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第一篇：浅析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浅析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说起

大连外国语学院

张耀武

内容提要：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其实有着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耻感文化

等级观念

文化因素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拥护中日友好的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世界上较为稳定的国家关系之一。然而，无须讳言，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目前的中日关系现状，与我们的期望还相去甚远。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那些不应有的摩擦和争论日趋严重，为中日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的这些摩擦和争论，早在中日复交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就已初露端倪。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因为这种国家的关系是外交关系，其中理所当然地含有文化成分。也可以说，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①本文拟从文化的层面探究中日关系中产生摩擦的深层原因，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要使中日关系更加健康地发展，除了在政治上加强合作之外，文化方面的交流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耻感文化”②与“添了麻烦” 1972年9月25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日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举行会谈，谋求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日本客人。当天下午，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虽然在会谈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会谈并不轻松。双方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废除“日台条约”问题以及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不仅在会谈中，而且在会谈以外的活动中，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其中，由田中角荣一句“添了麻烦”的道歉引发的争论，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十年后仍被常常提及。

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田中一行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周恩来致欢迎辞之后，田中面对参加宴会的600多位中日双方宾客致辞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讲话虽然引起了一阵掌声，但针对他的“添了麻烦”的说法，台下也发出了不少的哄声。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田中时严肃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感到 入江昭：「文化と外交」、『外交フォーラム』１４０号、2004年第4期。本文中“耻感文化”和“等级观念”的表述参考了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一书的观点。①② 1 遗憾，要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9月2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一行，第一句话就问道：“你们吵架吵完了吗？”这里所说的“吵架”，主要就是指中日双方就田中角荣“添了麻烦”的发言而引发的争论。后来，经过中日双方多次争辩、协商，反复推敲，那段话写入《中日联合声明》时变成了：

“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那次因一句“添了麻烦”引起的“吵架”就这样以日方的让步而解决了。但自那以后，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吵架”不仅没有终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几十年来，日本人之所以没能够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所犯的历史罪行进行由衷的、令人信服的反省和忏悔，是因其有一种特殊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这是相对于欧美社会的“罪感文化”而言的。受“耻感文化”影响的日本人的道德观有许多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名誉胜于正义。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是非、正谬非常敏感，且决不混淆。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较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正义、善行。它与罪恶、丑陋是冰炭不相容的。中日两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识，成为多年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若想消除中日之间的这一分歧，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有必要对两个民族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心理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如京剧里的人物，忠臣与奸臣，一看脸谱就能分辨清楚。中国人重视“千古留名”，崇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高尚情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

相比之下，在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①她还说，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可以使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精神。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道：“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

③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而日本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是很重视“保全名誉”的，他们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能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变成“神”。

中日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 [美]Ｒ·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②同上，第167页。③ 森島通夫：「なぜ日本は成功したかーー先進技術と日本的心情」ＴＢＳブリタニカ出版、１９８４年、１３頁。①

② 2 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则并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而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场侵略战争作真心的忏悔，而是试图尽快将其忘却。日本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忘记与美国人的殊死决战，在战败投降的第二天就对美国人和颜悦色，唯命是从。但中国人却不能在对待那场战争的问题上丢掉是非原则，更不能忘记那场战争带给自己民族的深重灾难。正因为如此，在中日复交谈判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才会对田中角荣那一句“添了麻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认为它没有体现出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人民的忏悔之情。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是非观念非常明确，而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因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而且对日本政府批准出版篡改侵略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也坚持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原则。而田中角荣之所以能对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添了麻烦”；多年来日本屡次出现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国民“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在当今的日本国内，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既然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了，就不应该一直“揪住不放”。中国等亚洲国家不断“敲打”日本，是为了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他们认为，日本国民应当尽快忘掉那场战争。日本政府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对中国等亚洲国家“谢罪”，是一种民族自虐行为，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而一部分日本政府内阁成员甚至首相，明知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却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日本国民的这种“民族荣誉感”，为自己竞选拉选票。

总之，由于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具有“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荣誉重于正义”的特点，因而使得日本人对自己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不仅不从内心深处作深刻的反省，反而试图尽快将其忘掉。而中国人由于是非观念明确，原则性强，因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毫不妥协，要求日本作真正的反省，并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交锋，由于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意识作背景，因而在短时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二 “等级观念”与“反霸条款”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走上了睦邻友好的健康发展道路。早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曾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发表过看法：“真下决心，一分钟就可以达成协议。”然而，就是这个“一分钟就可以达成”的协议，从1974年9月中方向日方提出建议，到条约正式签订、换文，经过了长达4年的交涉过程。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初出自周恩来总理的设想。早在中日复交前，周恩来就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可分为两个步骤。先搞个联合声明，宣布复交。然后再搞个和约，但不光是结束战争状态，还应明确复交后要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因此，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就规定了在两国复交后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在缔约谈判中，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而产生这一争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因素”。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对抗状态，苏联担心中日联合抗苏，因而极力反对中日缔约。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曾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本政府与中国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满，并说：“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之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立即约见日本驻苏 ①

①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大使，声称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并扬言：如果中日间缔结条约，“苏联将改变对日政策”，要日本对其后果“承担严重责任”。

当时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虽欲缔结中日和约，但又不愿过分得罪苏联，为此，日方试图把“反霸”解释成如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那样的普遍原则，并派议员访华试探中方的态度。对此，中方指出，“反霸”的含义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进行解释，以免使其变得支离破碎，反而抽掉了“反霸条款”的实质。由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不称霸和反霸的内容，因此中方批评日方不肯将反霸内容以条约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的做法，没有体现《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种倒退。

三木内阁没能完成中日缔约的任务就结束了任期。这一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了福田内阁的肩上。促使福田内阁下决心的，除了日本国内的缔约呼声日益高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美国的态度。1978年4月，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访美时，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卡特总统也敦促福田首相：“希望更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签约）”。同年5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对福田明确表示：“美国不反对在条约中加进反霸条款，希望迅速缔约。”

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说对日本政府下决心签约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布热津斯基访日后，日方立即建议在北京恢复缔约谈判。尔后中日双方经过14轮会谈，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与中日复交时双方围绕“添了麻烦”的争论一样，在这次缔约谈判中围绕“反霸条款”的争论，除了政治因素外，也有传统文化的因素。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不同取向，也是这次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级观念”与“耻感文化”一样，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的基础。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可以说，“等级观念”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首先，在家庭层面，“等级观念”表现为：作为家长的父亲与一般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即父亲在家庭内拥有绝对的权威；长子与非长子之间也有明确的等级差异，即长子拥有继承家产的特权；此外，男女家庭成员之间也有等级差别。日本这种家庭内的等级关系，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其家庭内部养成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再把他学到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④

其次，是阶级层面。在近代以前，日本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日本人被分为士、农、工、商几个等级。（这种制度原本是从中国引进，但日本作了修改。）各个等级集团之间不得通婚，个人身份世袭。每个等级均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端，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族阶层，“金字塔”的底端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作“秽多”。（这个阶层是中国社会所没有的。）日本的等级制度在德川幕府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其身份而有着严格的规定。

再次，国家层面。日本人也用等级的观点看待世界各民族的关系，这可以说是“等级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一种折射。日本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支配小国，小国服从大国，是合理的。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以上是“等级观念”表现比较突出的三个层面。虽然等级作为一种制度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消失了，但等级制度下培养起来的等级意识却是很难消除的。这种等级意识形成一种观念，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行为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隐藏在人的行为和社会集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有关签约过程，请参阅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7页。③ [日]Ｒ·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④同上，第47页。①②

①

②

③ 4 团背后的，一般不易察觉。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她预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对等级的信仰和观念。”②战后60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证明，日本人对等级的信仰依旧根深蒂固，等级制度仍是我们理解当今日本人和日本社会集团的关键。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她的“纵式社会”理论中总结出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序列制”，即根据人的某些自然特性形成社会差别，所有人都各就其位；另一个是个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即在各个领域均应有一个权威，权威以外的个体则应各守本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将日本人与中国人对“序列”与“权威”的不同理解和行为表现分析如下：

日本人较重视“纵式”关系，总是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对个人、集团和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排列较为敏感。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更容易接受基于地位、年龄、性别、经历、实力等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他们对权威有一种敬畏和服从的意识，很乐于安分守己。中根千枝说过：“下属必须无条件履行直接上司的命令，这是日本人的金科玉律。因为这种联系是这位下属同这个集团关系的唯一体现，任何犹豫不决、拒不

①执行，都被认作是对该组织系统的公然背叛。”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具有较强的忠诚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较注重双方的地位排列及与之相应的礼仪。如果他发现你确实有知识、有学问、有本事，你会得到他真心诚意的尊敬和崇拜。但假如他认为他在各方面都优于你，他也会要求你对他报有足够的敬畏。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意识，造就了他们循规蹈矩、媚上傲下、对弱者缺乏同情心、对强者盲目崇拜的性格。

相比之下，中国人重视横向关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往往有一个固定的关系网。他们相信“事在人为”的信条，总是积极地通过人情、关系去影响周围的人和事。他们办事有不拘一格、不循定规的特点，相信“事在人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他们往往同情弱者，而对于来自上级权势者的压力，一般采取抵抗或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易接受由于性别、年龄、及能力带来的差别，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意识。

在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实力排序，对次序不同的国家，日本采取不同的态度：你强大，你有实力，我就承认你的权威，就俯首于你；你弱小，就得任我摆布。他们认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支配弱者实属天经地义。纵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总是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当时实力最强者结盟，并对它们俯首帖耳。一战时期的“日英同盟”，二战时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战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这种“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意识在外交方面的最好体现。

中国人在外交方面体现了明显的非等级主义、非权威主义的认识取向。因为，中国儒家思想所设计的国际关系图式不是一个等级金字塔，而是一个平面图式，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习惯于用家庭中的非等级主义观念来对待世界各国。认为正像家庭中兄弟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世界上的各民族、各国家也不应有等级之分。虽然中国人也承认世界上的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且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中国人不能接受那种“一两个大国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为了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最终实现各国平等对话的世界秩序。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是出于这个原因，中美之间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可以说，中国一贯坚持“反对霸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绝不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 [日]Ｒ·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②同上，第19页。①

① 5 心理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将讲，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会对他国指手划脚，充当世界的“老大”。

以上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文化心理差异，反映在中日两国缔约谈判中，就是坚持或反对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提出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就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非等级观念；日本之所以反对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主要是慑于苏联的“权威”，同时它也担心因此而得罪美国。因为，尽管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苏联，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口径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就给人一种“反霸＝反美苏”的印象。日本人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是世界事务中的绝对“权威”，它们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不过，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是西方阵营的“老大”，它才是日本的“直接上司”，日本更应该听美国的。所以，后来在美国的示意下，日本最终还是同意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

三 结语

应当指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首先是当事国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反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影响。本文以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文化”与“等级观念”为视角，以中日恢复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为线索，探讨了中日两种文化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目的决非抹杀中日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作用，更没有为日本人否认侵略历史、拒不道歉的行为开脱的意图。笔者只是想通过对中日两个民族不同文化心理的分析，说明中日关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国家，在文化传统上又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这样就使我们往往以自己的思维观念去理解日本民族。其实，“虽然日本传统文化中多数是从中国传入，但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文化，（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异型的文化。因此，人们突出地感觉中国和日本是近而远的国家。”②因此，在中日两国政治互信出现危机的今天，两国人民进行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加深相互或之间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两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加强文化交流必要性和加深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举行包括“中日体育文化年”在内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中国媒体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相应。如最近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访谈节目：《岩松看日本》，就是引导中国观众正面了解日本社会的很好的举措；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段播放电视连续剧《鉴真东渡》，向人们展示了中日关系的辉煌历史与中日友好的来之不易。应当说，中国方面的这些举措，为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以及对发展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够有类似的正面宣传和积极的报道。

许多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德国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历史上所犯的罪行，并作出诚恳的道歉？而日本人却要对明明白白的侵略历史百般抵赖、死不认帐？”“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不顾亚洲各国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批准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在国际事务中，日本为什么总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本文如果能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帮助，笔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①②[日]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第二篇：浅谈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 2009-10-07 09:07 ]

当今科技突飞猛进，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信息传播尤为重要，翻译作为信息传播和交际的桥梁也就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翻译曾一度被看做是两种语 言之间的转换，但事实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形式上虽是语言字符的转换，内容上却是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永远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文 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 思维方式的影响

西方民族惯用抽象性，由一到多的分析型思维方式，句子常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多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但形散而意合。而东方民族惯用具体性，由多到一的综合型思维方式，句子多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为顺序，横向铺叙，注重整体和谐。有时英语的一个长句需要转译为汉语的几个短句，而汉语中一个意群 的若干短句却可以合译为一个英语长句。英汉民族认识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在翻译过程中句式选择，遣词造句，词句省略等的不同。如此例句：“It had been a fine, golden autumn, 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 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 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如直接译成：“那是一个美好的金秋，在告别了那些可能丢失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之后，树叶才慢慢的落下。”这种翻译显然受到了语言形式的拘 束，译句结构混乱，呆板没有条理性且语言支离破碎。如将译文译成“那是个天气晴朗，金黄可爱的秋天，美好的秋色为那些青年们送别。待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 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当日的青年们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就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段精彩的翻译。再如奥运口号“北京欢迎 您！”表达了中国人民欢迎世界各国人民到北京的心情，我们常见的译文为“welcome to Beijing!”翻译中句式的改变，使用英语祈使句，恰当的表达出中国人祈盼奥运的热情。如译为 “Beijing is welcome you”，则语气过于平淡，效果大打折扣。2 历史典故及风俗习惯的影响

历史典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和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特点。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的许多圣经故事，文学作品等 以及中国的神话，典故，诗词歌赋等也被各自接受和欣赏，翻译也就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翻译就必须是历史典故和历史文化的翻译，而不单单停留在文字的 表面。例如：在《旧约 创世纪》中，有这么一句话：“Can't you see it is an apple?”字面意思为“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个苹果么?”根据历史典故，我们知道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吃了善恶树上的苹果，触怒了上帝。苹果（apple）一词也就成了陷阱的意思。所以，此处译为“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个陷阱么?”更为贴切。风俗习惯更是如此，影响和制约着翻译的精确性。如汉文化中，人们崇尚“ 民以食为天”，见面问一声“吃了吗?”，一则表示关心寒暄，二则也是正式交谈的开场白。但如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则失去了其语用意义和应酬功能，也不能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因此翻译要在双方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加以必要的解释。3 宗教传统的影响

中国人信仰佛教，相信佛主主宰一切，而欧美人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汉语中有“借花献佛”、“缘木求鱼”等成语，英语中也存在“God bless you”、“God be with you”（上帝保佑）等习语。中西宗教传统的差异使得翻译时应特别注意，否则就会出现失当现象。如英语中的：“end of the world”，从字面上很容易译为“世界末日”。但在基督教的教义中，“end of the world”意为“judgment day”，是上帝审判人类的日子，那一天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魔鬼被投入硫磺湖里。此时翻译要达到精准，就必须受宗教文化的局限。4 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文化必然造就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翻译时必须顾及双方不同的价值观，才能被对方理解接受。如：英国主要以马耕为主，英国人对马也有深 厚的情感，因此英美人的价值观中马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英语中就有“as strong as a horse”的说法。而中国自古以来主要靠牛耕，中国人对牛热爱和赞誉因为牛秉性勤劳忠厚。所以英语的“as strong as a horse”，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译为“力大如牛”才精准。另外，不同民族的审美观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翻译的过程中如不注意，就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白色象征肃穆、哀悼，而红色则是传统的喜庆色彩，因而中国婚嫁称为“红事”，丧事则称“白事”。但多数西方人对汉语中的“红白喜事 ”感到费解。因为在西方人的审美观中，白色象征着纯洁、素雅、坦率、单纯、快乐和明亮。西方人婚宴多为白色，而丧葬则为黑色。所以翻译时，最好不要把“红 ”、“白”两种颜色译出，只说weddings and funerals（婚礼和葬礼）。因为把白色和丧事联系起来，会引起西方人的反感，而把funerals（丧事）说成是happy occasions（喜事），会让西方人吃惊。5 地域环境的影响

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等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不仅影响着各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同一事物不 同的理解、语义联想和情感，这就对翻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如李白《江上咏》的诗句中有“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此处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 “西北流”。我国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李白用“西北流”喻指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可能与与江河永流。这一比喻是基于我国的地理特征，但由于英美国家处于 不同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相异，如采用直译法，很多英美人可能并不解其真正含义，这就要求翻译“西北流”时应做适当的变通，于是译成“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s fountains;This stream, 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 remain.”这样译文中用flow backward（倒流）的方式表达了原文中“西北流”所蕴含的“不可能”之意，但却不能体现原文的工整对仗及中国的地域特征。总之，翻译不仅是语言表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最终目的除了传递原信息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 间的交流和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了解语篇中不同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原文所包含的文化语义，分析隐含在原文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不 违背原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再现原文的文化蕴意。因为只有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翻译，才是精准有效的翻译。

作者简介：齐媛媛，1981出生，女，河北唐山人，任职于唐山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英美文学。

第三篇：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郭海玲，云南师范大学08级汉语国际教育方向教育硕士

摘要：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有效的导入文化教学，以加深学习者对汉语言准确地理解，提高汉语交际能力。文化的导入应该注意循序渐进，同时在适当的阶段加强文化导入的深度和广度，以求在语言教学的同时，有效传扬中华文化，改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严重“逆差”。关键词：语言教学 文化意识 交际

当今的世界，全球化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的现实。最早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全球化，从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向社会、文化领域蔓延。其在社会、文化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的全球流动性（通过移民、旅游和外籍劳工）和技术标准的全球性统一。”1 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各国不再是孤立发展、遥不可及的，它们像处于一个庞大网络中，人们在网络中能很容易的交流、沟通、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成为普遍现象。一门语言的传播程度历来都与国势盛衰紧密相连。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的增强不知不觉间促进了汉语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能力走出国门，到世界各个角落游历、求学或工作，他们把汉语和中国文化带到了国外；同时，世界的眼光也被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萌生对中国的兴趣，对汉语的兴趣，他们想掌握汉语，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国外某某学校开始开设汉语选修课的消息不断传来，而中国也对汉语热做出积极的回应，开始向世界推介汉语言和中国文化。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成立至今，全世界已经有三百多所孔子学院和近三百个孔子课堂，覆盖了全球近88个国家和地区。如何更有效的推广汉语及其中国文化，如何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汉语，并最终能用汉语在工作、生活中进行成功的交际，在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比重，这些是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语言教学的成功离不开文化教学

语言教学必须包括文化教学，这是由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反映了该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2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水乳交融的关系。文化在语言中的渗透极为普遍，中国文化对于汉语的渗透尤其如此，在语音、文字、词汇、甚至语法中都可发现语言的影响力。汉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天”字，下方的“大”是一个正面斜展双臂的人形，上方的“一”指示人的头顶，在这个字中，天的概念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汉语中表达思想、感情的词多从心旁，如忘、想、忆、愿、怨、愁、恕、悦、愠、忍等，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认为心是思维、感觉的器官。汉语中大量的词语反映了中国文化独特 张庭伟.解读全球化：全球评价及地方对策.[J]城市规划学刊 2006.5.2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pp.15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1989 1 1 的方面，有关于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习俗等方面的, 有来自文学作品、文化典籍、宗教文献和民间口语的。这些词，在词典中的解释由于受限于篇幅，要么过于简单、笼统，要么就是没有收录进去，在教学中如果不对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加以解释，是很难理解的。如中国人自称“不才、老朽、鄙人”等；称自己妻子为“贱内、拙荆、糟糠”；称自己的儿子“贱子、犬子”；而称自己的见解为“浅见、陋见、谬见”，自己的著作则为“拙著、拙文、拙作”。这些在教学中都应和学生解释清楚，并不是自己的见解、作品真的不好，也不是自己真的无才，妻子真的笨拙下贱，或者养了只狗并视之为子，而是和中国文化中视谦虚为美德，对谦虚的尊崇有关的。有些国人皆知的说法，但在词典中查不到的，是学习者的难点。如“东西”一词。曾有母语非汉语的老师示范“这是东西吗？”的否定式。甲老师指着自己问：“我是东西吗？”乙老师摇摇头说：“不，你不是东西。”甲老师又指指乙老师问：“你是东西吗？”乙老师摇摇头说：“不，我不是东西。”像“不是东西”这样的惯用语，在学习中不把它的内涵讲情楚，到时只会造成交际中的尴尬。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文化词语，词典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更多的是需要老师就学生的程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文化概念的解释。

语言教学中必须导入文化因素，这是由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语言运用能力决定的。衡量语言教学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就是能否用目的语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文化在语言中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想要用一门语言实现成功的交际，是离不开目的语文化意识的。建立、增强学习者目的语文化意识，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使他们不但说得对，还能说得得体。可以说，文化意识对于成功的交际至少起着和语言能力同等重要的作用。对目的语文化了解得越多，越能促进语言交际能力的发展，语言就越得体。英国语言学家尼尔.史密斯在论及语言的交际模式时说，言语交际的基本模式包括下列说话人和听话人共知的因素：1.一套

3语言知识;2.一套非语言知识和信念;3.一套推理规则。史密斯的话准确地揭示出语言交际不仅仅需要共知的词汇和语法，还需要有共知的文化语境，即对某一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的了解和认同。文化差异可能对语言信息的获得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交际障碍。例如：A:你最近怎么样？B:简直把我忙死了。A:看来你是个大忙人喽！B:瞎忙，没忙什么。4这个对话的词句都很简单，但在非本族语的学习者看来,A说话却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这样的表达在汉语中很多，本来是花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却要说“胡乱凑了一篇”，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美食招待客人，非要说“简单的吃点吧”。表现的是一种谦虚的态度。因为忙通常和成就感联系在一起，越忙就显得成就越大，所以回答“瞎忙，没忙什么”谦虚地表示自己所忙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语言中穿插文化的学习还可以增强语言学习的兴趣，提升学习效果。如汉字的学习。汉字大部分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具有可拆卸性。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汉字是最难学最枯燥的部分，但若在汉字教学中穿插进一些文化内涵的介绍，或者利用汉字的可拆卸性作一些猜谜游戏，既可增加趣味性，也可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在讲“合”字时，可以穿插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这个故事：

人饷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 pp.13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pp.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相信这样的故事会让学习者充分领略汉字的魅力，每一个笔画都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别扭的线条了。

二、弘扬中国文化，改善“文化逆差”

在孔子学院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纷纷落成之时，在世界似乎掀起了汉语热时，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实践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状况作一个总结。汉语国际教育的目的应该由两部分组成：推广汉语，推介中华文化。可在多数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实际上成了唯一最终的目的，文化教学仅只作为语言教学的辅助，没有明确的作为教学主体。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分欠缺的。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孔子学院仅仅还处在教汉语、太极拳的阶段，这些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但仅仅是‘术’，还不是‘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首先就传播他们的价值理念，我们当然也应该传播我们的理念。”5据统计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在电影业，影片出口的逆差更不用说了。中国已跃升为白色家电的最大出口国，而在文化产品方面却面临巨大的逆差。以儒释道为思想精髓的中国文化包含有很多优秀的元素，如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道法自然”等，这些优秀的元素也越来越受到西方哲学家的推崇。如西方人一直崇尚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可面临工业的高度发展给我们居住的地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而人们也一定程度上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之时，很多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我们在为祖先的智慧骄傲的同时，有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传扬出去，真正使世界了解中国、喜爱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就是传扬中国优秀文化的最佳平台。

三、文化教学的途径

文化信息可随文讲解。在学习具体语言点的过程中，如汉字、词汇的学习中，穿插进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使学习者对语言及使用的场合有更深地了解，使抽象的语言符号更加形象、更具文化意义。导入的目的语文化的知识要力求实用性、趣味性，以便能对学生的日常交际提供指导，尤其对于初级阶段的学习者来说。如打招呼是初学一门语言时较早学习的内容。在学习者已经学会“你好！”以及一天中不同时间的招呼方式，如“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好”之后，就可以适时引入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常用的招呼方式“吃了吗？”和“去哪儿呢？”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听到这样的招呼，常感困惑，会想“难道对方想请我吃饭？去哪儿是我的事，干嘛要这么八卦呢？”当他回答“还没吃呢？”正等着对方发出邀请，却再也没有下文了。这样的问候方式，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不会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中国老百姓的常用语，为了避免将来交际中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应该向学习者解释清楚，这两种问候方式和“你好”的功能是一样的，无论你吃了、没吃，对方都不是真的在意，而对于“去哪儿呢？”这样的问题，也无需太敏感，你可以笼统的回答“出去”或“回去”，这样也不会真的触犯个人的隐私。

导入文化信息时，适当将中国文化与学习者的本族文化进行对比，增强文化意识、提高语用能力。例如在讲“朋友”一词时，若学习者来自英语国家，可以对比一下中西方文化对朋友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利益是首位的，比起自 5转引自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10596758.html

己来，朋友是次要的。如“Love your friend but look after yourself”（爱朋友但要照顾自己），“Hunger knows no friend”（饥饿不识朋友）, “Never catch at a falling knife or a falling friend”（千万不要接正在掉落的刀或落难中的朋友）。但中国文化强调集体观念，个人利益排在国家、集体、家庭、朋友利益之后。友情重于个人利益已成为公认的道德观,君子必须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因此，汉语中有这样的谚语：士为知己者死；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习俗方面，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就拿狗来说，狗在汉语中是卑微的动物，和狗有关的词大都含贬义，如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腿子等。谚语中狗的形象也不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好狗不挡道；狗改不了吃屎；牛眼看人高，狗眼看人低。而在西方英语国家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吃狗肉被看作野蛮人的行为。有关狗的谚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含有贬义外，都是褒义的。幸运的人被称为“lucky dog”，还有诸如“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出头日）；“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

导入文化信息时，还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能贪多求全，毕竟，文化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教师在介绍文化信息时，应注意系统性原则，能将散落在教学中的相关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启发、引导学生感悟新知，思考文化现象背后深层的思维习惯、行为模式、道德观念等。除了随文讲解之外，高级阶段的学生应该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系统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课中适当选取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研读。

在语言和文化的习得过程中，文化环境的构建是很重要的。除了课堂学习，要鼓励学生多与当地人接触，积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乘车、购物、看电影、看喜剧、做客、聚会、宴请、旅游、参观博物馆等，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中，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悟中国文化。在中国学习汉语，有现成的最佳的文化环境。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汉语课堂设在国外，在非汉语环境下学习，学生没有真实的、直观的语言环境来强化和扩充课堂所学，给教学带来很大的障碍，构建有利于教学的环境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设计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环境，如对教室进行适当的装饰，可以用诸如中国的剪纸、窗花或中国结等，在教室中提供一些中国特有的娱乐项目如象棋、跳棋、毽子等；课间播放中国音乐等。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可以在教室里通过图片、图像等方式介绍相关的习俗，并模拟传统的庆祝方式。还可以创设汉语角、组织汉语晚会、中国文化知识竞赛等，鼓励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提高语言学习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目前较为新颖的“体演式”教学法，将文化具化为一些具体场景，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观察人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差异。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始终坚持文化的导入，这是语言学习的需要，也是最终能进行成功交际的需要。今后的教学中还应加强文化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对外汉语教师应注意提高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始终坚持语言和文化并重的策略，不仅成为语言的教授者，更要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093

参考文献：

[1]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王德春．汉英谚语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4]邓严昌．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８９

第四篇：文化因素在市场营销中的影响

文化因素在市场营销中的影响

摘要）在市场营销中，文化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已经渗透到了营销各环节中。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从文化与营销的相互作用、文化的特性入手，着重分析在进入跨国市场后，营销者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如何实施这种策略。

(关键词)跨文化市场营销 文化差异 文化变革

适应化策略 标准化策略 自我参照标准

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电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已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 小，并推动它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处的仍

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便是这多元化世界的重要区分因子。伴随国与国之

间经济往来的增加和深化，跨国性的市场营销策略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国际市场营销所面对的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问

题：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处理不好外国市场与母国市场在整个营销管理过程中

所渗透进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轻则会使得公司成本提高，影响其利润；重

则会导致公司破产。因此，对于从事国际营销的跨国公司而言，了解在不同文

化间进行营销的原则和方法无疑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 文化与营销的关系文化对营销的影响

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们发现某些行为和价值是适用的、有益的，而另一些却是不适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有益的行为、价值观及某些人造的东西被制度化并被合并成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渐渐地，人们将这些制度化的行为内在化了。这种内在化的东西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内容，它作为人类社会的全部遗产，包含生活的各个部分，是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诸如一般行为、信仰、价值观、语言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要素。对于市场营销，它可以理解为：为满足个人和社会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而去提供恰当的或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观存在差异必然导致社会需求差异的出现，如果说这种解决方案与所在国文化规范或价值存在较大冲突，那么，与产品或服务的使用相关的价值观或习俗则没有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时营销会因文化的冲突而可能宣告失败。可见营销满足公司客户的不同需要或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所以成功的国际市场商人应该努力去理解他，他所要开拓的市场所遵循的文化规范。他每时每刻都要理解文化和市场的问题，在促销宣传时，必须使用意义明确的符号；在产品设计时，产品的风格和用途及相关的其他市场活动必须与现有的社会文化相适应，产品才能被接受，也才会有意义。事实上，文化渗透到营销的各项活动之中，包括市场调研、市场细分和定位、营销4P、售后服务，在国际市场营销中，还包括跨国谈判。营销努力事实上也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

第五篇：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河南省高校对外汉语教育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

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语言与文化，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在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功能正受到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关注。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使用本族语的各国内部是这样，作为国际交流媒介的“外国语”也是这样。在当今这个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各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常常跟一个国家、民族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向世界推广自己的语言，以增进与其他国家的了解和各方面的交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作用，也在于此。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已经度过了40多个春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扩大，世界上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国外学汉语、使用汉语的人数也在激增。

但在实际的汉语教学中，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文化方面。“文化”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它如同“瓶颈”一般,制约着外国学生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外国学生觉得汉语难学,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么应如何加强文化因素的教学呢?我们认为,可以比照、借鉴儿童学习母语文化的方法、途径,从中找到一条适合外国人学习目的语文化的方法和途径。在儿童学习母语文化的过程中,父母长辈会向他们传授本民族的文化,其本身也具有接受、容纳这种文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我们认为,要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本身,而且还要加强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四大环节的有机配合。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汉语语音中的文化积淀（汉语的音节构成要素，汉语的音律）

汉语是一种很讲究音乐性的语言。汉语的句子组织在语法规律之外，还有着音节平稳的规律。无论骈文、散文、口语都是如此。双音节的平稳，发展到以双音步为基础的词组节律平稳。例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凡植物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由于音节整齐，所以古文不用标点符号也能使人自然断句，明了意义。汉语的音乐性比西方语言突出，这种音乐性绝不是文学作家人为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民大众在口头语言中自然形成的。它说明汉族人习惯堆砌一连串的词组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词组的语词之间的先后顺序和一个个停顿来启示语法脉络。音乐性与顺序性组合，显示出汉语语法的简易性和灵活性。

汉语的语音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单音节重复成为重音，二是单音附加成为附加语词的相属连语，三是单音分合成为合音或双声叠韵，四是单音变化成为平仄。

汉语语法中的文化习惯（汉语语序的安排，汉语的重话题现象）在语法系统，陈述性文化知识主要指汉民族朴素的辩证的整体观念和发达的直观体悟的具象思维相适应的汉语的意合特点。汉语句法组织上主体意识性强，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却十分灵活，富于弹性。像汉语的词多跨类与活用，虚词与词序在句法组织上具有重要作用，有的句子成分常省略或移位，以及大量的流水句等，大都是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的体现。

汉语的特点也在文学语言中有典型表现。例如汉语以名词为重点，造句中可以有不用动词的名词句。由于名词比动词更具体形象，状景抒情特别适宜。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用名词句组合意向，音调铿锵，有独特的表现力。

语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汉语没有英语、俄语等印欧语言那样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也没有日语那种格助词，主要借助于虚词和语序的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人们在遣词造句时，词语必须按照一定的词序排列。语序就是词与词组合时的先后顺序。汉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在述语之后，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补语在谓语中心词之后。在汉语中，语序改变了，结构关系和意义也会随着改变。如：

大大的眼睛（偏正关系）→眼睛大大的（主谓关系）工作努力（主谓关系）→努力工作（偏正关系）转播中断（主谓关系）→中断转播（述宾关系）早来了（偏正关系）→来早了（述补关系）

以上的词组虽然构成成分相同，但语序不同，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就不同。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汉语的结构关系更多地不是靠形态变化来表示，而是靠语序来决定的。

虚词在语言的组合中起联系作用，虚词的有无和不同虚词的运用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构关系，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如：

小王这个孩子（复指关系）→小王的这个孩子（偏正关系）市场繁荣（主谓关系）→市场的繁荣（偏正关系）蒸馒头（述宾关系）→蒸的馒头（偏正关系）我的父亲（偏正关系）→我和父亲（联合关系）

以上词组添加了“的”或将“的”换成其他虚词，词组的结构关系和结构意义都发生了改变。而有时某些词组加入虚词后，结构关系虽然未改变，但语义却发生变化。例如：

北京饭店→北京的饭店 孩子脾气→孩子的脾气 阿Q性格→阿Q的性格 十斤鲤鱼→十斤的鲤鱼

这些词组添加“的”后，词组的结构关系仍然是偏正结构，但是语义却不同，如“北京饭店”本来是专有名词，特指某一家饭店，添加“的”却变成遍指所有在北京的饭店。可见在汉语里虚词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语法手段。复合词、词组和句子的构造方式基本一致 复合词、词组合句子是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尽管这三者存在着等级和功能的区别，但从构造上来看，它们是一致的。

复合词内部语素与语素之间的构造关系与词组的构造关系基本一致，如词组有联合、偏正、述宾、述补和主谓五种类型，复合词也有联合、偏正、述宾、述补和主谓五种类型。例如：

结构关系

复合词

词组

主谓关系

气喘

气息微弱 联合关系

聪慧

聪明能干 偏正关系

小学

小型设备 述宾关系

美容

美化校园 述补关系

说明

说得明白 历史语法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现代汉语的许多复合词，在古代曾经是词组，如：学习，风雨，矛盾等。汉语的词组构造与橘子的构造也基本一致。从理论上说，汉语中的自由词组加上句调就可以单独成句，如“你走！”、“去游泳？”。因此，词组合句子在结构上的一致性非常明显。例如： 结构关系

词组

句子

主谓结构

色彩鲜艳

这件衣服的颜色很鲜艳。偏正关系

美丽校园

多么美妙的音乐啊！词类与句法成分没有对应关系

印欧语中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名词只能作主语和宾语，动词只能作谓语，形容词只能作定语和补语，副词只能作状语。但汉语里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除了副词主要作状语、区别词主要作定语外，其他词类都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例如名词除主要作主语、宾语和定语外，还可以作谓语和状语；动词主要作谓语外，还可以作定语、主语、宾语和状语。

汉语词汇中的文化内涵（汉语词的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与汉文化，汉语词的单双音形式变化与文化意义内涵的变化，汉语词的构造形式与概念表达方式）想要讲清楚汉语，我们自己必须先了解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区别在哪里。现代汉语词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音节角度上，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

第二，使用频率上，单音词占一定的优势，而且在高频词语中单音节更占优势。第三，构造规律上，构词语素以单音节语素为基本形式，构词方法多种多样，但复合法是构词的主要方式。

第四，发展趋势上，有明显的双音化趋势。同时，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民间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用众多的同义词的衔接来推进诗意，组织一个变化而又统一的世界的。例如《诗经·周南》的《关雎》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歌中的关键词“流”“采”“芼”，都是采集的意思，只不过“流”示其顺流而采，“芼”示其有所选择而采。又如《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诗中的“萋萋”、“莫莫”都是茂盛的样子。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们的世界观的基础。

汉语语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词语的形式和功能都具有弹性。

重言可以伸缩。伸则单音不足以摹物状声而衍为二声。如“关关”“洋洋”“茫茫”“呦呦”，或单词硬叠传神，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所以《诗经》“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以单字解释：“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缩则《毛诗序》中“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在后世诗人中成“周道荡无章”（谢瞻《张子房诗》）。

连语可以伸缩。伸则《诗经·周南》“陟彼崔嵬”，《楚辞·九辩》“君不知兮可奈何”，缩则“崔嵬”疾言为“卒”（《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维其卒矣”，郑玄笺：“卒者崔嵬也。”），“奈何”疾言为“那”。此外，“犹豫”单用为“豫”（《楚辞·九章》：“一心而不豫兮。”）。

语缓可以増字。例如《诗经·小雅·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王引之《经义述闻》视“不”为发声。又如虞曰“有虞”，夏曰“有夏”，邦曰“有邦”，家曰“有家”，皆因一字不成辞，加“有”而为复音语词。语急可以减字。例如古汉语中以“如”为“不如”，以“敢”为“不敢”等。《论语·颜渊》“吾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引作“吾岂得而食诸”。复语可以单义。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辞宽缓不迫，如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异同，异也；赢缩，缩也；祸福，祸也；皆此类。”《马氏文通》中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祸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词气稍觉浑厚。”可见，偏义复词是语词的弹性在“词气”作用下的结果。

汉语的词在自身的组合和上下文中的组合中有很强的形式张力。这种张力是适应汉语组织中音韵协调的要求而起作用的。

汉语中有些词是具有文化附加义的。例如“牛”，除“牛”的本义，“哺乳动物，身体大，趾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巴尖端有长毛。是反刍类动物，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现代外语词典》）外，它还有不少引申义、比喻义、象征义，我们统称为“文化附加义”。

第一：汉语“牛”可以作为这类动物的总成，不论再如何细分，只需在“牛”之前加一个限定词素即可：黄牛、水牛、牦牛、公牛、小牛。但英语不然（虽然有个总称cattle,其含义也是模糊的，也可以作为“牲畜”的总成）每种“牛”都有一个专名，而且在构词上不带总称cattle，如bull(公牛)、cow(母牛)、calf(小牛)、buffalo(水牛)等。

第二：汉民族赋予“牛”很多独具的文化内涵： A． 表示人的性格倔：牛脾气

B． 表示人的头脑不灵活：钻牛角尖

C． 表示人自负：吹牛、牛气、吹牛皮、牛儿 D． 表示数量多：多如牛毛

E． 表示力气大：九牛二虎之力、牛劲儿 F． 表示勇敢：初生牛犊不怕虎 G． 表示无知：对牛弹琴 H． 表示默默奉献：老黄牛、孺子牛

以上所举八种喻义，是“cattle”(牛)所没有的。或者说母语是英语的人对“cattle”这个词，或其指称的动物“牛”的喻意是受制于其母文化的。

汉字的文化性（汉字的读音，汉字的结构和写法）外国人对汉语和语言文字理解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汉语语言认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理解的困难。

汉语的文字体制和汉语的特点有关。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语音形态提供了该语言词法、句法、语义方面的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语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通过识读拼音就可以全面掌握该字代表的词形所反映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的。正如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正是基于汉语认知的这种特点，汉字在表达口语的时候，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语词的确定信息。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由形、音、义三个要素组成。汉字从商朝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这期间，汉子的形、音、义统一的特点一直没有变化。汉字数量多，结构复杂。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的数量多是有限的，最多不过十几个，而汉字的基本单位字的数目却多得惊人。一般认为，汉字的数目累计起来应该超过5万。同时，汉字的构造方式也多种多样，结构单位也有一定的数量。

汉字具有很强的超时空性。由于汉字跟语音的结合部那么密切，而跟意义的结合更加密切一些，使得汉字更加具有超时空性，而语音随着时代和地域而有很大的变化，文字就不能再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能准确记录语音。

语言与文化

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学家Edward Sapir就指出，与其说人类生活在客观世界、社会活动之中，不如说人类更大程度是生活在特定的语言之中。如果以为一个人可以不运用语言而使自己基本上适应现实，那是错觉。因为“现实世界”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Whorf（Edward Sapir的学生）则进一步认为语言体系本身决定了一个人在世界上发现什么以及对此有何想法。由于各个民族语言体系不同，导致不同的语言集团有各自特定的思想和认知方式，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进入和理解其他国家兄弟的认知和情感，全世界兄弟团结合作的理想就不会实现。

究竟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哪些心理特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哪些风俗使中国人形成了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以中国人的祝词为例： “祝您健康长寿！”“祝你财运亨通！”“祝你步步高升！”“祝您工作顺利！” 为什么说这些？中国人寿、富、贵、顺的幸福观使然。为什么说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是“一笑两个酒窝”，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中国人对自然现象的内心感触、对客观世界的心理感受也对语言的使用有所影响。例如：

描写一个正面人物，常常说“他‘红’光满面”，而形容一个人心狠手辣，就说他太“黑”；

说大家正在关注的事情或流行的时尚，用“热”，什么“汉语热”“计算机热”等等。

形容一个人匆忙的样子，说“风风火火”，说一个人待人不热情，就是“冷若冰霜”。

中国人的等级观、尊悲观、家庭观、婚姻观、交友观、乡土观、消费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等等，决定了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而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的含义，也必须知道中国人的这些民族观念和心理特征。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民族心理特征，构成了文化因素体系和文化大纲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