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寺庙与藏传佛教文化

第一篇：西藏的寺庙与藏传佛教文化

西藏的寺庙与藏传佛教文化

2005-08-29

中国网 | 时间： 2005-08-29 | 文章来源： 网上独家

寺庙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载体，对中国西藏的政治、经济、教育、生活与习俗诸方面，均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寺庙，我们可以窥见到上千年来西藏浩瀚的典籍、辉煌的建筑，非凡的艺术成就和炯异的传统教育。大凡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墨客、贤哲俊杰以及巧工能匠均几乎无一不是出自寺庙。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有学者仍然认为“藏传佛教寺院的政治功能基本消失；其文化功能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弱化，但现在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依然存在；其经济功能有所示弱可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或可发挥的市场空间”。故，如果抛开寺庙，我们对西藏历史、文化、社会的全面理解则无从谈起。

西藏寺庙最早建立于公元8世纪。约在公元779年，在吐蕃王赤松德赞亲自主持下，历时12个春秋，桑耶寺建设完工，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具有真正意义的寺庙。桑耶寺的建立，显示了佛教势力的上升。由于赤松德赞贱民纵僧，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反感。赤松德赞去世后，佛教遭到了压制。至9世纪末，西藏历经百余年的战乱，民众强烈要求社会安定，恢复生产。旧体制的解体和新体制的建立，也需要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佛教再度兴起。

1054年，从印度来西藏讲法的佛学大师阿底峡病逝。1076年，在古格王的主持下，托林寺举办了纪念阿底峡的“火龙年法会”，规模盛大，显示了佛教的复苏与中兴。会后，各地寺庙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不同的宗派，各宗派都建有自己的寺庙，如宁玛派先后于16世纪晚期在拉萨附近建立多吉扎寺，17世纪中期建敏珠林寺，两寺后来成为西藏宁玛派两个支系的发源地。噶丹派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产生的一个宗派，1054年建热振寺，并以此为基地形成噶丹派，后又建立了博多寺、怯喀寺、基布寺，并兼并了一些小寺庙，形成了辖区广阔的寺院集团，后因此宗派消失得早，保存下来的寺庙也不多，日喀则的纳塘寺可算代表之一。纳塘寺兴盛时有3000余名僧人，13间经堂。其印经院是藏区三大印经院中最早的一座，珍藏大量藏文印版和佛经手抄本，分别于1732年、1742年刻印完成的一套大藏经是西藏最早的刻版，《甘珠尔》据传则是格鲁派唯一正统的版本。

萨迦派是以昆氏家族为中心形成的，9世纪初，贡觉杰布脱离宁玛派，1073年在萨迦地方建萨迦寺，逐渐形成萨迦派。所谓“萨迦”藏语意为白色或无色，此寺建在白土山附近，故称“萨迦寺”。由于萨迦寺墙壁上涂满青、白、红三种颜色，又俗称“花教”。1449年建立的哲域结蔡寺是萨迦派晚期的重要讲经场所。噶举派俗称“白教”，分支众多，每个分支宗派也都有自己的寺庙。帕竹噶举1351年建立的泽当寺是格鲁派兴起前的著名大寺。1410年藏历二月初五日，宗喀巴主持建立的甘丹寺举行了开光典礼，于是，以宗喀巴为首的新宗派━━格鲁派形成，俗称“黄教”。1419年宗喀巴圆寂后，名徒济济，格鲁派势力更加壮大，建立了大量寺庙。绛央却杰于1415年建立哲蚌寺，全名“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哲蚌意为米聚，象征繁荣。1418年，绛央却杰赴明朝见永乐皇帝，用所获赏赐建立了色拉寺。色拉意为玫瑰，即“野玫瑰园寺”，正式名称为“色拉大乘洲”。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合称前藏三大寺。1447年，根敦朱巴在日喀则建立扎什伦布寺，意为“吉祥须弥”，此寺后为历代**所掌管。三大寺中，甘丹寺因宗喀巴亲自传播经典，奠定了显密二宗圆满的教法基础，成为格鲁派佛学研究中心。哲蚌寺因寺主扎希贝丹出身豪门，与帕竹政权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为格鲁派掌权机构。格鲁派另一重要人物根敦嘉措为格鲁派寺庙的发展及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死后，一个帕竹官宦人家的儿子索南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迎入哲蚌寺。格鲁派正式推行转世制度，从此有了**喇嘛的称号。索南嘉措追尊根敦朱巴、根敦嘉措为第一、第二世**喇嘛，他本人则为第三世**喇嘛。

1644年，清朝建立后，为巩固中央政府在藏区的统治，对藏传佛教，尤其是对格鲁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顺治9年(1652年)，五世**喇嘛及**喇嘛、固始汗受邀来京，仪式隆重，赏赐丰厚，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喇嘛”，明确其宗教领袖地位。1654年固始汗去世后，**喇嘛扩展政治势力，在宗教上确立了格鲁派的统治地位，寺庙达到3000余座。

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极具特色，宫殿塔寺合一，充分表现了政教合一的性质。一些著名的大寺，融合了藏族、汉族以及印度佛教建筑的风格，巍峨庄严，殿宇层叠，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表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准。西藏寺庙的建筑类型大致可分为平川式建筑和依山式建筑两大类，平川式建筑可以以大昭寺为代表，依山式建筑可以布达拉宫和拉萨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为典型。

在藏传佛教寺庙中，释迦牟尼殿供释迦牟尼佛，弥勒殿供弥勒佛，宗喀巴殿供宗喀巴佛。外有文珠菩萨，为释迦牟尼左助侍，专司“智慧”，常与司“理”的右助侍普贤并称。文殊菩萨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观音菩萨，特别是千手千眼观音，为表示大慈大悲之心，乃以千手护持众生，千眼观照人间。另有许多护法神。藏传佛教寺庙的法器极其繁杂，大致可分礼敬用器、称赞用器、供养用器、持验用器、护摩用器和劝导用器六种。

藏传佛教寺庙主要法事活动大体相同，只是因宗派之别及寺庙大小而存在少许差异。西藏的寺庙中，最主要的法事活动，是每年藏历1月3日━━25日的传召大会，规模宏大，内容繁多，影响很大，是西藏寺庙法会与节日之首。藏语称为“莫朗钦茂”。2月15日为传召小会。2月30日是“赛宝会”，届时各寺僧及贵族、官员等，手持各种宝贝珍玩在布达拉宫前展示表演，最后从小昭寺返回大昭寺。4月15日为“莎噶达瓦”节，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与圆寂。6月15日至7月30日为哲蚌寺雪顿节，7月8日哲蚌寺还有“龙崩节”，允许广大僧俗群众前来大经堂朝拜第三、四世**喇嘛的灵塔。10月25日燃灯节，纪念宗喀巴成道。12月29日驱鬼节，各寺举行跳神活动，以布达拉宫最为盛大，以祈来年丰顺。

西藏寺庙中保存了大量的艺术品及珍贵的历史文物，寺庙内的雕塑、壁画和各类装饰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西藏各大寺庙还保存着大量的经书以及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典籍。一座寺庙就是一座藏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博物馆，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精髓。

西藏寺庙历史悠久，历尽桑沧，自然灾害如雷电、地震等以及历史上的多次战乱都对寺庙造成了一定的危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十分重视对西藏寺庙的保护工作。国家先后将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一大批寺庙列为全国或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10年来，国家拨款两亿多元人民币，本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本原则，维修了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桑耶寺等重点文物建筑，修复了寺庙里的壁画、雕塑，使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重放异彩。现在西藏共有1400多座寺庙，各个宗派的重要节日均已恢复。（班班多杰）

作者简介：

班班多杰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

第二篇：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

丝绸之路上龟兹与佛教文化

——课堂所学之总结与随想

一、丝绸之路与佛教的起源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众所周知，佛教诞生于古代印度，释迦牟尼为始祖，他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以北印度为中心传教，圆寂后不久，由于对教义的解释不统一，形成了许多佛教的派别体系。公元前后，佛教界形成混乱的格局。此时，佛教的革新运动开始了，当时的大乘佛教为佛教文化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大乘佛教以前的佛教流派小乘佛教，是通过严格的个人苦修达到悟道境界，强烈倾向于对自身的完善。而与之不同的大乘佛教则提出通过个人的参悟，用博大的慈悲心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助为目标，称为“普渡众生”。因而受到广大信徒们的热烈支持而云集于此。佛教传入西域后，经过与西域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特色的佛教文化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了中原。西域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梯和桥梁，汉传佛教从鸠摩罗什开始由长安传向世界。佛教统摄西域大多数人的信仰有一千多年，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说唱、变文等佛教艺术十分盛行。

二、龟兹佛教文化

1、龟兹与佛教的关系

经几代考古和历史学家鉴定，佛教最初大约是沿着古丝绸之路，从古印度经西域各国，最终达到中国的。也就是佛教进入中国先经过西域各国。人类在丝绸之路留下了几千年来不朽的画卷，它造就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生活和辉煌灿烂的文化，它给后人类留下了不朽的文明和巨大的精神财富。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也是佛教之路，更是文化之路。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咽喉，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客商带着货物和佛教的法种到达龟兹。据历史流传，龟兹是西域诸国最早接受佛教的国家。由于龟兹国家富有（龟兹冶炼的铁供给西域三十六国），为佛教的全国性奠定了经济基础。我之所以大量的篇幅介绍龟兹，是因为龟兹成为佛教的圣地，有其环境与物质因素。人们知道龟兹、认识龟兹，是通过一个人，一个对佛教作出重大贡献的宗师——鸠摩罗什。自从鸠摩罗什圆寂后，历史资料中，在没有龟兹国的记录。西晋以后，龟兹佛教以相当普及。《晋书．四夷传》中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以小乘佛教为主，是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鸠摩罗什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登上历史的舞台的。

鸠摩罗什（Kumarajiva）,也称作鸠摩罗、究摩罗什、究摩罗耆婆，简称罗什，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鸠摩罗是祖姓，什是名，鸠摩罗什的名字是西域诸国给孩子起名字的常用方法，孩子的名字是父母名字的综合。鸠摩罗什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不仅研习佛学，还学习佛教以外的书，如古印度的宗教，哲学文献（当时这些是被佛学者称为外道的），语言学（什精通梵语、龟兹语，我们现在把龟兹语称为吐火罗语、一些波斯语，这都为以后的译经奠定了基础。还有修辞学、声明学、医药学、工艺技术、以及与阴阳有关的学说。据载：他为性率达，不厉小检，受到其他修行者的非议。他的博学多才，自然对佛教有异于常人的理解和看法，加上从小被人们追捧，或许产生了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知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吧。也就是说，非凡的智力对于一位佛教修行者来说，就像是一柄双刃剑。鸠摩罗什所具有的王室成员的身份更是加大了伴随其天才而来的优势与不利。高贵的身份和罕见的智慧过早使他得大名，但也提供他可以忽视佛教戒律某种条件。

另外，龟兹乐舞世界闻名，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成熟音乐形式，盛唐乐舞就是受龟兹乐舞的影响而形成的，是鸠摩罗什把译经和文学加入了音乐的成分，并把佛教音乐推向极至，形成了寺院内独具特色的打击乐和唱经形式。

岁月可以尘封一切，但历史却把文化凝练。龟兹文化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鸠摩罗什是中国的，他的文化同样属于世界。

2、鸠摩罗什——龟兹佛教文化的文化巨匠

看这集《一个人的龟兹》之时，对暗藏佛理的结尾喟叹许久。

对于热爱西域文化的人来说，龟兹是个熟悉的名字。在盛唐的宴会上，龟兹音乐技压群芳。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上，鸠摩罗什声名远扬。

我第一次详细而完整地了解鸠摩罗什的故事，是在《新丝绸之路》里，记述他的那集，名字叫做《一个人的龟兹》。

这位天生妙谛的高僧，真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众生的迷昧冥顽，也是自己的慧极必伤。

仿佛灵颖天成的人物，总是容易深陷宿命的泥潭。我不知那仅是传说抑或真有其事，鸠摩罗什向着长安的起行，曾在同样灵慧的母亲的预言里。预言说，你将是去东方传播佛教的僧人，但你到东方去将历经磨难„鸠摩罗什一生坎坷、忍辱负重，只为用生花妙笔向世人传播困苦解脱的大乘佛法。他译出的300多卷、近300万字佛典不仅字字珠玑，更深远地影响了从此流传后世的中国文化。《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字字精纯，不可思议。如今的龟兹只余遗址，护理员老王在巡视的时候喜欢捡石头，但他并不收藏，只是随意地捡拾。那些都是很平常的石头，从前可能也被别人捡起过。石头没有家，它的位置经常是偶然的。

也许1600年前的鸠摩罗什，也曾捡起过它们。

我对佛学知之甚少，偶有阅读，总觉经义深微。所有令我心有所撼的真言，皆出自鸠摩罗什的译著。

世间多少人修持佛法，只记恪守规条，却终生不知所以。还有许多人以为迷信，轻率地嗤之以鼻。凡此二者，皆是世人之误，盖因未触及佛理之妙义。

我始终认为，佛学乃是一种至高至远的智慧，是对宏远人生的终极皈依。

三、结束语

佛教文化传播的途径，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丝绸之路，还有往来于更北草原地带的草原之路(SteppeRoad)和途经南方海上的海上之路(SpiceRoad香料之路)，无论如何它们对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本次的丝绸之路大美术展所展示的众多文物佳品，一件件观赏过后，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则更加深入。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参考文献

[1]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作者：松本伸之

译者：李云

第三篇：论喇嘛噶若在新疆蒙古藏传佛教文化史上的贡献

论喇嘛噶若在新疆蒙古藏传佛教文化史上的贡献

（甘肃

合作

747000）

内玛才让

内容提要：新疆蒙古族地区是藏传佛教信仰的重要地区之一，历史上与我国藏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喇嘛噶若是新疆蒙古族藏传佛教文化史上著名的宗教人物。他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蒙藏民族关系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通过论述喇嘛噶若的生平，在新疆蒙古族地区生活期间的生动事迹，以及在新疆蒙古族地区广建寺院、弘扬佛法的基本情况，向学界和世人展示他辉煌而灿烂的人生。关键词：喇嘛噶若

新疆

藏传佛教

文化史

贡献

一、喇嘛噶若生平与早期求学生涯述略

最上怙主喇嘛噶若**的尊讳全称为察汗呼图克图吉宗强巴图多布贡嘎坚参。他的诞生地为许多有成就的贤德驾临并予加持的曲白邢邢康村。①境内生态环境较好，森林茂密，生长着各种珍贵的药材，芳香四溢；布满深谷的幽幽清泉，犹如一颗颗明珠，璀璨夺目；各种珍禽异兽悠闲自在，出没于深山；各种禽鸟，放声歌唱，清脆悦耳。山川林秀，展现出八宝吉祥和七政宝的图案。②在被人们称为尊者的神魂山前面的村落，喇嘛噶若**在此出世。喇嘛噶若**父母两方的家族，均出自名门。父亲名叫次旺诺布，品行端正，胆识超群，淳朴善良，笃信佛法，英俊魁梧；母亲名叫娜宗措，诚实温柔，乐于助人，急公好义，信仰佛法，待人恂恂有礼，恪守妇女的本分。喇嘛噶若**的父母经常念诵《莫合则玛》玛尼经典，严守斋戒，以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作为规范而约束自己。妊娠前，母亲娜宗措在野外觅得三层花瓣的三株金色莲花，出现这种瑞兆，非同一般。他的母亲于藏历第14绕迥木羊年10月（公元1835年，清道光15年）安然分娩。父母亲费尽心血，像培育池中的莲花、珍贵的药苗那样精心养育着心爱的宝贝喇嘛噶若**。几岁以后，他经常做一些佛事活动，并帮助家里放牧牲畜，言谈举止与一般孩童迥异。

长大成人以后，师从阿旺丹增大学者为启蒙老师，开始初学藏文字母，接着习学拼读。不久，习学了藏文正字、草书两种字体的书法。后来，学习了一些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平时经常念诵的经卷。他天资聪颖，气度非凡，言谈举止，异于常人。之后，由于宿世熏习的正念，视人间的荣华富贵为火坑，常生烦恼，强烈的严离轮回的念头常在心中萦绕。他心中经常思忖道：我虽然是有了家，但是，应该舍离家庭做个出家人。于是，他在通晓诸多经典的大格西次成达尔吉尊者前出家，受了沙弥戒，遁入空门。之后，从智合噶尔静修院的阿克仁増仓那里习学藏文文法《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释》，念诵一次，便能将全部词句记在心中，并聆听了经教传授。

二、在新疆蒙古族地区生活期间的生动事迹

藏历火羊年（公元1847年，清道光27年），喇嘛噶若**13岁。随从阿克阿旺丹巴到达新疆蒙古族地区，不久返回故乡。在碌琼加卡尔寺院以丰厚的财物布施了僧众，并通读了大藏经《甘珠尔》部。藏历水鼠年（公元1852年，清咸丰2年），喇嘛噶若**18岁。前往前往新疆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并到阿勒泰地区以及霍博克萨尔（今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成为当地一位叫图幸库地方官布施的对象。该地方官请求喇嘛噶若**撰著了《大悲观世音菩萨无上瑜伽部嘛呢丸修供仪轨》一书，并按此仪轨由尊者主 ①② 曲白邢邢康村，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刀告乡境内。亦写为“石矿”或“石康”村。

八宝吉祥：吉祥结、莲花、宝伞、海螺、法轮、胜利幢、宝瓶、金鱼。七政宝：法轮仁波切、珍宝仁波切、宗姆仁波切、丞相仁波切、大象仁波切、神马仁波切、军长仁波切。持，僧俗信徒等修供7个昼夜之后，集僧大殿及厨房的周围嘛呢丸腾空而飞。当地群众见此情景，惊讶不已，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之后，抵达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当时，那里瘟疫流行，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安全，喇嘛噶若**诵经禳灾。那里的人们都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察汗葛根”（蒙古语白佛之意）。那时，喇嘛噶若**对当地的人说：“我在这里常住的时机尚未来到”。于是，返回了故乡。

按照柔扎珠布钦**，以及许多神佛和喇嘛的授记，喇嘛噶若**再次到达新疆蒙古族地区。在那姆热拉宵（藏语“天山脚下之意”）、土尔扈特部游牧地、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哈巴河（今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地区被一位名叫相曲才旦的郡王请去奉为福田。据郡王说：“他的寺院尚未建立开展三事活动的制度”。③于是，请求喇嘛噶若**创建了长净、坐夏和开禁等三种宗教活动制度，使广大僧俗信众的宗教活动走向正轨。那个地方连续三年久旱不雨，他作法求雨，在21个昼夜内，连下几场透雨，使那个地方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他还给许多信教弟子进行了《般若经》广中略三品的经教传授，每日给许多人授戒、灌顶、诵经，以满足人们信仰宗教的要求。

藏历土牛年（公元1865年，清同治4年），喇嘛噶若31岁。在寺院驻锡时，突然开来许多敌人的军队，将在塔尔巴哈台相识的三位钦差中的年长者杀死。到处发生战乱。接着和田、哈萨克、撒拉、俄罗斯地区，以及安集延等地相继反叛。文殊菩萨大皇帝④所属的蒙古、满洲、锡伯、索伦，以及汉区的许多城镇被毁坏，百姓惨遭杀戮，寺院经堂被烧，佛经、佛像、佛塔等被劫掠，所有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喇嘛噶若**对遭受战乱的一切众生产生无限

⑤怜悯之心。遂转念想到，我将采取什么办法解救这些人呢？经再三考虑，决意奉还律仪。破戒从戒，亲自参战，以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是年，他在西耐昂寺院所供奉的极具加持的弥勒“松迥玛”佛像面前，举行了奉还律仪的仪式后，便亲自招聚兵马，统帅军队，宣明军纪。当时，几千敌军前来窜犯，他率领30名士兵，冲向前去奋勇杀敌，敌人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好多叛军被杀死，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战马、骆驼等，凯旋归来。

有一天，塔尔巴哈台城被叛军包围。喇嘛噶若**带领1000名军队前往征讨。临近敌营时，念诵了一遍《幢顶妙臂庄严陀罗尼》，并向敌人抛去一把尘土，冲向前去交战。敌军被全部击溃，大灭了叛军的威风，营救了困守在城内的官兵百姓。皇上大悦，册封他“阿吉呼图克图”的尊号。一段时间，喇嘛噶若**想到，要担任将军要职，应该懂得汉、满、蒙三种文字。于是，请来精通汉、满、蒙三种文字的老师，经过45天的刻苦学习，便能粗实三种文字。

三、在新疆蒙古族地区广建寺院、弘扬佛法

喇嘛噶若**前往阿勒泰地区兴建和修缮寺院，建造了大经堂以及曼巴扎仓（医学院）的集僧大殿、宗喀巴佛殿、弥勒佛殿等。并创建了参尼扎仓（逻辑学院）以及举行正月神变节大愿法会制度。第一任法台由塔尔寺的阿旺丹增大格西（相当于获得博士学位者）担任，第二任法台由拉卜愣寺院的德塘道热巴担任，两位法台继承和发扬了讲说和听受佛法的事业。寺内供奉的佛像主要有：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千尊佛像、三十五尊佛像、宗喀巴大师佛像等，并购置供器、钹器、祥麟法轮、蒲团、器具等，创建了举行正月神变节大愿法会制度。以前，喇嘛噶若**曾亲自目睹过拉卜楞寺院举行正月神变节大愿法会的盛况。当时他想，正月神变节大愿法会就该这样举行。新建立的正月神变节大愿法会的讽诵韵调、仪轨程序等由他亲自指导，所以，与拉卜楞寺的仪轨程序完全一致。藏历第15绕迥铁马年（公元1870年，清同治9年），喇嘛噶若**36岁。平息战乱，使周围的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之后，③④ 三事活动制度，即律经中指定的比丘、沙尼僧众的夏住、长净、解制等三事活动。

文殊菩萨大皇帝：对清朝皇帝的尊称之一。⑤ 奉还律仪，亦称为还戒。出家人遭遇逆境不复具备守戒条件之时，出于过后若再受戒能再生，不染犯戒根本罪过，及免世俗罪过等三种需要，可向懂事明理之人，表示奉还戒律，愿做在家俗人。将军队开往乌里雅苏台地区驻扎。当时，接到文殊菩萨大皇帝圣旨，皇上赐有用藏、满、汉三种文字刻写的“更嘎坚参呼图克图”金印，并将阿勒泰寺院命名为“承化寺”。还给寺内的僧众赏赐银两。圣旨内说：“朕深知呼图克图对大清王朝披肝沥胆，屡建功勋，望汝仍驻锡于阿勒泰地区。”上师遵照大皇帝的旨意，返回了阿勒泰寺院。

如前所述，阿勒泰寺院又被称为承化寺，藏语称为“阿拉西楚克尔林”，蒙语称为“察汗葛根夏尔斯木”，意为“白**之黄寺”。《甘肃藏族通史》记载：“喇嘛尕若，法名棍噶扎勒参，亦称嘉穆巴图多普，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去新疆库尔喀喇乌苏（今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塔城等地的厄鲁特蒙古游牧地传教，颇得蒙古族僧众的崇信，由于战功与精通佛法，清同治4年（公元1865年），清朝赏给察汗呼图克图（蒙语意为白佛）名号，并赐印鉴，准许他在阿勒泰地区借地安插，统辖塔尔巴哈台的厄鲁特蒙古僧众，创修千佛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建寺竣工，清廷赐名承化寺，该寺后来成为阿勒泰地区厄鲁特蒙古

⑥族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据《塔尔巴哈台志略》记载：承化寺有庙宇43间，僧舍580间，住寺僧徒1014名。后来，随着战乱和局势的变化，该寺从阿勒泰地区迁移到库尔喀喇乌苏境内的巴音沟，在当地建立了一座新的“承化寺”。据《乌苏县文史资料》记载：“承化寺占地面积45000平方米，建有房舍39栋，共计169间，拥有寺产及畜群，鼎盛时有喇嘛480名”。《卫拉特蒙古史纲》记载：“承化寺：因位于乌苏县城东南部的巴音沟地区，又称之为巴音沟黄庙，又因系察汗葛根所建，故又称为察汗葛根库热。察汗葛根系卫拉特蒙古人

⑦对棍格扎参的尊称，他是甘肃洮州（今甘南州卓尼县）藏族转世喇嘛”。

在阿勒泰寺院驻锡期间，拉卜楞寺的嘉木样大师派仲聂尔.洛桑前来请安，向喇嘛噶若**呈献了往昔所留的承建大金瓦殿红铜鎏金屋顶的悬记手笔，以及其他书信、佛经、佛像、氆氇、哔叽等丰厚的礼品。他欣然承诺为拉卜楞寺大金瓦殿奉献红铜鎏金屋顶。后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遵照**额尔德尼罗桑丹贝旺修的上谕，派该寺仲聂尔.嘉措等前来向喇嘛噶若**问安。**额尔德尼罗桑丹贝旺修给喇嘛噶若**赐予金字敕言、文牍、印玺、金质金刚顶戴、护身结等，还赐给秘密护轮、佛经、佛像、佛塔、藏香、哔叽、氆氇等许多赏品。他也给**额尔德尼罗桑丹贝旺修大师敬献了许多佛像、佛经、佛塔和5000两银子。

藏历第15绕迥土虎年（公元1878年，清光绪4年），喇嘛噶若**44岁。是年，他为已故的家母进行超度亡魂的法事，广作善业。在巴雅尔郡王寺，建立了参尼扎仓（逻辑学院）。藏历第15绕迥土兔年（公元1879年，清光绪5年），喇嘛噶若**45岁。在那姆热拉宵（天山脚下）修建谢珠普达尔吉林寺（今巴仑台黄庙），给寺院布施了大量的佛像、佛经、佛塔、供器等宗教用品。巴仑台黄庙，位于新疆和静县巴仑台镇，藏语称为“谢珠尔达尔吉林”，清廷赐名为“永安寺”。蒙语称为“夏尔苏木”，视为“祈福吉祥庙”。“它是青海佑宁寺（郭⑧莽寺）却藏昂的属寺。”然而，巴仑台黄庙的建立时间众说风云，一种说法认为，巴仑台黄庙自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东归后就存在，只不过当时是以“库热（蒙古包式的寺院）”的形式出现。一种说法认为，根据《喇嘛噶若**传略》（藏文版）记载：“藏历第15绕迥土兔年（公元1879年，清光绪5年），喇嘛噶若**45岁。在那姆热拉宵（天山脚下）修建谢珠普达尔吉林寺”。《卫拉特蒙古史纲记载》：“黄庙建于1888年，距今已有107⑨年的历史。”我以为，巴仑台黄庙自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东归后就存在，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具体时间是公元1771年，与喇嘛噶若**修建此寺时间相距近108年，在百年时间里本地区蒙古族居民不可能没有修建寺院的活动。《喇嘛噶若**传略》和《卫拉特蒙古史纲》中记载巴仑台黄庙建造的时间，很可能是修建巴仑台某座大殿的时间，⑥⑦ 洲塔，乔高才让著：《甘肃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第674页。

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47页。⑧ 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第75---7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⑨ 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42页。并非建寺的时间。换句话说，后两者的修建对于扩大巴仑台黄庙的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巴仑台黄庙是由18座庙宇构成的，这些庙宇的建造时间不可能是同时间完成的。

综上所述，喇嘛噶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宗教人物，他的一生是充满艰辛和智慧的，在藏族和蒙古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巩固边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大漠文化与高原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在新疆蒙古藏传佛教文化史等方面具有伟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内玛才让，1977年9月生，男，藏族，新疆玛纳斯县人，现供职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系，讲师，主要从事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和藏学方面的研究。

联系方式：甘肃省合作市知合玛路233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移动电话：*** 邮政编码：747000

电子邮箱：nnmmcrt@126.com

英文姓名：Nyima Tsering(内玛才让)

论文英文题目：On if in Xinjiang Lama Garuo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s contribution to cultural history

英文内容提要: Mongolian region of Xinjiang, is the belief of Tibetan Buddhism,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as, the history of Tibet and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If Garuo Xinjiang Mongolian lama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ll-known religious figures.He wa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unity and safeguard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to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has left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ife of Lama Karma if, in the Xinjiang region of Mongolia during the life stories of life, as well as the Mongolian region of Xinjiang to build more temples, carry forwar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Buddhism, to the school sector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a brilliant display of his glorious life.英文关键词(key words)：Lama garuo, Xinjiang, Tibetan Buddhism, history of culture,

第四篇：佛教文化与人生感悟

佛教文化与人生感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悟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到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佛教的基本教义：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轮回六道：天、人、魔鬼、畜生、饿鬼、地狱；十二因缘和轮回说结合起来，构成佛教的“三世两重因果说”。主要佛教经典：佛教的经典是《大藏经》，是由经、律、论三部经组成。经藏：释迦牟尼说法的言论汇集；律藏：佛教戒律和规章制度的汇集；论藏：释迦牟尼后来的大弟子对其理论、思想的阐述汇集；藏传佛教的经典：《甘珠儿》和《丹珠儿》。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也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

佛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封建意思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佛教的经典和哲理中汲取智慧和涵养。

佛教启迪我们在生活中要止恶扬善，引导我们树立善恶问题的价值观。善恶问题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佛教价值观可概括为四个字：止恶扬善。止恶扬善概括了佛教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佛教文化最根本的道德精神。佛教止恶扬善的价值取向与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都具有相融之处。

佛教鼓励人们勇于除恶，积极向善，为摆脱人生困难而勤勉奋进，永不懈怠。这种人生态度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佛教称之为„精进‟。在佛教看来，人的道德完善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这种进取精神在今天仍值得弘扬。

从人生实践方面来看，佛教主张通过止恶来扬善，并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止恶方法。这一套具体的止恶方法便是要树立对恶的羞耻之心、要有真诚的忏悔之心以及及时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自宽自解，“佛教所谓„止恶‟是止自身之恶，而不是揭他人之短，也就是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对我们的道德修养具有启示意义。”

佛教还启迪我们做人应怀慈悲之心，要有悯人情怀，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对弱者的同情之心，那么社会会怎样，世界会怎样，我想那是难以想象的。慈悲观在佛教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看作是根本。佛教慈悲观在群己关系上提倡一种无我奉献的利他情怀。正是由这一宗旨出发，佛教以出世的心态关心世俗众生，在群己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无私奉献的利他情怀。

同时，佛教慈悲观主张自利与利他的有机统一，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共同觉悟与完善。也就是说，佛教所指的慈悲不是单方面施舍，而是要求将自利与利他、自度与度人统一起来。佛教慈悲观还蕴涵着一种平等精神，它并非指对特定对象的喜好之情，更不是一种占有欲，而只是发自本性的一种真诚的关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高度重视，竞争机制又加重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际关系的冷漠与人际矛盾凸显，人们所追求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所以要避免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际关系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针的同时，吸收本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在这里，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对我们是有所启发的。

另外，佛教慈悲观蕴涵着尊重一切生命的观念。佛教认为，所有生命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这一理念对于我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保护生态平衡、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有启示意义的。

还有作为一个女性，骨子里的浪漫因子，因而对佛教里面的对于爱情的解读颇感兴趣。佛曰：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恨、爱别离、求不得。佛曰：一切皆为虚幻。佛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曰：刹那便是永恒。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曰：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佛曰：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佛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曰：忘记并不等于从未存在，一切自在来源于选择，而不是刻意。不如放手，放下的越多，越觉得拥有的更多。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佛曰：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注定让一生改变的，只在百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间。佛家所说这些，以及佛家的一些关于爱情的故事，都是为破情挚所述。但是，把它放之于俗世，却有其独特的爱情哲学。

佛家讲究缘分，但是缘分又分善缘和孽缘，经常在新闻里面了解到一些关于某个人由于对他人爱情的求不得做出一些遗憾的事情。在高中的时候，也目睹过一件遗憾的事情，某个男孩，因为对一个女孩表白遭拒，最后遗憾的结束了他的生命，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但是，但是我很赞同佛教所体现的缘散则散，缘聚则聚，为何不结一段善缘，生命中和爱情里最重要的难道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不应该是珍惜现在吗？得不到不如放手，放下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人这一辈子无外乎缠绕着名利，恩怨情仇，佛家讲“超然于世”，要抛弃一切欲望，皈依我佛。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情世界，亲情、爱情、友情，被各种各样的爱围绕。佛家对于俗世的解读，也是智慧无穷，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对待佛教文化，要扬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为宗教文化遗产之一，佛教文化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譬如，佛教因果观夸大了因果联系的绝对性，把现实生活的苦乐完全归之于主体自身的行为，实际上将个人生活抽离出现实社会，掩盖了人生苦乐的社会根源；又如，佛教慈悲观所倡导的慈爱实际上是一种无原则的爱，爱是伟大的、崇高的，但必须坚持大是大非的原则；再如，佛教解脱观虽然具有入世的成分，但其终极追求依然是出世的。还有这儿我们只从佛教文化出发，只从佛教的智慧出发，我们不谈他的传播方式，尤其是现代社会他的传播方式，我赞同佛教的一些哲思，但同时我又反感于很多人或是对佛法的错误解读，或是怀着某种目的所做出的勾当。

对于佛教文化，我们应当进行理性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予以辨证的扬弃。只有这样，佛教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对我们今天的人生实践产生一些正面启迪作用。虽然，我现在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深深的忧虑。

感悟佛法，学习其中的处事哲学，爱情哲学，生活哲学，生命哲学，感悟人生，幸福生活。

第五篇：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

──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考

摘要：寺庙经济研究是藏学研究的重点。文章通过对西藏寺庙经济历史、现状的研究，探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深刻分析了寺庙经济活动，总结出了寺庙经济活动的生产型、流通型、消费型、传统型、综合型等五种发展模式和内接济的消费、内接济外辐射、内富裕外贫困三种运行模式。提出了寺庙经济所具有的两重性社会作用。强调寺庙经济要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寺庙之间的关系、引导与自行发展关系、寺庙富裕与农牧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关系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

西藏寺庙经济是以寺庙为主体，以僧尼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总和。它的发展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寺庙僧尼的经济生活水平和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同时也关系到信教群众生活、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寺庙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调查和研究西藏寺庙经济的状况、社会作用和如何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正确指导寺庙经济的发展，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现实意义。笔者根据调查整理与思考，现就有关问题谈些粗浅认识，敬请指正。

一、旧西藏寺庙是三大领主之一，延缓了社会进步和发展

说到寺庙经济，人们会自然想到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寺庙作为三大领主之一，在政治、行政和经济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藏政治现象中最不寻常的是它的双重体系：每个俗官都有一个相应的僧官”，**喇嘛是三大领主的总代表，噶厦政府中的首席噶伦和各基巧的首席长官也都明确规定必须由僧官担任，每年春季举行法事活动时，拉萨市政直接受哲蚌寺喇嘛的管辖，宗教集团实际上控制了西藏社会。西藏的大寺庙都有自己的武装，在历史上经常卷入到权力斗争中去。许多世纪以来，教育也主要是寺庙承担的，在西藏宗教气氛强烈，似乎整个社会的活动都是围绕宗教而展开的。1952年，拉萨城镇人口为3.7万人，其中1.6万人是喇嘛。“寺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其拥有的绝对人数之多，在藏民中所占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寺庙在经济上拥有雄厚的实力，其影响面涉及到农、牧、商、贷等诸多方面。西藏和平解放前，实有耕地约300万藏克（1克相当于1亩），寺庙占有39.5％。西藏寺院拥有牲畜最多，约为总数的40-50％。1959年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8435英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一般情况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庄园、牧场、农奴和手工业作坊，还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寺庙参与贸易活动的程度可以从它们囤积货物的情况反映出来。如1959年定日县协格尔寺囤积的茶叶，足够该寺消费90年，这些茶叶实际上是该寺为其贸易活动而囤积的货品。放债和高利贷是寺庙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寺庙债务约占西藏放债总和的80％。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放债藏银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放出高利贷粮食累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5％。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一般在30％；借粮的年息是‘借四克还五克’（25％）”。寺庙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息为30—50，小额的高达100—150％”。虽然寺庙收入很多，但各寺庙提供给普通喇嘛的食物等却是十分有限的。由于寺庙的喇嘛们经常从进香者那里得到大量布施，普通喇嘛实际上靠布施生活。如哲蚌寺一年的布施收入为藏银6200秤（1秤50两），粮食1100克（1克=28市斤）和酥油59500聂嘎（1聂嘎4市斤）。这些布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农奴和牧民，当他们将自己劳动收获的大部分付给农奴主、政府之后，再将一部分产品贡献给寺庙，所剩下的连维持生存都极为困难，更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资金。宗教活动开支浩大，入不敷出，不足部分由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补足。1795年呈报清廷的报告说：“布达拉宫每年除收实物外，各项收入折合银两约127000两，但每年支出为143600两，仅正月和二月念经办法事就需7900两，不足部分都由清廷补足。”扎什伦布寺每年收入“实物（本色）折色约合银66900两，计每年用度需74600余两。”贝尔援引《1917年西藏噶厦政府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说：是年噶厦政府收入为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为80万英镑，噶厦政府又从自身收入中拿出 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拿出收入（税收、放债和拥有庄园和牲畜等）的一部分给寺庙，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基层行政。“一般估计，各宗（相当于县）政府送交寺庙作为宗教费用的实物，要占全宗全年收入的50—60％。”可以说寺庙既从自己的领地上征收财物，又从政府和朝香者那里聚敛了大量的财物，是西藏财富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消费者，寺庙的宗教活动耗费了西藏有限物质财富的主要部分。在西藏不仅寺庙在从事宗教活动，行政机构最关注的也是宗教活动，寺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寺庙的消费而进行的。这种寺庙经济与庄园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紧密结合，构成了西藏以宗教集团为核心的不可分割的“噶厦、贵族、寺庙”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加上多如牛毛的乌拉差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寺庙经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地影响着西藏经济活动的方式和发展轨迹，延缓了西藏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