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理性思考
1995年姚某诉白俊峰强奸案，法院认为:双方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白某虽强行与姚某发生性关系，但不构成强奸罪。
在古今中外的家庭中，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胁迫或以暴力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据美国学者黛安娜·拉塞尔的调查，2xxxx的已婚妇女反映，她们至少有一次被丈夫强奸的经历，英国著名的性科学家霭理士就说过:“婚内的强奸确实比婚姻外的强奸多。”可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婚内强奸现象，中国法学界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理论界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不同观点
丈夫对妻子的强奸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否定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可能出现丈夫对妻子的强奸罪，认为婚内强奸行为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而且，如果将之定罪不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有的人甚至认为，丈夫对妻子的任何手段、任何情形下的性行为都是合法的，都不是“奸”，即所谓的“婚内无奸”，则更谈不上婚内强奸罪了，其依据是所谓的“女方承诺论”，即认为妻子事先已承诺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即妻子有同居的义务。
(二)肯定说。该观点主张在婚姻关系的非正常存续期间，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只有极少
数学者认为丈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不难发现，在我国持否定说的人都是男性，女性大都是持肯定说，所以，南京大学法学院有一位女性教授认为，给婚内强奸行为定罪存在很大难度，因为就立法和执法的全过程而言，大多数是在男性统治和领导下进行的，而男性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潜意识通过制订法律而得到巩固，但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范，它还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妻子意志采用暴力或其它手段的强迫性交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对于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正如北京市高院的稽昆梅所说的一样，“只有用妇女的眼睛，从妇女发展的角度看待妇女的维权，才能将妇女视为一种力量，一种资源，一种财富。”
二、对婚内强奸行为应定强奸罪
时至今日，婚内不存在强奸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所抛弃，与之相反的论点正被一些国家
法律所采用。1998年的《德国刑法典》第177条对强奸罪的定义为:强迫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性行为，或让其与行为人或第三人为性行为”的是强奸罪，明确放弃了1975年刑法的“婚姻外性交”的提法。法国新刑法规定:“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无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美国新泽西州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婚内强奸罪:“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无性能力或与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7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又有八个州在法律上作了类似规定，1984年，纽约州一流法官霍查勒指出，“在处理有婚姻关系和无婚姻关系的强奸案方面，不应有理性的分歧”。笔者亦认为，对婚内强奸行为应定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定罪有法可依且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
1、从婚姻法的角度分析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依法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从而产生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一平等关系当然包含了夫妻在性权利方面的平等性。
持否定说的人都以夫妻间的配偶权为借口，认为妻子不履行同居义务是对丈夫的配偶权的侵犯，也即认为丈夫任何手段下与妻子进行的性行为都是配偶权的行使，不存在违法问题。且不说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配偶权、同居权，即使夫妻双方互有同居义务，在妻子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丈夫也不能采取私力救济。婚姻关系类似契约关系，在一般的契约关系中，甲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乙方的权利无法实现时，依民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乙方可以请求甲方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其履行，或要求解除双方的契约关系并请求损害赔偿，但乙方决不能用私力强制甲方履行，否则乙方的行为则会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在婚姻关系中亦一样，依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夫妻双方互有要求另一方进行性生活的权利，但在妻子因某种原因不愿履行同居义务时，丈夫为了实现行使其同居权、配偶权而实施性暴力，这个过程显然侵犯了妻子的性的权利和自由。同样，同居义务具有特殊性，不具备强制履行性，也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意义。“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制约的，任何权利的实现都会受到义务的制约，任何义务的履行也会受到权利的制约，因为任何权利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以守法、合法为前提，而守法、法本身也是一种义务。’，况且，在两性实际不平等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过分强调配偶的同居权只能加重男性的主体地位、降低女性的自主权，使婚内强奸不可避免，则妻子的性的权利可被丈夫随意侵犯、践踏，使妻子在性的事实上成了丈夫的工具、奴隶，这有违于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及基本精神。现代婚姻是男女双方自愿的结合，“自愿”不仅限于婚姻缔结和解除时，而且存在于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婚内的性行为都可以合法地动用暴力，则意味着婚姻缔结一方“自愿地”将自己置于暴力之下，这是反理性的，婚姻“承诺”的是爱，而不是忍受暴力。“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专横意志的契约。
2、从我国乃至全世界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制规定来看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妇女的权益中当然包括妇女性的自由与权利。妇女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为了改变男女不平等地位，缩小男女之间的差距，人们在对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给予关注的同时，对妇女在家庭等私人领域中的权益也开始予以重视。目前，国际妇女运动将权利的语言已引入了家庭、工作场所、社区等私人领域，使不仅政府权力的行使而
可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妇女权益问题，家庭中的性暴力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它不只是一般的家庭悲剧、个人隐私，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的人认为，对妇女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会损害到男性的权益，从而产生法律的不平等保护。这种看法表面上看似公允、不偏向某一方，但这种中性立场主义所产生的效果无疑是有利于男性的。
法学理论认为，法律蕴含着多种价值，如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等。就公平而言，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平等的人得到同等的对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实际上，站在法律面前的人的社会地位永远是不平等的，法律对人的一视同仁在经济、社会、个人能力和机会实际不平等的状况下，不但对减少不平等不起什么作用，相反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否则，公平顶多只是形式正义而不体现实质正义，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一方面赋予弱者更多的权益，或转移、减轻其义务，另一方面限制强者，削弱强者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世界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各种法律、法规及采取的相关措施和行为也正是在保护妇女权益的过程中，追求并实现一种法律的实质正义。
3、从现行刑法规定来看
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是强奸罪。刑法作为一个后盾法，也明确规定了对妇女性的自由权利的保护，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将妻子排除在妇女之外，所以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理由否定妻子作为妇女的这一性别的存在。妻子首先是一个妇女，妇女性的权利不应在具有妻子这一身份时丧失，妻子也有作为一个女人理应享有的权利，在任何时候，当她们的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她们也有权要求法律的救济。如果揭去“合法婚姻”一纸证书的外衣，现实家庭中的性暴力事件，无论从目的、动机、手段，还是后果上几乎无一不符合刑法上规定的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婚内强奸行为是合法婚姻掩盖下的一种性暴力犯罪行为。给婚内强奸行为定强奸罪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由于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妻子们在遇到家庭性暴力时往往认为是“家丑”而不愿“外扬”，于是默默忍受，实在忍无可忍的也最多只是走上离婚之路，很少有妻子将丈夫的性暴力诉诸法律，致使作为男人的丈夫们表现得更肆无忌惮，而且，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们往往认为婚内强奸行为只表明丈夫在性的问题上不尊重妻子，是不道德的行为，并不算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但是妻子的漠视与司法的宽容态度，并不能否定婚内强奸行为的犯罪性质，特别是在妇女的维权意识日益觉醒，国际给予妇女的权益以更为广泛的关注的今天，当道德与法发生冲突时，人们便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开始真正认识到这类行为的真正性质，1999年青浦县法院的判例即为明证。
(二)婚内强奸罪可存在于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有的学者有条件地认可婚内强奸罪，认为只能出现在婚姻关系的不正常阶段，这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国法律并不承认婚姻关系的非正常阶段。法律界定的只有婚姻关系与非婚姻关系，无论婚姻状况如何，婚姻关系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否则，男人则可拿非正常阶段为自己的重婚行为开脱，将来法官可能也会以婚姻关系处于不正常阶段而对男人重婚行为判处无罪。当然，青浦法院在众口反对给婚内强奸行为定罪的今天，用这种阶段性的划分作为一个理由也情有可原。
其次，不论婚姻状况如何，只要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系，只要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即应以强奸罪论处。因为婚姻关系的正常状态并不能使丈夫的性暴力变得不存在，也不能使妻子因此而受到的伤害有一个可以被忽视的理由，它仍然是对妻子的人身权利的侵犯，仍然是一个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行为。
(三)定罪的现实意义
青浦县法院的这一判例可以说是司法实践的一次贡献性的突破，对现实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能起到协调夫妻关系，稳定家庭的作用，给婚内强奸行为定强奸罪，起码能对丈夫们起一个警戒作用，使他们能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充分发挥法的预防作用。有人曾认为，如果允许妻子控告丈夫强奸，将使丈夫经常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容易造成心理的变异并且可能助长妻子捏造或歪曲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妻子的报复手段合法化，从而不利于婚姻的和谐与稳定。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都知道，法律为人们提供了种种行为模式和违反法律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是否法律的存在令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呢?相反，如果丈夫对妻子的性的权利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有利于增进夫妻感情，对和谐、稳定家庭关系是有利无害的。
其次，能有效预防家庭性暴力，更好地保护妇女权益。近年来，家庭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其中家庭性暴力占很大比例，但妻子的漠视和隐忍，司法实践的宽容，将性暴力排斥在家庭暴力之外，不加惩处，就会更加助长施暴者的器张气焰，而使妇女这一弱势群体更处于弱势地位，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是法律的悲哀。因为，家庭性暴力一方面可能造成受害妻子某些器质性的病变，另一方面也会致其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造成精神方面的压抑，使妻子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当今，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掩饰家庭暴力的观念已受到强烈冲击，2000年4月，中国妇联就修改《婚姻法》对全国3xxxx省市自治区的民意抽样结果显示，9
1.xxxx的人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应对家庭暴力加以制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妇女们日益关注自己在家庭中的人格与尊严，但当她们的性的权利受到侵害去寻求法律保护而落空时，“保障妇女权益”的口号与规定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形同虚设，而如果给婚内强奸行为这一家庭暴力行为定强奸罪，充分发挥法律的预防、警戒作用，则能有效地预防减少家庭性暴力事件的发生，使对妇女的权益的保护进一步落到实处。
三、对婚内强奸罪应实行“亲告”制
婚内强奸罪与一般的强奸罪相比有其特殊的地方，笔者认为可对其实行“亲告’，制，理由如下:
首先，婚内强奸罪发生的场合、时间有一定特殊性，即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感情，而且，有时甚至是发生在非常幸福的家庭中，所以有时这一行为对夫妻的感情及家庭的幸福并没太大的影响，如果司法强行干预，有可能使妻子们在享受法律保护的同时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将告诉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害人，让她们自主抉择，在妇女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妇女的权益。
其次，当司法强行介入，而被害妻子不愿意控告其丈夫时，就会遇以取证难的麻烦，而在无法取证的情况下，往往也会作出无罪判决的结果或不了了之，这等于是在做无用功，一方面会增加司法部门的讼累，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更损司法的威严。同时，被害人被动参与的其它负面效应也可避免，有可能导致夫妻反目，最后导致家庭解散。
最后，对婚内强奸罪实行“亲告’，制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性是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这样可以防止刑罚的适用面过宽，从而抑制和减少刑罚的消极作用。
第二篇：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理性思考（最终版）
1995年姚某诉白俊峰强奸案，法院认为:双方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白某虽强行与姚某发生性关系，但不构成强奸罪。而1997年10月，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卫明犯强奸罪，向法院提出公诉。王卫明与钱某1996年6月分居，同时，王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此后双方未居;1997年3月王再次起诉离婚，1997年10月8日
法院判离，并送达了判决书，而10月13日晚王采用抓、咬等暴力手段强行与钱某发生了性行为，致钱多处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但双方已具不具备正常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王某违背钱某的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妻钱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于1999年12月21日依法判处王卫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在古今中外的家庭中，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胁迫或以暴力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据美国学者黛安娜·拉塞尔的调查，24的已婚妇女反映，她们至少有一次被丈夫强奸的经历，英国著名的性科学家霭理士就说过:“婚内的强奸确实比婚姻外的强奸多。”可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婚内强奸现象，中国法学界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理论界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不同观点
丈夫对妻子的强奸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否定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可能出现丈夫对妻子的强奸罪，认为婚内强奸行为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而且，如果将之定罪不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有的人甚至认为，丈夫对妻子的任何手段、任何情形下的性行为都是合法的，都不是“奸”，即所谓的“婚内无奸”，则更谈不上婚内强奸罪了，其依据是所谓的“女方承诺论”，即认为妻子事先已承诺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即妻子有同居的义务。
(二)肯定说。该观点主张在婚姻关系的非正常存续期间，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只有极少
数学者认为丈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不难发现，在我国持否定说的人都是男性，女性大都是持肯定说，所以，南京大学法学院有一位女性教授认为，给婚内强奸行为定罪存在很大难度，因为就立法和执法的全过程而言，大多数是在男性统治和领导下进行的，而男性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潜意识通过制订法律而得到巩固，但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范，它还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妻子意志采用暴力或其它手段的强迫性交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对于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正如北京市高院的稽昆梅所说的一样，“只有用妇女的眼睛，从妇女发展的角度看待妇女的维权，才能将妇女视为一种力量，一种资源，一种财富。”
二、对婚内强奸行为应定强奸罪
时至今日，婚内不存在强奸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所抛弃，与之相反的论点正被一些国家
法律所采用。1998年的《德国刑法典》第177条对强奸罪的定义为:强迫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性行为，或让其与行为人或第三人为性行为”的是强奸罪，明确放弃了1975年刑法的“婚姻外性交”的提法。法国新刑法规定:“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无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美国新泽西州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婚内强奸罪:“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无性能力或与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7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又有八个州在法律上作了类似规定，1984年，纽约州一流法官霍查勒指出，“在处理有婚姻关系和无婚姻关系的强奸案方面，不应有理性的分歧”。笔者亦认为，对婚内强奸行为应定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定罪有法可依且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
1、从婚姻法的角度分析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依法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从而产生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一平等关系当然包含了夫妻在性权利方面的平等性。
持否定说的人都以夫妻间的配偶权为借口，认为妻子不履行同居义务是对丈夫的配偶权的侵犯，也即认为丈夫任何手段下与妻子进行的性行为都是配偶权的行使，不存在违法问题。且不说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配偶权、同居权，即使夫妻双方互有同居义务，在妻子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丈夫也不能采取私力救济。婚姻关系类似契约关系，在一般的契约关系中，甲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乙方的权利无法实现时，依民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乙方可以请求甲方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其履行，或要求解除双方的契约关系并请求损害赔偿，但乙方决不能用私力强制甲方履行，否则乙方的行为则会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在婚姻关系中亦一样，依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夫妻双方互有要求另一方进行性生活的权利，但在妻子因某种原因不愿履行同居义务时，丈夫为了实现行使其同居权、配偶权而实施性暴力，这个过程显然侵犯了妻子的性的权利和自由。同样，同居义务具有
第三篇：对理性爱国的几点思考
对理性爱国的几点思考
爱国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种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重要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理性代表着个体对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交往、文化蕴藏和制度体系的一种自觉的、稳定的、必然的深度思考。理性爱国主义的核心在于理性。理性爱国主义就是把爱国主义建立在对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国情及其现实客观的认识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文化进行理性的分析，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一种爱国行为。理性爱国主义，包括对祖国历史文化深层次的思考，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层次思考，对祖国历史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正确科学的把握。理性爱国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是爱国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是内容与主题不断变化的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
理性爱国主义是爱国主义情感与理性思考、理性行为的结合，它诉诸的是以理性态度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缺少理性支撑的爱国者，情绪上来了激动，情绪下去了不动。而基于理性认识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对个人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体验，这样的情感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在表达方式上主要不是情感，而是理性。因而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应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而不是响亮的口号上。真正理性的爱国不仅仅体现在重大历史时刻，而是贯穿在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作为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具有明确的时代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中国改造为光明中国。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
因而，对大学生来说，理性的爱国就体现为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政策，遵守法律法规，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爱人民就是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热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爱国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稀里糊涂的爱，不行；朴素感情的爱，不够；偏激盲目的爱，不可。理性爱国是我们的神圣天职、历史使命、时代担当，也是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LG
第四篇：对和谐社区建设的理性思考（定稿）
对和谐社区建设的理性思考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社区作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成为政权基础的“聚合点”、社情民意的“聚汇点”、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各级政府的“聚力点”。这种独特的社会层面层级，决定了社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对于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社区建设，胡锦涛同志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温家宝同志也指出：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是直接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此，和谐社区建设是我们当前社区建设一个大目标，大方向。
一、什么是和谐社区建设
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区，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28字特征。这就涵盖了和谐社区的核心问题，指明了建设的目标。对此，全国社区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区，应当是“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社区。
综合近年来各地的实践探索和有益经验，我认为：要加大和谐社区建设力度，通过三到五年努力，把我市建设成为“全国建设和谐社区示范区”。同时，我们进一步把握和谐社区建设的内涵，要在全市基本形成坚强有力、运转协调的组织体系；管理有序、清洁优美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治安良好的社会秩序；广泛动员、共驻共建的参与意识；诚信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内容丰富、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配套齐全、机制完善的服务功能；渠道畅通、救助及时的保障网络，实现社会、生态、群众、政府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和谐社区建设目前存在的障碍
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形势下，面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社区事务，我们建设和谐社区的切入点在哪里？毫无疑问，欲求“和谐”，必先消除“不和谐”因素。只有通过对“不和谐”问题的成因探究，我们才能做
到心中有数，才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才拿出合适的对策，寻找恰当的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快更直接分享和谐社会的成果。
当前制约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有： 第一，社会发展与诚信意识之间的不协调。
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和诚信经济。但在我国目前的体制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极大繁荣的同时，也给国民传统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腐败、贪污、假冒、伪劣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情况下变成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社区居民之间、邻里之间的互信、互助、友爱、友情等传统观念日渐淡薄。大多数社区居民认为除了自己或家人以外，其他人都不能信任，多数人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一个缺乏道德伦理与诚信的社区，是难以成为和谐社区的。
第二，传统管理与无为居民的不协调。
在社区管理中，政府的传统强势管理力量依然强大，基层社区居委会很难成为真正的理想的居民自治组织，无法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或带领居民处理自己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自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构建和谐社区的理想状态。我们曾对某个社区一年的各种事务进行剖析，在该社区所做838件事务中，只有4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应该承担的工作，而271件社区不应承担的事务中有48%来源于政府派给的任务。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已日益与社会脱离，成为准行政管理的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过度的行政化与过少的自治化，使其同社区居民处于疏远或隔离状态，其职能已严重错位甚至越位。这些因素极大地挫伤了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居民缺乏社区意识和参与意识，社区建设将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第三，贫富问题与社会保障的不协调。
目前，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问题，社会不当竞争的结果致使一部分人成为“弱势群体”，而政府服务管理的不到位，社会利益公正调节机制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范围、力度的有限性，都限制着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进程和推进力度。
第四，专业人员与居民具体诉求的不协调。
目前，我市的社区专职工作者和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他们是和谐社区建设的中坚力量，大量的社区服务需要由他们来完成。但要满足社区居民中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个体户、白领阶层、小区业主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解决他们 的各种利益纠纷，社区内尚缺乏完善的调处和协调机制，若有矛盾长期得不到处理，就容易导致部分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活中负面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导而产生更大的矛盾，从而影响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三、和谐社区建设的应对策略
随着社会各界对社区建设的重视，以及政府投入的逐年加大，社区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比以往也有了明显改进。但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社区建设的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因为，目前的社区服务与居民诉求、居民利益、居民期望还有较大的距离。
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1．想要夯实社区基础，应牢牢树立核心意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管理的规范，目前，社区管理的主体主要是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五驾马车”。如何让“五驾马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调融合、良性互动、互相补充的体制，建立“五位一体”的社区管理运行机制，关键是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来领导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共同管理社区事务。在社区党组织选举时，要有意识地把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列为候选人，尽可能使社区党组织中有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的党员。这种管理模式的好处在于，通过党组织的纽带作用，把居委会、业主、物业公司紧密联系起来，共同解决社区事务，既有效整合了社区各种资源，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又保证了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当然，“五位一体”管理模式还必须坚持社区自治原则，这是“五位一体”管理模式的目标，也是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社区党组织要积极引导社区党员和群众以各种形式和各种途径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和谐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整体合力。
2．以维稳为工作重心，及时解决社区纠纷，创建文明有序的社区治安环境。牢固树立“社区是第一道防线”的观念，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和分析，摒弃社区之事是小事的错误认识，完善信息网络，建立预警机制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解决，早和谐。以创建“文明社区”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群防群治，建立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长效机制，深入开展社区矫正、禁毒、青少年等工作，加大推进预防犯罪工作的力度，发挥党力、民力和社会合力作用，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3．把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灵魂，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社区人居环境。
从文化建设切入，便于社区在一个区域内组织推进和整合各种资源，有利于解决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利于广泛地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和互助服务中。而通过文化活动、宣传活动，社区居民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相互接触、沟通、互动，并逐步向其他领域发展，最终趋于整个社区和谐。要以目前我市正在开展的各种社区建设活动为载体，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活动，认真总结这方面好的做法，巩固并深化其成果，寓教于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建设和谐社区的理念和要求。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粘合”作用，大力发展和繁荣社区文化、体育活动，让更多更好的先进文化和全民健身运动进入社区，丰富居民生活，营造充满学习活力和创造活力的和谐社区氛围。
4．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意识，积极关注民生，解决社区居民存在的现实问题。
要做好这些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促进就业公正。整合社区内促进就业工作资源，建立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良性机制。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各类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力度，健全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加强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激发受助者自食其力、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三是美化社区居住环境。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统筹人口、环境和交通等要素，围绕我市系列社区建设的主题活动，组织居民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整合市容整治力量，美化社区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为大家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5．借助、依托社会力量，建立多元立体化社区服务。
和谐社区建设既要落实好政府在基层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又要大力培育社区自我发展功能，使两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一方面，要完善以街道服务中心为主体、社区服务站为补充的政务服务体系。在整合利用好区划调整后的场所资源的同时，加大投入力度，办好街道的“一站式”服务中心。依托社区信息化平台，推动政务服务延伸到社区，使群众身边的服务成为群众最方便、最满意的服务。另一方面,还要引进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探索购买服务的新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兴办公益性和福利性社区建设项目。要引导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适度开放馆所、场地等资源，真正做到驻于社区，服务社区，共建社区。
6．以服务管理为主线，健全相应的评价机制，加强政策的指导力度。
在创建和谐社区的大背景下，要严格执行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坚持“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确定和承接相关部门划转的相关工作，逐步扭转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行政化倾向，建立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局面。要健全各项社区考核的指标体系，避免重复检查和不必要的评比活动，减轻基层组织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减少不当干预。要以创建“和谐社区”活动作为社区各类创建活动的总揽，把相关创建活动要求和内容纳入其中，并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具体的创建活动方案和落实措施。确定服务为社区的主线，以相应的评价机制来促进和推动，使和谐社区建设工作扎实有序、稳步前进，使其成整个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
战将 2012、3、20
第五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思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老原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中国当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先驱法理理念，尽管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包括我国宪法所确认，但现实生活的种种现象仍使我们对这一原则在生活中的适用产生困惑，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平等”事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大问题。
1.“平等”不是“等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理解为“人人一样”。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多样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仅存在着身高、体重、肤色等差别，更存在着爱好、性格、能力、水平等等的不同，这种差别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基因”这一遗传密码的不同。要求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一样，事实上就意味着人类的死亡，人的多样性正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俗话说得好，“十个指头有长短，山中树枝有高低”，或者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在社会的公共管理活动领域，要求“人人一样”，必然会陷入平均主义的泥坑，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2.“平等”存在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别，或者说数量上的平等与质量上的平等之分。如在联合国的会费交纳中，各国交纳的费用不同。其中每年交纳一亿美元以上的有美国、德国与日本三个国家，中国排在第13位。尽管各个国家交纳的费用不一样，但就各个国家就其本身的能力上是否已经“尽力”而言，分歧不大。如中国虽然于2002年交纳了2000万美元，但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而美国虽然交纳最多，但就其能力而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无多大差别。
3.“平等”是社会总体的“平等”，而不是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上的“平等”。有人认为体育运动是最不平等的，例如篮球运动员往往要求1.90米以上，很多有才华的青年被挡在门外。事实上，在挑选男篮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时往往要求1.90米以上，但在挑选男体操运动员的时候则往往要求不高于1.70米，而在挑选足球运动员时，则无特殊的身高要求，因此，虽然就体育领域局部而言，似乎存在不平等，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则是平等的。因此，“平等”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而是社会总体上的“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平等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4.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不能忽视社会的总体利益与整体要求，包括社会的特殊需求、行业要求等。我们在追求“平等”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的特殊利益与要求，例如像空姐等专门性服务性行业应允许存在身高限制，同样检察院、法院等专门司法机关在进人时，同样存在学历要求与其他特殊要求。当然在具体落实这一“不平等”时，法律应有一个界定，即这一领域属于该特定行业，并为该特定行业所必须，而非可有可无。对一般性行业、公司等不存在特殊要求的，法律上应该禁止设限，例如一般性的公务员就不应有特殊身高要求，只要在一般的正常范围就可以。因此，平等权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例外。
5.“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理想因素，其最终实现有待于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整体进步与发展。我们知道这原则来自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一句口号，既然是一句口号，那就必然含有渲染、夸张等感性的成分。从理性来分析，这一原则具有理想成分，就目前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为绝大多数人的平等，例如在现实的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青少年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教育条件与文化环境，而内地，特别是农村的青少年各方面的条件相应就差得多。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不能忽视，因此，我们说“人人平等”不是绝对性，而是相对的。
6.就法律理论而言，我们所说的平等是一种权利能力的平等，而不是行为能力上的平等。所谓公民的权利能力是指能够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公民的行为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以自己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从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资格。公民的权利能力是一律平等的，《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而行为能力不存在一律平等问题，我国法律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和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民法通则》还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因此，我们说的“人人平等”是一种权利能力上的平等，行为能力上是不平等的。
总之，我们不能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在生活中绝对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体现为权利能力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存有许多例外，这一原则又具有一定的理想因素，其最终实现仍然有待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行使这一原则时，我们既不主张平均主义，又不主张理想主义。既不放弃对这一理想的最大化追求，又能以理性的态度等待这一原则，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平和的心态正确分析与处理现实生活中的诸问题，以科学的观点认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