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合资企业(RJV)的国际发展路径及其政策启示（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研究型合资企业(RJV)的国际发展路径及其政策启示

研究型合资企业（ＲＪＶ）的国际发展路径及其政策启示

刘婷婷

摘要: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众多促进技术研发的战略选择中,研究型合资企业(RJV)是一种有效整合研发资源和降低投资风险的创新模式。论文阐述了RJV的形成机理和治理绩效,以美国和日本促进RJV的发展路径为例对影响RJV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对RJV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华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petitiveness,1996)对RJV的界定是“企业、大学、政府机构和实验室”以不同的组合形式集中资源以追求共同研发目标的一种合作安排。Nicholas S Vonortas(1997)深入界定了RJV的内涵,他指出研究合作组织(RJV,也称为研究合资企业,研究联合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从事研究开发而共同形成的新组织,成员企业在研发阶段合作,在产出阶段竞争,是反垄断法接受的一种合作创新组织模式[1]1。除了上述列举以外,还有众多学者也先后对RJV这种企业组织模式的内涵给予了相似的界定。综合上述定义,研究型合资企业可以归纳为由不同研发主体(包括企业、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联合组建的、以合作研发为主要目的的企业组织模式。

(二)研究型合资企业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绩效

1.研究型合资企业的形成有利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首先,由于研发成果的外溢性特征和高昂的研发成本,企业通常缺乏独立进行技术研发的动机,而通过技术贸易方式获得技术成果除了可能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外,还会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市场竞争中的技术优势与主动权[2]。因此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不同企业、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研发主体合作建立RJV进行研发,一方面可以分摊研发成本、降低研发风险,另一方面还可以将不同技术资源在市场上转移和交易的费用转化为RJV内部的研发管理成本,以长期的研发合作契约替代短期技术资源交易,在RJV企业规模达到边界前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3]。其次,RJV通常在具有互补资源的研发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形成。由于组建RJV的研发主体可以充分利用彼此技术等各种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因此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4],不同研发主体(尤其是互补型研发主体)联合形成RJV进行研发可以更加有效地配置研发资源,促进技术研发绩效的形成。此外,RJV的形成主体可以包括不同企业、大学,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等,RJV的组建使不同类型的资源主体形成团队进行联合技术研发,最终可以通过团队效应提高整体研发效率。

2.研究型合资企业是解决研发正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企业组织模式。由于新技术研发的正外部性效应特征,研发主体通常不能占有其研发成果的全部收益,因此,研发投入通常处于低于社会最佳水平的状态,从而引发市场失灵问题[5]。以下三种途径可以帮助改善这一问题:(1)完善的专利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外部性内在化。(2)企业等研发主体可以通过形成技术联盟将其各自的研发外溢内部化到RJV中,共享技术信息和成果[6]。(3)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具有正外部性的研发活动来提高研发投入的社会水平。

二、发展模式:以美国和日本为例

研究型合资企业在美国和日本的发展尤为突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最为明显。其中,教育体制和政府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一)RJV在美国的发展模式

在日本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的刺激下,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明显的技术政策转移,并于1984年出台了国家联合研究法案,为美国企业技术联盟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美国第一个芯片行业的重大研究合作项目是半导体研究公司(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SRC),成立于1982年。在过去的25年里,SRC的项目成员投资了854亿美元用于支持世界范围内237个国家的6 500多学生和1 600多名员工在半导体尖端领域的研究,其研究项目和成员公司遍及全球,包括IBM和Intel等。1985年1月成立的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公司(Micro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MCC)一度成为RJV的典范,MCC最初是一个由行业中20家企业共同投资建立的合作型研究机构,其成员曾经包括信息技术产品领域的优秀企业、政府研发机构以及一流的大学。此外,SEMATECH(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成立于1987年,是一个致力于将基础研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的技术联盟,其成员包括IBM,英特尔,松下,东芝,三星和NEC等,共占世界芯片市场的50%。SEMATECH建立初期几乎完全由国防部资助,总金额达5亿美元,目前其经济预算由行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参与SEMATECH的15个成员公司中有近一半来自世界的其他国家。

美国的科技进步和RJV组织的不断发展与其实施的教育体制有着密切联系。在对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支持上,美国所采取的方法与欧洲许多国家不同。首先,美国私立和公立大学混合的机制促进了大学之间的竞争,同时,政府给予优秀的私立大学以充分的财政预算自由,使他们能够提供高薪待遇、建造先进的实验室以及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水平,而这些又反过来吸引了许多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学生。其次,美国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都要经过严格审核,政府的支持目标倾向于那些拥有真正实力和充沛精力的年轻研究人员。相比之下,欧洲绝大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采取倾向于公平分配的统一预算办法,对学术精英的激励不够,也很少对研究项目进行定期的严格审核[7]。

虽然美国一直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管理方式持怀疑态度,但美国的技术进步与政府的政策法案之间却有着紧密关联[8]。美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对其战后在制药业和生物医学业取得的领先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物技术以及因特网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政府对各类培训和研究的广泛支持以及对知识产权和许可协议的重视与规范。为了促进不同创新主体间的研发合作,美国自1980年便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技术法案,包括《贝-多法案》①、《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②和《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CRA)等。《国家合作研究法案》出台之前,美国企业并不清楚政府将如何运用反垄断法的规则对他们的合作研究活动进行评估,含糊不清的项目法律和法规使企业不愿参与到合作研究项目之中。《国家合作研究法案》澄清了对研发合作的评估方式,使注册③后的RJV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降低了RJV违反反垄断法时需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9]。修订以后的横向合并指南④也明确阐明将合并企业的效率问题作为反垄断评估的一个因素,如果合并企业能够证明合并后的效率效应大于市场势力效应,合并将会获得批准以期降低价格和提高消费者福利。而事实上RJV恰恰可能在达到与合并同等效率作用的同时不产生合并可能带来的反竞争效应(Klaus and Ralph,2007)。《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通过之时正是美国经历高贸易赤字、国内企业市场份额萎缩以及其进入国外市场受挫之际,该法案以及随后的系列法律法规有效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研发效率,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二)RJV在日本的发展模式

日本成功的国家创新体系使其在过去的50多年里从一个经济几近瘫痪的战败国发展成为在世界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并在许多高新技术行业与制造业具有领先优势的经济大国。其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和对技术的利用方式均为众多发达国家所效仿。日本的创新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私人部门对技术研发持续不断的高额投资、政府和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企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有效利用、以及社会对团队精神的崇尚等等因素都为日本技术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型经济环境,许多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工业家都将这种经济环境看作是一个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积极因素。1961年出台的《矿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和日本政府积极发展通产省⑤(MITI)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借以营造这种合作研发氛围的重要举措。合作研究联盟是日本政府用以资助特定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这种途径可以避免对某一公司的过度偏向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寻租”行为,同时还能使管理费用趋于最小化。经济产业省(METI,原MITI)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计划,其在电子行业开创的合作研究联盟使日本在计算机主机生产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经济产业省采用了相对分散化的“研究联盟”形式,联盟的主旨是要加强那些具有长远效应(如电子束设备)的项目开发。20世纪90年代,日本占据了RAM存储器以及其他一些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主要市场,这主要归功于经济产业省在1976实施的VLSL计划⑥。

日本教育体制的优点对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技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的教育体制和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都倾向于培养通才,同时,“重视细节”和“把想法变为现实”是倍受推崇的儒家理念[7]。日本的高等教育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学校按教育目标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和确定教学方法,并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新意识竞赛来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其实践能力。从1980年起,日本的教育经费便跃居世界第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每万人平均科技人员的数量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高居首位,科技创新能力也显著提高[10]。

日本合作研发活动的发展与政府的积极作用有密切联系。早在1947年,日本制定了《反垄断法》,对产业联盟进行监管,但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JFTC)⑦却对产业联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为了推动产业界的合作研发,日本于1961年制定了《矿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根据该法规定,企业可以为某一研究课题共同提供研究人员和资金等资源,以组成非盈利性研发合作联盟。研究主题和研究计划首先由大学、国家实验室、产业促进组织等机构的专家提出,经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确定后选择最为合适的联盟成员(通常是相互竞争的企业)。政府通常以资金形式诱导目标企业参与联盟,通产省常常直接对选定企业进行动员,同时也不排除向个别大企业施加压力。在联盟形成阶段,通产省的主要作用是确保联盟获得充裕的研发资源,为联盟的成功组建与发展打下基础。在联盟的运行阶段,通产省不进行直接干预,而是聘请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对联盟的运行进行评估,同时监督和阻止个别企业的投机行为。另外,通产省还要积极与政府其它部门协调以保证政府资金的持续稳定供应。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信息与生物技术的落后意味着国家创新能力的衰退,并于1995年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以鼓励产业界、学术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之间继续加强合作。日本政府还为基于重大技术研发项目的联合研发组织提供适当的政策优惠,同时积极推动大学进行改革、提高政府与产业关系的灵活性,并在1998年4月通过了类似美国《贝-多法案》的法律政策以促进行业与大学之间的合作。

三、发展研究型合资企业的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以鼓励技术开发为重点的科技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便开始陆续出台,其中明确强调要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然而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体系仍然没有得到完善。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2007年7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提出,“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薄弱,产-学-研结合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突破”。目前中国28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独立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没有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我国工业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完成的科技开发项目分别仅占企业全部研发项目的85%、74% 和64%,与外商合作完成的研发项目仅占企业全部研发项目的28%,远低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11]。尽管我国目前存在少数联合研发企业的雏形(如Cellgene⑧),但无论从RJV成功组建的数量还是从政府对联合研发的政策鼓励方面来看,中国RJV的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能像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那样作为一种稳定的经济组织模式对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种合理的企业组织模式可能会对经济的阶段性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基于以上对RJV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这里对RJV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如下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构建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体系。在技术创新成果突出的发达国家,对研发的巨大投入主要来源于私人投资主体。而中国目前私人企业投资研发的动机不高,投资比率较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技术本身的外溢性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资金不足。从微观企业组织层面上看,RJV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可以有效地克服技术外溢性和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将技术的外溢性内部化的同时,充分利用企业间各种资源的互补性,提高企业合作研发的动机和成功研发的机率。〖JP+1〗国内企业自身应该重视创新型企业制度的构建,为企业长期持有核心竞争力奠定基础。从宏观制度层面上看,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构建有利于合作研发的制度体系,其中包括颁布有利于合作研发企业筹集研发资金的融资政策、对于合作研发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以及给予研发联盟以适当的反垄断豁免,等等。

2.提高大学教育与技术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大学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值得我们重视,其重要性具体体现在:(1)大学能够为技术创新体系提供资深的科研人员;(2)大学科目的设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国经济的重点发展方向和发展优势;(3)大学科研机构对基础技术的研发可以为企业应用型技术的研发提供前提基础[12]。技术发达的国家普遍重视教育的投入与产出,而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推动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不应偏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我国大学的部分学科建设应该具有针对性,应与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相结合对专业人才进行重点培养,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具有优秀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的人才,并培养其参与经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大学与企业进行联合研发,对于大学和企业间的合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设立专项资金用以激励大学独立申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技术专利,并促进国内外大学之间的技术研发交流与合作。

3.增进政府培育RJV的制度能力。制度能力主要是指政府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以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制定政策以鼓励市场经济结构下不同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并为其提供切实的政策引导和资金倾斜。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联合组建RJV是克林顿政府提高美国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研发策略,其政府在RJV项目中的作用包括提供专业人员和联邦研究实验室、对RJV的研发项目给予补贴,以及切身参与技术研发与技术选择等,政府可以帮助有效克服技术研发领域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对于促进RJV在中国的发展,政府可以起到以下几方面的作用:(1)不断完善专利制度。完善的专利制度可以保护RJV的合作研发成果,进而提高RJV的形成动机。(2)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不同国家技术及资源的优势不同,因此其产业政策也不尽相同。我国政府应该在众多技术产业中选择适合我国重点发展的优势领域,并制定相关的产业激励政策。(3)制定可行的技术政策。政府应该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技术政策,同时,可以为联合研发提供技术人员、政府实验室和设备。(4)创新金融政策。针对我国当前企业技术研发融资困难的特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金融政策来帮助RJV进行有效融资,引导风险投资方向,并尝试保护RJV进入资本市场。(5)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政府可以为RJV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必要时对于关系国家重大领域的项目还可以注入资金以参与技术研发过程和具体的技术选择。

注释:

①贝-多法案(Bayh-Dole Act of 1980)又称大学与小型企业专利程序法案(The 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该法案针对联邦政府资助下的研究项目的知识产权问题,使得美国大学和小型企业对其发明拥有控制权.

②该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 1980)意在培育一个政府与工业合作的新时代,促进政府、工业和大学创新思维和活动的联合.

③美国政府规定,RJV必须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注册其合作研发活动以后才能获得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的政策优惠.

④Revisions to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7.

⑤通产省(MITI,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即通商产业部)已于2001年更名为经济产业省(METI,Ministry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⑥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大规模集成电路.

⑦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JFTC,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是落实日本反垄断法案以及相关法律的行政管理机构.

⑧Cellgene成立于2000年12月8日,是一个生物技术合作研发企业,致力于基因研究和疾病治疗。该企业由上海医药公司和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坎达自然药物研究中心(KNMRC)联合组建,共投资1亿元人民币。该合作项目大大提高了浦东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同时还为制药业创造了机遇.参考文献[中华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J].Econ.Innov.New Tech.,2007,16(1):51-65.

[10] 理查德?内尔森.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技术创新课题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报告[J].经济,2007(Z1).

[12]Joanna Poyago-Theotoky,John Beath,and Donald S.Siegel.Universities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Reflections on the Growth of University-Industry Partnerships[J].Oxford,2002.

第二篇：浅谈国外图书馆发展政策及其启示

浅谈国外图书馆发展政策及其启示

在以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的藏书量的关系的政策和指导原则上，图书馆要坚持图书挂馆藏的慈善研究指南是为IUPUI大学图书馆全面收集准则的一部分。图书馆藏书的重要补充和慈善事业相关的手稿均由礼来公司举办，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图书馆的完善经费。此外，为更好地实现图书馆分类，避免由于众多号码造成的干扰，图书馆可以申请一个数据收集的区域。要充分发挥财团协定的作用，合作收集安排，图书馆依靠校园内的其他系统或在区域或本地网络，和馆际互借。

要发展电子资源，将资源通过微型电子计算机，主机或其他了类型的电脑存储在互联网上，并且电子资源应该应用能够与远程访问。这一政策中，涵盖了免费的网络资源和电子文献资源购置，一个非营利的组织，一个专业组织或任何外在的制度。图书馆还要加大索引和检索数据库抽象数据库和提炼，做好参考数据库的完善工作。电子资源用户界面要符合目前正在使用的其他接口，系统要支持多个出口的选择，系统的容量要加大，改善网络基础设施的技术更新，并提供最佳反应时间。

开发政策管辖的选择，组织，以及对斯诺-岛图书馆馆藏的维护，以此来描述图书馆资料的选择标准，组织和管理的依据，建立一个持续的评估和收集改进的框架。注重资源共共享和馆际互借。在信息自由的环境下，可以启动一个进程，其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被要求重新考虑的项目列入或一组在手收材料，这个过程中，个人应和工作人员在他或她的本地库，并获得图书馆资料的形式的复议请求。

坦佩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遴选坚持非虚构原则，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估的全部，而不是特定部门的基础。它将重点放在支持各学历层次学生和刺激儿童阅读和学习的兴趣和赞赏，图书馆要作为一个信息和对社区教育资源。

莫顿格罗夫的公共图书馆，在选材上，书籍和其他资料库上选择了文学，教育，信息的基础上，和娱乐价值，且甄选的责任在于图书馆馆长。选择的图书的标题不包括道德，种族，宗教或政治偏见的基础。在访问电子信息，服务和网络上，实行权利的解释条例草案图书馆，坚持阅读自由，表达自由。提供全球信息，服务的连接，和网络是不一样的选择和购买图书馆搜集资料相同。其中，该图书馆政策和程序，申明未成年人有自由进出图书馆的权利，这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要求相一致，规定这个图书馆的服务原则同样适合于所有用户，未成年人以及成人，图书馆和管理机构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图书馆还担负着开发资源，满足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和服务社区利益，服务，材料和设施，在履行其个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需要和利益是图书馆用户图书馆资源的必要组成部分。

由钮瓦克公共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来看，它同时在主图书馆和儿童分支机构中包括而儿童类的藏品，这些藏品尽可能包括作品反映的不同的意见和有争议的话题。

第三篇：治理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启示

治理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启示

时间：2008-7-3 16:09:06作者：陈振宇

摘要：治理理论是当今多门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它是在对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治理，相比先前统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公共治理更加强调自由的价值，推崇诉求的多元化和彰显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作为西方社会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理论，治理理论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体现。虽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它为公共管理的创新和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关键词：治理；公共管理；合作网络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已成为当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词汇。从学术界到实践界都在广泛地运用治理理论来理解现实并解决问题。治理理论的谱系主要有两条发展线路：一是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建项目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而提出的治理危机的概念。这种治理理论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国家整合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下降导致的治理危机是这些项目无法发挥效益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条发展线路是战后随着公共问题的复杂化，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同时，凭借政府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领域开始了从一场“统治”到“治理”的广泛变革，强调私营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各类公民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面对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一、治理的内涵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安排。

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构建政治管理系统；为了推进发展而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权威的过程；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以及承担相应职能的能力。

联合国开发署的定义：治理是行使经济、政治和行政的权威来管理一国所有层次上的事务。它包括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及其各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利益、行使合法权利、承担其义务以及弥补他们之间的差异。

罗兹（Rhodes）对治理的概念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他认为“治理”在当代主要有六种用法：最小化政府：用市场机制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减少政府的范围和公共开支。

2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同时适用于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方式。新公共管理：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激励结构引入政府部门，用更多的“掌舵”代替“划桨”。作为“善治”的管理：它从政府的合法性和管理效率上定义政府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社会-控制系统论的治理：它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等级制的新的结构或模式来定义治理，政府不再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个发号施令者，而是与其他行动者彼此依赖的网络中的一个结点。自组织网络的治理：由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共同组合而成的问题导向型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没有权威的自主与自治是其特征。

二、公共治理的三个视角

（一）从政府管理的新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治理

这一观点是与新公共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视为是市场化条件下的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它着力于在西方社会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对于传统的官僚制公共管理模式有效性的质疑，认为机构林立、缺乏创新、行动缓慢、难于复杂而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已经成为其继续进行有效社会管理的障碍。新公共管理主张采用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

然而，学者们意识到，在传统官僚制模式的社会管理方式无法应对现实的社会需求，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管理体制本身。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公共问题日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边界，在政府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和管理技术，提高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并不能有效解决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必须到政府之外去寻求答案。

（二）将治理视为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

与前一种观点不同，这种观点将政府排除在治理过程之外，认为治理是公民社会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在政府的权威之外的公民团体，社会的各个部分建立起一种以参与者共同利益为目标导向的治理结构，它通过自我协调、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维护网络运行秩序的不再是来自政府层级结构单向施加的命令，而是平等参与者之间通过对话和互动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由于它将政府排斥与治理过程之外，甚至将国家放在公民社会的对立面，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以至于构建自主网络方面，政府依然有其行动的空间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将治理视为由政府和其他参与者构成的合作网络

承接上述学者的观点，它将政府和各类公民组织作为平等的参与者纳入治理的过程，将对其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协商互动中形成的合作网络的管理视为治理的本质。它一方面承认了政府本身在处理公共问题上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认为由公民社会中，各类公民组织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网络应当作为应对和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结构，同时也强调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的参与对合作网络的正常运行和有效治理的重要意义。这种观点结合了前面两种观点的合理之处，完整的描绘出来相互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

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指的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其他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重新构建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看，治理就是从垄断公共权力到分享；就其他行动者而言，治理就是从管理客体转变为管理的主体。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一一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

三、治理理论的思想内涵

（一）公共治理强调了自由的价值

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积极的自由观，公共治理所强调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一种

“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的状态。在公共行政中，最容易侵犯他人自由的，就是政府的意志，和保障这种意志得以实行的政府权力，因此限制政府权力成为公共治理各种的焦点。现代福利国家，鼓励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得国家更容易实施控制。国家过深的涉入资源分配，侵犯了个人对私有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大政府”造成的行政权力的膨胀，破坏了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同时也引发了官僚制的扩张„„以上种种损害了个人追求自由的观念与能力。公共治理重视政府以外公民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主张有限政府，要求重新建立公共权威、分享公共权力、参与公共事务都体现着消极自由的理念。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福利国家的扩张对自由造成的损害。

（二）公共治理彰显了公共性

公共治理强调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定位，同时宣称没有包容和参与，公共性就会堕落为狭隘性和私利性。只要共同的目标都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各种社会行为主体都可以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这是公共利益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因而，公共治理重视公民社会组织在维护公共利益中的作用，将政府与这些组织在目标一致基础上的合作作为促进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

就政府而言，如果用“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公共性的话，“民有”说的是政府权力是来源于公众让渡的权力。“民享”说的是既然是公共性的权力，政府权力就应该以服务公众、维护社会公益为唯一宗旨。公共治理在这两点上都只是沿袭了西方传统的观念。而公共治理的突破在于“民治”上，传统的“民治”是指公民通过代议制定期选举，组织政府，监督政府。公共治理进而要求社会自主自治。政府只应做个人和社会不能做好的事，剩下的事应该留待自组织网络自主治理。这是由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式民主党跃升，提供给人民直接治理国家的实践机会。

（三）公共治理推崇诉求的多元化

公共治理的多元诉求在西方传统的思想脉络中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主义从来就以个人主义为逻辑起点，强调差异性就是必不可少的价值，绝对不能因为社会一致的要求而牺牲差异性。它主张通过向社会其他组织开放国家对内主权中的行政管理权，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公共治理的多元诉求体现在四个层面上。

政府治理工具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行政手段外，以市场为核心的治理工具和机制，财政性工具与诱因机制，管制性工具与权威机制等都可以作为政府治理的手段，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形态。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方面都没有单独应对所有公共问题的资源与能力，另一方面又在各自熟悉的领域拥有解决问题所需的比较优势。各尽所能成为实现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

公共权力的多中心化：要实现各尽所能的良好治理，就必须让治理的各个主体参与权力度分享。在立体的合作网络中权力的网络化分布，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强有力约束，保障了其他治理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的独立。

政府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可能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对抗与对立。然而，公共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的合作网络管理。共同的目标，与相互信任的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协商对话的行动方式，确保了合作网络成员之间能够精诚合作，弥补各自不足，在公共利益中携手共进。

四、简短的评价

公共治理是西方社会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对传统的官僚制的管理的反思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是政府、企业、社团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治理过程中，主要依靠网络权威，与非强制性权力协作进行管理。

然而，虽然经过二十余年在理论与实践反复探索，治理理论得到的蓬勃发展，并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有力的理论指导，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的反思治理理论时，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其内在的困境。

鲍勃?杰索普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

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合作是共同治理的基础，但过度强调信任与合作，会造成创新意识的衰竭和适应力的退化。

开放与封闭的矛盾。有效网络管理的前提是多元权威之间的互信与合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严格控制治理网络的组织数量，即使网络保持一定的封闭性。但封闭性不仅会将一些潜在的成员排除在体系之外，而且也不符合平等、协商、开明等网络管理原则。

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可治理性要求制定和遵守稳定的网络运行规则、利用过去的经验提高治理的绩效，这与灵活性相冲突。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元、瞬息万变要求不断摒弃过去的经验并适时改变网络的运行规则。

责任和效率的矛盾。明确责任是管理工作不可忽视的部分，但过分强调责任归属不利于开展高效的合作活动。

要突破治理理论的这些困境，如何重新定位政府作为合作网络中的特殊行动者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在合作的氛围中倡导竞争的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构筑柔性的网络结构，在合作网络活动无法提供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及时的担负起“元治理”的责任，都可以为提高合作网络的效率，弥补其不足做出贡献。因此，虽然公共治理要求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模式，但在借助治理理论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上，政府依然能够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新的角色中，仍然大有可为。

第四篇：国际审计报告准则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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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审计报告准则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作者：龚瑾瑜 王布衣

来源：《财会通讯》2006年第07期

摘要：在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研究和借鉴国际审计准则的先进成果，加快完善我国审计准则体系。本文分析了国际审计报告准则的最新发展，着重阐述了IAASB2005年发布的国际审计报告准则ISA705和ISA706主要内容，并分析评价了其重大改进和对我国的启示。

第五篇：论国际商品流通业发展特点及启示

内容摘要：商品流通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有重要影响，而且还影响着人们的消费结构，对人民生活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品流通业的发展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趋于成熟的。分析了美日等国的商品流通业在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特点，并根据国际商品流通业的发展趋势提出我国商品流通业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商品流通业 零售业态 商品供应链

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反之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又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趋于成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商品流通业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商品流通的技术水平也随着国家经济质量的提高在不断提高。这一点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商品流通业发展史可以得到印证。

美国商品流通业发展概况

美国的商品流通业在世界上是比较发达的，其零售商的数目几乎占全球前200名零售商的一半，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近些年来一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名列前茅。美国的商品流通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只有38个洲，人口大概为5600万，有65％的人生活在农村。由于交通尚不发达，人们相互之间信息闭塞，流通业的发展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在当时每桶面粉的批发价为3.74美元，而在农村的杂货店却卖到了7美元的现实条件下，批发商是商品供应链上巨额利润的获得者。在这种情况下，邮购业务得到了大力发展。邮购商通过大规模采购，借助铁路和邮政运输，免费为农村送货和邮寄包裹，为农民提供廉价商品和优质服务，这种邮购销售方式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喜爱。在这一时期，商品流通渠道主要还是由制造商主导。

到了20世纪初，由于汽车的普及和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消费者有了更大范围的选择。同时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制造商已经在美国经济中出现，美国的城市开始发展，许多农民放弃了农场而加入到城市的工厂当中，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提高。从1900年到1920年，短短20年时间城市人口就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的居民习惯是在城市商店里购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购物习惯的改变，零售商店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 20年代和30年代，连锁零售店得到迅猛的扩张。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零售业开始外扩，走上了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由于连锁经营业态的出现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商品流通渠道中层级减少，制造商对零售商的依赖开始增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市民不堪城市的嘈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之忧，纷纷从市区迁居到市郊。伴随着这一生活习惯的变化，人们的购物方式也在改变。过去，人们逛街往往喜欢去市中心，但随着高速公路网络的发展和完善，以及郊区购物中心的兴起，市中心已不再是消费者的首选。于是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折扣店、会员店等零售业态得到了充分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零售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零售业呈现出不断集中的趋势，新的零售业态不断涌现。

日本商品流通业的发展

日本的商品流通业对日本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国民收入、消费方式、人口及就业状况等方面。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流通业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二战前

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情况是重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的产值平均能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7％，工业水平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第5位。但这一时期的日本商品流通业并不发达，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居住地比较分散，所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多层级的批发商，从而形成了日本零售企业规模小、分散、零细、过剩的特点，整个商品流通系统的效率低下。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零售业态为刚刚出现的百货商店。

（二）第二阶段：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末

这一时期为日本经济的战后重建阶段。战争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使日本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但日本政府能够审时度势，依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提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比如，战后初期，针对经济的全面衰落，日本政府首先从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入手，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缓和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窘迫状态。生计问题解决后，日本政府又开始重点扶持基础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整个工业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正是这种阶段性的经济发展策略和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让日本在战后短短几十年内由一个经济几乎全面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经济重建期，由于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在这一阶段人们的需求基本同质，大多是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百货店这种零售业态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竞争能力都得到加强。但整个商品流通系统基本呈现出比较散乱的局面。

（三）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新技术大量引进，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已得到极大满足，转而开始追求一些奢侈品的消费，追求精神层面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对黑白电视机的旺盛需求，就反映出那一时期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已开始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制造厂商。为适应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出现，制造商开发并导入新的生产技术，引入新的生产设备，大批量进行新产品的生产。反过来，为使产品实现更大规模的销售，制造商又通过搞各种营销活动，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不断开拓产品的销售市场，形成更大规模的消费。

在这一时期，商品流通系统主要由制造企业主导支配。超市、大型家电专卖店等零售业态也开始出现。

（四）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已经成熟，高速经济发展时期潜藏的隐患开始出现，再加上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本经济开始出现波动，但日本仍然具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

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消费者收入的提高，人们消费品的选择范围及选择的地理区域扩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渐趋成熟，消费者的需求也呈现出差异化。人们更多地是追求自我选择和有个性的消费，不再盲目跟随潮流。针对这样一种消费特点，专业大量贩卖店的零售业态开始出现，该业态主要是集中于特定商品领域进行销售，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可供多样选择的商品型号。另外，就是便利店的出现，便利店主要是针对特定区域的消费者开设，为其家居生活提供便利。此外，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差异化，制造商需要更加贴近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准确把握消费动态，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慢慢呈现出一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趋势。而消费者也逐渐成为流通领域变革的主导者。

国际商品流通业发展趋势

通过对资料研究发现，国际商品流通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通过对近几年全球商品流通市场中销售额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商品流通市场的集中度已经比较高，并且处于不断集中化的过程中。比如，1998年全球前10名零售商的零售额占到全球总零售额的23％，1999年则上升到26％，2000年则又上升到28％，从中不难看出商品流通市场不断集中的趋势。

资料研究还显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商品零售业态出现快速集中的趋势。比如英国，当其人均GDp从1992年的125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14000美元时，其每千人拥有的零售网点数也从1992年的6个下降到1997年的4个。

零售商逐渐成为商品流通链条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商品流通链即商品供应链的主要职能从制造商和批发商向零售商不断转移，零售商成为供应链的主导者。同时，零售商通过改变交易方式使商品供应链效率不断提高，获得了供应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零售商与制造商直接交易越来越多，经销商地位逐渐衰落，零售商成为缩短商品供应链的决定力量。目前，零售商与供应商的直接交易差不多占到商品供应链结构的50％。大部分国际连锁零售企业已从产品间接进口逐步过渡到产品产地的直接进口。减少了中间流转环节，降低了运营成本，确保了在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商品流通中的零售业态与交易范围不断发生着变化。二战前，零售业态主要是传统百货，以单店经营为主，经营区域小，商品的采购也多集中在本地。二战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零售商开始研究消费者，采购的区域也不断扩大，可供选择的供应商数目不断增加，因此零售商的议价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大型的零售商开始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商品采购。采购范围的扩大，不但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消费者的生活品质，而且优化了产销体系，使得规模生产和优势成本生产成为可能，大大降低了整个商品供应链系统的成本，提高了商品的流通效率。

商品流通中的零售环节向深度专业化和专业集成化的方向发展。零售业态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每一阶段业态的发展无不适应于所处阶段的社会经济情况及消费者的需求而发展的。零售业态的发展经历了简单综合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业态为百货商店。然后是专业化和细分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连锁经营店、折扣店、便利店、大卖场、迷你店、“品类杀手”等业态。由于“品类杀手”业态的发展以及购物中心的出现，零售业态的发展呈现出专业化和专业集成化的特点。

我国商品流通业在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品流通市场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连续十多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截至2000年，我国的商品流通市场的销售额在世界已排到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而且我国商品流通的业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由传统百货为主的单一业态发展到百货商店、连锁店、折扣店、便利店、大卖场等多种业态，尤其是连锁超市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我国的商品流通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已经发展了近200年的国外商品流通市场相比尚处于低级阶段。

我国的零售企业大多规模小，前几名零售商的零售额占整个零售市场份额的不足20％，在这一点上是很难与国外的大型零售商相比的。虽然，我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所以规模消费并没有真正形成，商品流通系统的主导权依然是掌握在制造商的手中。再有，我国的零售企业普遍存在高负债率和低利润率并存的情况。我国零售企业的负债率一般都在70％以上，而平均净利润率却不到2％，这是因为我国零售业的管理技术和硬件设备相对落后造成的。应当说，我国零售企业的盈利大都是靠供应商的进场费、广告费、促销费、节庆费在支撑。由于零售企业处于商品物流的中枢地位，对供应商有一定的优势，但靠“榨取”供应商来获取利润，长此以往势必会对我国的制造业造成较大的伤害。

2004年12月11日，我国的零售业正式对外开放，国外的零售商已大批量地在我国展开业务。郎咸平在其一份报告中曾指出，国外的零售商一方面会利用其规模优势和全球化采购平台降低商品成本；另一方面会利用其成熟市场的盈利支持新兴业务区域的战略性亏损，从而与我国的零售商展开竞争。面对国外零售商的严峻挑战，根据国际商品流通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我国的商品流通商应做好以下几点：

进行以目标客户为导向的业态优化和服务创新。我国的零售商应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循着国际零售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符合当前消费者需要的业务模式，在此基础上加大服务创新的力度，制造品牌溢价效应。

以专业化经营的态度，专注于建立满足目标客户核心价值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与经营的差异化。我国的零售商在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要认真学习吸收外国零售商的先进管理技术，围绕自身目标客户的核心价值，专注于一点深钻下去，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避免同质化经营和恶性竞争。

建立易操作的标准和准则，使快速复制与扩张成为可能。我国的零售商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规模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规模经营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而要实现规模经营，连锁复制是有效的方法。这就需要有复制的标准，按照标准复制来提高复制效率，最终达到规模扩张的目的。

提升零售技术水平，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已提到相对于国外零售商来说，我国零售商的管理技术还比较落后，而国际商品流通业的发展特点又说明零售技术是零售商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的零售商需要在提高零售技术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提高与外国零售商的竞争能力。

面对国外具有先进管理水平和经验的商品零售商，我国要沉着应对。一方面发挥本土化的优势，寻找差异化竞争途径；另一方面要不断学习先进的技术，在竞争中快速成长。

参考文献：

1.曾坤生.美国零售商业营销管理的特点.中国流通经济，2000（11）

2.田旭.国际零售业的发展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营销传播网，2000.11

3.李颖.零售业的革命.南风窗，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