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泸州基督教会医疗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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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试论泸州基督教会医疗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试论泸州基督教会医疗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计志宏

(曲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泸州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末中国内地会传入之时。20世纪20年代初,基督教会的医疗工作已初具规模,抗战期间为泸州医疗求助做出巨大贡献。2011年教会在原有社区诊所的基础扩建福音医院,丰富了地方医疗服务。

关键词:泸州 基督教 医院 医疗工作

自1890年基督教传入泸县以来,到解放前为止,共有中国内地会、加拿大英美会(四川大会)、自立会与安息日会4个教派在泸州活动,相继开办学校、医院,为当地信徒及民众服务。50年代初,泸州基督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断绝与外国差会的关系,外籍传教士相继离开泸州。1957年后受左的干扰,教会活动逐渐停止。79年以后,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教会正常活动重新得以开展。90年代以后,泸州教会得到长足进步,宣教事工日益兴盛,对外交流日渐频繁,特别是以泸州福音医院为主导的社会服务的发展,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同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华西宣道的各差会中,英美会是最先意识到医疗事工重要性的差会。在华西事工开创之初,4人当中就派出2名传教士从事医疗工作。到1910年左右,在教区的11人当中,6人直接或间接涉及医疗事工。差会的策略是医疗事工要占50%,鉴于教育事工的发展,很难保持这一比例,但无论如何医疗事工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美会也坚持每一个传教点至少派驻一名医生。

从人员来看,派驻的传教士都接受过良好的培训,从事的大部分工作是当时中国医学所缺乏的外科手术。当时医疗传教士每天要面对是难以治愈的疾病,以及那些被中国医生放弃的病人。在这种处境下,医疗事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当病人无法从医生同胞那时得到帮助后,他会转向那些声名在外但却让人害怕的外国

医生。医疗工作的直接精神作用是无法估计的。每一所医院都是日常的传教场所。无论是在门诊部还是在监护室,特别是在住院病人当中,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福音传教道者和病人一起读经书、聊天谈心,种下了忠诚的种子。当病人出院时,他们会得到一些福音的小册子。有许多人还在治病时就已向神悔改了。

每次治愈病人都有助于让中国人增加对我们的好感,但如果失败,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某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死去,诋毁的谣言就会四起。传教士在过去一再被指控从事危害中国人的医术,人们对洋人和官员的畏惧有时也不能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幸运的是,随着人们对外国医生和他们无私目的的了解,那些暴力事件已越来越少了[1]。

泸州的医疗事工始于1910年代初。1911年春,该会传教士福古森(Ferguson)把在北街的间租来的一间房子当作了临时药房。同时,他买下一块土地,准备建设医院。这块地位于江边,和差会其他房屋在同一条街上,此外还有两块毗连的教会购买的土地,共同构成了一处进行医疗工作的绝佳地点[2]。

1912年,在福古森支持下,教会修建一所有围墙的医院,即仁济医院。医院为门诊病人的进行了专门的设计,整体牢固、且光线明亮,里面设有门诊部、药房、小手术室和仓库等等。同时,另有几个小房间充当病房,供住院病人使用。其后仁济医院扩建,占地1400多平方米。

医疗事工仍然受到时局的影响很大。1913年3 月初,福古森因妻子健康问题被迫回加拿大。当时还在学习汉语的沈医生(Simpson)接替了其工作。1915年1月,福古森回到泸州,重新主持医疗事工。除了星期天每天都能见到门诊病人,而且住院病人的人数还不少。当地人非常热切地乐意接受外国的医学治疗。

1916年,樊立德医生(Dr.R.Wolfendale)来到泸州。同年,护国战争蔓延至泸州。作为设有医院的英美会成为医治伤兵的主力,并成为当地红十字工作中心。应刘存厚的要求,1月22号医院收治了来自纳溪的伤兵数十人,到2月6号,又收治了50多名伤兵。由于当时医院条件简陋,传教士不得不将门诊室、治疗室等改成病房,病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樊立德在报告中写道:

一些伤兵被放在门板上抬进来,一些放在滑杆上。一路上这些伤兵的残肢断臂处理极差,满身是血……一些伤兵好几天无人照顾……病人当中从上校到普通士兵全有,还有许多船夫和平民……战争最激烈时,城里的伤员至少有一千多人……从病历来看,许多伤是子弹打穿肺部,能够治愈……另一些诸如头骨、手、脚或大腿骨头被击伤的情形,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还要截肢。我们还进行了4到5起截肢手术……伤兵们认为我们能够在战败时保护他们,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再上战场了……城中另一个红十字医院药用完了,伤兵们不得不跑到我们的医院来……门诊病人最多的一天达到168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北洋兵。来自内地会的柏贞德几周以来每天都来协助我们……到5月底,医院共收治260名住院病人及2404名门诊病人,每天病人有86人,几个月来共收治病人11825名。如果我们有一所设施健全的医院,毫无疑问将收治更多的病人……幸运的是我们能够从重庆得到药品补给[3]。

仅1916年的上半年住院病人的人数就达到280人,全年共有385名住院病人在此就医,作为仅拥有25张床位的医院而言这一成绩非常了不起。战争期间,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前往医院治病。樊立德对护国军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练习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兵军纪涣散。我们非常同情护国军为共和所做的斗争。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报纸上称护国军为‘叛军’。和北洋兵相比,他们的表现要好得多,更像是爱国者而不是叛乱者。此外,大多数北洋兵还抽鸦片。”

在教会的努力下,到1917年初,英美会在泸县已会有47名受洗的信徒,39名学友和174名慕道友,总共260人。教会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随着宣道事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感到越来越容易和当地人接触。而在混乱的时局中,难民为躲避战火,转而寻求教会的庇护,传教士亦利用机会传播福音,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们在泸州的教堂涌进了许多妇女和女孩,在这里她们能免遭无法无天的军人可能对她们实施的虐待。在主日学校里有很多日常的服务无法开展;我们允许很多人在院中搭帐篷住下来……大量的人向教会寻求庇护,其中还包括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官员[4]。

20年代以后,泸州仁济医院继续得以发展。面对战乱的局势,医院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1926年,经刘伯承策划,亲自领导,驻泸州的陈兰亭部与袁品文部发动“泸州起义”,刘伯承到泸后开展革命工作。外国传教士离开泸州,仁济医院停业,“一切门窗,器物悉被掳去”。1927年,医院改名为仁济男妇病院。1928年春,刘文辉下令永宁驻军归还侵占的医院和益智小学用地,但仍无结果。后四川大会派冷泽清(F.F.Allen)医生到仁济医院,与当地驻军共同使用医院。1929年3月,驻军移师叙永,教会才得以收回医院,并将院名改回。

自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开办后,为四川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华西协合大学对医生的培养,是其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体现。泸州仁济医院也从中受益。1930年,冷泽清退休返回加拿大,华大毕业的会汝宜医生前往泸县仁济医院工作。同时,四川大会另派加拿大的饶裴然(I.E.Revelle)前来主持工作,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夫人金氏,后者毕业于重庆护士学校。由于饶医生中文欠佳,故医院事务多由会医生处理。自此,医院事务逐渐交由中国信徒负责。1933年,医院病床增加至40余张,王传福任院长,标志着中国信徒完全掌握医院管理权力。平时医院门诊病人每天约70人,营业时间上午8点至10点,下午3点至4点。住院部时间稍长,上午8点至10点,下午1点至3点,晚上8点至9点。

同时,医院也为城里的红十字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大的贡献在于帮助红十字会护士培训学校培养护士。医院除日常事务外,还努力为当地戒除鸦片服务。一方面,利用《希望月刊》发表文章,阐述毒品危害,希望受毒品影响的信徒或普通民众戒毒。另一方面,组织医生护士为毒瘾患者服务,借此传播福音。

许多鸦片瘾君子向教会寻求帮助,问是否有什么特效药可以马上戒掉鸦片。毫无疑问,可能只有神的帮助才是唯一制胜之道[5]。

抗战期间,仁济医院受到很大影响。1939年9月11日,日军飞机轰炸泸州,医院、礼拜堂、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驻地的裴尔思牧师(Gerald S.Bell)在报告中描述了医院的遭遇:

当我们从山上下来时,发现城里特别是我们的医院和妇女布道会的房子全被毁了,近看时情况更遭。医院除了几处墙壁,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医院、学校和住房全被烧毁。医院只剩下墙壁……此外,洪承宣(Hoffman)的房子还算完好……只有靠近河边的教堂和附近两所房屋还在……洪承宣的厨师养在教堂旁边的6名头也死掉了。一颗炸弹掉在院子中间,把地基都炸掉了一部分,大块石头飞进洪承宣的房间[6]。

外籍传教士洪承宣与中国牧师秦石香联名向重庆教区求救,9月20日文幼章(J.G.Endicott)率重庆各医院抽调的外科医生10人组成医疗队飞抵泸州,开展医疗抢救工作。洪承宣牧师与杨敬章(泸州红十字分会医院院长)等人前往迎接。当天一行人在泸州抢救组组长彭云谷的陪同下到肖巷子红十字会一医院、慈善路大昌医院和小市川主庙戒烟所,并向各医院医护人员、伤员进行慰问。文幼章见教堂里涌入大量难民,生活困难,于是便与当地牧师商量解救方法,他个人捐出1000元,设立临时施粥处,由秦石香牧师负责筹办,每天分上、下午施干饭、稀饭一次,不分男女老少每次一大碗。同时,文幼章利用施粥场经费制作一百多件棉背心,发放给伤员御寒,并为买来旧棉被提供给难民。文幼章一直在此服务至1940年2月,为泸州当地的伤员、难民提供了大量帮助[7]。

1939年10月,教会于西门设立诊所,临时设立病床10张,为病人服务。同时,教会采取各种措施筹划重建医院。

经文幼章牧师汇来一千元,作救助灾民及修建房屋费用,加之地方筹款,于1945年在原址重新开办医院,同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将设于西门的诊所迁回,设病床20余张。医院先后由王传福、彭云谷、杨俊明任院长,有医务及工作人员20人。医院由四川大会直接领导,独立核算。

[8]1950年10月,川南行署卫生厅决定在忠山修建“川南医院”和建校。当时忠山上没有教室,西南区医士学校医1期和药1期的教室开初1学期,就是借用卫生厅宿舍北城垣三圣宫临时办公,基督教会礼拜堂和街边一间屋做上课教室,修建川南行署时,有部分办公地址也是泸州基督教会捐赠的。

1951年,仁济医院由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泸州市市立医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泸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召开了泸州市基督教代表会议,选举秦石香为泸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本成、孙振垣为副主任委员,姜文彬、刘礼华、李亚群、谢世芳为委员,刘良辅为秘书。被占用的礼拜被教会收回,濂溪路(三道拐)礼拜堂重新投入使用,经过整修,1982年教会恢复了宗教活动。

同时,教会积极开展社会服务,造福社区。2000年,在邓华姊妹、吴晓燕姊妹的支持下,教会创办了福音诊所。2002年,在泸州市民宗局和卫生部门支持下,福音诊所扩大为社区医疗服务站,全称为泸州市江阳区北城濂溪路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所在社区的1.6万居民服务。现在福音诊所已由单一的医疗服务向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的功能发展。2006年,福音诊所的人员不辞辛劳,付出大量心血,挨家挨户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把他们的姓名、性别、住址、疾病情况和电话号码逐项登记填表,建立了4000人的健康档案,设置了健康监控网络,对慢性病人实行定期监测、定期上门服务,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省、市、区卫生部门的好评和表彰,同时也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2007年,诊所被四川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和省民政厅授牌“四川省社区医疗标准化建设达标机构”、“优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2009年初以来,泸州教会筹划重建福音医院。通过与香港医疗关怀公司协商合作,预算引进投资60万元,并利用已有房屋进行装修,添置设备,招聘医护人才。2010年底完成。2011年1月11日举行开业典礼。该院的宗旨是 “政府得民心,教会得声誉,医院得发展,百姓得实惠”,希望 “让患者以合理的价格享受到专家级的服务。”贫困的住院患者凭村社证明还可得到教会医疗关怀基金补助。该院也得到了泸州医学院与泸州人民医院的帮扶,医院住院部由教授每周进行业务查房,外科、骨科、妇科等可由手术专家主刀。福音医院一期使用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配备全中央空调,铺设防滑柔性地板,拥有超静手术室,干净温馨的病房。设备有:C型臂术中影像监控系统、骨质增生治疗系统、电脑自动颈腰椎牵引机、德国爱克发CR医学影像系统、电子阴道镜、妇科微波治疗仪、彩超、麻醉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院原有病床20张,但开业后不够用,先已扩至43张,其中约5间病房有电视机。有医护人员28人。医院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不收挂号费。

福音医院还经常到各地义诊,义诊点设在教会聚会点。以2011年4月17日为例,福音医院义诊队到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义诊。通滩点聚会点信徒数为30-40人。信徒多为老人,男性相对较少。居民对义诊总体印象:非常好、行善;对基督教印象:非信徒说基本上是没时间参与教会活动,但也不反对。仅2011年,福音医院为所在社区和信徒中的孤寡老人,三无病人、因病返贫病人给予医疗救2700人次。提供医疗救助金809,630.89元[9]。

医院在义诊下乡的同时,不断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先后为社区、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地区等27次培训,受益群体近2500余人。对艾滋病患者给予一定的心灵关怀以及救助金。

中国基督教第七次代表会议报告提出要继续开展社会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各地基督教两会要引导教牧同工和广大信徒更新观念,按照圣经教训,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服务人群,积极参与各项公益事业,开拓社会服务的新领域。”泸州教会响应全国“两会”的号召,也提出了未来努力的方向,即“以神学教育为先导,发展为基础,复兴为使命,加强教会牧养人才和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开设川南培训中心一年制圣经班、短训班、综合技能培训班和心理咨询培训班。在教会社区医疗站的基础上,扩大开办教会福音医院。与主内同工合作做好汶川草坡、克枯小学、特殊学校、特殊学校师生心理关怀工作、人才培养工作,以及部分灾区教会社区关怀工作”。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Service of Luzhou Church Jizhihong Abstract: The medical service started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when CIM entered Luzhou.It had grown rapidly in the 20 of 20 century, and it provided huge support during Anti-Japan war.In 2011, local church had turned the clinic into Gospel hospital, enriching local medical service.Key Words: Luzhou Christianity Hospital Medical service

参考文献:

[1] Edward Wilson Wallace.The Heart of Szechuan(Reversion)[M].Methodist Rooms, Toronto, 1905: 126.[2] Samuel Dwight.Our West China mission[M].Toronto: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221.[3] R.Wolfendale, S.Edin.Red Cross Work In Luchow[J].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July, 1916 :18.[4] Samuel Dwight.Our West China Mission[M].Toronto: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236.[5] A.C.Hoffman.Luchow[J].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April, 1932: 31.[6] G.S.Bell.From Luchow[J].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Oct, 1939: 405.[7] 朱花朝.日机轰炸泸州 文幼章率医疗队前来抢救[A]//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G],1996: 794-795.[8] 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M].巴蜀书社,1992:424.[9] 陈建明.四川省泸州市基督教会社会服务调研报告———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中心[J].宗教研究, 2011(4).注:本文为“西南民族地区法与社会治理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计志宏,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文化。邮箱:jizhh0874@126.com;电话:*** 邮编:6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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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泸州老窖_历史

泸州老窖 历史

泸州老窖酒的酿造,钟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贯华夏之慧根,酿人间之琼浆。其施曲蒸酿,贮存醇化之工艺,不仅开中国浓香型白酒之先河,更是中国酿酒历史文化的丰碑。

历史沿革

众所周知,泸州老窖:泸州老窖,西凤酒,汾酒,茅台是我国的四大名酒。泸州地处巴蜀,泸州老窖的历史,与源远流长巴蜀酒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黄河文明还是长江文明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而三星堆文化遗址的时间上限为4800年前,与众多巴蜀文化遗存相互印证,也为泸州老窖的发展历史寻到了直接的源头。另据学者研究,古代巴蜀盛行“撒满文化”,巫师以酒精性饮料使自己处于麻醉状态,以便与天神交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巴蜀酒文化的早熟、繁荣,以及特有风姿。

巴蜀人酿酒,从来就是自成体系并富有建树。北魏的贾思勰《齐民要术·七·笨曲饼酒》记载了巴蜀人的酿酒方法:“蜀人做酴酒,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两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冻释,发漉去滓,但取汁三斗,谷米三斗,炊做饭,调强软合和,复密封数日,便热。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人多啖温,温小暖而面热也。” 这里的“酴酒”即醪糟酒(浊醪)。

据史料记载,泸州,上古至秦朝时属于巴国。专家考证,巴人(包括泸州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建立奇功,得到封赏。其中尹吉甫是辅佐周宣王的重臣。作为全球尹氏华人公认的先祖第一人尹吉甫,是《诗经》的作者之一,也是古江阳人。汉初毛公著《毛诗故训传》训释诗经及西汉杨雄(前53——后18)著《琴清音》时,对其均有所言载。据明嘉靖十三年甲午(一五三四年)雷洁撰《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庙记》曰:尹吉甫者,江阳人。”中华书局2002年版《平遥古城志》第248页亦载:“尹吉甫(生淬年不详),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古蜀国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人矣”。

夏、商时期,泸州为“梁州之域”,至周代则属“巴子之地”。正所谓“清酒之美,始于耒耜”,巴蜀出产“巴乡清”酒,曾是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江阳人尹吉甫在《诗经.大雅》中曾云:“显父浅之,清酒百壶。”而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在所撰地理名著《水经注》卷33《江水(一)》中记述江阳县时有云:“有巴人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可见,巴乡清酒,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与泸州人尹吉甫的诗文记载。

源远流长

泸州酒业,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与之一脉相承的泸州老窖集团是响誉海内外的百年中华老字号名酒企业,是在明清36家古老酿酒作坊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集团。

泸州老窖源远流长,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行业首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作为川酒和我国浓香型白酒的唯一代表,于2006年 5月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行业唯一拥有“双国宝”的企业。泸州老窖特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酒,1915年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52年中国首届评酒会上被国家确定为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是唯一蝉联五届获得“中国名酒”的浓香型白酒。其“泸州”牌注册商标是中国首届十大驰名商标。“国窖牌”商标在2006年获得白酒类唯一的国家“驰名商标”,“泸州老酒坊”牌商标又于2008年获得国家“驰名商标”。自此,泸州老窖成为行业唯一拥有三枚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

公司荣誉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1952年,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评酒会议,评选全国名酒 1979年9月10日特曲获第三届国家名酒 1980年工农牌特曲获国家质量金奖 1980年、1984年国家质量金奖 1984年 泸州老窖特曲获国家质量金奖 1987年泰国国际饮料食品展览会金奖 1988年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鼎奖 1990年特曲获巴黎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1991年“泸州”牌商标获“首届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1992年特曲获俄罗斯食品博览会金奖 1992年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博览会金奖 1992年获匈牙利布达佩斯特别金奖 1992年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1993年英国第一届国际评酒会特别金奖 1994年巴拿马万国名酒特别金奖 2001年泸州老窖品牌评价证书

2002年国窖牌、泸州牌原产地保护证书 2003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04年久香牌曲药原产地证书 2004年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4年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4年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2006年酒类产品质量等级认证 2006年入选中华老字号

2006年10月16日“国窖”商标入选驰名商标 2008年“泸州老酒坊”商标成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9年“永盛烧坊”商标获“四川省著名商标”称号 书法巨碑《九九归一》 国家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股份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四川泸州国窖广场,是具有400多年酿酒历史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总资产68.95亿元,生产建筑面积36万多平方米。公司拥有我国建造最早(始建于公元1573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保护最完整的老窖池群,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第一窖”,以其独一无二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价值成为世界酿酒史上的奇迹。

公司主导产品有国窖·1573、百年泸州老窖及泸州老窖特曲等。国窖·1573经国家白酒专家组鉴定,具有:“无色透明、窖香优雅、绵甜爽净、柔和协调、尾净香长、风格典型”的特点。泸州老窖特曲(大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酒,蝉联历届中国名酒称号,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以来,屡获重大国际金牌17枚。其“泸州”牌注册商标是中国首届十大驰名商标之一。经国家权威无形资产评估机构认定,泸州老窖品牌价值高达102亿元。近年来,企业还先后荣获“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中国企业最佳综合经济效益500强”等荣誉称号。

泸州老窖品牌在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World Brand Value Lab)编制的2010《中国品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28位,品牌价值已达397.45亿元。

慈善捐助

网易财经讯 2008年5月18日晚20:00,由国家七部委联合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的《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晚会在央视一号演播厅举行,此次赈灾募捐晚会是建国以来我国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再次纷纷慷慨解囊,大规模向灾区捐助爱心,其中泸州老窖捐款2680万元。

腾讯财经讯 2010年4月20日晚,由中宣部、民政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四家单位联合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在央视1号演播大厅举行。围绕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各路名人与知名企业纷纷慷慨解囊,其中四川泸州老窖在先期捐款捐物300万元的基础上,由总经理特别助理孙跃代表企业再次捐出500万元。

获得金圆桌奖

2011年5月7日,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论坛暨颁奖盛典在北京马哥孛罗大酒店举行。泸州老窖凭借科学高效的董事会治理水平,从沪深股市2264家上市公司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圆桌奖”最佳董事会桂冠;同时,在个人奖项评选中,泸州老窖董事长谢明成功捧得“最具战略眼光董事长”桂冠。两项重量级荣誉傍身,使泸州老窖成为颁奖盛典的亮点。

由《董事会》杂志主办的“金圆桌奖”被公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领域的第一奖项。评审坚持遵循董事会治理评价(BGR)六大指标体系,按照分值高低遴选最佳董事会,并根据网络投票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400多年酿酒历史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泸州老窖自上市以来,运作规范、决策科学,统筹公司发展全局。对内,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完善激励机制,推进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有效形成一个“管宏观,抓战略,放手支持经理层日常管理,用企业文化凝聚员工”为管理风格和整体氛围的科学化董事会运营体系,确保了公司重大决策的有效性和前瞻性,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决策基础;对外,泸州老窖保证投资者的知情权,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兑现股改承诺,给予投资者高额回全人类共享幸福美满的生活”。

泸州老窖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1996年12月被批准为行报。自上市以来,公司已累计派发现金红利37亿元,是融资额的2.3倍。通过高比例的现金分红,真正让投资者得到丰厚投资收益,努力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践行一个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据悉,2010年9月,泸州老窖凭借市值管理、董事会结构、发展战略、股东价值回报、社会责任五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分,就曾被《理财周报》评选为“2010年中国主板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2010年中国主板上市公司最佳企业社会责任董事会”,此次“金圆桌奖”的两项桂冠颁发实可谓泸州老窖荣耀的延续。

全国各地都有其代理商,而在扬州,扬州新时空商贸有限公司就是泸州酒业的代理商。

第三篇:基督教会历史考试范围整理

终极版

1、耶路撒冷大会

*约公元50年在耶京召开的基督教众使徒会议。

*彼得、雅各、保罗、巴拿巴等人出席了会议,主要讨论外邦人皈依基督教应否遵守摩西律法、割礼等问题。最后会议决定予以否决,但要做到禁戒祭偶像的物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为基督教在非犹太民中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2、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

*普世信经之一,最早流行于西部教会,相传出于耶稣的十二使徒故名。经考证一般认为源于早期罗马教会使用的《古罗马信经》。通过此信经信徒可知道基督教信仰真义,能分辨异端。

*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相信全能父上帝;相信圣子基督的有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并受难、复活、升天、再来;相信圣灵、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复活、永生。

3、米兰谕令

*公元313年初,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发布著名的米兰敕令

*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基督教与罗马神庙具有同样的合法地位;还发行被没收的教会财产;释放被俘的教士和教徒,免除教士的徭役,给主教予释奴权;教会可以拥有财产。*米兰敕令被视为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由迫害到利用的转折。

4、尼西亚大会(325)

*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帝国境内300多名主教参加。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为基督是否具有神性,重点反对亚流主义。亚流派否定基督神性,认为基督是受造非永恒;亚他那修强调基督与父上帝同质,基督就是神。

*结果:亚流派被定为异端,开出教籍,宣告基督具有神性;初步拟定了《尼西亚信经》;会议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并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3个教区的大主教以更大的权力,规定主教全由皇帝任免,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主日为“复活节”。

5、君士坦丁堡会议(381)

*38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即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重申确定《尼西亚信经》,真正将亚流主义完全排除,将其逐出帝国。

*会议宣告圣灵具有神性,把圣灵提到与父、子完全同等的地位,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

6、以弗所会议(431年)

*公元431年由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开,即第三次大公会议。

*旨在解决聂斯脱利派将基督神、人两性割裂的问题,聂斯脱利派在此会议上被定为异端。

*会议也宣布伯拉纠主义为异端,其否认原罪、人全然堕落和预定论,主张婴儿无罪。此会议肯定了人类的全然堕落。

7、迦克敦(卡尔西顿)会议(451年)

*公元451年由罗马皇帝马西安在迦克顿城召开,即第四次大公会议。

*会议强调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具有完全的神性与人性,并且两性不混、不变、不分、不离。*会议制定了迦克顿信经

8.武加大译本:由伟大的教会领袖耶柔米于四世纪时所译,他直接将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由译为拉丁文,没有采用七十子译本,此译本至今仍对罗马天主教有极大影响。9.游斯丁:早年是一个异教徒,作为哲学爱好者,他先后求教于斯多亚学派、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毕达戈拉斯主义的哲学,最后通过柏拉图主义皈依了基督教,终生以哲学家身份到处游说,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于主后165年前后在罗马殉道。

10、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约在公元150至155年间出生于北非的迦太基,后来赴罗马进修法律并执业律师;信主后回到迦太基,成为当地教会的长老。他的用词表达极有恩赐,比前人更能把基督的教义用最清晰、最准确的字汇加以说明,如“三位一体”、“位格”、“实质”。特土良是一个道德严谨的人,主张禁欲,晚年接受孟他努主义。

主要作品有《护教文》、《反异端法规》

名言:“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他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排斥哲学问题:“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 特土良是教会早期伟大的神学思想家,被视为西方神学的创始人。特土良晚年虽然受孟他努主义影响极深,但他在教会史上的神学思想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1、居普良(居普里安):约公元200年生于北非迦太基,是富有且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是著名修辞学教授。约公元246年成为基督徒,两年后作迦太基主教,258年为主殉道。主要的作品是《论教会的统一》、《论背教者》

强调教会观念,认为教会之外无救恩;高举主教制,教会的统一性在主教里,认为“只有一位上帝,一位基督,一个教会,一个由主的话而建立于磐石之上的权位(主教团)。” 居普良是北非教会在特土良和奥古斯丁之间最重要的思想家。

12、爱任纽

*约135年生于小亚细亚,178年出任里昂主教,因积极对抗诺斯替主义,护卫基督教正统信仰而出名,约202年为主殉道。

*主要作品是《驳异端书》、《使徒教训释义》,提出影响深远的“复归元首”说和“使徒统绪”说。

13、罗马的革利免(克莱门、克雷芒)

*他是使徒后期最重要,也是最早的一位教父,至于其生平所知甚少。有学者根据他的《致哥林多人书信》的内容和风格,认为他应当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对犹太古经有深切的认识,他可能是一位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犹太人。*他留下来的唯一可靠的著作是约于公元96年写的《致哥林多人书信》,原文是希腊文,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的,共65章。此信影响很大,常被二、三世纪的教会所引用。

14、革利免:(150年-约215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5%E5%B9%B4”年)是基督教神学家,基督教早期教父,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了跟同名的教宗革利免一世(即罗马的革利免,Clemens Romanus)区分,而常被称为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

潘代诺的门生,他继承了潘氏的圣道学校。他出生于富有希腊哲学思想的雅典城,虽然是出生在非纯正的基督宗教信仰下,但却于公元180年到亚历山大定居,此时革利免才开始接触基督教并与潘代诺所主持的圣道学院建立关系。

15、俄利根:(或译奥利金)(185年-251年),是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俄利根生于亚历山大港,卒于该撒利亚。他是希腊教父,更是亚历山大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神学上,他采用希腊哲学的概念,提出“永恒受生”的概念来解说圣父与圣子关系,对基督教影响至今。他的著作对基督教神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也有许多主张被后世教会定为异端。

16、安布罗斯:(约340-397)出生于当时高卢首府特里夫斯。其父约于337年至340年在该地任帝国驻高卢总督。为了将来担任文职,他前往罗马求学。30岁任意大利总督,因治理公正和缓而赢得敬爱。约于374年他被委任为总督,后被选为主教。安布罗斯是一位有名望的神学著述家,罗马教会把他列为“博士”,或者说,权威教师之一。他的著作主要是希腊神学思想的翻版,只不过对罪和恩典有较深刻的理解,超过了希腊神学家们。安布罗斯于397年去世。

17、奥古斯丁:(354-430)身兼教父、神学家与主教的奥古斯丁,巍然矗立于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岔路口上,指引整个西方基督教的行进方向:奥古斯丁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他是古代基督教作家中的最后一人,同时也是中世纪神学的开路先锋。他的思想大约成形于397年,主要代表作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城》。他的主要对手是摩尼教、多纳图派和伯拉纠派。

18、多纳徒派:于四世纪初戴克里先时期的迫害之后出现于北非迦太基,认为教会是义人的教会,反对罪人尤其是在迫害中背教的人加入教会。强调教会经验主义的圣洁,认为凡是那些以经换命的人所施行的洗礼以及他们所按立的圣职一概无效。

多纳图主义者认为:与皇室权柄有瓜葛,由罗马主教以及东方总主教所代表的教会,乃是背道者。多纳图主义者想要拥有一个纯洁无暇的教会,毫无背道者与不道德领袖的污染,甚至连悔改与通过补赎礼而复职者也不能有。他们是严格的教会道德主义者,起源于德尔图良与奚普里安。

314年君士坦丁在高卢南部的亚尔勒召开会议,称为“亚尔勒会议”。会上继续支持开其里安,将多纳图派定为异端。

19、伯拉纠派:由英国伴侣伯拉纠所倡导。不接受人类因亚当而失落的教义,否认原因、人类全然堕落及预定论,主张人类并非生来就败坏,婴儿无罪。洗礼并非洗掉原罪,而是许可升天的标记。伯拉纠主义最终在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中被定为异端。

20、聂斯脱利派:安提阿教会中著名的布道家聂斯脱利(Nestorius约380—451),是叙利亚的牧师和修道士。428年作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时他曾反对阿里乌派,接受安提阿派的神学。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判为异端。聂断脱利退入安提阿修道院,直至435年被皇帝下令放逐。

基督教初期在东叙利亚、米所波大米、波斯等国的信徒所用的文字不是希腊文。他们认为聂氏的说法不错,就追随聂氏另组教会,所以称他们为聂斯脱利派(Nestorian)。聂斯脱利派后来在上埃及一带继续发展,在波斯建立教会。聂斯脱利派不承认教皇的权柄,赞成牧师可以娶妻。这派传到了亚洲中部和中国北部,福音最早传入我国是在635年(唐贞观九年),当时来到的景教教士正是聂斯脱利派。帕特里克

389-461爱尔兰人心中伟大的布道家432年被按立为爱尔兰的传教主教创造出修道院院长、部落领袖和主教合一的独特制度坚守苦修和修道主义“爱尔兰人的使徒”。

奥古斯丁(被教宗派往英格兰):坎特伯雷的圣奥思定(英语:St.Augustine of Canterbury,?-604年5月26日)是本笃会会长和第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597年,奥古斯丁等人奉教宗大额我略一世之命,往英格兰传扬福音。后来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立了根基,建立了第一间座堂,设神学院。伦敦、罗彻斯特等地,都成立了教区。奥古斯丁还帮助肯特君王订立法律,兴办学校,出版书籍。奥思定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宗徒” 提奥多若(被派至英格兰的修士)

东方修士,派往英格兰的传教士。曾接续主教奥古斯丁,担任了坎特伯雷第二任主教。

22、阿尔琴:阿尔琴,西欧中世纪英格兰神学家、教育家。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曾就读于英格兰学者和教士阿尔伯特主持的约克主教学校。766 年,继阿尔伯特任约克主教学校校长。782 年,应法兰克查理曼大帝之邀,率 3 名助手前往主持宫廷学校,并亲自讲授修辞学、辩证法、神学、算术、天文学等课程,查理曼也亲聆其教。还担任查理曼的教育顾问,协助进行教育改革达14年。796年,被任命为法兰克帝国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任职期间组织教士抄写书籍,使该修道院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抄写场所;创办一所学校,教导青年研读《圣经》,学习七艺。著述颇丰,除文牍、诗歌、祷告书外,还有不少关于七艺的论述,其中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成为修道院学校重要教材。有关音乐、算术、几何学的论述已佚。

21、沙漠之父安东尼:基督教隐修主义的创始人,出生在埃及中部的科马(koma)。他为基督对一青年财主说的话深有所感(太十九21),于是抛弃了财产,约278年,在他生长的村庄开始禁欲生活。约15年后退居荒野,成了隐士。据说他在这里隐居直到356年,他用禁食、克制肉欲的方法作为亲近神的手段,不断以祈祷,克制情欲,以此接近上帝。

不久许多人开始仿效安东尼,有完全独自也有团体隐修,其中最大的是在尼特里亚和塞蒂斯沙漠中。他们的理想是做一个为基督舍弃一切的英雄。

22、帕克米乌:早期基督教集体隐修制度创始人。320年,他在埃及的南部一个村庄创建第一所基督教隐修院,招募修士集体隐修生活。后又建成10座隐修院,修士总数达9000人。也曾协助其妹建立一座女隐修院。用埃及文著《隐修规则》,哲罗姆译成拉丁文。(这个修院里,每人一个房间,既然是群居式修道就需要有一个彼此的服事,就按照个人的特长分成组,进行相互服事。修院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灵修,例如:聚会、掰饼、禁食等等。)

23、屈梭多模:于主后350年生在安提阿,他由二十岁时就寡居的虔诚的母亲安修莎抚养成人。他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曾在安提阿城最伟大的异教学者利巴纽门下受业,很可能是自使徒时代之后初期教会最伟大的传道者,享有“金口”之誉。

24、亚他那修:(295-373)尼西亚信仰的最大捍卫者,他在反亚流斗争中阐述三位一体的教义不遗余力。他约于295年生于亚历山大。在亚流论争早期,他还是个执事,并任亚历山大主教的私人秘书。并以此身份陪同主教去尼西亚赴会。在328年他被选为亚历山大大主教。他始终担任此职,尽管他屡遭攻击,并五次被放逐。《道成肉身》详细说明了亚他那修的基本神学观点:基督“成为人,为叫我们得成圣”。他的《安多纽传》,对沙漠苦行僧称誉有加,有助提倡修道主义。他的《复活节书39》是新约27卷正典最早的见证。

25、巴西流:(330-379)在演说、教会行政和神学洞见上,显露了他的无比才华,他在关心社会和修道生活上卓尔不群。巴西流、他的弟弟尼撒的贵格利和朋友拿先斯的贵格利三人被称为“加帕多加三杰”。

於364年按立为长老,370年春季继尤西比乌之后出任该撒利亚主教。他关于苦修生活的写作对东方基督教影响极大。由于他讨论三位一体时,给所使用的名词下了精确的定义,他替381年康斯坦丁堡会议的工作铺平了道路。他首先给三位一体安排了那个可以接受的形式:一个本体和三个位格。

26、女撒的格列高利:是巴西流之弟,因为其後出任尼撒的主教,所以被称为“女撒的格列高利。

他说∶“家世财富荣耀,让与世俗为友的人去追求;基督徒的谱系在於与神亲近,基督徒的家乡在於真实善良,基督徒的自由,在於身为神的儿女”。

曾退隐至本都,潜心修道。其一生忠心持守传讲尼西亚信仰。

27、拿先斯的格列高利:于公元330年生於拿先斯地区,故称为拿先斯的格列高利。曾出任撒希玛(Sasima)的主教。在“加帕多家三杰”中,就教会领袖能力来说,他不如巴西流;就神学思想深度来说,他不如女撒的格列高利;但是就讲道口才而言,他比这两人更胜一筹。他将尼西亚信仰与希腊神学用词结合,清楚论证,是维护尼西亚信仰的健将。

28、帕特里克(Patrick,389-461):爱尔兰的使徒,生于基督教世家,在法国南部的修道院居住多年。417年,被按立为执事后,被派往爱尔兰协助帕拉狄。432年,被按立为爱尔兰的传教主教。此后,一直在爱尔兰建立教会。在萨巴巴特依建立教会后,前往拉哈亚王宫中,希望政府能容忍基督教存在,又使数名皇室成员皈依基督教。建立亚尔马革大教堂,它日后成为爱尔兰教会的教育和行政中心。

将主教制传入爱尔兰,与爱尔兰传统的氏族制结合,从而创造出修道院院长、部落领袖和主教合一的独特制度。坚守苦修和修道主义,又保持传福音的热诚。鼓励人民学习拉丁文,尝试将学术水平提高。帕特里克是以爱去献身给社会的属灵修道主义者的典范。

29、克伦巴(Columba,521-597):将苏格兰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基督教化,因此享有盛名。来自爱尔兰的贵族家庭,在爱尔兰修道院受训,在自己的国家建立数间教堂和修道院。

563年,与十二位同伴往苏格兰的伊奥拉岛建立修道院,作为向苏格兰人和皮特人传教的基地。最终通过皮特国王的皈信而使苏格兰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一部分。

他是一个有属灵异象的人,运用个人强大的影响力去影响国王和领袖的事务,而且深切关注基督教学术。30、艾欧纳隐修院:563年科伦巴到苏格兰开始工作和传道,他和同伴十二人住在艾欧纳岛上,并于567年建立隐修院,以岛名为隐修院名。

31、温弗里德(卜尼法斯):他出生于德文郡,是安格鲁斯—撒克逊人,后来在温彻斯特附近的纳特塞尔当隐修士。他是日耳曼人的传教士。732年做大主教,746-748年在美因茨做大主教,一生奔波于传教事业和建立隐修院。

32、大格列高利:约公元540年出生在罗马一个基督徒参议员家庭;579年,教皇贝拉纠二世(Pelagius II)任命他为教皇使节,派驻君士坦丁宫廷。586年,回到罗马,担任圣安得烈隐修院院长。590年,被推选为教皇,成为获得该职位的第一位隐修士。604年去世。

在他任职期间面对伦巴德人的入侵,成功领导罗马免遭沦陷;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提出的“普世主教”,他自称为神的“众仆之仆”;从596年开始,他发起来一场使英格兰皈依基督教的影响深远的传教运动;积极推行修道制度,并以身作则;神学思想属于奥古斯丁系统;创“格列高利诵调”。

贵格利成为第一个由修士出身的教宗,历史学家也常把他当作最后一位教父和中世纪第一位教宗的神学家。

33、马吉安主义:产生于公元二世纪的异端,因创始人马吉安命名。

受诺斯替主义的影响,主张善恶“二元论”和“幻影论”,否认基督的道成肉身、死和复活。认为旧约神是一位恶神,否认旧约神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那一位。

首次编修《圣经》——“马吉安书目”,摒弃旧约,新约只包括被修订的路加福音和保罗十封书信(三卷教牧书信被删)。

34、孟他努主义:因皈依基督教的原异教祭司孟他努而得名,他在156年自称已成为圣灵的驯服工具,圣灵籍着他的口说话,不久后又两位女祭司加入其行列。他们以圣灵代言人自居,尤其重视说预言,认为世界末日将至,主快要来,因此实行狂热的厌世主义及教会惩戒,以预备主的降临。同时实行苦修主义,摒弃性事,加强禁食,过圣洁生活,孟他努在160年被教会开除。

35、诺斯替主义:“诺斯”原意是“真知识”,该主义也称“灵智派”,是采纳了希腊思想、东方神秘宗教、罗马秘传宗教的产物。持二元论思想,相信有一位超越、纯灵的善神,这个物质世界非他创造,而是由一个次等神所造。物质为恶,人肉体囚禁了灵魂,人得救就要脱离这个有形世界的束缚。通过一系列的流溢说来解释创造。基督教产生后,形成“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又称“幻影论派”。

2、3世纪盛极一时。认为耶稣只是幻影,否认道成肉身,后被基督教正统派视为异端。

36、神格唯一论:早期基督教在神性问题上的一种学说,为维护一神论,强调上帝的独一性而否认圣子具有独立的位格,后被定为异端。该学说的代表人物为罗马的撒伯流,他从215年开始传讲父、子、圣灵的关系,其观点是父、子以及圣灵三个名称,只不过是指唯一的神显示自己的独一本质的三个阶段而已。261年撒伯流被判为异端。神格唯一论总共以两个偏差形式出现∶神力的神格唯一论(Dynamistic Monarchianism)及形相的神格唯一论(Modalistic Monarchianism)。

37、阿里乌与其阿里乌派: 阿里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阿里乌派的创始者。公元381年在亚历山大任教职,其神学言论引发教义之争,次年被革除教籍。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上被定为异端并遭到流放,327年获赦。

阿里乌派:公元4世纪出现的基督教异端,其思想根源于诺斯替主义,其目的在于根据自然原理定义基督与上帝的关系。该派反对三位一体教义,尤其反对基督的神性,主张圣子是被造的,从属于圣父,而圣灵更比圣子低一级。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上被定为异端,直到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被彻底否定。

38、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学校,是2世纪后期由皈依基督教的潘太努斯建立的(潘太努斯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是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作为一名学者他担任起了教导亚历山大人信仰的责任,他用希腊哲学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并且借鉴古老的问答模式来解释圣经,使更多的信徒接受耶稣基督)他也成为该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开办这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准备受洗的异教徒和犹太人进行教育。

39、都尔(图尔)之役:公元8世纪,教会及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处于极其危急的情况:回教即将吞噬基督教。法兰克王查理呼吁境内所有百姓投入战争。公元732年,在查理的指挥下,这支基督徒军队与回教大军相通在都尔(图尔)平原。两军对峙了7天之后,终于在十月的一个星期六,双方摆开阵势。法兰克军队严正以待并抵挡了凶悍精锐的阿拉伯骑兵军队一天数次的进攻。最后法兰克军队胜利,阿拉伯军队撤退到比利牛斯山。

40、丕平赠土(教皇领土):公元751年丕平逼迫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退位,自己当上国王,创建加洛林王朝。教宗扎迦利派遣大主教为他行加冕礼。754-756年,丕平两次远征意大利,迫使最后一位伦巴德国王投降。756年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为答谢教宗支持他夺得王位,而将意大利半岛拉文纳至罗马的大片土地赠予教宗。

41、授衣礼:非圣品人员(如奥图一世),以平信徒身份将戒指及权杖这些象征授与当选的主教,所以称为平信徒授衣礼。1059罗马召开的宗教会议中,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废止了它。1075年,贵勾利七世再度禁止“平信徒授衣礼”

42、平信徒授衣礼:非圣职人员(如奥图一世)以平信徒的身份授予当选主教戒指即权杖。1059罗马召开的会议中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废止、1075年贵格利七世再度禁止“平信徒授衣礼”)

43、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这份文件约出现于査理曼时代。内容主要为,君士坦丁堡大帝因教皇西维斯特的祷告病得医治,在感激之余他迁都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目的是不让属世政府妨碍属灵政体。君士坦丁在离开罗马时要求所有教会圣职人员都要臣服于教皇西维斯特一世以及他的继承人,此外,他还将罗马城所有省份地区都转移给教皇,即将帝国西方的整个主权都给了教皇。1440年瓦喇证明这是伪造文件。

44、伊西多尔教令集:是为把权利赋予教宗,用教宗的权利抑制地方权力,使教会统一、稳定。地点很可能在兰斯教区发现。在847-852年,声称由塞维尔的伊西多尔·麦卡托尔编辑。内容包括第一世纪罗马革利免到第八世纪贵革利二世期间,所有例任助教的教令及会议所作的决定。最为出名的是“君士坦丁赐教产论”是伪造的。到十七世纪,改教的神学家布伦得尔证明它们是假的。(参《教会历史》203-204,《历史的轨迹》79-71)

45、西摩尼:在教会建立初期,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西门,将宗教当做职业,想以金钱贿买属灵恩赐,这种行为在后世便称为“西摩尼”(Simony),即以金钱买卖圣职,或出于其他卑鄙动机授予或接受圣职。这种现象在中世纪教会中很猖狂。最具代表性的是道德败坏的教皇本尼狄克九世于1045年将教皇职位出售给颇有声望的副主教约翰·格雷西恩,后称为格列高利六世。而中世纪的克吕尼派改革运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反对神职买卖。

46.尼古拉主义:指神职人员结婚或纳妾破坏神职人员独身制,这容易使教会受地方贵族摆布,因此为克吕尼运动和教宗革命极力反对。

47.大格列高利:是第一位修道士成为教皇的人,亦是第一个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于公元590-604年在位,自称是“神的众仆之仆”。

贡献:①极力支持罗马主教权位超过其他主教的说法,认为他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②在海外宣教方面,派隐修士到西班牙、高卢、北非等地,广建修道院,推进教会发展。③在圣乐方面,创始了格列高利圣咏。④在神学上,主张:圣餐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为祭;已故圣徒可帮助我们;炼狱的存在。

48、查理大帝:(公元742---814年),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他毁灭了伦巴第和阿瓦尔两个国家,征服了萨克森,世俗政权与教会的结合是查理曼政权的重要特征。加强与教会的结盟,传播了基督教,是查理曼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神圣罗马帝国开国皇帝,他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兴办学校,聘请知名学者讲学。搜集和抄写古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手稿,抄写的文字是用所谓加洛林小草书体,这是一种清秀优美的拉丁字母,后来稍加修改一直使用至今。修道院设立图书馆,收藏教父作品以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查理曼还邀请欧洲最好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为帝国修建修道院和教堂。查理曼的文化教育政策对于恢复古典文明和提高日耳曼人的文化水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位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被后世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查理曼帝国生产组织基本形式是封建庄园。国王及其臣下,教俗封建贵族都有许多庄园分布全国各地。查理曼成功地完成了西欧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在查理死后还不到三十年,他的帝国就崩溃了,而且随后从未得到恢复。

48、圣殿武士团

建立:1099年,十字军攻占圣地耶路撒冷,众多基督徒遂长途跋涉前来朝圣,但朝圣的路途却充满凶险,他们经常被屠杀。约 1119 年,两位当年参战的法国贵族雨果·德·帕英和格弗雷·德·圣欧莫,提议成立一个修士会,以保卫朝圣者的安全,并攻击异教徒。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同意,并允许他们以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作为根据地。传说该寺建于昔日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修士会因此得名“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Poor Knights of Christ and the Temple of Solomon)”。他们最初只有9名成员,依靠捐助维持。其徽章的双人骑单马图像,象征着他们的贫困(同时有人理解为圣殿骑士兄弟之间在战场上互相帮助的情谊,一个圣殿骑士救下另一个失去战马落单的圣殿骑士)。历史上共有3个圣殿骑士团,分别为圣约翰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圣玛利亚医院骑士团。组成:圣殿骑士团在全盛时据说有2万多名成员,主要分为四部分:骑士(Knights)、士官(Sergeants)、农人(Farmers)和牧师(Chaplains)。

50、教皇尼古拉一世(81,祁伯尔):858 至 867 年在位,他为教皇地位及权势立下坚固的基础。定意用自己一生的 年日,把《上帝之城》书中的理想实行出来。他深信:「所有主教都是教皇的代理人,教皇是全 教会的统治者,教会超越所有属世权势。」没有一个教皇比尼古拉一世对教皇权势作更大的宣告。

51、奥图一世:10 世纪时期的德国国王,是个强人,他藉着拥有广大土地的主教和修道院 院长之助,兼并了许多公侯贵族,因为任何贵族的力量都抵不过国王与教会的联合势力。奥图一 世的大权在于他能指派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在当时,这种大权叫做「授衣礼」。奥图一世在援救 了教皇约翰十二世之后。为表示感激,教皇于公元 962 年二月二日为奥图加冕为帝,使这个在查 理曼懦弱的继承者手中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度恢复起来。

52、异端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13~19世纪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的机构。又译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异端裁判所、宗教法庭。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或同情异端的人。宗教裁判所是从13世纪上半叶建立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为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曾建立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是为宗教裁判所的发端。霍诺里乌斯三世继任教皇后,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建立宗教裁判所。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又重申前令,于是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天主教国家普遍成立。僧侣裁判官主要由多明我派修士担任,也有少数方济各派僧团成员。最初裁判官巡回侦审,后来建立地区性的常。

僧侣裁判官主要由多明我派修士担任,也有少数方济各派僧团成员。最初裁判官巡回侦审,后来建立地区性的常设裁判所。裁判官掌握对本地区异端的搜查、审讯和判决大权。主教和世俗政权有协作、支持的责任,但无制约、干预的权力。异端包括不同于罗马正统教派的言行和思想。巫士亦被视为异端。不少反封建斗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民间魔术师、术士皆为裁判所打击迫害的对象。异端罪的侦审秘密进行。控告人与见证人姓名保密。罪犯、恶棍乃至儿童,皆可作见证人。一经被控,绝难幸免。为被告作证、辩护,有被指控为异端的可能,因此无人敢为。被告如认罪并检举同伙,处理从宽。苦行、斋戒、离乡朝圣、在公开宗教仪式中受鞭打、胸前或身后缝缀黄色十字架受群众凌辱等,皆属轻罚。对不认罪、不悔过者,刑讯逼供,从严定罪,处以徒刑或死刑。死刑多为火刑,交由世俗当局执行。对被判死刑、徒刑者,财产没收归教会和世俗政权分享或由政府全部占有。没收异端财产而获得利益,是世俗政权积极支持宗教裁判所的原因之一,从而造成滥肆搜捕、定罪,株连扩大的恶果。

52、贵格利七世:其名为希尔德布兰,约于公元1020年出生在意大利一个贫苦的家庭,受教于罗马的圣玛丽修道院,先后担任过六位教皇的参谋,1073年成为教皇,一生过着简朴、禁欲,刻苦的生活,曾为“平信徒授衣礼”奋斗与德皇争执多年。

53、利奥九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的表兄弟,原为图尔主教,于公元1049——1054年在位,是克吕尼运动的强力支持者。他改组了红衣主教会议,不遗余力推动革新,走遍法国德国,在各地召开宗教会议,也在各地加强教皇的权势。他强调,神甫绝对禁止结婚,不得实行圣职买卖,非经圣职人员及会众选举,没有人可担任教会职务。

54、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1294~1303:性格:博学、自大 时代:教皇权势快速衰微,贵族失去权势,全民民族意识强烈。

名言:“一圣教谕”:教会有两支宝剑:属世(王权)、属灵(教权)。属世的宝剑必须顺服与属灵宝剑。标志性事件:1.上任时,左右各有一位国王为他扶马镫。2.为了圣职人员缴税的事与法王腓力(Philip the Fair)发生冲突。波八发布教谕,革除法王教籍。然而没有效果,因为时代不同了,法王更受到拥护。1303年,在意大利的阿南宜,法王派遣军队捉拿波八,拳脚伺候,最后波八在返回罗马几天后,被带走了。福丢斯

他是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区利罗的朋友,曾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他是平信徒选为主教,他的著作是《安菲洛基亚》

55、克吕尼运动:10~12世纪(910年)(括号内的看一下即可)是克吕尼修道院发起和领导的西欧天主教改革运动。

背景:教会腐化(1.10~11世纪,罗马教廷势力式微,世俗统治者控制各级教会和修道院,任命神职人员以至买卖神职;2.教会和修道院的产业被侵占;3.教士生活堕落,姘居生育;4.修道院院规废弛,纪律松懈,教会举荐世俗化)。尤其是三位教皇同时在位时(本尼迪克九世、西尔维斯特三世、格列高利六世),局面混乱。主要人物:亚奎丹/亚吉田(Aguiyaine)的公爵,敬虔者威廉(William the Pious),他在法国的克吕尼建立了一所修道院。格列高利七世也是克吕尼派的修士;卡里克斯图斯二世(1119~1124)教皇。目的:改善修道主义(反世俗化);改良圣职界生活(革新圣职人员、修道士及教皇制)。

提倡:禁欲生活,反对世俗势力(第一任院长伯而诺Berno910~927、第二任院长俄多提出:1.僧侣必须遵守西欧修道院原有的本笃法规,强调守贫、守贞、服从;2.主张严格隐修生活,整肃宗教礼仪;3.反对世俗势力控制修道院及侵蚀地产。11世纪以后,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改革派主张:1.神职人员严守独身,不得婚配;2.各地主教由教皇任命,不得由君主任命;3.禁止买卖神职;4.宣称教皇权力至上,可废黜君主。)

范围:到第二任院长 俄多(odo 927~942)逝世时,已遍及法兰西与意大利全境。到12世纪中叶,克吕尼修院分布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波兰,总数达314个。

果效:1.旧的修道院陆续按照克吕尼模式进行改造,新的克吕尼修院不断兴建,形成克吕尼派。2.修院不守任何主教和世俗诸侯控制;3.竭力推进“上帝的休战”。

衰落:12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克吕尼派权势显赫,财富激增,修道院世俗化,因此克吕尼运动逐渐衰落。

56、西多会(西笃会):①1098年,一位本都会修士对当时纪律松弛的修远生活感到不满,到旷野隐修,创建一所纪律严格的修院,采用本笃会规。②该会不重视文化教育,修士被称为“白衣隐修院修士”。

③1115年,在第二创始人伯尔纳推动下发展迅速,影响很大。④管理上采用“地方分治”的方式,各分院院长有独立主权。⑤12、13世纪时逐渐衰落。

57、方济会(弗朗西斯会):①12—13世纪,由意大利亚亚细的圣者弗朗西斯创办的修会。②强调舍去所有的,脱离世俗的诱惑,提倡贫穷,又被称作“乞食修道会”。

③后分裂成两派:一派强调贫困简朴,又称作“严格派;”另一派强调扩大权势和影响,又称作“放任派”。④方济会在传道方面很热心,13世纪中国元朝时,方济会修士将福音传入中国。

58、道明会(多明我会):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 创立于法国卢兹。注重布道活动,故名“布道兄弟会”或“道明会”。1216年12月22日教宗洪若留三世批准该会成立。提倡学术研究,传播经院哲学,欧洲许多大学都有该会会士任教。该会成立后不久受教宗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参与镇压阿尔比派。

59、明谷的伯尔纳:(1090-1153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生于法国侯爵家庭。1112年入西多会隐修院。111年创立明谷修道院,任院长,并使之成为西多会的中心。1128年起帮助教会反对法国国王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1146年奉教宗尤金三世的派遣,至西欧各国煽动农民和骑士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组成圣殿骑士团,亲自制定章程,号召骑士屠杀穆斯林。1149年失败而归。

60、卡诺撒事件:1076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废黜亨利四世,革除教籍。若要挪去“革除教籍”的宣判,必须向教皇忏悔,得到其赦免。亨利四世面临诸侯叛乱的危险,只得于1077年赶去卡诺撒城堡,光脚站立在城堡门外的雪地里三天,得到教皇赦免,恢复了王位。61、1059年罗马宗教会议:公元1059年在罗马召开的宗教会议,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废止“平信徒授衣礼”,宣布了选举教皇的新方法,在教皇的选举上同其它主教选举一样,应由他所在教区城市的神职人员和人民选举产生。目的是将选举教皇的大权从意大利贵族及皇帝手中释放出来。

62、十字军东征:在12-13世纪教宗成为欧洲最高权威、基督徒深信朝圣可以使灵魂受益而基督教朝圣者受到回教徒迫害的大背景下,教皇组织发动恢复朝圣路线、夺取圣地为宗教理念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是西欧基督徒未将圣地从回教徒手中夺回的远征军。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由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发动,允诺的属灵赏赐包括完全饶恕十字军战士过去的罪,结果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封建制王国。但耶路撒冷王国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为援助摇摇欲坠的耶路撒冷王国,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发动。1187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赢得基督徒朝拜圣墓的权利。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自11世纪末期至13世纪末期,十字军东征共有八次,其中有一次儿童十字军,前后共持续二百年。没有一次东征达到目的,到公元1200年代中期,它默默从历史上消失。对教皇和百姓而言,十字军表达他们对宗教的热诚,但这个行动也代表一种错误的宗教信仰,就是中世纪信徒把圣地、圣徒和圣徒遗物当做崇拜的对象。我们佩服十字军的热诚,但不能接受他们对宗教上的看法。我们对宗教,不但需要“热诚”,也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63、条顿武士团: 1190年日耳曼人为保护朝圣者、持久反抗穆斯林,将隐修制和军人精神结合起来,在圣地创建的半修道院性质的军事修会。它和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一起成为当时耶路撒冷王国最重要的支柱。1291年前它以亚克为总部,但1226年后主要在今天的东普鲁士进行工作,曾与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交战,并在波罗的海区域传扬福音,是这一地区文明和基督教化的先锋。改教时期,他们的领袖成为复原教信徒而解散了条顿武士团。64.沃尔木斯协约:罗马教皇与德国皇帝之间的权利之争在经过长期疲惫的争斗之后,终于在 1122 年订下了双方同意的沃木斯协约。根据协约,由教皇在叙任主教的「授衣礼」中颁赐属灵职位的象征(戒指与杖),而皇帝则以「权杖之触」颁赐封地。

65.拉特兰会议:1215 年,英诺森三世在罗马拉特兰教堂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四百多位主教、八百多位修道院院长及副院长,以及许多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参加。这次会议决定再组一次十字军,由教皇亲领出征;会中也指斥瓦勒度派及亚尔比根派为异端;会中规定了对不肯悔改、传布异端者的刑罚;同时宣告限制赎罪券的颁发;并规定主教们应当选能干的人讲道;并为学识较差者免费提供神学及文法教育;也命令犹太人及回教徒穿着特别服装;犹太人不可担任有权管辖基督徒的公职。这次拉特兰会议成为教皇依诺森三世超越其他诸教皇、拥有最高权势的标记。66、教皇的“巴比伦被掳”:(公元1309-1376)公元1309年,教皇宝座从罗马被迁到靠近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教廷留在该地,直到1376年,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期”。“被掳”是因为这时期的教皇都在法王控制之下;“巴比伦”是因为前后持续约七十年之久,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这时期所有的教皇都是法国人,并都完全听命于法国国王,教皇特权进一步消减。

67、“大分裂时期”:(公元1378-1417)意大利人对教廷迁往亚威农之事,非常不悦,他们欲使罗马再度变成为教皇宝座所在地。公元1378年,意大利与法国公开断绝关系,双方各选出一位教皇,两位教皇彼此咒诅,彼此开除教籍;教皇制的尊严受到重大打击,从此再无法完全恢复,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分裂”时期。68、亚尔比派(迦特里派):

1).名字来源:十二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异端派别之一就是阿尔比派(迦特里派),迦特里派一词的希腊文原意为纯洁,因为这一派信徒谴责世俗,自称是纯洁的,也要求他的领导人必须是纯洁无暇的,所以就称为迦特里派,或纯洁派。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北部,西班牙西部和法国南部一带活动,特别是在法国南部的亚尔比城活动最为活跃,也被称为亚尔比派。

2).思想的来源和内容: 保罗派和鲍格米勒派遭到东罗马帝国的迫害,被赶出保加利亚,流落到西方,他们虽然不是相信摩尼教的教义,不过他们也相信二元论的教义。他们有一大部分来到法国的南部,就是亚尔比,影响当地的思想。所以亚尔比派的主要思想也受到二元论的影响。69、韦尔多派(瓦勒度派):

1).韦尔多和韦尔多派:他出现在法国的南部里昂。1170年里昂富商彼得。韦尔多为追求“通往上帝之处的最佳之路”,变卖家产,周济穷人,模仿基督国清贫生活。不久他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就形成韦尔多派。他们主张赤贫,反对贪恋世俗,也被称为里昂穷人派。2).韦尔多派的思想: 韦尔多派以《新约》为信仰和生活的惟一准则,严格按照《圣经》中的话去做。他们两个人为一组,身穿粗羊毛长袍,赤足或穿便鞋,不带钱财和行李,到各处布道。70、比萨会议(1409):

时间:1409年地点:比萨参与者:枢机主教、主教、各修道会会长、大修院院长,著名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各国王代表。大会罢黜了本尼狄克十三世和贵格利十二世,另立一位成为教宗亚历山大五世。但另两位教宗拒不承认此大会的决定,结果:比萨会议不但没有解决两个教宗的问题,反而形成了三个教宗。亚历山大五世死于1410年,由约翰二十三世继任。71、君士坦斯会议: 时间:1414--1418 由皇帝西吉斯门及约翰二十三世所召开。有350为高阶神职者出席。大会以国为单位投票。所有决议须有五国一致赞成才成立,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枢机主教团。这次大会中贵格利辞职,另两位也遭罢黜,选出马丁五世成为新教宗。会议也致力于对付所谓的异端,将威克里夫的理念定罪,大会又定规以后召开会议的时间,以便维系罗马教会的秩序,第一次为五年后,再来为七年后,以后每十年召开一次大会以处理分裂、异端及改革问题。意义:将教宗的独裁专制改为教会会议的立宪制。可惜此立宪制并不能持久,至十五世纪中告完全失败。72、巴塞尔会议:1431年七月在瑞土的巴塞尔举行,由马丁五世召集。但会议开始他即去世。由新毅尤金四世主持。次年,尤金四世在意大利斐拉拉另行召集会议。一年以后又移到佛罗伦萨,与原来的会议形成对抗。巴塞尔公会议另选出新教皇菲力克斯五世。最后迫于各国教会的压力,菲力克斯退位。巴塞尔会议也解散。教皇势力在教会内重新得势。

73、威克里夫:(1330-----1384)阿维尼翁教皇时期和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完全支持英国立场,反对罗马教廷,主张建立摆脱教廷控制的英格兰教会。1369年担任英王侍神甫,1374年他受英王委派与教皇谈判英国教会圣职任免权问题,未达成协议,从此更进一步抨击教皇,揭露教会与修道院制度的弊端。当教廷分裂时,他又宣传没有教皇最好。他提出教会要改革: l、各国教会应隶属各国国王所辖。

2、不向教廷纳贡。

3、神职人员不应拥有产业。

4、崇拜时应用英文代替拉丁文崇拜,简化崇拜仪式。

5、摆脱教廷的控制,建立自主的教会。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完成重要神学著作《三人对话录》。主张圣经权威高于教会,信徒应听从基督面不应听从教皇。1414年被康士坦茨判为异端,将其尸体挖掘出来焚烧成灰,撤在西恩河上。然而他的改革思想无法被冲走。74、约翰·胡司(John Hus,1371-1415)

*胡司1371年生于波西米亚的胡西内茨(Husinecz),胡司与1401年授圣职为司铎。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教书和大学附近的伯利恒教堂讲道。因对抗他所不满的罗马教廷,约公元1410年被教皇革除教籍,1415年,因“异端”罪名被处以火刑。

*主要作品有《教会论》、《圣职买卖》。

*胡司深受威克里夫的影响,大胆指责教廷及圣职人员的腐败。高举基督和《圣经》,反对教权,主张简化教会仪式,建立民族教会组织。胡司以献身改革教会和捷克民族主义的大义而殉道驰名于世。75、萨沃那柔拉(1452-1498)

*萨沃那柔拉1452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约1474年成为道明会修道士,1491年出任圣马可修道院副院长,为佛罗伦斯备受欢迎的传道者。他在讲道中大胆指责当时的败坏,也抨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腐败的教廷,因此引起的争论,被革除教籍。1498年被处以绞刑,尸体被焚烧。

*萨沃那柔拉不是教会改革者,他强烈批判的不是教会制度,而是道德的沦丧。76、共同生活弟兄派:创立时间:DC1350年地点:荷兰和德国创立者:革若特(Gerhard Groote)性质:改教运动主张:强调基督徒宗教教育,希望藉教育之法,带出全教会的改革。成果:从他们的学校中,造就了许多推动宗教教育的敬虔信徒。如:马丁路德、韦索的约翰(John of Wessel)、伊拉斯姆(Erasmus),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

77、韦索的约翰(John of Wessel):14世纪最伟大的学者及思想家,毕业于共同生活弟兄派所创立的学校。从公元1445到1456年,他执教于德国耳弗特(Erfurt)大学。名言:“一个人若以为自己可以靠善行得救,他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得救。”“上帝要拯救的人,即或所有祭司都革除他、定他罪,上帝也会亲自赐他得救之恩。”立场:反对赎罪券,化质说,主张因信称义。评价:誉为“世界之光”

马丁路德说:“如果我曾读过韦索约翰的著作,则我的观点,看起来真像全部抄自他的著作。” 逝世:他的主张被买音慈大主教定为异端,公元1489年10月,死于狱中 思考题:

圣像破坏运动的肇因与结果 原因:

圣像破坏运动的神学依据:

一、崇拜圣像是一种偶像崇拜,在《圣经》中明确禁止。

二、在逻辑上人们不可能描述上帝,因为他超越于万有之上。圣像不可能描绘基督的神性。而基督的真正圣像应该是“圣餐”,而不是那些以人形表现的形象。

三、按东部教会中流行的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理论,基督的人性只是神性逻各斯的被动工具,并最终消融于神性之中,而神性是不能用图像加以限制的,因此,耶稣基督的真正本体是不能用图像描绘的。

四、是在的世界是理性的、属天的、纯粹的精神世界,圣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可见的物质世界,因此,圣像是人们通向是在世界的阻碍,而非阶梯。

支持圣像崇拜的神学依据:

一、在神学原理上,正如基督是上帝之道所成的肉身一样,人们通过基督而见上帝,同样,物质性的圣像可可以是人们接近基督和上帝的中介;

二、如《查尔西顿信经》所言,基督既是“真正的神”又是“真正的人”,福音书记载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圣像对作为人的基督以及他的活动的描述是真实有效的;

三、圣像是那些不能阅读《圣经》的未受教育之人,接近和崇拜上帝的最直接方式。

在阿拉伯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一家修道院里,John Mansour(约翰•曼索,约730—760)陈述的意见,最后被用来为宗教上使用图像作辩解。他是八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东正教至今认为他是早期教会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教师,就是所谓的“教父”。

约翰认为图像永远不能和它所代表的人物同质,只是人物的仿制品。图像的重要只在于它是原人物的仿制品,看见它就能使我们记起原先的人物。破坏圣像者否认任何图像能代表基督,事实上是否认了道成肉身的可能性。虽然图像崇拜不对,基督图像确能教导和帮助信徒敬拜真正的基督。我们应该以尊敬圣经或十字架的态度尊重图像。以此类推,连马利亚、圣徒、圣者、甚至天使图像的使用都可以接受。但是图像本身只是提醒人注意,帮助信徒对图像所代表的原物付出应有的敬意和尊崇。

在神学论据背后,更直接而有力的原因可能是世俗的。

查士丁的继承者是查士丁尼(527—565在位),他在控制教会上取得的成功远胜过其他罗马皇帝。教会在那时变成了帝国的一个部门。作为一名强有力的皇帝,Leo Ⅲ 想以查士丁尼的精神统治教会。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支持并强制推行这一运动。

首先,东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有众多的犹太教和穆斯林,对于来自这两大宗教传统的人们来说,圣像崇拜是宗教上的大罪—崇拜偶像,为争取他们加入东罗马军队,需要清除这一基本障碍。其次,支持《查尔西顿信经》的君士坦丁堡中央王权与支持一性论倾向的东部行省之间矛盾很深,毁坏圣像是转向一性论的一种姿态。有助于吸引东部行省帮助君士坦丁堡抵抗伊斯兰教的扩张。最后,就是对帝国境内修道院势力的打击,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按照圣像毁坏派的理论,教会只能关心抽象的、精神的事物,而帝国和皇帝才是基督和上帝在物质世界的代表。因此,圣像应该被废除,而以皇帝御帝国的一些象征物取而代之。总之,目的就是加强帝国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历史背景

717—718年,阿拉伯人出动水陆大军再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形势万分紧急。利奥巧妙地利用“希腊火”粉碎了敌人对首都的围攻。利奥三世竭力整顿租税的征收,改善帝国财政状况;加强和完善军区制,在亚洲部分建立7个军区,欧洲部分建立4个军区。立奥为了保障新兴军事贵族的利益,安定军士生活,需要大量土地和财产,分封给各级军事长官,由军士农民领取份地耕种,国家从中征收租税和贡物。但是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修道院之手,它们还享有免税和免徭役特权,从而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军队的巩固。运动掀起

于是利奥从726年起宣布反对圣像崇拜,掀起一个全社会破坏圣像运动。730年1月立奥召集御前会议,要求僧俗高级贵族在他制定的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上签字,拒绝签字者立即免职。圣像破坏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主张和参加破坏圣像的主要是东方各军区的军事贵族、开明僧侣、保罗派信徒以及其他反教会的下层群众;坚持圣像崇拜的主要是正教高级教士、旧贵族、修士以及欧洲地区的民众。君士坦丁堡工商界人士也站在圣像崇拜者一边。运动开始后,教会和修院的圣像、圣迹和圣物被捣毁,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修士被迫还俗,参加生产,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在帝国范围内,圣像崇拜和反崇拜的斗争异常激烈。教俗旧贵族以海岛为依托发动反政府的叛乱,遭到利奥三世的镇压。731年教皇格利哥里三世也进行干涉,他宣布开除立奥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利奥则剥夺教皇在南意大利的征税权和对伊利里亚的管辖权作为回击。最高峰

君士坦丁五世时期(741—775),圣像破坏运动达到最高峰。753年皇帝在查尔西顿召开宗教会议,有300多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上通过了反对圣像崇拜、拥护皇帝宗教政策的决议。两派斗争更加激化。修院被封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坚持圣像崇拜的僧侣被囚禁、放逐,有的甚至被处决。圣像破坏运动是促进拜占廷封建化的杠杆。教会和修院的地产多半采用奴隶和农奴耕种。皇帝下令将没收的教产分赠给新兴军事贵族和士兵,或者用以奖励在反对阿拉伯人入侵作战有功的军队官兵,从而培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军事贵族和领有份地的军士阶层。这就使拜占廷的封建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伊琳娜女皇在787年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谴责圣像破坏运动,宣布恢复圣像崇拜。运动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813年利奥五世(813—820)继位,圣像破坏运动重新兴起,进入它的第二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均未超过前一阶段。843年狄奥多拉重新宣布恢复圣像崇拜。历时117年的圣像破坏运动至此终止。但是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继续存在,教会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也无法收回。取得土地的军事贵族成为不同等级的大封建主,军士和村社农民迅速沦为依附农民和农奴。拜占廷封建化的过程前进了一大步。

圣像争论,表面看来,关于圣像崇拜的有效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然而,它却是东罗马帝国的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紧张关系、罗马教会官僚体系中的以大多数长为领袖的教会势力与修道势力之间的相对、首都“新罗马”的中央权利与各行省之间的抗衡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希腊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总反应。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圣像崇拜之争也反映出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裂痕,并且这一裂痕由于各自所处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日益加深。

2、思考历史上信经或信仰告白产生的原因与必要性 在起初,宗徒时代的教会,就采用一些简短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自己的信仰。其后教会也很快地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成条目分明且有系统的纲要,特别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

这些信仰的撮要称为「信仰的宣认」,因为它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它们也称为「我信」“Credo”,因为「我信」是这些撮要的第一个字。它们也称为「信经」“Symbolum fidei”。

信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论述耶稣基督及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我们圣化的本原——圣神。这些就是我们(洗礼)印记的三章」。

在不同的世纪中,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仰宣认或信经,以回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有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任何人〉信经也称圣亚大纳修信经、某些公会议(托利多,拉特朗,里昂,特伦多)或某些教宗的信仰宣认:〈达玛苏信经〉或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1968)。

3~4世纪逐渐成为有专一格式的信经。在各派间流行最广的有《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三者称普世信经。此外,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一些教派还另有本派的信经。

各派观点 天主教认为圣经、圣传和信经在信仰上具最高权威,三者皆被视为绝对的和无误的。天主教还认为历次公会议,特别是特兰托公会议和梵蒂冈公会议有关教义的决议和教皇的宣谕,都具有信经的性质和权威。东正教则承认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间(325~787)的前七次公会议的教义决议都绝对无误,具有信经性质。新教一些较大宗派除接受三个普世信经外,也各有较详细的权威性信仰纲领,称信纲或认信文。但新教一般认为信仰的最高权威是圣经,信经仅为信仰的纲领性表述。近代有人把信经视为一信仰纲要,他们强调credo是单数第一人称现在时态的动词,因而反对把信经作为强制性的信条(拉丁文 credendum)。还有些宗派不赞成有固定的信经。自君士坦丁至中世纪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如何?

(一)起步阶段

中世纪初期,教权和王权处于一种互助互惠的关系。二者都想依靠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时教会需要国家来保护自己,需要王法处理世俗事务,并且教皇的选任也需要国王的认可;另一方面,王权也需要教会的支持、祈祷,并从教皇那里获得自己合法存在的依据。这样,教会和君主各有其独立管辖的领域,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管理人间的事务。

(二)鼎盛阶段

随着教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社会地位的稳步提高,教会想要摆脱世俗统治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他们在暗中等待机会,终于他们等到了,随着法兰克帝国的解体,羽翼日渐丰满的基督教会趁机摆脱了皇帝的控制。

(三)衰亡阶段

英诺森三世去世后,教皇的权势开始衰落,对异端的血腥镇压,使得信徒们对基督教产生怀疑,这实际上正在形成一种对于罗马教皇信仰危机,而后公元十三世纪下半叶,新兴市民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要求统一的国内市场,从而选择与国王结盟,得民心者得天下,教权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皇帝们抓住这个机会,纷纷摆脱教皇的挟制。腓力四世向教会神职人员征税,腓力四世教皇之间的战争拉开了帷幕,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在反对它的过程中节节败退,1302年腓力四世在教皇来法国开会期间,还对他大打出手,腓力四世的这一行为受到了群众的拥护,而且在其他国家也没听见市民的反对意见。十字军东征的期间以及的影响与后果

公元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宗教大会上号召,十字军东侵前后进行了8次。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年),第二次十字军远征(1147—1149年)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89—1192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儿童十字军(1212年)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

十字军远征总体上说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参加者的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上极不统一。身裹甲胄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

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勇猛果敢的攻击,把它们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东侵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内传到西欧的。

十字军所遗留下来的,除了基督徒与回教徒之间新的敌意与封建体系的恶化,同时也暴露出新的文化。此外,由于很多领主陆续破产并在死后遗留土地给国王,造成了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少农奴成为十字军后不再回来。新的词汇随着东征后加入到欧洲的语言里面,例如cotton(绵)、muslin(平纹细布)、divan(沙发床)和bazaar(市场)。欧洲人还带回许多新奇的纺织品、食物和香料。这些新鲜货品的需求,加速了贸易活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国家(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亦因此得到发展。这种需求尚促进了自十四世纪开始的大发现时代。十字军所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并增加了地方上的货币供应,大力提升经济的成长。

十字军东征,间接的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欧洲人入侵东方后,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却仍在当地存在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欧洲人将他们带回后,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

教权之争;B、语言、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神学思想、崇拜礼仪的差异等。在教权上,君士坦丁堡牧首与罗马教宗权利之争

由语言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神学教义以及崇拜礼仪的差异,也使得东西方教会的分离加大,东方教会史希腊文化,西方则是拉丁文化。在圣礼方面,西方教会规定为七件,东方教会则认为,除这七件外,其他宗教行为都具有圣礼性质。希腊教会用有酵饼领主的身体,拉丁教会则用无酵饼。拉丁神父不可结婚,希腊神则可以;拉丁神父修面,希腊神父则蓄有大胡子;东方教会承袭希腊人的哲学,易兴起异端邪说,如诺斯底主义、伯拉纠主义、保罗派、聂斯托利派、亚流派等,西方教会则比较注重固守传统教会,注重律法,把基督的福音看做新律法,由此发展处“原罪”,“救赎”等教义神学,关心如何使人的本罪得赦免。

神学上,“神人二性”与“神人一性的争论”以及“和子”的争论。“和子”论是造成东西方教会最后互相将对方逐出教会的最大神学争议。

第四篇:典当历史与现状

中国典当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李 蕾

典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也是最早的金融贷款形式。被视为世界典当业最主要发源地的中国,典当业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从其诞生至今,历经兴衰。但当今有许多现实问题阻碍典当业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着典当业未来的发展前途。

一、典当业的历史变迁

著名典当研究学者曲彦斌教授用八句话归纳了中国典当业的发展脉络,即:“初见萌芽于两汉,肇始于南朝寺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两宋,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复兴于当代改革,新世纪有序发展。”[1]

就今所见有关历史文献的明确记载,中国的典当业在汉代初见萌芽,主要依据是南朝宋人范晔撰写的《后汉书·刘虞传》所言“典当胡夷”[2]。南北朝时期,“兴佛”导致了寺院经济的发达,也相应产生了如何使用富余沉积资财的问题,所以肇始于南北朝时的南朝佛寺。从唐代开始,中国的典当从单一的寺库质贷逐渐成为一种官营、私营和寺营三种质贷形式并存的兴盛局面,名为“质库”、“寄附铺”、“柜坊”等。质贷业的金融活动活跃了唐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便利了市民的经济生活。这一时期质贷业的全面兴盛,为此后近千年典当业的发展开了一代先河,是中国典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宋代经济的繁荣和金融活动的日趋活跃,典当业亦获得了长足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我国历史文献迄今所见最早的典当业招幌,《清明上河图》中记录了当时的招幌形象。[3]明清两代是中国典当史上的兴盛时期,但在寺院经济中的典当活动却锐减。明代典当资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商人资本为主体的民营典当,典当行在综合经营的同时,出现了针对不同当物对象范围的专业性经营分工,经营管理日趋条理化、规范化,标志着中国典当业的逐渐成熟与提高。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货币混乱。在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典当业未能及时转化并适应社会进步,加之政府对典当行监督管理不利,致使典当业急剧衰落。尽管政府曾投巨资努力发展农村典当业,亦最终未能挽回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典当业处于一种体制过渡期,绝大多数的当铺被改造成人民银行领导的“小额质押贷款处”。典当真正的消亡期即历史上的空白期是自“文革”开始至1987年改革开放。取缔典当的直接理由,在于它是一种高利贷行业。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典当业的复出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1987年12月,四川成都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成立,标志着消亡了30多年的典当业奇迹般的“生还”。全国兴办典当行的大潮随之而来,其发展迅速,复出踊跃,分布广泛,经营活跃,呈现出一种迅猛的“复兴”趋势。典当业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复出,简而言之,是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

二、典当的概念与社会功能

“典当”一词在汉语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是指以物作为抵押借贷行为。目前官方最具权威的对典当和典当行的解释是典当业的最高法规,即商务部、公安部2005年4月1日颁布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中所界定的:“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本办法所称典当行,是指依照本办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典当活动的企业法人,其组织形式与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在现代社会,典当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多种融资方式中的一种,实质上是一种二元化的法律关系,既表现为典当双方的质押担保关系,又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总而言之,以物换钱是典当的本质特征和运作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典当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当物类型从动产、财产权利向不动产延伸;典当方式从质押贷款向抵押贷款拓展。[4]

典当本质属性决定了其社会功能,即典当是一种既有金融性质又有商业性质的、独特的社会经济行为,解决资金的临时融通,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

(一)资金融通功能。[5]这是典当最主要的最直接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典当的货币交易功能。在典当过程中,向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质押、抵押放款,目的是方便人民群众生活,通过融通资金扶危济困,解决企业和个人燃眉之急,这是典当行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手段,也是其最核心的功能。

(二)当物保管功能。[6]这是典当附加的、居于第二位的社会功能。在典当过程中,为当户妥善保管当物,这是当票或典当合同约定的典当机构应履行的基本义务,典当机构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如将保管范围对外扩展,利用自己特有的库房条件、硬软件设施、管理制度等安全优势向社会提供贵重物品保管服务,就会使典当保管这一功能更加社会化。实际上有的客户将贵重物品交付典当行的第一目的不是为了钱,他们要求很低的当金就是为了临时保管的需要。典当保管不仅体现典当行良好信用,而且增加保管费收入、创造典当效益并日渐演变成一项面向社会服务的商业功能。

(三)资产置换功能。[7]典当业通过以物抵押来缓解企业、家庭暂时的货币收支的困难。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一般不是因为企业家庭资产负债结构产生赤字,而是资产缺乏流动性。为了解决资产流动性问题,将一定的资产质押或抵押于典当行取得现金,实际上是一种资产置换,即将实物资产置换为货币资产。

(四)商品销售功能。这是典当的商业交易功能。该功能是随着典当物品出现绝当情况下,延长了典当活动及过程,从而派生出纯商业性质辅助功能,即变卖处理绝当物品,自然产生销售行为。之所以认为它是社会功能的一种,一是没有任何典当机构可以说不存在绝当物品,二是绝当物品为社会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特殊固定的购买渠道或场所。

(五)鉴定评估功能。典当机构的专业人员对当户提供的任何当物都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是典当各个程序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不管典当业务最终是否成交,通过这一过程,当户都对自己所持物品的成色、真伪、性能、价值等情况有了明确认知,这就使典当的鉴定评估实际上成为一专项服务职能。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为满足一部分客户鉴定物品的需要,典当行将该服务功能社会化,从而派生出这一新的商业功能。

(六)民间高利贷的遏制功能。典当机构的经营活动客观地作用于社会生活,它的方便快捷的融资特点不仅给一部分个体私营业主生产经营锦上添花,而且还把另一部分老百姓从高利贷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它的向全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管的借贷的利率和费率直接对民间高利贷者形成冲击,直接遏制高利贷者泛滥和蔓延。这也是典当间接的社会功能。典当的六大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是千百年来典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三、当前典当业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当代,作为特殊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典当在金融领域的作用特别突出,对拓宽融资渠道、发展社会经济、方便民众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特殊的商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其在流通领域内的作用也很突出,当物保管功能和商品销售功能即是其具体体现。正因为典当的社会促进作用,典当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快速迅猛的发展。但是,典当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趋明显,下面重点阐述我国典当业的目前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典当业的性质模棱两可

2000年6月,国家经贸委从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接管了典当业。2003年8月20日,中国典当业被取消金融机构资格,划归为“特殊的工商企业”,典当行业从此被正式归口到经贸委统一管辖。[1]

那么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典当行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是企业、商店还是金融机构呢?我们往往不知如何回答,这就造成管理上的转来转去和业务上的放不开。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式,我们有必要加大力度探寻其真正性质。比如,典当是一种什么行为,是经济行为,是一种什么经济行为?还有,2005年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对典当的解释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一方面,典当行不向出当人支付典价而占有其不动产作为收益使用的行为,实际并不从事“典”这项业务,另一方面,其业务已经超出了原来意义上的“当”,即不但占有出当人的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担保债权实现,同时开始从事不动产的抵押贷款。而原来意义上的“当”则单指一种特殊的质押,其客体是动产,不动产抵押不属于当的范围,但在实践中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对典当行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典当行也大多从事该业务,从现实角度出发,国家在监管工作中对此也就没有禁止。显然,“当”的概念尚未增容而业务范围已经扩大。所以,对典当行业性质的规定与实际操作存在冲突,这必将影响典当业的发展。

(二)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典当业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定与地方政府立法政策掌握的原则各有不同,导致典当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营混乱,纠纷增多,管理不力。目前所能依据的是商务部和公安部2005年4月1日联合颁布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

典当法的缺失还表现在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2]调整我国典当业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有关质押的规定,《典当管理办法》,国务院其他部门颁布的法规中涉及典当业的规定以及各地方有关典当业的规定等等。这些法规的效力等级不确定,规定有时会有冲突,实际适用中有困难。造成这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无最高立法部门制定统一调整典当业的权威法律,很难从根本上规范典当业的经营行为,而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仅仅是一个行政规章,法律等级和效力很低。

(三)规模不足经营思路落后单一。

典当业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融资渠道,其缺点也很明显,即融资成本高、贷款规模小、贷款期限短、抗风险能力弱,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有限,因此只有那些无法以更低的成本从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典当行的客户。典当行规模太小,与市场的需要是不相称的。经营规模小,发展空间必然受限。《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

经营模式上,多数典当行采用传统的“夫妻店”、“家族店”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落后,经营思路落后,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难以适应激烈的行业竞争。从经营范围看,《典当行管理办法》虽然把典当行的业务范围扩大到房地产抵押业务,但是仍不允许我国典当行从事零售业务和寄售业务。而对于发达国家典当行来说,商品零售业务是其主要的盈利点,我国典当行由于经营范围的限制,丧失了通过该项业务盈利的机会。[3]目前国内的典当行仍普遍采用传统的单一店铺模式,即某一典当行只有一处营业机构,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典当行的业务量小、经济效益一般等因素限制所致。

(四)从业人员素质低,缺乏专业人才

典当专业人才缺乏是我国目前典当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瓶颈”。典当行长期沿袭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使得从业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而房产、债权、股权等业务的拓展,需要懂得证券、金融、法律、心理、鉴定评估等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远非普通评估人员所能胜任。从业人员经营技能低,致使经营开拓性不强,不敢涉足新领域,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现有业务空间狭小,经营上难有突破。

(五)风险防范能力有限[4] 典当行的服务对象比较复杂,经营范围比较广泛,以及经营者业务知识水平的局限,难免会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概括地讲,风险主要集中在收当和死当两个环节。在接受当物时,物品可能是赝品或是赃物,当物变为死当时,典当行就面临死当物品的销路问题。货物的结构类型、质量、市场上的流通风险等都将影响典当行的收益,特别在无形资产的估价及操作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典当业的发展对策

为了促进典当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下面针对上述当前典当业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几点发展对策和建议。

(一)明确典当业的性质

典当作为一种特殊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对金融领域的作用比较突出。目前的典当行已经一只脚踏入了金融领域,其业务范围较广泛,当物类型从动产、财产权利向不动产延伸,典当方式从质押贷款向抵押贷款拓展,除了不能吸收存款,几乎所有的贷款都能做,而且典当与银行的最大区别就是灵活且风险控制较好。如果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其扶植成规模化的贷款机构将势必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典当行的实际业务操作、范围及社会作用,更加充分说明典当业是金融系统一分子。所以明确典当业是金融系统一分子,典当行是金融机构,更有利于典当业的发展。

(二)统一立法,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立法体系上,建议在时机成熟时由最高立法部门制定一部专门的典当法。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不仅保留了典当制度,而且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典当业法规,诸如台湾的押当业管理规则,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立法的参照。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业务管理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须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加强法制监管力度,促进典当业健康发展。

(三)创新经营模式,整合现有资源

典当行的创新首先是经营模式,创新典当行业应梳理组织结构,整合现有资源,最大化地利用有限资源。据了解美国最大的典当上市公司,采用连锁经营的模式已经将典当行开到英国、瑞典等国。通过连锁经营,各连锁经营店在典当寄售、拍卖等领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营网络资源共享。[①]国外将典当行视为“信用便民店”,允许典当行这经营旧货或新商品销售。如美国典当行有12-17个单项业务许可证,允许典当行从事旧货的购销,以便发展小额典当业务,降低经营风险。[②]而我国由于监管部门的限制,目前尚不允许典当行销售除绝当以外的商品,使得传统小额典当业务日益萎缩。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扩大典当业务范围。

(四)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典当行的发展、业务的兴衰、效益的好坏,人才是关键。不仅关系到典当业自身发展,更关系到典当业的依法经营、规范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因此,重视和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既具有现代金融理论知识又具有典当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典当业目前还没有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才,独立开设拍卖与典当专业的高校仅有南开大学、上海市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所以,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典当职业培训资格制度,条件成熟时,在更多的高校中设立典当专业,深入研究典当理论,为行业培养更加专业的后备人才。

(五)提高鉴定水平,加强风险防范

在贵重物品或有价证券的鉴定和估价上,加强与当地各类具备专业鉴定的机构或协会的合作如证券机构等建立当户信息管理系统,积极与相关部门合作,减少收到赃物的可能性。加强对市场预侧的分析能力,规避市场上的流通风险,如当国家处于通货紧缩时,为防止货物降价而滞销,可在收当时,压低当金。与各类商业机构长期合作批销或拍卖,建立畅通的销售网络,避免绝当物长期不能变现。利用低成本扩张,规避因货物结构单一导致的风险。加强当物保管,对相当贵重的物品进行商业保险规范行业经营,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和法制观念,不做违规经营。

本文为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典当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著作权归署名作者享有,未经作者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第五篇:结核病的历史与现状

结核病的历史与现状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结核病是危害人类健康历史久远的慢性传染病,科学家们从发掘出的早期人类骨骼中发现有驼背的脊柱,这是结核病的病征之一。

中国在2100年前埋葬的尸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女尸也发现左肺上部左肺门有结核病的钙化灶。在埃及也曾发现过感染了结核病的木乃伊。对于

结核病的描述可以回溯至公元前460年。有趣的是,结核病经常出现在描述都市居民生活的古代著作中,而在圣经或描述乡野居民的作品中却十分罕见。现在我们知道,早期记载的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些不同的,看似无关联性的疾病实际上是不同形式的结核病。比如:寻常性狼疮是皮肤结核病、痨病是肺结核、而波特式病是脊柱结合。淋巴结核是颈部淋巴腺体肿大的流浓的一种结核病,在过去十分常见。借助显微病理学和细菌学的近代科学,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疾病的过程都是结核病的不同表现。“结核”这一名称并非来自该病的外观特征,诸如身体的消耗等,而是指独特的结节,这是最基本的细胞结构,能完全反应出疾病发生时的特征性组织变化。病理学家借助结节就可以知道结核病的发病过程。结核病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在其严重流行的本世纪初,全球每年因患结核病死亡的人数超过200万。只是到了医学发达的今天,在得到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结核病才不再属于绝症,其治愈率也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世界上感染结核病,并因此而丧生的人数直线上升,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结核病与艾滋病双重流行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现在结核病已成为人类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同时也是艾滋病的主要致死因素。结核是艾滋病患者唯一主要的“机遇性感染”,很容易向大众传播。像常见的感冒一样,结核通过空气传播,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感染。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说,由于结核迅速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传播,所以结核病例将有增无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染上结核的可能性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的30倍。结核和艾滋病病毒同时传播业已成为世界范围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

19世纪,结核病在欧洲和北美大肆流行,散布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困顿的人群成了结核病的温床。而且是当时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被人们称为“巨大的白色鼠疫”。许多当年杰出的人物罹患结核病:雪莱、席勒、勃朗宁、梭罗和勃朗特姐妹等。结核病的流行甚至影响了诗人和艺术家的思想。淑女们常被描写为纤弱、无声气的,极容易昏倒而且有阵发性咳嗽。甚至连当时的服饰也反应了结核病的流行,例如男士们穿的高领衣服,好象就是为了隐藏颈部的结核性淋巴腺炎。

在1993至1996年间,全世界结核病例增加13%。死于结核病的人数比死于疟疾和艾滋病的人数总和还多。全世界去年结核病患者超过700万,近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包括10万名儿童。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现有17.22亿人感染了结核病菌,每年有900万新结核病人,约30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一数字超过了肺结核流行的1900年,那一年全世界约有210万人死于肺结核。目前,结核病已成为传染病中的第一杀手。现在许多国家内肺结核病例直线上升,20年内将增加10亿结核病患者。

全世界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人死于结核病。专家预测今年将有100万妇女和10多万儿童死于好范文,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结核病,但如果防治措施及时得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治愈的。199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就曾警告说,全球又处于结核病紧急状态,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与结核病危机作斗争,但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肺结核病菌可通过空气传播。由于目前全球人口流动速度和数量远远大于以前,因而患结核的危险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大。全世界每年有将近1亿人受感染,其中十分之一患病。由于宣传不够,一些人对结核病缺乏应有的了解,不能及时就医而延误治疗;还有一些患者病情刚一好转就不按疗程坚持服药,致使自身产生抗药性,给治疗带来困难,甚至危及生命。专家称,治疗一个产生抗药性结核病人的费用是治疗普通结核病人费用的100倍。这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病人来说无异于被判了死刑。目前,全世界这样的患者有将近5000万人。肺结核病是青壮年的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肺结核病例及百分之九十八的死者在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口众多、营养不良以及防治措施不力是肺结核病蔓延的主要原因。

除贫穷、营养不良等因素外,究其原因,几十年来一些地区的社会**,整个国际社会放松对这种传染病的防治是造成目前结核病死灰复燃,肆虐全球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国家没有全国性的防治计划,经济投入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医疗机构对结核病的危害性及其防治措施宣传不够,致使许多国家在这一领域发展滞后,缺医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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