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第一篇：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游宇明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

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2、审定全校课程；

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

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

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

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

6、审定预算决算；

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 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民国大学官员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 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四）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民国的大师

（一）民国大师普遍很有骨气。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 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 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二）民国大师非常有爱国心。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民国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 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政府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

（三）民国大师往往多才多艺。

民国时代，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如果象现代一样细分，他的文学家身份可拆分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而当代作家写小说的能把散文写好，写杂文的能兼攻诗歌就算是一个多方面手。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宗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民国，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 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国文、哲学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四、民国为什么办得出好大学，为什么可以出人才？

(一)战争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思想控制，大学来不及意识形态化。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也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当时有学问的人总体数量偏少，执政者比较尊重知识分子。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杀人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光辉在西康省做主席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尊师重教，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民国知识分子待遇较好，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表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民国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 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币50万元以上）。正因为民国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民国时海归回国踊跃。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而我国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

民国的大学与文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话，不妨看看我写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浙江大学出版社版），那里有许多新鲜的史实和个性化的见解。

第二篇：高考素材库-民国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游宇明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

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2、审定全校课程；

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

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

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

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

6、审定预算决算；

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民国大学官员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四）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 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民国的大师

（一）民国大师普遍很有骨气。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二）民国大师非常有爱国心。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民国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 雨深。入郢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政府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

（三）民国大师往往多才多艺。

民国时代，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如果象现代一样细分，他的文学家身份可拆分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而当代作家写小说的能把散文写好，写杂文的能兼攻诗歌就算是一个多方面手。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宗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民国，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国文、哲学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四、民国为什么办得出好大学，为什么可以出人才？

(一)战争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思想控制，大学来不及意识形态化。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也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当时有学问的人总体数量偏少，执政者比较尊重知识分子。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杀人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光辉在西康省做主席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尊师重教，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民国知识分子待遇较好，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表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民国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 币50万元以上）。正因为民国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民国时海归回国踊跃。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而我国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

民国的大学与文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话，不妨看看我写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浙江大学出版社版），那里有许多新鲜的史实和个性化的见解。

高考素材库——民国大师

高考作文要求“材料鲜活”，于是最新的社会热点人物和焦点事件成了考生的新宠，但这种“鲜活”素材的定向聚焦，必然导致“撞衫”，使文章失去特色。其实鲜活固然指“新”，但用少有人知或少有人用的历史人物、事件关照现实，同样是新，而且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既避免“撞衫”，又翻出了新意，还展现了个性，肯定独树一帜，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

史海钩沉，本期及下期钩起“民国学人”逸事，从备考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历史人物素材积累，以求推陈出新，考场制胜。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 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3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

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 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不”……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 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

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六】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

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

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素材七】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 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

【素材八】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另外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

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

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综述】

歌德说过：“伟大人物的处境比别人更糟，因为平庸的人既然无法跟他们相比，便睁大眼睛盯住他们不放。”民国时代的教授，其学养的深厚与道德的示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故欲通过梳理历史积淀下来的史料与点滴记录，以展现民国教授学问渊博、正直无私、天真烂漫、机智活泼、幽默风趣的内在素养和人文情怀。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论及民国学人时，曾这样说过：“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如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因此，考生解读这些民国学人，应着眼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大风采、大风度及大风骨，并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使之与当下之学人，互为反照，从而突出人物某种精神的现实意义或价值所在，进而在作文“立意高远、深刻透彻” 上更上层楼。

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素材九】

轻狂的底气

自古少年皆轻狂，林清玄便是一例。

林清玄刚刚八岁的时候，父亲问他长大以后做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长大以后当作家，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就会把钱寄给你。这个轻狂的少年，终于惹怒了父亲，父亲也是不假思索地给他狠狠的一巴掌。在他父亲的眼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轻狂呓语，父亲说：“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我自己就先去干了，不会轮到你。”父亲没有那个底气，源于没有那个才气，父亲只会拼命劳作，抚养18个孩子。但林清玄是有那个底气的，他想，将来不当作家誓不为人。

后来的林清玄又轻狂了一回。当他努力读书得了第一名的时候，老师奖励给他一本地图册。他边烧水边看地图册，憧憬着埃及的美好。父亲过来问他在干吗，林清玄说他在看埃及，父亲又是狠狠地打他一巴掌，踢他一脚，说可以用生命作担保，他一生根本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打击的林清玄又狂傲起来，心想，长大以后不去一次埃及誓不为人。

第三次的轻狂是在林清玄读初一的时候，他与7个同学一起在戏院看一部叫做《罗马假日》的英国电影，里面的一个女主角奥黛丽·赫本，长得俊美无双，气质高雅脱俗。看完电影以后，八个人站在戏院前面，手牵手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娶一个奥黛丽·赫本做妻子，如果娶不到奥黛丽·赫本就誓不为人。估计这次轻狂的畅想没有被父亲知晓，否则的话，他又要挨巴掌。

轻狂畅想是要有底气的，否则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呓语。正如林清玄所说：“幸运通常都是给准备好的人，你要做很多准备，很多的努力，受过很多挫折，最后才会有那个幸运……养活自己的梦想。”不难看出，林清玄的三个轻狂畅想，第一个是基础，也是关键；第一个实现了，其他两个便会迎刃而解，很容易梦想成真。也许他早就明白这一点，并朝着这个初级目标奋进着，从那时候开始，林清玄便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有的熟读好几遍，还坚持每天练笔，增加底气，储备正能量，小学的时候每天写500字，中学的时候每天写1000字，大学的时候每天写2000字，毕业后每天写3000字，这样一直不断地为理想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放弃。

底气十足的林清玄终于成功了，30岁拿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项，连续10年荣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榜，40岁时，已经出版文集近百部。成名之后的他，第一个去的国家便是埃及，当他在埃及金字塔前给远方的父亲写信的时候，眼泪止不地流下来——是父亲一巴掌把他打成了作家，又一巴掌打到了埃及；成名之后的他，在乡下举办了一个同学会，大家与他一样都带着太太去参加，饭吃到一半，林清玄站起身放眼望去，只有一个人的太太长得像奥黛丽·赫本，那就是他太太。林清玄的“轻狂畅想”没有一个落空，全部梦想成真，这源于他对自己能力的清醒认识，源于他对备足底气的不懈努力，正如他总结的十二字：“大其愿，坚其志，虚其心，柔其气。”他说：“一个人年轻时的愿望往往决定他的人生。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物质条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有没有强大的愿望和为实现它而努力的决心，来支撑你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三篇：作文素材——民国大师群像

作文素材——民国大师群像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 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 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 3 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 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 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 35 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 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 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 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 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 《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 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 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 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

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 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 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 “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 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 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 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 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 80 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 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境界》，文中将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 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 “不”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易 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在纪念“九·一 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

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 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 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七】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 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

第四篇：读《民国大学》有感

怀念民国教育

——读《民国大学》有感

曾秀琴

民国，是一段不长的历史，却对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短短的三十八年时间，史称“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岁月。军阀混乱、日军侵略、国共战争，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神州大地，人民生灵涂炭，国家四分五裂，经济一蹶不振。就是在这么悲凉的环境中，民国培养了无数的大师，为新中国贡献了一大批经天纬地的栋梁之材。

近段时间在读《民国大学》一书，书中的文章都是民国的教育大家、文学大家、经略大家、各行业的翘楚写的，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民国风味。这些大师们讲述的都是亲身经历，他们有的以校长身份写办学思想、写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有的以教师身份写校长办学、教师治学、学生追求学问；有的以学生身份回忆当年校长、教授风范，回忆校园生活，还原民国开放、自由、勇于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的大学风气。用书中的观点概括，即，“校长是可以作主的”,“教授是可以治校的”,“学生是可以不听话的”;校长像校长——有自主办学权，有思想，有公心“,”老师像老师——有学术自由、治学自由，有本领，有骨气“;”学生像学生——以追求学问为天职“;”学校像学校——鼓励师生学术自由，勇于追求真理，也欢迎旁听生来听课学习，真正是没有围墙的开放的大学“,”图书馆像图书馆——藏书全体开放，欢迎所有人都来读书“.这样的民国教育之风范，才是教育应该追寻的前途。

我们今天的校长，也应该像蔡元培一样，用智慧、用公心、用思想、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办学，敢于”举贤不避亲，举贤亦不避仇“,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能真正做个好老师，就敢聘用你。

我们今天的老师，也应该像李大钊一样，用骨气、用良知、用人格、用本领去治学，去教学，追求学术自由，并且教会学生勇于追求真理。

我们今天的学生，也应该像当年北大学子一样，以追求学问为天职，并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继承”五四运动“之爱国精神。

我们今天的学校，也应该像民国的北大一样，打开门办学，只要你想听课，都无任欢迎你进入课堂听讲；不管你是北大的”正取生“还是”偷听生“,只要你肯交作业，教授一定会认真批改并辅导。

……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曾经深深地刺痛了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良心，也刺痛了社会发展的敏感神经。

是啊，我们今天的教育，国家已经投入了够多的钱，设施设备现代化了，崭新的教学大楼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教授老师们的学历也一年比一年高，义务教育早已实现了免费，再加上整个国家是国泰民安，经济腾飞，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教育质量竟然还比不上战火纷飞的民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吗？

难道仅仅是教育的责任？

社会有没有责任？

家长有没有责任？

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有没有责任？

教育是个系统的专业工程，同时亦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和千家万户幸福的大事，教育出了问题，不仅教育自己要反思，全社会都应该反思。我们每个人为教育的健康发展到底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或者是做了哪些损害的事情？比如说，社会是否真正做到了尊师重教？教育的价值是否真正被体现？

我想，关于教育，想说的话还有很多。

但我今天，只想遥想民国当年，怀念民国教育；也好好想想，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老师、做家长、做公民。

第五篇：大师造大学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表示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运行的主体是高素质的师资、一流的人才。其他的大学校长们在认同的同时，都表示了对大师的向往和对人才的渴求。

整场辩论可谓十分精彩，究竟是“大学造大师还是大师造大学”双方就此争得如火如荼。大师和大学是分不开的，一所好的大学必有好的大师，大师是大学的灵魂；然而大学又是孕育大师的摇篮，“培养高端人才”的理念造就了优秀大师。

“大学，乃大师之学。”——反方

反方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大师造就大学。”“前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这就说明了大师对大学的不可或缺性。我们不否认大学对大师的有利影响，但是，谁的影响力更大呢？未上过大学的袁隆平和乔布斯依然能够成为大师，您还认为大师是大学造就出来的吗？”反方先展开了攻势。

“造不是从无到有，而是质的飞跃。”——正方

正方辩手不甘示弱，巧妙回应，条分缕析。“首先，我方说的„造‟并非从无到有，二是质的飞跃，理念的改变。大师的确对大学不可或缺，可是建筑对大学也不可或缺，难道您能说建筑造就了大学吗？大学为大师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指明了研究方向。大学能够造大师，而并非说大学是大师的必经之路。再者，那我想问对方辩友，北大汇聚大师，按理说影响力应该提高啊，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啊，那这是不是说大师造不了大学呢？反过来说，大学为大师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指明了研究方向。大学又有包容性，允许学生自由学术，造就了大师。”

“浙大当年被号称„东方剑桥‟，为何现在不成为„世界剑桥‟？”——正方

当面对反正辩友提出“大师能造就大学的名气”时，正方三辩反应敏捷，钻孔设问，“你也说，浙大的大师缘故，当年浙大就被号称„东方剑桥‟，为何现在不成为„世界剑桥‟？”同时，正方二辩也巧借身边事例，反驳道：“大家都知道，刘路获奖一时提高了中南大学的名气，难道你能说刘路造就了中南大学？”

“然而，岳麓书院名列四大书院之首，是什么原因？正因当年的朱张讲学，可见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法拉第和华罗庚等人自学，这也足以说明大师不是造出来的，大学只是港湾，可能锦上添花而已。”面对反方铿锵有力的阐述，正方三辩随即反驳道,“巴普洛夫临死前都要研究成果，像这样大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学问，哪有时间来造大学？再者，杨振林等人为什么在国内少有建树，在国外却如鱼得水？又说余秋雨进入复旦，复旦又有本质的飞跃吗？”正方三辩滔滔不绝，连连发问，“反过来说，所谓的„珠峰计划‟，就是指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来造就大学，那正是因为国家看到大学可以造大师，才愿意投入那么多钱财啊！”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反方

反方三辩文采飞扬，辞藻华美，“没有大师的大学，就如没落滚滚红尘，当你面对冷冰冰的建筑，当你面对一堆堆作业，没有大师思想的熏陶，你还能收获什么？你不会对这样的大学感到失望吗？”接着，反方又阐述了西南联大是由大师撑起来的，针对正方的质疑“大师拿什么时间来造大学”提出“大师不仅有研究型大师，还有管理型教育型大师”的观点。

辩论现场火药味十足，双方针锋相对，擦出了不少火花。评委们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宣布了本场辩论赛获胜的是数学院，最佳辩手是土木院一辩刘乐招同学。评委蒋海松老师最后说：“两队理工科的学生的广博的视野，优雅的谈吐，都让我很震撼。正方气势更胜一筹，配合默契，反方辞藻华美娓娓道来。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类似正方三辩„东方剑桥‟，为何浙大如今不能成为世界剑桥‟的精彩反驳。本次辩题特别契合当代背景，能反映出大学生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建于1636年，比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几乎要早一个半世

纪。当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为其子孙后代的幸福，仿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这所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始称剑桥学院。1639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为了永久纪念学校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献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1780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升为哈佛大学，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常被简称为哈佛。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