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和谐发展看计划生育政策[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从社会和谐发展看计划生育政策

从社会和谐发展看计划生育政策

摘要：中国自1970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抑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进入90年代，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因素。

关键词：社会和谐发展计划生育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是在对独生子女人口生育政策进行几次大的调整和晚上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分别以1984年4月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和1988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则同意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为标志，独生子女人口生育政策逐渐被调整为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即：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有些夫妇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199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该决定重申了我国现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要求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之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进入了稳定时期。200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走上法制化的道路。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效地一致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的生育水平大幅下降，总和生育率一讲到更替水平之下，进一步解放了妇女生产力；人口总数量减少，使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分别推迟了4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规模缩小，对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减缓上学、看病、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都一定的帮助。

但是，我们在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功劳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这些不和谐因素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它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施以来，造成了以下严重的后果。

1.出生性别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衡量人口性别结构的最常用指标是人口性别比，它以女性人口为100相应的男性人口数来定义。国际上出生性别比一般稳定在103-107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而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114.1；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攀升到近120。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十几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面临着光棍的困局。究其原因，一方面，一孩政策这样一种严格减少人口数量的方式，使人们没有胎儿性别选择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导致了人们对女孩的关注程度不够，女婴的死亡率偏高，女孩生存环境不好。这一问题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将对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及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速

人口老龄化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老龄人口中高龄人口的比例增加；劳动力人口中老年劳动人口的增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走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这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如果一国或地区的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比重超过7%，0-14岁少年儿童数量比重低于30%，则认为该地区的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那么在这一标准下，中国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至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与2007年末已经达到9.36%的水平。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虽然计划生育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但它促使中国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也不失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3.生育率水平低于更替水平

生育更替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当净人口再生产率为1.00时，恰好等于更替水平。在计划生育政策稳紮稳打实行的促使下，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陡然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近10年来的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和样本代表性较好的局部性生育意愿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2.1个的更替水平。这样的低生育率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在理论上可能造成我国人口的急剧减少甚至是是国家走向灭亡。

4.独生子女问题

计划生育提倡的一孩政策，达到了减少人口数量的目标，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逐渐转变，家庭规模中三口之家越来越多，社会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对于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来说，父母都特别疼爱孩子，对孩子的期望很高，本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原则，对独生子女在各方面的投入都很大，有的让父母对子女百依百顺，这对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和正确生活态度的树立都是极为不利的；有些父母对子女期望过高，也会造成孩子的巨大压力，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此外，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也对其成长不利，童年时期缺少玩伴，可能会养成独生子女内向孤僻的性格，不能融入集体，长大后不能适应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笔者认为，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我们应该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以上述思想为指导，把人口数量问题与人口结构、人口质量问题统一起来，寻求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在现实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以人为本，考虑到人性的需求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加强对人们生育观念的正确引导，摒弃男性偏好等传统不良观念；做好计划生育技术卫生服务工作，保障生育主体的合法权益，禁止选择性别的流产，餐区措施防止婴儿非正常死亡，保证母婴健康；同时，应该对人口问题有客观的认识，及时做好计划生育各项政策的修正修订工作，以适应当前人口转型的需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做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2.李建新：《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王红晓：《构建和谐社会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2月第21卷第2期。

4.马骁骁：《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经

济视角》，2010（10）。

5.范敏：《浅析当今计划生育政策》，《管理观察》，2010（2）。

6.陈恩：《中国居民生育意愿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1期11 版

第二篇：我看计划生育政策

我看计划生育政策

一张大饼一两个人吃很满足，三四五个人吃刚刚好，六七八甚至更多的人吃就会吃不饱。而中国就如同这张大饼，它根本就无法满足这13亿张嘴。记得温总理曾经在美国哈弗大学讲演时说过：“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大的经济总量，只要除以13亿，就会变成很低的人均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大国，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控制人口，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出生了4亿人，这意味着少消耗粮食1710亿公斤，少消耗水资源1867.5亿立方米，少占用耕地播种面积5.7亿公顷，人居、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减轻2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平均寿命73.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8.5年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在这些令人欣慰的成绩背后，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压力。

虽然我国的生育率已下降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这些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实现的，极不稳定也不平衡。虽然我国已步入新世纪，但是仍有不少人带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出生率反弹的风险极高。虽然我国经济

在不断增长，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较大，近年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越来越严峻。

首先，为稳定我国的低生育率，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评选“好媳妇、好婆婆”、“计生模范户”等丰富多彩的评比、评选活动，调动群众评优树先的积极性，弘扬婚育观念新风尚。充分发挥人口学校和人口文化大院宣传主阵地作用，组织群众开展一系列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利用村民大会的机会，开展评说身边计生事、算人口经济账活动；利用农闲或重大节日开展计生宣传演出；充分发挥阅报栏、政策宣传栏和政务公开栏，及时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法规；利用图书室、阅览室的信息传播功能，为广大计生户提供致富信息，寻找致富项目；利用避孕药具室和健康检查室，为育龄群众热情开展生殖健康服务，举办优生优育知识讲座。借助在社区(村)路旁、醒目的墙头张贴“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男孩女孩一样好，女孩也是传家宝”等倡导进步婚育观念的人口计生标语提高群众计生知识知晓率。

其次，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一是全面落实属地管理体制，依法明确社会各方职资，实现无缝隙服务。二是建立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建立和完善优质服务新机制，优化流动人口享受居民化服务。四是建立科学务实的考核评估制度，促进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上水平。

最后，解放思想贵在推进工作，推进工作必须更新观念。一要以新观念催生新思路。只有观念超前，工作才能领先。要实现人口计生事业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思想和观念上先期跨越，必须学会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从外向里看、从里向外看，真正破除旧思想、立起新观念。用求实的态度看待问题，用辩证的思维审视成绩，用时代的眼光观察形势，用崭新的姿态真抓实干。二要以新目标牵引新思路。以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信息、智力、典型、人才、社会、科技资源为我所用，以新的面貌、新的干劲为实现人口计生事业的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形成人人想发展、个个谋事业、层层抓落实的新局面。三要以新举措实现新思路。在蓬勃发展的大势面前，如果沉湎于已往成绩而不思发展，就会在百舸争流的大潮中被淘汰出局。因此，要按照“大思路，小切入”的原则，在解决事关全局的问题上拿出新方略，在解决老大难问题上探索新招法，在提高整体工作水平上趟出新路子，在激发工作热情上建立新办法，在服务保障上挖掘新潜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开发新资源，在加强基层建设上寻求新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培养新典型，真正以新的举措推动人口计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篇：从“某县计划生育政策”看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从“某县计划生育政策”看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 【摘要】：

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明显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在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政策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其行为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导致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

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力度；计划生育；

 【案例】：

某县新任领导为挣脱长期以来背负着的“计划生育落后”的帽子,积极推行其 “计划生育高额罚款”的新政策。具体的新政措施如下：针对不同超生数量的情况而定的不同等级的罚款处理。另还附加了对工作人员进行“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用来解决基层工作的艰巨性而带来的经费不足、及工作人员的消极情绪等问题。

而在两年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个本是为有效控制县中的人口数量的政策，却没有达到县政府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不但没被解决，结果却是愈演愈烈。具体又包括：一方面，县中的村民宁愿缴高额罚金（甚至举债超生）来买超生的权利，并认为这是种理所当然的事了；而另一面，县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人员将这种罚款当作创收的途径，对超生现象乐此不疲。

 【背景透视】：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积极贯彻由国务院领导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规定，“各地方政府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其所管辖区域内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并合法的受法律保护”。因此，案例中县政府为落实上级任务而制定具体的政策实施办法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县政府在制订执行政策措施这一方面是由法律基础作为保证的。那么作为政策服务对象，该县村民为何如此钟情于超生？也是有其情感原因的。由于此县长期以来的落后封闭，导致人们的思想无法与外界交流而造成其顽固的传统观念以根深蒂固，意识僵化。

而当村民们的这种“多子多富、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群众思想与县政府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发生冲突时，自然造成了双方利益的矛盾，甚至陷入不可解决的难堪状况。事实上，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过程，更是双方的一种利益博弈的较量。只有双方都满足就可以达到平衡状态。若双方都不妥协退让时，就导致问题的无法解决，造成公共政策难以有效地被执

行这一现象。

 【分析成因】 ：

一、政策目标与政策执行手段冲突

公共政策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是政策主体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手段作用于政策对象，使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的实践过程。可见，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手段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原因之一。

目标，即行动方向，具有导向性与规范性作用。同样，在政策科学当中政策的执行更是不能缺少政策目标的引导。可以说政策目标就是政策之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若目标偏差或不明，都将公共政策的执行导致失败。

在目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某些渠道来执行政策，它是指执行机关人员为实现一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贯彻落实一系列措施和方法的总和，即公共政策执行手段。执行手段有很多种，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及技术手段。多种手段的恰当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力的大小和效果。

在本案例中，通过采用“罚款机制”这一经济利诱手段，迫使许多工作人员把村民的超生看作自己的创收途径。虽然加强了他们的经济意识，但无形中他们已经被金钱化、物质化了，这不得不使大多数工作人员只能向金钱利益低头。此案例中政策目的本是为了减少超生数量，而通过不适当的“罚款提成”的执行手段，使结果相反方向发展，越办越糟糕。

二、“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政策执行偏差

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明显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在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政策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其行为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导致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

在此县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由于考虑到私己的特殊动机，使得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县政府的这种做法纯属挂羊头卖狗肉的替代式政策执行，即执行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用自己的一套政策代替既定政策，对于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充分利用。

三、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欠缺，道德欠考察

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并存的。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就赋予了人们多重的社会角色。然而，当私立与公立发生冲突时，作为行政主体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追求国家利益，这是公务员最起码应该具备的公务特性。

相反，在案例中的县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为民众派有的使命感，仅仅凭着手中人民授予他的权力私用。在利益因素、心理因素的考验下，他失败了。

四、作为政策执行对象的人们的传统观念太重，太愚昧，其思想观念严重被束缚。

这是长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的，贫穷、封闭让他们不开化，导致他们顽强的从不退化的传统思想和利益取向。因此，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宣传，提高他们接受政策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加强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取向分析，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五、封闭的环境不利于人们接受新鲜食粮

任何案例都是处于一定的客观系统当中，有其自身特有的社会背景。置身于环境当中自然受环境的影响并改变着环境。

在此县，由于没有一个沟通交流机制让大家被驱使着思考一些事情。大家的思想还很封闭，未得到完全发展。只有置身于社会互动的环境下，才能让人开拓，接受新事物，不断地丰富自己且更易于接受开放先进的思想理念。

六、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 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目前, 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3)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 “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5 ]。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公共政策对利益的分配,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四个环节: 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的利益结构, 促进整个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因此, 它适用于全社会, 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 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 甚至损害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 以致目标群体难以认同和接受这些政策, 进而对政策的执行产生消极情绪和抵触。同时, 政治决策者和市场决策者一样, 也是理性的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在政治环境中, 犹如在市场环境中一样, 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人们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也表明, 人们是在利益的推动下去实施政策行为的。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私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政策执行偏误的现实可能性。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上级政府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下级政府以及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的广大利益主体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

在一个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中, 在法定的权限和正当的利益范围内, 官僚们在制定政策时, 由于受自利动机的驱使, 往往会尽可能地在公共政策中体现、维持、实现、扩大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种自身的利益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 不至于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相反, 如果在一个制度不完善, 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下, 官僚的自利性往往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而发生膨胀, 他们就会通过所掌控的公共权力, 通过公共政策这一“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手段进行“政策寻租”, 把公共政策变成赤裸裸的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

 【解决办法】：

一、建立公共政策监督机制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奥斯特罗姆指出：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已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恪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因此，有了行为规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安全监督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及时跟踪、评估，强化控制。并加强了廉政建设。

二、引入竞争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之“政府中的个人也是经纪人，都天生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政府机制并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他们常常以公仆的角色自居却不能公开追求自身的经

济利益，因此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限制，从而迫使一些公职人员的寻租行为和心理倾向的产生。因此要结合竞争和奖励机制，比如公开选拔、考试等。

 【参考文献】 ：

[1] 李成智编著：《公共政策》，团结出版社，2000年8月。

[2] 曾纪茂等主编：《公共政策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

[3] 朱崇实等著：《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

[4] 胡宁生著：《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5]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创刊15年学术论文引文分析,2007年7月。

第四篇：从解决民生问题看促进社会和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党的十六大以来，一项项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传递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生是根本。今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人们看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制，集中解决各类民生问题，让全体人民更多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党和政府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三难”呼声到“惠民”之举

今年初，新华网一项调查显示，“解决看病难”居于百姓关注度首位。与此同时，“解决低收入群众住房难”和“解决上学难”也位居百姓关注度前列。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将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为“新的民生三大难”。

这“三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既反映了百姓生活的难题，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难点。然而，难度越大，攻坚的力度越大。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财政向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领域明显倾斜。

近年来，全国财政仅用于卫生投入的增幅年均就在20%以上。同时，国家努力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弥合城乡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在一些地方积极试行医药分开等改革，加快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着力构建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长效机制。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已覆盖4亿多农民，而全国患者人均住院费首次呈现负增长。

为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免除了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使得农村1.5亿中小学生的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

为稳定房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其核心是优化住房结构，大力发展中小户型的普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8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十一五”期末，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有关专家预测，未来几年，政府调控重点将转向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加快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通过提升保障类住房供应比例，圆中低收入家庭“安居梦”。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十六大以来，人们突出感受到，党和政府工作的一大亮点是，将与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事”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2004年初，教育乱收费、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公路收费三乱、城镇居民拆迁、征用农民土地等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首次写进了中央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充分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统筹城乡支农惠农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快速发展之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次“战略提升”，那么，十六大以来，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主要内容的体制转变，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次“战略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初期，亿万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数万亿元的积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各国工业化初期都是农业给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积累，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两个趋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标志着党的“三农”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纵观十六大以来中央出台的4个一号文件，从促进农民增收到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发展现代农业，都直指“三农”问题的薄弱环节，逐步形成了惠农政策新框架。

目前，“三农”发展出现重要转机，但建立在二元结构基础上的旧体制尚未改变，涉农户籍、就业、财政、社保等方面的改革总体上仍然滞后。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能否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扩大就业促进和谐

今年，应聘人潮挤破招聘会玻璃门的“壮观”场面少见了，但谈起就业形势，“严峻”二字仍挥之不去。来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分析指出，2007年下岗人员数量会有所下降，但就业总量压力持续不减。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就业问题的新政策。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战略决策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社会地位，为民营经济支持就业扫清了所有制方面的障碍。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服务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为扩大劳动力市场需求开辟了更宽广的空间。

在四川成都金牛区，一批下岗职工在新政策的推动下顺利找到了工作。因为国家规定，当年招收下岗失业人员达职工总数30%以上的新办服务型企业，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所得税。而各地推出的多种人性化就业服务措施，解决了无数大学毕业生和“零就业”家庭的困难。

5年来，劳动力流动和居住管理政策日渐宽松。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户口已不再是职业选择、享受公共服务、旅行、购物购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障碍，就业市场的活力进一步得到释放。

从2003年开始，就业率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促进就业、再就业，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已被列为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劳动保障部一位专家指出，这标志着政府工作的一大转变，从以往注重经济增长为主转为向注重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并重。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社会就业总量不断扩大，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控制在4.3%以内。

今年3月下旬，就业促进法草案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就业促进法的制定，我国将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然而，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问题。要改变就业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局面，任重而道远。专家建议，应进一步确立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加强政府对就业的宏观调控。

“扩面提质”破解社保难题

王凤珠是哈尔滨市哈成酱菜厂的下岗职工，自13年前这家区属集体企业停产后，她就一直靠养猪为生。由于相关政策不健全，她一直无法参加社保。近年来黑龙江省为解决集体企业职工的养老问题，调整了相关政策，王凤珠补缴了养老保险费，在银行每个月领取400多元的养老金。

长期以来，GDP、出口创汇等经济指标的增长，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政绩。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前进，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浮现。尤其是社会保障长期“面小量少”，成了经济增长的“漏斗区”。

社保制度被称为社会发展的“稳压器”。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显示，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广覆盖、低标准”城乡低保入手，健全社保体制，营造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坡效应”。

十六大以来，各级政府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并为此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大胆探索。最突出的成就是，社保参保人群不断增多，覆盖面不断扩大。民政部有关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增幅均在千万人以上。2007年中央财政又安排社会保障支出2019亿元，比上年增加247亿元。

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农村社保体系已经“破茧”，无数农民破天荒头一回拿到了养老金，报销了医药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新亮点。

近年来，上海等地出现的社保大案，也凸显出社保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些问题已引起主管部门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关专家认为，社保基金数额巨大，一方面要确保专款专用，安全使用；另一方面也要促其保值增值，使社保基金真正发挥社会“稳压器”的作用。

顺应民意调节分配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而居民收入差距却持续拉大，收入分配不公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2005年，城乡收入差距已达3.22：1。贫富差距直接影响着改革进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敏锐地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并且第一次明确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小康社会的分配格局勾画出了基本轮廓和框架。

此后，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限制垄断行业薪酬的举措得到广大百姓拥护。2006年，在政府和舆论的共同推动下，电力、公交等部门停止对内部职工的各种优惠。年末，劳动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限制收入过高行业工资上浮比率，从而掀起了一场“减薪风暴”。

今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对调节收入分配提出了更加全面、明确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思路。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说，收入差距扩大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而处于社会全面转型阶段的中国，还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制体系不健全、财税制度不完善、社保水平较低等诸多困难，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绝非易事。

人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相信未来5年，党和国家将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化解分配不公。到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个目标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

第五篇：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发展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发展

日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产业被重点提及，其发展也备受关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指出，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依然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且文化产业将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及经济硬实力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工作报告所涉及到的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看，文化产业将继续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国家将继续加大政府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国家将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创造文化品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政府工作报告不但在宏观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指导，还在具体地提及了重点发展的文化行业子行业。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及体育产业等文化子产业被具体提及。从09年年末开始，文化产业相继出台了扶持新闻出版产业、电影产业及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三方面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这三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有所侧重，而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这三个产业，可以说是对这三个产业被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发展的肯定。此外，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在GDP中的占比达到近3%，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2亿，同比增长43%，从产业的规模和增速上看，重点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体育等产业，契合实际。

蔡灵还指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做到了宏观与重点的结合，即要求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也要求突出重点子产业的发展，有条件、有实力的产业应充分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并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平衡状态。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GDP占比达到近3%，新闻出版产业对文化产业总产值在GDP中占比的进一步提高有显著贡献。

2010-03-09来源： 和讯网