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腐倡廉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与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比较研究
赵连云
[摘 要]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思想的论述,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搞好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他们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所采取的相应对策两个大的方面,对两代集体领导的反腐败思想予以分析和比较。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比较研究
反腐倡廉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我们积极落实“三个代表”,践行“三个代表”的重大举措。为做好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重温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有关反腐斗争的重权论述,并将其共性和差异予以分析比较,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对反腐改工作的地位、作用的看法和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他认为,反腐败斗争开展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总目标、总纲领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早在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就指出:如果不知道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基于上述认识,无论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还是在革命的高潮时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尤其是党内的反腐败斗争。
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年代,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党员,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领导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延安时期,他又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坚决果断的处理了刘振环等人的贪污案。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建国之初,革命的胜利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滋生了一些浮华奢侈的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有所抬头。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党的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同志们又一次强调,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以及后来的“新三反”运动,坚决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及一系列大案要案,纯洁了社会风气,整肃了党风政风,弘扬了我党清正廉明优良传统。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十年代反腐败”的伟大斗争,在“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在毛泽东同志的 晚年,他还一再叮嘱全党同志,我们不曾被拿枪杆子的敌人打倒,同样也不能被阶级敌人的裹着糖衣的炮弹打倒。历史充分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决、及时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斗争,纯洁了党的队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
继毛泽东同志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勇气和气魄,回答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认为反腐倡廉是关系到党和党的干部要经受改革开放考验的重要必、迫切性。比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仅反复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深刻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基于对我国国 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同志在他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六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这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斗争,至少是要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决不可能间断、放松,相反,需要的时候,某个时期反腐败的力度还必需更大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了要处理好经济建设这个党的中心任务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指出反腐败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应相反。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同志都高度重视反对腐败和倡导廉洁的工作,都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大局、全局的重要总是来抓,都反复强调要把反腐败斗争抓实、做好。邓小平同志还强调党要经受改革的考验,并突出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
二、对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的思考
早在建成国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对如何防止腐败,清除腐败进行过积极的思考。随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同志们就如何防止腐败、如何使执政的革命党永保廉洁的本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尽管在实践上发生过某些失误,甚至出现过严重的错误,但他的探索、尝试和努力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可贵的思想遗产和经验教训。
1、思想正误教育是防止腐败的根本
在对待腐败现象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强调预防。而在如何预防上,他一向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只有从思想政治入手,切实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除了常规的和一般性的政治教育外,他还特别强调了理论学习、理论建设的不可替代性。他要求党的组织和干部要经常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经常地开展党的宗旨、党的纲领的教育以及党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以增强全党的党性党纪观念,预防
腐败现象的发生。
延安时期,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他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反腐倡廉,不贪不沾,决不学一旦胜利就忘乎所以的李自成。进城前夕,他又向全党发出了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和侵略的警告,努力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认识上筑起反腐的堤坝,切实提高抵制腐败的自觉性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2、发扬民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早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健全党内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同志之间的相互监督,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延安时期,他的民主监督的思想进一步发展。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周期律,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只要人人负责,充分发扬民主,腐败就不会成为主流,就决不会政息人亡。此时就考虑到了用民主的手段和机制,及时清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1949年11月,党中央便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使反腐败斗争有了切实的组织保障。可惜他的这一宝贵的思想火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支配下,未能深入下去并付诸实践。然而可喜的是,后来这个思路成了邓小平同志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进行反腐败斗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认识起点。
3、运用组织手段,加强纪律,从严治党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在组织上、纪律上严格要求党员,纯洁党的队伍,运用有效的组织纪 律手段打击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提出要严把党员的“入口”关,要严防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混进党内,占据领导位置;同时,“出口也要畅通,及时清除那些党内已经腐败的分子。”他还特别强调了要用“整风运动”的方法来“大清理”党内的腐败问题。
4、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毛泽东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担任党的主席的几十年中,树立了张思德、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等一大批模范党员、干部,树立了大庆油田、鞍钢公司、“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一批先进集体,至今都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反腐败的思想,而且其本人就是廉洁自律、奉公为民的坚定实践者。他廉洁自守,勤恳俭朴,为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操劳了一生,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搞特殊化。
在惩治腐败的具体方法、途径和对策、措施方面,邓小平同志同样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1)实行公开监督,广辟监督渠道
邓小平同志的公开监督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将监督从纪律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三是广开思路,扩大监督范围,畅通监督渠道,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特别是群众的监督和舆论、传播媒体的监督;三是监督的形式、方式不断调整、不断优化。这一闪烁着系统论思想光辉的现代监督思想,显然较之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和做法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完善。
(2)严肃党纪国法,从严治党,依法行政协委员
邓小平同志强调,反腐败在动真格的,要扎扎实实地做实事、讲实效。在九十高龄第二次南巡时谈到,腐败的事情,随便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往往我们下不了手,这个关,我们一定要过,要兑现,要让人民知道,让人民满意。他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反复强调和论证了法律手段对于消除、打击和遏制腐败产生的极端重要性。
(3)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建设
依靠制度建设,健全法制来根治腐败,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精华。它开拓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从思想理论建设为主转向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的道路。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最突出、最有价值的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同志曾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对以往毛泽东时代利用政治运动、采取“割韭菜式”的“大清理”的做法惩治腐败不够成功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他开始了从体制改革、健全制度入手,防治腐败现象的崭新尝试,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制度制约机制的新思想,他指出,制度如果不好,好人也可以干坏事;制度好了,完善了,坏人也不能随意横行。因此,克服和惩治腐败,建设好的制度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在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率领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中,他始终积极倡导、关注并督促国家的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设,并主张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等多个方面立体地、全方位地、系统全面地对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这些闪耀着现代文明光彩的宝贵思想,至今依然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入打击和整治腐败现象的锐利武器,同时也对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反腐败思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对策、措施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的相通、相同之处颇多,但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自律、强调预防,将思想教育做为关键,推崇“整风经验”,喜欢搞“大清理”式的快刀斩乱麻;而邓小平同志重视监督,强调惩治,讲究“长期作战”,“斩草除根”,主张以制度建设为根本,通过制度先行,达到标本兼治。
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是特定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然总会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反腐败思想,也理应而且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比如对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特别是经济利益根源的问题,4 在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关系等等,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索。
世纪之初,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不断充实和巩固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3 4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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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志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史略[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第二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九个方面:
第三篇:农民工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文章标题:农民工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因此,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农民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这样一种经历:起初他们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农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来,变成城里的工人或者职员,变成城市的居民。减少农民,增加市民,让农民变市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化、城市化从英国等西欧国家开始,先是工业革命,进而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来向北美洲等地区扩展。到20世纪初期,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完成了现代化与城市化。马克思认为,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性是很低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带来了人口的“全面流动性”,资本对劳动的雇佣是以工人获得人身自由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前提条件的。农业工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从土地上释放了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为城市更大规模地吸收这些农业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便利了人口的迁移与流动。追求高工资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是迁移人口的重要吸纳机制。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工业化造成了纯粹工业人口的增加和作为工业中心城市的不断形成和扩张,农业工业化造成农村人口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向城市和工业部门的集中,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逐步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过程,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开始起步,但长期战争破坏、制度腐朽,致使工业长期落后。现代化、城市化的起飞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学习苏联重工业化模式,又把城乡用户籍制度隔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极为缓慢。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快速起飞,加快了城市化步伐。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进一步大发展。法国国家亚洲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克洛德·奥贝尔说:“1978年刚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到整个就业人口的70,但到2003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42,即3.13亿。在这3.13亿人当中,每年外出打工超过半年的占到了一半。”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融入到城市的工作、生活中去,转化为城市居民,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也为国外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所证实的。
二、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工不仅仅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推动国家各项改革过程中做出了贡献。著名的经济学家巫继学在他的文章《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历史性贡献》中说: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非农村中人数最多的,牵扯社会关系最为广泛的,在改革中地位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以劳动为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劳动阶层农民工,一是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二是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三是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四是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五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六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起到了根本性冲击;七是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八是为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九是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十是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具体而言,农民工做出如下贡献。
一是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大步前进,农民工的数量越来越多。据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称,我国农民工规模已达1.2亿,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三产业部门分别占到总就业人数的52和58,表明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在人数上已经超过城镇有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而在有
第四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王庭大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必须着重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能力。
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同样,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既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经济、政治资源,也取决于它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取决于它是否掌握了先进文化发展的主导权。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思想保证。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离开了文化支撑,即使有繁荣的经济,强国地位也难以确立,更难以巩固。说到底,文化是推动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杠杆,是塑造民族精神的价值源泉,是引领时代前进的重要力量。所以,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地增强党的凝聚力的战略选择。
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增强领导文化建设本领。具体来说,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就是要为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政治保证就是正确制定和不断完善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保证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组织保证就是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建设好文化领域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好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
(作者为中央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
当为必为可为
张国祚
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应当有所作为,必须有所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
当为。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任何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增强硬实力,一条腿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硬实力不行,说明这个国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技术过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文化软实力不行,说明这个国家理想缺失、文化贫瘠、国民素质低下、人心涣散,对内很难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扬正气、振奋精神,对外很难树立正面形象,很难形成国际亲和力,很难掌握国际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在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有深层次的文化和思想舆论的原因。必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也为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不少代价,比如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能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科学的发展战略、高昂的社会热情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简而言之,离不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抓住以下几个着力点: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宣传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贯通历史和未来、熔铸精神与智慧、有利于全民族凝神聚气的正确思想观念,引导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智囊团建设,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和激励机制,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研究,多出科学合理、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和研究成果;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挖掘其中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要素,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多创作、生产、传播积极、健康、向上、为观众和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影视戏剧作品,用美好的精神产品引领社会新风正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广的平台、更多的渠道、更大的市场;全方位提升国民素质,努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为优秀的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人才,特别是那些立场正确、视野开阔、善于创新、敢于负责、甘于奉献的领军人物脱颖而出提供广阔舞台;等等。
(作者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版面设计:蔡华伟
第五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
三者之间的关系:
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几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社会主义方将顺利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立国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