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转型期的的社会矛盾与解决之道
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 了威胁，但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 了威胁，但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的高发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利益调整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将结 合中国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进行深刻的分析，并根据矛盾之间的规律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矛 盾也日益突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因素不 断出现。正确把握矛盾发展的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使我们现阶段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
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分化问题，这个问题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国的贫富 差距也很突出，主要有城乡差距、行业部门差距、地区差距这三个。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在我国，城市与农村的收入都在不断增加，但是城市 居民的收入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逐渐增大的局面。行业部门的差距主要是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 大。地区差距主要是由我国的自然原因与政策原因引起的，我国面积广阔，人口多，地势西高东低，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展远远快于西部。
经济领域的就业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众多，就业问题突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就业矛盾日益突 出，中国将长期处于就业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的就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总量大，尤其是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落后且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缺 乏高素质人才；失业人口就业很困难等等。转型期的失业与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主要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变快、城乡就业问题并存，还有经济全球化的 影响以及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政治领域的干群矛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始终都涉及到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广大人民群众作 为被领导者，处于被领导地位，所以干部与群众的交流比较多，容易产生摩擦出现问题。当前，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干部腐败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干部腐败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当前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于干部的作风问题尤其关注，干群矛盾已 经上升为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社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经济发展速度太快，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于是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社会事业发展不足严重损害了社会的 公正与团结，威胁了社会安全与秩序，加剧了社会焦虑与紧张，恶化了社会环境，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社会事业只有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政治的稳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
转型社会就是一种过渡性社会，就是向上承接传统社会，向下承接现代社会，所以在过度社会产生的问题也不同于常态社会，主要表现在：
社会问题的交叉性。转型社会不仅面临着发展时与发展后的问题，还要面临着公众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具有不平衡性，会使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聚集，交叉在一起，使问题的解决难度增大了许多。
社会问题的关联性。转型社会中，社会问题都不可能以个体单独存在，每个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期刊征文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尽量全面，否则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连带其他问题。牵连的问题越多，越不可收拾。
社会问题的突发性。转型社会中诱发社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的变化，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等等。另外，政府管理体制转型落后，远远跟不上经济转型的速度与社会转型的速度，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都采用传统的办法解决，面对突发性状况解决能力低下。
三、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制定科学的政策。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政府应当根据矛盾问题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让各项工作与各阶层人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在制定规章 制度时，要时时刻刻做到以人为本，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使政策条款更加完善，还可以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经常进行舆情调查。政府部门应当定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舆情调查，在第一时间了解群众的想法，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另外，对于收集到的反映较多的民意，应该进行综合分析，及时给群众一个答复。解决社会矛盾一定要快，抓重点，抓关键。
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民意表达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可以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监督权，从而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 愿望。为了方便传达民意的渠道能够更通畅，可以向人民群众公开相关部门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工作程序。这样可以有效舒缓公众的紧张情绪，促进公众与国家和 谐的沟通与交流。
完善法律解决机制。在现在这个法治社会中，法律作为化解矛盾的武器，要好好地运用。群众一旦遇到问题，不要想着考暴力手段解决，或者一味的依靠政府，应该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政府在解决矛盾时，应该把矛盾引到法律上来，由司法机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和问题。
四、结语
由上文可知，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不应该不承认矛盾、不理解矛盾、不解决矛盾，而是应该主动迎接矛盾，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党和政府应当时刻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为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奋斗。
第二篇：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转型期中国农民工住房与规划政策研究
不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农民工住房利益的合法化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上是否可能，而在于我们的城市决定做还是不做，后者又取决于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战略意义的认识。
满足农民工的多种利益诉求，不仅是提高农民工福利的需要，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是一个关乎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 转型期农民工住房：宏观意义
长期以来，汗牛充栋农民工问题著作大多从农民工利益出发，将农民工作为社会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各地政府更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以及基于城市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决定赐予农民工利益的种类和时机，将对农民工利益的关注视为城市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住房作为与农民工生活休戚相关却与城市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的农民工利益尚未被任何一个城市纳入全面规划，规划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廖若星辰。
事实上，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是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重点和先决条件，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基于满足其多方面利益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并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关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福利，更加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关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即新型工业化进程，关乎中国社会能否快速转型，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现代化主要条件的创造，关乎中国能否扭转被长期异化的城市化道路，还原健康城市化的本来面貌，最终构建和谐社会。
正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而农民工住房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因此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可以间接阐释转型期农民工住房的宏观意义。
1.1 农民工市民化是扭转“虚高城市化”、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农民就业上转移到非农产业、地域上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 其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权利等方面全方位转化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真正的市民，共享城市文明的过程。国际上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高度统一的。而在我国，农民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中国从来没有过面向大众的真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当前所谓的城市化仅仅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和地域的转移，农民工并没有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其生活几乎完全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王春光）。他们不过是匆匆过客，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钟摆。城市的农民工队伍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每年都有新加入者补充，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熟练劳动者离去，留在池子里的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因此，乡村人口没有实质性减少，城市人口不能持续增长，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难以实现。①因此，中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即被统计为城镇人口，据此，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8%增加到2007年的43.9%，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9379万人，增长42134万人。但是，去除农民工的接近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却低得多，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资料，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农业劳动力13181人，扣除在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369万人，按照1.2带眷系数计算，外出农村人口为15374万人，如果除去这部分人口，那么2006年真实的城镇人口为42331.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2.2%。
真实的城市化水平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面对。面对问题，较之回避问题、自我陶醉在虚假的繁荣和虚高度化之中更加明智。要实现实质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就必须致力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终结流动，使其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1.2 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需求低迷。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最迫切需要。城市化原本是扩张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的“虚高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消费的大幅度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移回了农村，在城市的消费仅仅是满足其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最低支出。2004年，城镇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为600元，而农民工月平均消费支出仅290元，年消费支出低于城镇居民3720元。农民工寄回家乡的收入，绝大部分是用于盖房子，拉动的是最低层次的砖瓦砂石产业，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质量不能得到根本提高，新型工业 ①②②韩琪，农民工返乡只能使中国“城市化”徒有其表，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8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化也缺乏市场拉动。
然而，如果农民工能够市民化，成为新增城市居民，其消费观念和方式将发生彻底变化。在城市奋斗若干年后，其消费水平将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当。按上述2004年数据计算，当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即1.5亿农民工如果能真正市民化，则可以拉动560亿元（3720*1.5）的消费品市场，相当于每年为1万多个500万销售额的新企业提供市场空间。同时，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工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从生活必需品到一般性耐用消费品再到高级耐用消费品，必然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加快升级，直至中国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
除了消费需求的直接拉动，农民工市民化还间接拉动投资需求。农村人口从进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上下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警察、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计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包括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如果每年进入城市人口1284万人，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77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7%。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将通过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内需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
1.3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分“四步”完成。首先，城市通过新型工业化扩大就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发展空间，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起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流”的问题。第二，通过城市的户籍制度创新和改革，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带眷迁移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环节。解决富余劳动力如何“留”的问题。第三，“三个集中”谋求规模经济效益，这是统筹城乡高效有序发展的关键。解决富余劳动力及乡村入口往“哪里流”的问题。第四，为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提供全方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解决“不流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居民的发展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留”在城市，即第二步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同时也是其他战略的基础：（１）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第一步战略的重要支撑。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要扩大就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则必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制造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追加，而是创新。推动城市创新的主体是现代制造业一线就业队伍的知识化和现代化。农民工已经成为就业队伍尤其是一线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极高的流动性使其知识和技术难以持续提高，多数重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年龄大后回归农村。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给予其更稳定的预期和更多的培训，快速积累人力资本，塑造现代就业队伍，是现代产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基础。（２）实质性迁移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经济前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间“两栖”，仍然保留农民身份和承包土地，只有把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并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从农村实质性迁移出来，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落后问题。测算表明，如果能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那么留在农村的种植业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40%以上。因而农民工市民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
①1.4 农民工市民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2004年，全国农民工1182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的2470万人，仅占五分之一。很多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留守儿童的成长堪忧，留守老人赡养问题突出。黄山市某农村进行了一次人口结构的典型调查，该村共69户，221人，外出打工的75人，留下146人，其中儿童46人，老人48人。非儿童老人妇女33人.合计127人,占87%;青壮年男性仅19人,以40、50人员为主.“年年盖基本无人居住的新房，年年娶守空房的新娘，年年出生父母远在天边的儿女，年年等待团聚的春节”正是当今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有违人性的城市化显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
惟有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带眷迁移，才能变妻离子散的城市化为阖家团圆的城市化。而在农民工的流入地——城市，其工资待遇低，生存条件恶劣，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城市的地位得不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对流入地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成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诉求强，但现实中屡屡受挫，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自卑、怨恨等心理，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发现，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从2003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倒置，即4:6，而2005年的比例已经是3:7，也就是说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
农民工市民化则能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人格得到尊重，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避免城市社会的歧视，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对立并逐渐形成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① 严行方，农民工阶层，第62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5 农民工住房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难点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存在多个方面的制度障碍，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障碍，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实质推进。最严重最为直接的制度障碍包括社会保障、土地制度、公共住房和教育培训四个方面。
其中，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先决条件。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如果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定的房屋来栖息，必将威胁到其生存。其次，安居才能乐业，房屋是为人们在工作劳累之后提供休息的场所，没有一个安全固定的住房，必将影响到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影响其工作和生活。再次，住房直接涉及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农民工居住的隔离加深了“农民工”的身份标识，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融合困难，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住房是安居乐业的前提,能否在城市拥有或租用成本低廉的一套住房是决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完成他们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终保证。缺乏合适的居所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门槛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3年以上的占50%，5年以上达到33.4%。外来常住人口的相对稳定性增强提出了加速其融入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预期当大量的农民工从临时性居住转到长期性居住后,他们对住房条件的要求将会提高,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又无法从现有的制度中满足其住房要求。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其进展远慢于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城市已经要求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部分城市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要将农民工纳入四项基本保险的范围；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也确立了 “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农民工适龄子女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有该市常住户口的学生“一视同仁”，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中小学将按人头得到财政经费。而农民工住房方面罕有制度出台。
如何创新城镇住房制度,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逐步改善居住条件,最终将其纳入城市住房体制,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治理城市能力的一种考验。
2． 关于农民工住房讨论的若干误区
2.1解决农民工住房将导致城市规模难以控制
这一观点在城市政府和学界都很有市场，似乎每一次讨论是否赋予农民工某种权益的时候，城市规模调控这一面大旗都会被祭出作为反对理由之一。其思路是如果在某方面放宽限制，给予农民工某种权益，比如提供福利住房、纳入社会保障、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等等，就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基于此种考虑，很多城市尤其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各级政府，不断致力于如何通过经济或者行政手段将外来农民工挡在城市行政区之外，甚至有学者建议设置“学历”门槛。
首先，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选择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因为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能获得比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更高的报酬。在对不同城市和不同工作的理性选择中，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远比住房条件更有分量。农民工不会因为住房没有保障，放弃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同样也不会因为住房有保障就疯狂涌入就业不充分的城市。这也正是农民愿意放弃农村宽敞房屋到城市忍受恶劣居住条件的根本原因。既然人口流动不以住房保障为转移，那么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逐步改善其居住条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较小，不会导致城市规模的失控。比如北京市公立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放松限制后，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就学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
其次，在中国，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具有基础设施边际成本不变的特点，既不会因为农民工的使用而产生拥挤，也不会因为“驱赶”农民工就造成空闲。即使在特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仍有潜力可挖。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可以提高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容纳更多流动人口。
如果迫于资源环境压力确实需要调控城市规模，着力点应该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通过产业调整提高劳动力“技术”门槛，减少劳动力总量需求，从而控制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同时，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助于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来缓解其对城市规模产生的附加压力，将人口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3解决农民工住房会产生大量贫民窟，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特色。目前的土地、住房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没有像印度、巴西一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有着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稳定住所，随时可以退回农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农民工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窘境是中国大规模的社会转移相对比较稳定的客观保障。如果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解决其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城市里就会大量聚集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贫民窟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问题会在中国重现，社会和谐与稳定荡然无存。
事实上，贫民窟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同样存在。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巴西地理统计局对贫民窟的界定是拥有50户以上人家、房屋建筑无序、不具备主要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人口聚居区。根据这两种贫民窟定义,城市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就其存在的状态、特点与作为城市低成本居住生活区的功能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民窟。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城市棚户区贫民窟的阶段,贫民窟作为农民到市民的“社会阶梯”起到了缓和外来农村移民的住房需要与城市住房制度之间尖锐矛盾的作用。然而,贫民窟对城市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发达国家无不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与干预，改善直至根本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比如，联邦德国二战后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政府把解决住房困难作为当务之急，大量投资住宅建设。向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福利性住宅”，政府大量补贴建设此类住宅的企业。1949-1979的30年里共建设“社会福利性住宅”780多万套，占同期新建住宅总数的49%，并随着城市化不断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住房供求关系的缓和，减少最终停止建造“社会福利性住宅”。
分析我国城市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在社会转型与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涌入城市，居住上提出了廉租房、低价房的需求,而城市政府供给的廉租房不覆盖流动人口，城市正规房地产市场更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供需矛盾只能在城市非正式住房市场寻求出口，而在城市边缘的城市化村庄,具备城市规范制度体系所不能提供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当地农民出于自身利益最终演化为城市非正式廉租屋供方主体，农民工聚居区在城中村形成，社会成本高昂。
因此，我国贫民窟的改善和消除也只能通过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来解决。无论是否保障农民工住房，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试图通过让已经从事现代产业接触城市文明的农民工随时倒退回落后的农村，来换取城市贫民窟的避免和城市表面整齐划一的想法不仅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历史倒退，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且，过分强调农地的保障功能，忽视其生产功能，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将难以实现，“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只有调整城市发展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关注进 ①
① 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47页，2007年第5期。城就业的普通农民工，对农民工居住问题作出制度安排，才可以防止贫民窟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才能促进城乡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4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农民工住房保障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必然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当前中国发展水平是否能够负担?会不会因此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对农民工住房保障很常见的担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日益雄厚。从下图可以发现，1993年至今的1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20%，高出GDP增速10个百分点。2007年增速更是创历史新高32.4%，财政收入总额达到5.13万亿元。地方财政方面，重点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也一直维持在30%左右。可以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已经完全具备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力。
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增速35302520************0220042006年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百分比
同时，大规模货币资产过剩，缺少合适安全的投资方向。1995年,银行第一次出现3000多亿元的存差,此后,银行存差不断扩大,2007年,银行的存差已经上升到12.8万亿元。同期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在快速上升,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每年的存款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的银行没有混业经营,扩大的存差直接意味着银行效益降低。流动性过剩隐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无论从国家财政实力还是社会流动资产哪方面来看，资金都已不是问题。而且有学者认为“廉租房项目几乎没有风险”，政府从商业银行贷款大规模建设廉租房，是安全有效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途径。
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用于农民工住房建设的土地难以获得堪比商业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需要免费划拨，这就必然威胁到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
但是，农民工住房的解决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中国经济目前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上涨，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来消化，则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或者萧条。目前沿海地区房地产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农民工居住生活成本提高，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上升，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企业濒临倒闭。如果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则可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维持长时间的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转型完成之前，继续保持中国的竞争力。
①3． 农民工住房规划政策导向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比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设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以农民工可承受的合理租金向农民工出租。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08年主要任务”中将“要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深圳等一些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农民工住房规划与政策。《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提出针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合理住房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市住房建设，规划期末，实现常住人口户均拥有或租住一套住房。深圳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与社会保障体制相配套，将非户籍常住人口低收入家庭分年限逐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
3.1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规划视野
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中长期的战略性发展指导，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本依据。在全社会努力饯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先导，亟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需求。不同职业、年龄及社会背景的人群生活 ① 赵燕菁，廉租房建设与国家宏观经济，城市发展研究，2005年第3期。在同一个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阶层多样化的需要，使公众感受到城市生活本应有的舒适便利。
但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仍然难以摆脱建筑学的思维方式，规划师往往注重表面的物质空间构筑，忽视社会和人的需要。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各方面利益冲突复杂的时期，城市规划又经常表现为由强势利益主体所主导，公众的需要被忽视。
其中，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规划领域所忽视程度最为严重。近年来以农民工为核心的外来常住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口学界、社会学界、农村与农业的研究、城市化研究、经济学等诸多重要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从各自视角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规划领域对此重大战略性课题却近乎表现出集体失语，相关研究极少。规划在计算城市规模时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规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算并扩大城市规划用地，针对外来常住人口的任何具体公关利益都缺乏空间落实。包括中小学、公共住宅、甚至自来水、公共厕所等。由于规划领域没有将外来常住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放在应有的战略高度，对他们权益的安排没有在规划中充分体现，致使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对策难以落到实处。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等。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并且能够逐步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宅的时候了。规划领域应该肩负起推动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合理接纳外来常住人口，促进外来常住人口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历史使命。适应动态的城乡人口迁移的需要，根据城乡之间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去调整并形成新的城乡发展空间架构。切实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城乡规划和管理，并在用地、布局等方面予以统筹安排。
3.2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框架思路
农民工因就业地、职业、收入和流动性的不同，居住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异。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农民工阶层分化状况，根据其不同的居住特点和需求制定“分层次、多样化”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对于少数中高收入农民工，如企业老板、经商户等，主要由市场解决其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需求；中低收入且在城市稳定就业若干年的农民工，应纳入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流动性较强、居住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如建筑等行业从业人员，则主要规范其住宅安全和卫生标准，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城市公共住宅标准，将户籍与外来常住人口公共住房纳入一个体系。运行方式以租为主，租售并举，以适应于流动性需要。对于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居住一定年限的低收入农民工，政府提供低租金住房或租金补贴，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应与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廉租房的供给。符合一定收入和就业年限条件的农民工应当允许其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公共住房，并给予贷款等支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对自愿缴纳公积金的农民工所在用工单位要强制其缴纳公积金，农民工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低租金住房。制造业开发区等用工密集地区，应鼓励企业为职工建设集中居住区；或者通过优惠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向用工企业或农民工个人出租；也可以允许农村集体组织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工宿舍。对于这些宿舍，政府需要制定安全标准和基本卫生要求，保证人均使用面积和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的提供。并根据情况引导建设一定数量的家庭住房，以满足农民工带眷迁移的需要。
加强城中村租赁管理与服务。城中村交通相对便利、房租较低、与农民工原有生活习惯相符，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对解决外来常住人口居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城市现有的城中村进行普查，分类指导，完善此类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民建房及出租行为的管理，改善出租屋生活环境。对改造过的或者达到相对较好水平的出租屋认定一段时期内其居住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待添加。
图书：
1．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2．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3． 中国农民工调查 4． 中国农民工政策研究 5． 农民工阶层 6． 城市边缘人
第三篇：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2003-12 江平于2003首届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发表演讲：
江平：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从一个法学家的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了扩大了。另一方面公权力又存在很大的控制。我说的“私权利”是“利益”的“利”，“公权力”是“力量”的“力”。在一个崇尚私权利的国家里面，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当少。在过去保持控制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在现场这样公权力保持相当大的干预的力量，这就造成了转型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这应该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私权利和私权利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可怕，也很好解决。中国终究两者是居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公权力和公权力也会发生冲突。我们现在每个部门的意义也会有冲突，但是公权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当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发现私权利是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权利。所以在一个法制社会里面，如何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来如何限制公权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障私权利的不可侵犯，这是具有现代法制意义上的一个重要课题。2003年将要过去，回顾2003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有了几个重要的实践足以我们进行反思，我想对于2003年的反思，就可以对2004年加以展望。2003年发生在我们国家和社会里面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当然就是“非典”(SARS)危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对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的进一步的思考。法学家们提出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向公民披露真实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一个私权利受到威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在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上，能够披露真实的信息，这一点应该是起码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许多法学家提出来在宪法里面应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究竟包括哪些？哪些应当是知情的，可以知情的，必须知情的。哪些是不能够知情的，国家终究还有一些秘密，国家终究有内部的事务，不一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制定政府的信息公开法，我想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我相信法制建设的完善在将来会有更多的包括SARS以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已经把某些信息定期的公布了，这一条我们预计会有更好的完善。但是信息的公布、信息的披露，涉及到我们新闻的机制，新闻的机制完善里面又涉及到公民有哪一些可以从新闻媒介里面来掌握信息的权利。我理解这是两种渠道的权利，一个是政府要有定期信息披露的机制，从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网上、从政府机构的发言人那里了解信息。另外通过正常渠道，新闻媒体的渠道来理解自己应当享有和得到保护的权利。
SARS事件里面给我们第二个启示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起初在政府隐瞒一些事情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当政府把一切事情都公布于老百姓之前政府取得了公信力。这样我们就对公信力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是在喊“市场正在呼唤信用机制”，不少场合讨论市场体制的信誉体制。市场经济里面这个信誉是私信誉，是各位私人的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作为一个公司应该有的信用。但是此外还应当有公信力，政府的信用，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信用恐怕要比一个公司失去了信用对社会的危害不知要大几十倍，几百倍。所以SARS事件的案例，应该呼吁我们确立一个健全的、政府的公信力的机制。如果信用可以评估的话，一个银行、一个公司的信用可以评估的话，那么一个政府、一个政府部门的信用也是可以评估的。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估呢？我看人民代表表决里面法院获得了多少赞成票是一个对法院的公信力的评估。检察院的报告里面获得了多少票可以说是对检察院公信力的评估。但是这一条还仅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西方国家对于政府的公信力的评估，对于政府的施政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到多少，对于首相的信任度，对于总统的信任度，往往是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的民意调查的网来实现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当逐步建立我们广大的对于民意对于政府的公信度的确认。这是政府的决策人员很好的鞭策和监督。如果领导人仍然迷恋于我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我看这并不有利于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完善工作。只有每个人知道自己哪些施政人民满意，哪些施政人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一条应该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民意的机构，因此这个问题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使得我们的法制更加完善。
SARS事件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像吴敬琏教授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我想可问责的政府也是政府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机制。我们提倡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我们也应当提倡政府向可问责的政府转换。这次SARS事件确实做到了某些官员的问责、撤职、免职，但是这样的一个问责的政府的制度，辞职或者免职的制度还需要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和可问责的官员，而且还要确确实实能够有可问责的人，板子打到他的身上是打的不亏的。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政府人员可能经不起这个责任。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来一个咨询函，连续几次给我写信，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到法院告南昌市委，我说南昌市委不能告，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只能告政府机关，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政府机关决定是市委决定的，我就是要告他的，我说没有办法告。政府可问责，党委是不可问责，我们法律没有这一条。在我们现在的国家这种机制下，如何能够完善党政的分工，把每一个人责任明确，建立真正可问责，而且这个问责是老百姓可以向你来问责，我想这个机制在今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快要过去了，除了SARS事件以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在2003年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浪，而这个波浪引起的深远意义是重大的。三个博士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要求1982年国务院通过的一个法规，而这个法规和现在立法法里面的规定是违背的。这样我们的法学家们，我们的法学博士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也就是在我们修宪的时候，一部分学者提出来如何加强我们国家违宪审查的制度，也包括司法审查的制度，只有完善了这一条才能够确保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滥用，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扩大到没有人监督。不久前又出现了由于河南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和全国人大通过通过的《种子法》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由谁来确认。又有五位律师向全国人大提出来要求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审查的程序审查河南省人大的《种子条例》是否违反立法，如果真是这样，《种子法》决定种子价格放开是政府决定，而某个省是政府控制的价格。无可讳言，国务院的条例也好，省人大颁布的条例也好，一个叫做行政的法规，一个叫做地方的法规，这给我们提出来如何在法制建设里面建立更完善的体系。
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重视，也包括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自焚案件，出现有关拆迁问题尖锐矛盾的突出。涉及到个人的权利如何能够通过权利加以保障。什么样叫社会公共意识，如何加以补偿和赔偿。如果对于一个公民在城市里面的房屋需要拆迁，而补足他们的费用不能够使他在同样地方，同样面积获得同样一些的房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剥夺的形式，虽然不是全部。我们国家对于补偿、拆迁、征地都应该体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至少要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赔偿。我们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民法典》在物权法里面也在起草如何给公民合理的补偿。非常感到高兴的是，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南京市目前对补偿的办法做了修改，力求使得补偿的金额更接近或者符合他应该补偿的价值。
我讲到这五个问题，第一，公民的知情权。第二政府的公信力。第三可问责的政府。第四，对于政府和省级人大规定的法规的宪法监督和违宪监督，乃至于在征收和补偿的办法里面如何做到共存。这是我们现在市场建设里面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们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对长期以来我们依照庞大的公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制才能更进一步，我相信2004年法制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是抱满了信心和希望。谢谢大家！主持人：江教授侃侃而谈，底气很足，我想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好，我他也是凭借一个法学家的良心说出了公道话，再次感谢江教授。听完了江教授演讲之后，我也知道的确我们的很多困惑还只能是困惑，如果大家都明白前进的方向，这个道路非常曲折和坎坷，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努力。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以四月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国有资产改革的大幕正式开起，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重组和改制当中究竟蕴藏着多少价值，全国和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接下来有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为我们演讲。
2003观察家年会·2004年的中国
论坛背景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在经过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世界越来越意识到，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试图重新获得它曾经的优势时，世界将怎样为之改变。在未来20年中，没有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瞩目的事件，我们对于“世界工厂”、“人民币汇率”、“中国威胁论”的种种争论都暗示了，不管是旁观者还是我们自己，都仍不清楚如何处理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那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首届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论坛议程
8：00 签到
9：00 欢迎辞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冰 9：10 经济观察报主编 何力 先生 致开幕辞 9：20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成思危 先生 致辞 9：30-12：00 主题演讲：崛起的中国与世界
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吴敬琏 先生
中国证监会主席
尚福林 先生
日本管理学大师
大前研一 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 郭树清 先生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5：30
专题论坛一：变革的金融体系
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在国有产权制度变革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场攻坚战，将推动中国现代金融市场的最终形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产权多元化，通过改制重组，转变为现代金融企业。各种成分的社会资本进入到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从而使金融体系由“国有化”向“社会化”转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在这一进程中，金融企业跨业合作、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采取何种模式加以协调监管，需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拿出决断。
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加快以及中国履行对WTO承诺的背景下，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存在一定的改革空间。如何在兼顾贸易平衡等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探索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亦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股权割裂这一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相互协调发展，期待着制度性的重大改革。
论坛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 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 谢平先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夏斌 先生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姜建清 先生
中国银行行长 肖 钢 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杨明生 先生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张恩照 先生
民生银行行长 董文标 先生
深圳发展银行 周 林 先生
汇丰商业银行
花旗银行
15：00-15：3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5：30-15：50 茶歇 15：50-17：50 专题论坛二：区域竞争力
区域发展政策正在成为中央政府施政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地方政府来说，设计合理的政策体系，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迫切课题。但是，发展的涡轮一旦卷起浪潮，就往往失去明确指向，对区域中国经济，理性、建设性的观察家精神亟待落座”。
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国情标本。我们对一个城市的关注，首先因为它是一个涵盖经济、人文、政治、公共管理等多个子系统的人类社会生活载体，这种取样不仅有个案与文本层面的意义，而且具有坐标价值。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简单变化，而是一种国家内部结构体系的显著变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人去关注并思考。
论坛主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先生 论坛嘉宾：
北京市代市长 王歧山 先生
天津市市长
戴相龙 先生
深圳市市长
李鸿忠 先生
苏州市市长
杨卫泽 先生
宁波市市长
金德水 先生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先生
沈阳市市长
陈政高 先生
16：20～17：5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7：50—19：00 晚宴
19：30—22：00 对话之夜一：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演播室现场录制
对话之夜二：年会现场圆桌论坛 12月21日会议议程 9：00-12：00 专题论坛三：良性市场
没人否认过去25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市场革命。它不仅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且重又塑造了中国社会，使之变得更为多元化。但是，25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市场决非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它既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繁荣，也可能使之陷入剧烈的混乱。我们需要要从市场的迷信摆脱出来，更深地理解完善的市场机制所必须的法律、社会文化的元素。我们邀请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运用何种方式建设一种更良性的市场。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维迎 先生 论坛嘉宾：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助理 黄海 先生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先生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东升 先生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先生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 黄宏生 9：00-12：00
专题论坛四：新国资时代
中国转轨经济正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以国有产权制度改造为重点的一场产权革命正次第展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将股份制作为最重要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打破垄断，培育起资本充足、治理完善、效益良好的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前提是在所有制层面实施根本性变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就是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在新的现代产权制度下，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境外资本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及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政府公共政策和通行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平等竞争，尽显活力，不仅提高全社会资源的运营效益，也将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未来5年至10年内，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有进有退，建立和完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消除民营和私营资本进入壁垒，外资按照国民待遇参与市场竞争，全国统一的产权市场将形成，产权交易频率加快，规模扩张，对相关法律规范也提出新的要求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先生 论坛嘉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 先生
华平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强 先生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宁高宁 先生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熊大新 先生
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 先生 上海产权交易中心 9：00-12：00 专题论坛五：财税新政：财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2004年的突破点
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在2004年可能面临新的选择和突破，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将走向深化，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上面临结构调整，甚至要面临何时淡出的重大选择；在税收政策方面，改革已经是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但是，在诸多的改革议题中，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比如燃油税的推出，比如开征遗产税，政府将选择怎样的路径，将优先调整哪一种税种，税制调整的主导思想和对企业的影响，都是2004年税制改革的悬念。
论坛主持：
长江商学院院长 项兵 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江小涓 女士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胡金木 先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先生
鄂尔多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林祥 先生
红塔集团总裁
姚庆艳 先生
燕京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福成 先生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
张跃 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6：30
专题论坛六：中国汽车的多元化路径
在中国汽车业快速崛起膨胀的过程中，不断有各种观点来探讨发展路径问题。而政府关于汽车产业的政策也多次摇摆——到底是鼓励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还是有限制地发展汽车？到底是强调中国自主研发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还是融入国际分工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的装配基地？到底是走韩国道路、还是遵循巴西模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汽车正沿着一条融合多种模式的道路在发展。既有国资企业的大规模对外合资与并购，也有民营企业重金投资；既有跨国公司步步进入，也有本土公司技术突围。哪种类型的公司将在最后取得绝对成功，目前尚无定论。
论坛主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张小虞 论坛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刘世锦
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 苗圩 先生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
陈虹 先生
北京现代董事长 徐和谊
吉利集团总裁
徐刚 先生
深圳比亚迪总裁、秦川汽车董事长
王传福 先生 13：30-16：30
专题论坛七：技术改变中国
自中国向市场回归一刻起，观察者已经预感到一个新社会正在崛起。而支持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基础来自信息革命，即芯片、微处理器、电脑与互联网的发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遭遇不到地域的限制，它是第一次的全球性的浪潮。在政治领域，作为工业社会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无法适应信息分散化的要求而被迫解体；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业世界，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公司也被迫与越来越多的新兴中小企业竞争，创新的浪潮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后席卷美国；在文化与社会心理领域，我们则面临一个不断加速与混杂的世界。技术革命而非其他因素，很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化的重要力量。
联席主持：
联合运通董事长 张树新 女士、亚信科技CEO 张醒生 先生 论坛嘉宾：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东生 先生
联想集团总裁 杨元庆 先生
中国网通副总裁 田溯宁 先生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京 先生
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吴鹰 先生
东软集团董事长、总裁
刘积仁 先生
金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徐少春 先生
新浪网CEO 汪延 先生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朝阳 先生 9：00-12：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青年领袖” 港、澳、台、内地青年领袖的圆桌会议
1、创业者与职业经理层的信用原则；年领袖的多重社会角色与未来担当 主持人：全国青联秘书长 郭长江 先生 香江国际集团总裁 罗钊明 先生
2、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与决策依据；青年领袖经营创新能力和成长方式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总经理 张忠 先生 上海万科地产总经理 丁长峰 先生 13：00-17：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港资·合资·内资”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A：
案例1 东方广场经营策略 主讲：长江实业集团 案例2 新鸿基的财务管理 主讲：新鸿基集团 案例3 香江国际品牌连动 主讲：香江国际集团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B：
案例4 美国汉斯地产转型 主讲：美国汉斯 案例5 香港置地运作经验 主讲：香港置地
案例6 复地集团投资实施 主讲：上海复地集团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C：
案例7 汤臣集团规模效益 主讲：汤臣集团 案例8 金地集团上市应战 主讲：金地集团 案例9 CLASS果岭建筑 主讲：CLASS机构 13：30-16：30
专题论坛八：开创大地产时代
中国地产行业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限制——其一是关于圈地，公开招标增加了圈地成本，打击了违规的协议转让；其二央行212号文件，对金融资本过渡投入地产进行限制。但分析认为，这些限制更多打击了中小地产商，最终使市场走向集中。大地产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突破限制。中国地产界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时代，靠一个批条、十几个人就能发展一个项目的时期已经结束。在过去的10年间，地产商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的人群，他们同时面临着业务体系和投资思路的全面转变。那就是：告别项目发展商的狭隘立场，转变为大地产的综合投资商。
何谓大地产商？它整体规划投资社区和城镇，全面发展其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物业管理和商贸；并且结合资本市场和各种类型基金的支持，做长项目、做大项目。让我们一起开创大地产时代！这正是中国地产投资商的未来！
• 论坛主持：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石 先生 • 论坛嘉宾：
• 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
聂梅生 女士 •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 先生 • 新疆广信企业集团总裁
孙广信 先生 • 大连万达董事长兼总裁
王健林 先生 • SOHO中国董事长 潘石屹 先生 • 华远集团董事长
任志强 先生
• 建业（中国）住宅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先生 • 金地集团董事长
凌克 先生 • 珠江地产董事长
程新华 先生 • 世茂集团董事长
许世坛 先生
16：30—16：45 茶歇
16：45-16：55 闭幕式及闭幕演讲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社总经理 张忠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沈冰
16：55-17：10 闭幕演讲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清泰 先生 17：10-17：25 闭幕演讲之二：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邱晓华 先生
17：25-17：40 闭幕演讲之三：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先生 17：40-17：55 闭幕演讲之四：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先生 17：55-18：10 闭幕演讲之五： 海尔集团CEO 张瑞敏 先生 18：10-18：15 年会闭幕：经济观察报社长 赵力先生致闭幕辞 18：15-21：00 闭幕晚宴 观察家邀请典礼
第四篇：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的解决之道
学徒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在众多欧洲电影中最长见到的就是魔法师学徒。在瑞士出名的教育不仅仅是瑞士酒店管理学院，还有就是学徒制度。瑞士的学徒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呢？学徒制是瑞士培训各行各业基础劳动力的主要方式，其最大特点是把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紧密地结合起来。学徒制是瑞士教育一个突出的特点，通过学徒制瑞士在国家监督下培养了各行各业的基本劳力。
在瑞士行业中，行行有职业技术培训，先培训后就业，未经培训不得就业，已成为一种制度。学生想做学徒，首先要找一个接受他的单位。瑞士的各大公司和企业都有专门负责培训学徒的师傅，作为师傅他们必须持有联邦颁发的技能证书。做学徒不需要考试，只要双方同意便可签订合同，然后到有关部门备案。学徒期一般2到4年不等。学生主在师傅的带领下在实际工作中做一些技能的培训。根据联邦政府规定，企业或师傅每周要给学徒两天时间，使学生能去职业学校上课。在职业学校，按照不同的工种和行业学生将学习本工种的各种不同的实际操作技能；本行业的理论知识，一般文化及商业知识，如银行、经济、民族、语言、外语、公民学等；以及理化、绘画和设计等。
学徒期满后，通过本地考试委员会的考试合格后便可获得联邦颁发的技能证书，成为正式的技术工人。瑞士各行各业都有专为考试学徒而设立的委员会。作为学徒如果你不满意目前的学徒证书和工作的话，还可以继续解释培训去的师傅证书或者经过业余学习投考高等技术学校最后取得工程师资格。
为了保障培训质量，学徒制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的的有关规定。如学徒与接受单位必须签订合同，学徒的师傅必须持有联邦颁发的师傅资格证书；获得师傅资格除了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外，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并通过资格考试。此外，企业所招收的学徒人数也是根据员工总数的一定比例由法律确定的。
对于中国来说，学徒制度可能是解决学生就学压力的一大途径。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学徒制度能够迅速解决中国升学和就业压力。当然光靠这种学徒制度来解决中国的升学问题和就业压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同时鼓励有钱人去留学深造，在其学成后自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环境和减少不少的国内升学压力。
瑞士HTMi酒店管理学院是瑞士一家拥有卓越师资力量和基建的酒店管理学院。HTMi学院同样不仅继承了瑞士酒店管理学院的教学模式，同时也继承了瑞士的学徒制度并将其改良。HTMi学院的优良传统，新生服务于学长不仅增进了学生们的友谊，同时在学长和老师的帮助下，让新生可以很快的掌握酒店管理的知识。为来年的学业打下扎实的基础。
第五篇：中小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困惑与解决之道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困惑与解决之道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规划不仅具有先导性和战略性，在实施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的过程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规划的制定更是存在许多困惑和无奈。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主、企业管理层也
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对于人力资源规划的制定却始终存在许多困惑和无奈。
“人力资源规划很简单，不就是些招聘、薪酬之类的内容，有时再加点儿培训方面的东西。”、“老总还在拍脑袋定战略,我又怎么搞得出规划(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规划做了也没多大意义，计划没有变化快，到头来能兑现的也不过20-30”。以上便是许多中小企业HR们对于人力资源规划的看法。那么，究竟中小企业有没必要进行人力资源规划？怎样才能制定出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实施效果不尽理想的原因：
1．对人力资源规划的认识不全面
做好人力资源管理有三部曲：明确战略规划——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具体的执行计划。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决定了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为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制定具体的人员补充计划、人员使用计划、人员接替与晋升计划、教育培训计划、评估与激励计划、劳动关系计划、退休解聘计划等等提供了方向指引和依据。广义上的人力资源规划包含了所有这些具体内容，而决不仅仅“只是些招聘、薪酬之类的内容,有时再加点培训方面的东西”。
人力资源规划是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企业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依据。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和HR们恰恰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具体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重视，各级部门主管和直线经理也未能有效配合。
2．公司战略目标不明确
人力资源部门必须结合企业战略的实施予以人力资源的支持和保证。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中，应以战略目标出发，以战略为指导，确保人力资源政策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因此，人力资源规划的前提是企业发展与企业战略首先要明晰，而后才能分解到人力资源方面，随后才会有人员需求计划、招聘计划、薪资福利计划等与之相配套。而中小企业一般缺乏较明确的发展战略，尤其在快速扩张阶段，往往涉足于不同的业务领域，其中不乏许多新兴产业。而这些新兴产业在研发、营销、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一些新开拓的项目,定岗定编工作不象传统业务那么成熟。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不可能有明确的规划，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3．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太快，不易规划
市场发展变化速度很快,而行业尽管随市场变化而作规划,到年终目标达成率也不过20-30。如某IT公司是联想在某区域的大代理商之一。在年初,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制定出了本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划。但是在新的一年开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联想集团自身的战略、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于是作为供应链上的一个环节,该IT公司也必须随之调整整个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划,根据要求重新进行公司的人员设置与编制,重新制定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培训计划等。事实上,企业外部的政治、经济、法律、技术、文化等一系列因素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相应地就会引起企业内部的战略目标不断地变化,从而又会导致人力资源规划随之变化。
4．缺乏人力资源规划的专门技术与人才
目前，虽然许多中小企业成立了人力资源部，但在行使部门职能的时候，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整体素质不高，专业人员很少，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专业技能不够；第二、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第三、许多人力资源工作者土生土长，没有受过良好的培训，没有经过正规大公司的熏陶，眼界不高。人力资源工作是一项非常独特的工作，对个人素质、领悟能力和学习能力要求都很高。而在这些综合因素中，有很多不是通过正规教育过程所能获得的。一位优秀的人力资源工作者不是靠认证也不是靠理论培养的，需要的是其对工作深刻体验和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否则，单纯依靠原理、技术或数据处理的培训造就的人力资源工作者无异于纸上谈兵。鉴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正在向中小企业渗透的现实，随着各家企业对人力资源工作认识和实践的不断加深，人力资源规划工作一定会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出强大的推动作用。
人力资源规划工作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重要性对于寻求发展壮大的中小企业尤为突出。而能否制定并有效实施人力资源规划并不取决于公司规模的大小，最关键的是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特点制定出适合的政策。针对当前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工作当中面临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明确企业核心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规划的起点是明确界定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也就是在企业的经营环境中，他的生存价值是什么？他保持竞争优势的资源（技术、资本或管理）是什么？籍此才能真正找到保持竞争能力的核心人力资源。核心人力资源是决定企业生存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需要激励机制、教育培训、设计合适的职业生涯计划、不断的招聘才能确保
核心人力资源群体量的扩充，质的提高，并能长期的驻留于企业。
2．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弹性人力资源规划
所谓弹性人力资源规划，就是基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重新评估并规划企业的人力资源，形成一个一般性的人力资源组合，以便在保证企业核心竞争优势需要的条件下，达到满足因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导致的临时性人力需求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在评估现有人力资源存量和界定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制定预备性的支援人力规划，并做出相应的培训计划，其目标是在企业面临生产或服务能力扩张性机遇时，尽可能快地为核心人员配备中层支援人员，以提高组织的反应能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越来越无法预测，充满变数又商机无限。人力资源规划必须适应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企业发生战略转移时出现人力资源僵化、失调而妨碍企业的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规划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前瞻性、方向性和预见性功能。
3．建立三维立体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规划一定是建立在内部充分沟通、相互协作基础之上的。根据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建立一个在决策层、一线经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科学分工协作的三维立体管理模式，将有助于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三维立体模式是指由决策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一线经理科学地分工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业务，并进行相应的协作。总的来说，决策层负责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同时人力资源部门和一线经理要给予协作)和支持人力资源部门、一线经理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岗位分析、岗位评价等基础业务，并协助一线经理做好核心业务(如大量的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建设和事务性服务)和协助决策层做好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一线经理负责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业务中把持关键环节，并协助人力资源部门做好岗位分析和岗位评价等基础工作，以及协助决策层做好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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