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扶贫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基本情况
1、深山区。**县位于**省的东南部，地理上是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的结合部，境内千米以上的山峰有46座。**天目山脉部分毗邻浙江省临安市与**毗邻的深山区乡镇同样较落后，但由于他们地方投入的财力比安徽强得多，乡镇的硬件建设也就比我们好不少。总体上看，一是人均可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二是深山村落人口远离城镇，信息相对闭塞。三是土地产出能力低，生产条件差，单纯的农业生产难以解决温饱。四是自然灾害频繁，易旱易涝，部分村落隐藏有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五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农民创收来源和增收渠道较少。六是因灾因病因学返贫现象突出。
2、文化观念。**是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长期以来受旧思想观念束缚，有重商业、学而仕的风气，发展工业经济的创业精神较为缺乏。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依然是小农经济模式，许多农民满足于小富即安。此外，由于交通闭塞、劳动技能差和语言障碍等，长期在深山区生产、生活，缺乏对华东区周边发达省份发展变化的强烈关注。自然条件和文化观念是导致深山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两个最大的障碍。
3、县域经济总量规模小、质量差，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条件依然薄弱。**县以山地丘陵农业为基础，经济发展能力和总体水平较低。2004年，全县农业人口14.4万人，占总人口的80.2％，贫困人口（含绝对贫困和低收入）1.28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8.87%。县级财政仅7110万元。尽管靠近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但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等多种原因，工业发展仍十分缓慢。现有工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产业链短、经营观念落后等，很难经受住市场变化的冲击。山地丘陵农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单位成本过高和投入不足，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提供建设资金支持等，都是导致当地基础设施短缺的重要原因。目前县内不通公路的行政村有5个，尚有2万人存在饮水困难问题。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返贫现象突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设施严重不足，群众看病难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主要问题１、扶贫资金总量规模不足，使用分散。区域性贫困的基本特征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投入的项目多，扶贫资金和其它建设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总量矛盾突出。资金使用分散，与其它农村投入资金不能有机结合。资金分散主要表现在来源分散和使用分散两个方面。由于资金的来源渠道和投入机制不同，使用原则不同，规划与规划之间互不衔接或根本就没有规划，造成在产业布局、项目安排上零星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尚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目标和任务也不尽明确，使各项扶贫资源在上级层面失去了整合先机。而一些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的政策，也强化了资金分散过程。根据政策财政扶贫资金70％要用于进村入户，但实际扶持内容包括农林水、科教文卫、交通等各个方面，还要兼顾其他方面的基础建设工程，这无疑使得各个专项都要从有限的扶贫资金中划走一块，加剧了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分散化过程，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２、扶贫贷款政策指向和分配原则不相符合，难以做到真正扶贫。扶贫贷款是国家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占国家扶贫资金的60％以上，以贴息或小额到户贷款的方式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各类生产性项目。但是由于政策性贷款商业化经营，导致扶贫贷款难以实现所设计的政策目标。银行要保本收利，政府要扶贫，银行方面存在着放贷成本高和回收难的风险，用贷个人存在担保能力差和项目失败的风险，其结果必然造成瞄准对象的偏离和错位。小额贷款采用抵押担保的方式，也能惠及一部分收入不高的家庭,但到达贫困农户的规模很小，难以做到扶贫。越是偏远、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扶持力度越小。2004年，**县扶贫信贷计划1850万元全部用于企业信贷，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农户贷款一分钱也没有。
第二篇：对扶贫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基本情况
1、深山区。**县位于**省的东南部，地理上是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的结合部，境内千米以上的山峰有46座。**天目山脉部分毗邻浙江省临安市与**毗邻的深山区乡镇同样较落后，但由于他们地方投入的财力比安徽强得多，乡镇的硬件建设也就比我们好不少。总体上看，一是人均可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二是深山
村落人口远离城镇，信息相对闭塞。三是土地产出能力低，生产条件差，单纯的农业生产难以解决温饱。四是自然灾害频繁，易旱易涝，部分村落隐藏有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五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农民创收来源和增收渠道较少。六是因灾因病因学返贫现象突出。
2、文化观念。**是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长期以来受旧思想观念束缚，有重商业、学而仕的风气，发展工业经济的创业精神较为缺乏。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依然是小农经济模式，许多农民满足于小富即安。此外，由于交通闭塞、劳动技能差和语言障碍等，长期在深山区生产、生活，缺乏对华东区周边发达省份发展变化的强烈关注。自然条件和文化观念是导致深山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两个最大的障碍。
3、县域经济总量规模小、质量差，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条件依然薄弱。**县以山地丘陵农业为基础，经济发展能力和总体水平较低。2004年，全县农业人口14.4万人，占总人口的80.2％，贫困人口（含绝对贫困和低收入）1.28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8.87。县级财政仅7110万元。尽管靠近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但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等多种原因，工业发展仍十分缓慢。现有工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产业链短、经营观念落后等，很难经受住市场变化的冲击。
山地丘陵农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单位成本过高和投入不足，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提供建设资金支持等，都是导致当地基础设施短缺的重要原因。目前县内不通公路的行政村有5个，尚有2万人存在饮水困难问题。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返贫现象突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设施严重不足，群众看病难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主要问题
１、扶贫资金总量规模不足，使用分散。区域性贫困的基本特征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投入的项目多，扶贫资金和其它建设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总量矛盾突出。
资金使用分散，与其它农村投入资金不能有机结合。资金分散主要表现在来源分散和使用分散两个方面。由于资金的来源渠道和投入机制不同，使用原则不同，规划与规划之间互不衔接或根本就没有规划，造成在产业布局、项目安排上零星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尚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目标和任务也不尽明确，使各项扶贫资源在上级层面失去了整合先机。而一些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的政策，也强化了资金分散过程。根据政策财政扶贫资金70％要用于进村入户，但实际扶持内容包括农林水、科教文卫、交通等各个方面，还要兼顾其他方面的基础建设工程，这无疑使得各个专项都要从有限的扶贫资金中划走一块，加剧了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分散化过程，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２、扶贫贷款政策指向和分配原则不相符合，难以做到真正扶贫。扶贫贷款是国家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占国家扶贫资金的60％以上，以贴息或小额到户贷款的方式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各类生产性项目。但是由于政策性贷款商业化经营，导致扶贫贷款难以实现所设计的政策目标。银行要保本收利，政府要扶贫，银行方面存在着放贷成本高和回收难的风险，用贷个人存在担保能力差和项目失败的风险，其结果必然造成瞄准对象的偏离和错位。小额贷款采用抵押担保的方式，也能惠及一部分收入不高的家庭,但到达贫困农户的规模很小，难以做到扶贫。越是偏远、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扶持力度越小。2004年，**县扶贫信贷计划1850万元全部用于企业信贷，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农户贷款一分钱也没有。
今年省里专门切出20万元财政发展资金给**，作为小额信贷扶贫试点的贴息费用，由于承贷对象是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户，银行对这一块的投入风险大，积极性不高。操作起来较困难。建议可由贫困户自己选择发展项目，把贴息费用作为扶持资金，直接投入到户，应能起到一定的扶持作用。
3、产业化扶贫针对性强，增收效果显著，但认识明显不足。2003—2004年，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我办选择了覆盖面大、见效快、推广易的籽用瓜蒌产业化项目进行实施，投入30万元无偿提供种子种苗、反复进行重点技术培训并发放种植补贴。从实施结果看，产业化的针对性强，扶持效果突出，符合民心民意。但实践中也发现，一些乡、村对产业发展，既无概念，也无思路，对该项目的认识不足，只靠政府投入，忽视种植管理，除***乡效果比较明显外，其他乡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4、
第三篇：扶贫工作中问题整改报告
芦庙卫生院扶贫开发工作中问题整改报告
2017年，芦庙乡卫生院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乡党委、政府和乡扶贫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全乡经济发展大局，医疗扶贫、健康扶贫政策，结合结对帮扶的贫困人员以及因病致贫家庭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化扶贫开发和惠民行动工作，注重办实事、讲实效，具体落实《关于印发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卫财务法〔2017〕19号、《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国卫财务法〔2016〕26号等文件精神，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对我乡推进精准健康扶贫，协助结对帮扶的贫困家庭完成扶贫解困规划，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以减少疾病和痛苦为工作目标，以走访入户、发放优诊卡、上门体检诊疗等手段，实施惠民行动，为定点帮扶的贫困户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虽然完成了乡党委政府下达的健康扶贫工作任务，但在整个扶贫开发工作中，还存在这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对此我院在扶贫工作中进行了灵活的调整，现将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领导以身作则，机构完善成熟。
我卫生院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把定点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为了更好的赴身在扶贫工作中，我院领导们以身作则，吃住在医院，谢绝了所有假期，并成立了
专人具体分管，工作组下设办公室，确定办公室主任为联络员。
二、措施有力，要全力以赴。
卫生院扶贫领导小组到达马迁庄村委，对帮扶贫困对象进行健康义诊、并签订家庭医生签约协议，为他们发放了西平县人民医院的优诊卡，我院八名医务人员在领导的带领下，整个下午仅仅对十户困难家庭进行了走访入户；当晚院领导班子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样的扶贫效率太慢了，领导工作推进力度不够到位，必须要进行整改才行，当晚就制定出了全力以赴的推进工作部署，第二天，全院医疗人员组成了十三个分组，分赴全乡十二个自然村，每组负责一个自然村的同时，由一组进行机动支援，确保扶贫工作推进效率，通过走访入户、健康义诊、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发放优诊卡等方式，对帮扶贫困家庭伸出了援手。
三、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开展义务治疗上门活动。
在推进我乡精准健康扶贫中，我卫生院认为单单的家庭医生签约协议和上门体检贫困家庭成员，还远远不够，对此我院也进行了必要的整改，通过整改，我卫生院还要对定点帮扶村农户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教育，进行卫生知识和医疗常
识的简单培训，发放卫生宣传资料，帮助村民提高了讲卫生意识，极大减少了各类传染疾病的发病率，对帮扶对象更要进行具体情况的健康指导工作，确保他们不会出现传染病被传播的现象发生，不让他们雪上加霜。我卫生院还要选派骨干工作人员到村、到组、到户，进行了大量的群众走访，了解群众疾苦，切实解决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
目前，我院帮扶工作进展顺利，但是还存在深化扶贫的地方，总结下来，我卫生院扶贫开发工作中问题需要整改的有一下几点：
一、领导小组认识到位，具体分工更加明确，营造并提高精准扶贫的氛围；
二、进一步提高工作推进力度，精准分配十三扶贫小组自身职责；
三、走访入户签订家庭签约服务的同时，要丰富健康扶贫的内容，从实际上改善扶贫对象的健康和医疗条件。
芦庙卫生院 2017.5.30
第四篇：对企业党员发展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对企业党员发展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中组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全国发展党员316.7万名，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发展党员139.7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44.1％，其中发展工人党员20.9万名，发展农牧渔民党员58.9万名，发展农民工党员4.8万名；党员队伍中工人和农牧渔民党员比上年增加46.5万名。
目前，火电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尤其需要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尤其是充实生产一线党员队伍，增强一线党员的积极性，打造团队的凝聚力，是目前火电企业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在多元化思想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以保证发展质量，也是党员发展工作中面临的难点问题之一。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感到，随着火电企业管理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给发展党员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发展党员工作，值得引起重视。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数量不足。员工年龄结构偏大，新员工绝对数量少，是造成入党积极分子数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把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党的工作的成败。但实际工作中，符合党员标准和条件的积极分子数量越来越少。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企业30
岁至40岁左右的员工流失过多，虽然多数是在集团内部调动，但流向主要是新能源公司或新机组、新模式电厂，这些企业的收入大大高于老、小企业，因此，对于这些既有工作（技术）经验，又年富力强的员工极具吸引力。在规模小、负担重的火电企业，这些现象更加突出，笔者对****系统内部分企业积极分子队伍的情况进行了粗略了解，感到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各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为45岁以上,每年新入厂的毕业生不过10名左右，有的只有3、5名，且多为普通高校或专科学校学生，而他们当中思想上要求进步，工作上踏实肯干的比例并不高；而年龄偏大的员工因身体素质下降、家庭负担过重等原因，在工作中无法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而放弃了要求入党的愿望。如某电厂锅炉分场的一位班长被列为积极分子进行了近两年的写实和培养，但由于患上了腰间盘突出、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病证，不得不辞去班长职务，变成了被班组照顾的对象，因此，无法成为发展对象。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针对这种状况，部分企业的基层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时，不得不搞“矬子里面拔大个”，降低标准发展。
二是重点发展对象教育培训难以到位。按照《党章》规定，重点发展对象在被吸收为预备党员前都必须接受党的基础知识培训，使新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有起码的了解和掌握。但由于目前基层党支部书记多为行政兼职，在火电企业生产经营工作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很难有精力对发展对象进行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一般情况下，多数采取以会代训、以活动代训等形式进行，致使培训时间不足或培训内容不完整。因此，导致许多新党员对党的 2
基本知识掌握得不系统或一知半解，以致于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与基层党组织保持一致，同时直接影响了整个党员队伍的素质。究其根源，虽然有客观上的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少数基层党务工作者，对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认识不足。2012年4月，**电公司对基层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为了不影响当年组织发展工作质量，公司党委在各党支部完成了自行培训的基础上，又举办了入党积极分子和党支部书记共同参加的党的基本知识培训班，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三是积极分子队伍结构不均衡。一是女性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目前，****系统多数企业女员工数量占员工总数比例约在25%左右，然而，入党积极分子的比例却不足15%，重点发展对象不足10%；二是一线岗位普通工人积极分子数量偏少。目前，工人岗位的入党积极分子多为班组长。某电厂2011年发展的预备党员中班组长和管理人员比例占到了60%以上。三是28岁以下青年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员工多为35至45岁之间的员工，在某电厂的60名入党积极分子中，年龄在28周岁以下的仅有3名。
二、问题的原因分析
综合分析上述各项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十分重要。
一是生存压力过大至使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目前火电企业收入偏低，尤其是南北方火电企业员工收差距悬殊，加之生活成本飙升，多数员工生存压力过大，致使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的愿望与改善生存条件的渴望产生了矛盾。如某电厂汽机分场的一位班 3
长是党支部培养多年的入党积极分子，正当他满怀信心地努力工作的时候，她的妻子因单位改制而下岗，由于她心理上接受不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致使这名班长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妻子和家庭方面。还有一位毕业于重点大学、家在外地农村的分场技术员，工作勤奋努力，政治素质高，但在企业工作八年，已经30多岁了，还不能建立家庭，原因是收入少，买不了住房，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选择离开企业。
二是腐败现象的存在致使部分优秀分子发生信仰动摇。一方面，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时时处处激励着优秀分子向党组织靠拢。但另一方面，部分党员不能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已，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和不缴纳党费，表率作用难以发挥，政治素质低下，技术水平不如人，个人品德不如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有的信仰沉沦不思进取，有的迷信宗教放弃信仰。此外，党内少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腐败现象的存在，尤其是近年来高官要职的大案要案频频曝光，这种反差严重影响了党在优秀分子心目中的形象，挫伤了部分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的政治热情。有的甚至看待问题以偏概全，将现状看得一团漆黑，滋生了迷茫悲观情绪，对加入党组织的理想信仰发生了动摇。
三是部分基层党组织缺泛活力致使党员发展工作不利。活力是任何工作或组织增强吸引力的基础，没有活力的缚织是无法吸引优秀分子加入其中的。尽管各级党组织将发展党员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但部分单位党组织日常工作不开拓创新、不与时俱进，没有了感召力，缺少了感染力，降低了公信力，4
更谈不上吸引力了，因此，党员发展工作始终处于“自然发展”状态。而有的党务工作者认为发展几个新党员与否，无碍大局，无关紧要，不会影响党组织的整体战斗力没有必要下功夫；还有的将党员发展工作不力一味归结于后备力量不足，无合适人选，而没有将选人视野拓宽，育人机制创新，培养管理加强。
三、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党的新生力量事关党的事业成败与否。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不断探索切实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做出贡献，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务工作者应尽的义务。
一是健全培养机制，在选人育人上下功夫。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确保后备对象充足，不仅要拓宽视野，全方位选人，更要在培养机制上下功夫，通过有计划、有目标的培养机制，使选人育人工作有效衔接。在选人上，要向生产工作一线的员工倾斜，这部分员工是企业的主体，是党组织的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只有把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都吸引到党组织中来，才能使党的基础不断加固。在育人上，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在早期培养中通过有意识的引导和灌输，使员工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政治素质的提升；在教育培养中，要多吸收他们参加党组织的相关活动，使他们得到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岗位培养中要有意识地给优秀分子交任务、压担子，鼓励他们到生产一线或群团组织担任一定职务，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在强化责任上下功夫。企业基层党组织应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工程来抓。一是 5
摆上议程。基层党组织必须要将党员发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经常过问党员发展工作，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党员发展工作，年初要制定党员发展工作规划。二是组织缜密。党务工作者不仅要求公道正派，热心党务工作、关心党员发展工作，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熟悉和掌握《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工作细则》、《党员发展工作操作规程》等规定，并严格按规定规范做好每项工作。三是岗责清晰。各级党组织必须要将党员发展工作纳入岗责管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明确每个党支部发展党员的任务和培养积极分子的任务，并要求每一名普通党员都要有帮带责任。对于任务完不成或不按程序和要求发展的，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三是树立先进典型，在示范引导上下功夫。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大力宣传和提拔使用，让优秀分子看到党组织保持自身纯洁性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要加大优秀党员及典型事迹的培育推介力度，让优秀分子学有样板、比有榜样、看到党员队伍先进性的具体体现，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党组织的向往与渴望。在这方面，集团公司和****公司在每评选优先模工作中采取层层推荐、候选公示、媒体宣传等一系列工作，极大地激发了系统内各企业广大党员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情，同时也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五篇：扶贫改革问题的思考
关于扶贫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问题导向
不言而喻，我国扶贫开发成就巨大、举世公认，但是问题也是有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精准扶贫不够。这是扶贫开发几十年中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农村扶贫，包括救助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后者又包括扶持区域与扶持人口。扶贫开发，开发是手段，扶贫是目的。手段中，关键的是财政扶贫投入。对应开发式扶
贫的两个对象，财政扶贫投入包括：财政综合扶贫投入，财政专项扶贫投入。前者重点扶持区域跨越发展，后者重点扶持人口脱贫致富。2012年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2996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投入320亿元；2013年前者约为3690亿元，后者约为394亿元。
各级财政专项扶贫投入，主要由财政和扶贫部门在管理。换句话说，我们扶贫部门的职责就是专项扶贫，任务就是扶持人口脱贫致富。所谓精准扶贫不够，也就是说专项扶贫投入偏离了穷人这个“靶”“的”。在扶持区域发展上，“请神容易送神难”，重点县一经入围就几十年难以突围，致使富了出不来，穷也进不去。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早在2008年该县就已经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西部经济百强县，连续6年居广西县级首位。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并不是个案。
对扶持人口而言，“扶强不扶弱”现象凸显。许多地方扶持种植养殖业把钱给了大户，而扶贫贴息可能就给了大企业。农机具购置给予50%的补贴，那么只要出一万就可以购买价值两万的农机具。但是，如果你是个贫困户，可能就拿不出这个钱，也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家电下乡也一样，买不起家电的人，享受不到优惠。住房改造上就更突出，其中补助一两万元但新建要五六万或七八万元，穷人出不起就只能补给非穷人。这就导致真正贫困的人得不到扶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橄榄型分配格局。”扶贫开发的重任就在于通过精准扶贫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减少“橄榄型”分配格局低端群体。但是，一些地方扶贫成了扶“橄榄型”中间群体向高端群体转变。总的看，精准不够，一是专项扶贫投入用于了扶持区域发展，成了“普惠”，二是专项扶贫投入被一些富人自觉不自觉地占有，成了“扶强难扶弱”。
哲人说，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了为什么而出发。专项扶贫投入是国家通过二次分配，专门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救穷如救火，扶贫精准不够就成了“鸡脚杆上剐油”，剥夺了穷人的正当权益。如此，谈何公平？！谈何和谐？！谈何“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中央文件近年来出现的名词，首见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后来也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顶层设计来源于系统工程学，其字面含义是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换句话说，在系统工作中，基层设计是指“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总的特点是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
从我国目前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顶层设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要求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必须从战略管理的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蓝图。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改革过程中怎样使用？胡锦涛同志在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全面的表述，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精准扶贫有许多工作要做，应有之义就是顶层设计。在扶持区域方面，重点县退出机制包括标准、方式、程序等，贫困村的选择标准、扶持方式、政策投入等，这就需要顶层设计；在扶持人口方面，资金数量、人口规模、监管放权，这些也都需要顶层设计。从历史看，精准扶贫不缺“设计”而是缺落实。在新村建设中坚持新村“竞争入围”和扶贫“首扶制度”，做到选准最困难的村、扶持最贫困的户、办好群众最急需办的事。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精准扶贫，这是写进了省的新十年扶贫《纲要》的，但是，具体操作中没有怎么落实。重点县退出机制也是有的，仍然是一个落实问题。早在2012年初，省委就提出了建立重点县退出新机制，到2019年底前分期分批完成全省36个重点县“摘帽”任务。对摘掉“帽子”的县，坚持扶持政策不变、资金项目不变、扶贫规划不变、行业扶贫不变、定点扶贫不变的“五不变”规定。对没有按期“摘帽”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的责任。之后，川办印发了《关于确保完成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目标任务的工作方案的通知》（〔2012〕62号），明确提出：在2019年年底前，除藏区外的27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摘掉重点县“帽子”。
三、基层探索
与顶层设计相对应的是基层探索或叫创新。在重视顶层设计的时候，要同时、同地位地提出并重视基层探索。中国的一些主要改革，顶层是
被基层推着走的，农村改革是如此，国企改革及至市场改革也是如此。
必须给基层探索一个合法的地位。现在几乎所有文件都不怎么提基层探索，现实中往往把基层的一些改革探索视为非法行为，加以压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向。中国改革实际上是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单单是顶层在起作用。四川是改革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全国率先探索农村改革，率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率先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验，率先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这些改革中，基层探索功不可没，土地“大包干”就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扶贫开发也如此，全国闻名的黔江精神、巴中经验，都是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艰辛探索。
扶贫开发具体的特别是操作层面的东西，还是要大力倡导基层探索创新。比如资金如何到户，到户干啥？就是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干什么、怎么干，这些还是要交给基层、交给群众，让基层、让群众说了算。即便经验推广也要推那些可复制的，那些不可复制的只能是看叫不看座，没有一点实在意义。四、三个层面
发端于1986年的扶贫开发本身是改革的产物，扶贫改革是“全面深入改革”的应有之义。中办发〔2013〕25号文件，对扶贫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当前问题是要做好有序推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
一是尽早可以推进的。扶贫到户、下放“四权”、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等，这些就是尽早可以推进的。还比如贫困村互助资金，2006年试点至今已经七八个年头了，就没有必要继续“试点”，既然是成功的可复制的，就应尽早纳入扶贫的正常工作。精准扶贫涉及到投入到户甚至到人，有的同志就担心“张三家多李四家少而引发矛盾甚至农村不稳”，我觉得这个担心有些多余。精准扶贫中要提防的是简单的分钱分物，这个倒真是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片区与人口的关系，这个要处理好。这两点倒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二是通过试点推进的。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重点县退出机制，这些是要通过试点再推进的。特别是推动金融机构网点向贫困乡镇和社区延伸，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加快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发展农业担保机构，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改善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等经营组织的金融服务，这些则要通过试点，取得成功经验方可推进。还有就是试点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进行“三权分离”,探索“交易—鉴证—抵押”的产权交易的模式，农户可以凭承包权抵押贷款，也可以凭此增加财产性收入，拓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空间。
三是深入研究推进的。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引入第三方扶贫，这都要深入研究后再推进。从购买社会服务来看，要提防的是借购买之机把扶贫部门该干的事推出去，产生“花钱买耍”现象。从长远来看，中国扶贫的最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而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这也是世界其他地区成功扶贫的方式。但是，目前完全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是很具备，需要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中国扶贫的成功模式，但目前政府主导过度，社会参与不足问题也突出。政府主导扶贫是合理的，一方面贫困问题不是哪一个市场主体单一制造的，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社会的大管家，扶贫是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另方面扶贫是一种公益性事业，单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动员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如果政府不介入和主导，恐怕大多数贫困人口连基本生存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但是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每个环节都要介入，更不意味着几十万甚至几万元一个项目都要省上来审批，过度的行政化会带来效率损失，扶贫开发中的很多问题来源也于此。我们目前要做的是在优化政府主导的同时强化社会参与。五、三级分推
1986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提出“做好扶贫工作”“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由此，全国扶贫开发机构陆续成立。领导小组属于议事协调机构，下设的扶贫办属于办事机构。严格来说，其职能职责就是统筹协调，监督管理。但是，一直以来扶贫部门特别是省级扶贫部门重在分资金批项目，监督管理有所弱化。上年，国家审计署公告了对广西等6省区1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0—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反映出在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上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损失浪费等问题。目前体制下，出问题是必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省市放松了监管。
省、市、县三级政府特别是扶贫部门，在扶贫改革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本质上看是个事权划分问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办发〔2013〕25号文件，“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省、市两级政府主要负责资金和项目监管，县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好扶贫项目”。这很明确，省市重在监管，县级重在组织实施。
省市特别是省级扶贫部门，要自觉回归到监督管理上来，这是深化扶贫改革的必然。这个回归很重要，早回比晚回好，早回早主动。现在，省级扶贫部门忙于分资金批项目编规划搞培训，无暇顾及监督管理，带来了不少弊端；县级缺乏项目审批权，对不切合当地的规划或由于上级没有监管而擅自调整项目等的问题时有发生。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要靠严格实行中央既定政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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