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意义下“醉酒驾驶”行为定性若干问题研究[全文5篇]

第一篇：刑法意义下“醉酒驾驶”行为定性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意义下“醉酒驾驶”行为定性

若干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刑刑法修正案

（八）》将醉酒驾驶正式列入刑事犯罪范畴，然而关于“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讨论并没有结束。“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单独入罪以及其应当怎样入罪等问题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醉酒驾驶 行为 定性

一、“醉酒驾驶”行为入罪必要性分析

（一）“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单独入罪

尽管《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明确规定“醉酒驾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刑法学界对于其是否应当单独入罪的争论并没有停止。

一部分学者主张“醉酒驾驶”行为应单独入罪，主要理由有：第一，我国当前危险驾驶导致重大伤亡的交通事故的机率非常高，为了从根本上遏制危险驾驶机动车辆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减少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第二，醉酒驾驶屡禁不止显示了醉酒驾驶违法成本太低，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醉酒驾驶行为；第三，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刑法应该对危险驾驶这样的高风险行为提前介入；第四，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对人民的法益提前予以保护，复合国际形势立法的潮流。⑴

一些学者则认为，“醉酒驾驶”行为不应单独入罪，主要有：首先，按照当前的刑法罪名（如交通肇事罪、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可以对“醉酒驾驶”行为予以定罪处罚，对于较为轻微的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也完全可以用行政处罚予以规制；⑵其次，即使当前不存在对“醉酒驾驶”行为处罚具有比较有针对性的罪名设置，仍然可以通过对刑法进行必要的解释来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⑶

笔者赞同对“醉酒驾驶”行为采取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醉酒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是刑法保护法益的功能所决定的。同时，“醉驾入刑”的积极性，主要表现为“宣示”其对“醉驾”行为的明确否定，正如刑法理论界指出的，危险驾驶行为除“飙车”和“醉驾”之外，还包括吸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等。然而立法者仅选择前两种行为作为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绝不是因为由于“飙车”和“醉驾”具有更大的社会危险性关键原因在于：同“飙车”行为一样，根源于我国独特的“酒文化”，⑷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更具普遍性，民众对其深恶痛绝。由此，立法者在刑法对“民愤”给予回应，显示出国家层面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否定，从而更加“醒目”的对“醉酒驾驶”行为敲响警钟。

（二）是否一切“醉酒驾驶”行为都应当入罪

《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基于此，“醉酒驾驶”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只需行为人有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可。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未达成一致。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指出，对“醉酒驾驶”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不应仅从文义上理解《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对这类行 1

为处理应当慎重。此种表态引起了舆论的热议，质疑这种表态有造成司法不公的可能。

根据刑法通论，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行为。据此，作为犯罪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其他适用法律不足以对其进行恰当的处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是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即使表面上符合犯罪的形式要件，仍然不能作为犯罪，不能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这是刑法补充性和谦抑性的要求，是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刑法》“但书”也将这类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以外。基于此，“醉酒驾驶”行为尽管在法律文本中并未对危害结果或情节等有具体要求，仍然不能将一切行为都以危险驾驶罪论处。认定“醉酒驾驶”行为为醉酒驾驶罪仍然要考虑具体案件中的醉驾行为是否确实具有社会危害性，详言之，即该行为是否确实会置公共安全于现实危险。该行为确实会造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且符合危险驾驶罪的主客观要件，理所应当的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刑；倘若行为人的“醉酒驾驶”行为确实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任何危害，则不应对其科以刑罚，比如行为人凌晨时分在公路上（行为人平时多日观察该段路程凌晨时分几乎无任何车辆行驶）醉酒驾驶机动车回家。此外，笔者认为对将一部分“醉酒驾驶”行为作非罪化处理并不会招致司法不公，理由在于：将“醉酒驾驶”行为中的一部分作非罪化处理只是将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或是根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醉酒驾驶”行为出罪，即此种出罪是有一定的标准可依，而非人为的任意出罪；并且，这类出罪的标准——“是否确实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案件事实来反映的，并非不可捉摸。因此，在司法认定的过程中，严格把握对“醉酒驾驶”行为认定的标准是不易导致司法不公的。

二、“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方式分析

（一）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主观方面定性分析

要准确对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进行定性，首要的问题是对该行为主观方面有正确的认识和界定。目前刑法理论界就此行为在主观方面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二是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认为过于自信的过失的成立，需以“根据”（作出能够避免危害结果这一结论的“依据”）客观存在为前提，如确实有通常能避免结果发生的技术、体力、外在环境等等。但若该赖以亲信的“根据”不是客观的，而是行为人臆想的，则这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因素就不是“轻信能够避免”，而是“放任”。⑸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在此种情形下主观方面应为间接故意。不可否认，在间接故意的犯罪行为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当然也不是积极追求的。然而在任何间接故意犯罪的情况下，都是以追求某种目的结果为前提的，正是这种目的结果，导致了行为人原先的不希望意志状态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一旦行为人在这种目的支配下决意实施预定行为，于是原有的不希望意志形态自行消灭，转化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报听之任之的放任意志形态。⑹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应有这种认识：酒精的摄入会降低机动车驾驶人员对机动车的驾驶能力，人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与在正常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是存在明显的驾驶感觉偏差。在这种认识下，行为人仍然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显然是对造成公共安全遭到损害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包容态度。

（二）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具体罪名认定分析

1．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与交通肇事罪

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如果构成犯罪，其主观方面为间接故意，故应当排除性地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根据理论通说，交通肇事罪是我国刑法中典型的过失犯罪。然而笔者看来不然，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值得进一步分析。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毫无疑问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过失。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

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在这几种危险驾驶行为下的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实际上在主观方面应当定性为间接故意。由此，在这些情形下也是一种间接故意的犯罪。因而在理论界也有关于“复合罪过形式”罪名的提法。”⑺但笔者并不认同交通肇事罪是这种“复合罪过形式”罪名的观点，因为复合罪过形式是指一个行为是在多种罪过形式的支配下实施的。笔者所提出的故意的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下，其实交通肇事行为仍然是在间接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并不存在多个罪过形式。综上所诉，在醉酒的状态下交通肇事的行为只要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仍然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只是这种情形下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和传统的交通肇事罪有所不同，表现为间接故意。

2．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为处理这一类案件提供了统一裁判的依据，有必要对此作出较为详尽的分析，从而正确的对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正确的定性，从而找到在此类行为中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以做到罪责性相适应。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相当的，能够同时造成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多数人死伤或者公私财物广泛破坏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而，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具备的前提的是：醉酒驾驶行为属于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语境下的“危险方法”。只有这种醉酒驾驶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之间具有相当性时，才存在将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⑻《意见》也强调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的行为方式，并非一切醉酒驾车肇事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没有这种任意冲撞的后续行为还是应当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这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因而，在处理“醉酒驾驶”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到底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问题上，应牢牢把握“相当性”这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对行为可以正确的刑罚，真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周详：《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法学》2011年第2期。

⑵漆昌国：《醉酒驾驶行为的刑法评价——以孙伟铭案件为视角》，《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⑶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行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法学》，2009年第9期。⑷此处所说的“酒文化”在笔者看来实质是一种不良的“文化”，是我国“酒文化”中的糟粕。

⑸石经海：《醉驾行为定性之我见》，《人民检察》2010年第6期。

⑹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14、215。

⑺肖中华，王海桥：《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法学论坛》2009年第6期。

⑻梅传强，胡江：《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法学》2009年第9期。

[1]周详．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J]．法学，2011，（2）．

[2]漆昌国．醉酒驾驶行为的刑法评价——以孙伟铭案件为视角[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3）．

[3]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行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J]．法学，2009，（9）．

[4]石经海．醉驾行为定性之我见[J]．人民检察，2010，（6）．

[5]陈兴良．刑法哲学[J]．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14、215．

[6]肖中华，王海桥．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J]．法学论坛，2009，（6）．

[7]梅传强，胡江．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J]．法学，2009，（9）．

第二篇：危险驾驶罪下“超载超速”行为的研究

危险驾驶罪下“超载超速”行为的研究

一、“双超”型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

近年来，因汽车超员超速、危险化学品运输、保管不当等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从事校车或者旅客运输业务，由于一般车辆里有大量乘员，一旦发生事故，涉及大量群众的生命安全，其危害性很大。而在实践中，有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业务的人员为了追求时间成本利润或者金钱利润，无视额定的载客数或者规定的时速，一旦不慎，导致的都是触目惊心的重大交通事故。面对我国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而导致严重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的现状，加上我国正处在交通安全理念由“安全高效”向“人本主义”的转型期，这就对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充分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1。为了顺应这一形势，规制超载超速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国也逐渐强化了对超载超速行为的立法。

立法者在立法时之所以将从事校车和客车业务的严重超载和超速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主要是因其社会危害性比货运业务或者其他业务车的超载超速更加严重，若是发生事故就会导致大量人员受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已然超出了民事和行政制裁的最大边界，已实际侵入到刑法调控的领域，需用刑罚对其予以制裁才足以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根本使命，这也是风险社会刑法对重大公共法益提前保护做出的合理应对。因此，将此二类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化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反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的终极价值追求，2具有立法的正当性，这些类型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且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十分严重，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有效遏制这些种类的行为时，就要选择动用刑罚。

12李凯：《交通犯罪的刑法规制》，《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郭小亮：《新型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二、“双超”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要件

校车、客车超载超速行为责任往往不仅仅在于机动车驾驶人，更多地或许在于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校车驾驶员明知车位不够，严重超载可能会发生事故，危及学生的人身安全，但是因为经费有限无法配备足够的校车，学校管理人默许甚至强令驾驶员超载，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校车的驾驶员通常只是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雇员，其通常要接受雇主即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监督并且依命令行事，驾驶员往往是怕丢掉工作而铤而走险超员超速驾驶3。基于此，此次新修条款对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也特别提出了规定，这将有利于全面强化学校和企业所有人和管理人的安全管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有力推动校车、旅客运输业务主体责任的落实和进步。

2犯罪客体要件

严重超载超速型危险驾驶罪在这方面的体现则是良好交通秩序下的道路交通安全，其有可能危及道路上及周围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的安全。因为处于危险驾驶状态下的车辆，可能随时造成安全威胁，而且这种风险是不可控的。刘宪权教授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及行人人身、车辆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安全4。

既然，良好交通秩序下的道路交通安全是本罪之客体所在，那么，根本不侵害、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即使是施行了上述所说的“危险驾驶”行为，也不构成本罪。即如果驾驶人在空旷无人的荒野、沙漠等地肆意飙车或醉驾，都不会入罪，原因是这种境地的交通安全，无法抽象出来类型化的受到法律保护，究其根本，此此行为除了有危及自身安全的危险，绝对不会产生伤及无辜的危险 3李玉琼：《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视角》，《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18卷第6期。4 刘宪权著：《刑法学（第三版）下册》，2013年版，第421页。和实害，甚至连可能性都划归为零5。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和国家交通管理制度。

3犯罪主观要件

人的内心活动无法为外人所知，刑法对人的内心的认定只能通过外化的行为。所以，内心的排斥不等于行为的排斥。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心理进行认定时要要通过外在的行为来推断。危险犯之所以会受到刑罚就是因为其行为的危险性，如果行为人放任此类危险发生，则行为人就已经存在间接故意而无需出现有危害结果了6。在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进行分析时，应当以法条的规定为基础，在符合条文基本含义的前提下再综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体系的协调性7。

4犯罪客观要件

为了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提高对驾驶人员的震慑力度，避免滋养司机的侥幸心理，将此类严重超速超员行为入刑，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8。本罪作为一种危险犯，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发生，在道路上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即可。严重超载超速行为构成犯罪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存在社会危害对此类行为在刑事上的立法起绝对的支配作用。

5改善交通运营环境

首先，根本措施是减少运输成本，而不是就超载后果立法。其次，要规范行政部门管理。部分地方交管部门出于部门经济利益需要，对超限超载车辆往往是缴纳罚款就让其通行，部分交管执法人员甚至私下收受车主钱财9，收钱之后就对超限超载车辆放行。因此，需要整治当前部分公路存在的乱收费现象，通过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让广大货运车主能够有利可图；大力整治部分交管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以罚代管与腐败行为等。只有多管齐下，减少运营成本，实现交 56 参见马婧：《危险驾驶罪的法律解析》，《法治与经济》2015年总第405期。谢望原：《飙车致人死伤行为如何定性》，《检察日报》，2009 年第 3 版。7张慧：《超载、超速型危险驾驶罪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运用》，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4月15日。8参见符晶晶：《危险驾驶罪问题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9 参见余秋莉：《超限超载入刑的理由与路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11月第6期。通运输的公平竞争，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刑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及社会公共设施安全。最后，要加大对“双超”危害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守法环境。要提高对驾驶人的驾驶技能素质培训，除了每年都要对驾驶证进行年检之外，还可以建立半年考核制度，对不符合考核标准的驾驶员，也应当禁止其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在制定超载入危险驾驶罪的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10，是对驾驶人的另一个警示，防止其作出违法犯罪行为，对于降低事故发生率也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李凯：《交通犯罪的刑法规制》，《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

2.郭小亮：《新型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3.李玉琼：《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视角》，《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18卷第6期。

4.刘宪权著：《刑法学（第三版）下册》，2013年版，第421页。

5.参见马婧：《危险驾驶罪的法律解析》，《法治与经济》2015年总第405期。6.谢望原：《飙车致人死伤行为如何定性》，《检察日报》，2009 年第 3 版。

7.张慧：《超载、超速型危险驾驶罪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运用》，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4月15日。

8.参见符晶晶：《危险驾驶罪问题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

9.参见余秋莉：《超限超载入刑的理由与路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11月第6期。10.参见王盛等：《论刑九（草案）关于超载入危险驾驶罪的理性思考》，《法律园地》，2015年。

参见王盛等：《论刑九（草案）关于超载入危险驾驶罪的理性思考》，《法律园地》，2015年。

第三篇：计实务中“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审计实务中“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指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故意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审计工作中经常需要面对、认定与处理的违法情形，本文尝试结合审计实务对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予以阐述。

一、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主要犯罪手段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违法形式，其主要犯罪手段为：

一是开具“大头小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在存根联、记账联填写较小数额，在发票联、抵扣联上填写较大数额。销货方在纳税时出示记账联，数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应减少;购货方以抵扣联抵扣进项税，数额较大，抵扣税额相应增多。销货方和购货方均可通过此种方式偷逃国家税款。

二是“拆本使用”，单联填开发票。销货方把整本发票拆开使用，自己保存的发票存根联和记账联按照商品的实际交易额填写，开给购货方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填写较大数额，从而使购货方达到多抵扣增值税税款的目的。

三是“撕联填开”发票，又称“鸳鸯票”。将增值税发票的记账联、抵扣联、发票联、存根联拆分使用，各联内容不一致。

四是“对开”。即开票方与受票方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互相为对方虚开增值税发票，互为开票方和受票方。

五是“环开”。即几家关联单位或个人串通，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一个接一个，成环状虚开增值税发票。

六是“代开”。即开票方应第三方要求，按其指定的受票方名称、商品品种、数量、金额等虚开增值税发票。

二、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为“虚开”，“虚开”的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

三、认定罪与非罪应把握的关键点

一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行为罪。有的审计人员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只有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构成犯罪。为粉饰报表，企业间对开增值税发票。由于这种行为双方互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同，税款一致，方向相反，双方增值税的进项税和销项税刚好可以完全抵消，从整体而言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属于一般的发票违规行为，不属犯罪。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虚开增值税发票直接侵害的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行为之一，且达到定罪标准的，即构成犯罪，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是非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如实代开增值税发票也是犯罪。有的审计人员认为，为他人如实代开发票行为只违反了增值税发票的独立使用原则，尽管对于代开者来说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但取得发票者毕竟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如实代开是“实开”而非“虚开”，不应定罪处罚。对此类观点，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在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代他人实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如何定性的请示”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自己未进行实际经营活动但为他人经营活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为他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代开实质是虚开的一种形式，应追刑责。

三是票货不符，如非故意为之，不构成犯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税收征管制度的相关规定，却有意违反，开具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增值税发票。过失不够成本罪，行为人由于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熟悉，或工作失误而造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结果则不构成本罪。

四是利用伪造的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开，应归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属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如果行为人先伪造增值税发票，后利用其虚开偷税，后面的行为是前面行为的目的，二者有牵连关系，则应以其中的一罪重罪论处，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五是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认定本罪。购货方与销售方发生真实的交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的发票是销售方让他人虚开的、内容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种情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应当认定接受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六是以单位名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应甄别是否属单位犯罪。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是为了单位的整体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是由其负责人决定而实施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此外，那种个别人为自己谋取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七是地方税务机关自身“高开低征”或者“开大征小”的行为不属“虚开”。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对《审计署关于咨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问题的函》的复函指出：“地方税务机关实施‘高开低征’或者‘开大征小’等违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造成国家税款重大损失的，对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根据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查处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主要审计方法

一是从“物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分析销货方(或购货方)生产报表中的原材料消耗量、耗电量等指标，推算企业的产品产量(或入库商品)是否属实。将货物出库单(或入库单)、货运单据等与企业留存的发票各联相核对，确认增值税发票中的内容是否属实。

二是从“资金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银行存款账、销售收入账、生产成本账，往来账相核对，从资金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三是从“票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销贷方存根联、记账联与购货方的发票联、抵扣联相核对，看发票中的项目是否一致，将购销双方的会计账目以及货物出库单、入库单、货运单等相核对，从时间、数量、金额等方面，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四是从“税务监控”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销货方或购货方留存的增值税发票、纳税申报表与税务机关的税控系统内的数据相核对，重点核实发票号、缴税时间、数量、金额等项目是否与税务机关系统内的相关内容相吻合。

第四篇：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研究

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研究

【摘 要】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推进，大学课堂教学质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课堂中学生的学习行为是课堂研究领域的问题之一，研究大学生课堂行为有助于了解学生在课堂中真实的学习状态，了解学生对大学课堂的认识，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现状；原因；影响；教育对策 课堂问题行为是指在课堂情境中发生的，违反课堂规则、妨碍及干扰课堂学习活动正常进行或影响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益的行为。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不仅干扰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师生的身心健康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高等教育有效开展的制约因素。为研究和探讨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根据观察部分大学生上课情况，并课后访问大学生的上课感受，本文列举出了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表现，成因，影响及其针对这一些列问题的教育对策。

一、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现状

通过平时上课时观察、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以及和学生代表交谈等形式，我们统计发现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表现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按照发生的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睡觉、开小差、看课外书、聊天、玩手机、做其他作业、听音乐、吃零食、迟到、早退等等。课堂问题行为表现具有性别差异，在外显行为上男生比女生更明显，在内隐行为表现上女生比男生更为明显。从调查的结果可知，文科生比理科生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文科生专业逃课率为14%，非专业课为25%；理科生分别为7%和21%。上公共课比上专业课的课堂问题行为多，表现为公共课比专业课出勤率低等。从年龄来看，年龄越大课堂问题行为越严重。即将毕业的学生面临就业和考研，许多课程干脆就不上了，甚至长时间不在学校。

二、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带来的影响

1.影响学生个人的学习效果，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性。

2.这些课堂问题行为致使课堂气氛压抑、沉闷、缺乏活力，极大地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

3.挫伤了老师的积极性，导致师生关系不和谐，甚至出现公开抵触。

三、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原因分析

从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多种表现上，我们发现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生本身的因素，也有教师以及课程等因素。

（一）学生的因素 1.情绪问题 调查发现，情绪问题是大学生产生课堂问题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所产生的态度的体验，对个体其他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当大学生的某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或者一定的教学情境对其根本需要造成威胁或破坏时，就会遭受挫折，导致情绪冲突。情绪冲突会表现为紧张和焦虑。紧张和焦虑是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体验，这种挫折后的情绪体验，在一定条件下会直接转化为课堂问题行为。

2.学习动力问题

调查发现，由于学习动力问题所造成的课堂问题行为占13%。十年寒窗苦，终于考上大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如今成为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天之骄子，没有了升学的压力，没有了父母束缚，加上奋斗目标的缺失所导致的“目标间歇期”的出现，许多人对“现在”不知所措，对“未来”很迷茫，缺乏积极进取的斗志和学习的动力，于是便在课堂学习中表现出对学习的不感兴趣、注意力分散，各种问题行为也应运而生。

3.对待课程的价值取向问题

调查发现，诸如思想政治这一类的公共课问题行为比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很多大学生认为这些课程只需强化记忆就足以应付考试。他们认为这些课程理论性太强，对今后也没什么用处，上课就根本不需要认真听讲，考前突击即可安然过关，拿到学分。

（二）教师的因素 1.教师自身素质问题

调查发现，教师自身素质是影响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心理学家库宁（Kounin，1970）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教师讲授教材不当，从一个活动跳跃到下一个活动时，又缺乏顺利“过渡”的环节，会使学生无法参与教学过程，从而破坏了教学任务的完成。这说明，教师缺乏这种过渡能力，不能进行交叉活动，可能也是学生课堂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实践证明，如果教师讲课时在一段时间里困在一个问题上，那么学生就可能因为厌倦而产生问题行为。此外教师备课不充分，缺乏组织能力，对学生要求不当，都有可能促成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发生。

2.课堂管理能力问题

调查发现，教师缺乏适当的课堂管理，也是学生课堂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课堂上有些教师遇到学生的问题行为不能冷静对待，处理问题主观、简单甚至滥用惩罚，这不仅无助于维持课堂秩序，而且容易使矛盾激化。引起学生对老师继而对这门课程的反感。还有的教师放弃管教的责任，采取不闻不问的立场，放任自流，没有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气氛和教学环境，学生也因此缺乏指正的机会而出现违反课堂规则的问题行为。

3.教学手段问题

调查发现，教师的教学手段也是影响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重要原因。如果教师的教学手段呆板，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就很难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兴趣。特别是一些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许多教师只是照读课本，缺乏变化，一味的灌输，使学生不仅听起来感觉累，而且易让学生感到学习是不愉快的，是烦闷的，这就容易使学生产生课堂问题行为。

（三）与教学相关的因素 1.教材的选择问题

大学学习是一个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阶段，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教材的内容过于陈旧，与现实脱钩。这种情况会让大学生觉得大学课堂中学习的内容与实际没有联系，最新的知识无法获得，在今后的工作中也用不到，所以上课自然也不会认真听，课堂纪律也就可想而知了。

2.课堂中的师生关系问题

课堂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也是影响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因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师生关系的质量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行为，学生尤其喜欢热情友好的教师。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加强沟通，互相反馈，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学生集中注意力，而且可以使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互相支持的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所有大学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3.课堂内部环境问题

课堂内部环境因素，诸如课堂内的温度、色彩、课堂气氛、课堂座位的编排方式等都会对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课堂环境良好，气氛融洽，学生就可能产生一种愉悦的感受和积极的情绪，从而减少问题行为。相反，如果课堂环境恶劣，气氛紧张，学生可能就会感受到昏昏沉沉的消极情绪，从而增加问题行为产生的可能性。随着大学扩招，越来越多的课程是大班上课，一位老师面对上百个学生授课，无论是教学效果还是课堂管理方面都显得没有力度。

四、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教育对策

（一）端正大学生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指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是激励学生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它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一种重要的非认知因素。大学生正处于理想、信念、人生观的确立方面变得困难而的复杂。因此，要切实加强对大学生学习动机的辅导，使他们清楚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了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并把社会赋予大学生的要求转化为个人内心地需要，进而变成他们学习的动机。

(二)实施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

课堂问题行为的根本矫正不仅在于改变学生的外部行为表现，形成新的行为模式，而且要把良好的行为模式内化为学生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这就要求教师善于应用心理辅导的原理和技术来矫正大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它主要是通过改变大学生的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来改变大学生外部行为的一种方法。心理辅导可以调整学生的自我意识，排除和转移阻碍个人发挥自我潜能的种种障碍，以及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实现自我认同和接纳，从而真正转变课堂问题行为。

（三）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 教师的素质一般包括职业道德和教育素养，即要求教师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又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既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要有良好的教育理论修养和较高的教学技能技巧。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强化教师的教学基本技能，积累教学经验，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增强教师的责任意识，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这是提高课堂教学实效、克服学生不良课堂行为的重要之举。

（四）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

大学课堂中的问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和教师要求不当，教学内容缺乏组织、教学方法单调的等因素有关。在大学课堂中，教师应该认真探索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精心备课，制作多媒体课件，以提高讲课的质量和教学效果；对教材内容加强研究，进行试点探索，寻求最适合大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在设置课程时，要根据现代教学理论，坚持以活动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加强知识发生过程中的教学，最大限度地让大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大学生的自我发展创造条件。

（五）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课堂教学是师生双方的协调活动，课堂中的教学气氛和师生关系影视民主、有好的，决不能专断，过于冷漠。教师作为教学中的管理者、指导者、咨询者以及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激励者”，是“主导“角色而不是”主宰“角色，这样，师生之间就可以形成平等、和谐、合作、互动的关系。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师生彼此真诚交流，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在这种师生关系基础之上，教师无疑更易于接近学生，并对学生行为有意识的进行矫正，即以条件反射原理来强化学生良好的行为，以此取代或消除问题行为。

参考文献：

［1］方双虎.论课堂问题行为及其矫正［J］.当代教育学，2004（4）:29～31.［2］周月朗.大学生课堂行为浅析［J］.娄店师专学报，1994，（1）：42～45.［3］杨心德.中学课堂教学管理心理［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108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1990s, people have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Students’ behavior in classroom is one of questions in classroom research field.Therefore, analysis on undergraduates’ behavior in classroom is helpful to know the real learning state, to understand students’ opinion about the college classroom with the aim to improve their behavior and the teaching efficiency.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Classroom problem behavior;Status;Influence;Causes;Countermeasures

第五篇：控制人身并索取债务行为定性问题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营经济异常活跃，公民个人经济交往及伴随的经济利益非常普遍，债权债务的流转、清偿亦十分频繁。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经济矛盾及其纠纷日益增多，其中以各种方式索债的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以控制人身手段索取形形色色债务的案例较多,这里就隐藏或者夹杂着不少刑事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与民事经济纠纷有部分相似之处，常常

给实际处理带来定性上的认识分歧，故很有研究、探讨的必要。

案情1：钱某与高某曾因扒窃被抓，后高某释放，而钱某被处以劳教，钱某怀疑其被处罚系高某告发所致。解教后，其于一月份找到高某，采用威胁方法，要求高某赔偿12000元，高某只好先付给钱某五千元，并答应三月二十日前付清余款。一个月后，钱某频频打电话向高某催逼七千元所谓欠债，高某则予以回避应付。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钱某等数人偶遇正欲开车离开的高某，遂上前拦住讨要余款。高某见对方架式，即将手中装有钱款的包传给自己朋友后逃跑，但被钱某等人抓住。钱某遂伙同他人挟持高某乘出租车至某饭店并开房间继续向高某讨钱，声称不给钱就走不了，但未采取其他暴力强制行为。高某只好打电话给朋友借钱，并要求送到饭店。后钱某等人看住高某，直至拿到高某朋友送来的七千元才放高某离开。

案例2王某与步某原来有业务联系，步某将承接的工程交王某施工，并按工作量结工程款给王。在2004年的一起工程中，双方因为工作量认识不一，继而在给付款项上发生矛盾，后经中间人调解，以步某所认可的金额一次了断双方债务纠纷。王某虽勉强接受，但内心坚持认为步某少付了他5000元的工钱。后王某手下工人陆续离开王某至步某处工作，更引起王某不满。其遂于2005年的一天，纠集数人强行挟持步某至其雇来的车辆内往城外驶去。在车内，王某伙同他人向步某逼取二万元（称讨回欠款加上利息），并对其采用轻微暴力，还威胁步某如不答应，将带其到外地关几天。步某无奈，同意给付款项20000元，但王某不放心，在扣押了步某的驾驶证件后才放其离开。经步某报案，王某在相约取再次谈定的10000元钱时被公安人员抓获。

案例3吴某系本市某公司经理，因经营业务需要资金，遂通过朋友向姚某商借高利货15万元，并约定借期为1个月。到期后，姚某向吴某催讨欠款及高额利息，吴某因公司无资金归还，在要求延期付款遭拒后，一直避债应付。姚某遂在纠集人员上门多次催讨未果后，终将吴某找到，并将吴某挟持至某宾馆一房间内逼其还钱，期间，还采用殴打、让吴某洗冷水浴及裸身示众等暴力、污辱方法施压，并逼迫吴某打电话借钱还债，长时间限制其人身自由，直到吴某家属带钱来宾馆并交给姚某才让其离开。

上述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以挟持并控制他人人身的手段，进而逼取债务或者所谓的债务。在进行审查中，认定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姚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绑架勒索罪、非法拘禁罪以及构成这几个罪名的数罪争议颇大，究竟应该如何认定上述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性质呢？一罪还是数罪呢？

上述这类以控制人身手段索取钱款案件，从刑法理论来看，实际上就是行为中既存在侵权又同时存在侵财的类似于结合犯情形的定性问题，其复杂之处在于当中还夹杂着刑事与民事的分野。因此，在对其的处理上，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个案的具体情况，结合民事债权债务，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并根据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准确的定性。首先，要看所谓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尽管它不是区分该类行为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还是刑事违法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却是区分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实存在实际债权，也确实为了讨债，虽不能就此排除刑事犯罪，但由于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犯意，即使有侵权行为存在，有时还表现的十分突出或明显，但最起码不能成立纯侵财类犯罪，如抢劫、敲诈勒索罪。如果并不存在债的事实，就谈不上索取债权，则在上述类情况中就可能存在侵财类犯罪，抑或侵权类犯罪，再有就是侵财与侵权的结合犯罪。因此，我们不能被一些只具有债务表象的所谓欠款蒙蔽视野，要注重债的实质要件，需要审视该债务是否得到法律法规或社会民间的认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是否均明确存在债的事实，特别是双方对债务本身这一基础法律事实的真实性是否有争议是区别债务实际存在的分水岭。案例1中，钱某所谓逼讨欠款实际上是其敲诈勒索中日后交纳的被勒索款，不具有债的实质要件，同时，它是犯罪行为的直接结果，也是犯罪事实本身的一个部份，被害人是否交付被勒索款，刑法将会积极反映，并作出犯罪嫌疑人勒索行为是否既遂的评价而决定相应的刑事处罚。因此，钱某逼讨所谓债务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勒索钱财的行为，与民事纠纷风马牛不相及。其次，要注意审视债务的清偿与债务的争议。债务在有效清偿后，双方就不再存在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要注意的是民间调解处理也是一种有效的结

欠行为，一旦双方承认就应当视为债的消灭，否则无以保证经济交往的稳定及诚信与信誉。在实际履行还款义务后，债权人再以债的名义实施控制人身索取财物的行为应当考虑存在刑事犯罪的可能，但还要注意是否存在债务纠纷或争议。如果确实存在，且控制人身行为本身情节又显著轻微的，则不成立构成犯罪，当然，控制人身的行为情节较为严重的，虽不成立侵财类犯罪，但可考虑是否成立侵权类犯罪。与此同时，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假借所谓的债务纠纷实施犯罪的情形，这就需要在排除经济纠纷的前提下，审查索取金额是否有超过实际债务之数额要求以及其中是否存在一个双方相对无争议的阶段并以此作为确定是为债务纠纷行为而起还是将债务纠纷作为借口行勒索之实。第二案例中，既然已调解，并无威吓行径，一旦认可应当视为结清。从这个意义而言，很明显，王某的行为由于不再存在债务的前提，因此应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从而认定为是一起刑事案件，至于其辨称的确实被害人少付其工钱，只是他的单方心态，并不能成立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所谓的讨要欠款加利息就更是成为无源之水、无稽之谈了。退一步讲，王某辨称步某尚少付其工钱5000元，而实际上其向步某索取的是20000元，明显超出所谓债务的金额，也同样可以看出王某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心态。再次要区分合法债务与非法债务及何为非法债务。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索取债务及非法债务非法拘禁他人的，应该以非法拘禁罪论处。也就是说，债务的合法还是非法在为索债非法拘禁他人案中并没有区别。但在控制人身型索债的案件中，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即使控制人身的行为方式较为激烈，一般仍应当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反之，不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构成犯罪的，则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绑架勒索罪或者抢劫罪。合法债务较为容易判断，不作赘述，非法债务实践中争议颇多。笔者认为首先该债务应当确系成立，其次该债务的形成存在违法的情形。也就是说，其实质要件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均明确存在债的事实，但不为法律法规所承认或在实施违法行为中形成的实际债权，同时债务人是否履行清偿义务，法律法规无需作出干预，如民间高利贷债务、赌债等等。案例3中，姚某虽索取的是非法债务，且行为方式上又采取了较为恶劣的手段，但由于该债务确实存在，其索债行为依法只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至于其在控制人身过程中，采取暴力及侮辱的行为，只能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中的从重处罚情节。反之，在不符合上述要件的情况下，如通过威胁、要挟或暴力等行为强迫对方接受而形成的所谓债务，因其徒具债的名义或表象，不符合非法债务的实质要件，故不能认定为非法债务。其控制人身并索取这种所谓债务，则是违法犯罪行为本身的延续，应该以刑事犯罪来认定，并将其是否索取到钱财作为该部份犯罪是否完成的标志从而来确定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如案例1中钱某的所谓欠款，就连非法债务都不能成立，自然应该以犯罪来认定。在确定了行为人与被害人间是否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从而确定是否有非法占有故意并影响罪与非罪的债务问题后，可以说，凡是不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并可排除经济纠纷，或有充分依据证实行为人以债务或经济纠纷为名行勒索之实的案件，以及存在合法或非法债务，但采用非法手段拘禁他人的，就可以考虑这些行为是刑事违法犯罪性质。但这类行为究竟构成何罪，还需考察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因素及其犯意变化，即控制人身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故意内容以最终确定构成何罪以及是否构成数罪。一般来说，要注意以下两个因素：

1、客观行为的方式决定了罪名的不同。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当场从被挟持人身上劫取财物，则就应当认定为抢劫。包括押解被害人各处借款并进而予以非法占有，也由于可视为是一种当场劫取而认定　为抢劫。而以将实行某种对被害人不利行为进行威胁，或者扣押物品进行交换来要挟对方付钱以及仅针对本人且事后得款等等行为，一般应以敲诈勒索罪认定。案例1的前半部分行为就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案例2的行为虽有挟持人身行为，且使用轻微暴力，由于其主要采取不付钱将对被害人实施不利行为及扣押证件的威胁、要挟手段，同时采用允许事后付款的勒索方式，故亦应以敲诈勒索罪认定。对于挟持人身强制性不强而主要采用幽禁、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方式达到索债或其他目的且非法拘禁行为有一定持续性的，或者以索取真实存在的合法债务或非法债务拘禁他人的，则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案例3是属于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非法拘禁案件。挟持人身暴力强度大及人身强制性明显，通过被害人本人向其亲戚、朋友等关系密切的人员要钱或者直接向被害人亲属、朋友、所在组织勒索钱款，不管最终是否取得财物，均应当以绑架勒索罪定罪处罚。案例1的后半部分犯罪事实应该认定为绑架勒索罪。

2、一行为中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变化导致罪名变化以及一罪与数罪的认定。如案例1，敲诈与勒索被敲诈余款的行为虽然是一个有联系的行为，但由于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转变，就应当从刑法上评价是否成立数罪的问题。该案犯罪嫌疑人钱某开始是强行勒索的故意，行为方式是威胁，构成敲诈勒索罪毫无疑义，但在被害人拒绝勒索并逃跑时，钱某伙同他人追赶并挟持高某至饭店，以限制被害人人身权利的方式逼取钱财，这一行为过程说明犯罪嫌疑人钱某的故意由一般的威胁敲诈转变为了限制人身的绑架勒索的犯罪故意，客观行为也转变成挟持被害人及扣留人质进而勒索钱款，对照刑法，该行为符合绑架勒索罪。但究竟认定一罪还是认定为数罪，还要看具体案情。具体来说，行为人控制人身自由并由此勒索到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就构成了绑架勒索罪，如果为勒索此前通过威胁、要挟或暴力等行为强迫对方接受而形成的财物或余款，那么先前行为可能单独还构成敲诈勒索罪。进一步说的话，先前敲诈勒索未取得赃款，并由此发生绑架勒索取得敲诈款或仍未取得该款，由于两行为存在吸收关系，不再单独认定敲诈勒索罪，应该以绑架勒索罪这一重罪来吸收，按绑架勒索一罪处罚。但是先前敲诈勒索行为中已取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形成未付的被勒索款，即所谓敲诈勒索的余款，并为索取该敲诈余款而进行挟持人身，不管是否最终取得财物，前行行为均应单独成立敲诈勒索罪，并应该与本次绑架勒索犯罪行为实行数罪并罚。案例1中的钱某，先前敲诈勒索已得款5000元，后又以挟持人身的方式勒索到敲诈余款7000元，应该以敲诈勒索罪与绑架勒索罪两罪予以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