直接行使监督权。

就行政复议范围而言，对信访和信访处理活动的属性认识的出发点应当是信访活动是否属于行政活动？是否属于职责内活动？是否属于职责内的具体行政 2信访与足球皮艺军《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4 期 3信访投诉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法理论纲程洁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行为？如果截访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针对特定人就特定事项所做的决定或安排，就应当视为合乎复议范围的行政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那么对信访具体事项的处理结果应当视为具体行政行为。

鉴于此，也有学者认为：4“行政复议是否受理信访处理行为，应当按照职权而非按照形式决定。如果属于职权范围，无论是基于《信访条例》而产生的职权还是基于其他立法产生的部门职权，都应当接受复议的监督。” 然而这样的划分却面临现实的难题：截访多是私下进行，即使是当地政府的要求，也不会留下书面记录。当面对截访行为时，行政机关绝不会承认这是“单位决策”，是“职务内活动”。在高淑琴案中，抚宁县信访局不承认副局长去截访是职责内活动，“这是副局长的私人决定，与单位无关”是万能借口，而截访人员通常也不会将“脏水”泼向其工作单位。

因为上下包庇，截访行为少有追责，即使截访的性质访民心知肚明，但只要明面上不留下书面证据，即使对截访进行追责也难以牵扯到特定的行政机关。将截访纳入行政复议处理范围的条件看似不严苛，实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达成。

如此一来，截访行为通常情况下只能被定义为个人行为，如果给访民造成了伤害，则以故意伤人和非法拘禁处理。但截访往往发生在外地，访民被从北京强行带走时往往无法报警，其被带回当地后就会以“上学习班”、“居委会特殊照顾孤寡老人”等名义被投入“黑监狱”进行关押，既无法向当地公安报警，也无法向当地公安举证，在很多情况中，甚至当地公安就是截访人员。

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2 月 5 日河南禹州 10 名在京截访人员被判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正式对一起非法拘禁来京上访人员案作出一审判决,王高伟等 10 人因非法拘禁罪获刑 2 年至 6 个月不等,其中三名未成年被告适用缓刑。这条北京首次判决外地截访人员的新闻，在当时被大量媒体转载，有人甚至振臂高呼“希望将截访获刑纳入司法指导判例”，其后却被证明此消息是假新闻。

至此，截访似乎已成为无解的病症，截访人员用事实和行动告诉所有人：暴力与权利依然可以轻易撕掉这个“文明社会”的法制面纱，底层的人穷尽一生，也可能无法获得救济。

三、信访的法律规制手段

如果直接的救济无法得到保障，换一个角度来看，解决信访问题或许才能解决截访的根源。

如何改革信访制度？有学者提出了信访机构功能的转换。现行的信访制度的政治参与功能逐渐萎缩，而权利救济功能扩张过度5。“在我国宪政制度的架构中,司法救济应当是最主要的救济方式,行政救济(行政复议)也是重要的救济方式,信访制度只是一种辅助性和补充性的权利救济方式。”信访机构至今尚未摆脱人治主义的运作模式6 ,虽然其职责权限、主管事项、运作程序等在信访条例中都有相对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信访机构的工作内容及运行仍然带有较大的含糊性、随 45信访投诉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法理论纲程洁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信访制度功能的扭曲与理性回归孙大雄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总第144期)6信访制度之进退对信访机构功能定位的思考卢学英当代法学第20卷第3期(总第117期)意性和随机性。在信访无解的情况下，将信访人员分流到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系统中，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马怀德：“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领导减少批示就能减少信访量。为什么？你批得越多，老百姓觉得解决的效果就越好。我把这称之为不受时间、证据、程序、形式、步骤等一切因素限制的，一步到位直通车式的解决问题办法。”这种直通车式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画给访民充饥的大饼，用极小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吸引着访民前仆后继，最后却都成了牺牲品。

司法救济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将原本可以通过正常救济手段解决的事情还归司法，其解决的可能性也比信访有保障。但访民们不寻求司法途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举证艰难。一位普通市民，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往往是无法保留证据的，尤其当其是与医院、政府、公安、司法机关对抗时，更是几乎不存在取证的可能。在很多所谓违法建筑强拆案中，当事人住的房子在偏远之地，四周没有邻居，一旦当地政府趁当事人外出便拆掉房子，当事人甚至无法拿出，自己的家园被毁掉的证据。虽然现行诉讼法多要求医院、政府等机构在面临诉讼时需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分配，但仅是要求这些机构举证责任倒置都不足够，还需要对其所举证据进行严格的审查。

除了还访民于司法，还有学者提出将信访制度与人大制度对接7。于建嵘、童之伟等学者是主张信访制度应回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于建嵘教授明确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赵树凯教授8则认为在基层上访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此制度一个是可以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让人大代表真正对选民负责，另外就是让老百姓有相对比较权威的统一的渠道，能够减轻信访的压力或减轻非法定渠道的压力。

如何打破截访的恶性循环？如何减轻信访这一重重压在社会秩序上的包袱？我们或许只能继续向前走才能找到答案。

参考文献：

———————————————————————————————————— 《信访问题：访民、官员与政府》文 | 马怀德赵树凯周志兴

《行政信访法制化途径研究》李臻涵南丽军经济师2015 年第 12 期 《信访与足球》皮艺军《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4 期

《信访投诉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法理论纲》程洁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信访制度功能的扭曲与理性回归》孙大雄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信访制度之进退对信访机构功能定位的思考》卢学英当代法学第20卷第3期 《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一湖南衡阳考察》于建嵘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应星 《上访体制的根源与出路》张千帆探索与争鸣2012年1月

《论信访权利与信访制度——比较法视角的一种考察》林来梵余净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3期

《进京上访的社会管理——从“黑监狱”现象切入》侯猛关法学2012年第5期

78行政信访法制化途径研究李臻涵南丽军经济师"2015 年第 12 期 信访问题：访民、官员与政府文 | 马怀德赵树凯周志兴

第四篇：刑法的性质(教材总结)

刑法总结之概念，性质，任务，基本原则

一．刑法的概念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具体些说，也就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

二．刑法的性质

刑法的性质有两层含义：一是刑法的阶级性质；二是刑法的法律性质。

（一）刑法的阶级性质

刑法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刑法，它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保卫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保护广大公民当前及长远的利益。我国刑法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服务四化的有力武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这一切都反映了我国刑法的社会主义本质。

（二）刑法的法律性质

其一，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更为广泛。刑法的调整对象不限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刑法所保护的是所有受到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

其二，刑法是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保障法。没有刑法做后盾、做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实施。

其三，刑法规定内容的特定性。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

其四，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因为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而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像这样严厉的强制性，是任何其他法律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正因为刑法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刑法的法律性质不同于其他法律，它是直接用来同犯罪作斗争的法律。

三．刑法的任务

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四．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体现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即：坚持法治，摒弃人治；坚持平等，反对特权；讲求公正，反对徇私。

第五篇：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避税是指纳税人试图滥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法律所未预定的异常的行为安排达成与通常行为方式同一的经济目的,谋求法律规定外的减轻税负的行为。明确其法律性质，不管是对征税主体还是纳税主体来说，都有利于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

一、学界观点及浅析

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对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分歧仍然很大。对于避税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违法、合法和脱法。

（一）避税行为是违法行为

只有部分学者持该种观点，他们认为避税行为违反了税法的宗旨，违反了量能课税的税法原则，并且因为部分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导致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其他未采取避税行为的“合法”纳税人比采取避税行为的纳税人多交纳了税款，造成了纳税不公，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但该观点问题不少。税法的宗旨主要体现为保障税收三大职能的有效实现,即保障有效获取财政收入、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应该是政府的任务,不应该成为纳税人的负担。要求纳税人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无疑是把税收职能实现的任务置于普通纳税人身上。

（二）避税行为具有合法性

认为避税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是避税行为并不违反税法的文义规定,且是私法上适法有效的行为,选择何种行为方式是纳税人的行为自由。另外，对于纳税人种种避税行为，法律都是无能为力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不准做出这些避税行为，亦即“法不禁止即可为”。

因为避税行为越演越烈及其导致的税收功能的发挥存在严重障碍和避税规制的现实必要性，而渐渐被多数学者所摈弃。虽然摈弃该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也掩饰不了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基本赞同该观点。

（三）避税是一种脱法行为

所谓脱法行为，是指行为虽抵触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却无法加以适用的情形。脱法行为的本质，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实现一定的行为目标，同时达成法律无法对其适用的目的。

该观点认为，避税行为既不是合法行为也不是违法行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按照该观点的说法，避税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因为它并没有触

犯某种法律规范，因而它并不违法。但是，不违法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法的，因为，它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触犯法律，但在实质上，它是有违法的宗旨和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这种说法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合逻辑性的缺陷。根据持该观点学者的说法，避税行为不违法，也不合法，它是作为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而存在的，但是这样一个中间状态是否存在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避税行为法律性质新探

笔者基本赞同避税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的观点。其合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合法的根源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

也就是说避税行为合法的前提在于该行为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即所谓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具体在税法上即是“无法律则无课税”或“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所以，避税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就在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征税主体必须依法行使征税权力即国家必须依法征税,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而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第二，纳税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地位看，一方始终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另一方则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国家拥有立法权力，可以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单方面决定产生、变更、终止税收法律关系。但是，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只能将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

据此可以看出，避税行为是否合法，不应由学者们作价值判断，而是应该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作出事实判断。法律不作规定，只能将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

（二）避税没有违反税法宗旨和税法基本原则

纳税人只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至于税法宗旨的实现，则不是他们所应该也不是他们所能够保证的。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完善和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以及高素质的税收征收队伍来保障合税法的宗旨的实现，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政府的失职。纳税人有根据税法进行选择的自由，这是宪法予以保障的。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只是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且，避税是行为人利用税收法律的漏洞和缺陷的行为，它并没有削弱税法的法律地位。避税实质上就是纳税人在履行应尽法律义务的前提下，运用税法赋予的权利保护既得利益的手段。国家针对避税暴露出的税法的不完备、不合理，采取修正、调整举措，也是国家拥有的基本权力，这正是国家对付避税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三）避税产生的原因不可归责于纳税人

从避税产生的原因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经济的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无偿的强制性转移。纳税人受利益驱动，有着强烈的减轻乃至免除其纳税义务的本能欲望。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立法者文字表达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的飞速发展，既使是最高明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也会受存在法律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它缺陷。税法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成文法的局限性，从而使纳税人具有了规避税法的现实可能，这是不可归责于纳税人的。

（四）避税是一种私权利

除了遵守税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之外，纳税人的其他行为应该是一种授权性的行为或者说是享有选择权的行为。避税行为在不违返税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下，可以认定为一种纳税人的私权利，纳税人享有选择的权利。纳税人为了减少税赋都会采用比较经济的考虑才能使自己的税少交或者不交，可以采用避税、税收筹划等方式来对自己的税收行为进行计划。

三、结语

避税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人”，不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其目的所在，国家不应该因为自身立法原因造成的税收减少问题来否认纳税人的自由。国家只能够通过自己对立法的完善来减少纳税人避税的机会，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所以在现阶段，避税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不应该遭到法律的抵制。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程燎原, 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3]曹建明.国际经济法学[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