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研究文献综述

第一篇：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研究文献综述

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研究文献综述

2010040203 刘祥

[内容摘要］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是近年来国内外媒体研究与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创办于1998 年的台湾公共电视，一直以其沉稳、平实的风格，独行于竞争激烈的台湾媒介市场。但近些年来，与整个台湾社会对公共电视发展寄予厚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公共电视深陷公共性难以实现、受众群难以扩大、集团化运作受阻的发展困境。本文选取2000年以来国内外有关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研究分析，并对这些内容做了分析和梳理。针对台湾公共电视当前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现状，笔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台湾公共电视；公共；公广集团；公共性；媒体改革；

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是近年来国内外媒体研究与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李瞻教授就提出了在台湾创建公共电视的构想，以期解决当时的三家官控商营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竞争无度、败坏社会风气等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想法没有得到当局的重视和回应，直到1990年6月，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台湾的公共电视筹备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自此。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众多学者纷纷撰写论文对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笔者以2000年1月—2013年5月为时间界限，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共检索到相关研究论文118篇。笔者主要以这些研究论文为样本，并结合其他有关台湾公共电视的研究资料，对近年来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现状与困境的研究、讨论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综合来看，国内外对于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共理念建构之不易

所谓公共电视，一般都是在《广播电视法》或专门的《公共电视法》要求下成立的；作为社会公共财产的、非营利、非政府性的电视机构，其宗旨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电视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共”二字，这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实质上却蕴含着丰富的涵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或出于不同的目的，来认知“公共”，往往得到的是关于这个既模糊而又富有争议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台湾公共电视台前总经理胡元辉提出：“将公视理解为‘大家的电视台’或许是公视最素朴的界定，但是在现实中，许多人往往将这种‘大家的电视台’等同于‘免费电视’或‘公益电视’，而对诸如‘公众近用’等更深层的意涵则是不知其所以。” 胡元辉总经理倡导“公共电视的‘公共’两字的要义在于建构公共领域，实践公共价值。”另外，海外知名传播学者冯建三教授对此曾经有过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比喻：“台湾的公共电视不如公共厕所。”他借用了这样一个形象而有趣的比喻，告诉我们：已成立多年的台湾公共电视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电视，就覆盖面而言，它甚至只能望“公共厕所”之项背，根本谈不上“公共”。

公共媒体的公共性问题一直是传媒研究和新闻学者讨论的重要论题。在实践层面，深嵌于不同历史结构与政治图景中的公共媒体的公共性建构方式颇为不同。特别是在政治民主转型与商业体系先行与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台湾公共电视，其公共性建构与实践的独特经历引人关注。许多学者认为台湾公共电视最后的形成是必然的，因为台湾公共电视诞生的过程，正是台湾民主化进程最为快速的二十年。因此，可以说台湾公共电的公共性建构过程是台湾民主深化在媒体领域的呈现。另一方面，名实相符的公共电视是在学界、业界、民间团体倡议与政府和政党回应的“上、下合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公共电视独立于党政军势力与商业宰制的理念得以形成，其制度与实体得以形塑，并成为历史与现实脉络中各方政治博弈主体相互角逐与较量的公共性样本。

众学者从结构论与过程论双重视角出发，对台湾公共电视公共性建构过程中的理念形塑与实践发展予以梳理，发现了虽然台湾公共电视的成长既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紧密扣合，并在政府、政党、民间团体等各利益群体的互动、呼吁与回应下共同完成，但同时，台湾的民主政治仍不成熟，威权统治的残余、深层的族群对立以及公民文化的欠缺同样阻碍着公共电视的公共性施展，民众更缺乏對公共媒體的想像，公共理念的建构着实不易。

政经势力介入公共电视

公共广电需排除政治与商业的不当干预以保证独立运作，又因其名义上为公众所有且由行政与立法部门代表公众行使职权，而必须向行政立法机构与公众问责，故而兼顾“独立”与“问责”的“臂距之遥原则”成为公共广电制度安排的重要准则被写入许多国家公共广电机构的内部政策文件中。长期以来, 台湾的电视业一直坚持“新闻节目向政治输诚、非新闻节目向商业靠近”的原则,极力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样的媒介环境里, 势单力薄的公视怎么可能担当电视公共领域的中流砥柱呢?因为无法满足政治经济势力的诉求, 公视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并且获得强权的青睐, 所以, 势单力薄势成必然。台湾公视以政府拨款作为主要经费来源，从而在财务上对政府有所依赖，这也令公视在运作上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为继续获取充足资金，必须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公视为凸显其公共性又必须排除政府的不当干预与影响，以对公众问责。事实上, 今天的公视经常被新闻从业者及学者批评为“回避主流社会的现象与议题, 不敢碰敏感、争议性(即使重大、关键)的题材”, 缩手缩脚、担心犯忌, 结果自我矮化、自我边缘化。

在台湾威权体制留有残余、民主政治还未成熟、公共领域尚未完全塑成的情景下，公共电视在其实践过程中，必须面对党派政治力量的介入，财团经济势力的操控以及媒体工作者本身或显或隐的族群、统独立场等障碍，其公共性难以充分彰显，而这些问题并非单纯地依靠公共电视自身的创新与变革便能解决。在台湾竞争性政治背景下，出于选举考虑，政治人物不愿意提案修法付费收看公视，最有利于发挥公共性、增加公众参与感的收取执照费的方式被束之高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视公共参与的本质。台湾公视如若不能突破经费上的限制，那么在以商业电视为主流的台湾媒体领域中它将难逃日益边缘化的宿命，这一结论也代表了台湾大多数学者与专家的意见。台湾学者陈炳宏教授认为对于政治力的影响，公共媒体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在于，不应接受任何政治力的不当操弄，而公共媒体在面对各种政治力影响時，应该让它们在公开场域里竞逐，不受黑箱式或暗盘式的不当操控，而公共媒体在面對政治裡介入時，要避免政治力的不当干预，首重主管机关的角色、董监事的选任，以及经事与人事的规范设计，并规范公视法修法。

公广集团整合与编制混乱

台湾公共广电集团是台湾第一个且是目前唯一的公共媒体集团，以创建媒体的核心价值评判标竿，开创广电文化崭新面貌，彻底改造台湾媒体的行业竞争生态，同时大力促进社会健全发展为核心使命．其组成成员包括既有的公共电视台、已完成公共化的华视外，公广集团还通过相关法律条例将原住民族电视台、客家电视台及台湾宏观电视之制播交给公视基金会办理，由此近一步扩充了公共广电集团版图范围。但集团内部的整合并不乐观，学者方苏提出华视作为一家传统的无线电视台，在由商业电视台向公共电视台的身份转变过程中，原有的价值理念、内部文化同公共电视的价值理念、内部文化的难以融合。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在分歧之外，公视与华视运营模式的不一致，也严重阻碍了公视与华视的资源整合。公共化之后的华视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接受更多的限制（很多之前作为商业电视台时可以采用的作法，即便是对提高收视率、增加广告收入大有裨益，现在考虑到公共电视的定位和责任都不得不舍弃）。而这样一种“公共的定位，商业的运作”的模式，不仅使华视的生存举步维艰，而且违背了公共电视台非营利的原则，同公视无收视压力、依赖政府拨款及社会捐赠的生存模式产生激烈的冲突，更加直接影响到华视与公视的顺利整合。

另外有学者提出，在公共广电集团运营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各家电视台的定位仍然有重叠的现象存在，如公共电视台就有多个针对客家人、原住民的电视节目，与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定位（客家电视台以全球客家人为服务对象，旨在发扬客家族群既古典又优美的文化价值；原住民电视台则是以积极落实保障原住民媒体近用权为己任，努力打造成为原住民族喜爱与信赖的公共媒体；宏观电视台以海外侨民、台商、留学生与各种背景的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促进侨胞与全球华人对台湾的了解）重叠。公广集团成立之初，集团就试图将这些节目进行适当整合，但由于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最后只好作罢，保持原样。

商业与公共的博弈

台湾公共电视一直都在为公共利益鼓与呼，然而，在市场早已被瓜分完毕。台湾公共电视的一贯做法是不迎合受众，坚持自己的节目制作准则，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素养。关于公共电视这种培养受众的理念，台湾公共电视的元老级人物翁秀琪教授认为：“没有一家电视台象公视一样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青少年身上，专门为青少年们量身定制了很多节目，这些节目的制作水平都很高，多次获得各项大奖。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我们的青少年成为具有民主意识的、有文化的、有思想的真正的公民。”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公共电视而言，无论是其收视率、占有率，还是接触率（三者都是衡量电视台被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它都远远低于台视、中视、民视、华视等传统无线电视台。但麦哲伦等学者仍然肯定了公共电视，它在强手如林、政治和八卦甚嚣尘上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并且保持自己的特色,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侯惠芳对公视的新闻政策作了清晰的解释和说明: /你若做新闻, 你出大力, 你的收视率一定高, 因为它跟大多数人相关。我们不习惯那种吵架、谩骂的节目, 我们也不屑做这种节目, 可是有很多人要看。但即使公共电视有再多的经费, 我们也不选择做那些节目。公视保持客观的报道态度, 避免了在政治立场上的纠缠不清。在各政党和政治势力都想插手公视的时候, 公视以专业判断作为惟一的标准, 对之一视同仁。公视内部将这种一概拒之门外的做法称为“恐怖的平衡”。

针对公共电视在于商业电视竞争中的不足与缺陷，笔者整理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如刘新传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方开源, 解决资金问题；如争取追加部分预算，部分学者提出以“扶老携幼”的办法, 解决公视资金的困难。用无线电视的商机作为活水的源头为公视注入生机, 使商业台与公共台得到均衡发展, 以建立一个适合人性的电视环境。若走此路径, 政府便需顺应市场机制, 建立顺势引导的政策。通过提供互动节目的服务, 以节目养节目, 向观众少量收取收视费, 可以享受原本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服务, 此法应能获得普遍认可。

②建立竞争机制, 完善公共服务；从以公民为念, 强调责任, 节目制作为先、题材选择为辅的独占结构, 转变成以消费者为念, 强调市场经济,题材选择与制作并重, 以生存营收为导向的竞争结构。采用三种策略应对，第一是区别策略: 既然公视本质上与商业电台不同, 就不应在同一时段与竞争对手播同一类型节目;第二, 焦点策略: 既然公视以服务公众为目的, 节目类型的设计和内容安排, 应采焦点策略, 以加深观众印象;第三, 差异化策略: 在节目设计、组织、资源分派和行动方案中体现与商业电视的差异, 以建立独特地位和形象。

③修改公视法规, 优化治理结构；《公视法》 的相关条文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公广集团。为了使台湾公共电视在法制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修法工作势在必行。

小结：

对于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与困境，电视界相关学者专家的争论颇多。中心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理念建构，政治经济势力介入，公广集团作用实质化，公共电视发展的出路与前景等方面。针对目前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发达程度可以成为国家的社会民主程度评判的标准之一，而台湾公共电视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如政党或政府企图控制广电媒体，公共电视收视率低，影响范围偏小等。其实创办公共电视,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商业电视等, 而是为了弥补它们的不足, 实现电视体制的多元化,从而充分维护民众的认知权利和表达自由, 开发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工具的巨大潜能。笔者认为只有各媒体和谐共存, 各方扬长避短, 既竞争又合作,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相互取长补短, 参股、融合, 才能走向共同繁荣。

作为公共媒体独特样本的台湾公共电视从概念提出到集团化构建迄今经历近几十年的发展，在政治民主转型语境与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与互动中，它已然成为台湾商业化媒体环境中的重要媒体样态，逐步建构起其公共性理想并呈现出独立于政府与商业的公共性特征。笔者认为，台湾公共电视及其公共性呈现的发展与完善既有赖于公共电视理念与制度的丰富与健全，还寄望于宏观层面台湾政治民主的深化与公共领域的崛起。

同时在另一程度上说，虽然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不同, 但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电视政策制订方面, 如何协调政党利益、电视产业的经济利益、人民利益, 是大陆相关政策制定者必需直面的核心问题。从此角度来看, 台湾公共电视政策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大陆电视发展,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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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程宗明、苏瓜藤.《电视改造无望? 无线电视公共化可行性评估报告》.台北:”行政院”新闻局，2001年

第二篇：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研究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研究

作者：山合水易来源：未知

一、台湾观光休闲农业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人均年收入达到中等小康生活水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由劳动型转向休闲型，观光果园在台湾一些地区应运而生。历经20多年的发展，台湾观光农园已经处于普及阶段，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管理也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特别是观光农园的管理体制已相当健全。另外，文化因素的渗透也在不断提升观光农业的层次和水平。

二、台湾观光休闲农业的类型与可借鉴优势

台湾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类型可以分为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教育农园、市民农园、休闲牧场、完善的制度。台湾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长期发展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规范的法令及条文、成熟的规划管理运作、高质量服务等等。

三、台湾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对大陆的启示

要发展休闲农业，首先应大力加强休闲农业设施的建设与发展，这是立足城郊资源优势，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基础步骤之一；其次，国家农业部门应重视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并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进行组织、规划、研究，从而推动大陆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为发展农村这一新型产业提供组织保证；最后，要加强与旅游部门的合作，促进农业与旅游的结合。台湾农委会主要负责休闲农业发展规划，投资建设工作，而旅游部门主要负责组织旅行社及游客前往休闲农场观光旅游，以扩大客源市场。所以，农业部门和园区经营者应积极与旅游部门联系，开展旅游合作，建立农业旅游网络体系。

典范案例

一、台湾清境小瑞士花园：

“清境小瑞士花园” 位于南投县仁爱乡台14甲公路清境农场旁，海拔大约有1800公尺，这里的空气清新自然，景色优美如画，彷佛置身于浪漫的北欧风光里，因此又有 “台湾小瑞士” 及 “雾上桃源” 之美名。

二、台湾新社庄园风光

位于台中县大坑风景区范围內的新社乡，海拔五百至八百六十公尺，保有最丰富的自然原貌，在庄园的每一步都是惊艳。步入新社庄园，欧式古堡、花园、酒庄等建筑，令人有時错位的感觉，彷彿置身中古世紀的欧洲。

三、香格里拉休闲农场

位于宜兰县冬山乡大进村大进路1-1号梅花湖邻近的山丘上。走进农场，沿步行道前行可抵一片浓阴的相思林，林间秋千、吊床、凉亭散布，是享受森林浴、烤肉、打盹最悠闲的天地。农场设有欧式森林小屋，周围遍植山花，夜宿于此，宛如置身香格里拉仙境。

四、飞牛牧场

飞牛牧场位于远离尘嚣的山野之中，区内林木青葱翠绿，繁花茂盛，更有一座种类众多的蝴蝶园。当地空气很 干净，散发着阵阵的草香，微风中透着沁心的清凉，耳边尽是鸟语虫鸣，眼下见到的是绿茵、山岭。青葱的绿野上有低矮的房舍和成群的乳牛，老羊的低鸣和小羊清亮的叫声相互辉映。

五、台南大坑休闲农场

大坑休闲农场位于台南新化镇，距离高铁台南车站大约40分钟车程，虽然不在很深山内，但因地势与环境营造等因素，整个农场感觉非常幽静美丽，特别这些年来农场主人蔡澄文不断美化园区，或许增添欧式建筑、或许种植香草、咖啡树

与各式花卉，让整个大坑农场几乎一年四季都可见到蝴蝶与多样花卉，园区里饲养的数十只乖巧白鸽，更增添许多优美与趣味。

六、南元农场

面积广达三十余公顷的南元农场，是一处很绿的农场，场区内广植绿色植物，除了正在盛开的茶花，还有开出一树红花的火焰木、玫瑰花与香草植物，满园尽是花草树木，植物种类高达两千余种，并有20万株以上的树木，长达10公里的林荫步道，以及无数的草花间植其间，堪称是一处赏绿的植物宝库

第三篇：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

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

谢清果 张汉丽

2012-7-24 20:18:24 来源：《台湾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1]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3]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4]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6]，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9]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10]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www.xiexiebang.com/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5]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6]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7]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8]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9]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0]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

(作者谢清果，哲学博士，历史学(传播史方向)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后；张汉丽，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研究生)

第四篇：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研究文献述评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研究文献述评

摘要：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就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与意义、概念与主要内容、理论与实践的演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对此方面文献进行述评。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结构；经济社会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10-0118-04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任务的顺利推进。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顺利实现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历史任务，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时代命题。

一、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与意义

在西方学者中，刘易斯最先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或部门：一种是仅能满足糊口的、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的部门，这一部门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另一种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远比前一部门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分割，“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这正是中央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与意义。

(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

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林毅夫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而这一战略与当时劳动力丰裕和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同时，为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高帆、秦占欣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迂回生产程度和中间产品使用大幅度提高，但农村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由于农业分工水平赶不上工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难以顺利转化。黄坤明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农业和非农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及工商业、财政、投资、行业管理政策等。

(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影响

王国敏、朱志萍认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性，它不仅表现为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还表现为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所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这样，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共同构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双二元结构”。任保平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其表现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从城市看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从农村看是传统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并存，而且不同层次之间关联程度差，表现出刚性结构。二是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的二元性、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就业结构的二元性、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性和区域经济的二元性。

王国敏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深刻而漫长，使“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首要的持续性难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村和城市长期分离，农民和市民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第二，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距拉大。第三，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第四，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和其他产业。陆学艺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城乡居民在政治上地位不平等，在经济上实行不等价交换，在社会上实行非普惠制。这样，农民被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之上，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使“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三)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农业部产业政策发展司课题组的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刘奇、吉炳轩认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基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准确判断和把握而提出来的，是重构国家发展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厉以宁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继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之后另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顾益康、邵峰认为，全面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不仅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当前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治本之策，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陈峰燕认为，推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有力抓手。

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概念与主要内容

(一)城乡一体化的概念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侧重于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界定城乡一体化。杨荣南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把城市与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应雄认为，城乡一体化指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侧重于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来界定城乡一体化。甄峰认为，从系统的观点看，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其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地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各种时空资源得到高效利用；杨荣南认为，城乡一体化涉及“自然―社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是城乡复合生态系统演替的顶极状态；朱志萍认为，城乡一体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规划建设等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侧重于从融合与合作的角度来界定城乡一体化。石忆邵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城乡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耦合联动发展；洪银兴、姜作培认为，要从融合的角度看城乡一体化，即城市与乡村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结为一体，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共同繁荣的过程。侧重于与传统体制对比的角度来界定城乡一体化。杨荣南、张雪莲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为解决城乡之间的矛盾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提出来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的优势和作用。顾益康、邵峰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侧重于从区域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界定城乡一体化。李同升、厍向阳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从区域角度出发，寻求区域持续、协调、全面的发展

途径；它不是空间的均衡化，而是在明确城乡分工、相互促进基础上的双向发展过程，是一个有效聚集、有机疏散、高效协作的最优空间网络系统，是区域内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和最终目标。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为城乡居民创造一个物心俱丰的生存环境，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乡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发展是内陆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主要内容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内容主要有城乡政治一体化、城乡经济(产业)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文化一体化、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制度一体化、城乡人口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管理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

笔者认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应包括以下八方面内容：一是城乡建设规划一体化，即统筹城乡道路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改善农民生存环境。二是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即健全城乡结合部及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服务体系，发展城乡互动的农村现代化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三是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即发展“双富”产业，尤其是富民产业，使现代农业及其农副产品加工业、生态产业成为三次产业部门之间既分工又协调发展的平台，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状况。四是城乡经济主体一体化，即城乡市场主体一体化，城乡共办企业，加快企业成长，尤其是实现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五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即教育资源适当集中，形成镇办小学、县办初中、市办高中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树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实行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六是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即以“县城――大镇――大村”三位一体为载体，强化城乡设施衔接、互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并与城市有关设施统筹考虑，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七是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即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同时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八是城乡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即鼓励城乡生活方式的趋同，提高生活质量。

三、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演进

张雨林认为，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并非是理论工作者学术论证的产物，而是首先由实际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景普秋、张复明指出，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小城镇的发展、乡村城镇化的推进等密不可分，城乡边缘区成为城乡一体化研究的一块试验田。1983年，苏南地区最先使用了“城乡一体化”这一概念。城乡一体化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与探索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是侧重于对城乡边缘区进行研究的阶段。三是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是城乡一体化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开始建立，研究内容日渐丰富的阶段，四是2002年至今，是城乡一体化理论迅猛发展、日臻完善的阶段。

洪银兴、陈雯认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分离问题，尤其是使封闭型的城乡关系逐步走向开放，城乡壁垒中最难突破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但并没有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此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进入21世纪，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思路也不断明晰。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并将其列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首。2004～2010年，中央连续推出七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并于2005年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年，国家批准成都和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并提出加快“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第五篇：羽毛球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献综述

羽毛球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献综述

当前，中国正在大踏步向小康社会迈进。作为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体育事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研究我国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现状，并对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育事业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伴随着中国羽毛球的迅速崛起,对于羽毛球技术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江贵华在《自议羽毛球双打技术发展》一文中回顾了我国羽毛球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阐述了羽毛球双打技术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了当今世界羽毛球双打技术的状况,并对比赛中技术应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男双运动员重杀比例最高。尤广礼在《谈谈短杀的运用和发展》一文中介绍了短杀的技术特点、威力、运用时机以及动作要领四个方面。陈福寿在((论女子单打的点杀和滑板杀》一文中指出女子单打时,在发挥全面技术和快速打法的基础上,加强点杀和滑板杀,可使其打法多变,便于控制对手。程勇民、陈跃在快、狠、准、活技术风格对中国羽毛球运动的促进及其制约—兼论羽毛球运动的制胜规律》一文中,对中国羽毛球运动制胜规律有着较深刻的理解,指出:“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起伏密切相关,对羽毛球运动制胜规律的每一次正确的认识或认识上的飞跃,都带动了羽毛球竞技水平的迅速提升;而每一次片面的理解或模糊不清的认识,都导致了羽毛球竞技水平的停滞或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没能从本质上把握羽毛球技术风格的精髓,没能从理论的高度概括制胜规律,因而无法自觉、主动地运用制胜规律指导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三者在综合形成“快”的过程中,表现出总和律、突前律和更迭律。

二、中小学体育现状的研究

冯明丽，李儒新，李群英，黄斌，刘烈伟《湘南中小学学校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中指出目前湘南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年龄结构尚合理,但性别结构不尽合理,女教师占的比例不到1/3。有学者认为，男女体育教师的比例应与男女学生的比例相当，一般来说，我国城市男女学生的比例约为1:1，即男女体育教师的比例也应大致为这一数值。造成中小学女体育教师比例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女体育教师的世俗偏见，导致报考体育院校的女生较少和女体育教师转岗的比例较大。湘南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基本合理，而且他们的学历结构也基本上达到了大学专科以上的标准。这说明教师的学历结构基本达到了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但从整体看，专科学历的比例偏高，而高学历人员奇缺。学历结构虽

不能完全反映学识水平和能力，但其体现着群体结构受教育的程度,预示着教学和科研的潜在能力，也可从侧面反映一个学校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是评估师资队伍知识结构的基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的体育教师数量基本能满足中小学体育教学的需要，但教学的总体水平偏低，大部分体育教师未能以正确的态度和应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投入日常的体育教学中去.教学能力、知识结构也有待加强.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体育教师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的教育观念，课堂教学仍采用陈旧的教学内容,讲解、示范不准确，保护帮助不恰当，更有甚者，个别教师连教学的基本过程都搞不清，根本不能担任体育教学工作。

张伟，孟昭琴，王卫星《徐州地区农村中小学学校体育现状调查及对策》中指出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农村中小学对体育课的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普遍存在重视不够的现象,以在校期间每周5天计算，农村中小学中58%的学校学生平均每天参加课余体育活动的时间(包括两操、一课、一活动)不足45min。只有14所学校的学生平均每天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在60min以上。在所调查的100所学校中有近50所学校没有学校体育代表队。即使有些学校有体育代表队也是徒有虚名,由于学校没有健全合理的课余运动训练奖惩制度，体育教师在付出巨大的劳动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极大得影响了体育教师参与课余运动训练的积极性。

二、羽毛球训练的研究

羽毛球是一项动作精细，技战术复杂多变,对抗激烈的竞技项目。当今世界羽毛球运动水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准，它不仅要求运动员具有成熟的技术，灵活多变的战术，而且更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可见运动员的心技体的统一,是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保证。

冯忠诚《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员训练的特点与策略分析》中提到：业余羽毛球的训练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其一是进攻技术，其二是防守技术。进攻技术主要包括：后场的平高球、扣球、吊球、以及劈杀球等；防守技术主要包括：接杀、接吊、网前低手挑球以及后场过度球等。做好羽毛球项目的系统训练，应遵循青少年运动员的自身特点科学合理的制定训练内容。

李本源《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训练研究》中指出由于羽毛球比赛中需要运动员经常采用快速的移动、大幅度的跨步,急停定向、前后跳跃等多种运动,因此要求运动员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同时还要有良好的身体协调性,这对于完成各种动作是非常必要的。除了一般常用的提高运动员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的练习手段之外,羽毛球运动员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的练习应该结合羽毛球项目特点进行,如加强腿部韧带的柔韧性练习，防止在各种大幅度的步伐移动中受伤；进行各种变换方向、速度的移动;注意触球时动作的协调性,以很好地控制击球的力度等。

查方圆《小学生羽毛球训练方法研究》中谈到良好的心质,可使心态稳定；反之，情绪急躁挫折易灰心丧气。学生运动员一般在羽毛球比心理素质不稳定,一遇比分落后就顶,心想:这局不行了、下局再来,斗沉。为此,针对这一情况,需要进行比赛训练:指定一方落后，如6: 9或5: 8进行比赛，要求运动追赶，直打到终局。然后交换，看谁的比分高。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中职学生乓羽毛球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及心理承受能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中小学羽毛球运动现状的研究

适量的羽毛球运动能促进少儿增长身高，培养少儿自信、勇敢、果断等优良的心理素质，锻造良好的体形，并通过参加集体活动让孩子多了一个与同龄人交流的方式。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的今天，对于少儿羽毛球运动来说更是一个发展的最佳时期。儿羽毛球运动目前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无论在普及程度，还是在技术水平上，各地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钟亿群《怀化市中小学生羽毛球运动的现状调查》一文中指出经常参加羽毛球运动的学生占18%，偶尔打羽毛球的占27%，很少打羽毛球的占40%，不参加羽毛球运动的占15%。在对体育教师访谈中了解到，羽毛球运动在课堂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学生兴趣浓厚，而且不会受到场地、经费等的限制，在学校中推广羽毛球运动还是比较容易的。但目前怀化市中小学还没有组织校羽毛球队，学生缺乏训练；中小学校在举办体育赛事中，主要设置的项目还是田径、篮球等，羽毛球的比赛很少举办。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积极性。

雷刚《中小学羽毛球教学的现状与对策》中指出教材内容的选择在中小学体育与健身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体育教学观念认为，发展中小学生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身体素质，田径是基础。因此，无论是制定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还是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标准达标项目的选择，都是以田径为基础。各类学校自然把田径项目列为必修教材的首位。但是，为了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促进学生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被调查中小学体育教师认为最适宜的教材是球类（第一位）。中小学体育教学选用球类教材篮球占82．1％、排球占53．3％、而羽毛球只占12．5％。在调查的大部分中小学校反映器材严重缺乏，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紧缺，无力支持体育工作，而体育又无专项经费，许多学校主要靠争取、靠领导的重视程度，或采取从教育附加费和勤工俭学收入中挤压的办法筹措，数额极少，又极不稳定。不少体育项目由于器材不全，特别是教学、锻炼等所必须的器材，绝大多数学校根本没有配备，体育器材缺口较大。

综述以上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我国羽毛球发展现状的不足之处，彭水县，以及不同地方对中小学羽毛球的发展对策，并从中可以看出彭水县中小学的羽毛球的发展形式较单一，缺乏科学的的组织和指导，学校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如今我国部分专家学者针对中小学羽毛球发展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客观地描述了目前我国中小学羽毛球的基本现状，并针对中小学羽毛球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如呼吁通过学校增加资金投入，满足学生体育运动场地的设施。上述专家学者的研究，基本反映了目前我国中小学发展的现状，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小学羽毛球发展，提供很好借鉴和经验。从上面的文献调查来看，大多学者都从某一视角进行探讨，发现中小学羽毛球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由于对中小学羽毛球发展的形式单一。本文试图运用其他地方中小学羽毛球的不足和对策等相关研究作为指导，从彭水县羽毛球发展的不足和场地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和体育经费的投入等进行逐层深入的研究，并与彭水县各中小学的问卷调查及访谈了解的情况作比较，以求找出解决的途径，为改革与改进彭水县中小学羽毛球发展的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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