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五篇）

第一篇：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就我们关心的政策研究工作以及对论坛的议题发表一些想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我来之前知道本次论坛的大题目是“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不知道还有一个子题目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我想，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先说一说宏观管理。我觉得，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子题目，都是相互关系的内容。对于新时期的宏观管理,我想讨论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难度在于在这些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来作出宏观管理的决策，以及争取落实宏观管理的目标。这个不确定性，首先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最早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开始，那个时候多数人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在2008年9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

我国应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总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用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投资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

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最好的选择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的深化挡住。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一般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在2008年12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会议上就已有一个讨论，就是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适时退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刺激型政策在什么时候应退出？用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会有很大的难度

中国经济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复苏是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危机中挣扎。在出现复苏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大家可能注意到2010年1月上旬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贷款利率。虽然我们还是延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提法，但是宽松的程度开始放缓、适度有所收缩。

我所说的不确定性特别表现在2010年，回想起来还是很近的事。2010年从2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市场透露出可能欧洲有些国家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件事在3月、4月一直不断地发酵，到5月初主权债务危机有爆发之势，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金融危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这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程度。至于说会导致财政债务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随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适度有所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8月末的时候又有问题。从报出的数据看，失业率将近10%，具体来说是9.8%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地起伏、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管理的货币政策到底调整不调整呢？或者调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这在2010年二、三季度始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在这种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

真正明确表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大家看到是始于2010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提高了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判断已是比较清楚的，需要货币政策转向，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汇总起来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去年年末，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明确了宏观调控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说，今年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复杂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仍比较多。确实这和常规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常规年代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没有这么大，以至对传统的宏观方法论提出了挑战。我想，这作为宏观管理的一个特点，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进行讨论。

第二，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为吸取危机的教训和防范在出危机，有关宏观管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来增强宏观管理。“宏观审慎性政策”这个词我们过去用得不多，国际上以前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2009年起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巴塞尔Ⅲ，它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调整。

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在我国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全球经济的讨论当中也在说，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我们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但是，我们也知道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负面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因此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和时机的把握，大家讨论时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和各自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有关。

中国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刚才提到中国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的针对性有一定的转向，并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平衡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点一下题目，新时期宏观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如何运用好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议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开始讨论了，我就说简单一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十二五”规划中写明的内容之一，它也为促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刚才俞正声书记致辞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我们希望，主要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这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同时，历史上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积累经验，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鉴于很多与会者昨天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可兑换的，我认为跟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是有关系的。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接下来会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欢迎这方面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

我借此向大家介绍这几个供讨论的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完）

第二篇：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 新时期金融与宏观管理

周小川行长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

—— 新时期金融与宏观管理

2011年05月22日13:07 来源：人民网-经济频道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就我们关心的政策研究工作以及对论坛的议题发表一些想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我来之前知道本次论坛的大题目是“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不知道还有一个子题目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我想，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先说一说宏观管理。我觉得，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子题目，都是相互关系的内容。对于新时期的宏观管理,我想讨论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难度在于在这些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来作出宏观管理的决策，以及争取落实宏观管理的目标。这个不确定性，首先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最早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开始，那个时候多数人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在2008年9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

我国应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总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用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投资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

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最好的选择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的深化挡住。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一般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在2008年12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会议上就已有一个讨论，就是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适时退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刺激型政策在什么时候应退出？用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会有很大的难度

中国经济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复苏是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危机中挣扎。

在出现复苏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大家可能注意到2010年1月上旬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贷款利率。虽然我们还是延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提法，但是宽松的程度开始放缓、适度有所收缩。

我所说的不确定性特别表现在2010年，回想起来还是很近的事。2010年从2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市场透露出可能欧洲有些国家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件事在3月、4月一直不断地发酵，到5月初主权债务危机有爆发之势，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金融危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这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程度。至于说会导致财政债务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随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适度有所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8月末的时候又有问题。从报出的数据看，失业率将近10%，具体来说是9.8%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地起伏、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管理的货币政策到底调整不调整呢？或者调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这在2010年二、三季度始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在这种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

真正明确表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大家看到是始于2010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提高了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判断已是比较清楚的，需要货币政策转向，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汇总起来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去年年末，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明确了宏观调控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说，今年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复杂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仍比较多。确实这和常规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常规年代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没有这么大，以至对传统的宏观方法论提出了挑战。我想，这作为宏观管理的一个特点，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进行讨论。

第二，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为吸取危机的教训和防范在出危机，有关宏观管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来增强宏观管理。“宏观审慎性政策”这个词我们过去用得不多，国际上以前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2009年起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巴塞尔Ⅲ，它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调整。

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在我国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全球经济的讨论当中也在说，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我们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但是，我们也知道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负面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因此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和时机的把握，大家讨论时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和各自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有关。

中国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刚才提到中国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的针对性有一定的转向，并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平衡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点一下题目，新时期宏观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如何运用好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议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开始讨论了，我就说简单一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十二五”规划中写明的内容之一，它也为促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刚才俞正声书记致辞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我们希望，主要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

这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同时，历史上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积累经验，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鉴于很多与会者昨天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可兑换的，我认为跟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是有关系的。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接下来会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欢迎这方面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

我借此向大家介绍这几个供讨论的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第三篇：周小川行长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周小川行长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中午好。很高兴参加财新峰会。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记者们说我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讲过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他们希望验证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怎么样。我发现，记者们的理解力很强。首先，我确实在那里说过，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可能很多人马上理解成究竟是要快速治疗，还是要渐进治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首先肯定是最直接的，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含义。我想借这个机会略加解释。

一是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扩大内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内需扩大后，出口和内销的比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进口也会扩大，相应地国际收支顺差会减少。同时，劳动工资会向上调整，能源资源价格会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在环境成本方面，中国过去定价比较低，而随着环境成本的真实化，某些制造行业将会感受到社会经济综合成本的上升。在价格机制方面，包括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把握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一揽子政策有点类似中药配方的综合治疗。我们希望这个综合治疗是有效果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不单独强调某一味药特别有效或者单独就能起到足够作用的看法。这或许反映出，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可能有所不同。

二是中药治疗方法中包含一种做法，就是动态调整和试错。所谓动态调整，就是指中医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变化来调整药味。有一些药会取消，有些新的药会加进来；同时，各药味剂量也会作调整，有些剂量会加大一些，有些剂量会减少一些。总体来说，是根据病人的反馈进行调整，反馈也就是观察病人身体状况的改进情况。可见，这是一种动态调整，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动态调整。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有些方面要凭经验。而经验是建立在试验和统计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其逻辑是可以进行调整，没有用的药或者副作用大的药会被取消，或者被减量，这就是试错。我想这也是一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例如，我们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过程中，曾较多地倚重出口退税的调整。但是，后来发现出口退税的调整可能也有不少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平等竞争的原则不一致。之后，使用这种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就发生了动态调整，这反映了不断演进和进步的过程。

总之，我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

二是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题目。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专家在谈，我个人尽量不要说太多，也不发表评论，比如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不一定对。应该说，美联储的QE2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人民银行与美联储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多次沟通，国际清算银行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例会就是其中一个渠道。多数情况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亲自出席，有时也会由美联储理事参加，他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做了相当多的阐述。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很多说法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从美联储的职能定位来说，它要对美国经济负责，要为创造美国的就业和保持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负责。因此，在美国经济复苏比较脆弱、失业率比较高、通胀率很低，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下，美联储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大家议论中都谈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不仅行使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多的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都使用美元，资本流动、直接投资、金融市场交易也大量使用美元。因此，美元对全球产生影响。如果说QE2政策对于美国本土是一种优化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较优的政策选择，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可能不一定是优化的选择，也许会产生某些副作用。这一点正说明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可能最后还要归结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像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如果它的国际角色和国内角色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释和分析。

说到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我想答案其实不少人都已经谈到了。我只想补充两点。一是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是对资本项目实行管理的体制，资本项目下不正常的资本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必须绕道而行。在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毕竟可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尽可能地防止这种行为发生。二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在总量上实行对冲。也就是说，如果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并通过对冲不让它泛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从池子里放出去让它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当然，这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资金进来后又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套戥的机会，英文称arbitrage，比如利率的差别、货币汇率的变动。这样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获得投机性收益。让这些资金流进来赚钱，大家心里都会很不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套戥机会，总会有人去做套戥的行为，而且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让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些情况。那时候，中国各地之间、城市之间的很多商品价格并不一致，所以出现了“倒爷”，这些人被批评为“二道贩子”，搞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赚取差价。这表明，如果商品领域中存在套戥机会，几乎很难防止有人不这样做。尽管大家在感情上可能很憎恨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机会，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逻辑，必然会有这种行为。如果要制止它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总不能为了控制“二道贩子”，火车就不开了。那样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要比治理“二道贩子”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必须要对代价进行衡量。

全球金融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当时进行套利交易的货币主要是日元，因为当时日元的利率很低，有很多套利交易的标的是澳大利亚元和新西兰元。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做呢？如果能够抓住其中的大头，或者说是政府的政策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自然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实际上是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妇在做这件事情，而要想制止家庭主妇做套利交易，难度非常大。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上注意保持基本平衡，注意防范各类风险，该对冲的要对冲掉。其次，尽量防止投机性行为，减少通过套戥机会来发财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套戥的机会。

因此，如果要综合分析QE2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研究视角，我在这里补充几个角度。可能讲得不一定对，下一个阶段还会花很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2010年1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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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2010-12-10 15:05:00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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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货币增长19.5%。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幅比上月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5.9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幅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低12.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当月净投放现金607亿元，同比少投放7亿元。

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11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50.35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同比多增20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47.43万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4.1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同比多增2692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896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371亿元；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74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6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930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56亿元。外币贷款余额4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当月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

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11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7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同比少增100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70.87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和8.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同比多增88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332亿元，企业存款增加5737亿元，财政存款净减少2119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321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当月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有所上升。2010年11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7.71万亿元，日均成交8049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55.3%。

11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76%，比上月高0.08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81%,比上月高0.12个百分点。（完）

2010年11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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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沟通交流

2010-12-17 16:22:38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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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十一个月，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11月份，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量有所增加，短期债券发行比重有所上升；货币市场交易活跃，货币市场利率持续大幅攀升；现券交易量有所增加，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下跌；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较大幅度上移。11月份，上证指数先涨后跌，市场日均成交量较上月萎缩。

一、债券发行情况

2010年前十一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40786.2亿元，同比增加6.2%。11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4116.3亿元，较上月增加18.8%。截至11月底，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16.1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

21为15.7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97.5%。

前十一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券以短期和中期债券为主。11月份，短期债券发行的比重较上月有明显上升。

二、拆借交易情况

前十一个月，同业拆借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市场交易活跃。同业拆借交易量累计为25.2万亿元,同比增加46.5%。11月份同业拆借累计成交2.7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17.6%；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1天期品种共成交约2.4万亿元，占本月全部拆借成交量的88.9%。

11月份，同业拆借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76%，较10月份上升9个基点；11月30日7天拆借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0个基点。

前十一个月，回购市场交易相对活跃，债券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77万亿元，同比增加27.1%。11月份，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量为7.9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22.1%。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1天品种共成交6.3万亿元，占本月全部质押式回购成交量的79.7%。

11月份，回购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81%，较10月份上升12个基点；11月30日7天回购加权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1个基点。

四、现券交易情况

前十一个月，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同比大幅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57.4万亿元，同比增加35.3%。11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6.9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20.2%。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138.9亿元，较10月份增加21.2%。

11月份，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均有所下跌。银行间债券指数收盘为131.6点，较上月末下跌2.6点，跌幅为1.9%。交易所国债指数收盘为126.1点，较上月末下跌0.2点，跌幅为0.2%。

五、股票交易情况

11月份，上证指数先涨后跌，上证指数月末收于2820.2点，较上月收盘下跌5.3%。沪市日均交易量为2109.8亿元，较上月减少227.5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情况仅指我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情况（不含央行票据和企业债券）。

2不含央行票据托管量，含公司债券托管量。

第四篇：周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发言

周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发言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015-04-02 15:57:39

2015年3月29日，周小川行长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讨论，就非常规货币政策等议题阐述观点，实录如下：

周小川：我想先谈一下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概念的理解，之后介绍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开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通胀率很低，甚至可能还出现了小幅通缩；二是经济很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有如下的典型现象：一是利率接近于零，即所谓的零下界，所以要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措施，注入流动性，当然在实践中实行量化宽松有多种方式；二是仅实行量化宽松措施还不够，还需要让市场参与者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即政策将持续一到两年。所以中央银行实行前瞻性指引，引导市场预期。不过，前瞻性指引也遇到一些困难，甚至出现尴尬局面：人们有时怀疑中央银行能否真正预测出未来一两年的经济走势。这是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概念的理解。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也做了大量努力，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常规手段为主，但也有一些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历。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时期内，即2002年至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规模日益扩大，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那时，人民银行感觉到传统的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因此，那个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使用量化工具吸收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规政策。此后，随着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市场改革，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步从10%降至2%左右。人民银行也就退出了非常规的对冲。二是为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底至2010年初中国还采取了一揽子刺激政策，希望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虽然经济刺激从规模上看有“非常规”的意味，但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应具有逆周期的性质，因此相关政策的理念还是相对常规的。

经历了上述两个非常规阶段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到了更加常规的状态。不过，我们说现在的常态已和过去的常态不同了，而是新常态。新常态跟传统常态的区别在于，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的组合。这是比较常规的货币政策方式。

关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我们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也出现了通胀率下行和通胀消退的现象。我们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观察通胀下行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行业正处于困难时期，需要促进其平稳调整，有些可能需要从市场上退出。另一方面，要鼓励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等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目前，一些过剩的传统产业依然占据过多的银行贷款以及资本市场的资源，这部分过多资源的释放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很多新型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人民银行最近也采用了一系列价格和数量工具，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来降低融资成本，但新的资源配置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

周小川：刚才古铁雷斯说，2015年是“美元年”。如果美国以外的许多经济体继续实行扩张货币政策或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将美元汇率推至过高，甚至增加资产泡沫的潜在可能性。我们乐见美国经济复苏愈发强劲，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从历史上看，美元走强也和国际货币体系相关。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较为疲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形势也比较差，之后亚洲又出现金融危机，美元一路走强。那时，人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美元坚挺，也使资金流入美国。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和国际货币体系相互联系的。

我们当然希望非常规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帮助有关国家早日实现复苏，包括日本经济。但应注意，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实体经济，特别是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甚至也包括居民部门，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修复过程将较为缓慢。看起来，宽松货币政策在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效果欠佳，耗时也比预想的要长。所以，需要考虑货币政策能否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虽然本轮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做法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担忧这将引发道德风险，并可能滥用了纳税人的钱，但这种救助措施的确加快了整个复苏进程，这也可看作是非常规货币政策。

《财经》记者提问：面对这么多国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是否承受压力？将如何应对？

周小川：量化宽松政策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反应最快，最先实施经济刺激措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有人认为当时的宽松程度太厉害了一点，以至于还有一些后遗症，2011年夏天，中国通货膨胀率曾达到6.5%。货币一旦投到市场中，会有滞后效应，当时投放了较多货币，此后市场上的货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宽裕。

当然，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考虑到初级商品价格当前的情况，如果通胀继续下行，经济继续面临放缓压力，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来判断。但这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调整。中国既有价格调整的空间，也有数量调整的空间，我们还不在零下界区间内。所以，我们将综合运用多个手段来调节经济，根据我们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判断，根据我们的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的状态来判断，并不是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会感到有压力。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各种各样的建议，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

记者：人民银行在过去一段时间，开始陆陆续续采用了很多的政策和货币工具，也曾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您对央行这些工作带来的实际效益如何评价？另外，我跟中小企业聊天的时候，他们表示切身的感受不是很明显。您觉得未来有哪些更多工作能帮他们更多解决融资成本的问题。谢谢。

周小川：首先，货币政策有个时间滞后。教科书认为流动性进入经济体后，可能有六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滞后，所以观察货币政策的效果还要有耐心。第二，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克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方面从全球来看都是不错的。虽然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稍微高了一些，也可能有一些大家看法不一样的所谓资产泡沫问题，但通货膨胀从2011年夏天高点开始回落，资产价格目前也在调整。评价货币政策要综合考虑通胀和增长的关系。第三，融资成本降低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对金融资源需求比较大，此外也有其他原因导致了目前融资成本较高的状况。我们看到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比较明显出现了下降，我们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它能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

记者：利率市场化这么多年，现在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浮动这个管制，2015年年底前有没有可能彻底放开这一管制？放开的时间点是何时？谢谢。

周小川：首先，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一直很清楚，条件也越来越成熟，但精确的时间并不好说。我在2014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过，利率市场化估计有两年时间差不多。谢谢。

记者：您讲到今年年底资本账户要开放，我们金融市场是否能承受？您做了哪些准备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造成的资本外流？谢谢。周小川：中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很多年的一个过程。中国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一直在不断改进外汇市场管理规则，逐步减少行政管制，逐渐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中间曾有两个波折，一个是亚洲金融**，一个是全球金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一方面是要先处理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经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年有希望可以对《外汇管理条例》做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从新的规则上来讲，我们认为中国将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过，任何一项金融政策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会密切关注是否会发生异常资本流动。但总的来说，中国改革是向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方向努力。谢谢。（完）

第五篇：周小川行长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范文模版）

周小川行长在财新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Governor Zhou Xiaochuan’s Speech at the Caixin Summit Nov.19, 2010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中午好。很高兴参加财新峰会。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Good afternoon!I am very glad to attend the Caixin Summit, and today I will focus on two issues.一是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记者们说我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讲过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他们希望验证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怎么样。我发现，记者们的理解力很强。首先，我确实在那里说过，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可能很多人马上理解成究竟是要快速治疗，还是要渐进治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首先肯定是最直接的，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含义。我想借这个机会略加解释。

The first is the RMB exchange rate.Some journalists said that I used the concept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o differentiate the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when I attended the IMF/World Bank 2010 Annual Meeting in Washington not long ago, and they wanted to know whether they got me right.First of all, I indeed said that a drug from the Western medicine, which is based on theory and clinical trials, usually contains one ingredient and has a quick effect while a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clude various ingredients that work together to treat a disease.There may be 10 ingredients in a Chinese drug and it usually takes a slightly longer time to cure a disease.People may infer from what I have said as to whether we want to do it quickly or follow a gradual approach.This understanding is direct as well as right.In fact, there are two meanings,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give some explanations.一是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First, a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usually composes of various ingredients that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work together to treat a disease.In terms of alleviating the BOP imbalance, China need to shift its growth mode and restructure its economy, reduce reliance on exports,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in particular, develop the services sector.All these measures are like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a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while the exchange rate is only one ingredient to play its role in treating the disease.扩大内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内需扩大后，出口和内销的比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进口也会扩大，相应地国际收支顺差会减少。同时，劳动工资会向上调整，能源资源价格会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在环境成本方面，中国过去定价比较低，而随着环境成本的真实化，某些制造行业将会感受到社会经济综合成本的上升。在价格机制方面，包括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把握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一揽子政策有点类似中药配方的综合治疗。我们希望这个综合治疗是有效果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不单独强调某一味药特别有效或者单独就能起到足够作用的看法。这或许反映出，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

可能有所不同。

To expand the domestic demand is a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 of the medicine.As domestic demand expands, the balance of exports and domestic sales will witness a large change, imports will increase and the BOP surplus will shrink correspondingly.At the same time, wages will be adjusted upward, and the prices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will further reflect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and environmental costs.In the past, the pric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was relatively low.With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priced to the actual level, some manufacturing sectors will feel the rising comprehensive social and economic costs.The price mechanism includes the management of tax rebates of exports.Overall, this package of policies is somewhat similar to a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We hope this combined treatment is effective, and it also reflects our judgment that no single ingredient i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and can cure the disease on its own.This represents another approach to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二是中药治疗方法中包含一种做法，就是动态调整和试错。所谓动态调整，就是指中医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变化来调整药味。有一些药会取消，有些新的药会加进来；同时，各药味剂量也会作调整，有些剂量会加大一些，有些剂量会减少一些。总体来说，是根据病人的反馈进行调整，反馈也就是观察病人身体状况的改进情况。可见，这是一种动态调整，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动态调整。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有些方面要凭经验。而经验是建立在试验和统计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其逻辑是可以进行调整，没有用的药或者副作用大的药会被取消，或者被减量，这就是试错。我想这也是一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例如，我们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过程中，曾较多地倚重出口退税的调整。但是，后来发现出口退税的调整可能也有不少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平等竞争的原则不一致。之后，使用这种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就发生了动态调整，这反映了不断演进和进步的过程。

Second, the Chinese medicine includes one method, i.e., dynamic adjustment or trial-and-error.The so-called dynamic adjustment means that a Chinese medical doctor will adjus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condition, removing herbs, adding new ones and adjusting the dosage of some ingredients.Overall, the adjustment is based on the feedback from the patient, and the feedback is also a process to observe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As you can see, the dynamic adjustment is based on feedback of the patient.Chinese medicine, unlike Western medicine which has comprehensive and logical theories, relies on experiences in some respects.Experiences a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experiments and statistics, and may not be very accurate in some respects, while its logic can be adjusted.Useless medicines or medicines with strong side effects will be removed, or its dosage decreased, and this is the trial and error.I think this is a way of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s, which can be continuously adjusted in the process.For example, we used to rely heavily on export tax rebate in adjusting the BOP accounts.Later on,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 adjustment of export tax rebate may have side effects, and it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equal competition.Thereafter, the strength and scope of this measure was adjusted on a dynamic basis, reflecting its continuous evolution and progress.总之，我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

In short, the ana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hree meanings: the first is a preference of 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the radical approach of shock therapy;second, no single measure is expected to play a major role;third, dynamic adjustment is an ongoing process based on feedbacks and allowing for trials and errors.二是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题目。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专家在谈，我个人尽量不要说太多，也不发表评论，比如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不一定对。应该说，美联储的QE2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人民银行与美联储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多次沟通，国际清算银行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例会就是其中一个渠道。多数情况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亲自出席，有时也会由美联储理事参加，他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做了相当多的阐述。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很多说法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从美联储的职能定位来说，它要对美国经济负责，要为创造美国的就业和保持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负责。因此，在美国经济复苏比较脆弱、失业率比较高、通胀率很低，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下，美联储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The second is the QE2 of the U.S.Federal Reserve and its potential effects on China.Since this topic is being hotly debated, I would rather not say too much on it, and not comment on which is right or which is not.The Federal Reserve has contemplated on QE2 for some time, and the PBC and the Fed had communications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including the regular bimonthly BIS meeting.In most cases, Chairman Ben Bernanke would attend the BIS meetings himself, while on other occasions other board members would attend.They have made a lot of explanations on the U.S.monetary policy.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we felt that many of their comments were actually understandable.The U.S.Fed has the mandate to create jobs and maintain low inflation in the U.S.Given the fragile economic recovery, relatively high unemployment rate, low inflation rate and the U.S.federal funds rate close to zero,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Fed has adopte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但是，大家议论中都谈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不仅行使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多的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都使用美元，资本流动、直接投资、金融市场交易也大量使用美元。因此，美元对全球产生影响。如果说QE2政策对于美国本土是一种优化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较优的政策选择，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可能不一定是优化的选择，也许会产生某些副作用。这一点正说明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可能最后还要归结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像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如果它的国际角色和国内角色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释和分析。

However, a key issue widely discussed is that the U.S.dollar i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nd a major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It not only serves as the mai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and it is used in the pricing and trading of goods, especially commodities, and to a large extent, capital flow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market transactions are denominated in the U.S.dollar.Therefore, the U.S.dollar has global impacts.If the QE2 is an optimal choice, or a second best choice for the U.S.itself, i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optimal for the world, and may have some side effects.This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dollar as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If we have any opinions, it may boil down to whether there are 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issue from this perspective.As to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 such as the U.S.dollar, if its international role conflicts with its domestic one, how should we explain and analyze such an issue?

说到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我想答案其实不少人都已经谈到了。我只想补充两点。一是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是对资本项目实行管理的体制，资本项目下不正常的资本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必须绕道而行。在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毕竟可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尽可能地防止这种行为发生。二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在总量上实行对冲。也就是说，如果

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并通过对冲不让它泛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从池子里放出去让它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As far as the QE2’s impact on China is concerned, the problem is: will there be a larger inflow of hot money? What measures should China take in response? As many people have offered their solutions, I just want to make two additional comments.First, China’s current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still controls capital account.Abnormal capital can choose to either stay away or take a detour.In the latter case, we can take regulatory measures to prevent hot money from coming.Second, I want to emphasize a significant measure, the sterilization operation at the aggregate level.When speculative capital comes in, we want to keep it in a pool rather than let it flood into China’s real economy.At the time when it retreats, we just let it flow out of the pool.We expect that this measure will largely neutralize the impact of abnormal capital flows on the China’s macro-economy.当然，这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资金进来后又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套戥的机会，英文称arbitrage，比如利率的差别、货币汇率的变动。这样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获得投机性收益。让这些资金流进来赚钱，大家心里都会很不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套戥机会，总会有人去做套戥的行为，而且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让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些情况。那时候，中国各地之间、城市之间的很多商品价格并不一致，所以出现了“倒爷”，这些人被批评为“二道贩子”，搞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赚取差价。这表明，如果商品领域中存在套戥机会，几乎很难防止有人不这样做。尽管大家在感情上可能很憎恨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机会，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逻辑，必然会有这种行为。如果要制止它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总不能为了控制“二道贩子”，火车就不开了。那样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要比治理“二道贩子”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必须要对代价进行衡量。

Indeed, another problem may arise: the capital inflows would make speculative profits from interest or exchange rate arbitrage.No one is happy about this except profiteers.On this I would like to say,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the importance of sterilization;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arbitrage always exists if there is such a chance and is almost unpreventable.In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hen price difference across cities and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was so conspicuous that it gave birth to “daoye”, namely profiteers who made profits from trafficking and speculation.If chances exist in the goods market,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op arbitrage.As much as we do not like it, we still have to admit that it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of taking advantage of a money-making chance an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gic of market economy.When trying to stop it, we have to first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 effective measures.It makes no sense to stop the rail road transporta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profiteering, because the benefit of the measure is dwarfed by the huge cos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Therefore, the key lies in measuring the cost.全球金融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当时进行套利交易的货币主要是日元，因为当时日元的利率很低，有很多套利交易的标的是澳大利亚元和新西兰元。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做呢？如果能够抓住其中的大头，或者说是政府的政策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自然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实际上是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妇在做这件事情，而要想制止家庭主妇做套利交易，难度非常大。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上注意保持基本平衡，注意防范各类风险，该对冲的要对冲掉。其次，尽量防止投机性行为，减少通过套戥机会来发财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套戥的机会。

Similar problems also exist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such as the “carry trade”, which was a hot topic several years ago.At that time, Japanese yen were mostly used in arbitrage due to its low interest rate, and many arbitrages were yen/Australian dollar and yen/New Zealand dollar carry trade.Then, who were doing the carry trade? If we could identify the major speculators or recognize the problems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we could find a solution.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speculations were mostly done by Japanese housewives,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prevent them from doing it.For China, therefore,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keep the macro-economy balanced, prevent risks, and conduct necessary sterilization operation.Besides,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prevent arbitrage and shut down those channels of arbitrage.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root out all the chances for arbitrage.因此，如果要综合分析QE2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研究视角，我在这里补充几个角度。可能讲得不一定对，下一个阶段还会花很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To sum up, multiple angles are needed i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QE2’s global impacts.I have provided some of my perspectives and you are welcome to give your comments and critics.Going forward, more studies will be done on this topic.谢谢大家。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