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与实践新进展

第一篇：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与实践新进展

【摘要】美国政府颁布的《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是当前与美国早期特殊教育关系最密切的法案,对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法案的最新修订文本中增加了可以获得早期特殊教育服务的障碍类型,对早期特殊教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资质要求,进一步强调了家长的权利和义务,也对早期特殊教育服务两个阶段间的衔接作出了新的规定。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注重科学性和发展性,注重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调多学科协作和家长参与,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早期特殊教育;障碍者教育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

0~5岁是有发展障碍和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早期特殊教育(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广义上是为所有0~5岁(有的州规定是0~9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早期发展提供各项服务,包括早期评估和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教育等,狭义上是为那些符合法律规定的0~5岁特殊儿童提供适合其特殊需要的教育和相关服务。多年来,美国政府制定、颁布和修改了大量相关法案,以突出儿童特别是特殊儿童的权利,并且对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职责、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对象的资格、学前特殊教育师资水平、不同学科的协作、家长参与特殊教育等规定不断细化,使美国0~5岁有发展障碍儿童和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权利得到了较全面的保障。

通过文献检索、在美国早期特殊教育机构的观察以及与当地专业人员的讨论等,笔者对目前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尤其是对《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了反思,以期为我国特殊儿童的早期教育、早期干预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一、《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早期特殊教育立法的重点和新变化 1.对于障碍类型的规定:谁可以获得早期特殊教育

《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对于哪些儿童具有法定资格可以接受早期干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法案具体规定了13种障碍类型,包括自闭症、聋—盲、聋、情绪紊乱、听力损伤、智力障碍、多重障碍、肢体损伤、其他健康损伤、特定学习障碍、言语与语言损伤、外伤性脑损伤、视力损伤(包括盲)。〔3〕另外,为了与c部分为0~3岁特殊儿童提供的早期特殊教育相呼应,b部分还增加了为“3~9岁患有发展迟缓的儿童(各州情况不同,也可能是3~5岁)”提供相关服务的条款。各州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展迟缓”的评估标准。“发展迟缓”的界定标准可以是未满5岁(有的州延长到9岁)的儿童因生理、心理或社会环境因素,在知觉、认知、动作、语言及沟通、社会情绪或生活自理等方面的发展较同龄儿童迟缓,但其障碍类型无法确定者;也可以是指未满5岁的儿童在生理发展、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社会心理发展或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等方面有异常或有可预期的发展迟缓现象。“发展迟缓”概念的增加,使得按照原先的13种障碍类型的规定无法获得早期干预服务的儿童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服务。在经过正式评估(多学科协作的评估)后,如果儿童被确定存在发展迟缓(根据各州的标准)或者被诊断为患有某一已知的障碍而可能会导致发展迟缓,比如唐氏综合症,他可以依法获得早期干预服务和支持。idea(2004)规定各州要为“需要获得相应服务的患有此类障碍的婴儿和学步期儿童”制定相应的计划并提供适当的早期干预服务(见表1)。〔4〕 2.对于教师的要求:谁来进行早期特殊教育

《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的资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对“高资质的教师”的要求相呼应。idea(2004)要求“核心学科的任教教师”必须有州级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或者通过资格考试、至少已获得本科学位等,“核心学科”包括英文、阅读或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外语、公民和政府、经济、艺术、历史和地理;〔5〕而“教授多门课程的特殊教育教师”必须达到其所教学科要求达到的专业要求等。另外,教育部的官方条文解释中还指出,如果某个州的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项目是属于小学和初中学校系统的,那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中对中小学教师的“高资质”要求也适用于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教师,〔6〕即这些州的早期特殊教育教师必须符合该州关于教师资质的要求。3.家长的权利和义务:谁来参与早期特殊教育

家长在发现儿童的特殊需要、为儿童获得适当的服务和教育进行呼吁、与教师和其他服务提供者进行协作以确保儿童获得适当的服务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idea(2004)确保了家长在儿童早期特殊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家长在儿童的早期评估和早期干预服务过程中享有参与权和决定权,但是也明确了家长要承担的相应义务。idea(2004)强调了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对“家长同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为儿童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和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时家长必须参与,家长有权对学校系统的决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异议;家长必须同意让儿童接受早期评估,在家长同意进行评估后的60天内相关部门必须完成评估(除非该州有更短的时限),而如果家长拒绝提交同意书,地方当局要根据司法程序按照州级法律规定的评估程序进行评估;在确定儿童享有特殊教育服务资格后,如果家长拒绝或没有提交同意儿童接受早期特殊教育服务的同意书,地方教育局则不承担责任。〔7〕《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再次强调了“程序性保障”的重要性,详细规定了当儿童与家长以及学校出现纠纷时各自可以采取的司法行动。〔8〕 4.过渡和衔接:从c部分到b部分

一般而言,接受c部分早期干预服务的儿童在2岁半时开始进入一个衔接时期,以确保其能平稳地过渡到接受b部分的服务。此时要评估儿童在3岁时是否可以继续接受适当的服务或者确认其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服务。一般的衔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通过多学科评估来确认儿童是否仍然具有法定资格享有b部分的服务和支持,二是在评估基础上制定一个特定的衔接计划。但是,因为经费和评估诊断等程序性问题,有些获得c部分规定的特殊教育服务的婴幼儿在3岁后无法顺利得到后续的适当的教育和服务。idea(2004)增加了一些要求,以促进从c部分到b部分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如发展迟缓的概念在两个部分中得到统一,儿童在c部分的服务协调人可以参与后续衔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会议等。为0~3岁儿童制定的服务方案被称为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服务协调人的工作是组织多学科评估并负责确保儿童可以获得该方案规定的各种服务。而idea(2004)规定服务协调人可以参与为3岁后儿童提供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会议,以此保证儿童可以享有具有延续性的早期干预服务,不会因为法律本身的年龄分段限制而中断或受到影响。

二、评论与分析

1.立法趋势:法律的科学性和发展性

美国最新的特殊教育立法,包括《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的最新修订案中都提出了一个概念,“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这一概念指的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和客观的科学研究的程序来获得与教育活动和教育计划相关的可靠的有效的知识。立法的依据和教育的依据都应该立足于充分的科学研究,只有经过研究证实具有有效性的理论才能付诸实践。

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的进程与时代的发展、专业人员和家长的不断呼吁等有关,也表明了教育立法除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之外,还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发展性,反映最新的儿童发展和教育研究成果,并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保障和促进现实中的儿童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2.面临的挑战

第一,美国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有多部立法,各部法律对自己涉及的领域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但这样在实践层面上会产生很多问题,特别是衔接的问题。〔9〕尽管立法者试图加以平衡,但各部法律间还是有很多互相脱节的地方。在《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内部,从c部分到b部分的衔接问题在实践层面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虽然《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对于核心学科的特殊教育教师的资质作了规定,但是对于那些不是教授核心学科的为特殊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或者咨询服务的人员,比如行为干预等领域的早期特殊教育教师的资质问题,法案没有明确说明。这也是导致美国目前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数量不足的原因之一。〔10〕

第三,虽然立法本身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每个儿童的发展,特别是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获得适当的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如何应对实际操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十全十美的,可以涵盖并针对所有问题。美国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的法律也存在缺陷。〔11〕正如前文提及的,目前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是早期特殊教育法没有涉及或没有给予足够指导的。另外,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原因,许多法律条文的操作在各州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其中难免存在优劣之分。如何确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三、对我国早期特殊教育的启示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特殊教育和早期教育的立法,但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许多条文都指出要在早期对特殊儿童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干预。例如,2008年4月2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了“残疾人教育,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保障义务教育,着重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等以上教育”“普通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残疾幼儿教育机构、普通幼儿教育机构附设的残疾儿童班、特殊教育机构的学前班、残疾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家庭,对残疾儿童实施学前教育”。在《残疾人教育条例》《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中也有相关的倡导性规定。但是,目前我国还缺乏明确和系统的关于早期特殊教育的立法。〔12〕

我国的早期特殊教育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和评估系统、大量的早期特殊儿童无法接受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特别是0~3岁阶段)、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仍有待提高等。虽然我国和美国的国情存在差异,但美国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的一些立法理念、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早期特殊教育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其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对于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特殊教育立法应以相关科学研究和实践为基础。政府应该增加投入,鼓励和支持早期特殊教育领域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开展各项基础性的相关研究,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二,完善现有的法律政策体系,增加保障早期特殊儿童权利的内容,明确相关职能部门、早期教育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早期发现、早期评估和诊断、早期教育和服务、经费投入、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发达地区可以率先试点建立特殊儿童通报系统,完善特殊儿童诊断和评估制度,并构建特殊儿童学前教育阶段的多元安置模式,探索全方位的家庭支持模式,有效开展早期干预。

第三,完善师资和专业人员建设体系,特别是早期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资格认证等方面的内容,在现有的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和特殊教育师资培育的基础上开创符合我国国情的学前特殊教师师资培训计划,制定相应的资质要求和标准,〔13〕同时关注各类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定,如育婴师等,借鉴美国多元化的早期干预服务内容,扩充我国早期干预服务的专业队伍。我们也要加强并鼓励包括特殊教育学、医学、学前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在内的早期发展领域内的多学科协作以及多方合作,提高家长和社会团体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的参与度,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第四,通过立法进一步促进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学前融合教育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已经得到很多研究的证实,它不仅对于个体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学前融合教育应该进一步扩大受教育对象,将年龄扩展到整个学前阶段,障碍类型从狭义的特殊教育向广义的特殊教育拓展,同时还要提升教育质量

第二篇：关于美国税收立法情况

关于美国税收立法情况

一、美国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

（一）美国国家权力划分状况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政权由联邦、州和地方三个级次组成。美国共有５０个州，８万多个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殊服务区等，此外还包括一些不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各专业管理部门，如地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等。从美国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各级政府间权力制约的程度上看，美国联邦与州之间是联邦制，州和地方之间则是单一制。

1、联邦一级的权力。美国宪法是成文法，联邦一级的权力由宪法规定和列举，即权力是有限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国家政治、军事、国防和外交等事务。为保障联邦政府是一级强有力的政府，宪法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要的条款，主要有：（1）条款规定，在联邦一级和州一级发生利益冲突时，联邦一级的利益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除非联邦的行为违反宪法；（2）只有根据宪法设置的联邦法院有权解释宪法，而这种解释一般是倾向于联邦一级；（3）一些条文规定联邦一级行使权力必须符合适当、必需的原则，这无疑便于联邦政府利用这些规定扩大已列举的权限。（4）有关税收和费用支出的条款规定，如何收税和如何支出，以对全国人民福利有利为原则，弹性较大。事实上，联邦一级政府的权力分配非常灵活、实用，且法庭系统又鼓励了这种灵活。

2、州一级的权力。在美国，州一级的权限相对较大，根据宪法修正案第10条的规定，凡是没有赋予联邦又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力，州都可以行使。州有权依照联邦宪法独立制定本州法律（包括州宪法），有权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决定有关重事宜。根据美国宪法，州行使权力必须遵循如下原则：（1）州制定法律、行使权力不得违背联邦宪法；（2）各州不得作出有碍州际间贸易往来的规定；（3）州政府不得行使下列权力，如不得和外国政府签订协议、不得发行钞票、不得有军队、不得发动战争、不得收进出口税等。

3、地方一级的权力。美国地方政府的权限一般由州里规定，权限不大，教育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地方也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同时也可通过州立法机构的地方代表，影响州一级的决策，使之更符合当地利益。

原则上讲，属于联邦政府的事务，州政府不得干预，属于州政府的事务，联邦政府也不得过多干预。但事实上，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权力分界线。

（二）美国税权划分状况

与美国国家权力划分体制相适应，美国联邦、州、地方三级也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征收权和管理权，以保证各级政府更好地履行自已的职责。

联邦政府为保障财政收入和公务开支，有权征税。联邦政府开征的税种和税率由宪法规定。目前，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是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两项合计收入约占联邦总税收收入的88％，其次联邦政府还征收一定的关税和社会保障税。在联邦一级，只有众议院拔款委员会有权提出税法议案，该议案经众、参两院审议通过后，提交总统签署，形成税收法案。为便于执行税法，财政部经常组织有关人员对税收法案进行解释，制定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不具有法律效力，纳税人如认为某些解释违法，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联邦预算草案也会涉及某些具体的税收问题，如税收抵扣或税收减免等事项。联邦政府要想开征新税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税率的调整也要经过极其复杂的程序。各州均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州议会有权决定开征州税和某些地方税。属于州政府的税种主要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等，此外还有汽油税、烟酒税等。以佐治亚州为例，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约占全州税收收入的40％，营业税约占32％。由于各州情况不同，各州对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规定也存有差异，如：（1）在征税对象上，有24个州对食品不征税、有8个州对药品不征税，有35个州对服务行业不征税。（2）在个人所得税征收方面，佐治亚州个人所得税税率为6％，田纳西州公对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佛罗里达州则不开征个人所得税。（3）在公司所得税征管上，由于各州税率不同，计算方法不一样，全国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因此，美国州与州之间的税收制度区别较大。州在地方税的征收管理上也拥有一定的权力，即州有权对地方税的开征作出一些原则规定，如对财产税，州需要从各县征收的财产税额中提取一定比例，并要求县必须将一部分财产税收入用于教育，同时要求县的财产税收入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不能过低，否则将减少州里诸如修建公路等项目的拔款。

地方一级除按照州的规定进行征税外，有权制定地方税方面的法律。财产税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75％，其次为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对由州议会确定征收的税种，地方税务局必须依法征收，但有权在规定的幅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如佐治亚州税法规定营业税的税率为4％，地方一级应加收1％的营业税和1％的交通税，也可以经当地公民投票征收临时项目税。但由州议会确定增加的1％营业税，地方不得增加，也不得减少；如开征临时项目税，就必须停征1％的营业税或1％的交通税。对地方税种，州一般只作原则规定，税收减免和税率则由地方确定，如县财产税的税率一般不是固定的税率，而是根据当县财产评估委员会提供的应纳税财产额和预算对财产税的需要情况来确定，高者可达到2.5 ％，低时为5.01或更低。此外，尽管州里对财产税的减免有统一规定，但是否减免则由县选民投票确定。在联邦、州及地方的税收关系中，联邦对州及地方在税收方面的控制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州的立法不得与联邦税法相抵触，且不得影响州际间正常的贸易往来；二是三级政府均可开征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基是同一个，都按联邦税法的规定来确定；三是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优惠和让渡，即在征收联邦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

为组织税收收入，联邦、州、地方都有各自独立的征税机构，各机构在自已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征税，彼此间没有上下级管理关系。但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各征管机构间必须互通信息、沟通情况、相互配合，如州税务局需依赖联邦税务局提供的信息及电脑设备，了解他们征税的情况及纳税人纳税的情况，并开展税收稽查。

二、美国的税收立法

美国联邦一级与州一级是联邦制的关系；州一级与地方一级则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尽管如此，根据三个层次事权划分的现状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在立法上仍然保持着联邦、州或者地方都有不同的立法权限以及相似的立法程序，但在“三权分立”的形式上有所差别。

（一）美国联邦的税收立法程序

美国联邦的税收立法程序大体分四个步骤：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众议院讨论并表决，参议院讨论并表决，总统决定。

１、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权。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只有众议院的议员才有税收立法议案的提出权。这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因：其一，根据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程序，联邦议会的参议员以行政区域确定人数，即以州为单位每个州选举２名, 参议员总数为１００名；众议员则按照其所在选区的人口比例而产生，也就是说人口多的地区众议员的席位多，反之则少，众议员总数为４３５名。有鉴于此，赋予众议员税收立法议案的提出权与赋予参议员同样的权利相比，前者更能代表所在选区选民的意愿并维护选民的利益。其二，在参议员之间很可能形成关系网（只有１００名议员），容易导致参议院所通过的法案有失公平；而众议院由于人数多（４３５名）内部的规章制度容易落实，所通过的法案容易达到公平性和合理性。

２、众议院审议通过。众议院设有１９个专业委员会，负责税收立法活动的是拨款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按多数党和少数党的一定比例构成，总人数约为３０多人，并配有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工作班子，是众议院中最有权威的委员会之一。除负责税收立法活动外，还负责财政预算、债务、贸易、关税、健康福利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立法工作。拨款委员会只能举行听证会，没有通过任何议案的权力。

众议员提出税收立法动议后由众议院的议长决定取舍，这里面个人好恶和党派之争的因素较多。结果无非有两种：一是议长认为“议案”可以考虑形成法案，即交拨款委员会按程序办理或举行听证会；二是议长经过权衡利弊后认为“议案”不能形成法案或至少在本内不予考虑，该“议案”将被搁置。

拨款委员会接到“议案”后组织有关专家起草税法草案（或修订草案），并在委员会内部对税法议案进行表决，多数同意后即形成法律草案，并起草出报告。报告一般比较详细，包括了委员会成员中反对该提案的少数派观点。作为对委员会行为依据的书面记录。该报告将分发给众议院的每一位成员，并为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对这项立法进行解释提供依据。

拨款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即将草案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众议院全体会议就众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的税法草案和报告进行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如通过，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通过。否则，被退回拨款委员会重议或被放弃。

３、参议院审议通过。税收法案经过众议院审议通过后送交参议院审议通过。参议院设有１６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职能和权限完全相同的专业委员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该委员会现有成员２１名，其中共和党参议员１１名，民主党参议员１０名，并配有一个由７名税务专家和律师组成的工作班子对税收方面的提案进行研究、起草和修改。

财政委员会在接到税收法案后采取与拨款委员会相同的程序重新对其进行讨论，并起草审议报告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参议院全体会议将对税收法案进行辩论，由于法律只授予众议员税收立法的动议权，而参议员又必须涉足税收立法事务。因此，在辩论期间参议员将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法案进行修改，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情况下是将税收法案改得面目全非，甚至除保留该税收法案的名称不变以外，将其所有内容推翻并重新起草。当然，也有完全同意众议院意见的情况。税收法案经过辩论修改或重新起草后即交付表决，表决必须以得到５１票以上的多数才视为通过。如未被通过，该提案有可能被退回财政委员会再议或被搁置。

按照既定程序，经参议院表决通过后有两种情况，一是参议院完全同意众议院提交的税收法案，该法案将直接提交总统签署；二是参议院通过的税收法案与众议院提交的税收法案有差异，须将通过的税收法案再退给众议院。对经参议院修改的税收法案众议院如同意，也可提交总统签署；如不同意，还须组成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协调。

４、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的协调。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负责税收立法方面工作的机构称为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理论上，该委员会属于临时机构，由于立法项目多，且两院之间总有分歧，事实上已经基本属于常设机构。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委员由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指定，通常情况下，由多数党４至５名，少数党３至４名组成，其成员通常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资深委员。同时，还配有一个由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总人数达７０人的工作班子。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参、众两院分别起草的两份不同的税法草案经过综合协调后改写成一份相同的税法草案；二是对两院提出的税收法案从财政预算对税收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做好事前预测。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权限仅限于对两院所提的税收法案中有分歧的部分进行协调，除具有举行听证会的权力以外，不能通过任何议案。

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只就税收法案的分歧部分逐个进行讨论，并形成折衷方案。其协商工作通常采取个别交换意见和会议讨论两种形式，正式会议只是对已达成的协议作出宣布而已。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就税收法案中的分歧部分达成协议后同时向两院提出报告，提交两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在两院都通过后该法案正式形成，提交总统签署。

５、总统签署。总统对国会送来的税收法案有否决权，如同意，该法案则成为法律（一般情况下，生效日期稍晚一些）。如不同意，总统可行使否决权，但国会中如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可以对总统的否决行使再否决权，即强行通过该法案。

在税收法案成为法律之后，联邦税务机关将依法行政。

（二）、美国州一级的税收立法程序

美国各州议会的情况不同，有４９个州采取“两院制”，仅有一个州为“一院制”。两院在有些问题上可达成一致意见，有些问题形不成一致意见，有时争论的相当激烈，二者互相制约。在税收立法程序上基本与联邦的立法程序雷同，也要经过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众议院审查通过、参议院审查通过、州长签署四个步骤。

１、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在州一级，州政府、参议员、众议员都有提案权。美国各州州长的权力很大，没有内阁，州政府所提议案直接交参、众两院讨论通过。参议员或众议员所提出的税收立法议案在交付各自所在议会讨论之前，程序上与联邦议会的程序相同，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差别。以众议院为例：某位众议员提出一项税收立法议案，首先找众议院法律咨询办公室替他起草法律议案初稿，然后将议案拿到众议院文书办公室登记编号后提交众议院会议，由他向众议员们宣读。如果意见统一，即转交参议院审查通过；反之，由众议院议长决定取舍。众议院议长对议案草稿有事实上的取舍权。所谓舍，并不是法律赋予议长的权力，而是基于与联邦众议院议长相同的原因采取相同的方式将议案草稿搁置，有可能长期搁置。

２、众议院审查通过。众议院议长接到众议员提交的税收立法议案草稿，或者是接到由参议院（或州政府）转来的税收立法议案后，将其交付给众议院多个专业委员会之一的拨款委员会进行研究修改。该委员会除在人数、经费等方面与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不同以外，其职能和权限均相同。

拨款委员会对税收立法草案进行研究，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修改草案并在委员会内部讨论通过，多数同意后即形成法律草案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辩论、表决。如通过，转交参议院审查通过。如不通过，该草案将被退回拨款委员会重议或被放弃。

３、参议院审查通过。参议院在接到众议院（或州政府）转来的税收立法议案后，采取与众议院相同的程序，将该议案交给参议院内的一个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职能相同的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研究办理。财政委员会同样只有举行听证会的权力，而没有议案的批准权。

财政委员会对税收立法议案进行研究，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听证会以广泛听取意见，听证会上，税收立法议案的提案人可以到场做进一步的解释。与拨款委员会的程序相同，财政委员会也要对税收立法议案提出修改意见并在委员会内部讨论通过，多数同意后即形成法律草案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辩论、表决。如不通过，该议案将退回财政委员会重议或被放弃。如通过，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完全同意众议院所提的税收立法议案，该议案将直接交州长签署；另一种是所通过的税收立法议案与众议院转交的议案有出入，还需将议案交众议院重新审议，如同意，交州长签署；否则，两院要成立联合委员会进行协调。

４、两院联合委员会的协调。

美国的政体决定了其国体形式。国体无非有三种：邦联制、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紧密程度上看，邦联制属于松散型，典型的例子有联合国、欧州共同体等；中央集权制属于紧密型，我国当属此种类型；联邦制介于松散型与紧密型之间，典型的国家有美国、印度等。美国的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采取联邦形式；而州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则是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前已述及，美国宪法规定：“凡是宪法没有赋予联邦又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力，州都可以行使”。也就是说，州一级有充分的立法权。虽然各州所立的法律各有千秋，但从立法程序上讲除“税收议案”的提出权与联邦的相比略有差别以外，其余的程序与联邦的立法程序雷同。

值得一提的是参、众两院都设有多个专门委员会（如财政、环保、科技等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就某一行业或专业问题进行调查、研讨并提出有关建议和议案，委员会委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议员。为确保所提建议或议案更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各专门委员会还配有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如众、参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律师、会计师及经济学家等组成。

（二）美国税收立法的特点 美国税收立法有四个特点：

１、税收立法坚持宪法原则。美国的税收立法始终坚持宪法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不得随意征收个人财产，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即使政府急需资金也不能随意无偿征集私人财产。一般来说，在美国要开征新税是很难的，特别是联邦政府要开征新税更是困难，它涉及到对宪法的修订。即使是对已确定的税种进行修订，也要经过极其复杂的程序，要取得社会各方面的一致方可。二是在税收立法程序上完全按宪法确定的原则办，众议院有权提出税法议案，参议院有权修正，总统有权对议案行使否决权，国会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还可行使再否决权。

２、税收立法权较散。美国的税收立法权比较散，这体现在：一是从纵向看，立法权分为联邦、州、地方三级。特别是在联邦和各个州的关系上，基本上是各搞各的，互不干涉。在美期间，美方人员一再提醒我们，在谈美国的税收法律制度时，应点明是联邦的税收法律制度，还是某一个州或是某个县的税收法律制度，不可笼统地谈美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因为联邦税只能代表联邦，概括不了州税，某个州的税只能代表某一个州，而代表不了整个州一级的税。二是从横向看，即在同一级政权中，国会有提案权、通过权、否决权和再否决权；政府虽然没有提案权，但可以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出有关税收政策方面的意见；政府有否决权。在议会中，众议院有权提出税收法案，参议院虽不能提出税收法案，但对众议院提交过来审议的税收法案有修订权，两院各有其权力。三是两党的政策在众参两院发挥作用，党派在国会中所占的人数的多少，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３、强调制衡。强调制衡是美国税收立法中的一大特点，这种制衡主要体现在：（１）联邦对州的制衡。联邦对州的制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邦的税法可在各州实施；二是联邦的税法起到主干作用，如公司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其州和地方的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等都适用联邦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而且在州里已缴纳的公司所得税款、个人所得税款，在向联邦缴纳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扣除。（２）州对联邦也有制衡，这主要体现在，联邦的议员都是来自各个州，他要代表本选区内选民的利益，要考虑本选区的利益。（３）州对地方的制衡，在税收立法上州对地方的制衡较紧，许多权力集中在州，如地方税的立法权归州里行使，地方只有既定范围内选择税率的权力。（４）立法、行政、司法间的制衡。在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表现在税法上，一方面，突出税收立法权在国会，政府可根据需要提出议案，总统也可对国会通过的议案行使否决权，但无权再提新的税制方案。议会对总统的否决还可行使再否决权（须经三分之二的人通过），最高法院对法律有解释权。（５）在国会内部也有制衡，一是众参两院互有制衡，根据法律规定，税收的法案只能由众议院提出，参议院无权提出，但众议院通过的税收法案必须送经参议院审议批准，这时，参议院可对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任意修改，甚至可借修改为名义，抛出新的税制方案，但不管怎样，还须取得众议院同意后才能起作用。二是两党之间的制衡，在美国现行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和在野党总是有矛盾的，一方的政策总会被另一方挑刺或推翻，这在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制衡作用。

４、税收立法程序繁琐。在美国，一项税收法案从提出到成立须经过财政部、众议院税务委员会、众议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辩论通过、总统签署等阶段。其间，参议院与众议院两家意见不一致时，还将成立两院联合委员会来协调意见。总统对国会形成的法案有意见时，可予以否决，这时国会还将再开会，对总统的否决再表决，如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可否决总统的否决，将税收法案通过。在众参两院的讨论过程中，政府的财政部长以及有关官员随时都要准备到会作证，哪怕是已说明过的问题，也要再说明，已回答过的问题，还要再作回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繁琐的。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美国税收立法制度的考察，我们可得到几点启示：

（一）在税收立法上要合理分权，科学制衡，放权和建立制衡关系要同时进行。

我们过去有一句俗话叫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究其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放得是否合理，二是只讲放权而不讲制衡。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精巧，事事处处都体现出分权和制约的指导思想来。这是使我们很受启发的。

１、在税收立法上要合理分权。我国过去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以及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定，在税权的划分上，应适当地放一部分给地方。

（１）税收立法分权的含义。我们这里讲的税收立法是指广义的税收立法，从法来讲是广义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从立法讲应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以及政府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的活动。我们这里讲的分“权”包括立法权、管理权、执行权、监督权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出要合理分权，是指要在宪法规定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摆好统一和分管的关系，与美国那种“三权分离”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２）税收立法分权要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美国是个自由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府除对社会公共事业承担责任外，并不对企业的经营好坏以及建设规模、人们吃饭穿衣承担多少责任，因此政府要考虑的事情较少，税的征收和使用相对而言比较单一。而且美国的私有经济较发达，财富多在私人手中，只看你政府怎么去取。美国又是个联邦制国家，其州一级政府权力很大，特别是在税收管理权上，联邦的税收管理权是有限制的，而州一级的税收管理权则是无限制的。我们说美国的税收立法制度有精巧之处，是看到他们的税收立法制度与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基本相吻合。

我国是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国家，政府除了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外，还要组织社会经济建设，要考虑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考虑职工的就业、退休、保险等许多的事情。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体现，同时也是我国政府管理活动难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我国又是单一制国家，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强调中央政策统一，地方分级管理，其现行的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与此相适应，在税收立法权上，我们应坚持“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的原则。坚持这个原则与我国宪法是相吻合的。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涉及到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利益，涉及到社会分配，涉及到国家财政收支，进而对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应属国家基本法律之列，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３）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税种的确立权应在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地方可根据区域特点提出适合自己特点的税种开征权，但这种开征权也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中央可以确定某些税种在全国开征，也可确定某些税由地方自己决定在其区域内是否开征。在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中，有些内容也可放给地方自己决定，如有些税的税率可允许地方在一定的幅度内自己选择。

（４）合理划分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税法，国务院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据，不能在没有法律根据的前提下擅自立法。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制定实施条例及有关行政法规；二是根据全国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在工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在同宪法、有关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但经过实践，条件成熟后，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三是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可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税收立法议案。

（５）在我国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内部也要合理划分权限。在我国权力机关中，并无美国的那种两院制，也无那种两党制。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不能搞美国的那种“分权”。但是在我们统一的立法权内部也是可以有分工的。如在我们的人民代表中，有不同方面的代表，在税收立法上，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们的利益说话，人民代表的意见应得到尊重和落实。又如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他们可以从各自的领域政治经济政策出发，对税收立法产生影响，行使决策权。

在行政机关内部，分设有财政税务、科技、文化、产业等部门，他们在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中也应有其发言权，他们的发言权是国家在某一个方面政策的体现，这种某个方面的政策介入到税收政策制定时，也应得到尊重和落实。２、要建立科学制衡机制

（１）在国家权力机关内部要建立起制衡关系。要界定清楚，税法究竟算不算“其他基本法律”，以确定税法的制定权究竟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长远目标看，税法的制定权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侧重于对税法的解释和监督执行上。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委员会在税收立法上应做好起草、审议、协调工作，为代表服好务，为常委会解释法律服好务。同时在各委员会之间也要建立相互制约的关系。（２）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制衡关系。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委员会在审议税法草案时，政府有关部门的首长应到场作证，或作说明，或作解释。在人民代表讨论税法草案时，应到场作说明和解答。专门委员会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的首长来会上作证时，应随时回答问题，不得拒绝。在税法的草拟研究过程中政府的有关部门与国家权力机关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加强合作，共同研究，取得沟通，达成共识。

（３）建立政府内各部门与财税部门的制衡关系。财税部门是税收政策的主要制订部门，而政府的其他部门也是政府在某一方面的政策制订和执行部门，他们的意见应代表同在某个方面的政策取向。其在参与税收政策制订上，应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应得到重视。（４）建立中央与省的制衡关系 从省对中央的制衡来讲，应主要通过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省代表团来行使制衡，一方面在税收立法时，省代表团，既可提出税收立法动议，又可对税法草案提意见并行使赞成或否决的权力。另一方面，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的权限，只要是宪法和法律有规定的，中央不得干预。

（二）要加强国家立法机关中税收立法工作机构的工作。

１、要尽快建立起人大自己的统计分析系统。在现代社会里，任何决策都离不开信息资料。同样的数据因分析者的角度不同、水平不同，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有自己的经济（税收）研究分析机构，以及时提供信息。

２、要配备齐全的工作班子，从人大的工作程序看，全体代表和常委会委员开会的时间短，这就要做好会前的准备工作。前期工作开展得如何，对税法的修改审议协调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影响着税法的质量。

（陈征）

第三篇：美国及欧盟反垄断法与行业协会立法执法实践思考

摘要: 行业协会既可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可能被利用来作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工具,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 本文介绍美国和欧盟有关行业协会行为的规定和判例,意在为竞争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反垄断法 行业协会 外国法

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影晌

行业协会对市场竞

争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第一,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例如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生产能力等方面), 帮助其成员制订更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采取更为有效的市场策略,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 行业协会可以通过确定产品标准、进行产品研发等手段帮助企业提高技术。第三, 行业协会可以促使其成员在有关健康与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更好地遵守政府的规定, 使政府的管制更加有效率。第四, 行业协会可以利用团体优势帮助其成员开拓新的市场, 而单个企业做起来则可能相当困难或效率较低。

但行业协会也可能被用来作为固定价格、在成员之间分配销售机会或联合抵制交易等限制竞争行为的工具。一方面, 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行业协会, 都是一个能供其成员讨论价格的天然场所。成员企业或者在行业协会里直接商定某种商品的价格, 或者利用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 达到事实上控制价格的目的；另一方面, 在已经结成价格卡特尔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了解哪些企业没有遵守卡特尔的规定, 从而可以有效地惩罚这些企业, 以保证卡特尔的稳定性。

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竞争的两面性, 向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反垄断法显然不能也无法禁止行业协会的存在。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然而, 由于商业社会的错综复杂, 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如何将行业协会正常的促进竞争的功能与违法的限制竞争的功能区分开来? 如何做到既有效地惩罚那些固定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等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 又不至于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当作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可以为国内有关类似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二、美国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 l 条规定:“任何合同, 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 限制州际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的, 均视为违法。”行业协会主导下所进行的或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联合或共同行为, 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美国最高法院近百年的反垄断司法实践中, 有多个案件涉及到行业协会, 案件的性质也多种多样。以下介绍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一)是正常交流信息还是图谋垄断: 有关两个木材协会的判例

1、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案

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成立伊始, 就执行一个所谓“公开竞争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名义上, 成员是否参加这个计划不是强制性的, 但当本诉讼开始的时候, 其400个成员中就有365个参加了这个计划。

该协会的力量非常强, 其成员数量仅占美国硬木行业的 5%, 但产量却占13%之多。该协会对“计划”的目标作了如下陈述:“公开竞争计划是一个有关价格、贸易统计和贸易行为的交流中心。通过使协会成员充分快速地了解到其他成员的信息, 该计划旨在使贸易行为保持某种统一性。”

“计划”要求每个成员向协会秘书（1）每日报告销售额和运输量, 且必须明确购买者的身份以及买卖的所有细节；(2)每月报告每种产品的生产量和储存量；(3)每月开始时报送价格清单, 该清单若有变化, 还要报送变化后的价格清单。

协会秘书将这些信息汇总后再提供给成员。除此之外, 协会还要对成员的存货量和确定木材等级的情况进行检查, 目的是保证成员报告的准确性和同一性。同时, 该“计划”规定, 所有报告均需经过协会代表的审查；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将不能从协会接到汇总后的信息报告；在 6 个月内有 12 天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 将被开除出协会。

除了报告信息外, 该协会在某些地区几乎每周召开会议。会议之前, 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陈述过去的产量, 估计其今后两个月的产量以及市场的发展状况。

对于以上案情, 最高法院认为, 详细的报告、广泛的信息交流极易使成员达成各种实际的或潜在的协议。该协会的行为超越了协会应发挥的作用, 其“计划”与签订赤裸裸地限制竞争的协议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正常的经营者不会向竞争对手提供如此详细的有关其生产经营状况的日报、月报和年报, 不会像该协会成员那样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信息交流。尽管在协会成员中间没有一个具体的限制竞争的协议, 但“计划”限制竞争的目的是

非常明显的。而且, 经调查发现,“计划”的实施确实造成了木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此最高法院认定“计划”违反反托拉斯法。同时, 最高法院指出,“计划”和公开发表的有关市场信息的区别在于: 后者既对销售者公开也对购买者公开, 而“计划”只对销售者公开；在公开发表的市场信息报告中 , 没有人象在“计划”中这样不厌其烦地建议采取共同行动以

获取利润。

2、枫木地板制造商协会案

枫木地板制造商协会共拥有 22 个成员, 其中 20 个成员的主要经营场所在密西根、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三州。1992年, 协会成员的产量占了同种类型地板材料的 70%。

协会作了很多工作, 其中引起争议的活动主要包括:(1)计算并为会员提供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地板材料的平均成本的信息；（2）计算并为会员提供有关运费的信息；(3)收集有关统计材料, 包括: 已售出的地板材料的质量和种类(由每个成员向协会秘书定期提供), 现有存货数量等；协会将收集到的信息汇总整理后提供给会员, 但不透露会员的具体身份；(4)召开会员代表参加的会议并讨论行业中的问题。

最高法院认为上述引起争议的活动不构成违法。理由是: 第一,尽管检察人员指控协会的以上活动产生了统一价格的后果, 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协会的活动对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第二, 所有关于销售额和价格的报告都是针对过去的和已经结束的交易, 而没有涉及到当前的价格。协会收集的统计资料都发表在贸易期刊上, 并送到商务部以及其他有关的机构。这些资料的性质与公开发表的资料并无不同；第三, 会员在会议上没有讨论过价格问题, 因为过去的价格已经公开, 没有必要进行讨论, 而将来的价格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议题。因此,尽管会员可能利用协会提供的资料作出较一致 的判断, 从而使价格倾向于稳定, 但并不能仅由这一结果而认定协会有共谋行为。法律并不单纯地禁止资料收集和发布行为。

最高法院的结论是: 如果行业协会仅仅是公开和公平地收集和发布有关其产品成本、产量、在过去交易中产品的价格、存货量以及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大概的运输成本的信息, 以及召开会议讨论这些信息但并不就产品的价格、数量或限制竞争达成任何协议或采取任何共同行动, 则不违反反托拉斯法。

(二)行业协会的章程是否等同于限制竞争的协议

有时候, 成立行业协会所制定的章程本身都有可能违反反托拉斯法。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媒体协会(associated press, 简写为ap)抵制交易案中的判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法院认为, 联合媒体协会的章程因含有限制在报纸出版领域的竞争的内容, 属于限制性贸易合同。ap 辩护说, 尽管章程中含有限制竞争的内容, 但实际上没有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对此, 最高法院认为, 只要一个合同本身有可能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 就已经构成了违法, 而不管其实际上是否造成了这样的效果。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 协会章程确实捆住了众多出版者的手脚, 以至于它们不能也确实没有向非会员的竞争者出售新闻。章程不允许非会员从这家最大的新闻机构或其中任何一个会员那里买到新闻, 会严重地限制新报纸进入该领域的机会, 这将会毁灭竞争以及挫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

联合媒体协会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了辩护理由, 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一驳斥:

第一, 联合媒体协会辩护说, 应该超出反托拉斯法, 或者说从财产法的角度来看待协会章程。财产所有者可以选择合作伙伴, 自己有权决定是出售还是不出售自己的财产。最高法院认为, 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财产, 但他不能过分行使其权利, 不能通过合同或联合的手段, 明示或默示地不正当地阻止或限制州际贸易的自由和自然的流动。这正是反托拉斯法的宗旨所在。

第二, 联合媒体协会又进一步辩护说, 既然有其他的新闻机构也在出售新闻, 那么绝大多数的出版商联合起来拒绝向少数出版商出售新闻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但最高法院认为, 一个限制贸易的合同没有阻止全部的竞争并不能使这一合同免于追究。事实上, 没有加入协会的报纸确实在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通过限制性的章程, 每个参加联合的出版商实际上把自己完全置于协会的控制之下。因此章程是阻止竞争的, 而不是正常的有助于商业和贸易的合同。

三、欧盟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一)欧盟反垄断立法关于行业协会的一般性规定

欧盟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行为作了明确的规 , 体现在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原第 85 条)中: 如果企业间的协议、企业协会的决定和联合行动可能影响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并且其目标或效果阻止、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场内的竞争, 尤其是在以下情况下, 则应当被禁止, 并将被自动认为无效:(1)直接或间接地固定商品买卖的价格或任何其 他贸易条件；(2)限制或控制产量、市场、技术发展或投资；(3)划分市场或资源供应；(4)在同等交易条件下, 对不同的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 导致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5)对合同的履行附加义务, 但就其性质或按照商业惯例, 所附加的义务与合同的标的没有任何联系。这里明确把企业协会的决定列为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欧盟反垄断立法所称的企业协会的决定, 包括企业协会的章程和内部规则、依这些规则作出的对协会成员有约束力的决议, 以及对协会成员不一定有约束力的建议。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则欧盟反垄断主管机构或法院既可以对协会罚款也可以对会员罚款。

但该条同时规定，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有助于改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上的进步, 那么可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但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能使消费者享受到相当部分的由此带来的利益；第二, 所加的限制必须是为达到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而不能强加可有可无的限制；第三, 不能给予企业在有关产品的重大部分上消除竞争的机会。

(二)欧盟理事会no.4056/86号规章对班轮协会的豁免

除了上述一般规定外, 欧盟理事会在其第 4056/86 号规则中, 专就班轮协会(liner conference)的联合行为作了一些豁免规定。

该规章意义上的班轮协会, 是指这样一个团体, 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在指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一条或多条特定航线上提供货物国际运输服务的运输商船公司(vessel operating carriers)所组成，并且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或安排(不论是何种性质), 根据这一协议或安排, 其运营执行统一或共同的运费以及就有关航运服务的任何其 他条件达成了一致的条件。

根据该规章第 3 条的规定, 当一个或多个班轮协会的所有或部分会员所作的协议、决定和联合行为, 旨在固定费率和运输条件, 以及有一个或多个下列目标时, 可以不适用《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第(1)款的规定:(1)协调运输时间表, 航行日期或停靠日期；（2）决定航行或停靠的频率；(3)在协会成员之间协调或分配航行或停靠事宜；(4)管制每一个会员的运输能力；(5)在会员中分配货物或收入。

但以上所说的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 不能通过要求适用仅由货物起运国或目的地、或装卸货港口的不同而有差别的费率和运输条件, 而在共同市场范围内, 对有关港口、货主(transport users)或承运人(carriers)造成损害, 除非这种费率或条件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通俗点说就是, 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不能被利用来对特定国家或港口造成损失。

该规章还就以上豁免对班轮协会附加了一些义务。例如, 如果货主和班轮协会任何一方提出要求, 那么双方应就海上运输服务的费率、条件和质量进行磋商；货主有权对运费未包括在内的内陆运输和港口服务的提供者进行选择；如果货主要求, 协会应当以合理的价格为货主提供运价本、相关条件和规定, 或者这些东西应放在班轮和代理人办公室里供查阅。他们应当列出有关装卸货的所有条件以及服务的精确内容。

(三)一个有关班轮协会的判例

尽管欧盟法律对班轮协会的联合行为进行了豁免, 但如果班轮协会与非会员签订限制竞争的协议, 则不在豁免之列, 法院在以下的案例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一些远洋运输公司就与费用和附加费有关的商业行为进行了讨论, 试图协调立场。讨论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协议, 决定不对已公开的收费标准提供折扣。该协议被欧盟委员会裁定属于固定价格的行为, 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当事公司认为, 根据欧盟理事会第 4056/86 号规章, 班轮协会的会员可以商定海上交通的费率, 因此该行为应享受豁免。但欧盟委员会认为, 尽管班轮协会固定价格的行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享受豁免, 但在本案中, 参与固定价格的当事公司, 不仅包括班轮协会的会员, 而且也包括非班轮协会的成员，这就超出了规章规定的豁免范围。因此欧盟委员会裁定班轮协会不能与协会以外的公司协商固定价格。

第四篇：美国及欧盟反垄断法与行业协会立法执法实践思考

摘要: 行业协会既可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可能被利用来作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工具,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 本文介绍美国和欧盟有关行业协会行为的规定和判例,意在为竞争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反垄断法 行业协会 外国法

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影晌

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第一,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例如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生产能力等方面), 帮助其成员制订更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采取更为有效的市场策略,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 行业协会可以通过确定产品标准、进行产品研发等手段帮助企业提高技术。第三, 行业协会可以促使其成员在有关健康与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更好地遵守政府的规定, 使政府的管制更加有效率。第四, 行业协会可以利用团体优势帮助其成员开拓新的市场, 而单个企业做起来则可能相当困难或效率较低。

但行业协会也可能被用来作为固定价格、在成员之间分配销售机会或联合抵制交易等限制竞争行为的工具。一方面, 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行业协会, 都是一个能供其成员讨论价格的天然场所。成员企业或者在行业协会里直接商定某种商品的价格, 或者利用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 达到事实上控制价格的目的；另一方面, 在已经结成价格卡特尔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了解哪些企业没有遵守卡特尔的规定, 从而可以有效地惩罚这些企业, 以保证卡特尔的稳定性。

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竞争的两面性, 向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反垄断法显然不能也无法禁止行业协会的存在。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然而, 由于商业社会的错综复杂, 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如何将行业协会正常的促进竞争的功能与违法的限制竞争的功能区分开来? 如何做到既有效地惩罚那些固定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等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 又不至于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当作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可以为国内有关类似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二、美国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 l 条规定:“任何合同, 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 限制州际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的, 均视为违法。”行业协会主导下所进行的或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联合或共同行为, 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美国最高法院近百年的反垄断司法实践中, 有多个案件涉及到行业协会, 案件的性质也多种多样。以下介绍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一)是正常交流信息还是图谋垄断: 有关两个木材协会的判例

1、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案

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成立伊始, 就执行一个所谓“公开竞争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名义上, 成员是否参加这个计划不是强制性的, 但当本诉讼开始的时候, 其400个成员中就有365个参加了这个计划。

该协会的力量非常强, 其成员数量仅占美国硬木行业的 5%, 但产量却占13%之多。该协会对“计划”的目标作了如下陈述:“公开竞争计划是一个有关价格、贸易统计和贸易行为的交流中心。通过使协会成员充分快速地了解到其他成员的信息, 该计划旨在使贸易行为保持某种统一性。”

协会秘书将这些信息汇总后再提供给成员。除此之外, 协会还要对成员的存货量和确定木材等级的情况进行检查, 目的是保证成员报告的准确性和同一性。同时, 该“计划”规定, 所有报告均需经过协会代表的审查；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将不能从协会接到汇总后的信息报告；在 6 个月内有 12 天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 将被开除出协会。

除了报告信息外, 该协会在某些地区几乎每周召开会议。会议之前, 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陈述过去的产量, 估计其今后两个月的产量以及市场的发展状况。

2、枫木地板制造商协会案

最高法院认为上述引起争议的活动不构成违法。理由是: 第一,尽管检察人员指控协会的以上活动产生了统一价格的后果, 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协会的活动对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第二, 所有关于销售额和价格的报告都是针对过去的和已经结束的交易, 而没有涉及到当前的价格。协会收集的统计资料都发表在贸易期刊上, 并送到商务部以及其他有关的机构。这些资料的性质与公开发表的资料并无不同；第三, 会员在会议上没有讨论过价格问题, 因为过去的价格已经公开, 没有必要进行讨论, 而将来的价格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议题。因此,尽管会员可能利用协会提供的资料作出较一致 的判断, 从而使价格倾向于稳定, 但并不能仅由这一结果而认定协会有共谋行为。法律并不单纯地禁止资料收集和发布行为。

最高法院的结论是: 如果行业协会仅仅是公开和公平地收集和发布有关其产品成本、产量、在过去交易中产品的价格、存货量以及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大概的运输成本的信息, 以及召开会议讨论这些信息但并不就产品的价格、数量或限制竞争达成任何协议或采取任何共同行动, 则不违反反托拉斯法。

(二)行业协会的章程是否等同于限制竞争的协议

有时候, 成立行业协会所制定的章程本身都有可能违反反托拉斯法。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媒体协会(associated press, 简写为ap)抵制交易案中的判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法院认为, 联合媒体协会的章程因含有限制在报纸出版领域的竞争的内容, 属于限制性贸易合同。ap 辩护说, 尽管章程中含有限制竞争的内容, 但实际上没有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对此, 最高法院认为, 只要一个合同本身有可能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 就已经构成了违法, 而不管其实际上是否造成了这样的效果。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 协会章程确实捆住了众多出版者的手脚, 以至于它们不能也确实没有向非会员的竞争者出售新闻。章程不允许非会员从这家最大的新闻机构或其中任何一个会员那里买到新闻, 会严重地限制新报纸进入该领域的机会, 这将会毁灭竞争以及挫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

联合媒体协会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了辩护理由, 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一驳斥:

第一, 联合媒体协会辩护说, 应该超出反托拉斯法, 或者说从财产法的角度来看待协会章程。财产所有者可以选择合作伙伴, 自己有权决定是出售还是不出售自己的财产。最高法院认为, 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财产, 但他不能过分行使其权利, 不能通过合同或联合的手段, 明示或默示地不正当地阻止或限制州际贸易的自由和自然的流动。这正是反托拉斯法的宗旨所在。

第二, 联合媒体协会又进一步辩护说, 既然有其他的新闻机构也在出售新闻, 那么绝大多数的出版商联合起来拒绝向少数出版商出售新闻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但最高法院认为, 一个限制贸易的合同没有阻止全部的竞争并不能使这一合同免于追究。事实上, 没有加入协会的报纸确实在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通过限制性的章程, 每个参加联合的出版商实际上把自己完全置于协会的控制之下。因此章程是阻止竞争的, 而不是正常的有助于商业和贸易的合同。

三、欧盟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一)欧盟反垄断立法关于行业协会的一般性规定

欧盟反垄断立法所称的企业协会的决定, 包括企业协会的章程和内部规则、依这些规则作出的对协会成员有约束力的决议, 以及对协会成员不一定有约束力的建议。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则欧盟反垄断主管机构或法院既可以对协会罚款也可以对会员罚款。

但该条同时规定，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有助于改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上的进步, 那么可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但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能使消费者享受到相当部分的由此带来的利益；第二, 所加的限制必须是为达到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而不能强加可有可无的限制；第三, 不能给予企业在有关产品的重大部分上消除竞争的机会。

(二)欧盟理事会no.4056/86号规章对班轮协会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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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一般规定外, 欧盟理事会在其第 4056/86 号规则中, 专就班轮协会(liner conference)的联合行为作了一些豁免规定。

该规章意义上的班轮协会, 是指这样一个团体, 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在指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一条或多条特定航线上提供货物国际运输服务的运输商船公司(vessel operating carriers)所组成，并且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或安排(不论是何种性质), 根据这一协议或安排, 其运营执行统一或共同的运费以及就有关航运服务的任何其 他条件达成了一致的条件。

但以上所说的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 不能通过要求适用仅由货物起运国或目的地、或装卸货港口的不同而有差别的费率和运输条件, 而在共同市场范围内, 对有关港口、货主(transport users)或承运人(carriers)造成损害, 除非这种费率或条件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通俗点说就是, 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不能被利用来对特定国家或港口造成损失。

该规章还就以上豁免对班轮协会附加了一些义务。例如, 如果货主和班轮协会任何一方提出要求, 那么双方应就海上运输服务的费率、条件和质量进行磋商；货主有权对运费未包括在内的内陆运输和港口服务的提供者进行选择；如果货主要求, 协会应当以合理的价格为货主提供运价本、相关条件和规定, 或者这些东西应放在班轮和代理人办公室里供查阅。他们应当列出有关装卸货的所有条件以及服务的精确内容。

(三)一个有关班轮协会的判例

尽管欧盟法律对班轮协会的联合行为进行了豁免, 但如果班轮协会与非会员签订限制竞争的协议, 则不在豁免之列, 法院在以下的案例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一些远洋运输公司就与费用和附加费有关的商业行为进行了讨论, 试图协调立场。讨论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协议, 决定不对已公开的收费标准提供折扣。该协议被欧盟委员会裁定属于固定价格的行为, 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当事公司认为, 根据欧盟理事会第 4056/86 号规章, 班轮协会的会员可以商定海上交通的费率, 因此该行为应享受豁免。但欧盟委员会认为, 尽管班轮协会固定价格的行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享受豁免, 但在本案中, 参与固定价格的当事公司, 不仅包括班轮协会的会员, 而且也包括非班轮协会的成员，这就超出了规章规定的豁免范围。因此欧盟委员会裁定班轮协会不能与协会以外的公司协商固定价格。

第五篇：美国博物馆的早期儿童教育实践及启示

美国博物馆的早期儿童教育实践及启示

儿童博物馆是专为孩子设计，让他们通过玩耍和探索进行学习的地方。在儿童博物馆，你能看到婴儿和学步儿在专门的展厅里爬行、玩积木或吹泡泡，大一点的孩子学习怎样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上幼儿园的孩子在玩拼图过家家、学习搭配科学营养餐，学龄儿童可以接触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了解地球历史、完成生物实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培养社会责任感，等等。

据美国儿童博物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Museums）的数据，目前全世界有儿童博物馆341家，分布在22个国家，其中有23%处于新建设阶段。2007年，有超过3000万儿童及家长参观了儿童博物馆。儿童博物馆收集藏品不在于藏品的稀缺性，而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在阐释或教育中发挥作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简称TCM）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州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创建于1925年，是目前美国规模最大的儿童博物馆。它占地面积117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2000多平方米，以其丰富多元的展览和教育活动被广泛赞誉为最好的儿童博物馆。TCM拥有藏品12万多件，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共11个，每年向公众提供超过4000场次教育活动，财政预算2700万美元，博物馆基金2.75亿美元。印第安纳波利斯这座城市没有大自然留下的丰厚遗产，历史上也没有祖先留下的大量文物，城市周边亦没有一流的自然景观和旅游胜地。2015年州生产总值位居全美50个州的第16位，属于中等水平，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市人口84万多人，TCM的年观众量超过120万人次。近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晨》栏目相继报道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称其为全美最好的儿童博物馆，推荐家长带孩子前去参观和体验。笔者在该馆研究和工作了3个月，发现游乐园展厅和幼儿园是该馆早期教育实践的最突出体现。

一、游乐园展厅

美国每家博物馆都有“建馆宗旨”，很多博物馆还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使命和目标。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秉承“家庭学习”的教育理念，即人在孩童时期会为将来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家庭成员在帮助孩子培养学习的乐趣和理解学习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J.H.Falk & L.D.Dierking，2002）。TCM的教育使命与“家庭学习”息息相关即创造艺术、科学、人文等领域卓越的学习体验改变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的生活。此外，他们认为家庭学习既关乎知识和应用等感知能力，也与关系和态度等情感能力相呼应，当家庭成员间在动作或语言上产生互动的时候，学习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TCM总结了45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行为，并将其归纳到“家庭学习”的三个范畴――参与、合作与解决问题和提高，从而在展览设计、教育体验设计和实施等方面进行统筹和评估，使得“家庭学习”这一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得以在全馆贯彻，并体现在展览和教育活动中。比如，参与类行为包括用手指向展品、使用互动装置、遵循教育员指示等；合作与解决问题类的行为包括家庭成员提供线索完成某项任务或活动等；提高类行为包括描述家庭记忆或传统、家庭成员问开放式的问题等。当评估员在展厅中计时或跟踪一个家庭收集他们利用展品和参与教育活动的数据时，他（她）会用到相关的一些代码进行记录，这些代码的来源是可量化和观察的家庭行为。基于数据基础的评估报告可以评量展览和教育活动的效果，以及提出改进和提高的建议。

在普通的博物馆，6岁以下的孩子很难找到合适的参观体验项目，那些陈列展览对他们来说可能艰涩难懂，博物馆也没有针对他们的年龄和身心特点专门设计合适的阐释讲解方式。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除了在馆内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符合他们年龄和认知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外，还于2013年8月推出了游乐园展厅，用于向0～5岁的孩子提供适合他们身心发育特点的学习体验，鼓励孩子和家长一起玩耍和亲子互动。儿童在这个安全的游玩场地可以发展运动技能，学习社交技能，提高动作敏捷度和平衡感，接受音乐和美术的启蒙教育。游乐园展厅秉承当下美国博物馆界推崇的儿童教育理念，如约翰?杜威的“经验是所有学习的中心，知识是通过人与环境互动而获得的”，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学习开始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等各种感官经验”，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孩子们具有‘吸收性的心灵’，因此早期对于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是至关重要的，并将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意大利瑞吉欧教学方法（Reggio Emilia）认为的“孩子们是社会性的、有能力且积极的学习者，他们有无尽的方式和机会表达他们自己”。

孩子们在展厅内玩各种动手动脑的游戏，他们在小溪里捞“鱼”，开模型船，玩机械装置与积木，触摸沙子，爬攀登塔。音乐室每天有2场音乐启蒙课，当上课时间到，教师用歌唱的方式召集孩子和家长一同体验音乐的乐趣。在艺术室，父母与孩子可以共同创作蜡笔拓片，用蜡条做出可爱的兔子。据TCM的评估报告，相比其他展厅，游乐园展厅观众有更长的停留时间，达到了37分钟；家庭成员参与、合作和对话等学习行为发生频率远高于其他展厅，达到了35：17；家庭重复参观率高，达到了48%，有37%的观众年参观6次以上；家长对展厅的设计评价积极，认为适合孩子体验，满意度达到98%。

二、博物馆幼儿园

目前全美有35家博物馆幼儿园，它们主要建立在历史、艺术、科学类博物馆和儿童博物馆。博物馆幼儿园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在早期教育方面的另一项有益的实践。TCM的幼儿园于2009年开园，它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幼儿园，它借助博物馆向孩子和家长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幼儿园有大、中、小三个年级6个班，每个年级分别有一周2天或3天班，大班为全天，中班和小班为半天，目前共有学生108名，为收费制。师资包括有教师执照的教师、助教和志愿者等，幼儿园园长是有着近30年执教和管理经验的老师。TCM幼儿园秉承蒙特梭利和瑞吉欧教学方法，遵循印第安纳州幼儿教学课程标准，并以史密森尼早教中心的“博物馆魔法课程”（the Museum Magic Curriculum）为蓝本结合馆藏陈列与特色进行改编，以实物为基础开展教学。博物馆幼儿园最值得称道的是小朋友可以每天接触不同的展览和实物，接受自然、科学、历史与人文等方面的熏陶。TCM幼儿园的孩子在博物馆10点钟向观众开放前可以在展厅里触摸展品、体验各种动手动脑活动、观察展品的形状、色彩和功用，他们甚至在展厅里玩过家家游戏。教师借助展厅环境、通过提问和讨论等方式引导孩子们自主探索、自主学习，从而成长。

TCM有11个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幼儿园的展厅学习内容每周不重样，幼儿可以在“带我去中国”展厅的中餐馆展区体验当厨师和服务员，学习使用筷子，认识中国不同的房屋和家居，体验怎么用毛笔和学习书法。他们也可以在“地球宝藏”展厅像考古学家一样尝试进行挖掘体验，或者在《恐龙星球》展厅触摸恐龙化石，向古生物学家提感兴趣的问题。在展厅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会将当天的新词汇贯穿其中，并通过一些实践和动作帮助孩子们理解。

幼儿天生富于好奇心，并且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充满了兴趣，通过动手动脑的体验，他们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学习金字塔是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成果，它用数字形式形象显示了不同的学习方式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听讲和阅读等被动学习只能保存5%～10%的学习内容，而实践和教授给他人可以让学习者记住75%～90%。TCM幼儿园非常重视学生的个人体验，认为知识要从“做中学”中获取。他们运用瑞吉欧教学法，认同在孩童的世界里，模仿与感知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只有学会了观察、模仿，才能够使用、创作，成为孩子认识世界而积累的感性经验。同时在幼儿园教室，重视环境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运用蒙氏教学法，注重社会、文化对幼儿的影响，馆藏的艺术、自然和文化藏品被教师用来做艺术课程临摹的对象和科学课程实验的教具，棉、麻、毛、丝等不同质地的材料被作为触摸与感知的教具。通过教具和师生互动、家庭学习日等，幼儿园鼓励学生发展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技能，提高思维能力，培养审美意识，增强自信，变得更自立，并从同伴和成人那里获得“社会化”的能力。

根据TCM通过对父母的问卷调查、教师访谈和教案检索等形式完成的幼儿园评估报告，不管哪一年龄段的学生，通过在TCM幼儿园的学习，其社会、情感、身体和知识均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通过幼儿园主导的“家庭学习日”等活动，父母与孩子间的亲子互动和家庭学习效果有了显著提高，家长对TCM幼儿园的教学满意度高达98%，家长理解并认可TCM幼儿园的教学理念、资源和教学安排。可以说，TCM幼儿园与社区实现了双赢，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实践有助于孩子提高语言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社会能力，而以实物为基础，充满丰富语汇且具有多样性的社会环境情境的博物馆幼儿园正是高质量早期教育的模范。

博物馆拥有大量的馆藏品和陈列展览，是非正式教育的集大成者。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家庭都将博物馆作为他们自愿和自主学习的机构（Falk & Dierking，1998，2001，2002）。通过在博物馆对父母进行访谈发现，他们均认为博物馆是“带孩子来学习的好地方”，另外还有研究显示家庭将博物馆作为“间接的学习场所”（Chase，1975）。另一项研究表明，孩子们更愿意同家人一起参观博物馆，而不是由学校组织前往博物馆，因为和家人在一起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看更多的东西，并且与家长分享他们的参观体验（Jensen，1994）。无独有偶，四川博物院曾于2014年6月21日至7月10开展了一项针对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需求调查与分析。在受访的184位家长中，高达98.1%的家长认为博物馆是“为市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构”，51.3%的家长认为“博物馆对青少年的生活学习有较大影响”，42.3%的家长认为“博物馆对青少年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的公立综合性博物馆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免费参观，但是在我们的博物馆中，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所占比例极小。究其原因，主要是博物馆没有为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专门设计与研发适合他们的展览和学习项目。在博物馆教育领域，早期儿童教育长期被忽视，孩子们面对那些摆放得比他们个子高得多的展品和晦涩难懂的说明牌，身处于缺乏生机与活力的陈列布置中，没有参与式和体验式项目的融入，很难获得丰富和有趣的体验。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尝试通过专门设计和打造婴幼儿展厅，向社区学龄前儿童提供早教服务获得了博物馆与社区的“双赢”。作为公益性质的文化机构，我们的博物馆应该加强早期儿童教育研究，了解不同阶段大脑对视觉的反应，以及最前沿的大脑研究成果和早期教育理论，为学龄前儿童及家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博物馆学习项目，只有小时候具有愉快的博物馆体验记忆的人，长大后才会更加亲近博物馆，从而获得惠及一生的学习经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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