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第一篇：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不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农民工住房利益的合法化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上是否可能，而在于我们的城市决定做还是不做，后者又取决于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战略意义的认识。

满足农民工的多种利益诉求，不仅是提高农民工福利的需要，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是一个关乎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 转型期农民工住房：宏观意义

长期以来，汗牛充栋农民工问题著作大多从农民工利益出发，将农民工作为社会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各地政府更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以及基于城市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决定赐予农民工利益的种类和时机，将对农民工利益的关注视为城市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住房作为与农民工生活休戚相关却与城市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的农民工利益尚未被任何一个城市纳入全面规划，规划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廖若星辰。

事实上，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是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重点和先决条件，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基于满足其多方面利益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并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关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福利，更加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关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即新型工业化进程，关乎中国社会能否快速转型，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现代化主要条件的创造，关乎中国能否扭转被长期异化的城市化道路，还原健康城市化的本来面貌，最终构建和谐社会。

正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而农民工住房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因此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可以间接阐释转型期农民工住房的宏观意义。

1.1 农民工市民化是扭转“虚高城市化”、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农民就业上转移到非农产业、地域上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 其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权利等方面全方位转化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真正的市民，共享城市文明的过程。国际上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高度统一的。而在我国，农民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中国从来没有过面向大众的真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当前所谓的城市化仅仅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和地域的转移，农民工并没有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其生活几乎完全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王春光）。他们不过是匆匆过客，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钟摆。城市的农民工队伍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每年都有新加入者补充，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熟练劳动者离去，留在池子里的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因此，乡村人口没有实质性减少，城市人口不能持续增长，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难以实现。①因此，中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即被统计为城镇人口，据此，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8%增加到2007年的43.9%，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9379万人，增长42134万人。但是，去除农民工的接近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却低得多，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资料，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农业劳动力13181人，扣除在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369万人，按照1.2带眷系数计算，外出农村人口为15374万人，如果除去这部分人口，那么2006年真实的城镇人口为42331.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2.2%。

真实的城市化水平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面对。面对问题，较之回避问题、自我陶醉在虚假的繁荣和虚高度化之中更加明智。要实现实质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就必须致力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终结流动，使其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1.2 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需求低迷。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最迫切需要。城市化原本是扩张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的“虚高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消费的大幅度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移回了农村，在城市的消费仅仅是满足其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最低支出。2004年，城镇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为600元，而农民工月平均消费支出仅290元，年消费支出低于城镇居民3720元。农民工寄回家乡的收入，绝大部分是用于盖房子，拉动的是最低层次的砖瓦砂石产业，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质量不能得到根本提高，新型工业 ①②②韩琪，农民工返乡只能使中国“城市化”徒有其表，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8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化也缺乏市场拉动。

然而，如果农民工能够市民化，成为新增城市居民，其消费观念和方式将发生彻底变化。在城市奋斗若干年后，其消费水平将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当。按上述2004年数据计算，当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即1.5亿农民工如果能真正市民化，则可以拉动560亿元（3720*1.5）的消费品市场，相当于每年为1万多个500万销售额的新企业提供市场空间。同时，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工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从生活必需品到一般性耐用消费品再到高级耐用消费品，必然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加快升级，直至中国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

除了消费需求的直接拉动，农民工市民化还间接拉动投资需求。农村人口从进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上下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警察、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计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包括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如果每年进入城市人口1284万人，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77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7%。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将通过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内需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

1.3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分“四步”完成。首先，城市通过新型工业化扩大就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发展空间，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起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流”的问题。第二，通过城市的户籍制度创新和改革，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带眷迁移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环节。解决富余劳动力如何“留”的问题。第三，“三个集中”谋求规模经济效益，这是统筹城乡高效有序发展的关键。解决富余劳动力及乡村入口往“哪里流”的问题。第四，为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提供全方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解决“不流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居民的发展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留”在城市，即第二步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同时也是其他战略的基础：（１）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第一步战略的重要支撑。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要扩大就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则必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制造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追加，而是创新。推动城市创新的主体是现代制造业一线就业队伍的知识化和现代化。农民工已经成为就业队伍尤其是一线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极高的流动性使其知识和技术难以持续提高，多数重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年龄大后回归农村。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给予其更稳定的预期和更多的培训，快速积累人力资本，塑造现代就业队伍，是现代产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基础。（２）实质性迁移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经济前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间“两栖”，仍然保留农民身份和承包土地，只有把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并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从农村实质性迁移出来，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落后问题。测算表明，如果能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那么留在农村的种植业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40%以上。因而农民工市民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

①1.4 农民工市民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2004年，全国农民工1182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的2470万人，仅占五分之一。很多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留守儿童的成长堪忧，留守老人赡养问题突出。黄山市某农村进行了一次人口结构的典型调查，该村共69户，221人，外出打工的75人，留下146人，其中儿童46人，老人48人。非儿童老人妇女33人.合计127人,占87%;青壮年男性仅19人,以40、50人员为主.“年年盖基本无人居住的新房，年年娶守空房的新娘，年年出生父母远在天边的儿女，年年等待团聚的春节”正是当今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有违人性的城市化显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

惟有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带眷迁移，才能变妻离子散的城市化为阖家团圆的城市化。而在农民工的流入地——城市，其工资待遇低，生存条件恶劣，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城市的地位得不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对流入地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成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诉求强，但现实中屡屡受挫，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自卑、怨恨等心理，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发现，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从2003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倒置，即4:6，而2005年的比例已经是3:7，也就是说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

农民工市民化则能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人格得到尊重，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避免城市社会的歧视，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对立并逐渐形成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① 严行方，农民工阶层，第62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5 农民工住房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难点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存在多个方面的制度障碍，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障碍，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实质推进。最严重最为直接的制度障碍包括社会保障、土地制度、公共住房和教育培训四个方面。

其中，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先决条件。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如果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定的房屋来栖息，必将威胁到其生存。其次，安居才能乐业，房屋是为人们在工作劳累之后提供休息的场所，没有一个安全固定的住房，必将影响到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影响其工作和生活。再次，住房直接涉及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农民工居住的隔离加深了“农民工”的身份标识，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融合困难，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住房是安居乐业的前提,能否在城市拥有或租用成本低廉的一套住房是决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完成他们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终保证。缺乏合适的居所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门槛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3年以上的占50%，5年以上达到33.4%。外来常住人口的相对稳定性增强提出了加速其融入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预期当大量的农民工从临时性居住转到长期性居住后,他们对住房条件的要求将会提高,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又无法从现有的制度中满足其住房要求。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其进展远慢于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城市已经要求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部分城市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要将农民工纳入四项基本保险的范围；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也确立了 “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农民工适龄子女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有该市常住户口的学生“一视同仁”，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中小学将按人头得到财政经费。而农民工住房方面罕有制度出台。

如何创新城镇住房制度,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逐步改善居住条件,最终将其纳入城市住房体制,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治理城市能力的一种考验。

2． 关于农民工住房讨论的若干误区

2.1解决农民工住房将导致城市规模难以控制

这一观点在城市政府和学界都很有市场，似乎每一次讨论是否赋予农民工某种权益的时候，城市规模调控这一面大旗都会被祭出作为反对理由之一。其思路是如果在某方面放宽限制，给予农民工某种权益，比如提供福利住房、纳入社会保障、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等等，就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基于此种考虑，很多城市尤其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各级政府，不断致力于如何通过经济或者行政手段将外来农民工挡在城市行政区之外，甚至有学者建议设置“学历”门槛。

首先，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选择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因为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能获得比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更高的报酬。在对不同城市和不同工作的理性选择中，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远比住房条件更有分量。农民工不会因为住房没有保障，放弃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同样也不会因为住房有保障就疯狂涌入就业不充分的城市。这也正是农民愿意放弃农村宽敞房屋到城市忍受恶劣居住条件的根本原因。既然人口流动不以住房保障为转移，那么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逐步改善其居住条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较小，不会导致城市规模的失控。比如北京市公立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放松限制后，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就学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

其次，在中国，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具有基础设施边际成本不变的特点，既不会因为农民工的使用而产生拥挤，也不会因为“驱赶”农民工就造成空闲。即使在特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仍有潜力可挖。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可以提高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容纳更多流动人口。

如果迫于资源环境压力确实需要调控城市规模，着力点应该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通过产业调整提高劳动力“技术”门槛，减少劳动力总量需求，从而控制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同时，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助于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来缓解其对城市规模产生的附加压力，将人口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3解决农民工住房会产生大量贫民窟，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特色。目前的土地、住房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没有像印度、巴西一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有着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稳定住所，随时可以退回农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农民工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窘境是中国大规模的社会转移相对比较稳定的客观保障。如果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解决其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城市里就会大量聚集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贫民窟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问题会在中国重现，社会和谐与稳定荡然无存。

事实上，贫民窟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同样存在。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巴西地理统计局对贫民窟的界定是拥有50户以上人家、房屋建筑无序、不具备主要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人口聚居区。根据这两种贫民窟定义,城市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就其存在的状态、特点与作为城市低成本居住生活区的功能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民窟。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城市棚户区贫民窟的阶段,贫民窟作为农民到市民的“社会阶梯”起到了缓和外来农村移民的住房需要与城市住房制度之间尖锐矛盾的作用。然而,贫民窟对城市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发达国家无不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与干预，改善直至根本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比如，联邦德国二战后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政府把解决住房困难作为当务之急，大量投资住宅建设。向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福利性住宅”，政府大量补贴建设此类住宅的企业。1949-1979的30年里共建设“社会福利性住宅”780多万套，占同期新建住宅总数的49%，并随着城市化不断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住房供求关系的缓和，减少最终停止建造“社会福利性住宅”。

分析我国城市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在社会转型与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涌入城市，居住上提出了廉租房、低价房的需求,而城市政府供给的廉租房不覆盖流动人口，城市正规房地产市场更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供需矛盾只能在城市非正式住房市场寻求出口，而在城市边缘的城市化村庄,具备城市规范制度体系所不能提供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当地农民出于自身利益最终演化为城市非正式廉租屋供方主体，农民工聚居区在城中村形成，社会成本高昂。

因此，我国贫民窟的改善和消除也只能通过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来解决。无论是否保障农民工住房，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试图通过让已经从事现代产业接触城市文明的农民工随时倒退回落后的农村，来换取城市贫民窟的避免和城市表面整齐划一的想法不仅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历史倒退，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且，过分强调农地的保障功能，忽视其生产功能，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将难以实现，“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只有调整城市发展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关注进 ①

① 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47页，2007年第5期。城就业的普通农民工，对农民工居住问题作出制度安排，才可以防止贫民窟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才能促进城乡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4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农民工住房保障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必然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当前中国发展水平是否能够负担?会不会因此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对农民工住房保障很常见的担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日益雄厚。从下图可以发现，1993年至今的1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20%，高出GDP增速10个百分点。2007年增速更是创历史新高32.4%，财政收入总额达到5.13万亿元。地方财政方面，重点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也一直维持在30%左右。可以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已经完全具备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力。

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增速35302520************0220042006年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百分比

同时，大规模货币资产过剩，缺少合适安全的投资方向。1995年,银行第一次出现3000多亿元的存差,此后,银行存差不断扩大,2007年,银行的存差已经上升到12.8万亿元。同期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在快速上升,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每年的存款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的银行没有混业经营,扩大的存差直接意味着银行效益降低。流动性过剩隐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无论从国家财政实力还是社会流动资产哪方面来看，资金都已不是问题。而且有学者认为“廉租房项目几乎没有风险”，政府从商业银行贷款大规模建设廉租房，是安全有效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途径。

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用于农民工住房建设的土地难以获得堪比商业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需要免费划拨，这就必然威胁到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

但是，农民工住房的解决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中国经济目前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上涨，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来消化，则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或者萧条。目前沿海地区房地产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农民工居住生活成本提高，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上升，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企业濒临倒闭。如果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则可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维持长时间的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转型完成之前，继续保持中国的竞争力。

①3． 农民工住房规划政策导向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比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设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以农民工可承受的合理租金向农民工出租。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08年主要任务”中将“要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深圳等一些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农民工住房规划与政策。《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提出针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合理住房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市住房建设，规划期末，实现常住人口户均拥有或租住一套住房。深圳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与社会保障体制相配套，将非户籍常住人口低收入家庭分年限逐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

3.1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规划视野

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中长期的战略性发展指导，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本依据。在全社会努力饯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先导，亟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需求。不同职业、年龄及社会背景的人群生活 ① 赵燕菁，廉租房建设与国家宏观经济，城市发展研究，2005年第3期。在同一个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阶层多样化的需要，使公众感受到城市生活本应有的舒适便利。

但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仍然难以摆脱建筑学的思维方式，规划师往往注重表面的物质空间构筑，忽视社会和人的需要。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各方面利益冲突复杂的时期，城市规划又经常表现为由强势利益主体所主导，公众的需要被忽视。

其中，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规划领域所忽视程度最为严重。近年来以农民工为核心的外来常住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口学界、社会学界、农村与农业的研究、城市化研究、经济学等诸多重要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从各自视角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规划领域对此重大战略性课题却近乎表现出集体失语，相关研究极少。规划在计算城市规模时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规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算并扩大城市规划用地，针对外来常住人口的任何具体公关利益都缺乏空间落实。包括中小学、公共住宅、甚至自来水、公共厕所等。由于规划领域没有将外来常住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放在应有的战略高度，对他们权益的安排没有在规划中充分体现，致使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对策难以落到实处。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等。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并且能够逐步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宅的时候了。规划领域应该肩负起推动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合理接纳外来常住人口，促进外来常住人口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历史使命。适应动态的城乡人口迁移的需要，根据城乡之间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去调整并形成新的城乡发展空间架构。切实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城乡规划和管理，并在用地、布局等方面予以统筹安排。

3.2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框架思路

农民工因就业地、职业、收入和流动性的不同，居住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异。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农民工阶层分化状况，根据其不同的居住特点和需求制定“分层次、多样化”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对于少数中高收入农民工，如企业老板、经商户等，主要由市场解决其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需求；中低收入且在城市稳定就业若干年的农民工，应纳入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流动性较强、居住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如建筑等行业从业人员，则主要规范其住宅安全和卫生标准，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城市公共住宅标准，将户籍与外来常住人口公共住房纳入一个体系。运行方式以租为主，租售并举，以适应于流动性需要。对于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居住一定年限的低收入农民工，政府提供低租金住房或租金补贴，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应与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廉租房的供给。符合一定收入和就业年限条件的农民工应当允许其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公共住房，并给予贷款等支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对自愿缴纳公积金的农民工所在用工单位要强制其缴纳公积金，农民工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低租金住房。制造业开发区等用工密集地区，应鼓励企业为职工建设集中居住区；或者通过优惠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向用工企业或农民工个人出租；也可以允许农村集体组织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工宿舍。对于这些宿舍，政府需要制定安全标准和基本卫生要求，保证人均使用面积和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的提供。并根据情况引导建设一定数量的家庭住房，以满足农民工带眷迁移的需要。

加强城中村租赁管理与服务。城中村交通相对便利、房租较低、与农民工原有生活习惯相符，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对解决外来常住人口居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城市现有的城中村进行普查，分类指导，完善此类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民建房及出租行为的管理，改善出租屋生活环境。对改造过的或者达到相对较好水平的出租屋认定一段时期内其居住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待添加。

图书：

1．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2．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3． 中国农民工调查 4． 中国农民工政策研究 5． 农民工阶层 6． 城市边缘人

第二篇：中国农村教师热点问题与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教师热点问题与政策研究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行各业的心理发展是给予着极大的关注与重视的，职场中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之下，人们的面对面对的是严峻的心理挑战。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教书育人的崇敬目标，从古至今都被誉为神圣的，因而所面对的职业压力也是相对较高的。在我国，教师体系当中，对处在欠发达的、边远的农村教师的心理隐患问题的帮助显得更为迫切。关键词：农村教师 心理健康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物质财富在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就断地发现人们的各种心理问题暴露在阳光底下。各式各样的校园心理引发的惨剧，如复旦医学院研究生投杀室友、甘肃男老师殴打学生等新闻引起了社会轰动，人们将目光投向校园心理的建设。学生和教师的心理健康建设的机制建立起来，并且在不断改进。这是值得让人欣喜的，毕竟心是整个人的灵魂，身体是整个人的躯壳。只有合而为一，才能使人精神抖擞。

校园里，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我们常说教师教书育人，有着教书育人的崇敬目标，从古至今都被誉为神圣的，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教师本人是否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呢，他的心理是否健康健全呢？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吉诺特说：“作为一位教师，他要么是在帮人，要么就是害人。”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要接受的教育，这其中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就是极大的。教师心心理健康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制约着师生关系的和谐,制约着中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因此，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比他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更具重要性。根据二零零五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启动了“2005 年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显示：中国教师都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有些压力甚至无法排解无法宣泄。我们关注着教师这个行业，但我们却经常容易忽视了教师群体里一个极大的分支，即使农村教师。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中小学教师有800 万之众, 农村中小学教师在总体教师数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是我国教师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对农村教师的生活处境进行调查与研究，对他们的身心发展给予帮助，才能更加、更好地去完善我国教师职业中的帮助机制。倘若我们“忽视”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则是忽视中国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 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是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内容。

难么中国农村教师的心理状况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据北京“芙蓉EQ 教育与应用研究中心”所主持的一项针对农村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18％的教师有抑郁症，13％的教师有焦虑症，2％的教师症状严重。由此可见，中国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不乐观，是存在着巨大问题的一个部分。

那么农村教师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什么原因呢？

（一）经济压力是主要外在压力

首先中国教育报根据调查，刊登了以下一个严峻的状况：95%的农村教师月平均工资在3000元以下，近75%的在2500元以下，近一半的在2001—2500元之间，甚至还有27.7%的教师月均工资在2000元及以下。极其低的收入，面对现在快速逐步提高的物价，显然是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来用的。调查显示72.6%的农村教师表示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3.3%的教师离异独自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农村教师作为家庭的一员，极大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区区一两千的工资，他们却要负担着非常重的经济重任。农村教师要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负责，要年迈的赡养父母，还有人际之交往和日常开销都在这每日60-70元之间。

其次，成农村教师心理压力大还体现在教师行业有些明显的工资分布不均，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巨大的。根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这份报告对2007 年全国7 个省、自治区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基本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发现：农村教师的工资不到城市的70％。因此，农村教师面对巨大的工资差距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也会想要调离农村，因此在教学的时候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厌恶。

最后农村教师的付出与工资是严重的不对等的，因而会产生心理的落差。目前，我国农村教师减员、转岗现象严重，造成在职教师的工作时间长、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作为一个农村教师，他们的工作强度、量度是极高的。农村教师似乎是全能的。他们基本什么都包，不仅教自己任课的，其他岗位缺人的，他们也要为学生讲授这一方面的知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偏多，家长都外出打工。小小的孩子，作为教师，会情不自禁的什么都包揽，小到穿衣吃饭，大到健康安全。宛如高级保姆，心理压力也会极大上升。

（二）身体问题引发的内在恐慌

一位校长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学校现有教职工45人，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有29人，这些同志中长期生病的4人，隔三差五因病请假的在10人左右，其他教师中也有很多都得过咽喉病、颈椎病等职业病，致使学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病，作为教师也不例外。

然而，因为不同教师所处的区域不同，面对职业病的时候有着不一样的处境。在城市里，作为一名城市老师，学校是有钱有能力组织教师队伍进行例行的体检，而且就算学校不组织，城市教师也能找到正规的大型医院进行身体检查。但是，农村教师的处境显得极为恶劣。农村学校公用经费有限，除支付水、电等保障正常运转的费用外，学校还要支付教师们的“三险一金”，学校已无财力组织教师定期体检，及早发现身体病患，并及时给予干预和治疗。再者，农村内部大型的医院也是极为缺乏的。

身体的健康的不稳定因素必然会引起教师内心的煎熬。

（三）农村教师工作压力过大

在农村地区，上一辈的长辈对下一辈孩子能够走出农村，迈向更加城市生活有着极大的渴望。他们希望孩子能够不再当一名在田地间工作的农民，希望他们有着知识涵养从而改变上一辈穷苦的命运。于是，他们将这一殷切希望都寄托在教师身上。但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家长的教育意识是十分的薄弱的，他们不懂教育孩子，可能大部分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仍停留在打骂上或者更甚者认为孩子的教育由老师管的，他们把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也抛给教师。除了这两点，还有一个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加重了教师的压力。留守子女缺乏家庭的关爱和约束，更容易出现各类问题，这些学生出现违纪违规现象根本得不到家长的配合管教。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孩子的全部责任几乎都落在了教师的身上。

（四）农村不完善的考核制度

教师考核是激励教师努力工作，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目前农村中小学对教师的考核存在考核内容不全面、考核方法不规范、考核主体单

一、考核结果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样作为教师，即使辛勤努力地工作，却没有能在相关的考核上有所体现，打压了自信心和上进心，心里的苦闷也是一筹莫展的。

（五）缺乏精神娱乐活动，内心压力无法排解。

农村一直以来的都有一个长期且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交通的不便，从而地方闭塞。

根据中国教育报调查显示： 54.1%的农村教师在业余时间是做家务、带孩子；43.9%的教师是备课改作业，43%的教师是休息娱乐，34%的教师是自学进修。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村教师的业余生活相对单一，要么就是帮助家人做家务，要么就是上班工作的延续，比如备课改作业等。即使是休息娱乐，也仅仅是看看电视、聊聊天，娱乐方式相对单调。农村学校所在地区常常没有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设施，无法为农村教师提供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方式。看书、上网、进行身体锻炼之类的活动很少。

生活的单一化，农村教师的眼界就小了，看到的世界也越来越狭隘，更且没有娱乐活动使自己排解内心的苦闷与忧愁，内心的压力也是越积越深的。

解决我国农村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对策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正在有限贯彻落实当中。针对农村教师心理问题，我认为以下几点应该结合实际更加严格执行。1．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建立统筹规划、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为乡村学校持续输送大批优秀高校毕业生。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实施规模，重点支持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贫困地区补充乡村教师，适时提高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根据当地乡村教育实际需求加强本土化培养，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高校毕业生取得教师资格并到乡村学校任教一定期限，按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城镇退休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讲学，中央财政比照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给予适当支持。

教师能够及时得到补充就能减少在职老师的工作压力以及负担，并且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能够使一潭死水的教育现状一个活力。

2．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各地要研究完善乡村教师职称（职务）评聘条件和程序办法，实现县域内城乡学校教师岗位结构比例总体平衡，切实向乡村教师倾斜。乡村教师评聘职称（职务）时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发表论文的刚性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重师德素养，注重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注重教育教学方法，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城市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职务），应有在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

奖励机制的公开、透明有效的实施能够给在职老师一个努力向上的目标。3.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继续给予综合奖补。各地要依法依规落实乡村教师工资待遇政策，依法为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费。在现行制度架构内，做好乡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加快实施边远艰苦地区乡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各地要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住房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统筹予以解决。

然后建立心理健康辅导机构教育部门应定期为农村教师举行心理辅导讲座，建立心理健康辅导机构，让教师了解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使他们掌握心理调适的技能；定期进行心理评估，为农村教师建立心理档案，及时了解教师的心理状况。作为学校领导，必须教育农村教师正确面对工作、生活中产生的心理压力和挫折，提高自我调控的能力。

第三篇：中国农民工住房困境和对策

中国农民工住房困境和对策

顾建发

根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6.66亿，占总人口的49.68%。在6.66亿的城镇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也就是说：6.6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2.61亿的流动人口。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而这2.61亿的流动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余下的2.21亿流动人口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所谓农民工是指：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打工的人员，包括大中专院校毕业后户口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学历人员。农民工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报酬最低。从事行业主要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电子厂和服装加工厂的简单直接生产者等工种。在城市，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被限制和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根本没有享受任何基本的国民待遇和子女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未来20年我国还将有4亿左右农村劳动力进入

城镇，加上现有的农民工，会有上亿个家庭在城市居住。因此，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任务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实现稳定生活，满足这些人的消费也会创造巨大的内需。据研究，如果每年有1000万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实现市民化，完整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而居住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市民化的基础。安居才能乐业，农民工住房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城市化就不会是真正的城市化。因此，农民工住房问题，关乎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成败。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群体。如果能在城市定居，将大大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也有利于城市住房建设和管理。

一、农民工住房之困

当前，农民工住房问题成为就业之外的最大问题。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市民化意愿的增强，农民工住房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农民工作为城市中其他住房困难群体；2007年，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提出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这些文件初步明确了农民工住房政策的基本方向。一些地方也积极破解农民工住房难题，主要做法包括建立农民工公寓（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农民工购房给予财税支持等。但总的来看，农民工住房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民工住房现状

由于农民工身份低下，没有正常的城市居住权，因而只能享有条件较差的临时“栖身权”。他们在城市住房的主要类型为单位宿舍、工棚和租赁房三类。

一是由雇主或雇佣单位免费提供住房，主要是单位宿舍。一般分布在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其中，加工制造业往往是流水线连续分班作业，有时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为了便于管理和提高效率，有些雇主或单位为工人在厂区内或附近提供集体宿舍；在一般的传统服务行业，如餐饮、理发、娱乐业等，从业人员大部分是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或在附近的出租屋集体租住。

二是由雇主或雇佣单位建造工棚免费提供给农民工居住。建筑业是按项目集中施工，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工期时间紧，大部分是由施工单位在施工地提供工棚，就近居住。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从全国来看，由雇主或雇佣单位提供住房的占51.8%，是农民工居住的主要形式，其中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占33.9%，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3%，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7.6%1。此外，家庭保姆、护工等因为要照顾小孩、老人、病人等，一般来说雇主也就不得不让农民工住到自己家里。

三是租赁住房。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不提供住房补贴，不能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情况下，只能自己租赁住房。但多数城市房租水平大大超过农民工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多数农民工只能寻求非正规租赁渠道，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或者城市地下室、临建房和简易房等条件较差的住房。

由此可见，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是很差的。除雇主或雇佣单位提供住房的占51.8%之外，15.7%的农民工与别人合伙租房，17.1%是独自租房，另外11.3%农民工租借的住房多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基础设施较差，供水、供暖、供气、卫生厕所等生活设施不配套。没有固定居所、生活空间拥挤和没有相应的配 1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套设施是目前多数城市农民工居住的普遍情况。根据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没有厨房的家庭占15.1%，没有自来水的占7.4%，没有淋浴设施占27.2%，没有卫生设施占17.4%2。这些家庭几乎都是农民工家庭。

2、农民工住房之困

困难一：农民工收入低无力买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资料：201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近一倍3。尽管如此，农民工月均消费支出500--600元左右，月净收入仅仅1000元多一点，而且这部分钱还要养家糊口，除此之外全年剩余不会超过10000元，按全国商品房2010年平均价格4724元/平方米计算，只能买2.12平方米。如此低的收入能力在目前的这种房价下，想在城市买房基本上不可能。

困难二：农民工被排除在住房保障之外。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把农民工排除在住房保障之外。在许多低收入居民住房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城市政府无暇顾及农民工住房。

困难三：不允许简易住房存在加大了居住成本。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的排他性和商品房市场的外部性，把广大农民工排除在主流制度之外，实际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或城市化阶段，或多或少地存在贫民窟现象。在中国城市中，贫民窟是绝不容许的。因此，大大增加农民工居住成本。

3、“群租房”之困

由于农民工自己无力购买商品房，又没有资格享受住房保障，也不能自己搭建简易住房，只能租赁便宜的住房。因此，群租房就有大量的市场。

所谓“群租”就是将一间住宅通过改变房屋结构和平面布局，把房间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间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由于租金较低，因此“群租房”不仅受到一些低收入上班族的欢迎，而且还受到一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准白领”以 23 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手册

201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及单身省钱省时族的青睐。

“群租房”并非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独有，在房价较高的二、三线城市普遍存在。不仅在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大量出现，而且在众多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普及。

“群租房”的租赁方式虽然解决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但是其居住生活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隐患，也对租赁房屋左邻右舍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而引发的纠纷数量持续上升。因此，各个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也曾尝试过立法规范、集中整治等方法，通过规定租户数量、人均承租面积、居住房屋分割整治这一问题。2011年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这个规定从法律上封杀了“群租房”的生存空间。然而，上述努力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因此，光是出台政策控制群租房的面积，可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相对稳定的低成本居所。如果强行取缔群租，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群租房”转入“地下”，这样相关管理工作更难、更复杂。另一个是在大城市中，低职位的劳动力根本找不到，“民工荒”的矛盾更加突出。

4、“城中村”之困

“城中村”的问题不亚于“群租房”。“城中村”问题在全国更普遍、更复杂。众所周知，目前全国各地城中村基本是“外来人口”租住的贫民区，原居民多是收租者，并不在此居住，“改造城中村”涉及的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并不是他们，而是为数比他们多得多、也弱势得多的外地农民工。如今，“改造城中村”相对较多的考虑原居民的利益，“清理城中村”基本上就是对外地农民工的驱逐，而

且没有任何补偿。

因此，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市化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若干思考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关乎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无论从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短期内城市建设以及社会和谐的角度讲，都需要尽快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尤其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农村的认同和归宿感;与他们的父辈有着不一样的追求，他们出来打工，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挣口饭吃，他们更希望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而他们也确实有着较之父辈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这或许能帮助他们更接近理想。,而面对他们长久生活的都市,他们渴求融入其中,渴望获得更多。在城里安个家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

（一）现有农民工住房解决模式

当前，各地对如何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获得了一些经验，概括而言，其模式主要有以下六种。

1、利用空置和烂尾楼改造为“棒棒公寓”的“重庆模式”，以重庆市为代表。“重庆模式”主要做法是把分散在城市中的大量空置和闲置楼房以及烂尾楼改造为供农民工居住的“阳光公寓”。重庆是我国较早探索解决农民工城镇住房的省市之一，早在1997年就开始尝试把城市空置和闲置楼房以及城市烂尾楼改造为农民公寓。农民公寓内设有保安室，实行严格的安全管理，配备有公用厨房、厕所和洗澡间，接通了天然气和闭路电视，设有活动室。

2、利用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公寓的“长沙模式”。

“长沙模式”是政府的“民心工程”，以长沙市为代表。主要是利用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公寓，农民公寓为花园小区，以公寓式集体宿舍为主，适当配备一些小面积成套住宅，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3、利用工业园区用地集中兴建农民公寓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是以上海嘉定马陆镇和闵行莘庄镇及松江新桥镇为代表。主要做法是选取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把工业园区内企业为员工建房的土地统一起来，集中建造公寓式集体宿舍——民工公寓，实行产城融合。公寓里设有员工食堂、储蓄所、邮政所、医务站、小型超市或小卖部、警务站等设施。

4、多渠道、多途径构建农民工集居点的“苏南模式”，以苏州、无锡等地为代表。

“苏南模式”主要是充分利用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力量，多渠道、多途径构建农民工集居点。苏南地区各级政府把农民工住房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抓，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按照集中居住、就近上班、贴心服务等原则来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一是让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自己兴建员工集体宿舍；二是政府投入建造规模化、标准化的农民工集居点；三是农村集体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工居住点。无论那种方式兴建的农民工聚居点，大多配有休闲娱乐场所，有比较齐全的配套设施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5、把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范围的“湖州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代表。“湖州模式”主要做法是把农民工纳入到住房公积金范围之内。2003年湖州市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降低了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门槛，把非公有制企业的农民工纳入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中，只需要单位和个人每个月各交纳66元。正常交费6个月后，即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夫妻双方都在湖州工作，都缴存公积金，最高可贷20万元。

6、把优秀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范畴的“南通模式”，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代表。

“南通模式”主要做法是在市区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的优秀农民工、在市区工作且在市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10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经济适用房申购

范围。南通将每年从市区经济适用住房总量中按15%的比例，作为外来农民工的经济适用住房房源，长期接受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申请。

在以上六种模式中：重庆、上海、苏南的做法在实施效果和覆盖范围两者兼顾，得到较好的评价。

（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思路

农民工住房问题不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涉及巨额资金和一系列复杂社会管理问题。

1、政府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首先是城市规划中必须予以考虑。其次，城中村改造是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通过城中村改造，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缓解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住房困难。第三，鼓励利用闲置厂房、仓库等改建适合农民工居住的房屋。

2、要研究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长期政策

这包括公积金政策、廉租房政策、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政策等，通过这些政策的调整，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政策范围通盘考虑。例如，在一些大中城市实行“梯度居住证”，3年5年是一个档次，8年10年又是一个档次。

3、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注意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多方面解决。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逐步解决，当前最迫切的是为农民工提供具备基本人居条件的住所。在解决农民工住房的具体操作中，要充分考虑农民工地域分布特点以及经济承受能力，避免不切实际的建设造成住房闲置。

4、放开农村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在中国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村集体土地只能

限于耕种或村庄内公共建设，不能抵押和买卖。而恰恰在城市郊区，有大量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允许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就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尽管国土部、住建部两部委同意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但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必须在法律政策上有所突破。

（三）具体解决途径

从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工自身条件来看，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工住房必须做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相区别。

从短期目标来看：实行以公共租赁房为主，其他住房为辅的住房模式。当前我国农民工城镇住房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房租太高、住房条件和环境较差、安全没有保障等，影响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了部分地区的民工荒。针对当前我国城市较为紧缺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以及房屋和土地等问题，考虑到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入，并且在农村有自己的住房和土地等现实，应优先选择“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苏南模式”，在方便农民工上班和生活的地方兴建廉价农民公寓，改善农民工租住住房的条件，让农民工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可以适当放宽城市户籍制度，根据农民工自身情况，让那些收入、文化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进入经济适用房市场，为他们提供买得起的经济适用房，利用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等问题，让他们安心在城市工作。

从长期目标来看：实行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其他住房为辅的模式。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农民工城镇住房解决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农民工城镇住房的供应模式将由以廉租房为主、经济适用房为辅的模式改变为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廉租房为辅的模式，这种改变适应

了中国人安居乐业和“家”的观念，在城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产权房，成为城市的主人，也将极大地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首先在中小城市放开城市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建立住房公积金，降低农民工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次为农民工提供价位和面积合适的经济适用房，让他们买得起房，享受到他们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给他们的好处，实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由于大城市人口多、房价贵、生活成本高，受收入的限制，农民工在大城市购房难度很大，改善居住条件、便宜租房是他们的最大愿望。在大城市，农民工数量较多，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形态。虽然农民工遍及城市的各个角落，但又相对集中居住在工地工棚、集体宿舍、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地区。大城市政府的政策应重点保障这些区域农民工的居住安全，帮助他们改善居住环境，避免贫民窟现象和公共危机的出现。中小城市相对房价较低，生活成本也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城镇住房保障政策应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民工全面开放。地方政府应将农民工的住房需求纳入中小城市和城镇的住房保障规划，中央和省级的住房保障补助资金相应配套支持。具体而言：

第一，建设农民工公共租赁住房。可以制定专门的“先租后买”的住房政策。政府和租房的农民工持有共有产权，锁定房价上涨风险，农民工先期可以租房，按能力逐步购回全部产权，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长期定居。这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特别吸引力。

第二，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有条件的城市和单位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允许住房公积金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自住住房。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实施。

第三，建立产城融合的农民工住宅小区。在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周边建立相应

配套的生活园区，实现产城融合。

第四，建设农民工宿舍。在大型的建筑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吸纳了大量了农民工就业。城市政府可通过土地、税收等政策鼓励用工量大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为农民工建集体宿舍。

第五，城中村改造必须考虑农民工的住房。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农民工聚居地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公共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加大力度推动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向城外延伸，增加商业配套设施，为农民工的出行和生活提供便利。

第六，开发建设微小农民工住房。目前万科等标杆房地产企业，正在研究微小商品住房建设，最小一个单元仅15平方米。根据这一思路，在城乡结合部、在城中村改造中，开发建设微小农民工住房，可以极大提高农民工的居住质量，并以此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参考书目：

上海市第六次人口办公室 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手册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沈开艳《2011上海经济蓝皮书》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年第1版

第四篇：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

【摘要】：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呈现出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局面,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失衡等。与此相应,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最初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逐步转移到如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尤其在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逐步成为合理引导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一项重要机制,并已被实践证明是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方法。正因如此,深入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全面系统认识计划生育相关理论并不断充实其内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补偿机制与导向机制两个视角,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系统梳理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时空发展历程。其次,深入分析了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等四个方面的影响作用。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思路和建议。本文重点对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及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发现：(1)现行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利益导

向政策对引导群众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辅助作用,即在目前影响各省区稳定现行低生育水平的综合因素中,利益导向政策仅能起到“不让计划生育家庭不满意”、“使违反计划生育家庭有所顾忌”的作用,其自身的激励功效小于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同以往人们所预期的并不一致,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影响并未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低下的地区其效应表现得越显著的现象。(2)现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力度尚不能与环境、食品因素的影响相比,加之近年来出生缺陷的检测更为精细,使得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我国很多地区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际用途发生了改变,导致目前这一方面的利益导向政策对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很微弱。(3)对“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地区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女孩成长、成才的社会环境,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现有的奖励扶助政策,还需加强完善婚嫁习俗、养老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等社会和经济制度。(4)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补偿性功能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这一点已得到各界的共识。但是,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可知,不应不加区别地继续强化各类计划生育补偿功能,而需加强对重度残疾独生子女与计划生育手术严重并发症、后遗症患者及其家庭的补偿力度；同时也要注意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对未来符合法律法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家庭生育数量的误导。(5)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对现有相关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的分析表明,基于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对我国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解释力较有限。【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人口数量出生人口素质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困难家庭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C924.21 【目录】：摘要6-8ABSTRACT8-17第一章导论17-331.1问题的提出18-251.2相关概念辨析25-291.3研究思路与研究主题29-311.4研究方法与创新31-33第二章文献回顾33-572.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回顾33-482.1.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出台动机34-352.1.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内涵和功能35-372.1.3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道义评价37-392.1.4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效果39-422.1.5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存在的问题42-462.1.6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建议46-482.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理论基础48-552.2.1西方相关理论研究48-512.2.2国内相关理论研究51-552.3文献研究简评55-57第三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历程57-773.1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57-693.1.1意愿生育子女数量58-673.1.2意愿生育子女性别67-693.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演变69-753.3小结75-77第四章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77-1334.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77-814.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81-1034.2.1节育手术费减免81-834.2.2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退休奖励83-854.2.3独生子女就学就业优先优惠85-874.2.4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经济扶持87-934.2.5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93-964.2.6参加社会保障优先优惠96-1014.2.7经济处罚及行政党纪处分101-1034.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影响103-1314.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03-1074.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的定量分析107-1234.3.3不同类型地区的利益导向政策与计划生育工作效果的交互分析123-1314.4小结131-133第五章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利益导向政策133-1485.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134-1355.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35-1415.2.1独生子女保健费(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135-1375.2.2独生子女保险137-1385.2.3免费孕前优生检测138-1405.2.4生育保险140-1415.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人口素质的影响141-1475.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人口素质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41-1435.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的影响143-1465.3.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146-1475.4小结147-148第六章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148-1756.1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演变过程149-1556.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55-1596.2.1计划生育纯女户家庭给予奖励优惠政策的试点156-1576.2.2全面实施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157-1596.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影响159-1746.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出

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60-1636.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逻辑分析163-1656.3.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四个”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县为例165-1746.4小结174-175第七章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175-1937.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175-1777.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77-1837.2.1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及后遗症患者帮扶177-1797.2.2独生子女不幸伤残或死亡家庭特别扶助179-1827.2.3计划生育公益金182-1837.3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的影响183-1927.3.1普惠型福祉制度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83-1847.3.2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影响的效果分析184-1907.3.3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的理论探讨190-1927.4小结192-193第八章结论与前景展望193-2048.1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193-2028.2研究不足及未来走向202-204附录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相关的重要官方文件204-208参考文献208-219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219-220后记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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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2003-12 江平于2003首届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发表演讲：

江平：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从一个法学家的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了扩大了。另一方面公权力又存在很大的控制。我说的“私权利”是“利益”的“利”，“公权力”是“力量”的“力”。在一个崇尚私权利的国家里面，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当少。在过去保持控制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在现场这样公权力保持相当大的干预的力量，这就造成了转型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这应该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私权利和私权利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可怕，也很好解决。中国终究两者是居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公权力和公权力也会发生冲突。我们现在每个部门的意义也会有冲突，但是公权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当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发现私权利是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权利。所以在一个法制社会里面，如何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来如何限制公权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障私权利的不可侵犯，这是具有现代法制意义上的一个重要课题。2003年将要过去，回顾2003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有了几个重要的实践足以我们进行反思，我想对于2003年的反思，就可以对2004年加以展望。2003年发生在我们国家和社会里面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当然就是“非典”(SARS)危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对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的进一步的思考。法学家们提出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向公民披露真实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一个私权利受到威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在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上，能够披露真实的信息，这一点应该是起码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许多法学家提出来在宪法里面应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究竟包括哪些？哪些应当是知情的，可以知情的，必须知情的。哪些是不能够知情的，国家终究还有一些秘密，国家终究有内部的事务，不一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制定政府的信息公开法，我想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我相信法制建设的完善在将来会有更多的包括SARS以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已经把某些信息定期的公布了，这一条我们预计会有更好的完善。但是信息的公布、信息的披露，涉及到我们新闻的机制，新闻的机制完善里面又涉及到公民有哪一些可以从新闻媒介里面来掌握信息的权利。我理解这是两种渠道的权利，一个是政府要有定期信息披露的机制，从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网上、从政府机构的发言人那里了解信息。另外通过正常渠道，新闻媒体的渠道来理解自己应当享有和得到保护的权利。

SARS事件里面给我们第二个启示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起初在政府隐瞒一些事情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当政府把一切事情都公布于老百姓之前政府取得了公信力。这样我们就对公信力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是在喊“市场正在呼唤信用机制”，不少场合讨论市场体制的信誉体制。市场经济里面这个信誉是私信誉，是各位私人的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作为一个公司应该有的信用。但是此外还应当有公信力，政府的信用，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信用恐怕要比一个公司失去了信用对社会的危害不知要大几十倍，几百倍。所以SARS事件的案例，应该呼吁我们确立一个健全的、政府的公信力的机制。如果信用可以评估的话，一个银行、一个公司的信用可以评估的话，那么一个政府、一个政府部门的信用也是可以评估的。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估呢？我看人民代表表决里面法院获得了多少赞成票是一个对法院的公信力的评估。检察院的报告里面获得了多少票可以说是对检察院公信力的评估。但是这一条还仅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西方国家对于政府的公信力的评估，对于政府的施政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到多少，对于首相的信任度，对于总统的信任度，往往是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的民意调查的网来实现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当逐步建立我们广大的对于民意对于政府的公信度的确认。这是政府的决策人员很好的鞭策和监督。如果领导人仍然迷恋于我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我看这并不有利于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完善工作。只有每个人知道自己哪些施政人民满意，哪些施政人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一条应该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民意的机构，因此这个问题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使得我们的法制更加完善。

SARS事件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像吴敬琏教授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我想可问责的政府也是政府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机制。我们提倡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我们也应当提倡政府向可问责的政府转换。这次SARS事件确实做到了某些官员的问责、撤职、免职，但是这样的一个问责的政府的制度，辞职或者免职的制度还需要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和可问责的官员，而且还要确确实实能够有可问责的人，板子打到他的身上是打的不亏的。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政府人员可能经不起这个责任。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来一个咨询函，连续几次给我写信，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到法院告南昌市委，我说南昌市委不能告，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只能告政府机关，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政府机关决定是市委决定的，我就是要告他的，我说没有办法告。政府可问责，党委是不可问责，我们法律没有这一条。在我们现在的国家这种机制下，如何能够完善党政的分工，把每一个人责任明确，建立真正可问责，而且这个问责是老百姓可以向你来问责，我想这个机制在今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快要过去了，除了SARS事件以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在2003年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浪，而这个波浪引起的深远意义是重大的。三个博士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要求1982年国务院通过的一个法规，而这个法规和现在立法法里面的规定是违背的。这样我们的法学家们，我们的法学博士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也就是在我们修宪的时候，一部分学者提出来如何加强我们国家违宪审查的制度，也包括司法审查的制度，只有完善了这一条才能够确保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滥用，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扩大到没有人监督。不久前又出现了由于河南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和全国人大通过通过的《种子法》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由谁来确认。又有五位律师向全国人大提出来要求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审查的程序审查河南省人大的《种子条例》是否违反立法，如果真是这样，《种子法》决定种子价格放开是政府决定，而某个省是政府控制的价格。无可讳言，国务院的条例也好，省人大颁布的条例也好，一个叫做行政的法规，一个叫做地方的法规，这给我们提出来如何在法制建设里面建立更完善的体系。

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重视，也包括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自焚案件，出现有关拆迁问题尖锐矛盾的突出。涉及到个人的权利如何能够通过权利加以保障。什么样叫社会公共意识，如何加以补偿和赔偿。如果对于一个公民在城市里面的房屋需要拆迁，而补足他们的费用不能够使他在同样地方，同样面积获得同样一些的房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剥夺的形式，虽然不是全部。我们国家对于补偿、拆迁、征地都应该体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至少要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赔偿。我们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民法典》在物权法里面也在起草如何给公民合理的补偿。非常感到高兴的是，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南京市目前对补偿的办法做了修改，力求使得补偿的金额更接近或者符合他应该补偿的价值。

我讲到这五个问题，第一，公民的知情权。第二政府的公信力。第三可问责的政府。第四，对于政府和省级人大规定的法规的宪法监督和违宪监督，乃至于在征收和补偿的办法里面如何做到共存。这是我们现在市场建设里面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们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对长期以来我们依照庞大的公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制才能更进一步，我相信2004年法制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是抱满了信心和希望。谢谢大家！主持人：江教授侃侃而谈，底气很足，我想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好，我他也是凭借一个法学家的良心说出了公道话，再次感谢江教授。听完了江教授演讲之后，我也知道的确我们的很多困惑还只能是困惑，如果大家都明白前进的方向，这个道路非常曲折和坎坷，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努力。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以四月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国有资产改革的大幕正式开起，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重组和改制当中究竟蕴藏着多少价值，全国和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接下来有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为我们演讲。

2003观察家年会·2004年的中国

论坛背景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在经过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世界越来越意识到，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试图重新获得它曾经的优势时，世界将怎样为之改变。在未来20年中，没有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瞩目的事件，我们对于“世界工厂”、“人民币汇率”、“中国威胁论”的种种争论都暗示了，不管是旁观者还是我们自己，都仍不清楚如何处理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那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首届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论坛议程

8：00 签到

9：00 欢迎辞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冰 9：10 经济观察报主编 何力 先生 致开幕辞 9：20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成思危 先生 致辞 9：30-12：00 主题演讲：崛起的中国与世界

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吴敬琏 先生

中国证监会主席

尚福林 先生

日本管理学大师

大前研一 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 郭树清 先生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5：30

专题论坛一：变革的金融体系

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在国有产权制度变革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场攻坚战，将推动中国现代金融市场的最终形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产权多元化，通过改制重组，转变为现代金融企业。各种成分的社会资本进入到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从而使金融体系由“国有化”向“社会化”转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在这一进程中，金融企业跨业合作、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采取何种模式加以协调监管，需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拿出决断。

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加快以及中国履行对WTO承诺的背景下，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存在一定的改革空间。如何在兼顾贸易平衡等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探索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亦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股权割裂这一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相互协调发展，期待着制度性的重大改革。

论坛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 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 谢平先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夏斌 先生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姜建清 先生

中国银行行长 肖 钢 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杨明生 先生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张恩照 先生

民生银行行长 董文标 先生

深圳发展银行 周 林 先生

汇丰商业银行

花旗银行

15：00-15：3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5：30-15：50 茶歇 15：50-17：50 专题论坛二：区域竞争力

区域发展政策正在成为中央政府施政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地方政府来说，设计合理的政策体系，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迫切课题。但是，发展的涡轮一旦卷起浪潮，就往往失去明确指向，对区域中国经济，理性、建设性的观察家精神亟待落座”。

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国情标本。我们对一个城市的关注，首先因为它是一个涵盖经济、人文、政治、公共管理等多个子系统的人类社会生活载体，这种取样不仅有个案与文本层面的意义，而且具有坐标价值。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简单变化，而是一种国家内部结构体系的显著变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人去关注并思考。

论坛主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先生 论坛嘉宾：

北京市代市长 王歧山 先生

天津市市长

戴相龙 先生

深圳市市长

李鸿忠 先生

苏州市市长

杨卫泽 先生

宁波市市长

金德水 先生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先生

沈阳市市长

陈政高 先生

16：20～17：5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7：50—19：00 晚宴

19：30—22：00 对话之夜一：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演播室现场录制

对话之夜二：年会现场圆桌论坛 12月21日会议议程 9：00-12：00 专题论坛三：良性市场

没人否认过去25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市场革命。它不仅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且重又塑造了中国社会，使之变得更为多元化。但是，25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市场决非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它既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繁荣，也可能使之陷入剧烈的混乱。我们需要要从市场的迷信摆脱出来，更深地理解完善的市场机制所必须的法律、社会文化的元素。我们邀请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运用何种方式建设一种更良性的市场。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维迎 先生 论坛嘉宾：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助理 黄海 先生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先生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东升 先生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先生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 黄宏生 9：00-12：00

专题论坛四：新国资时代

中国转轨经济正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以国有产权制度改造为重点的一场产权革命正次第展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将股份制作为最重要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打破垄断，培育起资本充足、治理完善、效益良好的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前提是在所有制层面实施根本性变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就是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在新的现代产权制度下，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境外资本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及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政府公共政策和通行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平等竞争，尽显活力，不仅提高全社会资源的运营效益，也将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未来5年至10年内，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有进有退，建立和完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消除民营和私营资本进入壁垒，外资按照国民待遇参与市场竞争，全国统一的产权市场将形成，产权交易频率加快，规模扩张，对相关法律规范也提出新的要求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先生 论坛嘉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 先生

华平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强 先生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宁高宁 先生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熊大新 先生

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 先生 上海产权交易中心 9：00-12：00 专题论坛五：财税新政：财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2004年的突破点

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在2004年可能面临新的选择和突破，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将走向深化，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上面临结构调整，甚至要面临何时淡出的重大选择；在税收政策方面，改革已经是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但是，在诸多的改革议题中，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比如燃油税的推出，比如开征遗产税，政府将选择怎样的路径，将优先调整哪一种税种，税制调整的主导思想和对企业的影响，都是2004年税制改革的悬念。

论坛主持：

长江商学院院长 项兵 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江小涓 女士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胡金木 先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先生

鄂尔多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林祥 先生

红塔集团总裁

姚庆艳 先生

燕京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福成 先生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

张跃 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6：30

专题论坛六：中国汽车的多元化路径

在中国汽车业快速崛起膨胀的过程中，不断有各种观点来探讨发展路径问题。而政府关于汽车产业的政策也多次摇摆——到底是鼓励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还是有限制地发展汽车？到底是强调中国自主研发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还是融入国际分工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的装配基地？到底是走韩国道路、还是遵循巴西模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汽车正沿着一条融合多种模式的道路在发展。既有国资企业的大规模对外合资与并购，也有民营企业重金投资；既有跨国公司步步进入，也有本土公司技术突围。哪种类型的公司将在最后取得绝对成功，目前尚无定论。

论坛主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张小虞 论坛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刘世锦

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 苗圩 先生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

陈虹 先生

北京现代董事长 徐和谊

吉利集团总裁

徐刚 先生

深圳比亚迪总裁、秦川汽车董事长

王传福 先生 13：30-16：30

专题论坛七：技术改变中国

自中国向市场回归一刻起，观察者已经预感到一个新社会正在崛起。而支持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基础来自信息革命，即芯片、微处理器、电脑与互联网的发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遭遇不到地域的限制，它是第一次的全球性的浪潮。在政治领域，作为工业社会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无法适应信息分散化的要求而被迫解体；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业世界，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公司也被迫与越来越多的新兴中小企业竞争，创新的浪潮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后席卷美国；在文化与社会心理领域，我们则面临一个不断加速与混杂的世界。技术革命而非其他因素，很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化的重要力量。

联席主持：

联合运通董事长 张树新 女士、亚信科技CEO 张醒生 先生 论坛嘉宾：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东生 先生

联想集团总裁 杨元庆 先生

中国网通副总裁 田溯宁 先生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京 先生

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吴鹰 先生

东软集团董事长、总裁

刘积仁 先生

金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徐少春 先生

新浪网CEO 汪延 先生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朝阳 先生 9：00-12：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青年领袖” 港、澳、台、内地青年领袖的圆桌会议

1、创业者与职业经理层的信用原则；年领袖的多重社会角色与未来担当 主持人：全国青联秘书长 郭长江 先生 香江国际集团总裁 罗钊明 先生

2、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与决策依据；青年领袖经营创新能力和成长方式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总经理 张忠 先生 上海万科地产总经理 丁长峰 先生 13：00-17：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港资·合资·内资”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A：

案例1 东方广场经营策略 主讲：长江实业集团 案例2 新鸿基的财务管理 主讲：新鸿基集团 案例3 香江国际品牌连动 主讲：香江国际集团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B：

案例4 美国汉斯地产转型 主讲：美国汉斯 案例5 香港置地运作经验 主讲：香港置地

案例6 复地集团投资实施 主讲：上海复地集团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C：

案例7 汤臣集团规模效益 主讲：汤臣集团 案例8 金地集团上市应战 主讲：金地集团 案例9 CLASS果岭建筑 主讲：CLASS机构 13：30-16：30

专题论坛八：开创大地产时代

中国地产行业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限制——其一是关于圈地，公开招标增加了圈地成本，打击了违规的协议转让；其二央行212号文件，对金融资本过渡投入地产进行限制。但分析认为，这些限制更多打击了中小地产商，最终使市场走向集中。大地产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突破限制。中国地产界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时代，靠一个批条、十几个人就能发展一个项目的时期已经结束。在过去的10年间，地产商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的人群，他们同时面临着业务体系和投资思路的全面转变。那就是：告别项目发展商的狭隘立场，转变为大地产的综合投资商。

何谓大地产商？它整体规划投资社区和城镇，全面发展其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物业管理和商贸；并且结合资本市场和各种类型基金的支持，做长项目、做大项目。让我们一起开创大地产时代！这正是中国地产投资商的未来！

• 论坛主持：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石 先生 • 论坛嘉宾：

• 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

聂梅生 女士 •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 先生 • 新疆广信企业集团总裁

孙广信 先生 • 大连万达董事长兼总裁

王健林 先生 • SOHO中国董事长 潘石屹 先生 • 华远集团董事长

任志强 先生

• 建业（中国）住宅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先生 • 金地集团董事长

凌克 先生 • 珠江地产董事长

程新华 先生 • 世茂集团董事长

许世坛 先生

16：30—16：45 茶歇

16：45-16：55 闭幕式及闭幕演讲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社总经理 张忠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沈冰

16：55-17：10 闭幕演讲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清泰 先生 17：10-17：25 闭幕演讲之二：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邱晓华 先生

17：25-17：40 闭幕演讲之三：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先生 17：40-17：55 闭幕演讲之四：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先生 17：55-18：10 闭幕演讲之五： 海尔集团CEO 张瑞敏 先生 18：10-18：15 年会闭幕：经济观察报社长 赵力先生致闭幕辞 18：15-21：00 闭幕晚宴 观察家邀请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