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社会资本视野下慈善超市的发展（小编整理）

第一篇：定性社会资本视野下慈善超市的发展

社会资本视野下慈善超市的发展

——基于厦门市爱心超市的个案研究

[摘要] 本文采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慈善超市的发展。笔者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综合考察影响慈善超市有效运营的深层动因和主要因素，探讨如何才能建立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笔者发现，慈善超市能否发挥持续有效的救助功能与慈善超市的运行机制、互动关系及社区网络息息相关，这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慈善超市的发展。

[关键词] 慈善超市 社会资本 互动 社区网络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on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Based on the example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in Xiame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and major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from the microcosmic-level and microscopical-level.And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set up a long-term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charity supermarkets.The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out tha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citizens, the mechanism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and the community network are closely correlative to social assistance function of charity supermarkets.These three aspects decid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together.Key words: charity supermarkets, interaction, community network.一、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弱势群体的数量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为了推进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保障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固发展，社会各界在扶贫济困方面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慈善超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2003年5月18日，上海成立首家慈善超市，以社区为依托，通过构建新型慈善事业运作平台，把临时性、季节性的扶贫工作，转变为经常性、长期性的帮扶活动，开创了社会救助的新形式。2004年7月，国家民政部发出《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要求两三年内全国大中城市要普遍建立“慈善超市”。2004年底，全国已建成慈善超

1市1842个，2005年底增加至3076个。

在慈善超市迅速扩展的同时，其运营困境在各大城市中也普遍存在，由宣传不够，供需不均，后劲不足等原因，一些社区的慈善超市不得不结束其短暂的经营。在广东汕头市金平区，“慈善超市仅仅运行一个多月，民政部门通过各种途径投入的首批物资全部发放后，捐赠物资无以为继，货架上空无一物，不得不暂时关闭”（王先进，2007：56）。

为了充分发挥慈善超市扶贫济困的功能，各大城市在运营方式上进行积极探索，以求能突破瓶颈，建立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与其它城市相比，厦门市爱心超市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自2004年5月创办第一家爱心超市以来，慈善超市在厦门市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思明区各个街道都建立起爱心超市，其他各区相继续建立起博爱超市，并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因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将近4年的发展历程中，厦门市爱心超市如何积极探索，发挥持续有效的救助功能？哪些因素影响到爱心超市的成功运营？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既有研究

随着慈善超市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生事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学者有关慈善超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据来自民政部《2004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和《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第一，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慈善超市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市场与慈善超市的关系，以及慈善超市对公共服务资源整合的影响。张夏礼认为，慈善超市“凸显了个性化、规范化、经常化的公共服务导向，创新了公共服务的机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相关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提供了条件”（张夏礼，2006：33）。

第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研究慈善超市扶贫济困的新理念、运作机制及管理机制，探讨慈善超市在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完善社会救助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慈善超市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高功敬考察济南慈善超市后指出，慈善超市提供了一种经常性、规范性的捐助与接受平台，为统一调配社会捐助物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制，并为特困家庭增加了一条更为人性化的救助方式（高功敬，2006）。

第三，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慈善超市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取社会资源、强化社区支持网络以及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李雪萍、陈伟东指出，“社区慈善超市在捐赠和销售环节联系着各种社群和个人，从而就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弱势群体的社会联系范围”（李雪萍、陈伟东，2006：77）。

从以上简要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慈善超市的研究还是很有限的。首先，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就慈善超市的性质、作用及现状等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对于影响慈善超市发展的深层动因、超市实际运作机制等重要问题，至今尚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次，目前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未能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Good Well”（好意事业组织），它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高功敬，2006）。在我国，慈善超市作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对社区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质帮助和人文关怀。笔者尝试用社会资本理论，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来分析影响慈善超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了解慈善超市有效运营的深层动因，解决慈善超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可以此检验、丰富、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慈善超市是新时期救助弱势群体的新形式，通过对其实际运作机制的考察，不仅对全面缓解和根本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更新社会救助理念、转变社会救助机制以及实现社会有效整合也大有裨益。

（三）社会资本理论

1.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

社会资本是新经济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于1980年提出。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与某种体制化的网络相联系；个人占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的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陈宇秦，2006）。

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88）。具体的讲，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权威关系与社会组织等（Coleman，1990）。

199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的基础上写成《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该书的畅销使社会资本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书中，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2001：195）。

在继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用于政治分析之后，扩大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的应用范围，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社会信任角度界定社会资本，并用它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福山，2001）。林南（Nan Lin）从社会资源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林南，2005）。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从社会网络角度，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关系对人们寻找工作机会的作用（Granovetter，1973）。

尽管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潜在用法相差悬殊，但文献中的共识在不断增强，即社会资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行为者通过在社会网络或者其他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来确保收益的能力”（李惠斌、杨雪东，2000：126）。2.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

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其仔博士正式提出并进行具体研究。目前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于国家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及个人就业求职等方面的作用和功效（张克中，2006；万涛、姚小涛，2005；刘年辉，2006）。第二，探讨社会资本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提出作为社会资本特定形式的社会信任对重塑人文精神、实现社会整合及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才生、吴克领，2005；李喜英，2005）。第三，关注社会资本与弱势群体的关系（胡平、张鹏刚等，2004）。第四，聚焦社会资本与城乡建设的关系。我国学者张文宏、霍一伟、吴光芸、杨龙、闫逢柱等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城市社区建设、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建构、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等问题。第五，一些学者直接将社会资本作为对象进行理论研究，或者分析社会资本的载体，如家庭、组织、社团、社区等（黄展涛、王群，2007）。

（四）本文的分析框架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对社会资本概念表述体系的分层，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微观层面关注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自我，中观层面分析个人自我的联结及关系类型，宏观层面指出社会资本包含在更大的网络体系中（李惠斌，杨雪东，2000）。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参照托马斯的分层，尝试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对厦门市爱心超市展开分析。

在微观层次上，笔者主要分析爱心超市的受助者、捐助者、政府的互动关系，考察个人如何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增强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在宏观层次上，笔者以爱心超市的实际运营机制为基础，了解超市如何发挥中介作用，形成受助者、捐助者和社区长期稳定的网络关系，讨论网络环境如何影响慈善超市的运营及个体获取资源的能力。

（五）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2008年在2厦门市思明区爱心超市收集的，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笔者走访的三家爱心超市的资料；二是笔者对超市管理员、受助者和捐助者的访谈资料；三是笔者在网络上搜集的关于厦门市爱心超市的资料与新闻报道。

三、厦门市爱心超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在国家民政部的号召下，慈善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超市面临运营上的困境，存在倒闭的风险。除了因为资金有限、货源不足之外，还与慈善超市的运行机制、互动关系、社区网络等密切相关。本部分以厦门市思明区三家“三好”爱心超市为案例，分析影响爱心超市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一）爱心超市的诞生和实际运作机制 1.爱心超市的诞生

厦门市创办爱心超市的设想，源于街道面向社区群众的献计献策活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厦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仍有许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仅靠政府的低保和救济维持生活，街坊邻里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明显问题。一些居民手中有许多闲置物品，有心要帮助困难群众，但因缺乏捐助机制，无法实现。街道逢年过节给困难家庭送温暖，只能给予临时性的物资补助，难以满足他们的长期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嘉莲街道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率先在福建省创办第一家爱心超市，并迅速在思明区推广，辖区内十个街道实现了爱心超市的全覆盖。同时，思明区政府成立区慈善会，制定《思明区爱心超市管理暂行规定》，对全区爱心超市进行统一注册、统一标识、统一管理和统一配送。2.爱心超市的实际运作机制

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稳定的工作机制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爱心超市成功运营的前提条件。厦门市思明区政府十分注重爱心超市的协调统一，不仅制定了统一的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统一的调配方案，使各街道爱心超市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一，从管理体制来看，爱心超市主要由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各个街道专门成立爱心超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街道团委、民政、妇联、工会、残联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爱心超市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负责爱心超市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从工作机制来看，各个社区设立经常性捐赠物品的接收站，为居民的捐赠提供了 2笔者走访的三家爱心超市位于不同的社区，K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老城区，J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新城区，L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村改居社区。通过选取不同的社区，笔者希望能增强调查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这三家爱心超市在2007年被厦门市思明区政府评为三好爱心超市，发展相对成熟。便利。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负责捐赠物品的整理，分类及标价。每件物品根据市场价值及超市现有的库存量进行分值标注，每件物品最高价值不超过10分；其中，未成年人用品及书籍不计分值。各个街道根据具体情况，一般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安排两三天开放超市，各社区领取时间采取轮流制。

爱心超市主要面向辖内生活困难户。低保户可凭证到社区居委会申请爱心超市物品领取证；其他困难户可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由社区居委会初审后，报街道办事处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所在社区居会会发给爱心超市物品领取证。爱心超市每户每月基础分值10分。

第三，从激励机制来看，一方面，对那些经常参加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包括贴红榜、送锦旗、发纪念品等。另一方面，对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受助者，实行分值奖励，每参加一次公益劳动奖励1分。这些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积极性。

（二）爱心超市的互动关系

从布迪厄、科尔曼等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内生在人们关系的结构中，一个人要拥有社会资本必须与其他人有联系，即要发生互动关系。不同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是有差异的，但通过主体间互动，这些资源可以流动互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心超市为个人、群体、组织间的社会资源流动提供了某种条件和便利。它通过自助平台的形式，形成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捐助者的互动、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捐助者与受助者的互动。1.政府与捐助者的互动

捐赠是爱心超市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超市货源的主要保证。但是，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捐赠，为受助者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对政府来说并非易事。民政局、区慈善会和各个街道都在积极探寻与捐助者互动的有效方式。

J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位于厦门新城区，辖内商贸繁荣，经济发达，2006年街道财政总收入达5.5亿元。J街道在社区内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吸引个人和企业来捐赠。同时，利用辖内企业分布密集的优势，积极走访，采取各种措施动员企业参与爱心超市的捐赠。其中，将企业纳入爱心超市的管理层是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

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超市的发展方向、日常运作、宣传活动等，企业都可以加入讨论，献计献策。有些企业的周年庆活动就是动员员工为爱心超市捐赠。对企业来讲，乐于助人是很好的企业文化，会促进企业的团结和进步。另外，通过这种活动，企业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形象。对超市来说，当然也是受益的。超市要发展，得想出一种方法，让各方都能受益，不管是物质上受益还是精神上受益。”（访谈J01）

目前爱心超市主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民政局、区慈善会在新闻媒体上大力宣传爱心超市，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街道积极走访辖内企业，与辖区各单位和企业结对子，争取多方支持，鼓励他们成为爱心超市长期、固定的捐助者。J街道爱心超市立足本辖区的优势，努力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寻找一个互惠点，以寻求一种双嬴的局面。

布迪厄在分析社会资本时提到，“团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收益是团结的基础，而团结又使收益成为可能”（李惠斌，杨雪冬，2000：121）。这里所说的收益是指团体成员间的互惠互利。社会资本不是自然给予的，它在一定的互惠期望中产生。团体成员身份的卷入使各个成员的社会资源嵌入同一制度化的团体关系中，并产生相应的期望和义务，流动互通也就成为可能。J街道把捐助企业纳入爱心超市的管理团体，一方面，在无形中把爱心超市的运营权责部分转移到企业，促使他们自愿提供一些社会资源，主动参与捐助；同时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政府逐渐退出爱心超市的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另一方面，街道利用自身政府工作的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某些便利，如通过爱心超市的宣传和对捐助企业的表彰，企业

3在社区居民中的形象必然会提升。政府和企业的这种互动关系打破了社会资源单向流动的局限，为双方长期互惠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2.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

在爱心超市出现以前，政府主要通过发放低保金等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很有限。爱心超市的出现为政府与受助者的积极互动提供了条件。

“已经很满足了。我们本来就有低保金领，现在还可以领些东西，已经很好了。真是太感谢政府了。”（访谈L02）

“每个月都可以从超市里领东西，一次领的东西看上去不多，但长期领下来是很可观的。很谢谢政府。本来已经发钱了，就没有义务做这些，但政府还是做了很多。”（访谈K02）

“说实话，物质上不会提供特别大的帮助，一个月领不了多少东西。但从精神上看，帮助就大了。人都是需要被关心的，尤其是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爱心超市就会让这些困难户感到温暖。很多困难户都说很谢谢政府给予的帮助。”（访谈J01）3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源单向流动是指资源只从一方流向另一方，只有另一方获利的情况。“他们来领东西的时候会来反映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了解他们的需要，向上头反映，下次进货的时候就有针对性。”（访谈L01）

由此可见，通过爱心超市，政府与受助者有了更为频繁的接触，增进对受助者需求的了解，能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同时，受助者增强了对政府的认同感。在访谈中，大部分受助者都对爱心超市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超市工作人员也表示，虽然爱心超市提供不了多大的物质帮助，但它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很多低保户还是很感激。当然，笔者并不排除仍有部分受助者对政府不满，如超市工作人员反映一些受助者对超市内的物品很嫌弃，但这部分人是极少数的。

更重要的是，爱心超市并非只是单纯提供物质补助，它更通过一种弱关系的建立，把政府和受助者有效联结起来，提高受助者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我听街道的人讲，一些企业会有一些工作机会，那些经常参加劳动手脚灵活的低保户就会被派去。”（访谈K01）

“有什么工作机会，居委会会跟我们说。像庙里会捐油捐米，我们也去庙里帮过忙，搬东西什么的。你说政府帮我们那么多，我们能做点什么是什么，而且我们去帮忙也有分可以拿。”（访谈J03）

“低保户可以通过为爱心超市整理物品或者参与社区公益劳动来赚得相应的分数，比如小区里面的卫生维护、巡逻、出版爱心超市的报纸等。这个政策既让低保户更有尊严地拿到东西，同时也为小区建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访谈J01）

弱关系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它是指一般的相识关系，存在于群体之间，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Granovetter，1973）。弱关系在个人、群体、组织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纽带。受助者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基本上都处于被组织的状态，即依靠政府等外界力量来帮助其整合资源。政府通过爱心超市与受助者建立起广泛的弱关系，并通过弱关系加强与受助者的信息沟通，帮助受助者增强获取资源的能力。具体的讲，街道通过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受助者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如参与社区治安巡逻、文明劝导、计生宣传的等公益劳动，按照他们参加活动的时间和所作的奉献给予适当加分。这样，一方面受助者能获得更多的物质补助，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受助者与街道的互动频率大大增加，也更方便从这种互动中获取各种信息，如就业信息等。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与街道保持密切联系的受助者会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3.受助者与捐助者的互动

捐赠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何为赠受双方提供无压力的环境构成了爱心超市赠受双方互动关系的微妙之处。

“爱心超市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它是一个平台，把捐助者和受助者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联系起来，避免了尴尬。这可以让社会上的人都参与到帮助人的活动中。捐东西前我们会打电话跟超市联系，看他们那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买了送过去。”（访谈J05）

“我们有能力帮助人，他们需要帮助，爱心超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况且受助的人不用跟捐助的人不用见面，也就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访谈J04）

爱心超市有好几年了吧。新闻报道上都有看到。政府投入那么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项目啊。”（访谈K03）

4通过爱心超市，受助者和捐助者形成特殊的互动方式——匿名化互动。笔者这里所说的匿名化互动是指，以尊重隐私为前提，通过某种中介性质的个人、组织和机构来达成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在匿名化互动中，双方的具体信息被概括化，即双方都被标签为具有某些共性的群体。例如，在爱心超市中划分了两大主要群体：一是超市物品的供应者——捐助者；一是超市物品的购买者——受助者。

匿名化互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见面，其首要特征是互动主体的具体信息通过概括化而被隐藏起来。实际上，为了更好地了解受助者的需求，爱心超市会组织一些活动，让捐助者和受助者见面，增进双方的沟通。即使是见面，赠受双方仍然属于匿名化互动，因为他们并非个体互动，而是两大群体的互动。在助人关系中，匿名化互动属于比较人性化的沟通方式。对于受助者来说，匿名化互动的方式不仅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做到以人为本，而且极大地鼓励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勇气和积极性。受助者说，“和那些企业见面也没什么，我们谈谈缺什么，有什么需要就可以了。那么多人，谁会记的住，不会不好意思拉。有时候向了解自己家底的亲戚朋友帮忙，还真会拉不下面子。不认识的人反而敢放开胆讲。”（访谈L02）

对于捐助者来说，匿名化互动的效果取决于捐助的动机。从广义上讲，主体让渡社会资源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完善性和工具性（李惠斌，杨雪冬，2000）。完善性动机是指不要求物质回报，不关注外部认同和激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上的满足。工具性动机则是指暂时让渡资源是为了将来更多的资源回报。因此，持完善性动机的捐助者会比持工具性动机的捐助者更偏好匿名化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作为中介的爱心超市要协调不同捐助者的 4 匿名化互动是笔者根据爱心超市特殊的运作方式而提出的一个概念。需求，才能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三）爱心超市的社区网络

社区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载体，通过构建社区网络可以为人们提供信息、物质和精神支持。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嵌入社区网络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正如前文所述，社区中的各个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源，但仅限于某一类的主体间互动无法实现社会资本存量最大化。只有通过中介机制，把这些主体有机联结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结构化的网络关系，才能实现社区资源的最优配置。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的绩效差异。他发现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有许多积极的社群组织，（„„），这些‘公民社群’推崇团结、公民参与以及整合”（普特南，2001：203）。“在他（普特南；笔者）看来，社会资本本质上是通过公民的互动、信任、合作组织和整合社会资源并发挥资本的作用。只有在社区各利益主体存在对共同体高度认同和信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合作与互助的组织网络”（姜振华，2005：31）。因此，在建构社区网络的过程中，互动是前提，信任是基础，参与是保证。关于爱心超市的各主体的互动关系，前文已作分析，以下将要讨论在互惠基础上如何强化信任，动员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长期合作。笔者认为，影响社区网络建构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信任、参与和激励。1.信任

爱心超市的公信力主要来自政府的扶持。中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的态度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态度与倾向。这就决定了爱心超市在构建社区网络中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通过政府的示范性引导，强化了居民对爱心超市的信任，再以爱心超市为中介，建立起受助者、捐助者、志愿者等的相互信任。访谈中，捐助者将爱心超市定位为政府的品牌项目，表示其捐赠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

信任与一定的规范相联系。“这些规范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与准则，它的主要功能是能在个人之间形成信任与秩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费用，促进人群与组织之间有效的交往”（杨月如，2006：12）。因此，一方面，爱心超市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严格的捐赠物品接收、发放、库存管理、报废认定、进出公示等制度，让捐助者放心捐赠。对于各种捐赠物品有着严格的检测和评估制度，让受助者安心受助。另一方面，爱心超市在社区内广泛宣传奉献、互助的价值观，以引起社区居民的共鸣。这些规范培育了信任的基础。2.参与

爱心超市具有多功能定位，它不仅是受助者领取物资的场所，也是公民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未成年人德育教育基地、志愿者服务点以及医院爱心医疗咨询点。这种定位使得爱心超市的收益面广、受益面结构独特、群众参与度高，大大地提高了社区网络的规模和密度5。例如，J街道通过爱心超市已经有200多户困难家庭与机关、企事业和非公企业结成解困助贫、助残、助学的帮扶对子，签定了协议书，使许多困难户享受到捐赠对象的帮助。超市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说“有了爱心超市的理念，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访谈L01）3.激励

调动居民参与爱心超市的积极性，激励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受助者，爱心超市主要通过分值引导，将受助者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物资受赠与精神受赠结合起来。主要做法是引导受助者参与公益活动，按照他们参加活动的时间和所作的奉献给予适当加分，鼓励受助者多做贡献，回馈社会。同时，爱心超市鼓励精神消费。超市里的文化类物品，如铅笔、书籍、VCD、磁带等一律不计分值，引导困难家庭成员学习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增加谋生的本领。对于捐助者，除了贴红榜表彰、送锦旗奖状外，参加捐赠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免税优惠、参与爱心超市的管理等。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措施极大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四、厦门市爱心超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爱心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

爱心超市是新时期慈善事业的新模式，是政府解困工程的重要补充。它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运营模式。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爱心超市仍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需还不平衡。爱心超市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它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为困难居民提供需要的帮助。但是，由于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捐助者提供的物品和受助者需要的物品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超市里大米、食用油常常供不应求，但水瓶、水杯 5规模是一个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密度是指各个参与者之间直接联系纽带的数量。

一般都无人问津。受助者说，“家里小孩身体不好，总生病，看病买药很贵。希望超市里能多进些药，我们负担也轻些。现在超市里摆的药得很少，就那几种，都没怎么换过，每次都是那些，都是我家用不上的药。”（访谈L03）尽管超市工作人员表示会入户调查困难户的实际需要。但是，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超市在困难户的需求调查这块还有待增强。不少困难户表示爱心超市很少或几乎没有来入过户。

第二，货源供应不足。爱心超市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想要长期发展必须扩大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本着自愿和无偿的原则，禁止强行或变相摊派，这使得爱心超市在寻找货源上困难重重，很难找到愿意持续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一方面，企业是爱心超市最重要的捐助者，但捐赠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普通居民有心要帮助困难群众，但他们捐的东西很多是即将废弃的实用价值已经不高的物品，很难满足受助者的需求。这些物品要是一段时间没人来领取，就直接送到灾区或红十字会。由此可见，爱心超市似乎不能起到原先设想的救助功能。

第三，人员支持不够。目前，思明区每个街道有一个爱心超市，每个爱心超市要覆盖街道所有社区，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由于街道日常事务已经很烦琐，很难很好地兼顾到超市。例如，K街道爱心超市要负责12个社区的物资发放，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负责。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琐碎的事很多，有时候都忙不过来。发放的时候，街道会派人过来帮忙。轮到哪个社区领东西，那个社区就会派一个办事处主任过来帮忙。比较经常叫那些困难户来帮忙，他们刚好也可以积分。”（访谈K01）由此可见，爱心超市要发展，不仅要保证稳定的货源，还要配备足够的人员。

第四，宣传有待加强。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是爱心超市理念创新的核心。爱心超市的目标之一是要把民间这个巨大的物资资源调动起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社会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规模效应。政府的确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展开了大力宣传，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理想。笔者在调查的时候，随机抽取在社区中活动的居民，共18人，了解他们对爱心超市的认知程度。结果显示，知道爱心超市的有7人，不知道爱心超市的有10人，听过爱心超市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有1人。虽然随机抽查的数量和代表性都很有限，但抽样的结果表明了爱心超市的宣传力度仍有待提高。

第五，缺少市场定位。爱心超市虽然是慈善项目，但这并不表示不可以引入市场化运作。相反，考虑到单纯的物质流动引起的供需不平衡等问题，超市更应该通过市场引导，实现物资交换，将捐赠物变现，再用所得的资金购买受助者需要的物品。笔者在访谈中提到上海慈

6善超市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做法，三家爱心超市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不可行，这涉及到复杂的管理和工作体制的改革，他们认为义卖是很好的变现形式。但目前超市义卖次数有限，难以成为经常、固定的变现形式。爱心超市需要思考物-资-物流动方式的更好路径。

第六，网络单一性倾向。这里所说的单一性倾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网络辐射方向的单一，即信息的单向流动。具体的讲，在互动的过程中，有一方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而另一方则是被动接受，双方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沟通，信息只是从主导方流向接受方，缺少了反方向的信息回流机制，这样就无法了解接受方的需求，以更好地改善网络质量。例如，上文提到的供需不平衡正反映了这个问题。又如，在爱心超市的激励机制中，街道鼓励受助者通过参加公益劳动获取积分，但这种安排带有行政指令的性质，街道有什么活动，就打电话叫一些受助者过去帮忙。积分制调动了受助者的积极性，但指令安排的互动方式却削弱了受助者找寻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主动性。

单一性倾向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网络交往主体的单一。以爱心超市为中介联结起来的社区网络包括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主体，但是他们之间还未形成多形式、多层面的互动，一般都是某类主体内部交往比较密切。交往群体的同质性虽然可以增加亲密度和归属感，但也大大减少了信息量，影响受助者社会资源的获取。

（二）对策建议

针对爱心超市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爱心超市的扶持力度。鉴于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国内尚未形成慈善捐赠的社会风气，许多居民对爱心超市的发展仍持观望态度，目前政府不可能完全退出爱心超市的运营，反而要利用其权威优势，为爱心超市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国外，慈善超市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高额的遗产税与慈善捐赠后的免税措施，使得当地居民在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后，更愿意选择去超市奉献爱心。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完善慈善捐赠立法，积极扩大捐赠免税的受益面，提高捐赠免税的比例，对捐赠者进行有效的激励，提高爱心超市的公信力。同时，政府要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加强对爱心超市的宣传。通过各级党和政府 6 上海的慈善超市实行市场化经营。在上海，慈善超市里有收银台，有现金交易，超市对所有普通民众开放，包括受助者和来献爱心的居民。来献爱心的居民以高价购买商品的方式捐助。把商品变成资金，是上海慈善超市的主要特色，它能够实现捐赠物资的快速变现。的有利推动，以及街道、居委会干部的深入宣传，把政府的职能与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把民间的资源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结合起来，使爱心超市家喻户晓，群众踊跃参加，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

第二，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笔者认为上海慈善超市的运营方式很值得借鉴。上海慈善超市面向所有普通民众，采用市场化运作，变现过程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企业化管理，这使得物-资-物能够灵活流通，更好地满足了受助者的需求。鉴于两地超市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先在厦门市发展相对成熟的爱心超市进行试点实验，在成效显著的基础上开展经验传授和试点推广。除了借鉴上海的经验外，爱心超市可以继续推广义卖活动，尝试将义卖变成经常性、常规化的工作。另外，爱心超市可以与普通超市进行合作，动员普通超市拿出一定数量困难群众需要的生活用品，在各超市中设立爱心超市的专柜等，这不仅可以更好的帮助困难群众，也可以扩大爱心超市的影响力。

第三，以社区为平台，增强爱心超市的辐射力。通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将爱心超市建设成为平民俱乐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开展各种联谊和结对子活动，促进政府、受助者、捐助者的互动和沟通，达成各方的相互理解。另外，街道不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还应该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提高受助者自助能力。同时，推进志愿者服务的深化发展。目前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主要是社区附近学校的中小学生，志愿者队伍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因此，要加强宣传动员力度，扩大超市志愿者的覆盖面，结合社区实际需求，以“一助一”、“多助一”等长期结对为主要形式，为爱心超市的受助者提供帮助，尤其是老弱残幼群体。

第四，努力实现供需平衡。爱心超市有必要建立起及时顺畅的信息反馈渠道，经常电话或走访受助者家庭，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以确保提供更有针对性、人性化的服务，也为捐助者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同时，超市需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物品变现的能力，通过盘活物流，对超市中受助者不需要的物品明码标价，用出售回笼的资金为受助者购买所需的物品。

五、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

本文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受助者、捐助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爱心超市实际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讨论以超市为中介的社区网络建构。同时，笔者分析了目前爱心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探索性的建议和对策。由此，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以爱心超市为中介联结的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爱心超市的发展。政府、受助者、捐助者在互动过程中必须找到互惠的基点，才能促使他们形成有效的互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流动互通。

第二，社区是人们的生活共同体，通过建构社区网络，可以发挥社区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救助的经常化、普遍化，为受助者和普通居民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同时，通过强化信任基础、形成激励机制、提高参与能力，使政府、受助者、捐助者、志愿者等密切配合，全面拓展救助渠道，使爱心超市发挥最大的救助功能。

第三，要推进爱心超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举，以社区为平台，建立起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格局，实现爱心超市的多功能定位。

（二）观点的拓展

慈善超市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完善社会救助机制的一项有益探索，但要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笔者认为需要对社会救助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爱心超市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因此，在社会救助中，除了满足受助者的物质需求外，更要注重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以人为本，不断整合社会矛盾，在社会救助中贯彻人文精神。社会保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在为受助者提供帮助的时候必须牢固确立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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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摘 要：慈善法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长期以来，“谁”具有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法应授权公募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慈善募捐资格。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此外，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在慈善法中建立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参与慈善募捐。

关键词：慈善组织；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

中图分类号： D922.182.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23-06

Abstract：Charity law mainly adjusts the legal relationship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donator’s social assistance to the vulnerable groups.For a long time，“who” having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has been a problem for the charity law scholars.In the future，drawing up charity law，we should classify and govern，participants of charity fundraising.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The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obtain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since the date of registration，and non-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an carry out fundraising activities jointly with the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Besid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we should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experts.Fundraising business partners，professional solicitors，and charity fundraising consultant can participate in charity fundraising if they satisfy statutory conditions.Key word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undraising business partners； professional solicitors； charity fundraising consultant

慈善乃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之意，是富有爱心之人对受难者的救助行为。慈善法属于社会法学范畴，近年来成为法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至今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慈善法，对慈善募捐及慈善捐赠的调整主要依靠《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效力层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长期以来关于“谁”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问题界定不明确，导致现有的慈善组织绝大部分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尤其是资金短缺，有的慈善组织甚至连日常运转都存在问题。反之，由于立法的缺失，一些不法商业主体假借“慈善”“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纵观国内外相关慈善立法，为引导和促进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增强慈善的影响力与覆盖面，本文试图构建未来我国慈善法中慈善募捐主体体系，并逐一分类进行研究。

一、慈善组织

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合法慈善组织，以自愿捐献方式汇聚货币、物资和劳务资源，再通过合法途径帮助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人士，是现代慈善活动的基础[1]。慈善组织属于第三部门组织，介于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指基于慈善目的而设立的从事各种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首先应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

（一）公募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治理

1.现行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的规定

国外学术界对慈善组织是从广义上理解，主要是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商业动机的社团活动或财团活动，其目的是促进个人、他人或社会的福利提高。例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6条：慈善组织是指为了实施慈善活动造福整个社会的目的，而成立起来的非政府性（非国家性和非地方性）、非商人性的组织；第7条：慈善组织的形式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联合组织）、基金会、事业单位，也可以是联邦法律为慈善组织规定的其他形式（1）。接受社会慈善捐赠与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是慈善组织财产的重要来源方式，但并不是唯一方式。近年来，营业性收入逐渐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例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15条规定：慈善组织财产可来源于从慈善组织兴办的经营性公司、事业单位开展活动所得的收入（2）。《亚美尼亚共和国财团法》第8条规定：财团基金可以由财团或者由财团创建或参加的商业组织的商业活动中取得的基金组成（3）。

在我国，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组织主要包括社团形式的慈善组织、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民办性、非政府性及非营利性等特征（4）。这些组织是以促进他人和整个社会的福利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其重要和主要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遗憾的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第11条将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事业单位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确立为公益捐赠的合法受赠人，但对于哪些主体拥有公募资格、哪些主体没有公募资格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地方性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的规定也不完全统一。例如，《上海市募捐条例》第4条规定：募捐组织是指依法可以开展募捐活动的组织，包括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等经依法登记，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通过资助或者志愿服务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团体（5）。《广州市募捐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募捐组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本条例所称的募捐组织是指红十字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以及根据本条例取得募捐许可的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6）。《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慈善组织是指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接受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捐赠财产或者以提供服务等方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慈善活动适用本规定（7）。由上可见，相对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对慈善、慈善组织及其善款来源的理解相对狭窄些，并且现行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资格的规定比较凌乱、不统一且效力层级较低，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明确哪些主体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刻不容缓。

2.未来慈善法对公募慈善组织募捐的构建

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第9条第1款规定，慈善筹款是当权者授权其进行的，以及第3款规定，基于法律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可以进行慈善筹款；第14条、第15条规定，想要进行慈善筹款可向部长申请权利，申请以部长批准的形式做出（10）。因此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组织或个人进行慈善募捐，要么源于法律的直接授权，要么以申请做出由部长授权。根据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慈善募捐法》，在澳大利亚首都特区，获得慈善募捐授权许可证的持证人才能进行慈善募捐（9）。根据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除非持有慈善募捐许可证，否则任何人不得作为资金募集企业（10）。由上可知，在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慈善组织想要公开募集资金，一般需要得到法律的授权或者取得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授权许可证，否则不允许公开募捐。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对公开募捐资格管理比较严格，主要原因是其国家对慈善组织及其他组织设立上管理比较宽松，在新南威尔士州甚至允许个人依据法律规定或政府授权可从事慈善募捐，足见其在募捐资格主体上管理之松。但是当组织或个人想要具体实施某一慈善募捐时，法律严格规定需依据法律授权或政府部门授权。

但是在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态度总是小心翼翼的，既害怕慈善组织的过分发展造成政府难以控制的局面，又害怕监管太严，慈善组织难以有所建树。因此中国的慈善组织大部分属于官办慈善，即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源于行政机关的承认，这种承认是慈善组织以后在社会上进行慈善募捐的合法依据。为此慈善组织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申请注册成社团或财团，并需向主管单位申请开展某种慈善活动，得到同意后，才能面向公众开展慈善募捐[2]。而且在中国，由于行政程序往往比较复杂，行政部门经常办事效率低下，经过上级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层层审批，有时会耽误慈善组织的募捐活动，贻误最佳募捐时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的体制设计，对于慈善组织的注册成立和开展募捐活动限制很大。

综上，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在慈善组织的设立上往往采取宽松态度，在具体从事募捐活动的时候比较严格。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在慈善组织设立以及具体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时候都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法不应当再为慈善组织公开进行慈善募捐设置重重障碍。未来慈善法可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或者非公募慈善组织。公募慈善组织是指可以向社会普通公众公开募集资金的慈善组织。非公募慈善组织又叫私募慈善组织，是指向特定范围或规模的主体募集所需资金的慈善组织。慈善法应当明确公募的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募捐资格，即法律授权登记为公募的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可以面向社会公开进行慈善募捐。

（二）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治理

1.现行立法对公募慈善组织以外主体募捐的规定

对公募慈善组织以外的主体从事慈善募捐，我国立法尚无统一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募捐组织以外的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慈善募捐这一问题未做出明确规定。对此问题地方立法的规定也是差异颇大。例如，《上海市募捐条例》规定：募捐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单独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11）。《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规定：募捐组织以外的其它单位和个人，进行公开募捐活动时，应当与募捐组织协商，经募捐组织同意（12）。《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规定：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无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应当备案（13）。立法的凌乱及不统一导致实践中公益募捐的发起人经常比较随意和无秩序。一些自然人可能在网上发起募捐求助帖。一些商业性质的法人以慈善、公益为口号促销商品，如“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这样的主体及其募捐活动如何规范？

2.未来慈善法对非公募慈善组织募捐的构建

本文认为，慈善法应明确规定公募慈善组织有资格公开募捐，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公募资格。但募捐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能否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对此问题慈善法应当对不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分类规制。即不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包括非公募慈善组织及其他主体。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经过法律授权或政府授权的组织和个人才能进行募捐；从事商业或其他营利活动的人需要与有权募捐者共同进行募捐，否则是违法的。在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没有经过有关持证人授权而参与募捐是违法的。

基于以上立法，本文认为不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不能单独开展募捐活动，因为慈善法未授权非公募慈善组织面向社会公开募捐资格。但是非公募慈善组织毕竟不同于慈善组织以外的组织与个人尤其是商业性组织与个人，原因在于其设立宗旨的慈善性。因此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合作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就募得款物的移交等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目前社会上面向公众的慈善募捐，发起人经常比较随意和无秩序，因此慈善法应明确规定公募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但是立法不应过于严格从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发展。根据国际慈善立法降低慈善组织的设立门槛，放开慈善募捐的趋势，不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才能开展募捐活动是一过渡性立法，当条件成熟时我国应顺应国际趋势授权所有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二、慈善募捐专业人士

与英美澳等发达国家的慈善立法相比，我国现行相关立法未对慈善募捐专业人士进行规定，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他国立法在未来慈善法中规定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

（一）募捐商业合作伙伴慈善募捐治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募捐商业伙伴与慈善组织合作共同进行慈善募捐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募捐方式。实践中此种兼具商业利益与慈善目的的募捐合作形式已经存在。慈善组织与商业合作伙伴从事公益或商业活动时进行公益促销、公益推广活动、许可商业组织使用公益组织的名称和商标等。慈善组织与商业主体进行合作有利于慈善组织筹措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但是此种合作形式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当慈善组织不断运用慈善品牌跟商业主体进行合作的过程，可能会使得慈善品牌不断稀释。从事商业或者贸易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经营中如果从事违法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将损害慈善组织名誉以及慈善品牌。因此在募捐商业合作伙伴与慈善组织合作募捐过程中如何对慈善组织名誉及品牌进行维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商业主体通过与慈善组织的募捐合作可能产生不正当竞争问题。以“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为例。农夫山泉宣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每买一瓶农夫山泉就有一分钱用于帮助水源地的贫困孩子。农夫山泉将从5亿瓶水中筹集500万元，与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饮水思源”助学基金，感恩水源地人民为保护水源做出的巨大贡献[3]。农夫山泉与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属于典型的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形式，但是此举受到社会公众及众多媒体的质疑，如“每喝一瓶水捐一分钱，是不是少了点”、“用孩子的尊严，换取消费者同情”等。农夫山泉此举到底是热心公益事业，还是以慈善为名布局公益、获取竞争优势、赚取高额商业利益？募捐商业合作伙伴移交给慈善组织的财产比例如何确定？

综上，慈善组织与募捐商业伙伴合作肯定是有潜在风险的，比如无从考察募捐商业合作伙伴的真正动机。因此慈善组织应避免盲目选择商业合作伙伴，确保商业合作伙伴在法律和道德上不存在重大瑕疵，避免负面影响，要保证合作质量，最大限度实现慈善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同时避免合作会威胁到慈善组织的资金安全，实现公益资金的保值增值[4]。

我国现行立法在慈善组织与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合作开展募捐、筹措慈善资金问题上存在缺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主要规定了募捐义演。其中《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募捐义演的演出收入，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和演员、职员，不得获取经济利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参加募捐义演的演职人员不得获取演出报酬；演出举办单位或者演员应当将扣除成本后的演出收入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不得从中获取利润。演出收入是指门票收入、捐赠款物、赞助收入等与演出活动相关的全部收入。演出成本是指演职员食、宿、交通费用和舞台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场地、宣传等费用。因此，义演必须与慈善组织联合进行，演职人员不能收取报酬，活动收入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除义演外，慈善组织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义赛、义卖、义展、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募捐的，应当会同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进行，其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后，应当及时全部移交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本文认为，以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募捐不能完全涵盖商业合作的募捐。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商业合作伙伴的慈善促销等行为有着比较详细的法律规定。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2规定：商业合作伙伴是指为了利益，经常性地和主要地从事商业或者贸易而非为慈善组织或者慈善目的筹集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它向社会公众表示，任何商品、服务、娱乐节目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购买或者使用，将使某一慈善组织受益或者被用于一项慈善目的。商业合作伙伴在开展活动前应当与慈善组织签订书面合同，表示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将使慈善组织受益。从活动开始后每90天应向慈善组织移交一次财产（1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第11条就商业合作伙伴的内容作出规定：在任何的贸易中，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商人必须与有权进行募捐的人或组织共同进行；在活动进行中任何有关募捐的广告或其他信息必须能够识别商人和慈善组织；任何募捐广告或其他信息必须详细表明筹措的资金的未来分配方法或者商人保证移交给慈善组织的最小付款。

参考美澳立法，本文认为，我国慈善法应首先肯定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共同开展募捐活动，但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该书面合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包括下列内容：合同双方名称和地址、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存续期间、合同中止条款、变更条款、合同主要目的、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财产收入的分配与移交方法等。其中财产收入的分配与移交方法条款尤为重要，合同应当明确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在一定时期将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所得收入的一定比例移交给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还应明确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应当自商业或贸易活动开始后以及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每连续90日期间结束时，向慈善组织移交商业或贸易活动取得的财产。慈善组织应避免上文所述商业合作带给慈善组织的负面效应，如损害慈善品牌，以慈善为名进行不正当竞争等，因此在商业合作时，慈善组织应调查商业合作伙伴的市场信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等，谨慎作出合作选择。

（二）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治理

劝募在国际上是很通行的做法，相当于商业领域的市场营销，“销售”慈善产品和服务。慈善劝募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尤其对于那些处于发展初期，不存在广泛的筹资渠道和政府支持，为募资发愁的慈善组织，劝募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职业劝募人是为了获取报酬，专门从事慈善劝募活动的人，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包括数据分析、草拟计划书、项目洽谈等方面，能为慈善组织筹集到巨额善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关于职业劝募人的规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a）规定：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募捐人是指任何个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或者其他为取得报酬而从事募捐行为的法律实体（14）。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的“商业募捐人”概念，商业募捐人为慈善目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劝募资金、动产或不动产，其有权接受或者控制为慈善目的而劝募的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2条中对职业劝募人作出规定，其使用的是“资金募集企业”概念并强调资金募集企业有偿代表慈善组织进行募捐。

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必将产生以慈善劝募为职业的职业劝募人，其专门从事慈善劝募活动，并取得相应报酬，将募捐所得款物移交给慈善组织。因此慈善法有必要对职业劝募人做出规定。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i），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募捐人和慈善组织之间应当就每一劝募活动签订书面合同（14）。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26条规定，除非被许可人已与其代表的、进行募集的慈善组织签订符合本节要求的资金募集协议，否则被许可人不得开始募集活动。职业募捐人从事慈善募捐活动并没有得到法律或政府授权，只有与特定慈善组织签订协议才能为其募捐活动提供合法依据。

考察美、加立法，本文认为，职业劝募人与慈善组织签订的书面合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慈善组织以及职业劝募人双方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本次劝募活动的慈善目的、本次劝募的募捐方式、职业募捐人报酬及支付报酬的方式等。其中职业劝募人可以与慈善组织协议由慈善组织支付给职业劝募人一笔固定报酬，或者职业劝募人按照百分比，以移交给慈善组织的总接受捐款的比例计算报酬。职业劝募人在劝募活动中有权接受或者控制为慈善目的而劝募的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但是应当在收到募捐款物后5个工作日内将捐款存入以慈善组织的名义单独开立的银行账户内，或者亲自通过安全便捷方式移交给慈善组织。

（三）慈善募捐顾问慈善募捐治理

在我国，目前尚没有慈善募捐顾问一说，更没有与此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我国慈善事业严重缺乏募捐专业人才，慈善募捐主要由慈善组织自己完成或与商业主体合作完成，导致慈善事业出现众多问题。如慈善组织资金短缺、善款使用情况不明、慈善组织与商业主体收益划分不清等。慈善事业的专业化、透明化与规范化是国际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慈善募捐顾问等专业人士的产生与发展是慈善事业专业化发展的核心。为形成有效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体系，慈善法有必要对慈善募捐顾问作出规定。事实上，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关于慈善募捐顾问的规定。指为了均一的固定费用而在与慈善组织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为慈善组织的公益募捐活动提供合同起草、规划、指挥、管理、实施建议或者充当顾问的任何人。慈善募捐顾问并不直接从事公益募捐活动，一般不包括免税组织的执行官、雇员以及其他从事专业服务的律师、投资顾问、金融家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1.对慈善募捐顾问做出详细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慈善募捐顾问”可以是任何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其为慈善劝募提供计划、设想、建议、劝告、咨询或者准备材料等服务，并有权就其服务获得相应的报酬。募捐顾问和慈善组织之间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应当声明募捐顾问在任何时候均不为慈善目的劝募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不为慈善目的接收或者控制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或者不雇佣、诱使或者聘用任何有薪人员去为慈善目的劝募、接收或者控制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14）。综上，在募捐活动中，募捐专业人士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体系并不健全，因此慈善法应对慈善募捐顾问等内容做出规定以规范募捐行为。

三、结语

“谁”具有公开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文章借鉴国外相关慈善立法构建了未来我国慈善法中慈善募捐主体体系，包括公募慈善组织、非公募慈善组织、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并逐一进行研究，希望对我国的慈善募捐立法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有所裨益。

注释：

（1）俄罗斯联邦1995年《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6条、第7条。

（2）《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15条。

（3）《亚美尼亚共和国财团法》第8条。

（4）《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

（5）2012年《上海市募捐条例》第4条。

（6）2012年《广州市募捐条例》第2条。

（7）2013年《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2条。

（8）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91年《慈善募捐法案》第9条、第14条、第15条。

（9）澳大利亚首都特区2004年《慈善募捐法案》第14条、第15条。

（10）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002年《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5条。

（11）《上海市募捐条例》第17条。

（12）《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7条。

（13）《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9条。

（1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2，12599.（a），12599.（i），12599.1.参考文献：

[1]赵俊男.中国慈善事业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47.[2]刘云娜.中国慈善组织募捐困境探析[D].西安：西北大学，2007：28.[3]农夫山泉饮水思泉活动源起[EB/OL].（2006-07-12）[2015-07-15].http：//finance.sina.com.cn.[4]金锦萍发布公益与商业合作研究报告[EB/OL].（2011-12-20）[ 2015-07-15].http：//gongyi.qq.com/a/20111220/000030.htm.编辑：黄航

第三篇：慈善超市管理办法

慈善爱心超市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县慈善爱心超市工作，加强慈善爱心超市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慈善爱心超市在社会求助体系中的作用，提高慈善捐助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提高社区救助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慈善爱心超市，是指以解决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下称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居民临时生活困难为目的，以低保对象生活急需的实物发放和折价销售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救助机构。

本办法所称城市特困居民是指城镇户口中因突发性事件造成家庭生活实际支出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特困居民。

第三条 慈善爱心超市的工作职责

1、在区域内开展捐赠活动，接受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和居民的捐赠。

2、对接收的物资进行登记，开具统一收据；对接收物资的信息进行汇总，统计、公布，定期上报主办和主管部门；建立物资总帐和明细帐，发放、销售明细账，做到帐目清楚，物资收、发手续齐全。

3、对接收物资实施清点、消毒、整理、分类、储存和上架销

售等工作。

4、根据所接收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制定相应数额的领取券或购物优惠券，通过社区按程序发给困难家庭，特困居民自愿到超市领取和购买。

5、将捐赠中不适宜困难群众使用的物品义卖，转移为群众需要的生活用品。

第四条 慈善爱心超市的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

1、慈善爱心超市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社区内困难群体，主要包括城市低保户、残疾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高于低保标准的边缘困难户和因突发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其他居民。

2、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根据年龄和困难类别分A、B、C三类人员，每人每月凭折价购物券在超市购买50元的生活必需品并享受10%-30%的价格优惠。

4、由县民政局、县残联、城关街道办事处和县慈善协会共同协商确定救助类编和折价比例，制作《爱心救助购物卡（券）》，于每季度初发放的救助对象手中，救助对象凭卡（券）在慈善爱心超市选择购买生活必需品。

A类人员为低保对象中的a类低保户，每月可在超市中购买50元的生活必需品，享受30%的价格优惠。

B类人员为低保对象中的b类低保户，每月可在超市中购买50元的生活必需品，享受15%的价格优惠。

C类人员为低保对象中的c类低保户、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低保对象中的d类低保户和高于低保标准的边缘困难户和因突发

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其他居民，每月可在超市中购买50元的生活必需品，享受10%的价格优惠。

第五条 慈善爱心超市的营业场所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慈善爱心超市提供100-200平米营业场所，承担其改扩建、装修的全部费用，承担慈善爱心超市日常办公经费、公用事业费和人员工资等费用。

慈善超市配置“六统一”，即统一名称标识、统一捐赠信箱、统一货架、统一消毒设备、统一凭证、统一帐卡栏。

应有专人负责慈善超市日常管理工作，工作人员热爱社会公益事业，接受过相关业务培训。

第六条 经营模式和注资方式

1、经营模式

慈善爱心超市可采取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模式。超市注册为非营利性机构，县政府协调在税收政策上给与优惠，要简化审批程序，下放免税发票的使用权限，扩大免税发票的使用范围，不管是捐钱还是捐物，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都能在捐赠同时拿到免税发票，抵冲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

超市实行收支两条线，使募捐的物资和资金全部用于扶贫帮困。街道定期对慈善爱心超市的运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捐赠、救助情况。

慈善爱心超市根据实际情况，可引进先进的商业超市计算机管理软件，引进条形码和收银机和监控设备，通过专职的社工将传统的管理模式与先进的计算机管理模式有机结合起来。

2、注资方式

在开业之初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慈善爱心超市提供100-200平米营业场所，承担其改扩建、装修的全部费用外，每年划拨5万元，并列入县财政预算。承担慈善爱心超市日常办公经费、公用事业费和人员工资等费用。同时，由县民政局、县残联、县慈善协会、城关街道办事处四家联办单位按3：3：3：1的比例筹资5万元，注入慈善爱心超市，作为对救助对象的优惠补贴，和超市采购救助物品的流动资金，维持超市的正常运营。

第七条 物资筹集

1、每年由慈善协会统一组织慈善物品捐赠活动，所接受的物品统一交由慈善超市变现或发放。

2、慈善超市所在辖区企业或者社会居民的日常自愿捐赠物品、定向捐赠资金，由超市登记接收。

3、慈善协会将慈善超市的商品补充列入救助预算。

4、慈善超市富余物品或超市范围内社会困难群众不需的物品，经四家联办单位确认后，予以变卖，所得资金补充为超市救助流动资金。

5、无法向社会募集而救助对象又急需的物品，可委托商业机构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慈善救助超市的物品按低保对象、城市特困居民需求供应。

6、接收捐赠物品时，工作人员要当场清点，填写清单，确保捐赠帐、物准确无误。

7、清点准确无误后，工作人员当场向捐赠者开具收据、捐赠

凭证，及时建立台帐。收据为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根，第二联记台帐，第三联交捐赠者。

8、接收捐赠物品后，要按规定进行消毒、分类、储存，并标注价格。

第八条 物资采购

1、慈善超市的采购工作要坚持公开原则，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小额采购工作由超市会同出资单位组成招标小组，大额采购应采用委托招标，增强采购工作透明度。

3、招标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第九条 发放和领取

1、由慈善协会或民政部门根据实际，按困难程度为救助对象发放储有一定金额或点数的“爱心卡”或者“困难家庭救助证”，持卡（证）人到慈善超市购买相应金额的慈善物品，并在救助证上予以记录。

2、老弱病残以及其他行动不便者，可由人代领慈善物品，也组织义工为其送货上门。送到后，要在救助卡上予以记录。

3、逐步探索建立科学的慈善物品评估、评价体系。根据慈善超市经营模式，慈善超市内物资的定价一般分为三档：一档是无偿或最低价，面向困难家庭；二档是优惠价，略低于市场价，面向辖区居民；三档是“爱心价”，等于或略高于市场价，购买商品者等于奉献爱心。根据慈善超市的运作模式二、三档产生的利润可用于慈善超市运作。

4、部分物品可实行限期、限量供应，必要时可上门调查核实，在规定期限内不得重复领取限量供应的物品。

5、“爱心卡”、“救助证”应设有使用限制，困难家庭因生活水平提高而退出救助后，不得继续使用，也不得转借他人使用；设定使用年限的，过期自动作废。

6、领取物品时必须服从慈善超市工作人员的管理，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7、慈善超市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定期点验库存物品，物品分类放置，确保物品安全。

8、物品储存室（仓）要保持安全、干净、整齐，严禁将易燃、易爆、易蚀、有毒等物品带入室（仓）内。

9、建立防盗、防火、防潮、防霉、防蛀等安全措施，配备消防、消毒以及应急器材，定期进行检查、考核。

第十条 服务项目

1、慈善爱心超市应在超市外悬挂明显标识，在超市内明显处悬挂救助物品领取方式的牌匾。

2、慈善爱心超市内物品为市场价。向全体居民群众，持救助证的按比列予以优惠购买，其他居民按市场价购买。

3、慈善爱心超市在做好捐赠物品发放工作的同时，要为行动不便的救助对象提供上门服务、送货到户。还应及时了解困难群众的需求，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其它社会救助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社会救助工作平台的作用。

第十一条 内部管理

1、慈善爱心超市要建立各项管理制度，明确工作流程，落实日清月结报表制度。每天做到“五个清”即:接收捐赠情况清；救助发放情况清；义卖变现情况清；自愿者服务情况清；典型事例情况清。坚持定期检查汇报制度，及时审核慈善爱心超市的财务状况和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情况。

2、慈善爱心超市设4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解决。

3、慈善爱心超市要向社会公布地址、投诉电话，定期张榜公布捐赠物品发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4、慈善爱心超市内所有物品要摆放有序，明码标价。

5、慈善爱心超市物品发放由专人负责登记、结账、盖章，并每月报送救助对象及救助物品发放情况，对被取消救助资格者及时停发救助物品。

6、慈善爱心超市要实行专账管理、专户储存，并积极协助监察、审计部门对慈善爱心超市捐赠物品发放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法律责任

1、慈善爱心超市不得私自改变捐赠物品的性质、用途，爱心救助卡不得私分、挪用，不得优亲厚友、徇私舞弊。一经发现，对直接贵任人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慈善爱心超市要保管好捐赠物品，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按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监督

1、城关街道办事处要对慈善超市管理、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

2、定期向社会公布接收、分配、发放以及对过期物品的处理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群众的监督以及捐赠者的查询。

3、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审计、财务、监察等部门对慈善超市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职责

1、礼貌待人，热情接待捐赠者和受益人，佩证上岗，使用文明用语。

2、负责组织、宣传、发动、指导辖区居民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团体的经常性捐赠活动。

3、组织辖区低保对象等协助管理慈善超市，其工作时间计入社会义务服务时间。

4、协调辖区内单位和义工，为经常性捐赠工作义务提供宣传、运输和义工劳动。

5、负责慈善超市系统的档案录入、定期上报、日常管理及运作，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为老、弱、病、残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第十五条 服务准则

1、工作人员应微笑服务，热情为需要服务人员做好相关政策和工作的解释。

2、店容店貌保持整洁，货物（商品）摆放整齐。货物（商品）价格按相关类别和规定标价。严禁违规操作、违法经营。

3、特定购物券以及其他相关证券不得兑换现金、不找零，购

买物品的超额部分以现金结付。

4、政府有关部门发放的有价特定购物券禁（卡）止购买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烟、酒以及高档营养品等）。

5、特定购物券等相关证券盖章有效，遗失不补，过期作废。第十六条 物资保管。

1、建立岗位责任制，做到定人定岗，定期点验库存物品。

2、物品分类放置，确保物品安全。

3、建立防盗、防火、防潮、防霉、防蛀等安全制度，配备消防、消毒以及应急器材，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物品发放由专人负责登记、结帐，并定期向市社会捐助工作站报送相关情况。

第十八条 慈善爱心超市应向社会公布地址、服务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XXXXXXX负责解释。

第四篇：O2O慈善超市

O2O慈善超市

6月6日，上海，国内首家O2O（线上线下）慈善超市在静安区新闸路开业。这家超市不?H是国内首家O2O慈善超市，也是中国第一家网上慈善商店。

慈善超市的所有商品来自捐赠，售价是原价的5-7折，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也能买到。慈善超市将在静安区推广开来，其选址是街道房产，均为无偿提供。此外，慈善超市还采取了残疾人与健全人共同工作的模式。

第五篇：慈善超市

内容项目

工作人员安排（注重志愿者）

目前中国慈善超市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具体实施模式，以广州、武汉等地为代表的单纯的一次救助型模式, 以上海为代表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和以济南等地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

1、一次救助型模式

一次救助型模式强调的是慈善超市中的直接救助功能。慈善超市的根本目的与宗旨是实现对贫困者的救助功能。采取一次救助型模式的城市往往是把捐助物资放到慈善超市中, 通过发给贫困者具有一定数额的救助票证或救助卡, 使贫困者到超市中自由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广州市慈善超市里的一切用品都是用票换的。在这里甚至可以免费验光配眼镜, 不过, 也是要票才行。原本早已淘汰的‘票’成了这个慈善超市中唯一有用的交易媒介, 票的全称为慈善捐助物品领取票。尽管一张票相当于十元人民币, 但票不是用钱买的, 而是免费派送的。超市里的东西都是用票标价, 一般是一票买几件小物品, 或是几票买件稍大物品。实际上, 这些顾客并非买东西,而是自主来领东西，慈普超市实际上是捐助物品发放站。

2、市场化运作模式

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强调的是通过市场化的超市运作使捐赠物品变为现金, 在运作过程中, 对所有市民开放, 与其他市场中的超市商店等进行完全的竞争, 通过争取尽可能多的顾客而尽快把捐赠的物品卖掉变成现钱。上海的慈善超市把顾客定位为如下三类, “一类是困难市民, 一类是贪便宜的顾客, 一类是来献爱心的顾客。来献爱心的顾客愿意购买高价商品, 以此作为一种捐助的方式, 但是, 市场化运作模式强调的是在使捐助物资变现的阶段, 而变现的资金使用必须用在对贫困者的救助上。

3、混合型模式

所谓混合型模式是指在慈善超市中坚持一次性救助贫困者与市场化运作同时进行的模式。一方面, 通过向贫困者发放免费的救助卡或凭证, 让贫困者免费到超市中选取所需物品, 同时超市坚持向普通市民开放, 走市场化运作模式, 把捐献者物资变现或通过向市民提供便民超市服务实现一定程度的赢利, 来补贴超市的持续运作（除了接受市民捐赠、直接对贫困民众实施救助以外,还设有实物变现区和高价物品区(“爱心特卖区”)）。济南慈善超市的运作取向便是这种混合式模式的代表。济南慈善超市场地被具体分为如下四个功能区域1济南市社会捐助中心, 负责接受捐赠事务并成为管理人员日常办公场地。2仓库区城, 暂时存储捐赠物品。3救济与便民超市区域, 主要物品为超市的买的以及部分厂家捐赠的各种生活日常用品, 被救助者凭借免费发放的救助证从中选择所需商品, 周边市民也可以购买。在此区域中的商品价格基本上为市场价, 其中厂家捐赠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为市物价局评估后定价, 一般较为便宜。4部分物资变现区, 该区域摆放着来自各个单位企业与个人捐赠的衣物、家电、家俱等物品, 一般都是用过的, 经过整理、消毒与加工等物品。该物品经过物价局评估定价, 一般十分低廉, 其中大部分为衣物, 价格基本上在几元钱的水平上。

混合型慈善超市主要由三方构成：救助物品的捐赠者，居委会和慈善超市的经营承包者。

运行模式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社会捐赠者将物品捐献给居委会；第二阶段，居委会将物品转交给慈善超市的承包经营者；第三阶段，经营者将处理过的捐赠物品连同自己通过商业渠道购进的商品经过整理放在慈善超市的不同柜台；第四阶段，慈善超市会将捐赠物品分发给低保户，同时慈善超市经营者以市场价向普通消费者销售商品，以低于爱心价向低保户销售。

运行机制的特征 第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混合型慈善超市中，经营承包者对慈善超市具有经营权，而社区居委会具有所有权。成功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慈善超市的承包者在超市的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一部分留给自己，作为超市再投资的资金，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租金交给居委会。

第二、物品分区。慈善超市中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捐助区，主要是捐赠者捐献的小额捐款和捐赠物品。二是销售区，类似于普通超市的自选货架设置，面向低保户和普通市民敞开销售。

第三、价格双轨制。虽然捐捐赠区的出口只有低保户。但销售区商品的出口有两个：低保户和普通消费者。这类商品实行价格“双轨制”：爱心价和市场价。爱心价针对享受救助卡的低保户，市场价则针对普通市民和用救助卡刷卡购物的低保户。社区的孤老或是有重病的家庭，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凭借爱心卡每月到超市来领取价值不等的生活用品

人员构成（志愿者和正式工作人员）：

正式工作人员的构成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在编人员,属于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由社区街道发放,享受五险一金待遇;一种是聘用制人员,进超市之前是下岗职工,工资由民政局发放,待遇一般。

志愿者可从事的内容：

五个专业小组：物资接收小组、财务管理小组、价格评估小组、网络宣传小组和监督检查小组，各小组各司其责，确保了慈善超市的正常运作。

专业小组的成员大多数是义工，如：物价评估员为了准确掌握市场价，常常利用休息时间逛商场，摸行情，抄价格，使“慈善超市”的商品价格科学合理，既便利了困难群众购买消费，又不至于因标价过低而让投机的人有机可乘。

流动劝募志愿者

志愿者要对捐赠物品进行必要的洗涤、修配、包装、估价等工作

物资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市、区慈善总会拨下来的物资，2、街道给的补助超市自行选购的物资，3、市民个人捐赠的东西，4、义卖所得，5、超市正常经营获得的盈利

6、厂商捐赠。

“八大湖街道办共有十个居民社区，慈善超市会把50个困难家庭的名额平均分配给每个社区，由社区将需要救助的名单报给超市。”贾淑芳说，困难家庭发放名单一般来说三个月换一次，有的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八大湖慈善超市每个月发放价值约50元的物品。或者采取普惠型，面向所有低保家庭

销量较多的物品分别是粮油类、调味品类、纸制品类、洗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