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
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
刘亚丁
2012-11-22 16:26:02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6期
作者简介：刘亚丁，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刘亚丁（1959—），男，四川荣县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可分为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和20世纪50年代三个时期，分别呈现为三种套话：“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和“兄弟之邦”，它们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外化形式。由于俄罗斯地缘政治传统基本未变，尽管从沙皇帝国到前苏联时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想像中国的三种套话实际上是同一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
关 键 词：俄罗斯 中国形象 转喻
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仅针对这个演变形态提出粗略的框架：第一阶段，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哲人之邦；第二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衰朽之邦；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兄弟之邦。若将俄罗斯中国形象历史发展加以定格，将它转化为共时性的平面展开，俄罗斯所想像中国形象的三个套话实际上是个三棱体。哲人之邦，是俄罗斯承接欧洲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之余绪的回声，是对古老中国精神的想像，这是想像乌托邦；衰朽帝国，则是俄罗斯地缘发现和现实要求的折射；兄弟之邦，是前苏联全球战略格局构想的情感性想像的外化。这个三棱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将其中的一个侧面转到正面，推动这个三棱体转动的动力是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该自我意识由三种要素构成：1.滥觞于12世纪的俄罗斯民族起源的自我想像：俄罗斯人是挪亚之子雅弗的后昆[1](P14—15)，俄罗斯帝王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大帝的苗裔[2](P291—292)，因此俄罗斯将中国视为非我同类。2.15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式微，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俄罗斯民族成为上帝的选民，因而赋有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这就是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表征，是他们想像世界的出发点。[3](P97—99)3.19世纪斯拉夫大帝国地缘政治设计：19 世纪出现以俄罗斯为核心建立联合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联盟的主张。[4](第19卷，P435)这些意识或成合力，或单独作用，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三棱体的某个面推到正面，或将两个面的棱角转到正面，两种想像兼而见之。
一
18世纪的俄罗斯处于正在寻求文化自觉的时代，在文化取向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总体上说受到西欧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俄罗斯文化比较晚近，在18世纪其文化时尚略晚于西欧，如古典主义在当时的西欧已是明日黄花，而在俄罗斯却正当其时。我们看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出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基本是半个世纪前西欧对中国的知识话语的回光返照。同原来的欧洲一样，俄罗斯人把中国想像成了一个哲人辈出，君王贤明，法度完备，国家昌明的所在。① 俄罗斯的知识界当时推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注欧洲知识界有关中国著述。[5](P7—9)1714年俄罗斯开始向北京派遣东正教使团，他们带回了大量的有关信息材料。但是18世纪俄罗斯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西欧，而非来自俄罗斯在北京的东正教使团人员的书札和文章。俄罗斯当时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学作品大半是对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作品的翻译或转述。因为当时在俄国翻译与原创作品是不加分别的，也有个别的作品是由俄罗斯人自己创作的。
1763年，俄国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发表了《中国中篇小说》，这篇作品是从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的作品转译过来的，尽管作品人物的姓名不同，但故事源于中国的话本《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788年出版的俄文本的《译自各种外文的阿拉伯、土耳其、中国、英国、法国的牧人、神话作品选》中的《善有善报》，是从英文转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在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叶卡捷琳娜二世创作的《费维王子的故事》。该作品描写中国皇帝的事迹，其重点是他对自己的儿子——未来的君主的教育，他着重从德育和智育方面去开发王子的潜能。而这位王子，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中，显示了他的服从、仁慈、谦逊和对囚犯和穷人关怀。这部作品在俄国和西欧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以俄文写成1783年出版的作品，在1784年和1790年分别被译成德文和法文。[6](P182—184)尽管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创作的作品，但其中掺合着西欧的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定式与作者的夫子自道，不妨看作俄国女皇塑造自己的开明君主的小手腕之一。如同在更早的欧洲一样，孔子在18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也是哲人的象征，恰恰有人用他来比喻叶卡捷琳娜二世。她的宫廷女诗人玛莉娅•希什科娃仿《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写了一部诗体书信作品。在该作品中中国的诗人写信给住在圣彼得堡的鞑靼贵族。这个诗人在百般称颂叶卡捷琳娜二世后写到：“在北京，啊，大人，我们读到你的文章，／您所提到事实，我们一致赞同：／在北方的宝座上，我们目睹了一位孔夫子。”[5](P12)这样的比喻与西欧的中国热接轨，都在塑造中国贤人的形象，都是对古老的精神性中国的想像。
然而即使是在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形象已经逐渐开始向被侵吞者的方向转化。19世纪俄罗斯对衰老的东方帝国的想像，并非突然出现的，在18世纪后半叶已然有了序曲。罗蒙诺索夫在其英文版《皇帝彼得•费多洛维奇颂》中写道：“于是，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或许会变成你的法律的宰制的对象。”[5](P12)在历史学家弗洛连斯基的记载中，杰尔查文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句话：“没有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没有驯服中国人的骄傲，以及没有和印度人建立起贸易关系以前，我是不会死的。”于是诗人杰尔查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将进入世界的中心，／从恒河中淘取金子，／把中国人的傲慢制服，／就像香柏树一样，／广范围地扎根„„”[6](P217)足见即使是在将中国描绘为理想之国的时代，俄罗斯人意识深处建立大俄罗斯帝国的潜在结构，依然在规约着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想像。
二
从总体上看，在19世纪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斯拉夫大帝国这种结构强烈的自我意识逐渐左右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即在俄罗斯的想像中中国乃是落后、野蛮的所在，因此要以属于开化的基督教世界的俄罗斯或欧洲文化来改造它。从我们要讨论的有关中国的书来看，按照时间的顺序，该时期俄罗斯关于中国的想像有非常鲜明的逻辑顺序，在矮化中国形象的阶梯上，越后出的书对中国的矮化越明显。1849年发表的奥陀耶夫斯基《4338年》对俄罗斯人原有的中国——哲人之邦和俄罗斯——蛮荒之境的意识进行了颠覆。1858出版的冈察洛夫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则力图为俄罗斯人关于衰朽中国的想像提供新的材料和信息。在1903年出版的《在停滞的中国长城下》中，作者扬切维茨基则为以占领军亲历者的身份，为基督教“文明”改造衰朽帝国的观念描绘了新的狂欢盛宴。
这个时期第一部最典型的想像中国的作品是奥陀耶夫斯基的《4338年》，目前尚无学者注意到它与俄罗斯中国形象建构的关系，甚至也没有中国学者提到过它。在科幻小说《4338 年》中一个梦游者记录了在4338年的奇特经历：即距“今”（1840年）2500年以后，维耶拉彗星将与地球相撞。他从梦游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梦游状态中他是中国人，他游遍了俄罗斯，又同留在北京的朋友鸿雁传书。该小说就是以他梦游中的这些书信的形式构成的。在这部小说中，已有四万四千年历史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它有若干超大城市，它的技术发明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它有类似于计算机的设备，借助该设备可以快速查找到任何一本书中所需要的一页。与此相反，中国则是个历史短暂、科学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主人公——中国人常常生出为自己的国度自惭形秽的感觉：“他们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精神的威力，对他们来说，在空中飞行，就像我们在铁路上行进一样。其实俄罗斯人有权利嘲笑我们„„”俄罗斯人能够在空中飞行，而中国人只能在铁路上行进，这就酿就了这个中国人自卑感。[7](P105)“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常常自问：假如500年内我们不生出自己的伟大的洪金（Χун—Γин），那个最终把中国从他的百年酣睡中唤醒，更准确地说是从死一般的停滞中唤醒的人；假如他不消灭我们古老的、幼稚的科学的痕迹，以真正的信仰来代替我们的盲目崇拜，不把我们领进文明民族的大家庭，那会如何呢？”[7](P107)古老文明的中国在梦游的“中国人”的梦呓中成了幼稚落后的国度。
奥托耶夫斯基写《4338年》，只是一种俄罗斯作家对与中国的大胆想像；另一种文本则似有所本，这就是冈察洛夫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为了打破日本的锁国政策，打探中国虚实，向世界示威，派遣以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为司令的舰队游弋三大洋，巡行世界。作家冈察洛夫作为普提雅廷的秘书跟随了整个巡行。舰队到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作者对在对中国民间的生活表达同情的同时，发表了许多充满自信的论断：“中国人缺少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对于中国机器的准确无误的运转来说，这是三项必不可少的动力。”[8](P644)“„„可以联想一下婆罗门印度和多神教埃及：它们也是衰老腐败了，如同贫瘠的土地必须改良土壤一样，它们必须向其他民族汲取力量和生命。您当然知道印度过去和现在，也知道改良土壤使土地获得新生，育出新苗，是何等艰巨的事。埃及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中国比印度和埃及更为腐朽，因此靠它自身的力量取得复兴的希望就更为渺茫。中国在发展生存动因方面，只获得少许的道德奥秘，而且很早就枯竭了，因此它还未成年就衰老了。”[8](P644)
在当时他们对中国这个衰朽帝国的想像是有理论支撑的，西欧派的代表人物达利列夫斯基，在其《俄罗斯和西方》一书的第四章《欧洲文明是否与人类同一》中明确指出：“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为我们的理智提供了某种对立和两极，西方、欧洲处于进步、不懈完善、不断进步一极；东方、亚洲则处于停滞的因循守旧的一极，几乎可以说是仇视现代人类。”他举出的具体的例子就是“作为抵制欧洲的进步的最停滞、最因循守旧的中国”。[9] 冈察洛夫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对付这个衰老中国的路数：“我也曾漫步于欧洲式的高楼大厦和中国简陋茅屋之间，看到并立在一起的欧洲战舰和中国沙船、基督教的宏伟教堂和中国的古庙。一派繁忙景象：一些海船满载新约全书中文的科学指南，另一些海船则满载各式毒品——从最野蛮的到最文明的。我还听到过轰鸣的战炮，见过炮弹横飞的场面。结局将会怎样？是导致得救还是毁灭，——不得而知，但起码是：改革已经开始。起义者风起云涌，想恢复从前的合法王朝，但是确实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尽管这种基督教只是可疑的中西合璧的杂拌儿，不过总还说明他们终于醒悟了：只有在基督教文明的旗帜下，他们的成功才有希望。”[8](P646)这与前面斯拉夫主义者波戈金的“让欧洲因素横贯亚洲，让雅弗的高塔高据在他的兄弟之上”[5](P45)，有异曲同工之致。衰朽中华帝国的形象就是在这样权利话语的背景中建构出来。
让雅弗的高塔高据在他的兄弟之上并非空想，实际上是俄罗斯统治者的行为：从1714年起俄罗斯派遣东正教使团到北京，体现以东正教教化东方邻国意图，有大量的使团成员的旅行札记、著作记录这一历史性交际；哥萨克对黑龙江流域的“发现”，有《外贝加尔哥萨克史》和《俄国海军军官在远东的功勋》等书将其记录在案；有俄罗斯军队参与多国联军的1900年的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等等，都是这一行为的不同步骤。扬切维茨基《在停滞的中国长城下》就是对1900年行动的记载。这本1903年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中国的旅顺口同时出版的书的副标题是——《参加1900年中国战事的〈新世界〉报记者的日记》。该书的扉页后的第一幅大照片，就是紫禁城的一座城楼下的整齐的俄罗斯军阵，其说明文字为“1900年8月15 日沙皇的军队在博格达汗的首都”。该书叙述的事件是，俄罗斯军队乘俄罗斯战舰从旅顺出发，与各列强军队一道占领塘沽、天津、北京，后来俄罗斯军队又单独占领奉天。这本书在矮化中国的问题达到了极致。作者在文本中一改只收录作者日记录的惯例，直接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记录了在天津的火神庙里的义和团的仪式。火神庙里供奉着老子的神像，带着护身符的义和团的男女在一个张姓首领的带领下，焚香祈祷，祈祷老子和关（羽）老爷保佑他们刀枪不入，战胜侵略者。此时叙述者插入画外音：“着锦缎紫袍的灰胡子、皱眉头的老子端坐于王座式的神龛，思虑着几千年的思绪，丝毫不知道尘寰的卑微焦虑，一声不吭。”[10](P104)接着作者又记录关于中国的基督教信徒被杀时的奇迹[10](P106—107)，再接下来叙述俄罗斯军队对义和团扔手榴弹，结果他们立刻被炸死，“祈祷也好，护身符也好，都救不了命”。[10](P108)哲人之国沦落为充斥着愚昧子孙的衰朽之邦。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中国想像实际上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话语表征。从事有关中国写作的知识分子甚多，他们的身份、立场、观念差异非常大，比如在文化选择上就有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这个内在动力，驱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像了中国的衰朽帝国的形象，实际上为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战略提供了合法化论证。
三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苏联人对中国的想像获得的新的动力和资源。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提出了向前苏联“一边倒”的策略，另一方面前苏联又给予了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派遣大量的专家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的人员往来量大。仅以前苏联援华的专家为例，据估计，1949年至1960年来华工作的专家达2万人以上。[11](P60)1950年米•维尔什宁作词、瓦•穆拉杰里作曲的进行曲速度的歌曲《莫斯科—北京》，很快传遍了前苏联，也在中国传唱：“中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友谊永远存在我们心中。／莫斯科—北京。”[12](P100—101)当时中苏两国凡是有重大的双边活动，都会唱起这首歌。1952年这首歌荣获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大量的来华的前苏联人土和专家写了中国观感和札记，如法捷耶夫等著的《在自由的中国》、龚查尔等著的《中国在眼前》、杰尼索夫等著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新中国观感》、叶菲莫夫的《与朋友相聚》、阿尔森切夫的《红星照耀中国》、巴本的《扬子江上的彩虹》等书。在这些书中，这些到中国访问的前苏联文化活动家、到中国工作的前苏联专家记录了在中国的访问活动和工作经历。他们除了观察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记录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之外，大量的篇幅涉及到中国人民对前苏联社会赞美和向往。在这些参观访问记的大量文本中，真诚的友谊不言而喻，苏联人对中国革命胜利感到真诚的喜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的弟兄之邦的形象在这样的文本中被建构起来。但是我们若对大量的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友谊和喜悦背后的潜文本，中苏的国家关系被想像成了老大哥／小兄弟、先生／学生的关系。因此“弟兄之邦”的逻辑重音实际是在“弟”上，在苏联人的想像里新中国乃是需要教诲和帮扶的小弟弟。
在这些访问记或专家札记中，大量记录中国各阶层的赞美前苏联的言论。作者似乎客观实录了中国有影响的上层的这类言论。“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说：‘苏联不仅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也是我们可靠的先生。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将要走的道路。’”[13](P60)“对苏联代表发出这一友好的呼吁：‘指教我们，提出意见和批评来帮助我们’，乃是一切会晤、交谈和发言的主旨。”[13](P65)“‘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郭沫若教授在北京欢迎苏联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说。”[14](P57)前苏联的作者对中国下层的类似言论也同样感兴趣。“当我们停在汽车旁边的时候，兴奋的、红光满面的刘正清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请你们转告苏联农民，伟大的苏联给我们照亮着道路’，乡亲们以赞许的声音支持着他。这更加鼓舞了刘正清。”[15](P32)“‘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是经常可以从中国人的口里听到的，中国的人民很清楚地知道，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进行着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是六亿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榜样。”[16](P65—66)“苏联人民在教育中国新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国家里很多车间和生产分队都以光荣的保尔•柯察金的名字来命名。”[14](P60)中国各阶层人士的这些话语碎片进入苏联人的文本，在宏大叙事中生成了中国——学生的形象。
在大量的苏联人的访问记和专家札记中，前苏联人会不由自主地谈到前苏联对中国援建的工程项目。甚至在涉及到中国的军事力量时候，也有春秋笔法：“在北京国庆观礼时，我们看到了中国空军强大的羽翼，这是我们共同的羽翼，是友谊和互助的羽翼。”[16](P88)在解放后的上海的苏州河边，贫穷肮脏的渔民家庭挤在一艘艘排在一起的破帆船里（与一个世纪前冈察洛夫对苏州河的描写几乎一致），前苏联专家正在测量准备改造这个肮脏的停泊场，将要修建有街头小花园的漂亮的码头，这给渔民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15](P54—55)施与与接受是国家关系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决定了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处于平等的地位。大量这一类叙述一方面是前苏联人对自我优越性的确证，另一方面又暗中将中国推到了小弟弟位置。中国——学生、小兄弟的形象就在这样的不断重复的话语被塑造出来。
中国的兄弟之邦的形象是苏联人对自己在世界大格局中的自我认知的外化。1949年E•科瓦廖夫在10月出刊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胜利》一文，他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动摇了帝国主义的体系，同时也成了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前提。”[17]1951年出版的И•叶尔玛舍夫的《光照中国》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斯大林的全世界的事业迈向全面成功的新的最重大的步骤。”[18](P620)作者还以口号的语气写道：“列宁主义光辉照耀着中国。列宁主义光辉照耀着亚洲。列宁主义光辉照耀着全世界。”[18](P621)更有象征意味的是，该书的扉页印有д•纳尔班江画的《伟大的友谊》：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毛泽东。斯大林的背后是巨大的书柜，可隐约看见书柜里整齐摆放的《列宁全集》，台灯的强光照亮了斯大林的全身，照亮了毛泽东的侧面。从表层看，这是前苏联时代的世界革命的理想的自然流露，从深层看，这恰恰是历史上的俄罗斯以基督的理想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意识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达。同时，在这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帝国的中心的世界想像，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包装外化了出来。
四
通过对俄罗斯中国想像的三个阶段的分析，不妨抛砖引玉提出两点推断。
（一）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是由其自我意识决定的。尽管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变革，但其地缘政治传统观念基本未改变，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的深层结构也就基本固定，各阶段的中国形象只是该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由于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和建立庞大的斯拉夫大帝国自我认知和世界的想像，它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像中国，在这想像中中国总处于受式、消极和被动的地位，但精神性的中国又有其独特价值，这就是俄罗斯中国想像的深层结构的基本形态。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阶段，对中国的想像以哲人之邦为主，这既是西欧中国热的余音，也反映出俄罗斯本身对其自身所缺乏的，外来的古来的精神性资源的需求，但其时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左右其中国想像，已经埋下了中国乃是衰朽之邦的伏笔。从19世纪开始的第二阶段以将中国想像为衰朽之邦为主，但依然有对哲人之邦的赞叹，如普希金对《三字经》的称扬、列•托尔斯泰对老子和中国先秦哲学的精神激赏。但有趣的现象是，同一个体，既是精神性中国的塑造者，又是衰朽帝国形象的描绘者。普希金正是这样一位代表人物。作为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普希金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形成期写了描画斯拉夫大帝国的版图的《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一诗，其中“中国长城”前的定语，曾用“平静的”，后改为“停滞的”，再版时改为“遥远的”。[19] 前两个定语正是其时俄罗斯人描绘中国衰朽帝国的“套话”。而在《在停滞的中国长城下》中，随占领军住进颐和园的扬切维茨基，居然可以怡悦的心情欣赏中国皇家园林的建筑艺术。在20世纪50年代这第三时期中，尽管中苏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趋同，但由于前苏联对俄罗斯地缘政治传统的承袭的，前苏联人建构的中国的兄弟之邦的形象，实际上是过去衰朽之邦的转喻形式。
（二）异国形象塑造体现了知识／权利关系的复杂纠结和转换。在这三个阶段中，俄罗斯塑造中国形象的知识分子自愿、主动地为俄罗斯国家战略提供合法化依据。鉴于18世纪和前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处于依附关系，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主动体现国家利益，这似乎比较好理解。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思考，独立行事，在文学领域产生了大量颠覆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但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他们居然主动、自愿与国家共谋，表达了与国家战略一致的内容。这只能以在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空间中，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阶级阶层的利益来加以解释。具体而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文化选择、政治立场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俄罗斯现存在社会体制采取批评态度。但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他们存在的分歧消弭了，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钝化了，因为他们都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① 参见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周文认为在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由乌托邦式的转为否定性的。另见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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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俄罗斯餐桌礼仪与中国餐桌礼仪的差别
俄罗斯餐桌礼仪与中国餐桌礼仪的差别
摘要：餐桌礼仪是一个国家风俗文化的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本文在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三方面分析了两个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别，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关键词：餐桌礼仪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俄罗斯的交流越来越多，餐桌礼仪在人们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较两个国家的餐桌礼仪，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和增进两国进一步的交流有着深刻的意义。同时，餐桌礼仪是也一个国家风俗文化的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本文在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三方面分析了两个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别，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一、两国在座次安排上的差异。
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是饮食礼仪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利用空间位置表示个人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空间的观念是经过后天种种因素的影响而习得的，其中文化因素尤为突出。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的需求、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以及有关空间的价值观念也就有所不同。俄汉民族对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具有明显的差异，我们不可忽视。中国人一贯重视“座次”。《礼记 》中讲 “天地位焉，意即天地万物各有其位，马虎不得。在中国，宴会中座位通常是以面向南为上，以面向北为下，形成了“南尊”、“北卑”的传统观念。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的传统做法除以南北为尊卑外，在民间吃饭，首座可以是主人就坐，但当有前辈、领导、师长、长者等或年龄比主人高或认为是高贵或重要的客人时，首座必须请最长者、最高贵者、最重要的客人就坐，主人可以在首座的左手或右手就座，陪伴在最重要的客人左右。然后是左为上，右次之，再后的排列顺序是左右左右，以次类推，逐个排列下去，最后一个背对门的座位，也可以是主人坐或者买单的人坐，因为这样买单时出出进进不会影响其他的客人。而在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排座次的做法跟中国传统排法正好相反。最尊贵的客人的座位是右为尊，左为次。这是因为在古代西方社会，人们习惯用右手握匕首，刺杀坐在左边的人。如果将最尊贵的客人安排在主人的左手位置上，不仅他刺杀不方便，主人还有制服他的优势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宴会上刺杀这一古老现象近乎绝迹。今天，西方人在安排座位是已不再着眼于安全保护，而是出于心理保护的需求，将主宾席放在主人的右侧，形成了餐桌座位以右为上、左为下的规矩。
在西方和俄罗斯，“女士优先”是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是社交活动中的重要礼仪规范。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玛利亚是他们尊崇的圣母。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宴会中，女性一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按照国际惯例，桌次高低以离主桌位置远近而定，右高左低，同一桌上，席位高低以离主人的座位远近而定。同时男女宾客必须交叉而坐，即使是夫妻也是如此，并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不但如此，男士还要替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这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座是指距离门口最远的正中央位置。主座的对面坐的是邀请人的助理。主宾和副宾分别坐在邀请人的右侧和左侧，位居第三、第四位的客人分别坐在助理的右侧和左侧。让邀请人和客人面对面而坐，或让客人坐在主座上都算失礼。如果是长条桌时，主人常常坐在上方横位，客人分坐两旁，女主人则多坐下方横位，以便照顾客人和招呼上菜。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俄罗斯的一般生活中对席间座位的安排无严格规定，不太分上座和下座。主座一般是邀请人。需要注意的是，就餐者入座后，姿势要端正、自然，后背微靠椅背，不要坐在椅子边沿，因为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只有不速之客才会这么坐。也不要坐在桌角，按照俄国人的风俗迷信，坐在桌角的人要倒霉，如果是姑娘的话，那她就会嫁不出去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代，正式的宴席上根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从而也就无需考虑女性位置的安排，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两国在餐具使用上的差异。
俄汉民族在使用餐具时与我们中餐及西餐礼仪均有不同的规范。俄罗斯人进餐时，采取分餐制，使用刀叉和匙，其基本用法是右手持刀或汤匙，左手拿叉。汤匙的持法与握笔的方法基本相同，即：匙柄置于大拇指、食指之间，用中指在柄下托住。需要注意的是，手指务必持在匙柄上端，而不是匙柄下部。刀叉的拿法是轻握后半部，食指按在柄上。使用刀叉进餐时，左手拿叉按住食物，右手执刀将其切成小块，用叉子送入口中。一般是切一块，吃一块，不要一下子全部切完，每块大小应掌握在一口量为宜。只有在无需用刀切割食物时，即无需刀叉并用时，才可以改用右手拿叉。刀除了用于切割食物，还可用来帮助将食物米饭等拨到叉上，但千万不可用刀挑起食物往嘴里送。在正式的宴会上，每吃一道菜要换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多副刀叉，应由最外面的那副依次向内取用。每道菜吃完后，应将刀叉平行摆放在盘内，这样侍者就知道可以撤盘了。如果没有吃完而需要放下刀叉，那一定要把刀叉呈八字摆放在餐盘两边，表示用餐尚未结束。而中国人吃饭的工具是筷子，不像俄罗斯人吃饭那样麻烦，餐桌上的摆放也没有刀叉那么复杂。可以说“筷子”是老祖宗为我们传下的一件法宝，简单、方便又实用，除了喝汤，细细的两根竹筷，拿在手上，运用自如，能戳、能挟、能撮、能扒，神乎其技。尽管现今的餐具已经发展到琳琅满目，唯独筷子一双，无法取代。使用筷子也是有讲究的，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也不可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也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 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同样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等等。
三、两国在就餐氛围的差异。
俄汉民族饮食文化的另一大差异，就是餐桌气氛上的差异。总的来说就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俄罗斯餐桌上的“静”。中国餐饮一般采取圆桌共餐的形式，这是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就餐方式往往能够制造和谐融洽的气氛。因此，不论是迎新年、过生日、办喜事，还是请朋友吃饭，只要是宴席，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中国人讲求家庭观念，注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中一起分享各种食物。人们既是在享受着满桌的佳肴盛馔，更是在享受着那份欢乐与喜庆的气氛。中国人尽管平日好静，但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地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一片热闹喧哗。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这大概源于 “饮食所以合欢也 ”的集体主义思想，强调突出的是一个“合”字。当然这种边吃边大声地交谈，旁若无人，哪怕所谈论的东西让几米远外的人听去也满不在乎，更不注意大声说话和喧闹会给餐厅其他客人造成干扰，也是外国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俄罗斯人用餐习惯是在长条桌上进行，实行分餐制即各自点菜，各持一份。最普遍的盘式服务是将餐食在厨房分装到每一只餐盘中，由服务员从厨房端出，再迅速、礼貌地送给每位客人。用餐时，双手放在桌面以上，胳臂肘不能搭在桌面上，更不能翘二郎腿。俄罗斯人平日好动，挥手耸肩等形体语言特别丰富。但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同时也会不失时机地与左右客人交谈。如左右客人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用餐时他们从不高声笑谈，一般是交头接耳，像说悄悄话似的，更不会在咀嚼食物时说话，音量保持在对方能听见的程度上交谈。俄罗斯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尽管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酒，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很好的酒量，但他们敬酒从不劝酒。他
们举杯喝酒时，也要说祝酒词，但一般是利用上菜间隙致祝酒辞，祝酒时力求做到态度热情、话语简短、幽默诙谐。所以在俄罗斯无论餐厅大小，就餐时没有任何的喧闹，大家都是低声细语，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同时表现出他们受个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俄罗斯人的独立意识，诸如自我形象、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等。这和中国相比，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就餐方式似乎少了些热闹，多了些客气和独立，但实质上最重要的是体现了卫生。分餐制还可以体现适度节俭、合理饮食的理念，克服中餐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的缺点。分餐制的菜肴和主食由人定量，可以减少浪费。不管是餐前小吃还是正餐主食，所配原料都是与就餐者的食量挂钩的，菜肴道数尽可能少，但保证每餐吃完。分餐制使每位宾客对个人的用餐数量有了明确的量化概念，在减少浪费的同时又益于身体健康。我们现在的自助餐、冷餐也都体现了这个宗旨。
四、结论
总之，餐桌礼仪在人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孕育着不同的餐桌文化，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是当今国际交往的一条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仅要遵循国际礼仪，同时也要了解与尊重有关国家的礼俗，做到因人施礼，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交流。参考文献：
[1] 王娟.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2)
[2] 崔卫.当代俄罗斯流行音乐文化及其语言表达[J].俄语学习.2007(01)
[3] 陈君.宴会上的餐桌礼仪[J].秘书之友.2010(03)
[4] 陈惜姿.餐桌礼仪[J].跨世纪(时文博览).2008(06)
第三篇：中国与俄罗斯淡水资源发展前景与战略
写作大纲
一．淡水资源合作背景
水除了是生命和环境赖以维系的根本，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也是每一个国家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而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力的不确定性，全球水资源的供应情况非常严峻。在中国，虽然是全球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却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交织作用下，中国目前有400个城市已经出现供水不足的状况，其中110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的范围，年缺水量达100亿立方米，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的构建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外交争端问题，周边很多国家以“水资源”问题为切入点，推陈出新“中国威胁论”。
二．淡水资源合作原因
即使是在全球淡水储量告急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水资源也可以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拥有出口水资源的雄厚实力，因为其庞大的水资源，自己消耗的只占其中的2%。
在2009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就曾在莫斯科召开的首届“干净水”国际论坛上透露，俄罗斯已开始讨论向邻国出口水资源的可能性。他认为，过5年或最多10年，俄罗斯出口水资源将成为现实。按照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对水资源的污染速度，未来俄罗斯在石油之外，将会又多一种对中国的战略资源--水资源。
三．淡水资源合作目标
水资源危机使可饮用水问题“安全化”，国际社会对“水战争”或“水冲突”的担忧和恐惧正随之日益加深。近些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水纷争事件，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的重要因素。水问题也属于一种区域性的公共问题，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与拥有丰富淡水资源的俄罗斯进行淡水资源方面经济合作。在互利互惠的层面上，通过中国与俄罗斯逐步开展了多层面的带有战略伙伴建设，使之发挥着冲突预防，危机管理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职能，凸显了中国为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周边地区，推动周边经济合作，构建大国风范和角色定位。
四．淡水资源合作潜力分析
从欧盟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出区域合作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俄罗斯在区域的合作发展中可以各取所需，根据自身的特点互相提供真正适合本身的资源。淡水资源的合作有利于提高两国的交往与国家实力的无形资源，不仅突破国家界限，而且还满足了当代人的需要，还惠及后代人，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特点。这次的合作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两国的问题，还创造了一个互动合作的空间，缓解中俄两国之间因水源交界污染等紧张的关系，推动更广发的资源合作，从而有利于国家间关系的平稳发展和地区和平的塑造。
五．淡水资源合作方式
1.与俄罗斯国家政府协商分享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注重合作 2.配送专家多渠道开发水资源，提高供水能力 3强化科学管理，实施科学有效的水资源调度工作 4制定切实可行的水域污染治理方案 5 进行区域生态水文的修复和重建
第四篇：与中国梦同行征文：我的梦想像太阳
与中国梦同行征文：我的梦想像太阳
与中国梦同行征文：我的梦想像太阳
无论哪个时代，无论身在世界何方，每个中国人，都怀揣着自己的中国梦。这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宝贵的品质，每个中国人应有的素养。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中国梦属于亿万个中国家庭，属于十三亿中国人，属于56个民族。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个人都心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为有中国梦，才创造出了祖国繁荣昌盛的今天。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翻开历史的长河，回忆古老的国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上最美丽的画卷，描绘 的是中华的大好河山；世上最动人的诗篇，歌颂的是中华的永恒；世上最神圣的情感，油然而生的是对中华真挚的爱恋。”自古至今，无数英雄儿女用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他们都有着美丽的复兴梦、强国梦。
今天，时代的接力棒将由我们焊接，一段段激动人心的传奇将由我们续写，我们将有一个个属于自己的“梦”。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位老奶奶的追梦故事:她从小到大，除了为家人着想，就是为别人着想，自己唯一的梦就是站在舞台上跳一段完整的舞蹈。她一生的坎坷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种种因素使她不得不放弃，到了50岁大寿那天，她到舞蹈班门口看着告示走了进去，从此迈开了追梦的第一步。由于年龄的不便，许多动作她都不能完成，加上老人有心脏病，有时为了排练一个难度较大的舞，竟然要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因为她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直到62岁她才有机会在“中国梦想秀”这个舞台上完成自己的
梦。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真切地感悟到“梦想”这两个飘渺的字眼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只要拥有梦想，执着地追求梦想，锲而不舍地奋斗，梦想总有一天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女医生。生活中我常常亲眼目睹病患的痛苦：班上有个同学因患进行肌萎缩症，仅仅几年功夫，这位花季少年逐渐丧失行走能力，一天天变得羸弱，上厕所也得由同学搀扶着行走；前街的那位叔叔正值青壮年，仅三十九岁患肝癌去世；后街的那位阿姨也身患重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病魔的黑手真是无孔不入，我亲爱的外婆也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亲眼目睹外婆猝然长逝时痛苦的表情，回想着外婆平日里对我们的慈爱，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如果有医生在身边，如果有能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及时诊治，外婆就不
会这么无奈地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时候，我的心中滋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长大我要当医生，当一名能减轻病人痛苦、挽救病人生命的白衣天使！
怀揣着这份梦想，我开始踏上了我的追梦之旅。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也正在为圆梦作准备。
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伏笔；
每一次考验，都有宝贵的收获；
每一次泪水，都有一次新的醒悟。
即使我跌倒了，我也要站起来再哭……
这就是我的誓言。
不管年龄的大小，不管你是谁，有梦就有希望，有梦就有动力。
我的梦，像初升的太阳，正徐徐向上升起； 像展翅的雄鹰，在蓝天上挥动着有力的翅膀； 像春天的树叶，在努力地生长……
第五篇：中国与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教学比较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教学比较研究
【摘 要】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一个声乐艺术大国，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而完善的高校声乐教学体系，能够给中国高校声乐教学以丰厚的启示和借鉴。鉴于此，本文以两国的高师类院校为例，从教学目标、教学模式、师资建设、艺术实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以期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中国与俄罗斯；高师声乐教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227-02
一、俄罗斯高师声乐教学概述
俄罗斯高校声乐教育发轫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自由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音乐教育的价值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逐渐成为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必修科目。1864年、1865年和1866年，彼得堡、基辅和莫斯科三所专业音乐学院建立，在专业院校的带动下，先后又建立起了二十多所社会音乐学校。十月革命后，苏联音乐教育体系初步形成，整个体系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就是以专业院校和高师院校为主的高等音乐教育。20世纪90年代，虽然国家出现了巨变，但是因为高等音乐教育体系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且已经十分健全，所以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高师院校，仍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唱者和声乐教师，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俄罗斯声乐学派，仍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二、中国高师声乐教学概述
20世纪初，在当时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一些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如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纷纷提出要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特别是萧友梅，还创立了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国立音乐学院，在当时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教育事业整体大发展的背景下，多所专业音乐院校纷纷建立，一些师范院校也成立了音乐系，并借鉴了苏联的理念和模式进行教学，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声乐人才。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师范类院校都建立了音乐系，声乐更是被列为了必修课，学生的就业方向也十分广泛，既可以成为中小学音乐教师，也可以从事和声乐艺术相关的各种工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是声乐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与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教学比较研究
（一）教学目标方面
教学目标的确立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首要环节，一旦目标树立之后，所有教学活动都要朝着目标的实现而开展。在俄罗斯高师声乐教学中，教学目标的树立是十分多元化的。虽然是高师声乐教育，但是并没有将目标局限于培养音乐教师这一个方面，而是让学生在获得扎实的声乐理论知识和演唱技能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地进行培养，力求使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和优势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在中国高师声乐教学中，虽然也不再局限于中小学音乐教师这一单一目标，但是在因材施教和因势利导方面还存有较大的不足。特别是自高校扩展以来，学生数量激增，而教师的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实际的教学需要，很难做到有针对性的教学。所以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突出培养目标的针对性，成为了中国高师声乐教学一个急需解决的瓶颈。需要学校和教师都对此有充分的重视，如果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的话，则要考虑分阶段、有步骤的推进，并在短时内付诸于实施。比如一些院校推行的导师负责制，就加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教师可以为学生制定出适合自身的培养方案，这就是一种进步和完善的表现。
（二）教学模式方面
相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人口数量并不多，所以在高师声乐教学中，基本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学生可以沿着教师制定的教学计划一步步前进。而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教师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学权威，学生也不是言听计从，自身的一些想法、意愿等有及时表达的机会，而教师也会予以及时的回应，师生双方在相互探讨、交流中共同推进教学的展开。在中国高师声乐教学中，因为在建国初期基本沿用了苏联高师声乐教学的模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模式。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学生数量的激增，在教师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便不再适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如果一味的坚持，也势必是以课时量减少、课时缩短为代价。所以应该及时探索出新的解决办法，既能够充分保留一对一模式的优点，又符合当下的实际条件。近年来，一些学校探索出了小组课的模式，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全面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按照学生的水平、性格等要素，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小组，然后进行小组授课。其优点在于，因为小组成员的水平相似，所以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对此教师就可以采用集体解决的方式，使教学效率成倍的提升，也大大节省了教师、琴房等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因为小组成员数量不是太多，所以教师仍然可以进行个别指导，达到了因材施教和因势利导的要求，所以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新型教学模式。
（三）师资建设方面
在俄罗斯高师院校中，对于师资建设是极为重视的，比如每年都会为教师提供多种学习和充电的机会、定期开展对教师的考核、要求教师参加演出实践等。也就是说，成为了一名高师声乐教师后远远不是终点，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仍然要不断的丰富和提升自我，从而保证整个教学的先进性。而在中国高师院校中，声乐教师都是以教学为主，忽视了个人的丰富和提升。多数教师都是根据教学大纲和自身的教学经验，按部就班的推动教学开展，对一些新的教学理念知之甚少，且自己的一些演唱理论、技能等也都相对落后，加之学校对教师的学习支持力度有限，共同造成了这一局面。所以作为学校来说，要充分认识到师资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声乐这种具有技能性特征的学科来说，更应该对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及时了解，并根据需要主动调整教学的多个环节。作为教师自身来说，也应该树立起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除了获得多方面的丰富和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学生面前形成良好的示范，即在声乐艺术的道路上是永远没有终点的，唯有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才能有所收获。
（四）艺术实践方面
声乐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只有通过演唱，才能够将声乐作品传递给观众。所以在俄罗斯高师声乐教学中，对于艺术实践是极为重视的。在校内，艺术实践类课程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且有着严格考核标准；在校外，每个学校都建有多个校外实践基地，定期指派学生前往实习，多数学生毕业后，都有着较为充足的演唱或教学经验，基本满足工作的需要。但是在中国高师声乐教学中，艺术实践却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多数学生都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演唱技能，但是一到了公开演唱或实际教学中，就会因为相关经验的匮乏而发挥不佳，不但不利于个人的就业和发展，更是与声乐本质属性相违背的。所以需要进行全方面的变革和完善。在校内，一方面要加大实践类课程的比重，并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另一方面则要完善场地和设施建设，如音乐厅、音响设备等，并指派专人进行管理，使其长期处于稳定、可用的状态中，满足实践活动的需要。在校外，要积极建立校外实践基地，比如可以和一些演出团体、学校等签订协议，定期指派学生前往实习，既能够满足学生的实践需要，也可以满足这些单位的用人需要，正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结果。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高师院校声乐教学所获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俄罗斯等高等声乐教育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在多个环节存在差距，这就需要广大声乐教育工作者以一种学习的姿态，通过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取长补短，将对方先进的理念、经验和措施等结合实际为我所用。本文也正是本着这一目的，将俄罗斯和我国高师声乐教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也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高师声乐教学一定能够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冬艳.从国外声乐教学艺术看我国声乐教学中的不足[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2]陈明孔.从俄罗斯音乐教育成就看我国音乐教育[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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