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涉农奖励政策对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及建议
涉农奖励政策对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及建议——以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为例 2011年12月12日 14:11:15 来源：中国金融界网
2009年3月《关于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意见》（苏政办发〔2009〕32号）和《财政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意见实施细则》实施以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有效地激发了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支农工作的积极性。以兴化农村商业银行为例，已累计获得省、市涉农贷款增长风险补偿奖励资金1872.58多万元，有效地增强了该行支农服务能力和风险抗御能力。
一、兴化农村商业银行基本情况
兴化农商行下设60个分支机构，其中农村分支机构49个，从业人员800人。近年来，该行始终坚持以支农为己任，努力打造“支农银行”品牌，自觉担当起了信贷支农主力军重任，为兴化“三农”健康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该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截至2011年11月末，各项存款余额142.37亿元（比2007年末净增加79.88亿元），位居泰州市各县级金融机构之首，市场份额达40%；各项贷款余额达98.99亿元（比2007年末净增加55.28亿元），市场份额达45%；发放农村企业贷款466家、农户个人贷款3.7万余户，涉农贷款余额达96.42亿元（比2007年末净增加54.28亿元），已占各项贷款总额的97%。2010年实现利润2.94亿元，在江苏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名列第12位；今年前11个月，实现利润2.34亿元。该行先后荣获“全国支农先进单位”、“江苏省合作金融先进单位”、“兴化市服务地方经济突出贡献部门”等殊荣。
二、涉农奖励政策对支农贷款的积极作用
（一）奖励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涉农贷款管理考核方式调整优化。
1、不断增强信贷支农服务力量。优先挑选一些能够热心、安心支农一线工作、个人思想品质较好、熟悉农村情况、沟通能力较强的员工从事信贷工作。2010年，该行从全市150名大学生村官中选聘出25名优秀村官，全部充实到了支农信贷队伍当中。同时，该行通过巧借社会力量，有效地解决了信贷支农队伍人员不足的矛盾。与兴化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实施“引贷富农直通车”和“青年创业贷款直通车”，聘请137名大学生“村官”和35名乡镇团委书记担任农户贷款“引介信息员”。配合戴南镇董北村等7个村成立“金纽带”信用互助协会，发展会员近1000户，授信总额超过5亿元。在泰州市率先开展“富民阳光信贷”试点并予以推广，协助周庄镇、安丰镇、茅山镇分别成立惠农担保公司，有效地破解了涉农贷款“担保难”。
2、大力实施信贷人员双向激励。正向激励方面，该行对支农一线员工综合采取了绩效挂钩、差别取酬、风险补偿、尽职免责、表彰奖励等措施。同时，采取转授权、业务单价和检查频率差别化以及信贷投放计划向高等级客户经理倾斜等措施，有效激励员工支农争业绩、增收入，拉开客户经理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充分调动信贷人员放贷积极性，切实解决“惧贷、惜贷”问题。反向激励方面，大力推行以“包建档、包核实、包需求面、包贷款面、包清收本息”为主要内容的农户贷款“五包责任制”，对不尽职人员依规处置。实行信贷人员等级评定和薪酬挂钩制度，刚性退出不胜任人员。对群众反映勤廉不够、支农服务不到位的人员，及时予以查处并调离原辖区，情形严重的停岗清贷，只领取生活费。
3、实行信贷人员等级评定制度。通过等级评定，综合考量信贷人员的业务素质、营销总量、农户贷款发放面、贷款发放质量、贷款利息收回率和信贷基础管理等指标，每个等级之间保持适当的工资级差。相同金额的公司类贷款和支农贷款，客户经理的考核收入相差30%左右，调动支农信贷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二）奖励政策的实施，激励了大力拓展农村信贷市场的积极性。
受财政奖励政策驱动，该行坚决实行农业贷款、农户贷款计划优先安排的倾斜政策，有力地保障了支农信贷资金足额到位。主要做法是落实以下“三保”：
1、“保份额”。通过积极向上争取信贷计划、调整优化贷款存量结构、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等措施，努力应对信贷规模控制带来的压力，确保各项贷款保持一定增幅。2011年11月末，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净增加16.74亿元，增幅达20.4%。
2、“保结构”。信贷规模分配时优先安排“三农”贷款，始终坚持“两个不低于”：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涉农贷款增量和占各项贷款比重不低于上年水平，确保了“三农”发展资金需求得到满足。至2011年11月份，该行涉农贷款增幅达23.05%，比全部贷款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增量达18.06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加1.97亿元；涉农贷款占比达到97%，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3个百分点。
3、“保优企”。对优质涉农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给予优先满足，努力培大培强“农型”、“龙头”企业。2011年前11个月，优质涉农企业贷款新增5.71亿元，占涉农贷款增量的48.43%。泰州正阳麦芽有限公司新增授信2000万元，授信总额达6000 万元，累计用信9300 万元，为企业开足产力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三）奖励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涉农服务社会影响力的有效提升。
在奖励政策的推动下，该行信贷支农工作摆上业务发展的中心位置，不断加大了信贷支农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结合不同时期支农服务要求，先后组织实施了“千家万户”、“金字塔”、“强农富民”、“五个一”“易贷通进万家”、“阳光信贷”等信贷工程，有效地促进了信贷营销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以核定农户和小企业授信为核心内容的“阳光信贷”办贷模式，经历“富民通”试点、小企业“阳光信贷”试点和全面推广等三个阶段，实现了局部到全面、浅层到深层、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有效地解决了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贷款难”和“难贷款”出现“两头难”、贷款覆盖面难以拓展等问题。信贷支农服务不断向纵深开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至2011年11月末，该行“阳光信贷”核定授信100594户，推广覆盖面98.21%，授信金额43.46亿元。
三、奖励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财政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前期实施情况来看，主要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涉农贷款奖励申报程序略显复杂。按照涉农贷款奖励申报要求，金融机构往往是年初申报一般到年底才能拿到奖励资金，其间要经过多个部门进行反复审核，申报周期相对较长。
（二）实际奖励金额与申报不相一致。以该行为例，2008年至2010年申报应奖励金额为2844.36万元，财政部门实际核发1872.58万元，其中的扣减项不明晰，金融机构难以确定哪一类涉农贷款实际奖励比例是多少，无法据此合理调整下一年度支农贷款结构。
（三）现行财政奖励政策延续性不够。《关于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该政策实施至2012年底止。奖励政策取消后，农村金融机构从风险防范和利润最大化出发，将在一定程度上合理避让弱质产业的信贷投入，“三农”发展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将较为突出。
四、相关建议
（一）财政部门根据奖励政策实施效果，继续执行或扩大涉农贷款奖励政策。
（二）适当提高涉农贷款奖励比例，将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奖励比例由原来的0.5%提高至1%，涉农联保（互保）贷款奖励由原来的1%提高至1.5%，涉农贷款风险补偿由原来的0.2%提高至0.5%；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设置的奖励，调动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置分支机构的积极性。
（三）对支持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给予适当奖励。
（四）对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按照一定比例适当减免营业税，对一些重点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对农业基础设施贷款损失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
（五）将涉农奖励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或省财政支付，减少审批相关环节，确保奖励资金到位，提高兑现效率，调动涉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积极性。
（六）做好政策宣传和督促引导工作。要通过加强协调沟通、窗口指导、出台政策文件等措施，推动涉农和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呆账核销政策、涉农信贷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等系列扶持、优惠政策以及支农再贷款政策的有效落实，进一步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积极性，促进涉农贷款投放，推动农村经济加快发展。
第二篇：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奖励的请示范文
关于申请农村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奖励的请示
县财政局：
县农村信用社牢固树立“以农为本、为农服务”、服务“三农”的宗旨，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增加“三农”信贷投入，充分发挥了农村金融支持“三农”主力军作用。截止2010年末，各项贷款余额达到34352万元，在2009年末25196万元的基础上净增9156万元，较年初增长36.34%。其中：涉农贷款33219万元，较2009年末的23938净增9281万元，增长率为38.77%，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2.43个百分点；余额占总贷款的96.7%，较年初的95%增长了1.7个百分点。全年累放贷款13044万元，同比下降397万元；净投放9156万元，完成计划净投放7000万元的130.8%%。小企业贷款净增额同比增加2110万元，同比增长率为76.64%，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36.34%的 40.3个百分点。
根据XX藏族财政局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试点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财建„2011‟4号文件精神，财政部门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3561万元，按2%给予奖励，应奖励我县联社71万元，人民币大写柒拾壹万元。
以上情况如无不妥，请批复。
二〇年 月 日
第三篇：农村金融机构撤并的利弊及其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机构撤并的内在合理性
根据产权安排和收益冲销理论，在公有金融产权安排下，随着金融机构的过度进入，来自金融资源动员和使用的净收益会下降，效率会降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最初在设立分支机构时，其行为并非纯商业行为，而是带有某些行政色彩，因此可以避开边际成本的约束，很快将机构扩展至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和业内竞争的加剧，效率不高、长期亏损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机构的撤并就成为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组织机构上不断收缩，加大机构资源的整合力度，撤销或合并一些发展潜力不足、网点单产规模小、长期经营亏损、资产质量差、安全性差的网点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有利于提高自身经营效益。
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年底，国有商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共有机构4662个，截至2004年年底仅剩下2677个，6年共撤并机构网点1985个，降幅达42.6%。安徽省农村信用社1998年共有法人和非法人机构5415个，至2004年年末下降到3997个，降幅达26.19%(见表1)。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时，县域农村分支机构首当其冲，且以分理处、储蓄所为主，农行大量收缩乡镇营业网点，建行在部分欠发达县域实施整体市场退出。而农村信用社近年来也大量撤并分社、储蓄所，6年间共撤并分社517个、储蓄所834个。
机构整合后，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和储蓄的能力并没有减弱，反而呈逐年上升趋势，盈利能力明显增强。2004年年末，安徽省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达3722.1亿元，比1998年年末增加2164.7亿元，年均增长15.6%。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账面盈利分别比1998年多42.31亿元、4.32亿元(见表2)。由此可见，从金融机构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角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机构撤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农村金融机构撤并的外部不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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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的撤并在降低了成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减低了风险、资源得到了更有效配置，人员得到了优化、整体优势进一步显现的同时也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带来农村金融服务的弱化和一些社会福利的损失。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弱化。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市场撤出其贷款业务，使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正规贷款市场处于垄断地位。同时，由于农村信用社经营负担较重、成本较高，在农村资金需求旺盛、贷款定价自主权扩大、缺少外部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农村贷款利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04年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集中在3 0%— 100%，执行基准利率和下浮利率的情况很少。少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一浮到顶，个别地区农村信用社还存在恶意缩短贷款期限，收取高额罚息的现象。
农村金融服务弱化。一是基层银行网点撤并对乡镇民营企业的结算产生很大影响。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撤销后，其业务一般移交给农村信用社，而目前农村信用社结算手段单
一、服务功能不全，各县农村信用社又没有实现系统内联网，更没实现与商业银行联网，结算凭证仍通过手工传递到县城办理，原来当天即可结算的资金，现在要2—3天，这对农村企业结算和资金周转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二是撤并的农村信用社网点基本是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当地居民因无法得到便捷的存取款和结算服务而极为不满。
农村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更加困难。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农村中小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在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网点竞相退出和信贷权限上收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单一和狭窄。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惟一的“正规军”，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但受资产负债比例及单户贷款比例的控制，无法也无力满足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导致城市与农村贷款规模差距进一步拉大。2004年安徽省17个市市区新增贷款529.75亿元，61个县域新增贷款额仅54.08亿元，前者是后者的9.8倍，市区平均贷款新增额超过县域的35倍。自2000年以来，安徽省农村经济发展仅以年均4.5%的速度递增，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3～6个百分点，全省80%的县域已陷入了经济效益低下与信贷支持不足的“金融抑制”状态。县域农村经济资金供求矛盾的日益突出，影响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资金外流现象突出。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农村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强大的动员储蓄功能，但贷款功能日益萎缩，吸收的存款大量上存。2004年安徽省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增加168.4亿元，贷款却下降32.2亿元。二是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资金被大量抽走。2004年年末，安徽省邮政储蓄余额已达369.1亿元，比年初增加63.8亿元，全部被抽走。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形成抽血不止、输血不足的现象。
农村民间融资日趋活跃。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县域金融需求，县
域资金供需矛盾突出，造成了农村民间融资日趋活跃。据调查测算，2004年年末安徽民间借贷总量达191.5亿元，约占当年安徽省金融机构存量贷款的4.78%，占全省农村信用社存量贷款的37.3%。民间借贷绝大部分发生在县城以下农村地区。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政策建议
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创新步伐。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压缩和清收不良贷款，改善财务状况，增强资金和资本实力，强化其对“三农”的服务功能。省农村信用联社要加快农村信用社内部网络的建设和改造，逐步使省内、省际间农村信用社实现通存通兑；协调解决农村信用社农村网点开办银行汇票，本票业务；研究农村信用社办理银行卡的可行性方案，积极创造条件发行农村信用社“一卡通”；建立自己的结算渠道，解决资金汇划难、异地存取款难等问题，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在推进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试点中，大多数县(市)建立了以县联社为统一法人的体制，为了防止农村信用社过度追求效益最大化，网点向城区集中，必须对乡镇农村信用社机构撤并给予适当限制，原则上一个行政乡镇必须确保有一个农村信用社。为方便农民存取款和汇兑，国家应鼓励农村信用社在欠发达地区和偏远乡镇增设分社，对达不到经营保本点的给予财政补贴和免税等政策，这也是落实国家实施的“反哺农村”政策的重要措施。针对目前少数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乡镇没有金融网点的现状，县农村信用联社要落实和督促附近的农村信用社承担起贷款、存款、汇兑等金融服务职责，确保不同地区的农户都享受到同等的金融服务。
改进商业银行对农村经济的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当前应根据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适当调整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信贷政策，扩大对基层行的授权授信，完善小企业评级体系和贷款定价制度，增设县域自助银行网点，拓展网上银行业务，重点扶持一批竞争能力强、成长性好的县域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农业银行，应发挥自己熟悉农村的优势，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网点布局，在城镇新区、开发区、城乡结合部、民营中小企业较发达的乡镇等经济活跃地区增设网点，研究新时期农村经济的增长点和金融服务的特点，针对农村民营小企业的需求，制定信贷评级和资金支持办法，为重新占领农村金融阵地积极探索。
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范围。农业发展银行应调整职能和服务范围，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在做好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发放的同时，扩大对扶贫贴息贷款、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教育、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交通建设的投入，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农产品精加工项目和适销对路的绿色农业生产基地，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切实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
改善农村金融生态，促进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国家应出台相关法规，对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涉农贷款要实行免税和贴息政策，加快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积极扶持支农金融机构。国家应出台政策，将邮政储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以县为单位以合理价格转入农村信用社或农业银行，弥补农村资金外流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快发展地方和民营信贷担保机构，适度降低资产评估及担保、抵押的收费标准，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疏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稳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规范企业改制，积极开展信用乡镇、信用企业、信用农户的创建活动，加大对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的制裁力度，改善县域信用环境和司法
环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专项支农资金和补贴，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对农村商业性金融网点代理政策性金融业务，提供贴息和呆账损失补贴，确保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
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在满足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促进农民消费、投资以及应对风险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国家应出台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对参与民间融资的各方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界定，使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民间融资机构的监管和监测。要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研究成立专门的民间小额贷款机构，为建立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创造条件。对具有投资性质的民间金融，可以考虑组建民营金融公司，比如民营财务公司、民营融资公司、民营典当等组织形式；对具有融资性质的民间融资，则可以考虑按合作制原则，组建农民自助信用社、合作金融所、社区合作银行等，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
第四篇：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2009-04-15 16:08:31 摘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50人论坛·北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一、如何看待当前劳动力市场
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后，就业的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减少。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88个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从2001年的0.75大幅度逐年回升，并持续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剧下降到0.85，系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我国实体经济增长显著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的减速，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失业率上升得到证实，很显然，其性质属于直接受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周期性失业率。我们可以利用有关分析机构提供的采购经理指数（简称PMI）的情况来理解这个性质。PMI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先行指标。它主要通过企业调查，将以下五类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即企业的新定单情况，存货水平，生产情况，供应情况以及就业环境等。一般认为，PMI在50以上表明经济处于上升的区域，而低于50则表明经济处于收缩。考虑到PMI的先行性，因此，它是预测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走向的一个有用指标。从PMI中的产出指数与就业指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来看（图1），它们从相对景气的水平上同时下跌到50以下，从而证明了当前失业率的周期性质。
图1：2008年下半年的周期性失业
资料来源：Markit Economics 《CLSA中国制造业PMI报告》，2008年12月1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仅比2007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形不尽相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一项样本为7139个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在2288个经济活动人口中，有215人符合失业的定义，据此推算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4%（汝信等主编，2008）。这个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采用更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指标，及时反映了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以引起决策者对周期性失业的关注。此外，这个关于调查失业率估算的优点，还在于它把农民工的失业状况首次包括进来，而这在正式的统计中和以往的调查中是一个缺项。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如果以这个调查的结果推断整体，并不令人十分信服，应该说高估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首先，这个调查的样本量太小，难以推断整体。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及工作地点截然分离的就业群体，他们在地区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因此，把他们混在一个仅7000人的样本中，实在无法具有任何代表性。
其次，农民工的抽样是难度极大的，该调查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确信其具有对农民工的代表性，尤其是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处于下滑区间的时候，农民工又是最先遭到冲击的群体，就业损失最为严重。如果在城镇调查的抽样中高估（或低估）了他们的比重，在正常的年景中就会低估（或高估）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危机年景则会高估（或低估）城镇调查失业率。
最后，根据调查失业的定义，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态通常难以精确判定。面对农民工群体，我们常常难以精确地区分失业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简单把失去某一项工作看作失业，与调查失业率的概念是不符的。
二、怎样估计就业冲击程度
认识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判断失业严重的程度，从而正确地制订应对政策，的确需要借助失业率指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统计信息相对复杂，不了解统计定义就难以准确理解。因此，我们先从关于失业的统计谈起。
我们通常从公开的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在2003年以前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这是因为当时在城镇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他们不被统计在登记失业中。但是，2003年以后，由于实现了下岗人员与登记失业并轨，这个指标对城镇就业状况的反映程度就提高了。不过，登记失业仍然有一些条件，如达到退休年龄的不再登记，没有当地户口的不予登记，那些不愿意登记或暂时没有登记意愿的人，即使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自然也没有被统计在内。
根据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一个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因而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针对16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他们就处于失业状态：（1）调查周内未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即就业不到一小时）；（2）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现规定调查时点之后两周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3）某一特定期间（现规定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否则，如果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就属于就业；如果不符合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特点，这个调查范围仅仅能够包括少量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常住人口，所以它主要还是反映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情况。可惜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可以计算该指标的调查项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关于调查失业率数字发布。
我们在（图2）中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组数字，前者是国家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后者则是我们估算的。鉴于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意义以及不同的来源，特别是由于一些数字带有估计的性质，这里的失业率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有胜于无的参考信息。从图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3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直至2008年再次上升到4.2%。由于登记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失业者必须自愿主动进行登记，才可以反映在整体登记失业人群之中，城镇就业在2008年较晚时期才开始遭遇明显的就业冲击，因此，该指标对就业市场的状况反映相对迟钝一些。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用调查失业率作为一种补充，以便更全面和及时地认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变化。
图2：两种城镇失业率的统计和估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作者估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我们可以间接计算城镇调查失业率。1997-2005年期间为实际计算数字，2006年及以后为估算数字（在图2中用虚线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虽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数字，但指出近年来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并且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左右。以此作为估算的依据，我们在2006年和2007年登记失业率的基础上加1个百分点，作为调查失业率的估计值。
我们估计200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即偏离了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相差1个百分点的规律，比2007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关于这个估计有两个依据。第一，根据对美国经济中采购经理指数（PMI）与失业率关系的经验，根据中国2008年后期PMI的下降情况，我们推算了失业率可能的提高程度。第二，根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的出口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影响（Green，2008），以及“奥肯法则”显示的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推算出的失业率提高幅度也大致如此。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估计并不精确，但是也不失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美国PMI与失业的关系也好，美国经验形成的奥肯法则也好，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形。但是，中国与美国相异之处通常表现在前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殊性，而这主要影响自然失业部分。鉴于此次失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所以，用美国经验印证中国在经济下滑情况下失业率的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至于谈到农民工遭受的就业冲击，根据农业部调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农民工2000余万，占1.3亿的15.3%。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了2008年因出口下降而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量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我们的判断是，迄今这些岗位损失主要压在农民工身上，这是因为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外向型企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雇用的主要是农民工，而且解雇农民工的制度成本很低。这样的话，看上去我们的估计就与农业部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
这两个数字的接近纯属偶然。实际上，我们还利用投入产出表还估计了投资和消费对2008年就业的拉动效果，两者都是正数，形成的该总就业是净增长的（图3）。不过，我们并不尝试把这个推算的结果与有关部门公布的就业增长数量进行一致性比较。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拟中，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就业效果都是理论数值，即按照常规的系数关系，相关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就业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但是企业实际应对的方式可以不同，例如他们并不采取立即裁员的办法，因此实际结果并不一定符合理论模拟。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前述估计，即认为城镇劳动力所受经济危机影响，一方面是因房地产等行业滑坡，及其通过产业关联关系使前向和后向产业遭到冲击以后才发生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如表现为大学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难等现象。到2008年底，城镇失业的增加可以用前述1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所包括。
图3：就业受三大需求因素影响的分解（2008年）
资料来源：张华初、王德文、蔡昉《抵御就业冲击的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模拟分析》，2009年备忘录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中国虽然已经接近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尾声，但是，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仍然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依照劳动经济学教义，劳动力市场状态无非三种，即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比教科书上所讲的这三种类型要丰富得多，我们分别描述如下。
1.城镇正规就业。主要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大多数从未经历过下岗或失业，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一些相对正规的新兴部门就业。他们具有稳定的劳动合同、法定的社会保障网络、随着工作年限而逐年提高的工资。宏观经济遇到危机的冲击时，他们总是最后被裁员的，他们的工资甚至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其工资刚性来自于制度性的保护；对于某些新兴的非公有企业来说，工资刚性则来自于效率工资。如果忽视细节上的差异而仅仅以单位的注册类型来划分的话，这类就业人群占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约40%。而按照某些更有针对性的定义来划分，城镇户籍就业人口中大约60%-70%属于这个正规就业群体。
2.城镇正规失业。主要形式是登记失业，即在拥有本地户籍身份的前提下，享有进行失业登记，从而在规定的时期中取得失业保险金的权利。除此之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为同一群体提供更加保底的社会安全网。在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情况下，各种瞄准到企业、社区、个人和家庭的就业扶助措施，也主要针对这些有本地户口的人群。在2008年4.2%的登记失业率下，这个登记失业群体大约有886万人。
3.非正规就业。他们的特点是在非正规的部门，如一些用工不规范的个体、私人企业，以及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经济活动；或者在正规的部门却不享有正规劳动待遇，如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工资低于市场决定的水平，没有加入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城镇居民中一部分经历过下岗或失业的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成长劳动力目前处于这种状态，大约为全部城镇户籍就业者的30%-40%。不过，由于具有本地户口，他们通常可以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地方性的就业扶助。
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比例就更高了，据调查大约在2/3以上。目前，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中，那些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已经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另一部分则具有更强的流动性，统计对他们的捕捉能力有限。但是，无论是否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大都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迄今为止也难以被纳入登记失业统计和就业扶助对象之中。此外，本地和外地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也具有这样的非正规性质。
4.农业就业。在二元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来自于农业中的剩余。由于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每当发生经济周期，城市对劳动力需求降低时，劳动力转移就会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农民工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村就业的不充分、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可以被划分为常住务农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两个部分。常住务农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1.78亿-2.28亿之间，他们呈现出年龄偏大的特点，只有18.8%在30岁以下，而81.2%超过31岁。至于返乡劳动力，在常规的情况下是个体行为，即有来有去，他们的年龄结构大致与上述常住务农劳动力相似。然而，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返乡行为，则是以成批成群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返乡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接近于外出农民工，即61.3%年龄在30岁以下，38.7%超过31岁。
这种劳动力回流现象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说，由于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已经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因此，这些相对年轻的劳动力返乡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许多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了承包土地，其中年轻劳动力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加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完善，就业机会不足和社会保护不充分，会使他们陷入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和生计境况。
四、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几个就业群体的划分，可以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错综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岗位人员的多样化。例如，对全国88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显示，在城市职业介绍市场上，寻职者的构成十分多样化和分散化，没有哪些组成部分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历年分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就业转失业人员占17%，本市农村人员占15%，其他失业人员占13%，在业人员占5%，失业青年占22%。外埠人员占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虽然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组特定人群制订相应的就业扶助，或者分别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但是，除了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这个普遍有效的举措之外，并不能指望用某种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手段来一揽子解决所有群体的失业问题。
自200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
1.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16个非农业部门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产业的GDP拉动效果与就业拉动效果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实际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225。中央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实施的产业振兴规划，通常以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重化工业部门为关注重点，对于替代房地产等行业不振影响到的对上下游产业的需求，预期能够产生显著的拉动效果。而对于吸纳就业效果最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利用上述投资计划的地方和民间配套投资，以及减税、减负等财政手段给予扶持。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的大好时机，包括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形成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是青年劳动者。在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3.保持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
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图4），我们发现1991年－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历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下同）是11.9%，1997年－2002年是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平均增长8.4%，2003年之后又达到了11%。但是，在上述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正规就业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是可以补回来的。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图4：经济增长表现与就业渠道消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
4.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在中国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07年5.34%的总体调查失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
作者：蔡昉
第五篇：浅议农村金融机构人才流失原因及相关建议
浅议农村金融机构人才流失原因
及相关建议
【摘要】人才流动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现象，金融行业也是如此。近些年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的金融格局日臻完善，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其中的人才资源成为商家竞争的首选产品，金融人才流动性骤然增大，人才资源的价值理念得到了极大体现。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熟练人才”流动呈现“净流出”格局，已经影响到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种状况，本文浅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人才流失原因，并从深化体制改革、健全激励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对策思考。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格局日臻完善，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其中的人才资源成为商家竞争的首选产品，金融人才流动性骤然增大，人才资源的价值理念得到了极大体现。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熟练人才”流动呈现“净流出”格局，已经影响到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一、流失现状与主要特征
人力资源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2004年1月24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说，“人才流失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过去流动多是从国有单位向非国有部门流动，站在国有企业立场上，这种单向的流动就成了流失。”从这段话来看，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人才多向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站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立场上，就形成了人才流失。其主要特征体现在：
（一）“熟练人才”为“净流出”格局。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没有人才引进的主动决策权，只有人员辞职的被动同意权。针对人员辞职所引发的缺编问题，一般都是由一级法人机构统一从应历届本科毕业生中招聘补充，人员数量虽然呈现动态平衡状况，但人员质量却表现为“输出的为熟练工，引入的为学徒工”。
（二）流失人员多为年纪轻、经验足、业务精人群。以长丰县域
农村金融机构为例，流失人员中：有87.5%人员年龄在28至40岁之间，呈年轻化特征；有38%人员第一学历为大学本科，呈高学历特征；有20%人员为中层管理干部，呈管理型特征；有 90 %人员从事过会计、信贷、计划、法律类岗位，呈业务型特征。
（三）流失人员多数在金融领域再就业。调查发现，除少数人员确因家庭原因而离开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其他人员均在合肥市区的徽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任职，多数还被安排在中层主管以及其他关键岗位，个别人员已走上高级管理人员岗位。
二、人才流失的负面影响
（一）引发部分从业人员思想不稳定。在对同行流失人员比较分析后，一些人员心态失衡了，认为这些流失人员以前和自己智能、岗位和阅历都不相上下，但他们的原有职位不仅保了或升迁了，而且福利待遇高了、发展空间大了、精神状态好了，于是产生了观望和等待心理，处处留心搜索其他金融机构招聘信息，择机走人，另谋发展，以致于工作思路糊了，工作激情没了，整个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二）增加了人员培训成本。从业人员的新旧更替，本是新陈代谢规律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流失的多属熟练人才，为农村金融机构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是市场营销、业务经营、风险管控、发展创新的行家里手，不同于一般状态下老弱病退和毕业分配的正常交替，农村金融机构为毕业应聘人员达到所流失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熟练水平所花费的成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属于额外耗费。
（三）削弱了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创新能力。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流失人员的直接影响，就农村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伴随熟练人才流失的是，业务技能、营销策略、管理经验以及优质客户的转移；二是人员流失后的间接影响，受优劣比较后的情绪波及，不仅使一部分人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而且其他人员受此环境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淡化了工作积极性、能动性和创新性。分支机构发展动力削弱，发展进程趋缓。
三、导致人才流失的原因分析
根据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特点，从福利分配、正向激励、人才发展、文化氛围等方面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比较分析。
（一）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酬薪机制难留人。目前，农村金融机构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薪酬机制，还仅仅停留在搭建薪酬框架的状态，即按照员工岗位设定各个薪酬系数值。以笔者所在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例，薪酬系数划分为三等，基层员工薪酬系数在1.2-2.0之间，中层干部薪酬系数在2.5-3.0之间，高管层薪酬系数在5.0-6.0之间。这样就造成了两种失衡现象：一是基层员工与中层干部薪酬差距过小；二是中层干部与高管层薪酬差距过大。
（二）正向激励少，问责追究多，奖惩机制难留人。目前，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制定的各项奖惩制度，在形式上一般都是问责追究条款多于正向激励条款，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过于强调追究员工责任，员工容易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去做事”，而对于取得成绩和做出贡献的员工，要么不适时地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激励，要么采取变相方式使激励大打折扣，员工很容易丧失工作热情，“不愿去做事”。
（三）人员提拔仍带传统行政特色，论资排辈，用人机制难留人。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在干部任用方面一直都墨守传统的“唯资唯历”方式，人员提拔过程中行政色彩明显，即使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这种潜规则的束缚，人员提拔重资历而轻能力，依然是论资排辈，这无形中给那些资历浅、业务精、素质高的员工设置了障碍，使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的员工更愿意到别处一试身手。
（四）企业文化高度统一，单调呆板，文化机制难留人。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理念具有极强的“同一性”，自主创新能力极度弱化，企业自上而下近乎教条主义的文化氛围使得企业团队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员工积聚的是满腹的牢骚，缺失的却是愉悦的工作激情与工作积极性。
四、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农村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深化人力体制改革，实行市场化人力资源配置，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达到金融人才在金融系统内良性流动，更好地促进金融资源的整合。同时，要充分授权各级分支机构在人才引进上有
自主权，各级分支机构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在社会公开招聘有着丰富经验和业务能力强的金融人才，确保人才正常有效流动。
（二）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村金融机构要建立科学的指标考核体系，合理设置岗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充分利用经济手段作为激励方式，加强工作业绩与绩效、岗位变动的关联度，杜绝人情、关系网对考核结果的影响，同时，要加大对优秀员工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激励机制对员工的促进作用，有效促进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
（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农村金融机构在业务经营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人人平等与纪律严明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底蕴,通过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设置,建立公平发展、公平竞争的机制,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加以保障,为员工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空间,真正体现出人力资源是银行文化建设的主体。努力营造一种创新、竞争、和谐的氛围,要从树立团队精神的理论高度统一规划和创建一种具有导向性的企业文化，真正以维护集体利益为核心,增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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