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精选）

第一篇：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精选）

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

在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当中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全国的政治和社会还等保持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欧美社会他在这个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他们经过了200、300年的革命和战争，侵略、掠夺才实现了这个转型。但是我们就这么30几年能够这样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还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这几年以来，我们基本上在改革发展转型当中不断的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所以，判断出来，改革开放的威力就在我们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它显示出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改革的进程当中，总体上还是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社会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我把它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大家讲了很多，我不具体讲了。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问题更多。我们这些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生态破坏更是要花几代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今年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两会”的时候，我们北京是严重的雾霾。在晚上有人调侃，讲在北京可以免费吸烟，上海黄埔江漂流着万头死猪，所以上海的老百姓就调侃说在上海可以免费喝排骨汤，打开水龙头就喝到排骨汤。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这里我特别强调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影响很恶劣。前几年很典型，比如说沈阳市买官卖官案，涉及到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接下来黑龙江省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发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

有的贪得无厌，涉案金额达高达几十亿。在贪污当中，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所以，在网上也有“二奶排行榜”，典型的就是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一共有10个奖，我只是简单地举了这6个奖，这个腐败的现象非常荒唐。另外，腐败蔓延到法院和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查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种法院、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是犯案的。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老百姓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最后一道门槛就是打官司，希望得到公正的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的心的。

另外就是舆论的腐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所以，我国的腐败现象我认为，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领域的腐败更严重，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这是我们今天在转型期遇到的问题，而由于这些腐败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我在国庆6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些年我们改革由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权利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分野在大规模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严重，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阶层，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存在的情况。

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的差距对我们国家的伤害更严重。所以，习近平同志今年到南方沿着小平同志南巡的道路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就是“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句话说明我们中央新的领导很了解我们今天改革存在的这种利益固化的现象就是阶层的固化。

由上面这四个问题带来第五个问题就是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所以，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奢靡之风频吹，人的信仰、价值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问题，转型期的陷阱。概括起来讲，我们中国今天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在1993年对他的弟弟邓垦谈话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认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更难，要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特别是分配的问题，如果长期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那就会产生大问题，他在93年就遇见到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概括起来讲我们面临发展以后的问题就是：

1、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2、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3、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4、环境污染加剧，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5、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从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 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 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 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 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 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 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 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 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 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 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 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 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 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 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 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 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 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 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 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 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 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 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 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 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 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 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 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 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 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 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 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 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 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 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 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 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 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 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 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 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 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 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 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 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 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 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

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 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 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 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 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 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 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 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 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 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 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 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 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 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 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 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 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 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 ”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 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 和疾苦漠不关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 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 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 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 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 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 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 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 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 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 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 势力故意在思想文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 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 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 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 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 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 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置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 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 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 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 “暴富”时，必然也是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 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 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 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 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 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 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 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 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 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 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 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 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 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 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 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 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 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 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 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 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 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 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 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 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 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 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 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 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 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 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 说可以用“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 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 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 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 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 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 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 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 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 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 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贫 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 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 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

差距过大的收入，提 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 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 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 “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 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 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 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 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 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 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 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 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 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 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 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 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 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 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 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 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 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 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 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 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 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 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 群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 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 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 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 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 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 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 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 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 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 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 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 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 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 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 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 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 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18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 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 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 24-33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第二篇：社会发展转型期的矛盾检验各级领导干部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中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面对矛盾和困难，愿不愿解难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个人品德的检验；敢不敢解难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魄力的检验；能不能解难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应在解难题中锤炼党性、提高能力、树立威信。具体要做到“四个必须”：

一、解难题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衡量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取向之一。时下，有一部分干部不愿解难题，主要存在三种思想：一是“怕”。认为难题往往错综复杂，牵扯着各方面利益关系，怕担风险，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二是“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工作上不下功夫，不愿动真碰硬，安于混日子，做“太平官”、“清闲官”。三是“浮”。重“显绩”、轻“潜绩”，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乐于搞见效快、成绩“浮”在上的“政绩工程”，不愿干难度大、成绩“沉”在下的“难缠事”。存在上述三种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因此，解难题，化解矛盾，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作支撑。在矛盾和问题面前愿不愿挺身而出，体现着各级干部的“官德”，是洞察干部品德作风是否过硬的“试金石”。作为一名品德高尚的干部，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真正地统一起来，面对困难和问题要始终做到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迷，把为民排忧解难作为最具体最生动的政绩，带着深厚的感情，真心办难事，真情解难题，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二、解难题必须树立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为官避事平生耻。”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任其职，就要尽其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关键是要把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作为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把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作为为人做事的根本动力。对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熟视无睹，不主动采取措施，不加防范与化解，就有可能会累积、扩散以至激化，最终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把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勇气体现在着力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上，为加快发展创造条件；把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勇气体现在着力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焦点问题上，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把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勇气体现在着力解决影响民生民利的热点问题上，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关注期盼的问题。要以忧党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始终保持勇往直前之风，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努力成为想负责、敢负责、能负责、会负责的干部，切实履行好党组织赋予的崇高职责。

三、解难题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实践是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化解矛盾、破解难题，办法在实践中，点子在群众中。“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流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从群众中吸收来的一点一滴，都将汇聚为我们解难题的强大武器。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察民情、知民意、集民智、解民难。一要深入群众，带着感情解难题。要怀着对人民群众“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厚感情，走进基层、走进困难、走进矛盾，多与普通群众真交朋友、交真朋友，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真心诚意帮助群众解其所盼、助其所难、除其所忧。二要引导群众，正面宣传解难题。要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正面引导，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改革措施，帮助群众理顺情绪，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党和行政的意图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三要发动群众，汇聚民智解难题。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群众生动活泼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群众的所说所需所盼中掌握实情，理清思路，提出对策，指导工作。

四、解难题必须勇于开拓创新

破解难题，特别是解决推进改革发展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不能靠老经验、老办法、老套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见微知著、动态思考，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认识、分析和把握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开拓创新的本领，善于解决发展中的复杂问题，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要坚持解放思想，树立勇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念。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全面认识和分析问题，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复杂性、特殊性。既要学会“弹钢琴”，也要善于“牵牛鼻子”；既要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善于站得高看得远，总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又要善于抓根本、抓关键、抓问题的主要矛盾，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灵活运用政策和策略，处理好主与次、重与轻、急与缓、难与易等诸方面的关系。讲求工作方法，掌握工作技巧，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途径，做到有的放矢，才会使解难题取得实效。

第三篇：经济社会新发展观

《集权分权与管理》

经济社会新发展观

体育学院姓名：潘黎明

集权分权与管理

当大家看见集权与分权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古中国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关系。先说下集权的概念。所谓集权，就是当从纵向的上下级之间来考察时，权力主要集于上级之手，下级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上级的指挥、调度、管理。实行集权化的管理，夏季几乎无决策权力，凡重大事务，甚至于具体的事务都必须向上级请示、汇报，并等待且执行上级的指令。可以说，下级只是上级的传声筒和巡视员。中国封建社会可谓推行集权式管理的典型，并为集权式管理积累了丰富而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因集权导致许多不利。就像秦国，在秦国统一中国、消灭封建开始，历代封建统治都实行集权式管理，十分注意提防诸侯割据，中央政府不仅管理着军队，也任免全国各地的提防行政长官。

先说中国的集权式管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种种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中最基本关系之一，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从建国到现在就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结构的设置必然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尤其是一个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

历史上，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三个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看来：“集权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的生命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也想把革命中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国内的建设，同时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影响。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也实行高度的集权。地方无条件的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同时地方政府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政治优先、政治为重的气氛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是维护政权的统一，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借助于高度的集中和计划，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维护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对内维护统一，对外对抗封锁。这一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服从于这种需要。

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经济形势进一步发展，集权的弊端也开始出现了，为了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置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中央开始向地方放权，从此就一直没有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于是“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权”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后，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两个关系也要走向全面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道路，并且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形式的改革与发展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从“放权让利”为主线的重大改革措施，摸索出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一“互动”原则的机制性手段。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管得

过死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在政府管理的层次上，形成了地方立法制度，分税制等一系列较为充分地考虑地方利益的制度的做法，增强了地方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觉性，同时在许多方面分担了中央政府的调控压力、增强了宏观协调力度，促进了中央关于地方发展目标和总体协调目标的实现。

近20年，地方分权改革取得空前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此外，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行政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某中意义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和冲突仍呈激化趋势。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都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虽然中央与地方关系纷纭复杂，并且多变，但是这些复杂性后面也可以找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地方诸侯对抗中央政权的现象，造成了中央政权统治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的政权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来实现的。因此无论经过多少次放权、集权的调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地方的认识任免权没有下放过，并且一直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政府接受同级党委指导和党管干部原则。即使是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要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1954年由于高饶反党事件的出现，中央撤消了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此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也正是通过这种政治领导，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再说分权，所谓分权式管理模式就是在一个设置有上下层级的组织、机构内，大多数权力分于上下级，下级能在较大的权力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操作。当然分权不等于不要上级管理，它只是相对于集权大小事务都要上级过问，而将较多问题交由下级自行裁决而言。

分权与企业管理

可以预知，随着企业发展壮大，无论是在企业整体上还是内部各部门之中，管理上的问题将会层出不穷。这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规模扩大后，跟不上企业或部门发展的速度。

地产大亨李嘉诚创业之初，资金少、人才缺，从原材料采购、设计施工、生产管理到产品推销，李嘉诚都得“事必躬亲”。随着企业规模大了、员工多了以后，李嘉诚感觉到，如果把工作全部大包大揽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不但不能实现事业的腾飞，反而可能将企业搞垮。于是，他采用分权管理的理论，将原有的管理转换为依靠管理专家、技术人才的集团管理模式，把权力下放给下属，让具体的部门负责具体的事务，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依靠部属进行管理，实行企业员工的分级负责制。从此企业从上到下，各司其职，业绩蒸蒸日上。分权管理理论上的分权，就是现代企业组织为发挥低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把生产管理决策权分给下属组织，最高领导层只集中少数关系全局利益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权。

如何将“分权管理”逐渐融入现有的工作中，并发挥效用呢？ 首先，管理者必须让员工明白，他就是自己工作的老板，要让员工具备主人翁意识。韦尔奇说：“挖掘员工潜能的有效办法是尊重他

们的人格，重视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参与到公司管理当中，尤其是决策、监督活动，使他们对公司产生所有权感，觉得自己对公司很重要”。

另外，企业应该为员工营造一个良好的薪酬、福利待遇、晋升和成长的环境，这对提升员工主人翁意识的意义重大。所以，培养员工的主人翁精神，让他们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组织的效率。

其次，领导必须做出大胆而适度的分权。对于一个部门或门店的领导来说，分权一般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用人之权；二是做事之权。

作为领导，并不需要对部门或门店所有的人、事、物等都事必躬亲，而应该将手中的权力进行有目的的授权、因事因人、以能授权、权责相应授权、逐级授权、信任授权等。所以，分权的时候需要掌握分权的“度”，即是“大胆”且“适度”。适度是一种谨慎的用人态度，而大胆则是一种激励性质的用人技巧。

第四篇：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突出矛盾的历史背景及其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突出矛盾。近期我国严重存在的部分官员经济腐败与人们反腐败的尖锐斗争,及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明显的事例。随着当代社会主义实际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进了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全面和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全方位地深人展开,由于人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深人展开,社会矛盾也就必然地比以往显露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广泛深人。其中还相继地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社会突出矛盾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前几年出现的群众金融风险损失等经济纠纷,近几年的大学生就业难、部分公民道德缺失、部分官员贪污腐败,以及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等,都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这些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具有激性表征和全局性影响的矛盾,就是社会突出矛盾。

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 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即: 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要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以及社会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

（一）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症结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些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全国普遍迈上了构建小康社会的征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不在有钱花不出去、买不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的情况, 而问题恰恰是人们不敢放心地消费, 不敢轻易地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大大方方地买回自己可心的商品。他们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这些是因为社会事业没有和经济同步发展。大胆预测,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即使经济再飞速发展, 物质财富再急剧膨胀,只要没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事业的发展不能和经济建设同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统筹进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只会加剧,不会消除。

（二）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的缺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强调的是, 初次分配讲效率, 再分配讲公平。问题是, 初次分配提高了效率, 再次分配是否真正实现了公平。当前国家税收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 国库充实了, 理应主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对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设施投资, 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恰恰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到位。

（三）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表现在于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矛盾无处不在, 存在矛盾是正常的, 存在矛盾而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就不正常了。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但是这种利益矛盾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否则就会使矛盾激化, 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原有社会阶层认为新的社会阶层利用政策的空缺或不正常的手段攫取了本该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草根层觉得只有精英层的利益诉求而缺少属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新的社会阶层有种经济上的巨人而政治上的矮子的不平衡心理, 等等。

二、正确处理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法论, 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重视发展的协调性。

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要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同时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 克服那种片面发展观。一个时期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 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并且把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 积极探索医疗制度改革,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把经济的发展同社会事业的进步综合考虑,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的问题。今后, 应继续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二）弥补体制或制度的缺陷。

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因利益而起,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满足公众对社会利益的需求, 难以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 再加上我们并没有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利益均衡机制, 共建与共享脱节,优势阶层获利多, 弱势阶层获利少, 甚至比较利益下降。因此, 在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要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无论制度的重建还是制度的完善, 都牵扯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形成改革的阻力, 这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艰巨性。

（三）创造解决矛盾的软环境。

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在这个缓冲时期, 要创造有利于突出矛盾解决的软环境, 矛盾虽不能立即解决, 但绝不能使矛盾激化,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为此, 一要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勤政为民;二要强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责任, 扶危济困, 关注贫困地区, 关爱弱势群体;三要营造良好的温馨的社会氛围, 消除阶层间心理隔阂, 保持社会的稳定。

第五篇：转型期工作总结

转型期工作个人总结

通过学习“网络支撑中心转型期工作总结及思考”一文使我认识到以下两点：

1、作为一名网络支撑中心的年轻维护人员，在继续钻研本专业的技术知识外，还要多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业务知识，所以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年轻人应该多学些知识，这样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定期对员工的培训这是必然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厂家现场培训，不要只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也要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对不懂的问题虚心向有经验同事请教，为了铁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结合提出的转型期的主要矛盾，我们要以“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更要上、认真工作、刻苦攻关专业知识”的工作心态来面对“认真负责的精神（主观）”和“网络升级改造（客观）”这两个因素。

加速转型，就需要加快PDCA循环。因为PDCA循环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循环，每循环一次，就解决一部分题目，取得一部分成果，工作就前进一步，水平就进步一步。每通过一次PDCA循环，都要进行总结，提出新目标，再进行第二次PDCA循环，使品质治理的车轮滚滚向前。PDCA每循环一次，品质水平和治理水均匀进步一步，所以员工加速转型，必须加快PDCA循环，这样企业才能又更好的发展。

员工积极工作的深层次动力，我理解的是，应该各专业互相帮助，团队团结，上下级和睦，这样员工工作心情舒畅，能够更好的积极参加工作。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