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忱与早期工商联

第一篇：丁忱与早期工商联

丁忱与早期工商联

1945年，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获得了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位年轻人是谁？他叫丁忱。丁忱学成即回国，近70年过去了，有人还惦记着他，让我们穿越时空，史海钩沉，追寻这位丁忱博士的史迹。

钱钟书校友 无锡辅仁中学毕业

太湖之滨、惠山脚下、钟灵毓秀、人杰地灵。1919年2月，丁忱出生在江苏无锡这个风景秀美的地方。丁忱是学名，字宝恂。丁忱启蒙很早，10岁就已经小学毕业，1929年，他考入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在无锡县立初级中学读了3年，1932年毕业。

无锡有一所名校，叫辅仁中学，是无锡望族唐氏家族中一位叫做唐纪云提议创办的。1918年秋，唐纪云与圣约翰大学无锡同学会校友集资四千元，创办私立辅仁中学。当时货币使用的是银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辅仁中学最早租赁书院弄刘抚院的一处房子，学生增多后于城东苏家弄将军桥购地自建校舍50间。丁忱初中毕业时这所学校已经办了10多年，因为这所学校开始教授外语，在当地小有名气，父母送丁忱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或许有人问，唐纪云是谁？如果在工商联工作稍久的人都知道唐君远，唐君远是上海市工商联6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那个唐纪云就是唐君远的伯父。

辅仁中学的外语特色非同一般，曾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友。钱钟书长丁忱9岁，1929年钱钟书从辅仁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时，丁忱才10岁，刚刚考入县立初中，1932年丁忱不负众望考入辅仁中学，各科成绩也是特别优秀。

1935年7月，丁忱从辅仁中学毕业，考入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在交通大学读了4年，1939年7月毕业。毕业后，他工作的第一站是浙赣铁路车务段。这或许是他的专业。他在浙赣铁路车务段工作了2年，1941年被派往美国圣太菲铁路公司。圣太菲铁路公司是北美洲最大的铁路运营公司之一，在那里丁忱看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他觉得自己年轻，如能继续深造将有益于发展，于是在美国的第二年，他申请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丁忱所从事的研究是工业化资金积累，一年以后他转入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从事工业化资金积累的研究。哈佛大学的学习氛围众所周知，他在图书馆常常看书直到深夜，无数个日日夜夜，终结硕果，1945年，26岁的丁忱完成了他《工业化、资本结构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考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获得博士学位不容易，获得哈佛大学博士更不容易。

资源委员会研究员 受聘荣氏申新纱厂

民国时期，国内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人物屈指可数，丁忱研究的是战后中国工业化问题，非常符合当时国内形势。1945年丁忱回国，他很快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聘为研究员。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易名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及其前身曾一度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主任秘书长，负责实际运作。1938年3月改隶经济部，由部长翁文灏兼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1946年3月直属行政院，后由孙越崎任主任委员，主要任务是负责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其产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钢铁、动力、机电、化学等基本工业领域。丁忱在资源委员会研究所做了2年的研究，主要是翻译一些资料，配合完成一些研究项目。

但是，研究与“实战”不同，他需要把理论上升为实践，恰好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国内最大的纺织企业申新纱厂继续扩大规模，广罗人才。申新纱厂是无锡荣氏家族的产业，丁忱是无锡人，自然进入了“申新”的视线，1947年8月，丁忱正式受聘于申新纱厂，担任申新二厂和申新五厂的秘书和总计核，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民族工业集团荣氏家族的智囊。

丁忱进入“申新”不久，正值国民政府成立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施对花、纱、布的全面管制，不许棉商、厂商自由采购国产棉花、自由调节国产棉花存量，纱厂储存棉花的数量日趋减少。所以各种文牍异常地多，都需要丁忱协调和处理。

在申新纱厂，丁忱结识了荣毅仁，荣毅仁长丁忱3岁，年龄相仿，都是同乡，虽是雇佣关系，但说话投机，成了朋友。后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荣毅仁是副主任委员，丁忱是副处长，增加行政上下级关系这一节，这是后话。

主持上海市工商联辅导处工作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境江南，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如摧枯拉朽一般，上海面临解放。

上海解放后，1949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成立初期工商联工作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旧商会的留用人员，另一部分是面向社会招收。当时军管会工商处负责筹组工商联的许涤新认为工商联需要吸收有文化、懂经济的年轻干部。丁忱那时在申新纱厂已经工作了2年，许涤新是研究经济的专家，对这个晚辈很赏识，经许涤新推荐，同年9月丁忱进入上海市工商联工作，他担任辅导处副处长。辅导处主要是负责本市工业和商业的业务辅导，以及调解劳资纠纷。丁忱在辅导处接触工商界上层人士比较多，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上海市工商联的领导提供咨询，也为上海市军管会首长提供咨询。当时华东局工业部一位首长叫汪道涵，后来80年代担任上海市市长，与丁忱是交大校友，关系很好。汪道涵担任上海市市长那些年，凡上海经济发展中遇到棘手的问题，常常会想起丁忱，向他咨询，即便是那时他已被中信公司派往美国，他还是一一回答汪市长提出的问题。那是后话。

再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筹备，于1951年2月正式成立，同年3月丁忱提升为辅导处处长。当年辅导处是工商联主要处室之一，下设市场科、公私关系科、产销科、劳资关系科和税务科5个科，有几十名干部。辅导处这种设置运作了一段时间，丁忱觉得业务处室应该适应上海产业发展的需要，当时上海的纺织业、重工业、轻工业、商业布局分明，辅导处及时调整下设科室，增设一个科，为6个科，改为纺织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商业、劳资关系和税务6个科，丁忱协调各方，将工商联工作定位在既适应上海产业发展的需要，又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这是大思路，统筹考虑全局的手笔。

1952年8月，上海市工商联召开第八次执监委联席会议，丁忱当选为副秘书长。

参与做工商联干部分流的思想工作

早期上海市工商联系统人数比较多，有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的干部，有全市各业同业公会干部，有市、区工商联机关干部，还包括这些单位的工勤人员，约有2000多人。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同业公会的职能相继由新设立的专业公司所替代，市工商联辅导处工商业辅导的职能也逐渐弱化，尤其是整风反右后，工商联只是做一些思想教育和组织学习这一类工作。但是工商联系统那么多机关人员何去何从，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丁忱参与了这项工作的讨论。在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主要采取了这样几个措施：一是对年富力强的100多名工勤人员输送到本市制锻工业企业从事生产劳动，转为生产工人；二是对数名高中文化程度且品学兼优的青年干部输送到大学进修；三是响应党和国家发出的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的号召，与统战系统百余名机关干部去上海县纪王乡，与当地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四是对同业公会干部补上肃反一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职定薪，确定为机关干部身份和待遇；五是安排干部去嘉定外冈农场。1959年，机关所留人员仅几十名，除骨干以外，还照顾了一些身体状况不太理想的同志。在处理工商联机关干部去与留问题上，都是关系到干部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个调动人员的家庭实际情况，非同小可，丁忱虽不是决策者、决定者，但是他能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在安排时，他尽可能向党组织反映干部的具体情况，照顾确实应该照顾到的人员。所以这段时间是丁忱思想工作做得最密集，也最得人心的地方。丁忱在工商联几十年的口碑是在这段时间积累得最为有效。除这一次之外，还有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后，机关干部普遍住房有困难，丁忱将这一意见，报请会领导同意，划拨一笔数额可观的房款，解决干部职工的居住问题。这又是后话。

工商联历史上秘书长任期最久

1958年上海市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当时称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1958年会员代表大会，丁忱当选为执行委员。1959年11月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胡子婴调往北京担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经执委会议通过，丁忱当选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那年，丁忱刚好40岁。

早年工商联工作与民建会工作密切联系，会员对象趋同，工作任务趋同，平时民建工商联两会干部联系比较多。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秘书长胡子婴也是民建上海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发展民建会员时考虑将工商联干部中优秀者吸收到民建组织中来。丁忱是重点争取的对象。1952年11月争取，1953年1月经盛丕华和胡子婴介绍，丁忱被吸收入会。2个月后，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会成立，丁忱为分会委员。公私合营后，1956年5月民建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产生，丁忱是常委，从第一届至第六届连任6届常委，1984年4月，民建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时，丁忱为顾问。同时他还是民建市委宣传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宣传教育委员会主任是漆琪生，副主任还有姜庆湘、李樾卿和宗之琥，整风反右后，民建工商联合址办公，丁忱又担任两会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办公室副主任。

虽然丁忱担任许多年民建市委会的职务，这是两会合署办公的因素，但是他组织关系在市工商联，他工作重心在工商联，他是那个时期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的界别还是在工商联界别。1961年上海市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这一届丁忱当选副主委兼秘书长，1965年，1980年，1984年的第五、第六、第七届上海市工商联换届，丁忱都是副主委兼秘书长。如果“文革”民建工商联两会停止办公的10年不计的话，丁忱实际担任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有15年之久。这是上海市工商联历史上，担任秘书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可见，他的知识储备、办事能力和协调能力。

上海工商学院首任院长

改革开放之初，民建工商联会员焕发青春，发挥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向海外朋友介绍祖国经济建设的各种需求，洽谈项目，引进资金、引进设备、引进人才，丁忱在美国留学多年，有许多国外朋友，他利用多种途径介绍同学朋友来华投资洽谈项目，并协助主任委员刘靖基接待外宾，落实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在筹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时，丁忱参与其中的酝酿和讨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正式成立时，丁忱是董事、副监事长。当时监事长是唐君远。那时，远在北京的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正在拓展海外业务，丁忱应招赴京，起先在北京工作，后派往美国，负责中信公司海外公司的一部分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被“文革”期间耽误学习机会的一代青年人渴望有再学习的机会，社会上有大量补习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希望通过业余学习，达到同等文化程度，得到相应的国家承认的文凭。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创办了上海工商专业进修学校和上海工商职工中等专业学校2所能颁发中专文凭的学校，深受社会各方的欢迎，引得社会各方的赞誉。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汤蒂因提出，在这2所学校的基础上再办一所有大专学历的学院，重点培养外向型经贸管理人才。这个创议得到在沪民建工商联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

1984年，上海市民建工商联成立了上海工商学院筹备小组。接着，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双月座谈会”上，刘靖基主任委员正式提出了创办上海工商学院的建议。不久，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提出边筹备、边建设的方针，以不同于公办大学的模式与机制来办学，设立校董会为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全员聘任制。得到这一指示，汤蒂因与民建另一位副主委董幼娴利用去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作了汇报，请他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并题写“上海工商学院”校名，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担任名誉院长。请丁忱出任院长。丁忱当时已经调往中信公司，丁忱与汤大姐和董大姐都是多年的同事，同为全国政协委员，没有推辞，接受了聘任。1985年2月上海工商学院首届校董会成立，丁忱正式担任上海工商学院院长，这个职务一直到1992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汪熙教授接任上海工商学院院长为止。

丁忱在民建工商联两会机关干部中的影响很深，听过他作报告的老同志回忆，他的报告能深入浅出，不是那种空洞乏味的宣讲。同样传达文件，他能提纲挈领，择其主要精神传达，而不是照本宣科。可惜笔者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没能聆听到丁忱精彩的讲演。3年前某一天，听说丁忱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家中去世，于是向有关部门了解，他确切去世时间是2011年1月31日，享年91岁。

第二篇：工商联上半年工作总结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总结

工商联上半年工作总结

XX年是南汇划入浦东、两区工商联一体化开展工作的 能力，更好带领企业发展壮大。

三是召开民营经济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座谈会。召开“参与世博，共谋发展，再创辉煌”民营经济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座谈会。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王新奎，市委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樑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张静主持。新区有关委办局的领导以及来自浦东各条战线的民营经济人士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5位民营经济代表人士作了交流发言。他们从各自企业的成长发展经历畅谈了投身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的深刻体会，展现了浦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时代风采以及浦东开发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四是汇编《在这片沃土上成长》一书和创办《浦东工商联》杂志。在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之际，为了展示非公经济作为浦东经济社会建设生力军的风采，激励广大非公企业积极投身浦东新区的二次创业，进一步加强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浦东新区非公经济的大力支持，我们开展了民营经济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文稿征集活动。40余家企业结合浦东开发开放20年间企业发展的历程，回顾企业与浦东同命运、共发展的心路历程。我们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抓住两个中心建设、世博会举办等重大机遇，更好地为浦东推进二次创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建立新功。

与此同时，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创办了《浦东工商联》杂志，从创刊号的编发工作来看，该杂志已初步形成了信息量大、宣传面广、图文并茂风格，力求将此杂志编成一份贴近企业实际、反映企业心声、企业家喜闻乐见的刊物。

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书和杂志的编发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麟为书籍作了序，市委副秘书长、区长姜樑为杂志创刊撰写了发刊词，充分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和关心。

二、全力以赴做好支援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回报社 会、履行社会责任

玉树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地震发生后，浦东新区工商联组织机关干部捐款的同时，迅速向全区各基层商会和非公有制企业发出赈灾工作的紧急通知，号召民营企业积极行动起来，履行社会责任，全力以赴做好支援玉树抗震救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浦东民营企业已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市、区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和光彩事业促进会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资达2797.98万元，其中捐到区光促会的有417.41万元。

我们在张江集电港会展中心举办了以“情系玉树、奉献爱心”为主题的浦东非公经济向青海玉树赈灾捐款仪式，近百名新区民营企业家、基层商会干部参加了仪式。会上，浦东41家民营企业捐款582万元，浦东新区慈善基金会接受了所捐款项，通过慈善基金会之手传递爱的暖流，鼓舞灾区同胞战胜困难，重建家园。

此次捐款活动不仅组织发动快，而且捐款数额比较大。浦东的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央电视台“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上捐款1500万元；在市工商联的光彩活动日上，浦东有6家民营企业向灾区人民捐资480万元，上海中路集团、东方希望集团、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捐资各100万元，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捐款50万元、捐物30万元，上海伟龙企业有限公司、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捐资各50万元。

在玉树赈灾的活动中，浦东广大民营企业家秉乘“共同富裕、扶危济困、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积极参与抗震救灾、救助弱势群体，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奉献爱心，为社区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深受社会公认的成绩，展示了浦东民营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抓好投资促进工作

“推进浦东开发二次创业、实现 出的总体战略目标，新浦东的工商联工作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抓住经济建设的龙头，把XX年定位为浦东新区工商联的“投资促进年”，加强为企业服务和投资促进工作。

一方面，学习外省市投资促进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组织了部分浦东新区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和联络员赴浙江温州、台州学习考察。考察团参观了温州知名民营企业德力西集团，与台州市工商联领导学习座谈。此次考察加深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工商联工作的了解，加强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学习了外省市服务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好经验，特别是在投资促进、招商引资方面的好做法，有利于提高浦东新区服务民营企业的能力。[page] 一方面，加强对重点企业的投资促进服务工作。上半年重点对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东方希望集团等企业的投资需求进行了重点跟踪，其中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迁址浦东及要求选址建设总部大楼的情况形成报告报区委，得到区委主要领导的支持批示。

四、召开 一行70人来浦东进行参观考察。代表团走访考察了盛大网络、微创医疗和奥威科技等三家高科技民营企业。沪藏两地民营企业家开展了座谈交流，并进行聚餐联谊。

六、围绕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抓好自身建设和各项基础工作 在新浦东的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面扩大，企业数增多，新浦东的区委和区政府对非公经济高度重视，对工商联的期盼很高，上半年，制定了《XX年浦东新区工商联机关作风建设工作计划》和机关干部分片联系基层制度以及各类制度汇编。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从制度上给予了保证。

上半年，我们着重从基础工作着手，全年发展会员70家；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48家，并输入数据库；更新区域内市工商联执常委个人信息、企业信息；同市工商联信息中心联手合并原两区会员数据库，并对部分区执常委的信息进行更新；更新区工商联执常委通讯录，整理基层商会会长、秘书长、干事通讯录。做好浦东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统计工作，通过对 45家民营企业基本情况、参与光彩事业投资项目、就业再就业及开展培训、公益慈善捐赠、新农村建设情况等数据的采集，为推进统一数据库建设及信息化工作提供支持；配合全国工商联、上海市工商联做好《XX年 择优录入，使优秀人才得以早发现、早培养，早上岗、早成才。要拓宽选拔范围，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打破身份和资历界限，吸纳一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优秀人才进入干部队伍。与此同时，在选拔干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人选公示、党组讨论等程序，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增加选拔工作的透明度，扩大群众参与程度。

二、强化“二个效应”，大力激发干部队伍学习热情

一是强化“鲶鱼效应”。在干部管理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适当地向高水平人才倾斜。要加强干部岗位交流，打破原有平衡，使干部成为某个岗位上的新人，不好好学习就无法适应新岗位的要求的这种压力促使其学习。要通过正常渠道，从社会上不拘一格考录优秀高校毕业生或其他高水平青年人才，为基层工商注入新鲜血液，通过引入有实力的竞争者，来加强基层工商执法力量，同时也使原有干部产业危机感，在人才竞争的压力下，促使其学习进步。二是强化“洼地效应”。要在系统内部制定鼓励干部深造的政策，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人才的福利待遇，明确上述人才在干部提拔任用上，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使广大干部看到通过学习知识、钻研业务，提升自身能力所获得的尊重和承认，从而增加学习的动力。

三、完善“三个机制”，努力提升干部队伍总体形象

（一）创新模式，强化锻炼，建立长效的培养机制。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保障。在实际工作中，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强化干部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创新干部实践锻炼的形式，通过跟踪考察，掌握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及时调整教育培训的工作侧重点，使干部在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为今后走上成熟创造必要的条件。

首先要创新培训模式，不断提高后备干部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要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实际培训中把理论教育和知识教育放在干部教育的全过程，坚持创新培训观念、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方法，促进实现“长培训、强教育”树立教育的社会化，终身化意识，着眼于提高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把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和人才资源开发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新时期对干部素质的要求，采取 “专题教育集中学、举办培训专题学、创新载体灵活学、强化措施促着学”等多种措施和载体强化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采取诸如“模拟办案、以案学法”、“案件互审互查、以案说法”、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不断创新学习载体;在启发干部职工自觉学习的基础上，对广大干部职工应知、应会的一些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及其业务知识，采取一些硬性的学习措施，通过硬性的学习措施，以逼出一个基本素质来。其次要创新培训内容。在培训内容上，坚持学以致用、学用所长的原则，把对干部的理论教育放在 早成熟起来，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要强化对干部的锻炼。“早压担子，早成才；不压担子，不成才。”要让干部在重要工作中、具体实践中学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目标管理的落实，实施 “后备干部攻坚克难工程”。使后备干部成为市场监管的生力军，并通过工作业绩来检验后备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考核其政绩。

（二）双重监督，深入考核，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要把加强对工商干部的监督作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措施，贯穿于选人、育人、用人的各个环节。严格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增强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一要健全制度，加强监督。要通过定期不定期的考评和年终考核，听取群众和干部职工的意见，跟踪了解干部的思想、工作等情况，定期作出鉴定，建立文书档案。要根据干部的职责和阶段性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向其所在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向上级组织进行汇报和述职，开展民主讲评和评议，强化干部的进取意识，不断增加压力和动力。要完善主要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后备干部制度。指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与干部结成对子，明确联系责任，定期找干部谈话交心，既谈工作，又谈思想，及时肯定他们在接受培养锻炼中的成绩，指出不足，使他们不断增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意识，规范自己的言行，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培养锻炼中健康成长。对其工作进行客观评价，帮助干部成长进步。

二要强化考核，实行动态管理。要对干部实行定期不定期听取思想汇报，每半年对其进行一次考核。在实际考核中，通过工作业绩和思想作风现状来了解干部的情况，掌握其成熟度，加强同组织人事部门的联系沟通，及时向组织人事部门汇报后备干部的成熟情况，积极向上级推荐人选，择优而进。

三要抓廉政建设，切实提高干部队伍拒腐防变能力。切实健全责任机制、规范约束机制、内外监督机制和奖惩激励机制。使每一个岗位、每一位执法人员都能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之下行使自己的职权，从源头上遏制 了行业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抓住“案、费、证、照”等重点环节，突出治理“吃、拿、卡、要”和“三乱”等违纪问题。强化窗口部位及重要岗位的权力制约，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促进依法行政。在队伍中提倡树清正廉洁的正面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同时严厉查处执法腐败行为，从反面典型中得到警示。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实施农村工商联络员等近民便民制度。把市场监管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农村一线，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强化监管职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通过建立健全领导责任机制、规范约束机制、内外监督机制和奖惩激励机制，基本构筑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方位覆盖的制度网络，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每一位执法人员都能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之下，行使自己的职权。

（三）宏观统筹，择优而任，建立备用结合的使用机制

备用结合是后备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着力解决备用脱节，使用“两层皮”的问题。

一是建立动态管理制度。为了不断激活干部队伍的管理，要建立健全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将蓄水变为活水，如定期轮岗制度，双向选择制度等，将经不住考验、发挥潜力不大、没有培养前途的适时调整出去；对政治素质好、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及时提拔任用，积极营造能者上庸者下的良好氛围。

二是适量扩大年轻干部的比例。抓住竞争上岗的时机，适量扩大年轻干部在基层工商所队及科室中的比例，明确班子配备的年轻化目标，最大限度地使用后备干部。结合年终考核、日常考察结果，把不称职、不胜任现职的干部调到虚职，改任非领导职务，腾出岗位后补充后备干部进入岗位。

三是宏观统筹。根据干部的专业特长、发展方向和成熟程度，打破部门条块分割状况，树立全局观念，统一调配，交流使用，使干部能在更大范围内找准位置，走上自己能力素质可以适应的领导岗位。建立与干部工作密切联系的领导班子合理配备的有关制度，明确规定，新提拔干部原则 在后备干部中产生。

第三篇：工商联与社会管理创新

工商联与社会管理创新

马士诚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八点意见。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论述了社会管理创新，即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需求看，社会管理创新都和工商联关系密切。总书记就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八点意见，几乎每点都和工商联有关。

一、从八点意见看工商联与社会管理创新

八点意见中的第一点中有: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商联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责无旁贷。

第二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这就要求工商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更加积极有效地反映所联系的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生产经营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这种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形成，需要工商联更加积极和深入地参与其中。不仅要更加注重利用政协的平台参政议政，还要更加积极地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特别要注重通过各级行业商会了解小微型企业情况，在综合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工商联渠道，使小微型企业的利益诉求能够有表达渠道，使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能够统筹协调，保障这部分群众的合法权益。

第三点：„„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工商联联系着一大批民营企业家，这其中有些属于特殊人群。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身后有企业，关系着很多人的就业，有的还关系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在他们中间还有新生代、有海外归来学有专长的人员、有擅长从事管理的各类人才。对这样的特殊人群怎样管理和服务，需要工商联提出积极的建议，而有些服务则完全有赖于工商联组织去完成。

第五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在民营企业中有食品、药品生产企业，这和公共安全体系关系极为密切。工商

联有责任协助党和政府深入了解这些企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也有责任与相关部门共同帮助这些企业建立更为严格的安全监管体制，完善应急管理体制，从而达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目的。

第六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这一点和工商联关系极为密切，也可以说是工商联的职能所在。中共中央2010年16号文件再次明确工商联是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不仅需要工商联的参与，对行业商会这一类社会组织，工商联作为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管理，要形成热心成立和注重管理、发挥作用并重的格局，使行业商会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行业商会作用发挥的越充分，工商联的职能作用才能越到位。社会管理创新也才更有坚实的依托和支撑。

第七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当前，各级工商联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是各级工商联包括各级行业商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办好商会网站。

第八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这是工商联工作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工商联长期努力和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工商联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而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必要更好地做好这些工作。

二、工商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

中央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高度重视，是和中国国情紧密相联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利益格局加速调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成当务之急。而工商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就在于加强对行业商会、基层商会的管理与指导，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商会与基层商会的作用。这是因为基层往往是大量社会矛盾产生的源头，基层基础工作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是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重要着力点。

以江苏为例，目前全省各级工商联共组建各种行业组织达1427家，涉及到的行业很多，其组织涉及到的企业或市场就更多。乡镇、街道、异地商会达1522个，基本覆盖全省乡镇和街道。行业组织一般处在基层；特别是乡镇、街道商会直接为基层所服务。工商联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不仅要把这些组织管理好，保证其在法律、法规及政策范围内运作，更要把行业组织、乡镇、街道商会动员起来、发动起来，使这些社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能否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此行业组织、乡镇、街道商会能否在社会转型期，反映来自基层的真实情况，能否反映所联系企业的普遍意见和要求，能否提出解决发生于基层问题的思路，能否协助党和政府及时化解来自于基层的矛盾。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避免出现社会管理的“真空”和“盲区”。

要发挥行业组织、乡镇、街道商会的作用，工商联应考虑以适当的形式和方法，逐级建立行业组织、乡镇、街道商会工作考核或评估机制。促使已经建立的行业组织、乡镇、街道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工商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与已经开展的工作并不矛盾，有些则属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部分。如指导会员企业建立党、团、工会组织、引导会员企业实行厂务公开等，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当前则应有意识地加大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力度，在参与中不断总结和提高。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团、工会组织，在已建工会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职代会制度和厂务公开制度，推行工资协商制度，大力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使企业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和政府把社会建设摆到了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而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商、协调、会商，寻找利益平衡点应该成为常态，有时甚至不排除利益双方的相互妥协；而“整治”、“命令”、“对抗”等简单粗暴的方法都不利于社会管理创新，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为此需要特别尊重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绝不可单单视作管理的对象。唯此才能团结和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而工商联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更多的是要做了解情况、畅通渠道、反映意见、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这在客观上要求工商联不仅要关注较大型的民营企业，更要注重中小及小微型企业。没有较大型的民营企业，工商联难说代表性；离开了广大中小及小微型企业，工商联难有广泛性和基础性。工商联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方法创新弥补薄弱环节，以制度创新促进源头治理。配合党和政府创新机制，使社会管理创新更好地付诸实践。

创新永远值得敬重。任何领域的创新均非易事，“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虽是就写作而言,但创新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劳动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一样的。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到位，将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仅能使工商联工作更趋活跃，也能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设、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第四篇：释迦牟尼与早期佛教的基本理论

释迦牟尼与早期佛教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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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迦牟尼的生平

在早期佛教的典籍中，没有关于佛教创始人生平的完整记录。释迦牟尼主要事迹散见于佛教各个部派后来编成的经律中，而且往往与神话交织在一起，有许多荒诞的成分。剔除这些神话虚构，大体可以找出一些较为可信的史实。

佛教创始人名悉达多，姓乔达摩，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城（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66—486年。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

乔达摩出身于刹帝利种姓，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其母摩耶夫人早死，由姨母摩诃婆阇波提抚养长大。少年时代接受婆罗门教的传统教育，学习吠陀经典和五明。后与觉善王女耶输陀罗结婚，生子曰罗喉罗。29岁离家，到处寻师访友，探索人生解脱之道。

关于乔达摩出家的动机，佛教的传说不完全相同，有说是因为他看到了人体的丑恶：有说是因为他看到了生老病死的痛苦。从当时社会考察，可能与他经历了亡国灭族的惨祸有关。传说佛陀布教，曾得到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即胜军王）的赞赏。但该国大臣利用波斯匿不在国内的机会，发动政变，拥立他的儿子毗琉离（即毗卢择迦）为王，不久发兵消灭了释迦的国家。当毗琉离王兴兵方行之日，佛陀曾于路上劝阻，但未成功。被杀“释种”，“积尸如莽，流血成池”。佛陀曾听到释氏五百妇女被戮含苦称佛的声音，他无可奈何，唯有遣比丘为他们说法：“羁缠五欲，流转三涂，恩爱别离，生死长远”。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和战争，加剧了的社会不幸，当是促使乔达摩产生消极厌世思想的主要原因。

离家之后，先到王舍城郊外漫游，跟随数论派先驱阿逻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学习禅定。数月之后，觉得不满足。

他不否认禅定的作用，但认为禅定不是目的。接着他尝试通过严格的苦行发现真理，寻求解脱。据说，他认为：摩擦湿木不能生火，摩擦于木才能取火；人身亦需经过苦行，清除体液，才能悟出真理。于是他逐渐减少饮食，直到每天只吃一粒米，后七天进一餐。他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有时卧于荆兢上。六年后，身体消瘦，形同枯木，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真理。

乔达摩认识到苦行并不能获得解脱，开始净身进食。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今菩提伽耶），坐在毕钵罗材（后称菩提村）下，沉思默想。据说，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悟出了“四谛”的真理。这标志他真正觉悟成道了，因而被称为“佛陀”，或简劝“佛”，意思是“觉悟者”。这一年他35岁。此后他就一心转向传教活动，历时45年，直到死去。他的活动地区主要在摩揭陀、拘萨罗和跋耆三国，东面最远到过瞻波，西到摩偷罗。当时这一带经济文化发达，沙门运动高涨，新的宗教团体和哲学派别，大都在这里活动。

传说佛陀在成道后，首先赶往婆罗奈城郊的鹿野苑，寻找曾随他一道出家的阿若■陈如等五个侍从，并向他们讲说“四谛”之理。由于从不同角度讲了三遍，佛史称作“三转法轮”。佛陀还主张要坚持“中道”原则，即既要避免极端苦行，又反对任情纵欲，只有“中道”才是解脱的“正道”。这是佛陀首次宣讲佛法，所以也称为“初转法轮”。■陈如等五人信仰了佛陀教义，成为他的首批僧侣，号“五比丘”。

佛陀一天的活动似乎很有规律，他黎明起床，坐禅静思，近中午时，外出乞食。有时在午饭前访问某些沙门。中午饭后，到聚落外的静寂处坐禅沉思。黄昏为弟子宣法，或到聚落里向俗人传教。一直到晚上。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漫游、布道，雨季停止旅行3个月，称为“伐沙”（坐夏）。

佛陀的这种生活方式，当是早期僧侣的生活缩影，后来就形成了佛教的某些生活规则、戒律的雏型。

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长阿含·游行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灭前由南向北走的路，这两条路很少偏离当时的商道，佛陀常年来往于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这里沙门运动特别活跃，传说频毗沙罗王之弟迦留曾召集96种“外道”举行大斋。当时的王室，是沙门运动的支持者。佛陀的传教，就一直得到商人和王族的支持。他有两个最重要的经常说法的住处，一处在舍卫城南的祇园精舍，这是拘萨罗国富商须达多（给孤独长者）布施的，一处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竹林是迦兰陀长者所赠，精舍是频毗沙罗王出资建造。传说佛陀悟道，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也是两个商人。

佛陀在传教中经常与“外道”沙门辩论。揭佛典记载，佛陀总是在辩论中取胜，使他们纷纷皈依佛教。有一次佛陀走在鹿野苑的路上，遇到一位“邪命外道”沙门，佛陀对他说法，表示自己已经成道，这位“邪命外道”摇头离去，走上另一条路。佛陀的道理并没能使一切人信服。

佛陀80岁逝世。据说他灭于拘尸那迦城（印度北方邦境内）附近的希拉尼耶伐底河边的娑罗林中。关于他一生的传说，很难肯定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不过从中大体可以看到早期佛教僧侣的一般生活情景，有助于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

二、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四谛说

按照佛教徒的传统说法，佛教经典三藏都是释迦牟尼亲自宣讲和制定的。事实上，佛教经典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往往是随时随地就以“如是我闻”的格式在社会上涌现出来。佛教流传到哪里，那里就会有新的经典出现。除了“论藏”部分有作者的署名之外，一切经、律，既无作者，也无真正的制作时间和地点。因此，佛教典籍既多且杂，很难作历史的考察。即便按佛教自身的传说，最古老的典籍，也是在佛教产生2、3百年之后，由佛教不同派别的僧侣汇集编成的。因此，要判定哪些教义是释迦牟尼的思想，已经不可能。但作为最早流行的一种思潮，即学术界所谓的“原始佛教”言，还可以看出一个轮廓。这些最古老的典籍，有许多共同的说法，反映了佛教的基础教义和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早期佛教的基本内容。

作为沙门思潮的一种，佛教与其它沙门派别既有共性，又有差别。一般说，早期佛教对当时沙门普遍关心的本体论问题不愿考虑。《杂阿含经》（卷34）载：当“外道”沙门向佛询问关于世间“常”还是“无常”，世间“有边”还是“无边”，如来死后是“有”还是“无”，身体与生命是“一”还是“异”等十四个问题时，佛陀不置可否，拒绝作明确的答复。他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是人生解脱问题，讨论本体论徒劳无益。譬如人中了箭，不是马上去拔箭治伤，而是先讨论箭是什么做的，弓是什么形状等，那就是本末倒置，走入歧途。佛陀及其弟子们关心的问题，集中在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解脱方面。佛教的全部学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一主题又集中凝聚在四谛说中。

“四谛”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形成可能较早，相传佛陀悟道的核心就是四谛，也是初转法轮的根本内容。

所谓“谛”，有“实在”或“真理”的意思，是印度哲学通用的概念。“四谛”亦称“四圣谛”，意为“四条真理”，即苦、集、灭、道。四谛又分为两部分，苦、集二谛说明人生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灭、道二谛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或者说，前者侧重于解释世间，后者侧重于创造出世间。四谛的这种组织结构，可能借鉴印度医生治病的“四侠”，早期佛教把人生本身就看作是一种病态。

1.苦谛

何谓“苦谛”？是把社会人生判定为“苦”，并以此判断为真理的教义。佛教把人的感受分为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切感受都是“苦”。社会人生原是一大“苦聚”，全无幸福欢乐之可言。这一教义，成了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佛典关于“苦”的分类很多，有四苦、五苦、八苦、九苦、十一苦等。《增一阿含经·四谛品》中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

彼云何名为苦谛？所谓苦谛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名为苦谛。

这八苦可以分为二类：第一类生老病死，认为人生的自然过程是苦；第二类，优悲恼、怨憎会、恩爱别离和所欲不得，把主观愿望不能满足说成是苦。最后归结为，“五盛阴”，“五阴”是佛教对“人”的一种特殊称谓。“五盛阴”指对人生的爱恋和追求，以此为苦，也就是以人的存在本身为苦。这样，“苦”就具有普遍的性格，只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苦”就是必然的。以人生为苦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厌世思想，从消极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离乱所造成的种种不幸，是早期佛教最大的偏见。它否认“苦”与“乐”的相对性及其界限，抹杀“苦”的社会阶级内容，攻击只有人类才能具有的苦乐观念和感情，这在常人和哲人中都是难以通过的，但在软弱的失意者和绝望者中间，却容易引起共鸣。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人生过程最普遍的矛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正确地认识规律，正确地处理矛盾，战胜它们，为人类的幸福不断开拓光明的前程。早期佛教教义缺乏这种积极的充满进取的乐观精神，在僧侣中曾引起自戕、自杀和互杀的弊端。佛教“戒杀”的律文，最初就是为了制止这一弊端而制定的。后期佛典屡屡教训人身难逢，人生可贵，要求它的信徒利用这一机会好好修道积福，看来也是为了纠正早期的悲观情绪。不过从总体上说，佛教的人生哲学始终贯彻着轻贱人身、鄙薄人生的倾向。

2.集谛

集谛是说明诸苦和人生原因的，它是早期佛教的理论基础，内容相当丰富，大体可以“五阴聚合说”、“十二因缘说”和“业报轮回说”加以概括。

“五阴聚合”说

佛陀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由多种因素集合而成。“有情”（指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情识的生物，亦称“众生”），则由“五阴”组成。“阴”亦译作“蕴”，有“积聚”或“覆盖”的意思，实指类别。“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等五类现象的总称。

“色”的定义是“质碍”，凡具“质碍”作用的现象，统称作“色”，相当于物质概念，但含有少数精神现象。“色阴”包括四大（地、水、火、风）、由四大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和感觉对象（色声香味触）等。

“受”，谓“领纳”，指主体领受客体给予的痛痒苦乐等体验，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感受。“受阴”有三类：苦受、乐受和不苦不乐受。

“想”，谓“取像”、“施设名言”，相当于摄取表象，形成语言概念的精神活动。

“行”的定义是“造作”，特指思想中决定和支配人的行为的那些因素，如目的、筹划、决断、心理趋向、意志等。

“识”的定义是“了别”，指一切认识活动赖以发生的精神主体，早期佛教分为六种，即具有见、闻、嗅、味、触、思维作用的眼、耳、鼻、舌、身、意，通称“六识”。

五阴中的后四阴亦曰“非色四阴”，简称为“名”，因此五阴又叫作“名色”。“名色”可以泛指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而“五阴”往往特指“有情”，或作为人的代称。佛教对“非色四阴”的区分，在心理学和认识论中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探讨的价值。但“五阴”的理论，却是为了引出因果报应的宗教观念和“人无我”的哲学结论。据说，“五阴”本是以“类”的性质独立自存的，其所以集合成为千差万别的个体“有情”，在于有一种追求和贪爱五阴的业力。这种业力不同，感得五阴聚合的形体也不同，因而有三界六道，贫富天寿等差别。如此业报轮回，受诸苦恼。

既然有情只是“五阴”的聚合，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所以有情自身不是独立永存的实体，没有单独的“自性”，此即谓之“人无我”。佛教认为，“我”是一种“常一自在”的存在，即独立自主，有绝对自由的永恒精神体。“人无我”亦称“人空”，是佛教空观的内容之一；他们往往据此而否定“有情”和人的真实性。永恒的灵魂和绝对的自由意志是确实没有的，这是真理，但据此否定人的真实存在，否定人生的价值，就是荒谬。

“十二因缘”说 缘起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用以解释世间人生和世间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变化，构成早期佛学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到大乘佛教还有更充分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宗教哲学体系来。

缘起说的基本命题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可以反面表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思是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现象；任何现象都处在生灭变化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联系和变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引起。这就叫“缘起”，缘就是条件。所谓“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此中的“因”，指诸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条件。离开因缘，就没有世间的一切。在早期佛教学说中，“缘起”和“法”（佛法）是同位的格：所谓“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缘起”说等于佛法的本质规定。

早期佛教的这一学说，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一旦具体运用于它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立即显示出严重的缺陷来。首先，它把缘起说最终地归结为因果铁律：一切缘起现象都是因果关系，因而世上所有联系，唯有因果一种。这样，世界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人，统统被铸结到了一条因果链条上，几乎没有偶然和自由的任何可能。其次，是按照宗教的要求，臆造和杜撰，往往把两件毫无联系或只是偶然事件，强说成是因果关系，从而把因果律主观化、神秘化，最终导致业报轮回的教义，这就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是用“缘起”说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过程的，后人称为“业感缘起”。因为是由十二个概念构成一个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所以也叫做“十二支缘起”。在早期佛教经典中论述的地方颇多，从中可以看出，十二支是最后完成的说法，较早的只有五支、九支或十支说。这十二支可以由因推果，也可以由果追因，前者叫做“顺观”，后者谓之”逆观”。按《长阿含·大缘方便经》逆观的说法，这十二支及其关系是：

“老死”：“老死”是人生的终结，原因是有“生”，有“生”才有“老死”。故曰“生是老死缘”。

“生”：“生”是人生的开端，原因是有“有”。这里的“有”，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宗教概念，指那些能够决定来世果报的思想行为之总和。所谓”有是生缘”，意即彼生的全部思想行为（业），就是今世得生（果）的原因。

“有”：“有”的本质，是积聚并能引生后世的“业力”；“有”之因是“取”。“取”指对人生和物欲的热切追求，由此造成必得后报的各种业行，是谓“取是有缘”。

“取”：“取”之因是“爱”。“爱”主要指性爱和食欲，引申为一切贪欲。爱欲是促令人生炽烈追求的直接动因，叫做“爱是取缘”。

“爱”：“爱”之因是“受”。“受”谓苦乐感受，可泛指人的生理和心理获得的各种享受。“爱”的起因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故曰“受是爱缘”。

“受”：“受”之因是“触”。“触”指肉体、精神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如果人不具备触觉能力，或者不接触外界对象，就无从感受，故曰“触是受缘”。

“触”：“触”之因是“六入”。“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和认识机能。没有这种机能，就没有触受外界的可能，故曰“六入是触缘”。

“六入”：“六入”之因是“名色”，指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即有意识活动的人体。感知机能来自人的生命体，是谓“名色是六入缘”。

“名色”：“名色”来自“识”，早期佛教对此“识”的解释较杂，或谓“淫识”，或谓投生一刹那的精神体；早期汉译亦作“识伸”，有灵魂的意思。人的生命体托识而成，此谓“识是名色缘”。

“识”：“识”之因谓“行”。这里的“行”，也是含特定意义的宗教概念，指过去诸业和推动诸业趋向果报的过程或力量。“识”是由过去业行引发的，谓“行是识缘”。“行”：“行”之因是“痴”。痴亦译作“无明”，即愚昧无知，后来特指不明佛理。业力活动是愚昧的结果，故曰“痴是行缘”。

“痴”：“痴”是人生和世俗世界的最后本原。

在这十二支中，对人生和社会起最重要作用的是“生”、“爱”与“痴”。“爱”及其先后的“触”、“受”、“取”等诸支，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近现代以精神或心理分析解释人生活动和社会活动原因的鼻祖；但早期佛教把人生和社会看作桎梏，“爱”等作为制造这一桎梏的原因，所以禁欲主义就成了必然的结论。作为人和社会最后本原的“痴”，是宣布人的全部正常认识为“颠倒”，社会人生是谬误的产物。据此，他们否定正常的思维活动和认识路线，从根本上动摇人们由正常的认识渠道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使人失去自我判断和独立生活的信心。

“业报轮回”说

“十二因缘”是“业报轮回”的理论基础；业报轮回是早期佛教的宗教核心。

按照后来佛教比较普遍的说法，“十二因缘”是涉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十二支在三世因果中的循环运行是这样：

这就叫做三世二重因果。这里的“世”，指有情的一生。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

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做“业”。“业”是梵文的意译，音译“羯磨”，意思是“造作”。业分身（行动）、口（言话）、意（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做“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决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做“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作什么性质的业，得什么性质的报，这是铁的法则。所谓善有福报，恶有罪报，是其主要内容。报有迟早，有“此世报”，也有“它世报”。报是必然的，不可逆转。按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有情流转在“三界五道”中。“三界”是佛教根据禅修的程度和想象，对世俗世界的划分，所谓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五道”则是按照经验和宗教传说对世间“有情”类的划分，所谓天（神）、人、畜牲、地狱、饿鬼。也有讲六道的，即另增“阿修罗”一道。“阿修罗”是一类专与天伸战斗的恶魔，来自古印度神话。作善业的生于天、人二“善道”，作恶业的堕于畜牲等“三恶道”。善恶有程度不同，即使生于同一“道”中，也千差万别。人的贫富寿夭，就是这种业报造成的。这“道”既包括“有情”自身，也包括不同“有情”所处的周围环境。这样，“业报”的宗教理论，就成了早期佛教的创世说，也成了解释人生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业报轮回的思想不是佛教的独创，在佛陀活动时期，似已普遍流行。佛教不同于婆罗门教的地方，在于佛教不承认有梵天那样的创世主，不承认四种姓是梵天的意志，更不能以婆罗门种姓为最优胜。业报面前，人人平等，四种姓“名虽不同，体无贵贱”。业报不失，也不会因偶像崇拜和巫术咒语而有所改变，祭祀决不能去罪得福，婆罗门不享有不受恶报的特权。早期佛教主张自作业自受报；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自身和周围环境，一切责任和后果都由个人承担。这类思想，有时相当激烈，把对婆罗门教的批判推到极端。这一理论要点，在近现代的西方一些思潮中还能发现。

“五阴”、“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无常”和“无我”。“无常”指法无常体，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无我”指人无独立永恒存在的实体。这无常、无我之说，构成早期佛教“空”观的主要内容，也被视作“苦”的本质所在，是世间人生的真谛。

早期佛教的这些说法，反映了客观事物的部分真理，即发展变化和普遍联系的方面，含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它否认相对稳定，否认整体有不同干部分的质，特别是否认人在改造物质世界上的能动作用，使这种辩证法导向屈从和悲观，是一种消极辩证法。

哲学理论上的“无我”说，与宗教教义上需要有一个轮回的承担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我”说可以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业报”说则教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对这些矛盾，佛教内部进行过多种调解，但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3.灭谛

“四谛”中的灭谛提出了佛教出世间的最高理想——“涅槃”。“涅槃”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作“灭度”、“圆寂”等。它的原意是指火灭或风散。印度的其它一些宗教也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最高的理想。

在早期佛教的理论中，涅槃是熄灭了一切“烦恼”，从而超越时空、超越生死，与现实世界对立的一种境界。《杂阿含经》（卷18）说：“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把这种说法推向极端就是“灰身灭智”，身不再生，智识全无。所以本质上，涅槃就是一种死亡的状态。但佛教坚决反对把涅槃理解为死亡。因为按佛教教义，死与再生是联系起来的，死亡不过是有情从一个轮回阶位到另一个轮回阶位的转变，而涅槃的根本特点，就是超越生死轮回。这些说法使“涅槃”带上了极神秘的宗教色彩。

不过，涅槃虽是超世间的，但也离不开世间，它是在否定世间一切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对世间的否定。才能达到涅槃。在这里，“涅槃”只有否定的意义，它自身除了“寂静”的规定性之外，别无内容。因此，它只是某些入逃避尘世烦恼，追求安稳宁静的精神境界，理想化了的产物，与其它宗教的天国说，是完全不同的。在早期佛教看来，“天国”也是世间的一种形式。

东西文化在古代有无交流，是一个尚在研究中的问题，但它们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勿庸置疑的。“涅槃”的“寂静”特征，与希腊的神灵性格就非常接近。“理论上的宁静正是希腊神灵性格的一个主要环节，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至善用不着什么行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涅槃寂静”当然也包含佛教的“至善”。

尽管涅槃也有不神秘的一面，但要使一个具有正常生活和思维能力的人达到它的寂静境界，却十分困难。所以，早期佛典中大量的篇幅是强调达到涅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多方面修习的艰苦过程。通向涅槃的全部修习方法和途径，就叫做“道谛”。

4.道谛

早期佛教规定的解脱之路，即通向涅槃之路，被总结为“八正道”，或曰“贤圣八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从身、口、意三个方面规范佛徒的日常思想行为；再简要一些，又被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或扩展为“三十七道品”。“戒”是用来“制恶”的，是约束佛徒的日常生活的纪律，后来扩大为极其繁冗的“律”。早期戒律，侧重于禁欲和禁止聚积财物，这与以“生”为苦、以家庭私有财产为樊笼的原始教义是相应的。

“定”或译作“禅定”、“止”，是古印度普遍通行的一种宗教修习方法。从一般意义说，“定”就是注意力集中；由于注意力集中的对象和引发的心理活动及其效用的不同，往往导致反常的、奇特的，甚至是病态的精神现象和生理现象，禅定就此被神秘化，成了宗教追求“神通”的手段。当今的瑜伽、气功、特异功能等科学性与神秘性混搅在一起，多半与此有关。但是，佛教也经常把禅定当作聚精会神思考哲理、体得真理和对治各种非佛教思想情绪的基本条件，因此而得到特殊的重视。

禅定的“禅”，音译禅那，意译静虑、思维修，原指“四禅定”。

“四禅”是诸定中最基础的一种，以“离欲”为前提，亦称“四有色定”，它们以“心一境性”为共性，按照思维活动的宁静程度，和身心的感受程度，划分为高下四等。大体说。从初禅到四禅，是思维由粗到细，由借助语言，寻伺达到完全凭借信仰支持即可本能活动的过程；感受也由有喜有乐升华到没有苦乐等区分的高度，最后，连自我的呼吸都感受不到了，这就是第四禅。

“四禅”所描绘的诸种心理过程，实是佛教进行各种禅观思维的共同心地。早期的佛教智慧，大都是通过这种心地获取的。

四禅之上，还有一种“四无色定”，所谓“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实是由禅定达到的四种不同的心理混沌状态。“四禅”与“四无色定”，总名“八等至”。据说，达到这些禅定的人，死后可以分别生于“色界”诸天和“无色界”诸天。“色界”的根本特点是“无欲”，“无色界”的根本特点是没有物质。此二界加上以有欲爱为根本特征的“欲界”，就是佛教关于世间“三界”的分类。据此可知，“三界”之说，主要是来自宗教禅修的幻想。

最后，关于“三学”的“慧”。按说“三学”都是解脱的法门，但早期佛教多看重慧解脱。修“慧”往往被看作起决定作用的环节。

“慧”或译为“智”、“智慧”，实际所指，是考察人生和宇宙诸现象的一种特殊观点和思维方法。“慧”的发生，主要依靠经文和师长的教导，通过禅定沉思获得的。它力图取消客观事物对主体的影响，遏制主体对客体的如实反映，由此形成的观念和方法系统，总是内省的，自我封闭的，同来自社会实践的认识处于对立的地位。由于佛教教条后来越出越多，内省体验各有不同，促使慧学特别发达，这是佛教哲学之所以丰富多采的原因之一。佛教自始至终着力于世界观的转变，与此传统也有关系。

修道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断惑”，即断灭感召三界果报的所有原因。所谓“惑”，即烦恼，实际包含世间一切思想观念、感情、欲望，一切认识活动，所以要想彻底铲除它们，必须几经生死的艰难历程才能实现。早期佛教依据断灭三界“惑业”的程度和仍须继续生死的处所、次数，设想出了四个阶段，四种果报，通称“道果”。得到这些道果的人，与凡人不同，被称作圣贤或贤人。他们是须陀洹（预流）、斯陀 含（一来）、阿那含（不还）和阿罗汉。大体说，前二种断惑所得的道果，还要再到欲界降生；第三种道果，只会再生色界或无色界，而不会退还欲界。至最后断灭一切惑业的“阿罗汉”，已超脱三界，不再降生轮回。所以阿罗汉（略称罗汉）亦译作“杀贼”、“不生”，达到了“无余涅槃”，是早期佛教修持者的最高果位，又谓之“应供”。

四果之说，更生动地反映了早期佛教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出世主义色彩，尽管这完全是宗教上的虚构。作为早期沸教最高位阶的阿罗汉，可能是在后来才被神化了的。在佛陀活动时期，阿罗汉泛指受世间尊重的人或修行的完成者、圣者等，也应用于其他受尊重的沙门。佛陀的诸大弟子，就被通称作阿罗汉。由此可见，关于四果的神话，是佛教进一步宗教化的结果。

三、创世说和种姓说

佛教的创世说，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时间才完善起来，但以“业”为创世的原动力，早就蕴含在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中了。后来为了给“业”增添善恶等复杂内容，又与“惑”（烦恼）结合一起，一并视作创世的本原：不论是有情界还是自然界，都是“业”与“惑”的产物。“业”有“共业”和“不共业”两类，“共业”的果报是众生的共性及其共存的世界；“不共业”决定有情的个性及其特殊的生活条件。

据《起世经》说，众生共业感得的国土，是这样一种结构：一个日月所照之地，叫“四天世界”；一千个日月所照的世界，名“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名“大千世界”，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此三千世界受众生业力的支配，按成、住、坏，复成复坏的公式循环周转。成、住、坏（空）都是众生的劫难，其中还要经受火、水、风三灾，刀兵、饥馑、疾疫三劫等。这类说法，很容易在多灾多难的民间流行，成为佛教又一个影响较大的宗教观念。据说，在“成劫”之初，众生过着宁静和美的生活，由于人的食欲，引起了生产活动；又有了性欲，产生了两性结合，出现了家庭。家庭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人际斗争、社会不安的根源。为了调和人际的争讼，出现了刹帝利和国家，有人厌世出家，“入山行道”，于是产生了婆罗门。

第五篇：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顾人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提

要

水是大自然最富才华的艺术家，是它塑造了雄奇的长江三峡；水又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是它孕育了灿烂的长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一部人类同洪水共存的历史，许多古史传说都与水有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长江洪水频频发生的历史时期.大禹是中华民族广为传颂的治水英雄，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奠基人.大禹治水的故事发生在大约四千年前，他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尚书·禹贡》载述，大禹从上游开始经三峡地区一直疏导到长江的中、下游河段，书中曾多处提及禹从事疏浚长江河道制服洪水的水利活动.又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治水还到了位于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水经注·江水》则明确指出，三峡河道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在太湖流域，大禹治水的传说广泛流传，对大禹的崇拜与信仰也极为盛行.考古发现，在长江三角洲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缺失地层中，淤泥厚度达1-1.5 m.一些专家认为，那是4000a以前发生于良渚文化末期的那次特大洪水留下的痕迹.关键词

大禹

治水

长江文明

分类号

P532 大禹治水的神话与历史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夏朝总共传14代，先后延续了近500年.夏王朝的建立，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标志了延续数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告终，而往后持续了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则从此开始.在华夏大地从蛮荒走向文明、中华民族自形成而走向壮大的重要历史转型期，大禹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刚强的人格，创建了治理洪水、统一国家的伟大功绩，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禹，在民间通常被尊称为大禹，与尧舜并称为古代传说中的三大圣王，又相传为夏朝的开国君主.在传说中，禹家世极其显赫，“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的父亲即鲧，帝舜时因治水无功被放逐而赐死.禹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帝舜任命其官职为司空，其主要使命就是治水.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代文献最早可见于《尚书》与《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上，可见 “咸有九州，处塥之堵” 的铭文；在“秦公簋”和“秦公钟”的两处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近年间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发现一件名为“遂公”而堪称国宝的青铜礼器，礼器当为西周中期某一代国君遂公所用.其内底部铸以铭文 10 行 98 字，字体优美，行款疏朗，被考古学界誉为“金文之最”.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从该青铜礼器的断代分析可以确认，关于大禹治水文献记载的历史记录因此而提前了700a.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时代，神话的主人公大多具有超越自然的力量，而神话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世界观.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使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 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1]”.黑格尔则充分肯定神话记述的史料价值，他在《美学》中指出：“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氛围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为认识的对象[2].”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既可以把大禹治水的传说视为神话文学，又可以把它当作上古历史来阅读.自汉代开始，史家就把禹作为夏王朝的开国帝王写进了史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最有权威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样也详细地记叙了大禹的生平事迹.今天我们之所以认为大禹曾经治理过三峡，治理过长江，不只是根据至今还在长江流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而主要是根据古籍的记述中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翻开先秦古籍，几乎随处可见关于大洪水的触目惊心的叙述：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昬垫.”(《尚书·夏书》)

“当尧之时，天下犹末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填洪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篇》)就是到了春秋时期，洪水依然连绵不断，从《左传》的编年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每隔十年就出现大水的记载.我国古代史籍记述许多关于大禹的传奇故事，的确具有不少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甚至说违背现代科学的内容，充满了神化与夸张的文学色彩，但我们可以肯定，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必定涵盖了许多历史真实的成分.史籍透露的种种信息表明，我国古代的先民们确实曾经遭遇过一个漫长的“洪荒”时代.2关于大禹治理长江洪水的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

《尚书·禹贡》在记述大禹治水的历史事迹时，多处提及大禹致力于疏通长江的支流和长江干流.“ 番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 ； “ 导番冢，至于荆山 ”；

“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 ” ；“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另外,《史记·夏本纪》中还有 “云梦土为治”的记载（“云梦”指位于今日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这说明大禹治水的足迹从长江上游的众多支流水系经过三峡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现代禹贡学派创始人先贤顾頡刚先生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关于大禹的神话是“自楚传至中原”的，“中原民族自周绍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 [3].他在注解上列《禹贡》、《史记》等关于大禹在长江流域治水的文字时作了以下描述：“甘肃、四川间的岷山，汉中间番冢山，雅安的蔡山和蒙山，都给禹收拾过，可以种植五谷，安定人民了.汉中的汉水(即漾)，甘肃的西汉水，流到四川的嘉陵江(即潜)，川西坝子的沱江，经过六省(按旧说)的长江，都给禹疏导过，可以代灌溉和行船了[4].”

大禹治理洪水采用的方法，大约是接受其父失败的教训，以疏导为主.如孟子所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 他不是用人工的力量执意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因势利导，顺乎自然，给洪水寻找出路，他采用的战略部署是是 “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设法将各路洪水导进长江，排入大海.三峡为长江之咽喉，疏导长江的治水工程艰难之最当然要算开凿三峡了.众多古籍除《蜀王本纪》有 “ 时玉垒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 ” 的记述外，还记载了大禹开凿三峡的种种传说.《水经注·江水》记载：“ 江水又东经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郭璞)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 则明确指出三峡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历代著名诗人同样也以优美的诗句来歌颂大禹的这一功绩.有道是“ 往来行族弊，开凿禹功存 ”（唐 孟浩然《入峡寄弟》）； “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唐 陈子昂《白帝城怀古》）；“ 伟哉神禹功，疏凿此山川 ”（宋 范成大《初入巫峡》）；“ 山川夔路险，疏凿禹功名.”（清 王士正《黄陵庙》）；“禹功何巍巍，尚睹镌凿痕.天不生斯人，人皆化鱼鼋”（宋 陆游《入瞿塘登白帝庙》）.大禹公而忘私和艰苦奋斗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代代相传.《尚书》记述了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新婚仅三四天，便出发治水的故事.《孟子》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的说法是 “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大禹长年在外治水，一心为公，无暇顾及家庭，顾及儿女私情.据《庄子.天下篇》载：“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 禹立志为天下黎民兴利除害，他身为治理洪水的最高长官，能够长期与广大民众一起栉风沐雨，共同奋斗在抗洪第一线，其含辛茹苦甚至于到了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地步.大禹光辉道德的高大圣人形象，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中树立起来的.3大禹时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略述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与大禹时代相当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晚期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从其形态来看，可能大多是“三苗”部落的遗存.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一系列不同等级聚落的城市遗址，面积一般在20×104-30×104km2的规模，其中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址尤为壮观，城内面积达120×104km2.中心城址还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壕、大型高台建筑与祭坛.此外还有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浣、石首走马岭等城址，说明城市景观的兴起已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5].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大型城址，城墙外有宽达数十米的护城河.护城河的有些地段是利用天然河道，有些地段则是人工开挖而成.倘若仅仅是用于军事防御，修筑如此宽阔的河道似无必要.根据其地貌的形态与走势，可以认为抵御洪水侵袭同样是这些城墙和城河的主要功能.可以想见那个时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已经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威胁，而人们正试图探索如何与洪水协调共存.在农业经济领域，稻作技术与生产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人工营造的水稻田，而且还出现了比较简易的灌溉设施；小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刚刚开始，尚不具备明显的社会分工特色，而其产业布局往往与原料产地相关.位于长江三角洲的环太湖地区，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那里前后延续了一千来年.气候与环境的显著变化，可能是其晚期文化衰落的主导原因.有些环境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晚期的气候较前期变得低温多雨.由于地下水位显著上涨，使原先位置较低的广阔田野沦为湖沼，加上光热条件不足，使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生产力受到很大挫折，从而削弱了良渚文化集团的社会政治实力，最后导致良渚文化时代的衰落.气候与环境的急剧变迁，虽然不一定是良渚文化走向衰亡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可能是其中相当关键的原因之一.4大禹的历史功绩

以蚩尤为首 “三苗九黎”，是指古史时代大部分居住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广大南方民族.由于当时蚩尤已经掌握冶炼技术，生产力比中原地区先进.《史记·五帝本纪》记述：“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与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战大弩.” 当时蚩尤拥有先进的兵器，农业与渔业十分发达.在发达经济生产力的支撑下，其军事势力不断扩展，直接威胁到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和西部高原地区的戎夏族，所谓 “三苗九黎” 的侵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北方王朝的严重边患.尧、舜时曾长期征讨，直到大禹時代才逐渐将战乱控制平服.由于苗、黎等民族不再北侵，加上长江中游地区洪水得到治理，民生有了基本保障，国家从此出现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指导各地发展农业生产，安排人民生计，特别是在治水患的同时还统筹考虑到兴水利，开挖沟渠，应使其兼备排水和灌溉的双重功能.《尚书》记载禹 “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意思是大禹不但疏通了大江大河，还组织兴建了农田水利系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大禹 还“令稷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大禹懂得因地制宜，提倡在地势低洼的区域种植水稻.由此看来，后稷一生的事业是忠实地贯彻了禹大力发展农业的既定方针.因此，大禹作为华夏农业的始祖，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古史记载的大禹主要有四个伟大功绩，一是 “丰水东注，唯禹之绩”；二是“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三是他在南北各地广泛推行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导民众进入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时代； 四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大禹通过治水活动树立了崇高的政治权威和亲民形象，为后来建立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政体和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他创立了以疏导为主体的治水方法体系，并从治水实践中总结出 “ 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 ”的所谓 “六府三事九功”的东方文明模式.大禹倡导的这个文明模式，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历朝历代建国的政治宗旨，而且形成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象征.5 有关大禹故里的辩论和日本文化根源于长江的说法

关于大禹出生于蜀地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 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西汉文史家杨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魏晋时代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作了以下的注解：“ 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 那么石纽究竟在哪里呢？ 四川人大概从来都不去怀疑大禹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四川人，但是自明清以来，汶川县与北川县的地方官员和当地知识分子却为大禹出生地的“石纽”究竟应归属何地而争论不休.论辩持续了好几百年，想不到这样的论争到20世纪80年代会再度兴起而达到高潮.至今多数人认为，大禹故乡应是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被古史记载为 “禹出汶川” 的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古迹证据的缺乏而在这场争论中甘拜下风.司马迁在谈到大禹生于西部时，曾经论及古代中国东西部地缘政治与文化兴衰的相互作用关系：“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六国年表》）.近几年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历史学者曾专程到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学者针对日本的古代神话与 中国 “大禹诞生” 传说以及蜀地岷江上游古代地域文化的许多相似之处进行了探讨, 因而推定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内在关连.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古贺登教授在一篇题为《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的论文中, 详细论证了日本“神武天皇的众多传说是根据中国巴蜀的开国传说编写而成”的观点.他在对羌族历史文化的实地考察中，特别注重收集流传在民间的关于大禹的神话传说.古贺登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谈到： “中国的开国传说也伴随着治水-建国这样的梗概.大禹治水的传说为其代表，川西的羌族人至今仍然确信禹是自己的祖先.” 他又说, 日本“文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北亚游牧民族的文化，而在于长江流域的太阳信仰的养蚕、养鸬鹚的稻作文化” [6].参 考 文 献 戈宝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307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76 3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88: 179 4 顾颉刚.顾颉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74 张绪球.长江中游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67 冉光荣，工藤元男等.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4-7

The Watercourse Regulation Masterminded by DAYU and the Nonage of Yangtze Civilization

GU Renhe(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P.R.China)Abstract Water is a great craftsman who has sculptured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And water is also the headspring of all the life on the earth that has nurtured the resplendent Yangtze Civilization.To some extent, the Chinese immemorial times was a long history in which the Ancients coexisting with the Flood.The YAO-SHUN-YU era in myths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Yangtze Noachic Flood happened frequently.DAYU is a great ancient hero widely known for his water-control in Chinese mythology and legend.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first unified kaiserdom-XIA dynasty.The famous story about DAYU's water-control was happened 4000 years ago.One of Chinese geographic sutras Shang Shu-Yu Gong recorded that DAYU had triumphant dredged up the mainstream and many branches of theYangtze River, another sutra Shui Jing Zhu has mentioned that the watercourse of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excavated by DAYU.The legend about DAYU's water-control is widely spreaded and the deep adoration to DAYU is prevalent in Yangtze delta, especially in Taihu basin.In several stratums of the Neolithic age where deficient of culture trace massive mud was deposited.According to certain expert, that is the result of the Flood happened 4000 years ago.In Taihu reg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refulgent Liangzhu Culture continued some thousand years.The climate in the last period of Liangzhu Cult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ld and wet.The rapid variance of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s not direct or only causation but a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comedown of the famous ancient Culture.Keywords: DAYU, water-control, Yangtz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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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71027,40371112)资助.2003-08-10收稿；2003-12-15收修改稿.顾人和,男,1947年生,email:rhgute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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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人和: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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