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论文(简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合集五篇]

第一篇：公共外交论文(简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简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公共外交比起我们熟悉的“民间外交”的内涵更丰富。

其中，媒体一直以来都作为公共外交的有效“工具”之一，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媒体和国际政治的互动日益频繁，更是导致国际传媒成为“国际政治的掮客”。这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大众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媒体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媒体日益成为现代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开始用一系列新的名词来描述这种变化，比如“公共外交”、“媒体外交”、“瞬时外交”、“电视外交”等等，但这些名词在使用上产生了一些混乱，人们隐约感到了媒体在外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具体到在什么范围内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影响力的大小如何以及如何进行操作，往往语焉不详。

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主要内容

在当今时代，媒体外交主要指政府运用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带以及新兴的电子通讯手段,宣传对外政策。一般来说，根据媒体外交管道的先后顺序，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公共声明。政府声明是政策信息的起点，也是媒体外交管道的开端。政府的公共声明往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发布，比如政府记者招待会，各部门的吹风会，政府官员在一些重要场合的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的节目、接受记者的采访等等。由于政府的公共声明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一旦确立口径，驻外使领馆、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延伸机构都必须按照该口径在全世界解释本国的政策，容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公共信息活动。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公共信息的传播速度，任何国家要想使自己能够较好地得到国际公众的认识、了解和支持，就必须充分把握技术发展带来的这一块公共资源，逐步通过加强领导，配套体制，把公共信息的散播纳入媒体外交轨道，诚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自由散播信息的能力能够增加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劝诱潜力”。

第三，国际广播活动。国际广播又叫做对外广播，是专门以外国听众为对象的广播，是媒体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开展国际广播，尽管承担着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任务，但最主要的还是服务于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

媒体在外交中的角色

引导性角色。政府推动媒体在国防和外交事务方面扮演引导性角色。具体来说，在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媒体起到了加速、阻碍和议程设置的作用。尤其是当政府内部对危机的看法不一致时或政策议题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些作用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媒体的报道加速了政府回应危机的速度，阻碍了质疑政府声音的出现，同时还重构了政策实施的优先顺序。

中介性角色。在国际交往中，双方无法直接接触或缺少第三方协调解决分歧，媒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双方对话进程，担任调停人的角色。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媒体为冲突的双方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旨在充分反映双方权力精英的意见，从而在理解和沟通中化解紧张关系，也有学者将媒体所承担的这类角色称为外交掮客。

参与性角色。政府使用新闻管理的策略，诱导媒体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外交事务。例如，两国在交往过程中，不愿意在一开始就显露其意图，或者是无法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媒体便可以充当试探气球的角色。双方可以通过媒体将各自的立场、期望、局限传达给对方和国际社会，借此试探对方国家的民意和国际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基本不具备批判能力，主要承担制造共识的任务，便于政府官员进行新闻管理，使媒体能够准确地反映权力精英的看法，主动配合政府的政策传播。

媒体应在公共外交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前瞻性与专业性并举。主流媒体参与公共外交不能亦步亦趋，且主流媒体还必须深入剖析事件的内里，以专业性和前瞻性打赢国际舆论仗。二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共存。我们既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又要努力掌握高超的舆论引导艺术。以政治高度和引导艺术来使客观性维持在海内外皆能接受的范围。三是主流性与主导性同在。公共外交的目标是他国主流社会和公众，不能把精力过于分散到他国的各个领域，应更多关注他国主流社会在思考什么，在如何看待中国。主流性要服从主导性，主导性要适应主流性。

四是市场性与公关性齐谋。中国主流媒体深入公共外交领域，不能一味讲投入，也要讲市场。讲市场性的目的又是为了公关性。也就是既要市场行销，也要政治行销。

总之，在中国公共外交格局中，主流媒体应发挥更大作用。

主流媒体：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剧烈变动的今天，在区域竞争日趋加紧的时代，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争夺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向世界展示一个和谐、发展和负责任的中国，是中国的主流媒体所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严重的歪曲乃至攻击，像连年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这样的炒作热点。西方政治家制造了意识形态鸿沟，并通过他们强大的媒体宣传，致使外国普通人士也对中国有众多误解。如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军事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被认为会增加外国的失业率，甚至光明磊落的中国对非洲的政策被诬为新殖民主义。

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我国，也不利于他们自己，因为偏见会使他们的对华政策随之产生严重偏差。可以说，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１３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事关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是世界和谐的必要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媒体能在公正立场上报道中国，更不能寄希望于他们来填补自己制造的舆论鸿沟。我们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首先要寄希望于我们自己。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工程。在这个方面，我们不但要会听，还要会说，会交流，传统的外宣工作是现代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后者的内容更为广泛。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场合无处不在，具有广阔的舞台。

作为主流媒体，向社会大众提供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新闻、信息等精神产品，不仅肩负着引导舆论的重任，同时也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未来特质和走向。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汹涌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载体与表达平台，同时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

第二篇：公共外交翻译

中国文化的根基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

——孔子《论语》

中国人民骄傲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其近4000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古老的文明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复杂而神秘，但是对于西方的政府人员们来说，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会帮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人。

中国文化由四大历史传统构成： 1平均地权

第一个传统是平均地权。中国是最早发展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古时候，即使是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也是生活在农村。这些农村群落，通常分布在群山之间，在众多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为了生存，人们开始集体生活，形成了公社社会而非个人社会。因此，集体利益往往胜过个人利益，并且相对于独立的个体思维，人们更倾向于相互合作，服从集体。如今，这种农业思想甚至在现代都市中都依旧盛行。尽管被统治阶级无情的剥削，在过去，农民的地位也一直都高于商人，农民是中国财富的创造者。商人被认为是依靠他人劳动生存的寄生虫，人们对商贸活动也存在偏见。中国民众对农耕和商业持有不同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理因素。在过去，崎岖不平的地形只能支撑游牧经济，复杂的农耕文化及城市文化蔑视游牧民族。由于与这“小部分”的接触构成了他们全部的对外接触的经验，中国民众逐渐把外国文化归为低劣之列。

自2000多年前中国的大一统以来，中国一直自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在过去，几乎没有国外制造的商品可与中国制造的匹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自视为出口国，勉强进口些原材料，而很少进口成品。在西方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承认一些西方产品的优越性，并暂时开放了市场，但是近些年，中国很快跨越了技术鸿沟，并很可能再次占据领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中，“中国无所缺”的传统观念又开始盛行，这使得购买中国产品和服务变得相对简单，而向中国出售产品和服务变得充满挑战，就如同向爱斯基摩人出售空调一样。哲学传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论语》

孔子并非宗教人物，尽管被尊为神，并且建有孔庙。孔子（公元前6世纪-5世纪）是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学家，他提出一个成功的政治体系应建立在一个有序的社会等级上。孔子的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幸免，因为孔子宣扬将社会视为金字塔，最上面应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下至上，从平民，到官员都要对皇帝忠诚。只要人们各司其位，那么政府与社会才会和谐，每个人也都会变得富裕而幸福。

维护该体系的基石是皇帝必须是一个道德典范。忠诚是自下而上的，而腐败却是自上而下的。借用中国的一个比喻就是，鱼总是从头开始腐烂。因此，任何族群的领导都应该是自律与美德的化身。

在儒家理论中，一个家庭应该就像一块封建领地。父亲地位最高，根据影响力不同，父亲之下由高到低为兄弟，儿子，母亲和女儿。男性家长对其他家人负责。家庭中的任何一人犯错，男性家长与整个家族都负有责任。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221-206），有一种刑罚叫做灭三族，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犯下滔天之罪，上至祖父母，下至重孙辈，都要被杀头。由于头上悬了这把刀，自然，家庭成员都相互监督，以确保大家各司其职，不越轨不犯错。

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就像是政府的微观模型，每个成员与其他人都有特定的清楚的关系。家庭成员被称为“大女儿”、“弟弟”等等，而不是直呼其名。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人对于家庭成员间关系有着非常明晰的称谓，如“伯父”，“姑父”等。例如，对应英语“Uncle”（叔叔）一词，中文就有8种不同的称谓。

没有家人的人会被人怜悯，但同样会遭受非议。因为没有家人的监督，他们更有可能犯错或犯罪。儒家思想的价值依然是中国礼节的根基。示例如下： 尊重上级

等级森严。在金字塔结构下，底层应尊重高层。社会阶层自上而下依次是士农工商。“士”即是受人尊敬的“贵族”。而流民，如歌舞伎，妓女，难民和奴隶，则被认为是属于最低的等级。不同的社会权威适用于家庭外部以及其内部。尊重长辈

在家庭内部也同样存在等级。最年长的男性通常是一家之长，其他家庭成员都应该顺从他。以年龄定尊卑适用于所有成员。弟弟应该顺从哥哥，妹妹顺从姐姐。在所有父系社会，女性应顺从男性，尽管男性家长的正室在持家方面有更大的权利，尤其是对儿媳有更多的掌控权。中国人敬老爱老是因为他们认为老年人更有经验，更有智慧，所以其地位要高于年轻人。家庭观

儒家思想传统上把家庭当做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成为强大家庭观的提倡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成为“团队协作者”，首先在家庭内部团队，其次是社会团队。孔子只是简单地将现存的集体合作的农耕战略进行编码，并应用于社会整体。这些价值观在适应家庭经营上非常理想，而且实际上，大部分中国私营公司都是家庭所有。在这些中国家庭商业中，儒家理学观念最强。通常，这些商业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家庭首领，有一个长期目标和家庭义务，并且只由家庭内部提供资金，由家庭内部负责。老子

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为不争之德。

——老子《道德经》

与孔子同时期的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其哲学与孔子相似。孔子力求理解人们与社会的角色，而老子希望阐释人和自然的基本原则。阴阳的概念及其关系的概念来源于道德经。阴指女性的，黑暗的和消极的力量，阳指男性的，光明的和积极的力量。在道家思想中，宇宙是阴阳两种力量的混合体，两者互斥互补。世事没有黑白之分，只有无限的灰。道家思想给“随波逐流”添加了新的定义，即中庸之道。道家的一些处世态度会令西方人有一种挫败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不坏不修”，这足以使得西方质监人员，维护人员和检修人员想喝一杯。另一个例子是在签约谈判时。西方人的法治观念寻求界定协议的各个方面，而道家原则是没有所谓的正确的或错误的契约，只有不同程度的正确性。这就是说中国人认为所有条款都是开放的，甚至在签约后，也可以做妥协。中文书写

第三个历史传统是中文写作方式。中文字符类似埃及象形文字，使用固定的象形字来组词，并将各种图形组合以创造更复杂的文字。这使得说200多种不同方言的人可以阅读同一种语言，因为每一个字符传达同样的意思。这个系统恰与标音法系统相反。如拉丁字母就是使用标音法，其字符只能表示读音却不表示意思。汉字成为团结讲不同方言的人和不同文化的重要力量。

要读懂汉字，需看其整体，而不仅仅是其组成部分，叫做偏旁部首。这形成了中国人的心态：透过树木见森林，选择宏观方法，忽略细节。

汉字有一个大的缺点，即复杂性。

西方的孩子可在一年内掌握26个字母。而中国的小学生则需要记住上千个复杂的字符，这需要很多年的学习。据估算，仅仅阅读报纸，就需要3000左右的中文词汇量。另外，罗马字母只最多需要4种笔画，而汉字可能需要十几个笔画。因此，强调记忆力的代价是牺牲随机应变的能力。

中文书写如此复杂，导致教育过程更长，教育强度更大。这也助于形成了中国人对时间的态度，他们认为重要之事皆不能速速完成。

例如，拉丁字母只有26个，所有字都可以通过26个字母的不同组合实现。查字典时，只需要知道其读音，即可轻易根据其字母顺序查找到相应的词汇。对于西方人来说，按照字母顺序组织事情是一种自然倾向。

相反的，中文有超过47000个汉字，并且无法将其分类。汉语言学家在编纂字典时试图使用笔画或偏旁部首。这两种方法都非常复杂，中文有57种笔画，214种偏旁部首，并且其中还有很多特殊情况。要查中文字典，首先要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很显然，如果知道怎么写，就不用再去查字典。如果不知道字怎么写，就需要知道该字一共多少画，或者有什么偏旁部首。查汉语字典需要很久，而查英语字典时，只需要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所以，汉字的分类法是57种笔画和214种偏旁部首的结合。这可能给西方人造成困惑，他们的思维是直线式的，就像电脑流程图。而中国人更倾向于从全局考虑。西方人眼中的简洁，清晰的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如此。对外国人的历史态度

第四个历史传统是中国人对待外国人谨慎小心的态度。在与外国人交往历史中，中国人一向不愉悦。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就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侵略。在12世纪，蒙古人入侵，并建立元朝。他们实行种族清洗政策，据估计，期间死亡的汉人超过5千万。16世纪，另一支东北游牧民族满族入侵，并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代。满人认为汉人如家畜，并且强制推行羞辱性的政策，男人必须蓄发，来代表马尾。秃秃的前额，长长的辫子是19世纪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这实际上是异族入侵者强制实行退化的着装要求的结果。

19世纪和20世纪，外国人的名声也没有提升。在1839年到1860年间，英国多次派其舰艇炮击中国沿海城市，试图迫使清政府允许鸦片进口。这就是鸦片战争。因其正在着力应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内战，清政府除了满足外国商人的需求以外别无选择。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的领导者洪秀全，科举考试数次失败。在经历数次打击之后，他最终宣传其为耶稣的兄弟。该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2千万。因此，对外国一切事物的怀疑，尤其是对宗教的怀疑，进一步加剧。

之后，西方列强联合，将中国瓜分。一个美国贵族家庭的财富就来自于对中国倾销鸦片，那时中国约有2百万人吸食鸦片。

1895年，日本也加入了对中国的侵略，并开始蚕食中国领土。到1927年，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并犯下中国人难以原谅的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二战以后，美苏两国重新介入中国之事，在解放战争中分别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后国民党退至台湾，置于美国保护之下。

这样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质疑态度。如此，你们便可理解一些中国人的恐外心理了。

对外国人的现代态度

大部分现代中国人没有见过外国人。在小城市和乡村，外国人总会吸引众人的眼睛。这不应被视为威胁和无理。这仅仅是因为外国人实在少见，所以他们感到新奇（不然就是你是名人，当然这取决于你的自我认定）。很多中国人对外国人心存畏惧，但是大部分人会对你礼遇有加。有很多外国人做生意的大城市，这种反应就很少。但是如果你来到乡村，你一定会成为焦点。

很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很富有。因为这些人有钱有时间来往于各国之间，而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都不允许他们出国。所以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甚者，也可能导致妒忌和怨恨的心理。

真实的故事：贸易战争

1793年，英国特使麦卡特尼勋爵来到中国，和乾隆皇帝协商贸易开放之事宜。乾隆皇帝回复英国国王的信件中写道：“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由于中国对待外国商品的态度，英国商人只能支付银子以进口所需物品。但是，这种形式威胁到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中国人民当时没有意识到吸食鸦片的严重后果，再加上即便买卖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英国商人依然不断从印度向中国走私廉价的鸦片，中国人惨遭鸦片荼毒。为了阻止英国人非法走私鸦片，中国政府扣押了几艘走私鸦片的英国货船，还焚烧了他们的非法货物。这件事成了英国向中国派遣炮舰的正当理由，迫使中国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限制，在中国自由地进口英国商品。

中国人如何看待其他民族？

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观”尚未渗透进中国文化，所以，即使你在中国遭遇一些在西方社会看来带有偏见的态度，你也不必感到惊讶。当然，这样就说所有中国人的观点都一致未免有失偏颇，不过中国人对外国人确实持有一些普遍的看法。美国人

通常，美国人被认为是开放的，温暖的，友善的，可信赖的，还有一点天真，尤其是在中国做生意时。与中国社会相比，美国社会被认为是浅薄的，没有可用来吹嘘的历史和文化。另外，“丑陋的美国人”形象也已形成，人们认为美国人傲慢，自大，自负，固执己见，缺乏耐心和自律。英国人

暂不管英国殖民中国的黑暗历史，英国人依然是被尊重的。人们认为英国人聪明，懂得人情世故。负面的是，他们冷漠的名声，尤其是在香港，英国商人和官员常以低等的被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他们的高冷阻碍了其与中国人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这不利于其在中国做生意。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被认为是友善的，但是就像美国人，他们也不会处世，缺乏文化。然而，澳大利亚人被人信赖，因为人们认为澳大利亚人诚实而直率。相比于同英国人来说，中国人可以与澳大利亚人发展更为亲密的关系。加拿大人

人们认为加拿大人比英国人亲切，比澳大利亚人懂处世，并且没有美国人傲慢。加拿大的好名声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诺尔曼﹒白求恩的人道主义援助。他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有雕像的外国人，也是唯一一个有医院和医学院校用其名字命名的外国人。陆军流动外科医院创始人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无私救助中国伤员。其英雄行为被毛泽东书写，成为中国学生必读材料。日本人

日本人被认为是勤劳的，高效的，成功的，并且十分忠诚于其公司及日本。日本人适应西方科技的能力为人钦佩。然而，由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人们认为日本人是残忍的，暴力的，并且不值得信任。这种不信任，部分原因是来着与日本人过分礼貌的态度。表面上看，日本人希望其形象是亲切的和蔼的，然而实际上，其只追求其利益最大化。这通常使他们看起来两面派。同时，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没有为其二战受害者提供足够的补偿或者没有道歉。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依然有很强的怨恨。

奇怪的事实：大班

詹姆斯卡维尔关于早期香港商人的著名小说《大班》，将“大班”一词变成常用词。“大班”指的是19世纪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经商的有影响力的外国商人。“大班”在英文中的对应词为“Bigshot”（权贵），指在英国控制香港时期，有权势的企业经理和企业家。本来是用来指那些掌管如怡和集团这样大公司的人，现在用来代指各种企业经理。除香港人，外人均不知该词和“Fragrant Grease”（贿赂）。“大班”一词的实际含义是妓院蛇头（正确的广东话是“lof-pan”）。早期中国商人误解了其含义，并采用“大班”一词。任何将大班一词用在自己身上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卖弄之人。如果有中国贸易伙伴对你使用“大班”一词，那只是在嘲弄，并非是赞许你的商业头脑。韩国人

韩国人比日本人受欢迎一点。中国人认为他们固执，但是比中国人更勤劳。但在战争中，韩国附属于日本，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给韩国人带来了污点。海外华人

大部分西方人认为，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比西方人在中国大陆更有优势，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海外华人被认为有强大的关系网，这通常招来羡慕和不屑。人们指责他们太有钱，爱炫耀，并且对于节俭的本地人有着居高临下的感觉。许多海外华人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敌对情绪就有所上升。这些人的炫富行为也招来了犯罪团伙，小偷和强盗的注意。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台湾、香港还有新加坡这样的地方不同的商业模式之间会产生冲突，海外华侨在外国所接受的教育也会产生影响。这就进一步提醒我们：看似同质的中国文化其实也极具多样性。

第三篇：浅谈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

浅谈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

摘要：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所开展的一种外交活动。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公共外交越来越受到多方的关注。在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寻找有效的公共外交途径尤其重要。而海外侨胞在公共外交中能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对影响外国友人对中国的看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怎么发挥华侨公共外交的影响力就更需要寻找到有效方式。

关键词：华侨、公共外交、影响力、途径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开展的外交活动。比起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这种外交更重视文化、人文、艺术等软实力手段。过去的数年间，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公共外交的实践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海外华人华侨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80万旅日华人活跃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发扬光大。

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强调要“拓展侨务公共外交”；无独有偶，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在大会发言时也指出，“十二五”时期，要“以‘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为主线，加强侨务公共外交”。“侨务公共外交”的首次提出，成为了本次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新形势下，加强侨务公共外交，增进侨胞住在国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侨务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

而什么是“侨务公共外交”？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鼓励海外侨胞以多种方式向住在国政府及主流社会的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等等，帮助他们客观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发展进步。要使海外侨胞成为促进中国与住在国各领域合作交流的友好使者。

海外侨胞在开展中国的公共外交中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海外侨胞在住在国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实力不断增强。经济上，目前华人的贸易中心遍及世界各地，华商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科技上，西方发达国家集聚着数百万海外侨胞专业人才，所从事的研究涵盖当今世界大多数高新科技领域；政治上，海外华人已逐渐摆脱“只重事业发展，不问政治国事”的传统，参政意识不断增强。随着华人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特别是新华人和华裔新生代逐渐成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力量，海外侨胞逐渐为主流社会所关注，并日趋融入主流，进而影响主流。

随着海外同胞在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所以促使加强海外同胞对住在国的外国友人对我们国家的认识，看法就变得尤为重要了。而针对如何更好地开展侨务工作，鼓励海外侨胞以多种方式向住在国政府及主流社会的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等等，帮助他们客观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发展进步，使海外侨胞成为促进中国与住在国各领域合作交流的友好使者，我想了以下几个小建议。

1、建设文化强国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使国外友人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或者对中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就像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府，世界各地掀起一阵学汉语的热潮，这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所以让华侨多接触中国文化，让他们自己先热爱上中国的文 化，进而才能将这股热爱带给外国友人，让外国友人也爱上中国的文化。

2、侨务部门可以针对外国人关注的中国热点问题，组织海外侨胞实地参观访问和交流。鼓励他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住在国主流社会全面、真实的介绍中国。像可以定期举办一些侨胞参观中国的名胜古迹、一些时政大事发生地等等。

3、可以多跟华商交流，让他们投资到中国的一些经济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华胞更加深入得了解中国的国情、政策方针，使他们能更切实与外国友人有意愿在中国投资项目的人更好的交流。

4、可以邀请华侨同胞在中国资助建立一些希望小学，或者援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等等公益活动。这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形象。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中国还有许多需要大家伸出援手帮助的地方。

5、此外，要重视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邀请华文媒体负责人和编辑记者参加“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并邀请海外华文媒体来华采访，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将“文化中国”打造成感知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努力丰富海外侨胞的文化生活，加强“华星书屋”、“华星影库”建设，扶持海外侨胞自主创办的各类文化团体。据介绍，从2009年开始，中国国务院侨办着力将春节打造成在海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平台，开展“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慰侨演出活动，被侨胞誉为“海外春晚”。国务院侨办还会同云南、四川省政府在海外举办“文化中国，七彩云南”、“文化中国，锦绣四川”等系列文化活动；在“文化中国”品牌之下，持续开展“名家讲坛”、“中华才艺”、“中华医学”、“中华美食”等特色文化活动。就像现在我们春节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同一首歌走进美国、加拿大这些的演唱会。而且可以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如元宵节、端午节这些组织侨胞参与包饺子、包粽子、划龙舟等等活动。

6、鼓励海外侨胞积极融入当地的生活，回馈社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鼓励华侨社团加强团结，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海外侨胞走出相对封闭的“唐人街”，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

总而言之，开展“侨务公共外交”重在发挥海外侨胞在中国与住在国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侨务部门大力提倡和谐侨社建设，倡导树立海外侨胞新形象，这有利于开展“侨务公共外交”。侨务部门鼓励侨胞回馈社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鼓励华侨社团加强团结，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海外侨胞走出相对封闭的“唐人街”，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与住在国民众和睦相处。此举既有利于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发展，也促进了住在国的经济社会进步，同时更为增进侨胞住在国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达到了“三方共赢”。

第四篇：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综述

政法学院

本科生课程作业

课程名称：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专业：国际政治

学号：

1101408024

姓名：赵子哲 2011-6-22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综述

【摘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国外外交学》一书中首次引进“公共外交”概念到2011年杨洁篪外长发表《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一文，公共外交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简要梳理对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从公共外交概念、战略目标、特征和案例分析等方面概括研究成果，第三部分评析相关研究成果并分析发展趋势。【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国研究综述

公共外交作为学术概念最先在美国提出，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这个学术上的舶来品经历了一个与中国历史实践、自身发展规律和现实条件相结合的过程。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发展，关于中国自身的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初现形状，并展现巨大的研究空间和发展前景。

1，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历程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在多国历史中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且具有相似的规律和特点。但同时，又因各国国情的千差万别，各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历史、指导思想、实践路径等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所进行的公共外交是指改革开放后，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有益经验，根据我国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创新实践的公共外交行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分析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和借鉴吸收西方公共外交研究成果，从理论体系构建、历史研究、个案分析等多方面进行的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体系构建的尝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起步阶段，本阶段主要是介绍西方公共外交理论，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状况。2003年中国公共外交理论首次提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王义桅在《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一文中首次提出“开展中国的公共外交,要求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智慧,探讨我们开展公共外交的观念、环境、资源和挑战,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战略体系”，进而从目标、手段、重点和机构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战略体系的内容；王义桅博士发表的另一篇《三个代表与中国公共外交》一文，首次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政治指导思想框架下研究；

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研究迅速发展，一方面是对公共外交概念、形成条件及作用的理论探索，重要成果有唐小松所作《公共外交：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高飞所作《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赵可金《硬外交、软着陆—试论中国外交新思维的形成与影响》等；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公共外交系统理论构建的尝试，代表作有、唐小松《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体系构建》和《论中国公共外交的两条战线》、外交学院博士王俊《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内容与形式》，优秀硕士论文《公共外交：理论、实践及对中国的借鉴》、《中国公共外交析论》、《试论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公共外交理念对地方政府对外宣传的启示一以成都外宣为例》； 从2008年开始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开始与个案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主要和汶川大地震中对外传播手法运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紧密结合起来。公共外交理论研究与公共外交实践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案例分析代表成果有《公共外交与灾难治理---汶川震灾治理启示》、《中国公共外交项目运作分析——以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为例》、《体育外交---公共外交的“草根战略”》、《上海世博会—中国公共外交的大舞台》、《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实践评估》、《世博会与我国公共外交》。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体系构建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代表作有优秀硕士论文《新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徐莹《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亮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俞新天《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思考》、外交部长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我国公共外交的特点、角色与发展—基于胡锦涛2011年初访美活动的分析》。另外就是公共外交领军人物赵启正所著《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一书，此书搭建了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具体实践和战略方面研究的基本框架。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成果概览

在中国学术界二十年的公共外交研究历程中，针对自身发展规律、现实条件和国际化途径，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兼备新兴大国共性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已初现形状，本文从中国公共外交历史背景、概念界定、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四方面总结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现状： 2.1，中国公共外交历史背景

每个国家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中国学者很注意研究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背景，优秀硕士论文《中国公共外交析论》中将中国公共外交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的起步、发展和动荡阶段和改革开放后的逐步成熟阶段。起步阶段指从1931年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对外传播分散、不连续、主要以抗战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目标；发展和动荡阶段指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这一阶段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大为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对外传播格局，意识形态宣传色彩越来越浓厚，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留下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外交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不仅在传媒技术和传播能力方面得到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对外传播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文章指出，自1997年起对外宣传机构和部门纷纷改名，改“宣传部”(Propaganda)为“公关部”(Public Relations)或“信息新闻情报部”(Information)或“联络交流、流通部”(Communication)，把对外宣传改为对外传播。这代表了一种思想的革命和观念的更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白乙在《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一文中精辟分析了中国公共外交产生的独特的历史条件。他说，新中国外交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新中国有限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发生地域上表现为国内多于国外，社会主义阵营内多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于西方国家；在形式上表现为双边大于多边；在对象上则是精英群体多于普通民众。

2.2，中国公共外交概念界定 到目前为止，关于公共外交还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存在差异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国家属性和国际环境不同，公共外交的范畴和重点总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是公共外交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形成一个权威的、科学的公共外交概念是十分必要的，也已经做到了。在学者们对国外公共外交概念和中国实际情况分析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提出的公共外交概念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同，此后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多沿用这一概念。

赵启正被日本学者誉为现代公共外交理论框架、具体实践和战略方面的有名权威，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中心人物。他在《中国登上公共外交世界舞台》这篇文章中已对中国的公共外交概念进行了初步设计，并在最新著的《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一书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诠释，这是现今中国学界最完整、最权威和最为广泛引用和认可的概念。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间，广大公众是基础。

书中用了一个非常简明经典的图示，清晰展现了公共外交的范畴及其与政府外交的关系： A国

B国 政府政府

公众公众

上述图示表明：“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包括了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双向交流。这里的“公众”既包括非政府部门的机构和组织，如媒体、大学、研究所、智囊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也涵盖了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如社会活动家、学者、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和广大公众。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公共外交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即在致力于引导外国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同时，努力使国内公众更加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 2.3，中国公共外交指导思想

早在2003年，王义桅《三个代表与中国的公共外交》一文就有意识地公共外交研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框架中，他指出“三个代表中的重要一条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外交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求我们的驻外机构首先要保护好每一个中国公民、侨民在海外的民间利益;其次，外交要为打造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服务，不仅要着眼于本国公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要赢得国际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民心。” 吴白乙《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中指出中国公共外交应具有先进的思想特色，因为中国60多年沉淀下来了一组值得系统阐述和光大的先进外交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共处观，“合作共赢”、“予取平衡”的包容发展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互利互让”，“协商解决”的矛盾处理观，“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关系观，“平等相待、充分尊重”的小国观等均属此列； 杨洁篪外长在《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中国公共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特色公共外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以及共同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思想。”

2.4中国公共外交战略目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威胁论开始大肆其道，各种妖魔化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中国就是从这时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的，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就是为了说明自己，帮助各国公众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到今天这仍是主要任务。所以吴白乙学者在《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与同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尽相同。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首先就是扭转局面，帮助各国公众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趋向。长远来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促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和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心和恐惧。从更深层来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让各国公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相信能与中国合作共赢，而且能与中国人民心灵相通，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赵启正在《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一书中指出，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促进外国公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等等。

杨洁篪外长在《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旨在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向外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的中国，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疑虑。同时，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2.5，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研究

肖震华的《公共外交与灾难治理---汶川震灾治理启示》一文指出汶川震灾治理中公共外交有几大新亮点，包括推行信息公开,提高了公共外交的实效；倡导以人为本,创新公共外交的理念；政府反应迅速,提升政府公共外交形象；公众积极参与,提升公众公共外交形象；接受国际援助,加强公共外交国际合作。《中国公共外交项目运作分析——以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为例》指出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作为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海外华人力量异军突起，有效挑战了西方话语霸权；二是运用媒体支持逐渐成熟；三是网络新生优势初步显现；《体育外交---公共外交的“草根战略”》一文分析了北京奥运会的公共外交功能，一是北京奥运会打开了一扇交流之窗,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建立”的舞台；二是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提供了契机,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三是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继“地震外交”后的又一“媒体外交”的典范。《上海世博会—中国公共外交的大舞台》、《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实践评估》、《世博会与我国公共外交》三篇文章是分析世博会的公共外交功能的代表作，总结世博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形式，评估海外媒体的反应，反思工作的不足和仍需改进之处。另有复旦大学博士马建英的《上海世博会和世博外交》一文将世博会的公共外交功能以系统的理论形式予以总结和说明，阐述了世博外交的含义和特征，世博外交的功能及上海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2.6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路径设计

中国公共外交有自身独特的体制和文化环境，也有独特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战略目标，中国公共外交实践路径设计要紧密结合上述特征，做到有的放矢，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才行。学者研究借鉴了很多国外先进公共外交形式，同时注重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的建议和路径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杨洁篪外长在《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一文中提出要努力创新公共外交的方式方法，主要有加强高访和重大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设计。二是加强对外舆论工作和公众交流活动。三是加强公共外交体制机制建设，四是加强公共外交干部队伍建设。

赵启正在《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一书中谈到“与西方国家只把公众作为公共外交的受体相比，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广泛地依托于民间力量，社会团体、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一切有机会、有能力从事国际交往和对话的机构、个人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力量。”并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企业的公共外交职能为例来分析如何调动和利用民间力量。另外还用独立的两个章节讲国际论坛和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公共外交大舞台是怎样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现状总结和趋势分析 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在理论构建、历史背景研究和个案分析三大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构建方面，关于公共外交概念、功能、指导理论、外交沟通理论、价值观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今后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历史背景研究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民间外交”和对外传播发展历史，客观总结了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借鉴；个案分析方面，学者紧跟时代潮流，通过对中国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公共外交大舞台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实践检验，更为今后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宝贵研究基础；

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操作层面的研究都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补充完善。本文认为，今后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在关于如何发挥新兴公共外交行为主体公共外交功能，尤其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以传媒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中国社会组织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公共外交功能；关于国际论坛、大型外事活动的公共外交功能理论研究；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理念的深入挖掘和理论化；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系统化、全面化四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样才能更好肩负起为蓬勃发展的公共外交实践开路指航的重大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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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杂技艺术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精)

关于杂技艺术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

作者：曹斌

时间：2010-5-26 13:08:00

“文化外交”是指尉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的公关活动。“文化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文化是交流清感、沟通心灵的最佳手段，有着人们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丰富表现形式，在满足人们精神上享受的同时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基本可以分为逐步发展和空前活跃两个阶段。最近几年，我国的文化外交非常活跃．它同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一起，构成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又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同步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的文化大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国开展文化外交的优势。中国自强图新，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日益强烈。人们不仅希望从经贸角度，还希望从人文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在这个过程中生气勃勃．粗具规模。

作为一个杂技演员，我曾多次随团参加文化部派遣的各项交流演出，以主要演员的身份参加了多项活动．亲身赴蒙古国、土耳其等国进行交流活动，也亲眼见证了我国国力的强大。以下是我对杂技艺术在文化外交的一点思考。

一．杂技艺术在中国的历史及现状。迄今为止，杂技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杂技在汉代称为“百戏”，隋唐时叫“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他歌舞、杂剧，才称为杂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杂技的文学记载了。《史记·李斯传》记载过秦二世曾经在甘泉宫看角抵戏的情形。当时的角抵戏，像今天的摔跤表演。《列子·说符》还介绍了民间曾有在空中掷投五剑、七剑的表演。汉朝张衡在《西京赋》里生动地描写了跳剑丸、走绳索、爬高竿的表清情景。隋炀帝设立太常寺，教授杂技技艺，并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在长安端门外天津街举行过百戏演出。杂技到了唐代又有发展．当时许多著名诗人的诗中都有反映。自居易的新乐府《西凉伎》中有描写“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的诗句；元微之的乐府《西凉伎》中也有“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的诗句。到了宋代，杂技艺术已有了40多个节目，那时，有人能表演挑一担水在绳索上行走的绝技。可见，当时的杂技艺术水平之高。新中国成立之后，杂技艺术焕然一新，许多省、市成立了专业剧团，创造了许多新节目，增添了灯光、布景、乐队。许多杂技艺术团先后出国访问，并屡获国际大奖，成为世界杂技大国。

二．中国杂技目前的几个特点。特别重视腰腿顶功的训练是中国杂技的第一个特点。第二是险中求稳、动中求静，显示了冷静、巧妙、准确的技巧和千锤百炼的硬功夫。第三是平中求奇。以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从无到有，显示人类的创造力量。第四个艺术特色是轻重并举，通灵入化，软硬功夫相辅相成。第五是超人的力量和轻捷灵巧的跟斗技艺相结合。第六是大量运用生活用具和劳动工具为道具，富于生活气息。碗、盘、坛、盅、绳、鞭、叉、竿、梯、桌、椅、伞、帽等等。这些平凡东西，在中国杂技艺人手里，变幻万状，显示了中国杂技与劳动生活的紧密关系，有些节目就是劳动技能和民间游戏结合的产物。如绳技、神鞭等，就是牧民套马、赶车和儿童跳绳的艺术化。第七是古朴的工艺美术和形体技巧的结合。“耍坛子”、“转碟”等节目把中国的瓷绘艺术与杂技交溶在一起。“蹬技”中的花伞和彩单同样给人以传统艺术的美感。第八是中国杂技有极大的适应性，表演形式、场所多样化。广场、剧场、街巷、客房。多至百人大荟萃。小至一人的现场即席献艺。正是这种广泛的适应性使其能干古犹存。第九是中国杂技有严密的师承传统，又与姊妹艺术关系密切。中国杂技有严密的内向性，每一种技艺都是代代相传。同时还有地域性，如中国北部的河北省吴桥县就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杂技艺人尊师重艺，对先辈传下来的技艺，总是千方百计的保存下来，传递下去。

三．现代杂技在的艺术成就及国际影响力。由于中国杂技的上述特点，目前杂技和武术一样，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肢体为主要承载载体的这门艺术，相对歌舞等其它手段而言，较容易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接受和理解。中国杂技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欧洲各大杂技团长期保持着优势的“手技”和“车技”等，已经被中国的杂技团体超越。在第九届“明日”杂技马戏节国际大赛中，中国一举夺得双冠军。评委们惊呼：“手技的历史要从中国重新写起!”一条龙车技的娴熟技巧，十人、二十人集一车的孔雀开屏，都属中国首创。这两个节目使评委们难分高低．最后只得破例，并列为该届比赛首奖。1995年山东杂技团的《女子车技》以三联飞车等高难技巧在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得金狮奖，1997年叉在蒙特卡洛国际大赛中荣获金小丑奖，把车技发展到更完美、更高雅的水平。中国杂技团体的精彩表现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可，在国际杂技舞台上已经有榴当的影响力。杂技不是说教．只是用肢体展现美和中国人的技巧及勤奋．杂技表演带给当地受众的不是传统的说教，而且当地人更易于接受的愉陕的方式，精彩的表现引发了所至之上强烈的“中国热”。这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我们应该加大保护力度，加强国际合作，保护好中华民族优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创新，面向世界、广收博采．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中华文化永葆旺盛的生命力，以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时代精神，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目前，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除了用强有力的事实来回应这些无稽之谈外，更应该注重用文化交流的手段。用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用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来沟通人的心灵，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

四．杂技在世界舞台上的未来作用。我们在大力开展文化外交的同时，提高开展文化贸易的能力。中国的文化企业不能只在内河航行．要驶向辽阔的海洋就必须增强航运的实力。这就要求我们做大做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提高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人员的能力，学好用好世界贸易基本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自我崛起争取国内发展空间．使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有理应属于它的一席之地。目前的现状是由于杂技演员从小练习杂技，相对文化素质不高，我们应该注重培养杂技演员的综合素质，一方面可以开拓他们对国际市场的视野。一方面可以促进他们在国际交流中更加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中国文化外交将以其成熟的魅力面对世界，成为建设和谐国际社会的推动力量。

杂技文化是一种浸润性的软力量，具有“涸物细无声”的特点，它在沟通心灵，加深理解，构架友谊桥梁方面。起着其他交流难以起到的作用．具有特别的亲和力，被各国人民广为接受。我们应摈弃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经犯过的“文化自大”和“自我中心”错误，在于我们认同并实践文化多样性原则，本着自尊和互尊的精神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文化。费孝通教授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字方针．精辟地道出“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原则和终极目标。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