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学思想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3（最终版）

第一篇：浅谈儒学思想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3（最终版）

浅谈儒学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发展完善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代中国的外交层面自然也概莫能外。且不论中国我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是出于什么样的真实目的，但就其政策本身来看它确实拥有着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并且着重突出了“中庸之道”“忠恕之道”“重义轻利”“构建和谐”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方针与政策。

一、中庸之道

中庸即是善，是适度。中庸是中国儒家道德智慧之精髓。徐复观《中庸》的注解：“中”，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之意。《中庸》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之道就是让处事人排除个人情感，好恶的偏向，秉持理性的、现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观念，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所要处理的问题及其变化，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择其中者而行之，做到既无过分也无不足，既不冒进，又不保守，而是恰如其分。《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而时中也”。此句说了中与时的关系，指出中是随时而中因时而中，也就是说是根据时机的变化，灵活的适中的处理问题，决不是那种不分场合不分条件的随意折衷。儒家认为中庸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和处世艺术。

中庸之道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我国外交策略及其活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这一特色的外交方针，其实是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实践。万隆会议举行之际，与会国不论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还是国家的发展程度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国家别有用意的破坏。与会各国存在各式各样的意见和立场，甚而引起争论与冲突，会议几近破裂。关键时刻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恰到好处的缓和了与会国的矛盾，并且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各国所面临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同样者面临着历史使命，以及表达了中国和善、和解等原则和立场。“和”而又“不同”，以此突出了各国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认识。针对各国的问题周恩来都秉以刚柔相济的态度做了严密而周详的回答。此后，“求同存异”成为中国外交上的一大基本准则。可以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也是体现了中庸之道。邓小平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形势下，审时度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题，从而为中国之崛起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毋庸置疑，这一决策同样做到了“君子时而中”。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局面也进一步得到开拓。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总之，孔子的“中行”与“中和”都贯彻在了中国当代的外交思想中，即“无过”又无“不及”，充分反映了儒学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二，忠恕之道

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中之意。忠恕之道是中国儒家伦理范畴与处世方式，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雍也》篇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就是说人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不仅不要不妨碍他人实现自己，而且要帮助他人实现自己。忠恕之道也强调了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照相，将心比心，去譬于己，推己及人。通过忠恕之道而“爱人”，达到人与人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与人之间如此，推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是如此。

纵观中国当代外交，忠恕之道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有着深刻的意义。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应当并行不悖，不能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针对当前某些西方国家自己本国内的人权问题都没有解决，却堂而皇之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无端的干涉别国内政，甚而以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帜来实行恐怖主义的行径。并且造谣“中国威胁论”，针对于此我国外交部严重声明，中国坚决走和平崛起之路，“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永远不称霸”。中国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出不结盟策略等都有所反映我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所选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如此等等，都鲜明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中儒家“忠恕”的精神印记。

1954年上半年，中国在与缅甸和印度的两份国际文件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出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体现了我国外交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利益时，也尊重了对方国家的权益。这个原则有着强烈的中国人的特点，体现了现在国家外交也来源于孔孟之道。如今中国大力为第三世界提供无偿援助，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支援。团结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无疑不体现了我国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不仅没有妨碍他人实现自己，而且要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利益。三，重义轻利

义，指思想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利，指利益，功利。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不义而福且贵”，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以义统利。孟子亦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裕之以天下弗顾也”。荀子继承发展，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董仲舒随后又发展为：“义者心之养也。礼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大于利矣。”总而言之，重利轻义儒家之传统也。尽管这里所说的利是于个人而言，单放眼国家之间亦是如此。

国家利益是对外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制定对外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分离聚合、冷热亲疏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永久的只有利益”。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的相悖是冲突的根源。而我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信”，考虑“，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中国并不是不重视利益，但是它确实常常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不袖手旁观，置身度外；也不趁机捞财，大发不义之财或者以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自己，中国从来都是积极参与，努力解决，自己崛起也不忘回馈世界人民，始终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不可否认的说，中国的外交也有对此充分地体现，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在某一方面也可以表现出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观念。朝鲜战争，中国在防止美帝国主义威胁我国领土安全之时，同时也有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

还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更是放弃了日本对我国的巨额赔款，更是彰显与日本睦邻友好的关系，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仁义之心，一种重义轻利的中华传统美德。四，和睦思想 儒家“和”文化中首先强调的是“和为贵”，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为万物之本，要构建和谐，首先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所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因此人和是事成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儒家文化主张在实现人和过程中，要君子“有诸己后求诸人”，先自己有善行，然后再要求别人行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我做起，推己及人，醇厚中和，达济天下。尊崇仁爱精神，强调厚德载物，讲究和谐相处，万国咸宁，协和万邦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色和要求。“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睦邻友好”、“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等对外战略无一不是以“和”为目标。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旗帜，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倡导建设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途径的和谐世界。五，小结

纵观中国外交战略及其实践，我们确实能深切感受到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确实感受到中国和善、仁爱、友好、和谐的姿态，但是当面对许多国家的“知恩不图报”，甚至“背信弃义”的做法，中国难道还要继续坚定不移的推动和平谈判？或是继续无偿付出？这也许值得好好深思吧。

也许我们在一味退让、妥协的策略中，也忘记了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些思想，诸如《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而时中也”。也就是说了中与时的关系，指出中是随时而中因时而中，也就是说是根据时机的变化，灵活的适中的处理问题，决不是那种不分场合不分条件的随意折衷。而中国在南沙问题中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中印边界问题纠纷、以及诸多中国人在别国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是否忽略了“刚柔相济”中的“刚”。泱泱之中华，拳拳赤子心，在以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外交思想中，不仅没有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与理解，却总是纠缠于一些“忘恩负义”的小国的争端中。我们有时候谴责美国的“强权政治”，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他们的人权何曾受到过残害，所以是不是我们在必要也要强势一下呢？！

参考书目：

1、《浅谈儒家文化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西华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唐莉、胡碧玉

2、《当代中国外交简史》 张历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3、《我国当前外交策略中的儒家思想痕迹》。论文

4、《解析儒家和睦思想对我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及实践创新》 硕士论文

5、《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二篇：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臵：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

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各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

儒学传日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一直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左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古代的文明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和语言文字的差异,并没有被重视,只是在一些上层阶级,皇宫贵族之间传播。直到圣德太子时期,儒学才被通过律法等手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而此后出现‚五山僧侣‛等一批儒学者,更是加速了儒学的发展。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些儒学大师的出现,更加表明了当时日本社会儒学的兴盛。日本儒学至此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日本儒学,将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日本儒学的世界观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纯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学的认识论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为重视感觉经验。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臵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实，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

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日本人从中国唐朝时起，大量向中国派送谴唐使，将大量的中华地区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人类文明的璀璨的花朵带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臵，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甚至是全盘照搬，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在汲取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结合本民族的优点，将发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烙上了日本民族的独特的烙印，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然而并不是儒学所有的优势思想都被日本所学习，日本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儒学。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像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中国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认为「仁」是「礼」的内在基础，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的时候，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许多问题上，日本人停留于「礼」的表面。而这则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体现的很明显：日本国内极少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几乎只在亲属间进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厂爆炸后，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亲属及时赶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亲属未能赶到的伤者则被扔在一旁。而外国人却很难理解，在日本，人际关系怎会如此冷漠。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会一目了然。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儒家文化也帮助日本经济发展。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他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其实早在唐朝时，儒学文化就开始被日本重用在社会发展上。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写道：‚当时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罗（今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在内的东亚各国为发展本国，都努力学习唐朝的法律、艺术、学问、制度、思想、文学、技术、文字等，呈现了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状况，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论的‛。他还认为：‚当时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叙利亚文化等，但带有国际性且影响极大极广的文化就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虽然唐文化从表面看是在带着胡风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难看到它深层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见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日本能够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

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

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日本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日本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也早已为

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

到重要作用。

在当代，日本儒学已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产物.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接受,日本的儒教研究逐渐走向衰弱,但儒家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形成了儒学和洋学,已及儒学和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相结合的新局面——日本的儒学已经完全独创一家。结论：

中国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思想影响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甚至对日本社会经济及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进而影响到日本人的正常生活。

在学习儒学文化及其它文化之时，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积淀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以创新求发展、进步。

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从本文亦可以学习到儒家文化的博大影响，但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大发展亦需要此种批判学习与创新精神。合理处理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日语老师，她们将我引入日本的文化殿堂，让我感受甚至想要深入的了解日本这个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国家。参考文献：

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08 藤原惺窝.《假命性理》1590 林罗山.《经典题说》

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 本尼迪特.《菊与刀》.南海出版社.2007-10-1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

江上波夫.《八世纪的欧亚大陆》

第三篇：经济发展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而对我国外交的影响，一是对外交日益增多；二是外交政策更加复杂；三是需要付出的援助也不断增多。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掌握这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现代信息技术，主导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左右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两级分化更加严重。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

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当中。经济的一体化造成政治的大小三角，相互牵制的，一超多强的局面——经济决定政治。

所谓弱国无外交，只有经济和综合国力足够强大，才能在国际舞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利益即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大部分。

目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先后提出睦邻友好政策，倡导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关系等，此举都是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平是经济发展的沃土。世界经济全球化将会促使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将会强化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应再局限于周边，而是世界，要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走向世界。

第四篇：人本主义对当今教育的影响

人本主义于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兴起，70～80年代迅速发展，它既反对行为主义把人等同于动物，只研究人的行为，不理解人的内在本性，又批评弗洛伊德只研究神经症和精神病人，不考察正常人心理，因而被称之为心理学的第三种运动。

人本学派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实现归结为潜能的发挥，而潜能是一种类似本能的性质。人本主义最大的贡献是看到了人的心理与人的本质的一致性，主张心理学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研究人的心理。

那么人本理论对当今教育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从人本主义的人性本善论来说。人性本善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基本的人性观，也是人本主义的动机论与人格论的出发点和理论支柱。它认为人的天性中就有实现自己的潜能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倾向。他们认为，在适当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环境中，人性是善良的，至少表现为中性。人性的恶是由于基本需要未被满足，自我实现的环境被破坏而引起的。正是因为善与恶、美与丑、快乐与痛苦等积极与消极的这种两极辩证关系才使人生有了动力和深度。

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在教育学生时应区别对待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尽量少采用一些规则约束学生，不要处处限制学生，要让学生自己发现自身的潜能。少一些惩罚，多一些宽容，多一些鼓励，多一些表扬，使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当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环境中生活学习，充分发挥潜能。

其次从人本主义理论自我实现理论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成长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格形成发展、扩充成熟的驱力。正是由于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才使得有机体的潜能得以实现、保持和增强。人格的形成就是源于人性的这种自我的压力，人格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形成和发展正确的自我概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自我实现者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经验，他的自我概念与整个经验结构是和谐一致的，他能经验到一种无条件的自尊，并能与他人和谐相处。

我们可以看到，无条件的尊重和自尊是我们的一个前提。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发掘潜力，从而达到自我实现。所以在对待学生时，我们要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愿，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行为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大忌。在教育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中心，尽量发挥学生的潜能。

最后从人本主义需要层次理论来说。需要层次理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需要层次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动机理论，动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是产生动机的源泉。需要的强度决定着动机的强度，但只有最为强烈的需要才形成人们的主要动机。需要还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的基本需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这些是低层次需要。第二类需要是心理需要，包括人的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的高级需要。低层次需要是高层次需要的基础，各层次需要的产生与人的发育阶段密切相关。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的低层需要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在教育教学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很多的时候，当前的学生还没有生活到一个自尊的层面上，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人在精神层面还需要更多的追求，但是精神上的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式改变的过程。在需要层次理论中，我们也要注意到，每一个需要的阶段性不是不可逾越的，而是，可以有条件的超越一些阶段的。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我们要留意这些问题，灵活地运用理论为我们有效地服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还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许多方面急需改革与提高。在改革与提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借鉴外国的教育经验。人本主义对当今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需要一点点领悟、体会。尽量将这些积极的经验运用到我们的教学实践中。

第五篇：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摘要：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儒学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一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增删损益的文化,免不了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即精华与糟粕并存,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对后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予以扬弃,加以合理利用,与时俱进,使其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关键词：儒学

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儒学自春秋形成、战国蔚然大宗，秦朝受到重创，实质也历经了三次大的改动——董仲舒的神学诱导，宋理学的伦理开掘，明心学的人性推崇。通过封建统治者官方的传播，儒学对于国人性格的影响也日渐深刻，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所谓民族性格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某一群体的稳定的、共同的性格。因此社会文化是影响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儒家思想是构成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显示了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性格也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表现。

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甚至有人认为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已节节败退。国人对其影响力甚至核心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摒弃。但我认为，儒学的发展还是尤其必要性和魅力所在的。

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孔孟时期的儒学更多是道德层面的教化和规范。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思辩化，政治制度层面的作用和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而张岱年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评价道：“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学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具体而言，儒学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首先是通过道德规范做人的原则，即儒家的所谓修己善人的做人之道，主要内涵是做人要“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在这一儒家思想下形成了相应的性格特征。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儒学作为民族精神的依托，相对而言，是一种前宗教的史文化。于西方神学比，它指向现实的生命。于史学比，又讲敬天畏神而保民；相对于道家，它恻重从外在修持人性。儒家的真正精神在于：敬畏历史而升华出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人生价值观；融通为中、不变为庸的世界观。

所谓“诚以立身”即对自己要讲诚明。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做人的首要步骤是修己，“修己重 于善群”，《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修身便成为做 人的根本。而修身的原则是诚明，即做人要不昧良知，明辨是非，不欺世、也不自欺，更不能文过饰非，要“内省自讼，言行相符”、“过勿惮改，迁善齐贤”。其修身的主要方式挂内省，主张多做省过察非的体认。曾子每日三省吾身，成为人们世代效仿的榜样。儒家认为内省具有力图对自己的优缺点多加分析，谈到摒弃私欲，辨明是非的目的。所以修身即要做到自勉、自强、自信、自得，同样一即薯伸省、自反、，克己、律己。人们在这种“诚以立身”思想观念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人们向善避恶、引咎自责、严于律己、谨慎小心、瞩想沉思的性格特征。

“仁以待人”即对人要讲究仁爱。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群的和睦关系，儒家思想的五伦可 以说是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五伦”的主旨是指提倡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 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也就是说人际关系要建立在仁爱道义的基础之上。囚此善群的原 则是要仁义，并且要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庭生活中，要以慈孝友爱为原则;在学校 生活中，要以敬爱勤勉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要以诚信谦让为原则;在国内生活中，要以 公忠精诚为原则;在国际生活中，要以平等博爱为原则，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挚和谐的人际 关系。儒家告诫人们要善群，就是要养成曲己成人的风范。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虚心，不炫 耀自己，能容纳不同意见，特别是小辈在长辈面前更要注意谦逊，但过分谦逊使人虚伪和心态失衡。其二是要体凉他人，能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不应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子 人”。三是要与人合作、互助，要能随合他人。四是能宽恕他人，不苛责别人，不怀恨结 怨。尤其是人们在与他人发生利害关系时，常因利而感恩，因害而结怨。孔子则主张以德报怨，要“施恩不望报，受冤不记仇”，“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儒家在与人交往时，更多地要求个体如何去适应、附随他人，强调以“让”求和谐。这样就造成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克己、容忍、施惠、互助的性格特征。

“公以处世”即在处理事物上要讲究公正。在处理事物时要能选择好执中持平的焦点，即要把握是非曲直的标准，要讲究公道，一注重公德，化私为公，而不能以公谋私。总之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做到公正廉明。在这种“公以处世”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大都喜欢遵循中庸，无论是对人、对事、对己都避免对立，采取中和，不走极端。保持中庸之道在待人接物中便成为不偏不倚的中庸，在立身处世上便成为进退有节的执中，在修养身心上便成为参赞化育的中和。总之中庸之道使人在行为方式上要讲究均衡性，中规中矩，执中持平。然而儒家中庸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中庸之道具有一定的心理调节功能。在情绪方面中庸即是要学会克情制 欲，防止和抑制过激情绪的产生，学会用理智去克服情绪，保持平衡的心境，这些都形成了 中国人清心寡欲，恬淡平和的心理特点。在个人修养上中庸思想表现为能够取长补短，防止 以己之短、忌人之长，或以己之长蔑人之短，减少人我之间的嫉妒与欺骗等不良情绪的产 生。在逆境中，中庸能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对自己的利害看得淡，对 一时的得失看得轻，对任何恩怨放得开，对一切是非辨得明，而不沽名钓誉，爱慕虚荣，从 而摆脱消沉情绪的干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庸之道防止了不良的偏激情绪的产生，维持了 人的静态平衡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身心健康。

从消极方面看，中庸造成了我国民族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在修己上，它告诫人们要安分 守己，不做冒险之事，教人不要去突破旧有的藩篱，制造合理的新规范，而要人们小心从 事，不急躁。做人要“平常”，要看重集体利益，不应突出个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人生哲学往往使人们畏缩不前，处事老成，使民族性格趋于平均化、规格化、一体化，而缺乏个性。在善群上，过分强调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吕新吾在 《呻吟语》中说的“不与善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间傲人争 礼，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处世上，主张“听天由命”、“知足常 乐”的宗旨，对自然界采取敬畏、顺应的态度，而在是非曲直上，中庸之道虽代表了公平正 直的精神，但由于常被人误解，使得中庸变成放弃原则、和稀泥的根据，造成中国人对很多 事情轻易不发表看法，不表态，不流露感情，对问题经常是含糊其辞，模梭两可。“是非只 因多开口”被奉为多少人的经验之谈，表现出对问题采取迥避式的自我保护态度，甚至随波 逐流。

总之，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安静平常、含蓄内向、安分守己、保守 顺应、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性格特征。

中国历来注重家庭，把家庭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在封建社会中家庭是儿童的主要教育场所，社会文化通过家庭对儿童发生影响，因而家庭教育也成为民族文化传递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样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下来的。在家庭中子女养育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观念。中国人历来注重孝道，不孝被视为天理难容的事情，因此儿童从小就被培养如何去孝敬长辈。父母经常给儿童讲‘些子女如何尽孝的故事，如《孝经》和《廿四孝》，教导子女对父母要尊敬、顺从，不要怨恨父母。象“单衣顺母”那样，即使父母虐待孩子，孩子也不能怀恨，反而应更好地对待父母。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子女对父母绝对权威的反抗是被禁忌的。在中国家庭中，子女的一言一行都要遵循“孝”这一伦理观念。家庭成员很少追究上下辈的谁是谁非，只求避免家庭内的亲子冲突，子女对父母是盲目地妥协。这种“孝道”一方面培养了子女敬爱、体谅长辈及他人的品德，同时也造成了顺从、以德报怨的性格品质。

第二方面内容是功名思想。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希望子女为其扬名。在儿童进入学龄期以后，父母就严格要求儿童开始读书，并灌输一些功利思想，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思想。同时给子女讲述一些激励他们勤奋、刻苦、上进的故事，如“头悬梁、锥刺股”、“铁柞磨针”、“囊蟹读书”等。父母通过培养子女勤奋好学的性格，来实现“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的愿望，而对子女来说实现父母的愿望也是“孝”的表现之一。第三方面内容就是做人之道。这是封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父母要想使子女今后能立足于社会，就必须教导其尊从当时社会奉行的规范。因此孩子长到四、五岁时，开始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进行初步的道德规范熏陶，以后又读四书五经，系统地进行各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教导他们如何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健以接物。

由以上可以看出，教育内容多是训导式的，偏重于伦理道德内容，这一特点也显示在儿 童故事当中，使得中国儿童故事缺少西方童话故事内容中的幽默、滑稽、幻想、冒险的成 分。如我国传统流传下来的故事多是“孔融让梨”、“程门立雪”、“芦荻当笔”等，而西 方流传的故事多是象“爱丽丝游记”、“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富于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国父母只知道教育儿童如何尊从古训和传统的行为规范，很少去讨论孩子们的想法以及他 们对将来的幻想，很少鼓励他们发展好奇心和创造力，使儿童从小就形成了墨守陈规、顺从 听话的性格，而缺乏冒险性和创造力。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是一个向善、乐群、好学 的优秀民族，表现出勤奋刻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谦逊、谨慎小心、含蓄内向的性 格特征，同时也具有依赖顺从、多虑退缩、因循守旧、思想刻板、乐天知命、世故冷淡等不 良的传统民族性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儒学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依然有学者认为，如何合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因素，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人的精神历史依托与根的延续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