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退休年龄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选择

第一篇：提高退休年龄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选择

提高退休年龄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选择

段家喜①

【内容摘要】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摆脱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和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在这一改革的不懈努力中，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研究养老保险制度的学术界都在积极研究当今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探讨出适合我国实际的改革措施。最近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也表示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以减轻“白色浪潮”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压力，进而引起激烈的争论。本文在回顾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中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正面与负面效应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我国改革的思路。

【关 键 词】退休年龄 效应 政策选择

一、西方国家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如何摆脱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和实现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成为各国政府急需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提高退休年龄被认为是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危机和缓解政府财政负担的重要手段，进而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采取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见表1)。在部分男女退休年龄相同的国家，采取了对男女退休年龄同时提高的方法，如美国拟于2000—2027年间将男女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5岁提高到67岁;比利时则希望到2009年将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而对于部分男女退休年龄不相同的国家，则希望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拉平，捷克目前男性60岁退休、女性57岁退休，计划在2007年将男女退休年龄分别提高到62岁和61岁；爱沙尼亚则计划在2010年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到63岁。

资料来源：魏加宁《养老保险与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P43。

尽管这一政策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各国改革的实践来看，在提高退休年龄的过程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通常需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将退休年龄提高1—2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将退休年龄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同时退休年龄的提高也是有限度的，通常很少有国家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以后。

二、提高退休年龄的正面效应

一般而言，提高退休年龄会产生以下影响：其一是降低制度赡养率，退休年龄提高，则退休人口相应下降，就业人口相应增加。其二是提高基金积累水平，退休年龄提高，则延长其缴费期间。其三是减轻支付压力，缩短制度支付养老金的时间。但提高退休年龄会对生产率产生影响，并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就业压力，员工的退休不会为市场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机会，但劳动时间的延长无疑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为此，笔者将养老保险中提高退休年龄的影响归纳为收入效应、支出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就业效应等四方面，前两者是提高退休年龄的正效应，而后者是提高退休年龄的负效应。

(一)提高退休年龄的收入效应

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将人的一生分为工作期间与退休期间两个阶段，在工作期间受益人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而在退休阶段则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退休年龄的调整将改变被保险人工作期间与退休期间的划分，影响其缴费与领取养老金期间的长短。进而改变体制内的年龄结构，正在工作并缴费的人会增加，而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人会相应减少，这将降低制度的赡养率。

提高退休年龄，将延长被保险人缴费期间，进而提高制度的收入，这是提高退休年龄的收入效应，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提高退休年龄的初衷所在。假定职工t岁参加工作并加入养老金计划，开始缴费，Y岁退休，D岁死亡，第R期工资水平为，缴费率为c，累积利率为I，养老金计划的替代率为g，退休后年退休金为B。如果个人生存到新的退休年龄Y+h，个人多缴保费在原退休年龄Y时的精算现值为

:

其中h为退休年龄的提高年限。

对于整个养老保险计划来说，当期增加的保险费收入为:

其中

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当期Y岁到Y+h岁的在职人员数。

(二)提高退休年龄的支出效应

退休年龄提高，在寿命预期不变的条件下，被保险人缴费时期延长的同时未来领取养老金的时期将缩短，这将减少制度的养老金总体支出水平并降低制度的债务。制度对个人养老金给付减少额在Y岁时的精算现值为

:

对于单个职工而言，则为制度对每个人减少的养老金债务额。

对于整个养老保险计划来说，当期减少的养老金支出为:

其中

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当期Y岁到Y+h岁的在职人员数。

综上所述，退休年龄由Y提高到Y+H，平均对于每个职工而言，将产生+的正面效应，而对整个制度将产生

+的正面效应。

三、提高退休年龄的负面效应

退休本身是一个劳动力替代的过程，提高退休年龄在改变就业人员年龄结构的同时，无疑会改变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这是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效应”和“生产率替代效应”，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提高退休年龄政策持谨慎态度的原因所在。

(一)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

当把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时，必将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失业的人数将增加，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这就是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如图1所示，在原有退休年龄下，就业人数为Q1，工资率为P1，由于退休年龄的提高，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在劳动力需求曲线不变的条件下，就业人数为Q2，工资率为P2。我们可以看到，在提高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工资率下降，就业的劳动力增加了Q2Q1。但由于退休年龄提高，可就业的人数增加Q3Q1，因此，仍然有Q3Q2的人员没有找到工作，这部分人并不完全是超过原有退休年龄的人，也有一部分青年的劳动力因工资率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很显然，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会为年青人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机会，但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从而为年青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而在许多国家，养老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和生活关照也需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休人员增加也为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提高退休年龄的生产率效应

退休是新老劳动力替代的过程，部分年老的劳动力离开工作岗位，由年青的劳动力替代。退休年龄的提高将减缓新老劳动者替代的过程。由于教育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生产技术处于不断进步之中，因此，年青劳动力的生产率应该平均高于年老劳动力的生产率。这样，新老劳动力替代过程的减缓就会减缓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导致生产效率的损失，这就是提高退休年龄的“生产率替代效应”。

在充分竞争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率)等于边际产品价值，由图1可以看出，由于退休年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生产价值由原来的P1下降到P2，生产效率的损失量为(P1-P2)*Q。

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与生产率效应取决于新老劳动力的替代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人口结构状况以及教育状况等因素有关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新生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教育水平处于一个快速提高的过程，提高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滞新技术的应用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部分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劳动力处于紧缺状态，教育与生产技术也相对成熟，那么提高退休年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相对要小些。

四、我国的现实选择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项“关乎国运、泽及子孙”的大事，就如没有“用之四海皆准”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一样，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改革手段。退休年龄的提高与否，无疑需要根据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及养老保险制度危机的症结等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考虑采取措施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做到决策科学、措施到位。结合我国的国情，对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提出如下建议。

(一)普遍提高退休年龄宜缓行

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其他国家更具特殊性和艰巨性。制度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在制度中的责任与地位不明确。政府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很好地承担由企业化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化的“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转制成本，政府没有承担其在制度中应有的立法、财政与监管等责任。由于国家责任的部分缺位，目前在职职工(主要是国企职工)一方面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缴费，另一方面还要为已经退休的人员缴费，高缴费率与支付自然不在话下。因此，只要国家没有更妥善的方式承担责任，转制成本问题拖而不决，业已形成的“空账”不能完全做实，制度支付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提高退休年龄只能减缓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其负面影响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养老资源最终来源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这就需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曾经一度中断，1978年后才逐渐恢复，许多新的生产技术与手段需要年青的劳动者学习并应用到生产中去，尤其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年青的劳动力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与交流，实现生产技术的引进与应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有用于养老分配的社会经济资源，老年人才能通过各种途径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更何况，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提高退休年龄无疑会恶化就业问题，增加失业保险制度的支付压力。由此可见，我国还不完全具备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这一措施的采取对于问题的解决也不能起到“对症下药”的根本性作用，普遍提高退休年龄宜缓行。

(二)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男女退休年龄是不同的，通常规定男性职工60岁退休，而女性职工55岁退休。这一男女退休年龄相区别的政策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女性就业未充分。女性就业时间人为缩短5年，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的浪费。其二是导致男女在养老金待遇享受存在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制度上的男女不公平。在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下，由于女性工作经历较短，退休时的最终工资也较男性为低，但女性的平均寿命长于男性，则女性退休后从制度中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远长于男性。这使得女性老年人口从养老保险体系中获得的日常养老收入低于男性，但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女性一生从养老保险体系中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会远大于男性。因此，适当提高女性职工退休年龄，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也有利于女性的充分就业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但宜将这一改革放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完成，从现有的社会经济人口条件来看，可先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57岁。

(三)可以施行弹性退休制

我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如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有些地区(如上海等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有些行业(如教育、医疗服务、制造行业)需要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而有些新兴行业和亟待改革的行业(如电子行业、金融行业等)又急需吸纳一批拥有最新技术与知识或者有海外经验的从业人员，加快新老劳动力的替代过程。因此，“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也为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建议政府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通过制度的设计与利益的激励，鼓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自主选择退休年龄政策，不同的人群也可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退休年龄与时机。政府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的状况积极引导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退休决策中的作用，使得个人在退休决策时达到最优化，个人在达到最优化的同时，社会经济也就实现了其帕累托效率。

第二篇：延迟退休年龄的利弊分析

延迟退休年龄的利弊分析

[导读]：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均表示支持延迟退休，认为可以继续在其工作岗位上发挥潜能；但诸多体力工作者表示反对，有超过90%的受调查者反对延迟退休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其实延迟退休各有利弊，好处在于可缓解我国日益庞大的养老金压力，更大程度发挥人口红利；坏处比如挤占年轻人的生存空间加大成社会就业压力，同时扩大分配不公。

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未曾消停过，而退休年龄如何确定，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道难题。

10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柔性退休”尝试：各类企业人才在自愿协商的前提下，可以延迟申办养老保险金。这部分人主要指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年龄推后几年（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此政策一出，质疑声一片。

在业内专家看来，勿搞“一刀切”的延长退休年龄已具备共识，这点和上海的“柔性退休”不谋而合，但如何使退休机制更具“弹性”，如何在延长退休年龄的潮流趋势中满足最多人的利益，的确值得思索。

现状——大量劳动者“不买账”

有关延迟退休的争论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日前，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这让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可以“柔性推迟”。

一石激起几层浪。在部分人肯定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人却将此联系到了“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型社会的城市”的事实，进而又联想到了百亿元左右的社会养老保障金的缺口。对此，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日前否认了“因养老基金压力试行延迟申领养老金”的说法。

《人民日报》日前的评论则鲜明地指出，“延领养老金≠延迟退休，别误读了上海的新政策。”该评论同时指出，“上海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不过，即使只是延领养老金，恐怕仍需考虑得更周全些。”

事实上，有关延迟退休的问题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而今年，更是在全国范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了《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其中，“2035年，我国两名纳税人将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说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当时，人社部官员还表示，“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还在研究，需综合考虑人口结构和就业情况。”

对于这项议案，拥护者和反对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而根据媒体报道，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相关人员均表示支持延迟退休，认为可以继续在其工作岗位上发挥潜能；但诸多体力工作者却表达了反对，甚至有声音认为，这或将成为既得利益者继续获取财富的工具。另据某网站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受调查者反对延迟退休，支持者则仅占10%左右。

相关专家则认为，确实应该研究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以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并减轻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面对种种非议，人社部最终在上个月对外作出了“目前不会调整退休年龄”的明确表态，这才暂时打消了人们的种种猜测。但在双向选择中的养老金压力及就业压力下，如何作出正确的决断，或许仍是相关部门值得思考的问题。利弊——延迟退休各有利弊

目前，我国公民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特殊工种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美国为67岁，日本为男65岁，女60岁。随着生活水平的进步，人们的寿命不断提高，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但关于延迟退休的利弊之争还在持续发酵。

崔新生（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延迟退休的利弊共存。好处在于可缓解我国日益庞大的养老金压力，更大程度发挥老一代人在企业中的经验作用；坏处同样存在，比如挤占年轻人的生存空间乃至造成社会就业压力，同时，这让一部分利益集团更加得益，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难得益，造成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因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人口压力等方面都情况不同。此外，延退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养老金压力。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从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延退确实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进而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毕竟，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及土地财政政策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国家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仍需要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交易、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而延退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在这些方面。其次，相关企业的延退人员将继续为企业提高效率，并让企业继续充满竞争力。

从负面效应上看，这或将导致企业活力大打折扣，并限制年轻一代人才的发挥空间，进而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宋颂兴（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目前坊间所流传的正反两方面的说法都有道理。缓解社保金压力是事实，但是否为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还很难说。造成社会不公、加大社会压力等也是事实，但现在并未实施延退政策，相关的说法无从用数据等事实来考证。总之，一旦实施延退措施，是各有利弊。

实质——养老金制度“漏洞百出”

从养老金诞生开始，就伴随着空账。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现在的养老金空账大约为1。3万亿元。假若这些人到了60岁还继续工作的话，那么他们不仅不会领取养老金，还会继续缴纳养老金。有专家也算过一笔账，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我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然而，在养老金亏空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宋颂兴：这是两个社会焦点问题的延伸。首先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不健全，行政机构、事业单位、私企雇员的养老金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其次，这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公正、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的延伸

崔新生：这其实是我国养老难等诸多社会及经济问题的显现。不可回避的是，我国的养老金、退休金等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洞”，同时从纵向比较，我国的养老金实际上是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这才造成了相关缺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养老金、社保金等增值功能不够，没有充分发挥其投资效益，更没有给我国的退休人员带来相关实惠。

从更深层次说，这也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阵痛之一，短时间或许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孙立坚：这背后无疑存在着我国经济结构方面的争论。与国外不同，中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这就意味着延退不能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像欧洲不少国家，其70%以上是以服务业为主，所以，其延退仍能充分让老年人发挥应有的劳动力价值。

解决——做大社保基金“面包”

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约1。69亿。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三成，达31%。更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难问题在农村更为严峻，更加无解。目前在农村有8000万至9000万60岁以上农民，新农保推进试点周期过长，难以全面覆盖，一些农村地区80岁以上老人生活相当困难。破解目前的困局已迫在眉睫。

孙立坚：首先，可以将“面包”做大，让社保基金充分参与资本市场，从中获取相关收益，并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其次，相关部门要大力打击挪用社保基金的问题，以充分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再次，如果需要延退，可以先让国有企业进行试行，这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最后，相关部门或可考虑，其中的一部分社保资金由国有企业来分担，以缓解越来越庞大的社保金压力。

宋颂兴：要做的第一步恰恰是健全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或可制定统一的标准，同时要尽量涵盖我国城乡所有的地区，且要解决部分历史遗留下的养老金问题，如在当年没有养老金的时候，部分员工的相关保障是“存”于国有资产中的，这部分人的利益不能忽略。第二步，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保金压力，我国的国有企业应该主动承担其中的责任，甚至可通过分红来解决相关问题，这也是比较公正的解决方法。解决了这两个步骤，或许才可以考虑我国延迟退休该不该实行的问题。

值得说明的是，在注重社保金安全稳定的大环境下，我国社保金参与资本市场获得增值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此外，虽然“一刀切”的方式并不好，但想要通过行业和岗位来划分延退人员，暂时还难以实现。

崔新生：一旦真正在全国实施延迟退休的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首先，要坚持政策的差异化，不能“一刀切”地将所有人都划归到延退范围。具体来说，可以以产业或行业来划分，从不同的岗位着手，制定不同的方法。尤其是，相关办法要细化到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将其划分到延退范围之外，以避免出现更大的争议。

其次，就是建立在现行体制之外的相关独立机制，完善养老保障，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再次，相关部门或可考虑建立“夕阳产业”或适合老年人的岗位，继续发挥可用劳动力资源的效用。

他山之石——国外养老制度一瞥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不断调整和制定退休政策。在探讨中国应该如何完善发展养老制度的时候，我们不妨来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实行的。

发达国家退得晚

很多国家参考的退休年龄都在60岁到65岁之间。目前，世界各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女性约为58岁。不过，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发达国家。

英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但为了弥补270亿英镑的巨额养老金账户亏空，英国政府2002年12月17日出台举措：鼓励“老人们”延缓退休时间。新政策称，那些愿意坚持工作到70岁的人们在退休时将获政府一次性2万英镑的“奖励”。今年7月30日，英国政府建议从明年4月起取消65岁退休的规定，拟5年内调高退休年龄至66岁。

意大利：以前法定退休年龄为妇女60岁，男子65岁。在缴足35年的分摊金后，可在55岁时提前退休，或是在缴足37年的分摊金之后提前退休，不论年龄。今年6月10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女性公务员退休年龄将向男性公务员看齐，从61岁提高至65岁。

法国：在1982年以来，普通退休制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目前也拟将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目前的60岁提高为62岁，领足额退休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希腊：在工作37年之后可退休。今年2月，希腊政府提出，在未来5年把平均退休年龄由61岁提升至63岁。退休金额不固定

在很多国家，退休职工领取的退休金并没有一个固定额，要视退休年龄、工作年薪和年限、供职岗位等情况的不同。少者，领不到原工资的50%；多者，可以领到原工资的100%以上。

美国：政府发放社会福利保障金的最低年龄是全额65岁左右，减额62岁左右，所以许多人都选择在这个岁数前后退休。但是，如果想在退休后过得舒适一些，许多人就会选择推迟退休。

日本：国民年金是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础，20岁以上60岁以下、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加入。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等每月需缴纳1。33万日元，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则分别加入包含国民年金在内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缴纳金额为收入的17。5%，由职工和雇主各负担一半。

法国：工龄达到40年以上者退休后，每月可得到相当于原工资70%的退休金。不过，计算退休金的工资是根据年龄，按在职时工资最高的21年至25年的平均值作退休金的基数。

德国：男性65岁，女性60岁，工龄达到45年的退休者获得全额退休金，即工资的70%。在职德国人每月都要将工资10%上缴国家，同时雇主也要为雇员支付工资10%的退休金基金。

西班牙：到65岁，要向国家社会保障委员会缴纳退休基金才有权领取退休金，基金必须缴纳15年以上。其中缴纳基金35年以上，可领取全额退休金。

资金源自专项税金

纳税人上缴的专项税金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基本养老金保障系统的主要资金来源。

美国：雇主和雇员各拿出工资收入6。2%的税收，形成专用“社安金”。其中85%用于支付养老金，15%则用来支付残疾金、遗属遗孤抚恤金等其他社会保障基金。

法国：基本养老金由雇主交8。2%，雇员交6。55%；法国对遗属遗孤补助的资金来源于由雇主按雇员收入的5。4%交纳，作为困难家庭补助金。

瑞典：将养老金分成两块，一部分是基本养老金收入，另一部分是“养老附加金”，这是瑞典特有的。“养老附加金”据退休前的收入状况和纳税情况而定，工龄越长，工资越高，“养老附加金”积累就越多。

法国：法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实施社会福利比较“慷慨”的国家。一般职工退休后可以领取原工资50%的退休金，公务员则按退休前工资的75%计算。法国法律规定，必须交满160个季度的养老保险金并满65周岁以后申请退休，才能全额按比例享受退休金。法国对一般退休者原工资收入的计算基数是由当事人收入中最佳25年的平均值构成。

第三篇：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问题分析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问题分析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2012年开始我国的劳动人口以每年两三百万的速度递减，这对我国的劳动力富裕程度和劳动成本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仍然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退休年龄规定，与当前的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并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推行。为此，从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出发，比较延迟退休年龄的利弊影响，从而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延迟退休；养老金给付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1-0042-02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说明，中共中央要开始逐步探索和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相关政策。早在2010年，上海市已经开始推行柔性延迟退休政策。试点实施的三年间，取得的效果不尽理想。但随着当前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长，而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仍然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规定，这于我国当前的人口现状明显不相符合，因此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延迟退休方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及其问题

在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指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现在仍然有效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根据这两个文件，概括而言，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的一般规定为“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退休年龄55周岁，女性工人退休年龄50周岁，同时工龄满10年”。

这一规定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六十岁，一般工龄满二十五年，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五十岁，一般工龄满二十年，本企业工龄满五年者，可退职养老。”

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基本上与1951年的规定无异。这样的现状，与这六十年来我国人口状况的变化明显是不一致的。195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仅为40岁，女性仅为42.3岁。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男性为7283岁，女性为77.37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致增长30岁。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34%。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为人口老龄化。我国目前的已高于该标准两个百分点，并且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与此同时，退休年龄却基本保持不变长达六十年。因此，现行的退休年龄总体而言是偏低的。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基础。从第一部分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不断增强，适合劳动的年龄势必也会有所增长。但是，法定退休年龄却始终保持不变。这就使得我国养老保障的制度赡养率以达到33%，即3个人养1个人，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之下，劳动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比例会持续增加。据估算，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的赡养率将达40%，2050年达到63%。

第二，特定行业和人群有延迟退休的需求。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如医生、教师等，年龄越大往往经验越丰富。而在现行的退休政策之下，达到退休年龄必须退休。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虽然可以采取返聘的形式使这些人才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返聘之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这就很可能出现很多的劳动争议问题，造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效率损失。因此，如果实施弹性的退休政策则给这些群体提供了选择空间。此外，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高素质人才就业年龄普遍较短。假设现有一位女性，博士毕业参加工作，至退休时未担任干部职位。则其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20年，甚至可能少于其受教育的年限。这显然也是一种对于人力资源的不善利用。

第三，养老金运行的基金缺口迫切需要延迟退休来缓解。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研究团队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以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体，曾发布《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郑秉文称，“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贴现值在2013年达到18万亿是靠谱的。世界银行研究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时候，曾对30多个国家测算，转型成本分别是GDP的50%～300%，美国的转型成本则是464%。“（预期）2013年的GDP是57.7万亿元，18万亿才占不到30%”面对绝大的养老金隐形债务，延迟退休年龄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从全国来看，据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延迟退休年龄的阻碍因素分析

第一，社会大众多对延迟退休年龄持反对意见。是否延迟退休年龄是关系到每一位劳动者自身利益的大事，因此，社会公众的意见是影响退休政策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2013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网络，对25311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由此可见，对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延迟退休并不能为其自身带来利益，几乎遭到了一致反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强制推行统一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延迟退休可能一定程度上增大就业压力。延迟退休意味着一部分人在原有的岗位上占据的时间增长，这显然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纵观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原因之一是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比上年增加19万，再创历史新高，共699万，这比总人口数为562万的青海省还要多出137万，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显示，2013年第二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达到17111万，同比增加444万，增长了2.7%。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速趋缓，我国的就业岗位也相应减少，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调查，在相同的94个城市中，2013年第二季度的需求人数相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了34.8万，下降了5.7%。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推迟退休年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就业负担。

第三，养老金双轨制成为延迟退休的重要阻力。在我国，养老金双轨制是指，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事业单位员工和公务员无需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所享受的退休金待遇却是企业职工的2到3倍。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延迟退休年龄，则意味着企业职工的缴费年限增加，退休后的领取金额却并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减少，这样就会拉大本身就并不合理的双轨制之间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央财政每年对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系统养老保障的拨款高达200多亿，这使得企业职工普遍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后，自己多缴的养老保险费实际上是用来弥补这一缺口。因此，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延迟退休遭到了普通企业职工的抵制，其中养老金的双轨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前推行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的效果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1979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0.2%，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7.15%，比全国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一系列影响在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容易表现出来。因此，2010年上海市颁布《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沪人社养发（2010）47号。

规定“参加本市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符合在本市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如企业工作需要，本人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经本人提出申请，与企业协商一致后，可以延迟申领基本养老金。”

该意见成为推行柔性退休政策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上海市划定的可申请延迟申领养老金的人群为具有专业技术的资格人员。这与特定行业的人群的工作特点是相关的，是符合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策。第二，上海市在该政策上是采用完全自愿的方式。延迟退休需要本人提出申请，这意味着退休时间成为一种个人选择。职工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退休年龄，这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效用。

但是，自从该意见实施后三年以来，申请延迟申领养老金的人数是多少，上海市人社局并未给出具体数据。而综合各方信息，申请参与人数不多。当地人社局也表示，试点效果不理想。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当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杜绝“一刀切”。综合上文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和阻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在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有现实需要，但当前我国并不完全具备延迟退休的条件。因此，在延迟退休的政策制定上，应当遵循中央“渐进式”的要求，逐步实行，而非一次性将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实施每几年延迟几个月退休的方案比较可行，而具体的延长周期则需要根据养老保障的精算平衡去确定。如果采取这种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我国退休年龄的延迟大约需要20年的过渡期去完成。

其次，延迟退休年龄应当做到“男女有别”。目前我国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职工为50岁，女干部55岁。这与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的客观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不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考虑，50岁退休对于女性而言的确过早。因此，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时，可以考虑男女分开实行。先从延迟女性退休年龄出发，逐步过渡到男性。

此外，尽快推行养老金并轨方案，减少社会阻力。当前的养老金双轨制多为社会大众诟病，实行养老金并轨的呼声越来越高。实施养老金并轨，可以缓解养老金供给压力，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平，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有着良好的作用。

最后，完善就业信息渠道，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尤为重要。延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供给的紧张的确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其对就业的挤出效果过于明显，则会减少新增的工作人口，即减少了养老金的缴费人群，这样以来反而有可能增大养老金的压力。就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虽然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绝对人口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仍然普遍存在。劳动力素质和市场需求不匹配，就业信息不畅通等问题成为充分就业的阻碍因素。延迟退休年龄应当以充分就业为前提，否则将会对就业市场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应当被摆在突出的位置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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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申论热点追踪：提高我国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存在两大弊端：

第一：退休年龄偏低。我国职工退休年龄是50年代初期制定的，一直延用至今。当时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大致在50岁左右，而1995年上升到68.28岁(男)和71岁(女)，这与50年代比平均寿命提高了20多岁。平均寿命的提高与偏低的退休年龄很不相适应，直接加重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负担，影响养老保险的稳定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现行退休年龄未能与劳动力市场调节协调配套，导致部分人力资源的浪费，表现为专家、学者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政府虽有规定，高级科技人员因工作需要，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但实际上有很多单位没有认真执行。

第二：法定退休年龄缺乏弹性。我国由于就业压力大，结构性失业严重，因此近几年有些企业单位的职工40多岁就提早退休了。没有根据年龄及生理年龄的差异，对个体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如大学毕业生需22-24岁，研究生及博士生的毕业要26-28岁，29-30岁后参加工作，60岁就退休。他们参加社会劳动时间与普通劳动者比相对短了近10年左右。对所有的个体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可能是解决青年人就业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从长远看提早退休及降低年龄退休，无论对劳动成本、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及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利的。

可见，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在50年代初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的经济、社会环境，法定退休年龄有待提高。

二、提高中国退休年龄对就业形势的积极意义

从目前的情况看，提倡提高退休年龄与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对就业形势的影响上。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观点认为，提高退休年龄，使老年人挤占了青年人的就业岗位，进而造成了大量青年人失业，影响了我国的就业形势。其实，这一观点源于一种古老而错误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总量衡定假说”。按照这一说法，就业被视为有一个规模固定的总额，从而就业就变成一种“一方受益会使另一方受损的比赛”，它意味着多为一个人提供就业就必定会造成另一个人的失业。从西方社会中认为女性就业是造成男性失业率增加的“祸根”，到我国目前认为民工进城抢了城市居民的“饭碗”等这一系列看法都是基于这一前提的。事实上，现代劳动市场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均衡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中最重要的含义之一，便是经济中没有固定工作数量这样的东西，可就业的数量是一个变量，它取决于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均衡工资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自于对它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由于劳动投入量的多少还与技术、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投入量和配置方式相关，因此就业量的大小仅与这些因素有相关关系，而与人口本身是无关的。

从长远来看，提高退休年龄的制度对就业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能有巨大的意义。这种积极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在保障水平一定时，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大幅降低养老命的支付，这部分节约下来的资金可以作用于就业的增加；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节约人力资源、增加国民产出，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提高退休年龄从而降低供款率，可以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升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三、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一）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在确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过程中，应考虑制度的设计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应考虑到提高最低退休年龄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操作过程中，要严格区分从事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有损身体健康及无损身体健康工种，有劳动能力与丧失劳动能力残疾者等不同情况，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允许在法定工作年限内灵活选择退休方式，退休年龄和退休收入。在操作过程中，可以采用最低工作年限的办法取代目前以年龄作为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在制度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加大提前退休养老金给付的扣除，增加延期养老金给付额的调整幅度，以体现个人养老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质，进而有力保证了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的正常运行。这种具有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机制能够起到抑制早退、鼓励迟退的政策目的，保证了经济增长的有效劳动供给，弥合了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如何把人的利己行为、经济自由选择、分散化决策和社会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可行并且有效的制度设计安排，是弹性退休制度设计的核心。

（二）适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为保证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收支均衡，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应该考虑适当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在设计改革方案时，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推迟的时间，二是推迟的具体操作方案。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养老金缺口逐渐加大，在 2024 年左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50 %，达到劳动力的承受极限。因此，应该选择在避开劳动力就业高峰时刻，在 2020 年之后推迟退休年龄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在这之前，可保持法定退休年龄不变，考虑提高某些劳动者群体比如高级知识分子、专业人才，特别是女高级知识分子的退休年龄。到 2010 年至 2020 年之间，分阶段将全部女职工的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 60 岁，到 2021 年之后逐步将男，女职工（部分女干部与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龄都提高到 65 岁。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改革理论和改革政策问题，它的实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第五篇：浅谈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利弊及建议

浅谈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利弊及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医疗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极大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保险给付压力。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养老保险的给付压力，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而面对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下面是我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利与弊的一些看法。

一、延迟退休年龄的有利影响

（一）减轻养老金的负担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将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将逐渐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将越来越多，这必将导致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积累的基金收不抵支，国家在养老金给付方面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如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

所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使缴费人数和缴费年限增加，从而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缩短了养老金的支付时间，即它可以从多收和少支两条渠道来改善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缺口，从而增加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积累，缓解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压力，从而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

（二）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社会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在这种情况下，法定退休年龄仍保持几十年前的标准而不进行调整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许多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身体状况良好，对工作也保持着充分的热情与活力，加之基于多年参加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知识，不少老年人仍然希望并且实际上还在继续工作。特别是对一些以技术、经验见长的工种来说，推迟退休年龄可以更好地发挥老年职 工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

而对于企业来说，老员工往往代表着经验和财富，虽然在精力上他们比不上年轻的员工，但是娴熟的技术却是年轻人远远都比不上的。一个企业要想获得良性且远的发展，效率是关键，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入效益。而在这些老员工退休后，企业为了效益，不得不招聘新员工，并花大量的财力物力去给他们进行培训。但这些速成性的培训效果却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新员工在工作中依旧会犯错误，给企业带来损失。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将老员工多保留几年，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再奉献一段时间，同时以自身的丰富经验来教导新员工，传授技巧，为企业节约投资成本，这样企业能够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市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三）有利于减轻年轻人的赡养负担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4-2-1式”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主流模式。在这种家庭模式下，一对年轻夫妻往往需要面对四位甚至更多老人的养老负担。加之当下我国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年轻人本身的就业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如果再背负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将会对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让老年 人继续保持稳定收入，从而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

不在身边所引起的老年人的空虚和孤独感。

就普遍的收入情况来看，大多数人的工资是高于退休后的养老金的。将他们的退休年龄延后可以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多发光发热几年，同样获得的工资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缴费年限越长，缴费越多，在退休后将拿到更多的养老金。因为缴费的时间变长，使得劳动者可以在退休后获得更高的养老金，能使人们安度晚年，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年轻人的赡养负担。

二、延迟退休年龄的弊端

（一）增加就业压力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人数急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城市，但经济的增长远不能够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将会挤压现有岗位需求，造成新生劳动力缺少就业机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压力，从而导致社会整体就业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就业相对充分。这种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隐形竞争关系，将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在短期内也许会对我国的就业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

在关注“空帐”、“老龄化”等问题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就业问题始终是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压力。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多数原先达到退休年龄的在职职工将继续工作，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将导致短时间内失业人口激增，失业率升高。此外，我国的就业压力还来自于城市化进程中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岗位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势必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提高退休年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对于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这使他们可能更容易失业，而一旦被解雇，他们再就业就很困难了。

这意味着延长退休年龄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原先养老保险承担的压力会转嫁给失业保险和救济。

（二）加重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在现实世界中，希望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引发的多是处在高工资、高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健康的人，诸如领导干部群体、医生、技术人员等脑力工作者、垄断企业的职工等，他们拥有高工资、高福利，不在乎每个月缴纳保险费的那几个钱，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用交，他们退休之后的收入和待遇会大打折扣，所以他们愿意推迟退休；而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多是处在低工资、低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多病的人，诸如体力劳动者群体、下岗失业人员等，他们收入有限，甚至他们工资的涨幅跟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他们的工资往往除了扣除社保金及所纳税金，拿到手中的实际工资，所剩不多，这所剩不多的工资还要用来生活、还房贷、供养老人以及教育子女等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下岗职工，他们都 40~50 岁，因为种种原因，很难再就业，就盼着能够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拿退休金过日子，倘若政策一旦调整，他们还要缴纳更多的费用，这样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这部分弱势群体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更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尤其是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并没有能够真正起到“保险”和“保障”的作用。

对于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基础岗位和一线工人而言，延迟退休无疑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企业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取决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缴 费年限，在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原本就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还要多缴几年养老保险费才可以领取养老金，这必然会加剧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矛盾。尤其是对于一些工资较低的企业职工，他们平时的生活负担本来就比较沉重，原本期待着可以早日退休，通过领取养老金来缓解经济压力，但如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经济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延迟退休会导致不同身份群体社会地位的缓冲地带作用减弱，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三）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

尽管近年来我国人均寿命逐步提高，但是长寿一定代表着健康吗？答案是否 定的。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也相应地下降，各种健康问题接踵而来。常见的老年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等，严重危害着老年人身心健康。当然，延迟退休政策在延长人们劳动年龄的时候，企业并不会让老龄人过多地减轻工作压力。因为企业发展的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效率和效益去支撑，企业在支付老年员工工资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量，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转。可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老年员工在面对与年轻人相同的工作压力时会显得更有压迫感，工作起来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久而久之，繁重的工作压力让老年人在精神上倍感疲惫，身心的双重压迫将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健康问题，甚至导致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让他们的晚年过得不幸福。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将呈现衰退趋势。有一些职业本身并不适合老年人，如果延迟退休，强制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诱发各类疾病和心理焦虑问题，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有限，工作中往往力不从心，如果在和年轻人竞争的同时，还要求他们继续缴纳养老保险，推迟退休时间，这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和工作压力较大的老年人来说无异于是沉重的负担。

（四）产生新的财政负担 单从理论角度来看，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减轻国家养老金发放的困难，解决一部分国家财政支出问题，但是深究开来，延迟退休政策在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财政问题。虽然国家将人们的退休时间延后了，但是人们却会提出更高的待遇要求，毕竟在高龄下工作人们已经是很不情愿了，如果国家不能提高他们的待遇或者给出相应的补助，这势必会导致一部分社会矛盾的激化，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而且，面临退休年龄的延迟，总会有人不愿意遵从，他们甚至会选择失业这一条道路，再加上社会上原本的失业人群，我国的失业人数在短期内会有个较大的上升。所以，尽管养老金的当期支出减少了，但是社会救济金和失业补助的发放却增加了，这还是不能解决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不仅如此，“延迟退休不仅会使企业积累的冗员无法退出工作岗位，而且还要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缴费负担，降低企业的竞争力”。而国家为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定会拿出大量的财力来扶持这些企业的生存，以免出现经济市场萧条的局面。

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延迟退休政策在解决了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同时，却引发了新的财政问题，这是得不偿失的。

四、对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

（一）注意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目前反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声音中，有一部分是企业的一线工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和手工业者，大多是生活水平较低，或者是重体力工作者，这部分人 群年老后，身体素质下降较快，需要国家的保护。所以，体力劳动者希望能够提前退休，而脑力劳动者更愿意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现行统一的退休政策间接增加了社会培养人才的成本，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因此，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应照顾着部分利益群体，使其免受改革的负面影响，使其安享晚年。

政府应当制定较为灵活的退休政策，使退休方式更加具有弹性，从而给予劳动者自己决定退休时间的权利，对于医生、教师、高级技工等对体力要求较低的工作可以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对于从事体力工作者及个体灵活就业人群依情况执行现有的退休制度。

（二）循序渐进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考虑到各行业、各群体退休年龄的不同状况和实际需求，针对特殊职业和特殊群体要单独制定延迟退休的方案。在总结国外一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论证；同时，在决策过程当中充分听取采纳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稳慎推进，并通过各种渠道普及对延迟退休的知识，使得公众了解政策的走向以及好处，在充分听取意见和举行试点后才在全国推行。

总之，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瞬时举措，而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循序渐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同时加强养老基金的收缴及管理，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以避免延迟退休政策推行后相关制度衔接中出现不必要的脱节和阻碍。

（三）妥善处理延迟退休与促进就业的关系

延迟退休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更新将受到阻碍，年轻的劳动者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政府需要出台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延迟退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增强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同时拓宽就业渠道，增加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吸纳就业能力，真正做到妥善处理延迟退休与促进就业的关系。

五、结语

关于是否延迟退休年龄，社会一直争论不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提高退休年龄必然是大势所趋。退休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国际经验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不能在短期内大步迈进，更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应循序渐进，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