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的警示意义（精选五篇）

第一篇：群体事件的警示意义

群体事件的警示意义

燕继荣

一、社会群体事件意味着什么？

目前，公共舆论界对于“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称谓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制造者不一定代表和反映民意，他们更多地代表和反映的是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群体性事件”从性质上说更接近于“刁民闹事”，政府在此问题上一味退让，只会助长社会不法行为。不过，也有另外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性事件”这一称谓掩盖了事件的本质，应该把事件定性为“维权事件”。还有人对社会群体事件作了进一步的分类，将之区分为社会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冲突事件。

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抗议运动表明社会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明显落差。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所谓的“社会泄愤事件”）至少向我们显示了两点结论：一是普通民众心存积怨，这种怨恨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愿望不能得到满足，诉求不能得到表达，现实与愿景相差甚远等；二是民众的怨恨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得不到合理的回应或善意对待，既有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制度化途径的有效性受到怀疑。这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带有传染性，酝酿形成比较普遍的对抗性社会心理。

实际上，据笔者观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不满情绪就在逐渐滋长，但那时的社会不满主要体现为个别的“上访”事件。随着“上访”事件的增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力度，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上访”问题。但经过几年的努力，“上访”问题还没有解决，却又演化出了群体事件。这一事实说明：（1）解决“上访”的努力总体上看效果并不显著：“截访”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即使政府的努力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解决问题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赶不上新的侵权案件增长的速度和程度。（2）变“上访”为群体性事件说明，正式的制度化渠道不被人们所信赖或重视。直白地说，如果司法系统是值得信赖的，那么，百姓一旦认为有冤屈，被逼无奈会去打官司；如果在他们眼里司法不公或司法无效，那他们就会被迫去“告御状”，走“上访”的途径；如果他们连“上访”也不抱希望，那就只能回家搞群体事件了。所以，如果说，早些年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还指望“上诉”或“上访”，那么，动辄突发群体性事件说明，民众对于诉诸法律程序和寄希望于“上 1 访”来解决问题的信心大为降低。因此，群体事件频发是一种危险信号，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意味着政府信用和政府治理的深刻危机。

二、为什么近年群体事件频发？

根据政府以往惯例，确定群体性事件有四个方面的标准：（1）参与人数在五人以上，《信

访条例》明文规定，五人以上视为“事件”；（2）行为不一定有共同目的，但必须有共同的指向；（3）行为在程序上缺乏法定依据；（4）行为结果对既有的财产秩序和管制秩序造成危害。依照上述标准，政府相关部门所统计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有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内，群体性事件增长了近十倍。

那么，为什么最近十年这样的群体事件成倍增长？可以从浅层和深层两个方面来分析说明。首先，从浅层次上分析，它可能与经济社会变化速度有关。一直以来，各级政府官员不同程度地持有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由一系列看似合理的观点所支撑：（1）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矛盾，在发展过程中有人不满（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都好办；（3）随着经济发展，这些问题总会慢慢得到化解；（4）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仔细分析，这样的观点值得推敲。也许，自然问题可能是这样，但涉及人的社会问题却未必如此。许多社会问题具有累积和放大效应，越拖越难以解决。更何况，如果不变更发展方式和方法，不改变管理方式，拖过了旧的问题，又会制造出新的麻烦。因此，改变方式和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进一步分析，近年群体事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可能与各地在上述观念支配之下所形成的急剧和超常的发展变化速度有关。过去，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锦标主义”的发展策略，鼓励地方“争做第一”。在这种策略的激励之下，每届地方政府在发展目标和速度上层层加码。前一届政府提出了目标，后一届政府要么“更高更快更强”，要么改弦更张，寻求新的发展思路，结果使发展中形成的旧的疮疤（失衡）还没有得到医治，又平添了新的创口。今天，在面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反思的时候，“少折腾，适度地给社会以修养生息的机会”或许是对政府的最好忠告。

其次，从深层次来看，它可能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关，或者准确地说，与“政府主导”愈益突出有关。政府主导被认为是中国式发展模式的重要特点。从中国的经验看，“政府主导”的确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潜伏了很多隐患，值得警觉和反思。政府主导被看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而中国制度的特点更有助于推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最近十年的情况显示，政府的管理似乎越来越细微，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日见增强，其操控社会的能力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基层和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体育事业是政府主导的，即使诸如民间组织的发展、地方文化宗教事务兴起之类的事情，也是政府主导的。一切都是政府主导，社会却处于被动员、被导演、被整治的状态。“政府主导”不断强化的势头，一方面造成政府能力越来越大，形成一种惯性和循环——“政府主导”越是促成经济繁荣，社会资源便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社会资源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经济繁荣便愈加依赖“政府主导”。另一方面，伴随着政府吸附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涉入社会事务越来越深，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广，全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相应地，社会自理和自治的能力便越来越弱，社会和民众依赖政府的程度也越来越大，政府也便更可能成为矛盾焦点，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对象。与此同时，随着利益分化的加剧，改革政策共识难度加大，相形之下，政府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行为模式，继续单方面（未经公共选择）地制造自以为是的“公共政策”，这使政府公信力受到破坏。而且，透过一次次典型的公共事件，民众积聚了对政府的不满，使政府常规管理失去公信力和约束力。

此外，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领跑者”，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规划、组织调动各种资源、设计和实施各种工程，引领社会不断地打破记录创设新高，这或许就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模式的最大秘诀。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作为“领跑者”跑得太快，以至于社会大众难以追赶，政府的目标太超前，远远超出百姓的实际需求。今天，反思群体事件的时候，能给政府的忠告就是：政府“领跑”固然不错，但是应当切记，政府的目标不应当超越百姓的需求和期盼太高。

三、政府应该如何面对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是目前中国政府管理的一大难题。大量群体事件发生说明，社会大众心理倾向 从相信制度化途径来解决问题到不抱希望后的情绪宣泄转变。面对民众的心理变化，政府管理部门理应转变态度，调整策略。但目前的案例显示，“消灭在萌芽状态”和事发后动用暴力机器大兵压境地“围堵”依然是地方政府对待群体事件的首选策略。撇开道义评价不说，单就管理绩效而言，这种策略也值得反思。

“消灭在萌芽状态”和事后“围堵”策略所追求的目标是“无抗议事件发生”。在当下中国社会，实现“无抗议事件发生”这一目标显然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讲，有三种状态摆在 政府面前：（1）“无抗议”；（2）“有组织的抗议”；（3）“无组织的抗议”。由于追求第一种状态很不现实，所以，政府理应在第二和第三种状态之间作选择。可以设问：在“有组织的抗议”和“无组织的抗议”之间，你更愿意面对哪一个？理性选择会指向前者，因为道理很简单：“有组织无纪律”要比“无组织无纪律”来得好，“有组织的抗议”要比“无组织的抗议”更易于管理。

从目前政府处理群体事件的经验来看，“抓幕后黑手”、“拘捕带头闹事者”、“把组织者绳之以法”、“宣布组织非法”等做法不仅不利于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且也不利于形成“有组织的抗议”，反而会促成无组织的群体事件。打压民间组织的发展，抑制群众社团的成长，排斥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活动，这些政策行为的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低组织化或无组织水平。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既不能通过非政府组织得到合理释放，也无法有组织地面对政府并有序地输入到政府决策过程中。站在政府管理的立场上看，这种状况的好处是，民众难以组织起有计划的抗议行动，也难以产生强大的谈判对手；但是，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即，如果民怨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发生以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为特点的无组织的群体事件。如此检讨，说群体事件其实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恐怕也不算为过。

总之，对于当今的各级政府来说，应对群体事件之政策选择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要不要容忍抗议行为，而应该是选择面对“有组织的抗议”还是“无组织的抗议”。既然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宁愿面对“有组织的抗议”，那就要转变观念和态度，重新设定群体事件的管理目标和政策工具。在这方面，我们能给政府的忠告是：与其劳心费力地去“抓幕后黑手”、“将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如着力于制度供给，健全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为社会组织提供活动空间，使幕后“黑手”走到前台，走到谈判桌面上来。

此外，经验表明，政治不服从和政治抗议事件虽然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但在现代社会也算是一种常见现象。民众游行示威并不是洪水猛兽，完全不必大惊小怪。让抗议“常态化”，让抗议治理“常规化”，这恐怕也是政府管理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再次要求将“宪政”建设的改革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四、结论

群体事件最终指向党政机关，需要党政部门进行自我反省。首先，“稳定压倒一切”的 观念需要与时俱进。“稳定”、“改革”、“发展”应该被理解为政府工作的三个有机部分：稳定是条件，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而且，“稳定”本该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但 自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以来，“维稳”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其权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发展”服从于“稳定”，不再是目标本身，“求稳怕乱”的心理和苏联解体的恐惧症使一些“改革”步伐也日渐迟缓。今天，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针对政府的“维稳”作为，许多人发出批评，“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的根源。高调“维稳”反衬社会不稳，政府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确实需要反思。

“暴力抗法”实际上是“暴力执法”的反动。集中化的管理模式、军事化的管理思维，决定了政府在管理中喜欢制定“dead line”的倒计时式的管理目标和采取“军令状式”的、运动式“管制”的方式。这种思维和方式使“粗暴执法”甚至“暴力执法”成为常见现象。军警等暴力工具本来是管理的后盾，是最后才被提上日程的政策工具，但是，由于倒计时式的管理任务的紧迫性，使管理者倾向于较早动用这种本该最后启用的工具，因为这种工具看起来是最高效的。于是，由“执法大队”一类的准暴力工具所进行的“暴力执法”成为家常便饭。有了“暴力执法”，自然就会有“暴力抗法”的反应。所以，与倒计时式的运动式管理模式相伴随的往往是“粗暴执法”甚至“暴力执法”，而“粗暴执法”或“暴力执法”必然导致“暴力抗法”。因此，要避免群体事件，恐怕就要从改变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着手。

政府不愿意面对有组织的抗议而打压民间组织的发展，如此作为的结果是社会的无组织或低组织化。在一个缺乏利益表达、利益聚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国度，一旦发生民众不满，很容易演变为无组织的**。没有真正的工会组织，当然使工人难以形成集体抗议行为，但在工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产生市民暴动。这种道理在工会组织理论和实践中早已成为普通常识。

群体性事件确实是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对它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自然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不过，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去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恐怕是反思群体性事件最相适宜的话题。此外，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看，最该引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称职，不应该看财政收入、GDP，而应该看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应该成为新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也应当成为新发展观下地方发展评估和官员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一项好的制度，一种好的管理，不仅要能增进人民所欲的东西，而且也要尽可能免除人 民所不欲的东西。旨在实现GDP翻番、提升国力、最终改善民生的经济活动所追求的是第一种目标，而制度建设的目标其实就是保障人们少受不公正待遇，免受无知无能之虞。如果中国政府过去在第一个方面表现还算不错，那么，今后谋求可持续发展恐怕就得在第二个方面多下功夫了。

立足长远的制度建设应该是化解社会矛盾、恢复政府公信力，进而避免无组织的社会群体事件的根本之道。在所有的制度供给中，独立有效的司法系统至关重要。司法（在财务、人事等方面）不独立，隶属于地方党政部门，其结果是司法机关听命于地方党政领导，难免沦落为地方官员“家丁”的局面。这样的体制造成司法“地方化”，使司法机构难以确立公正形象，使民众对司法普遍不信任。司法不力不仅削弱了司法机构维护公民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而且助长了“怨民”变“访民”为“暴民”的心理倾向。因此，改变司法机关隶属于地方的体制，可能是制度建设中司法改革起码的任务。

社会管理“公共性”的缺失，“公共管理”制度供给不足，是不稳定的总根源。因此，政府决策和管理应该导入“公共选择过程”，要把本着“为民做主”和“替民做主”的思想来制定自以为是的“公共政策”转变为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打造一种让不同利益群体都能表达利益诉求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公共平台”上，社会各方进行讨价还价（公共选择），在博弈中发现公共利益，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公共事务公共管理。

第二篇：群体突发性事件策略研究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常常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方式发生，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而且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各级政府只有在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方面下功夫，才能有效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挑战。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频发突发事件的一种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突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并且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与我们当前所提倡并为之努力建设的和谐社会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有效的预防与控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建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共突发事件的管理过程主要包括危机的预警准备、危机的应急反应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三个方面。

危机的预警准备。政府应通过适用的预警技术减少公共突发事件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主要包括：建立相关应急信息网络和传播机制，能够向公众及时、快速地发布相关信息;建设必要的应急避难场所，进行医疗、抢险等应急准备;在当地开展应急知识培训，使得广大公众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避免产生恐慌。虽然公共突发事件是无法避免的，但充分的早期预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和对社会经济、秩序等的破坏。

危机的应急反应。危机的应急反应主要指公共突发事件已发生时，中央或省、市级政府需协调各级政府、及时调配资源，组织迅速有效的救援活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并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应急反应时间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当地政府部门能否进行快速应急反应是能否有效控制事件后果的决定因素，也是当地政府部门组织能力和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的直观体现。

危机后的恢复。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恢复除了进行相关的设施创建和财产损失评估外，还应重点关注公众的情绪及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及时对受害者提供紧急的安抚措施;平息公众的不安以及焦虑情绪等措施。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影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方案评价的指标有很多，但众多指标普遍存在迭代现象，即多个指标之间存在重复考量同种因素的情况。若选取带有重复因子的指标参与评价，各指标间的迭代现象会使评价结果偏离实际情况，重复因子越多，偏离就会越严重。因此，恰当的指标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在选取时需要对各个因素综合分析。本文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选取了能综合反映其治理效果的四个评价指标：资源需求程度、社会或自然环境危害程度、公共安全威胁消减程度、控制效果显现时间。

应急方案评价模型实证分析。某城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应急预案，最终形成了三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需要对三个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从中选出最优。

通过对四个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可知，资源需求程度、社会、自然环境危害程度和控制效果显现时间这三个指标的值越小，说明相关方案越优秀。因此，针对这三个目标，应寻找极小值目标;同样的，对公共安全威胁消减程度这一目标，需要寻找极大值目标。

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根源，把握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不能局限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自身来研究，而是应该把它放在政府应急管理的大背景之下，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预防的思路和方法，以有效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防机制，从而有效的预防、化解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弱势群体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所以必须有效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权益。还有，我国现阶段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健全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并多发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应急管理的基本理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第三篇：我国群体事件心理学分析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深刻变化，中国传统社会正以稳健的步伐向现代社会转型与过渡。然而，中国多元复合的社会转型形成了种种复杂的效应，不但引起了人们在认知结构、思想观念、个性特征、心理诉求、情绪情感方面的根本转变，也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的冲突。大量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并不断向复杂化、组织化、规模化、暴力化发展，并与网络舆论形成共振。

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已有研究、明晰群体性事件定义、分类、特征和正反面影响的基础上，从社会心理角度为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切入点，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形成机理。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个体与群体心理交互三个角度分析了事件形成的理论原因，给出了事件发展的逻辑框图，并以此在随后的瓮安事件案例分析中，得出了个体的心理是瓮安事件产生的前提条件；群体的心理是瓮安事件产生的促进剂；个体与群体的心理交互是将瓮安事件推向了高潮的结论。

我认为，原有的不平衡心理和怨恨是前导，相似的利益诉求和从众等心理扩大了事件的范围和规模，社会助长效应促进了群体共生，骨干成员的动员促使了群体态度的转变，由流言产生的政府的信任危机直接催化了事件，社会化与社会角色的定型奠定了群体的行动力符号互动，推进了事件的组织化和强大破坏力。

针对这些，就群体性事件提出基于社会心理角度的管理对策。认为，首先应该调试的是政府的心理，政府应该树立正确的群体性事件观。在此基础上政府应树立亲民形象，提升执政能力，减少群众的不平衡心理。其次，应针对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的问题，完善利益诉求渠道，架构平等的社会沟通系统。针对个体的从众和法不责众等心理，应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以及必要措施，分层次应对。更重要的是，针对群体事件，应公开信息渠道，采用阳性强化和合理情绪疗法，积极进行心理疏导。

2010级人力一班 高国 201014150117

第四篇：突发性群体事件应急预案（定稿）

元泰维稳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及依据

1、编制目的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对我公司的破坏，做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稳政策的要求，结合我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制本预案。

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处置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编制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预防和处置针对我公司的突发性事件，主要包括:（1）利用纵火等手段，袭击我公司员工和各车间的突发性事件。（2）在我标段各个施工临时营地水源处投放化学毒剂、放射性物质、致病致命微生物以及其他蓄意污染我公司水质的突发性事件。（3）我公司各车间及施工现场等场所遭受武力挟持和利器砍伤等突发性事件。

（4）我公司员工，财产受到汽车碾压等突发性事件

（5）投掷燃烧瓶，对我公司员工，车间，设备造成伤害的突发性事件。

二、成立维稳领导小组

1、成立维稳领导小组 我公司成立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由魏玉生任组长，江恒任副组长，王日旭，黎天杰，马文兵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项目部会议室，由安环部负责维稳日常管理工作。

2、维稳领导小组职责

负责组织维稳工作应急救援演练,监督检查演练情况。公司内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应在第一时间上报当地政府部门及公安警察部门。一旦发生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件，维稳领导小组根据各级领导部门的要求，服从当地党委、政府维稳工作机构的统一安排，在上级领导部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三、维稳应急预案内容

1、严格落实领导责任

认真执行新疆维稳工政策，公司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公司每天至少1名领导值班，并确保信息报告渠道畅通。实行不定时的安全检查制度。

2、加强项目部各班组的内部管理

对项目各班组内部存在的矛盾纠纷进行摸排梳理，并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热点问题，采取措施化解；及时做好人员的思想疏导工作，力争做到无漏管失控等现象。公司值班领导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通信联络畅通，严格落实检查、登记等制度，积极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妥善处理，并迅速上报。

3、加强应急管理

值班领导不得脱岗、离岗，各值班人员不得酗酒、关机，发现各种隐患、险情做到第一时间上报有关部门及领导，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力争将损失减到最低。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足额足量安装配置防爆器材并做好安防工作。组织开展演练，提升处置能力，配备防暴器械快速反击，同时及时报警。利用现有的视频及监控系统加强对现场的监控，遇突发事件提醒现场人员及时应对。

四、应急响应

1、信息报送和处理

（1）发生疑似突发性群体事件后，公司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报告当地党委、政府维稳工作机构。

（2）信息报送必须快速、准确、详实。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掌握准确的信息，应先及时报告事件概况，随后补报详情。

（3）有关党委、政府维稳工作机构发布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信息中涉及到我公司的，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调查核实，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2、先期处理

（1）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向当地党委、政府维稳工作机构报告所发生的情况，并提出初步处置意见或建议。（2）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调集资源和力量，继续监控、追踪事态发展，在力所能及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必要的人员救援、转移和疏散工作，尽力控制事态的发展,。（3）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最紧迫的工程抢险、设备抢修等工作，在危险区域或被污染的水源附近设立醒目警示标志等，防止事态扩大。

3、指挥和控制

（1）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我公司会积极配合各级党委、政府维稳工作机构，服从其统一领导和指挥，并迅速通知公司内有关专家成立专家组，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及时制定处理方案，为指挥决策提供专业咨询。

（2）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上岗到位，主持本公司会议，根据本公司碳库，酸站，碱站分析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提出处置建议供各级党委、政府维稳工作协调机构决策，并组织完成其下达的各项指令和任务。

（3）对事发现场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为上级部门维稳工作领导代拟部署和决策意见，采取各种预防性紧急措施，严防新一轮突发性群体事件。

五、应急保障

1、我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组建由安环部领导，保卫人员及经过培训的施工人员组成的维稳应急救援小组。

2、由采购部结合应急抢险、抢修等的需要，配备必要的物资和设备。

3、由安环部有针对性地加强维稳专业技术培训，开展或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维稳演练，不断提高防范和处置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战能力。

六、善后工作

处置工作结束后，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应在当地党委、政府维稳工作机构的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迅速有效的开展善后工作。

1、应急处置成果巩固

突发性群体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我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继续保持或者采取措施巩固应急处置工作的成果，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

2、事后恢复与重建

（1）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灾后重建工作，重点做好本公司的生产自救工作，加强管理和技术指导，迅速恢复开车、生活秩序。

（2）配合有关部门对受到污染的水源地进行清污和消毒处理，尽快恢复其原有的水质标准。

第五篇：建设局重大群体事件应急预案

建设局重大群体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制定依据

为了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广阳区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适用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我局职责范围内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预防、预警及处理。包括因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拖欠引发的与建设部门职能有关的群体上访事件。本预案所指群体性上访事件，是指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信访接待场所集体上访，达到预警人数的；因城乡建设管理信访突出问题到重点地区聚集、堵塞交通、影响正常工作，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工作原则

1、属地管理、统一指挥、分工协作。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处置工作在事件发生地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工负责、有机协作和“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分级落实岗位。

2、预防为主。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将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3、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激。要以教育疏导为主，做到谈清问题、讲明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尽快劝返，防止矛盾激化。

4、快速反应。形成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积极应对，依法果断处置。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1、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地区建设局成立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调度有关科室，共同做好现场接待、疏导上访人员和处置情况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总并报告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信息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等工作。负责处置工作的指挥决策、综合协调。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徐建德 地区建设局党组书记

副组长：胡 杰 地区建设局纪检组长、副局长

孙国斌 地区建设局助理调研员

成 员：钱治江 地区建设局办公室主任

李新军 地区建设局总工

张继勇 地区建设局建管科科长

韩 庆 地区建设局房产科科长

肖明芳 地区建设局城建科科长

陈志宏 地区建设局质检站负责人

工作职责：

全面领导建设系统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处置工作；

做好到地委、行署以及上级建设部门群体性上访的劝返工作；

决定本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研究决策重大应急措施；

决定其他相关事项。

2、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地区建设局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

负责安排值班，遇有突发事件迅速上报领导小组组长；

负责内部协调，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具体工作；

负责信息搜集整理上报及通报，承办新闻发布具体事项；

后勤保障；

总结事件的经验教训。

3、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责

办公室：统一协调本预案的实施，负责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信息接受和上报，以及所需医务、车辆等后勤保障工作，维护机关秩序；

房产科：负责处置因房屋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建管科：负责处置建筑市场有关因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资等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城建科：负责处置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群体性上访事件；

质检站：负责因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各相关科室要把城建信访应急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负责及时准确地掌握动态，确实把责任落实到各职能部门和个人。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城建信访事件的处置工作，特别要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政策，果断处置信访问题，杜绝集体上访和避免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确保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

三、预警和预防机制

信息监测与报告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大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对排查出的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将有关信息和处置意见报地区行署，并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尽量避免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预警支持系统

依托已有的信息报送系统，建立快速、高效、灵敏的应急信访信息网络，随时收集、报告重大集体访信息，充分利用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快速传递和报送信访信息。在敏感期、重大会事期、长假期间要建立值班制度，以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并做好重大信息反馈工作。

应急信息报送主要内容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涉及人员、起因等基本情况；

2、事发地政府及建设部门已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

3、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4、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四、应急措施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地委、行署和地区建设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开展建设系统信访应急处置工作。

到地委、行署及自治区集体上访的应急处置

全力预防和制止因城乡建设问题到地委、行署及自治区集体上访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如已发生，接到通知或得知信息后，在及时报告本局群体性上访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立即召集有关科，研究部署应对处置工作，确定应急反 应规模和应急期的起止时间，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亲自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在第一时间赴现场做好劝返工作，会同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地相关同志一道开展劝返工作，配合当地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向地委、行署及自治区相关部门汇报解决问题过程。

属地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我局辖区因城乡建设问题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参照集体上访的应急处置，落实相关职能部门职责。主要和分管领导参与具体指导，防止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和发生越级上访事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现场处置程序

1、领导小组决定派员开展现场处理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应立即进入事发现场，按照职责分工，迅速投入处置工作。

2、要劝导上访人员迅速离开聚集地，到指定接待场所反映问题。必要时，可请有关地方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到现场做劝返接回工作。如难以劝离，可将上访人员带至指定的分流处置场所，进行分流。处置工作需要由其他部门协助的，领导小组应及时协调其他部门共同开展处置工作，形成处置合力。

3、要及时了解掌握接待处理工作中的相关信息，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报告情况。情况紧急或当时不能了解清楚 的，先报简要情况，再报后续情况和处置结果。

4、对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出现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破坏公共财产、危害人身安全、殴打谩骂接待人员等过激行为的，工作人员应进行劝阻、批评和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应配合公安机关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

信息发布

涉及城乡建设群体性上访事件及处置工作的信息发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责任追究及奖励

对存在下列行为没有及时有效地履行城乡建设信访工作职责的相关科室将予以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不按照本应急预案规定处置重大群体性信访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要求实施应急处置工作的；

不按要求和规定报告信访工作情况，造成严重后果的；

负有特定责任的工作人员，在应急期间不坚守工作岗位或玩忽职守，甚至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在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中重大贡献的单位及个人应给予奖励。

六、后期处置工作

群体性上访事件经过现场处置，群众被劝返回当地后，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稳定和矛盾化解工作。重大群体性信访事件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劝返工作结束后，应在30日内办结，并答复信访人，经信访人签署意见后，逐级将处理结果报至地区建设局。

上级领导同志有批示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在两个月内呈报处理结果。并按批示要求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对没有上级领导同志批示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在两个月内将处理结果按程序上报。

经验教训总结。对重大群体性信访事件核实处理情况定期通报。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应及时总结群体性上访事件处置工作情况，完善本部门预案。

七、保障措施

通信与信息保障

局相关科室要按照局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执行值班制度，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24小时开机，并确保信息通畅。

交通运输保障

本局保障两部车辆为明确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的专用车辆。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时，应视情况为劝返群众提供运力支持。

医疗保障

在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必要时，应请医护人员到场，并配备救护车辆及必备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八、附则

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地区建设局根据情况进行评审、更新。

施行日期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